中国企业的市场营销经历了三个各具特点的历史阶段

第一篇：中国企业的市场营销经历了三个各具特点的历史阶段

中国企业的市场营销经历了三个各具特点的历史阶段

自从70年代末，现代营销理论传入中国以来，中国企业的市场营销经历了三个各具特点的历史阶段。

第一阶段是导入与传播阶段，其主要的标志性事件有两个：

一是由设在大连工学院（现大连理工大学）的企业管理培训中心，开设了市场营销师资培训课程，大约在3年多的时间内，由美国的营销学教授介绍了系统的现代营销理论，培训了上百名中国商校营销学教师，这些老师以后都陆续成为全国各高等院校第一批的营销学教师，对现代营销理论导入中国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二是由香港中文大学高等学院发起的全国范围的营销学演讲。在80年代初，众多的归国学者、港澳台教授和国内老一辈营销学家，向各类企业进行了上千次的演讲，广泛地宣传普及现代营销理论，有力地促进了现代营销理论在中国的传播。这个阶段从70年代末开始一直到80年代中期历时近五年，可以称为现代营销的导入阶段。

第二阶段是从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10年左右时间，是现代营销在中国广泛应用的阶段。这个阶段的特征有三个：

一是各高校普遍设立了营销学专业，有本科专业、硕士专业和博士专业。

二是在各地普遍建立了市场营销的社会团体、并在此基础上开展了．各种形式的企业服务，如市场调研、营销策划、公关设计等，不仅有力地推动了现代营销理论的广泛传播，而且还有力地促进了现代营销在中国的应用。

三是出版了一大批现代营销的教材，据不完全统计，在这个阶段出版的教材约为80多种，在中国形成了一股普及、推广现代营销的激流，尽管这些教材水平参差不一，难免鱼目混珠，但总体上还是发挥了很大作用的，至少它们在满足高等院校营销学教学需要的同时，还适应各类成人教育和干部职工培训，在推广应用上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第三阶段是90年代中期以来的5年，这是现代营销理论在中国的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现代营销理论在三方面有了很大发展。首先是在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市场营销上有了很大发展。这主要表现在，由中国市场学会主办的《市场营销导刊》所发表的文章中，涌现了一系列分析和讨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企业营销管理，探讨与研究一些取得了市场营销主动权，成为市场主导者的中国企业成功经验的专家。这些专家，有的水平很高，不仅受到国内营销学界的好评，而且受到国外市场学家的瞩目。尤其是90年代中期，世界各行业的大企业纷纷进入中国市场，中国市场呈现世界级竞争后，一些优秀的中国企业如长虹、海尔、小天鹅等公司的杰出表现更是受到各方人士的关注，他们的成功经验已经不在局限于中国市场，而且也走出了国界，对国际市场营销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其次是表现在高层营销人才的培养上，以工商管理硕士（MBA）为代表的高级专门人才的培养，在这时兴起了一个新高潮，其中以市场营销为研究方向的MBA，尤其受到企业界的欢迎。这些学生大多来自工商企业管理的第一线。具有丰富的管理实践经验，在一些著名的高校经过系统的、实务性的训练后，他们不仅在理论上是先进的，而且在实务技能上是超群的。现在各大公司都吸纳了一批MBA毕业生，在发展现代营销管理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再次是在探索营销新理论上，中国的营销学界开始和世界接轨，一方面是大量出版了最新版本的美国营销学的各种原版著作和翻译了其中具有深刻影响的代表作，另一方面中国营销学家也开始研究与探讨面向21世纪的营销新理论，如中国高校市场学研究会出版的《绿色营销》，又如“派力营销思想库”出版的系列营销专著等。这些营销学专著超越了教材单纯介绍现代营销理论的做法，开始走向具有个性的营销学理论研究。由于这些专著对营销问题提出了尖锐的并带有前瞻性的学术观点，因此，十分自然地受到了企业界与学术界的高度重视，从而也标志着中国的市场营销已经进入一个新的领域，即系统地、创造性研究现代营销理论，为世界营销学的发展做出中国营销学家贡献的阶段。

第二篇：中国法治已经经历了怎样的历史阶段

中国法治已经经历了怎样的历史阶段？

答：

（一）准备（1978——1993年）

我国法治建设开始准备的时间，也许可以定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也许可以定在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或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应当确定在1978年3月我国1978年宪法的公布。因为法治准备的开始应当以足以代表法治萌动的根本性法律的产生作为标志。1978年宪法明确了我国新时期的总任务是实现四个现代化，强调了必须发杨社会主义民主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1978年宪法的这一特征，不能表明其已经开始了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但是它为社会主义法治作出了经济、政治、法制三方面的准备。

随后，到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社会主义法治的准备得到了党的政策的升华。这次会议制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路线，果断地停止了“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提出了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和加强社会主义民主的方针。中共党史誉之为“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伟大起点”。这交会议使社会主义的准备阶段被进一步确立。

1982年宪法及其1988年宪法修正案就是这一准备阶段法治发展状况的标志。从经济制度的角度看，它为市场经济的提出及其法治建设进行着准备。这部宪法它从根本大法的角度确立了这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规定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特征为，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形式并存。与此相适应，它还具体确认了城乡劳动者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和外资经济在这国经济体制在的一位和作用。从政治制度的角度看，它也为市场经济的提出及其法治建设进行着准备。这部宪法扩大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职权与组织，加强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赋予了省级人大及其常设机构的地方性法规制定权；规定了国家领导人的任期制和限任制，等等。

从1978年 3月开始准备，到1993年开始起步，中国社会主义法治的准备阶段历时15年整。

（二）起步（1993——2010年）

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起步点在哪里，也许可以将其确定在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也许可以将其确定在1993年 3月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的产生。将其确定在1993年 3月的宪法修正案公布为宜。因为没有这一修正案，中国社会还不能说就开始了真正的法治——市场经济下的法治建设。这一修正案将宪法原有第15条关于计划经济的规定，修改为“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加强经济立法，完善宏观调控”，“国家作法禁止任何组织或个人扰乱社会经济秩序”。从而启动了中国市场经济及其发展中的法治建设。1993年11月中国共产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议》从党的政策上进一步深化了上述宪法修正案。它明确提出要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高度重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的法制建设。它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与完善，必须有完备的法制来规范和保障。要高度重视法制建设，做到改革开放与法制建设的统一，学会运用法律手段管理经济。法制建设的目标是：遵循宪法规定的原则，加快经济立法，进一步完善民商法律、刑事法律、有关国家机构和行政管理方面的法律，本世纪末初步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律体系；改革、完善司法制度和行政执法机制，提高司法和行政执法水平；建立健全执法监督机制和法律服务机构，深入开展法制教育，提高全社会的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

在法治建设起步后的1996年，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制定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明确指出，到下世纪初要初步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中国共产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又再一次肯定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社会理想。党的国家领导人认识到并明确指出：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是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方针（见《人民日报》1996年2月9日）。法治的目标意义更加突出。

（三）形成及其完善（2010年——）

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将于何时形成，这是中国法学和法律工作者乃至整个中国社会都十分关心的重要问题之一。要确定其形成的时间表，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要列出绝对准确的时间表甚至根本就不可能。因为法治发展的进程要受多种因素的制约。一个偶然的重大因素甚至可以使法治发展受阻或搁浅。2010年这一时间，是以我国目前的法治状况、可能的正常速度、市场经济发展预期进程，以及我们党和国家的社会发展目标来确定的。实际上只能说是一个计划中的时间表，其实际状况如何，还有待历史发展予以说明。

社会主义法治形成以后，还有一个长期的发展完善过程。这个过程与社会主义社会并存，并在社会主义社会在不断重复“从相对的不完善到新的再完善”的过程，直至发展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最高阶段——共产主义社会的全面建立。随着共产主义社会的来临，社会主义法治也就辉煌而终。

问：我国要建立法治国家，请问法治国家有何特征？

答：

一、法律至上：我国法治国家的理性原则

法律至上是法学界熟知的原则和口号，但由于种种原因，人们对它的误解、岐见长期困扰着我们。使我们难以名正言顺地提出和倡导法律至上的原则。现实中，也还有种种影响我们实行法律至上的原则。

法律至上是人类法治发展进程中提出的重要口号和基本原则之一。其意在强调法律在整个社会规范体系中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其他任何社会规范都不能否定法律的效力或与法律相冲突。

有的人认为，法律至上就是对权力的否定。因此，有的人歌颂它，有的人否定它。其实，法律至上并不是对权力的简单否定。从法律对权力的依赖关系上讲，法律是权力的产物，没有权力，绝无法律的产生和存在可言法学理论和法律实践都说明，没有权力，就没有法律的产生包括制定或认可，也没有法律的存在和被贯彻实施。权力始终是法律得以存在的依据。在法律产生和存在的意义上，没有法律至上的问题。法律既不可能超越社会物质生活条件、超越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和人类进步的实际状况，也不可能逾越或凌驾于一切权力之上。然而撇开这一意义，法律与法律社会的各种权力之间的关系就不再简单的是一个权力高于法律的问题。甚至恰恰相反，任何权力的获得和行使都应当具有法律上的依据。法律相对于权力应当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即使是法律的制定和法律的实施也都概莫能外。因为，除一些通过革命而建立的新政权的最初立法外，任何立法都得遵守法律的规定，即使是革命政权最初的立法，虽然不必遵守旧时代既有的法律规定，但是也还得遵守法的规律，遵照立法的原理乃至法的原理，而不能完全随心所欲。

有的人认为，在社会主义国家强调法律至上就会否定党的领导。这种认识是错误的，法律至上不是对党的领导的否定。首先我们必须清楚，我国的执政党是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一直并将继续处于领导的地位。我国法律的制定，即立法，是党的领导下通过立法机关和立法程序进行的。我们的执法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执法机关进行的。执法机关中，有着我们完善的党的组织和大量的党的干部。法律至上是以他们对于党领导下制定的法律的无限忠诚作为前提和保障的。其次，我们党是大公无私的党，它以人民的利益作为自己的利益，而社会主义法正是人民意志的体现，坚持法律至上实际上也是坚持了“人民意志至上”，也就是坚持了党的领导。从世界各国的法治实践来看，一国法治的成败，关键在于其法律制度的状况以及是否能将该法律制度有效地贯彻实施。前者往往与一国的正常制度紧密联系，而后者关键在于有无一套良好的法律实施机制，确保该法被良好施行。法律至上根本就不会动摇党的领导。尤其是在党风不正、社会风气异常的情况下，强调法律至上，无疑有助于法律的良好施行和党风和社会风气的改善。

有的人认为，法律至上会导致对道德作用的否定。这是对法律与道德关系的误解。首先，法律与道德是两个相互联系而又相互独立的社会规范体系。它们在并不完全相同的领域发挥着各自的作用，肯定法律的作用并不等于否定道德的作用；其次，法律至上并不等于法律万能。只能由道德调整的问题也不能因法律至上而改由法律取而代之。再次，任何法律都以一定的道德准则作为自己的社会基础并在一定程度上引导道德的发展，法律至上不仅不会否定道德，甚至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道德的完善和发展，所以切不可将法律至上与道德作用对立起来，以为法律至上会否定道德的意义。

有的人认为，法律至上会导致对经济决定作有的忽视或否定。法律至上与经济决定法律是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首先法律是社会规范，经济并不是社会规范。其次，经济决定法律是从法律的本源上讲的。在终极的意义上法律始终是被经济所决定并为经济服务的。但是离开这一意义，法律对具体的经济关系和经济活动来说，显然就不再是从属的。一切具体的经济关系和经济活动也都得遵守法律的规定，符合法律的要求。否则就可能导致违法甚至犯罪行为的发生。法律至上是在经济决定法律的基础上对法律的地位的概括和期望，它与经济决定法律并不矛盾。

我国实行法律至上，问题远远不仅限于认识方面。实际的障碍甚至更难克服。事实上，与法律至上冲突的，还有社会生活中的权力至上，金钱至上，等等。

总之，在我国目前，法律至上问题上还有种种严重误解和现实障碍，消除这些误解和障碍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建设法治国家的过程也就是消除这些误解和克服这些障碍的过程。未来的法治国家必然是法律至上的国家。

二、立法民主：我国法治国家的首要环节

立法民主是民主的主要内容。在法治国家更是必不可少的重要方面。历史发展已经清楚地说明，现代的法治国家要求立法、执法、守法、法律监督的全面法治化。而所有这些都是以立法的民主作为首要条件的。立法的民主为法治国家奠定制度基础，它是法治状态的制度框架或理论格局。从一定意义上讲，可以说法治国家的立法是立法者们对一国法治状况的预想的制度化，是一幅幅具有国家权威性的法治蓝图。执法、守法、法律监督无非是各尽其能地将其现实化而已。民主的立法被良好地实现了，这样的国家才可能是法治国家。民主的立法无法实现，法治国家就成为泡影；如果没有民主的立法，法治国家就毫无希望与可能。

立法民主中最首要的是立法的目的民主，其次是立法的内容民主，再次是立法的程序民主。立法目的民主与否，直接关系着立法的民主与否。一个为专制、集权目的而制定的法律是绝无民主可言的。无论这个法律的名称、形式多么民主，其结果必然是反民主的。其内容在有时也会表现得民主甚至很民主，但它往往都是在一方面赋予民主，在另一方面否定民主；在此处确认民主，在彼处否定民主。在总则中赋予民主，在分则中剥夺民主；在字面上确认民主，在行动中否定民主。仅有的些许“民主”实际上是不民主。有了目的的民主，立法的民主才可能成为现实。立法内容的民主是立法民主的核心内容。立法民主在根本上还是就其内容而言的。立法内容的民主是在民主的立法目的的指导之下的。没有内容的民主，立法的民主就会成为空谈。同时立法内容的民主是以立法程序的民主来保障的，没有立法程序的民主就没有立法内容的民主。立法程序的民主似乎并无多大的意义。其实不然，因为就权力的倾向来看，任何权力要完全、自觉地以民主为依归，是不可能的。立法程序的民主实际上是立法民主的条件和保障。

如何实现立法民主？首先，立法机关组成人员——人民代表应当是民主产生的。为此我们应当不断尽可能地扩大直选的范围，使人民代表的选举更多地体现人民的意愿，由人民在更大的范围上自主地选择国家和社会管理者。其次，立法机关的成员应具有代表人民行使民主权利的能力。他们不应是简单的英雄模范，他们具有必要的法律知识和参政能力。否则，即使他们是英雄模范，可以给予他们很高的荣誉和奖赏，但也不能由其担任人民代表，因为他们由于水平和能力的限制也难以完成人民代表的使命。再次，立法机关的立法活动应当是民主的。这里的民主应是“多数人决定”的意思。其过程应能让其成员充分行使民主权利，确保民主的结果是通过民主的过程作出的，必要时，可以扩大范围在立法机关的主持之下，在立法机关之外的人民群众中广泛征求意见。最后，立法的内容应是民主的。它是立法民主的核心内容，前面三个方面的民主在一定意义上都是为立法内容的民主服务的。为了确保立法民主，我们还要设定一套良好的立法校正程序，使错误的法律有得以校正的可能。

立法民主一直是法治国家的立法实践。民主的进步有一个渐进的过程。立法民主的发展如同整个民主一样，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未来的法治发展就是要不断扩大立法民主，发展立法民主，为法治国家的建立奠定制度基础，并作为法治国家的重要特征而被长期坚持。

三、法治完备：我国法治国家的形式要件

法律制度的完备是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得以建立的必要条件和重要表征之一。在中国，法制完备对于法治国家的建立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首先是因为，中国是一个长期实行成文法并以成文法为主的国家，有着重视法律制度的历史传统，要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须注意到中国的这一历史传统，把法律制度建设摆到应有的位置。其次是因为，中国是一个长期实行中央集权的国家，有着从上与崇上的文化传统。而法律制度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尤其是从近代以来，逐步成为了“上”意（并不一定违反民意，有时也与民意一致）的表现，因此从上与崇上的心态，对于强调法律制度具有重要意义。着重法制建设，在整个法治国家的建设中的地位不容低估。再次是因为，法律制度具有确定性、明确性的特点，便于人们掌握与运用，可以在一定范围内防止法治国家建设中因误解而发生偏差，有利于法治国家建设的有效进行。最后是因为，法律制度是法制建设的首要环节，没有法律制度就不可能谈及执法、司法、守法、法律监督，乃至更多的方面。法制是法治建设的最基本方面与重要内容。

法制完备表现为法律制度的类别齐全、规范系统而无一遗漏。凡是法律制度所应调整的，均应有相应的法律制度调整凡是由法律制度调整的，均应有恰当的法律制度调整，不同领域的法律制度应当相互衔接，并有机协调；法律制度在执行、遵守、监督中的任何问题均能在法律制度中获得解决的途径；法制有一个调节机制，能作出适应客观需要的相应反映，能进行有效的自我修正。

法制完备本身就是一个过程，我国法律制度建设一直欠帐太多。法制的基本建设尚未完成，体制改革、对外开庭和市场经济中的许多法律问题又大量产生。通过一定的立法积累，解决了许多问题。但往往是旧的问题尚未能彻底解决新的问题又已产生。因此，法制不完备的问题还很严重，很多问题还于法无据。无法可依还是法制建设的一大问题。建设法治国家，法制完备应当是最基本而最首要的方面。

四、司法公正：我国法治国家的基本要求

司法历来都以公正作为自己的理想。在法治国家建设中，司法公正具有更重要的意义。首先，司法公正是司法的最本质要求。司法就是要公正地解决一定社会矛盾及其相应的法律冲突。它是国家这一公共权力因冲突着的各方无法自主地解决纠纷，而为其设定的由国家专门机关予以裁决的纠纷解决机制。冲突着的双方都存在着利益的差异或分歧。如果依其任何一方单方面的意愿裁决，都可能导致裁决的不公正。如果裁决不公正，首先就不可能平息纠纷，甚至可能使矛盾更加激烈，司法的目的就不可能得以实现，也就违反了司法应有的本质。其次，司法公正是司法赢得群众的最基本保证。司法权力是国家权力的构成部分，它的直接来源是国家权力的分配与赋予；它的最终来源则是民众权力的让渡。司法权力最终来自人民，一是从国家权力来自人民的意义上讲的，二是从司法机关官员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的意义上讲的，司法机关的设立在历史缘起上，是人民愿意将其所涉及的纠纷交其裁决的共同意愿，当然包含着大多数民众对其的信赖。司法机关的继续存在，也离不开人民的继续信赖和支持。司法机关能够始终赢得群众，获得人民支持的根本，就有一个是否有着司法公正的问题。可以说司法公正是司法机关赢得人民的最基本、最主要的所在。再次，司法公正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其一，现代社会的快速发展给司法工作提出了大幅度提高裁决效率的要求。而司法公正即能简省诉讼程序，许多案件都可以通过一审终结，较快地解决纠纷，否则就必然会导致二审甚至再审程序发生，既不利于司法机关司法工作的顺利进行，更不利于人民群众日益加快频率的社会生活。其二，司法公正是一个随着时代不断发展的概念，其内涵与外延在不同时代或不同历史时期都会有所差异，因此对司法公正的认识也应有一个随历史发展而进步的问题。现代中国正处于伟大的变革年代，除旧布新成为时代的进行曲，只有随着时代进步的司法公正，才可能适应社会的发展要求。公正，是很难把握的。因为公正有一个令人头疼的二律背反。一方面，“公正”应当是多数人的共同认识，否则，就不叫公正。另一方面“公正”又在每一个人那里有不完全相同的认识，难以得到公认。但公正也不是不可着摸。实际上，司法公正一直受到来自两个方面的检验。一是司法是否合于法的公正规定；二是司法是否合于民众的公正要求。

符合法律规定的公正，是司法公正的首要方面。公正之“正”不是“私正”，只有少数人或者个别人所认为的“正”绝非“公正”之配音。立法应能体现社会民众的意愿，反映绝大多数人的意志，甚至应能反映全体人民的意志。多数人的意志也就包含了多数人的公正观念和公正要求。在这个前提成立的情况下，司法公正首先所强调的就是“司法合法”。在这里“合法”即合于多数人在法律上所表现和要求的公正。这种“正”具有“公”的规定性，“公”应当是司法“正”的客观尺度。当然如果“法”本身就不是“民意”（在这里或称“公意”）的体现，司法公正以“司法合法”作为目标又另当别论了。

符合民众要求的公正，是司法公正的主要内容。这里“正”不仅是法律意义上，甚至也有一定的社会普遍性。即司法要能获得公众的认可，使大众信服。司法如果不具有这种力量，其社会影响是很难如愿以偿的。当然这里的“众”有一个“量”的问题；众人之“正”有一个正确与否的问题。什么是社会的普遍公正观念，是很难把握的，但它又是客观存在的，而且一旦违反了它，违反者就会遭致社会的反对或否定。司法也同样如此。司法的公正不论其在法律上的状况如何，如果它遭到人们观念上的反对或否定，那么它在实施上就难以如愿以偿。这种违反社会公正观念的司法不论其在理论上或法律上是否正确都会受到社会的抵触和反对。极端时，人们甚至会故意地挑衅法律，以示自己对自己所认定的公正的一种忠诚和维护。合法公正与合民公正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一致的。但也有不一致的时候。一旦这种情况发生，其原因一是法律确定的公正有问题，或许是这种法律公正在其制定时就不公正，或许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原本公正的法律已经变得不公正了。二是社会民众的公正认识出了问题。把不公正当作了公正，把公正当作了不公正。在第一种情况发生时，我们就应修正法律。这种修正包括着对法律进行修改，以便以后的类似情况能得到真正的公正；也包括着为法律不公正的特例设定特别的个案修正程序，最大限度地防止不公正裁决的发生。在第二种情况发生时，我们首先得看民众的数量，这种民众如果占绝大多数，那么，就说明我们的法律还未能反映民众的现时意愿，立法的民主就可能有问题。就应检省立法，并通过民主和法治的途径修正法律；如果这种民众并不占绝大多数，那么法律并不会迁就少数人的歧见，但是，这也就有一个教育少数人的问题。

司法不公，是非法治国家的重大社会问题。我国历史和现实中所存在的司法不公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在市场经济冲击下，司法不公不但未能克服，甚至表现得更加严重。这是法治国家决不能允许的。法治国家建设必须确保司法公正。

五、制约权力：我国法治国家的重要标志

权力的根据并不在权力本身。权力的根据在于民众对权力的赋予以及民众对权国行使的认可。所谓选举、推举，不过是权国获得的过程而已。站在民众的角度，权力是一种赋予，站在权力获得者的角度，权国就是一种获得。赋予与获得是权力产生过程的两个方面。由于权力赋予与获得的过程不可能让所有的人都参与，甚至绝大多数人都无法直接参与，因此，怎么保证权力的赋予与获得是正当的，就成为了一个十分困难的问题，于是就有一个对权力赋予与获得过程的监督问题。如果权力赋予与权力获得的过程没有严格的程序保证，就无法保障这一过程是正当的，就无法保障权力赋予者和获得者在这一过程中的行为并未违反公众的意愿，甚至一定是公众意志的反映。法律正是人民监督权力赋予、获得的工具，而且是最重要的工具。权力能够在人民的依法监督之下依法赋予、获得，也就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法治。权力一旦摆脱法律的羁绊，权力的赋予与获得就会演变为非法。

任何国家权力无不是以民众的权力让渡与公共认可作为前提的。如果能够如此，我们即说该权力的获得与行使是正当的，否则该权力存在的合理性就有问题，该权力的任何行使都无法具有合理性。制约权力，在逻辑上主要的应当是制约权力的行使。然而仅仅依靠对权力的行使进行制约也就很难达到制约权力的目的，于是制约权力的获得也就进一步为人们所重视。制约权力也就不仅是指对权力行使的制约，而且包括对权力获得的制约。

权力获得与权力行使，总是少数人的事情。权力的获得是在少数人中进行的，权力行使，更不可能由每一个人来完成。它必须由公众依靠一定的程序认可的人代为进行，那么这些由公众认可而行使管理社会权力的人，其行为是否是以公众利益为目的的，如何保证他们记过为公众的利益而工作，这就使对权力获得者的监督或制约显得心不可少。权力往往都是由拥有权力的个人行使的。独立存在的每一个个体都是有自己独立思维和相对利益的，权力拥有者在总体上都有一种背离集体或公众的倾向。对他们的制约就成为了必要的。在制约机制中，最有效的制约手段当然中法律制度。这是由两个主要因素决定的。一是任何权力的行使一般地都是以法律制度作为根据的，并以法律制度作为权力行使的荡式与轨迹；二是在制约权力的规范中惟有法律具有国家强制力做保证，并具有公认公知的特点。

能否用法律制度有效而科学地制约权力，是一个社会管理状况的评价标准之一，也是一个社会制度优越程度的标志。在人类的历史发展的长河中，社会主义社会理应是最好的社会制度，其对权力赋予和权力行使的制约理应成为人类历史发展中的典范。在我国这个具有长期专制和集权历史与惯性的国度，强调对权力的制约强调权力的依法行使就具有特别的意义。制约权力在世界各国的法治化历程中的意义，已经为历史发展所证明，在中国建设法治国家的征程中，仍是我们所不可忽略，而必须予以特别关注并为之努力的重要方面。

在我国历史和现实中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权力高于一切，权力无所不能，权力难以制约。在我国权力制约上最为严重的问题包括：权力过度集中而未能很好分权，权力监督有法律规定而极度不完善，权力监督有一定途径但受体制局限，权力监督有一定效果但未切实进行。未来的法治国家应当是对权力实行良邓法律监督的国家。

六、保障权利：我国法治国家的法律价值

权利是法律的重要价值准则。如何对待权利，是不同类别法律的重要区别。在民主和法治的国家，权利总是被法律所强调和保护；在专制与集权的国家，权利总是被践踏和抛弃。

权利的制约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义务；二是权力。保障权利，也应当从这两个方面入手。

从义务角度看，保障权利要求首重权利，以权利的实现带动义务的履行。权利与义务是构成法律规范的两大要素。在权利与义务之间，作何种价值选择，是任何法律时代都存在的法律价值判断问题。在权利与义务的关系上有着一种错误的认识，似乎二者之间只有一种关系，学者们的认识也只有一种才是正确的。即只有权利义务一致的理论和口号才是唯一正确的。实际上这是十分偏狭的。从不同的侧面认识权利与义务之间的关系，其结论自然就有所不同。在价值意义上，我们所应提倡的是权利先导。因为权利与义务在总量上是相等的。在理论上似乎强调义务或者权利，都是一样的，都能达到二者实现的目的。然而，强调义务和强调权利的实际后果是不同的，因为每个人都有关心自我的本能。权利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具有比义务更大的号召力。因此从保障权利出发带动义务的履行，比从义务出发保障权利更加有效。首重权利的意义远非仅限于此，它还有利于社会权利的扩大和良性发展。相对于权利的义务，一是指为满足权利所需要的义务，它是由与权利人相对的义务人承担的；二是指权利人得正当行使自己的权利，即权利人正当行使自己权利的义务，它是由权利人承担的。第二类义务，即权利人正当行使权利的义务，实际上也是义务人的权利或者权利人的义务。但这两种义务都是为权利而存在的，离开权利地强调义务，就可能显得十分狭隘。从权力角度看，保障权利要求制约权力。这里的权力，是指国家权力；这里的权利主要是指民众个人或群体的权利。权力与权利有着重大的区别。首先，在终极度意义上，权利是权力的基础，权力不是权利的基础。其次，权利要由权力予以保护，权利本身往往难以自保，而权力本身却有充分的自我保护能力。第三，权利本身不具有国家强制性，对其保护要依赖权力，而权力本身就具有一定的国家强制性。权力与权利的区别就决定了权力易于膨胀，而权利难以自保。权利与权力之间，权利易于受到权力的侵犯。为了保障权利，法律就必须制约权力。权利与权力之间的关系状况反映着一定社会的民主程度。法治的首要任务就是对权力的制约，严格规范权力的范围和行使，防止权力对权利的侵犯，实际上也就是保障民主，在任何法治国家，民主总是法治的内核和精神。离开民主就没有法治，所以法治就必然要求对权力进行制约，为权利提供保障。

在我国以前和现实中，权利很难有良好的法律保障。权利除了受到权力和义务的侵犯之外，还受制度不健全、金钱作用和人际关系等方面的影响。我国目前所存在的司法腐败现象，是权利得不到有效保障的重要制约因素。而司法腐败的各种现象几乎都与制度欠缺、金钱作用和人际关系密切关联。未来的法治国家应当在司法廉正上狠下功夫，确保司法工作者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只有这样，权利才可以得到足够的法律保障。什么是法治国家？

答：法治国家是一个复杂的概念，是与专制国家相对立的，它既是指一种治国的思想体系，又是指一套治国的方式、原则和制度，还是指依法治国所形成的一国理想的社会状态。通常又分为形式意义上的法治国家和实质意义上的法治国家，前者就是依法治国，要求国家机关的一切活动都必须依据宪法和法律，后者是指良法治国，不仅要求国家机关依法活动，还要求宪法和法律必须是民主、自由、平等、正义、人权、理性、文明、秩序和效益的完美结合。

为实现实质意义上的法治国家创造条件，我们首先必须培养公民的现代法治精神，它至少包括以下几个观念：

第一、善法恶法观念：以正义为标准，我们可以这样认定，即如果一部法律以正义实现为追求，该法便是善法，舍弃了正义的标准，便是恶法。恶法不为法，人人有权予以抵抗。当一个社会中的人们普遍掌握了判别法律正义与否的标准并且具有抵抗恶法的意识，该社会的法律制度也就具有了去恶从善的内在活力，满足了实质法治的最低要求。

第二、法律至上观念：该观念要求消除特权，立法者和统治者守法，法律是全体民众的主人，不论其权力大小和地位高低；反之，如果公众心目中的认同的最高权威不是法律，而是权力或宗教信仰等其他东西，那么这个国家就肯定不是法治国家。在凡有权力高于法律的地方，法律都是随执掌权力者的意志被随意塑造的，都是人格化的，没有理性而且多变，连形式法治都不能实现。

第三、权利文化观念：天赋人权是近代启蒙思想产生以来人们追求人格独立、身份平等和行动自由的必然结果和普遍共识，而权利文化观念则是其中应有之义。它首先表明公民有权主宰国家，国家以保证公民主人地位为义务，其次还表明国家权力来源于公民通过宪法和法律同意让渡的部分权利，为公民更好地行使权利服务，如果权力行使背离保障公民的宗旨，公民有权通过法律改造之。

为实现实质意义上的法治国家创造条件，我们还必须在制定具体的宪法和法律等国家基本制度时坚持如下的现代法治原则： 第一、分权制衡原则：任何权力如果不受到控制就会走向专制和腐败，绝对的权力必然导致绝对的腐败，而控制权力的最好方法不外乎权力分立和以权制权。只有在法律上确定这样的制度和原则，才能实现权力之间的相互牵制，而不是权力破坏法律。

第二、权力与责任相统一原则：不论哪种权力主体，只要其启动了权力，就应当为其预设责任，以防止其滥用权力或不履行义务。

第三、司法独立和中立原则：司法权是一种判断权，司法的判断性要求它排除干扰与利诱，保持公正与纯洁，不偏不倚地依既定规则办事，即保持独立和中立。另外，由于司法权是国家权力中的终极性权力，它对争执的判断和处理是最后和最权威的，这必然要求它代表着社会公正，如果不能保持独立和中立，司法公正就会受到怀疑，社会公正也就荡然无存，而没有了社会公正法治国家也就不复存在。

第三篇：我国物业管理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我国物业管理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81年3月深圳市国内第一家物业公司成立至1994年3月,以房管所向物业公司转型为主题的发展,是我国物业管理的起步、探索阶段,其特点是房管所式的管理。第二阶段:从1994年至1999年,这是我国物业管理开始进入规范化大发展阶段。其特点:一是物业管理立法明显加快;二是物业管理队伍迅速壮大,到1998年底全国物业管理企业12000余家,从业人员近200万。第三阶段:1999

年至今是我国物业管理法制化和市场化建设和发展的重要时期。

全国性的标志是物业管理条例出台,国际着名物业公司进入国内,国内品牌物业公司的出现,物业管理已经成为现代化城市管理和房地产经营管理重要的组成部分和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并正在发展成为一个融管理、经营、服务为一体的覆盖全社会的经济行业。进入新世纪后,随着法律制度的健全,市场化运作的不断成熟,物业服务理念的不断深入,企业品牌的经营,高科技手段的应用,国外知名物业品牌的抢滩,物业行业将出现更为深刻、深远的变化。其结果,将使中国的物业行业趋于专业化、法制化、市场化、国际化、集团化。专业服务和专业管理、职业经理人、服务理念、高科技的应用、招投标将成为发展的五大要

素。

一、新世纪物业服务的需求决定五大要素的形成物业服务的发展是由社会的需求决定的。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经济的不断增长,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未来社会对物业服务的需求将趋于高端化、智能化、生态化、休闲化、个性化、国际化,而高科技的应用、个性化服务以及市场化发展是需求的核心。

1、高科技应用的需求

由于现代建筑技术、信息网络技术、建筑材料等技术的发展,以及未来可能产生的各种新技术,为建设更适合人们需要的物业提供了更大的可能性。这种物业本身决定了物业不能由其使用人或单个物业管理者来完成其维修保养,需要更广泛地社会分工配合,才能保证物业各个功能的正常使用,同时高科技的智能建筑必须由掌握这种技术的人去维护才能发挥其

应有作用。

由于物业行业的现状难以适应高科技的需求,必须通过改进和提升。一方面,行业自身需进行整合,提升服务能力;另一方面,随着行业自身不能适应所有高科技的服务需求,必须由社会共同来承担。所以行业必须走专业化、社会化、市场化的道路,其前提取决于物业行业能不能将管理和服务分离开来,能不能建立一个让社会的专业服务参与其中的组织(平台)。专

业服务公司、职业经理人呼之欲出。

2、个性化服务的需求

消费者对物业管理的需求呈现广泛的多样性,其核心是个性化服务的需求。不同的消费者(物业使用人)对物业管理和服务的需要是不同的,而同一物业企业也不可能满足每个物业使用人的全部需要。所以,现代物业管理就是要从更深更宽的范围内解决这个问题。这样社会结构中的多种功能就渗透到了物业管理中,由物业管理企业进一步把这些功能发挥出来,为物业使用人提供更加优质、更有针对性的服务,同时物业使用人也可通过物业管理更多地使用物业的功能。这就是个性化服务的必然。先进国家的物业管理发展已经证明,个性化服

务是物业行业发展最主要特征之一。也只有实现了个性化服务,才能满足需求。个性化服务要求从业者更专业——更专业的管理,更专业的服务。而专业服务公司、职业经理人就是专业化的产物。同时,个性化服务还要求物业企业首先要具备鲜明的个性,决定企业个性的是企

业的服务理念。从这个意义上说,企业的服务理念是开展个性化服务的关键。

3、市场化发展的需求

根据统计资料,2000年我国房地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GDP)中的比例为6%,而同期日本为11%、香港为19%,正因为存在这样的差距,国家“十五”计划已明确把发展新兴城镇作为拉动经济增长、调整经济结构和布局的重要手段。由此可见,房地产业在我国有着巨大的发展空间,同样物业管理市场的发展前景也是十分令人乐观的。

到目前为止,我国物业管理单位已有2万多家,从业人员200万。物业管理的低收入、低利润的行业特点,要求规模化经营。这一基本的市场竞争法则,必然导致众多的物业管理公司被兼并、淘汰和破产。以深圳为例,全市共有各类物业管理机构1200余家,其中正式注册的公司有470多家,管理面积超过100万平方米的只有30多家,仅占公司总数的7%,但却

管理着全市住

宅建筑面积的60%,有40%的物业公司管理的面积不到10万平方米。这种情况表明,多数物业管理公司将被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所淘汰。物业管理行业将进入群雄并起的“战国

时代”,最终将形成若干家实力雄厚的物业管理龙头企业,并成为行业发展的标志。如果说目前和今后一段时期,物业管理市场还需要政府有关部门依靠行政手段来加以干预和指导的话,那么可以断定,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市场竞争机制作用的日益强大和有效,政府在物业管理方面的职能将逐渐弱化成为制定适当的法规,并保障法规的严肃性和权威性。行业自律性的形成完全依赖于市场化的发育程度,一个高度发达的物业管理市场,必然有与之相适应的行规业律。而这一切取决于物业行业能不能全面推行完全市场化的招投标制度。

反之市场化发展将成为一句空话。

二、“五大要素”将推动物业行业发展

基于上述分析,专业服务和专业管理、职业经理人、服务理念、高科技的应用、招投标

将成为新世纪物业服务发展的五大要素,并推动行业的进一步发展。

1、前提:专业服务和专业管理的分离

物业公司与房管所最大的区别在于,前者是根据合同为业主提供有偿服务,后者则是为租户提供无偿服务,从无偿到有偿是物业管理的一场革命。但由于物业管理“地域性”的局限,造成服务资源不能共享,能力放空,难以体现物业公司的整体优势。若长期以往,市场所期待的专业化优质服务、物业行业所期待的提高效率、走向市场,与国际先进的物业服务接轨将成为一句空话。而实现物业管理和服务的分离,成立专业的服务公司,就是为了改变这一现状,打破物业管理中的“地域” 壁垒,实现资源共享。

20世纪90年代,我国城市住房商品化促成了物业管理的异军突起,但由于社会思潮的多元化和业主生活环境的差异性直接导致了业主需求的复杂化和广延化。物业管理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对不动产的日常管理和维护,而是扩展到满足广大居民生活需求的各种服务。特别

是在社会信息化、智能化和网络化进程加快,服务手段和技术层出不穷的情况下,如何有效地组织高水准的专业服务,为服务提供有效的平台,促进合作、交易的规范、高效化,成了服务型企业包括物业管理企业发展过程中必须突破的“瓶颈”。但实际上,业主对服务需求的多元化与物业公司能力有限性之间的矛盾,是物业公司自身难以解决的,靠企业本身所生产的服务产品不可能全面满足业主的需求。这种矛盾在目前的服务方式下不可能得到解决,也不利于促进物业管理向经营型企业转变。当这种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时,物业管理向服务集成商

转型就成为可能甚至必然。

物业管理企业要转变职能,从基础性的事务中寻求解脱,就要扮演服务集成商的角色,将专业管理和专业服务实施分离。物业管理企业不再是业主全部服务需求的生产者,不再完全直接向业主提供有形服务,而是通过提供间接服务、人文服务和信息服务,组织和落实社会专业服务资源,为业主提供服务,达到业主满意的目的。所谓服务集成商,就是社会服务资源的搜集者、统筹者和组织者。如将传统物业管理所经营的保安、设备维修、保洁和绿化职能,从原有管理中分离出去成立专业的保洁公司、保安公司、家政服务公司、绿化公司等,按照专业化要求真正代表业主实施专业管理和质量监控,则将有效地利用整个社会资源,达到社

会资源的有效配置。

2、核心:职业经理人

物业管理发展至今,涌现了一大批优秀的物业管理企业和人才,为我国物业管理事业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但进一步吸收国外的先进管理模式,按市场机制配置企业经营者,逐步实行物业管理人才的职业化,在行业中形成一支职业经理人队伍,已是水到渠成的事实。物业管理作为一种宽泛的服务领域,对管理者的综合素质要求相当高。它不仅涉及对企业经营管理的要求,还需要掌握人文、经济、法律等知识。物业管理要适应形势发展,就需要物业管理职业经理人能够把自己熟悉的管理方法同企业的历史、文化和整个企业的发展方向、定位相结合,以问题为核心去研究方法,解决问题。而且还需要有强烈的工作责任感和渴

望事业成功的激情,尤其是在物业管理这样一个新兴的成长中的行业里。

物业管理企业要构筑企业核心竞争力,培养战略性人力资源,建立“核心资本”,实行企业差异化人力资源策略,就应该实行职业经理人制度,按市场机制配置各类管理者,并根据“品牌建设”和“经济效益”两大主要目标落实责任,明确职权,严格考核,逐步推行经理人报酬与经营管理绩效挂钩,加快企业物业管理人才职业化的进程。当前物业管理企业还要认真研究实行职业经理人制度的性质、责权利及其各方面关系和行为自律制度、约束制度、监督制度、绩效考核与评价制度、激励制度,制订和试行关于职业经理人的一整套政策和规定,为物业管理

职业经理人制度的全面实施奠定基础。

3、助推器:服务理念

由于长期的计划经济,形成了物业管理立足于“管”的观念,所谓物业管理就是对物业、业主进行管理,使得物业公司与业主处于一种不平等的关系,这明显不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物业管理公司与业主之间不仅仅是“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关系,同时也是“雇主”和“服务商”的关系。虽然业主和物业管理公司是委托与被委托的双方,在法律关系上是平等的两个独立主体,但物业管理公司要兑现承诺,提供好的服务则应以低姿态出现,正确定位自己,当好

“保姆”。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各种物业管理条例和法规相应出台,业主和物业管理公司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明朗化。从我国物业管理的实践来看,物业管理的服务到位,使业主们满意,管理也就当然包含其中。通过提升服务质量来推进管理,这是物业管理理念的一个根本变化。在物业管理发展的20多年历史过程中,不少物业管理企业经历了服务理念从“管理型”到“服务型”的深刻变革。我们认为,不论时代如何变迁,也不论物业管理的模式创新到何种程度,为业主服务的理念和主旋律一定将得到秉承和延续,因为物业管理的核心和生命力就在于不断满足和超越业主不断增长的需求。

4、关键:高科技的应用

物业管理是一个新兴行业,也是一个快速发展的行业。随着高新科技在现代物业建设中的大量应用,物业管理也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简单原始的清洁、绿化和安全巡视管理,高科技管理技术越来越成为物业管理的主要内容。特别是宽带网络和计算机技术的迅速普及推广,为物业管理企业服务手段的革新提供了新的平台。高科技管理将是物业管理行业发展的主导

方向。

目前相当多的物业公司利用物业的智能化设备,将通信网络系统、Internet网络和电话交换系统集为一体,为客户和供应商搭建一个专业的信息服务平台,实现了物业管理信息化,物业服务网络化。让服务供应方和需求方都能走上这个平台,通过物业公司的组织,顺利实现服务交易过程。物业公司首先可以利用现代信息网络技术建立服务供应商的信息网络,通过有效的评估并以契约的形式与供应商之间建立长期或短暂的合作关系,为业主及时提供各项专业服务。物业公司还可通过建立业主需求档案,及时了解、掌握、挖掘业主的需求,以便为

业主提供更广泛的服务。

物业公司要组织有效服务,必须充分利用三类资源。一是社会服务资源,社会上各类专营公司及商家均是提供专业服务的潜在供应商,只要是供应方在经营过程中和业主在消费过程中需要的,物业公司都能利用信息平台造就用武之地。二是物业管理企业自身资源,即指自身所管理的物业的各类服务信息、服务设施设备的共享。三是业主资源。业主是一个庞大的消费群体,其消费需求是物业服务企业扩大经营的源源不断的动力。高科技为物业管理企业组织服务资源提供了新的手段,可以在今后的物业管理和服务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5、重要环节:招投标

国务院2003年新颁布的《物业管理条例》指出:“国家提倡

业主通过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竞争机制选择物业管理企业”。推行物业管理招投标制度是培育和规范物业管理市场,建立完善的社会化、专业化、市场化物业管理体制的必然趋势。随着这种公开、公平竞争机制的引入,对推动物业管理企业与市场接轨,提升物业管理

服务质量,促进行业的资产重组、整合起到了推动作用。

当前,物业管理市场的培育还有待加强。现有物业管理招投标形式尚不完善,不利于物业管理企业之间展开公平竞争。在市场形态方面,物业管理还缺少有形市场。各类经纪商、交易所、中介服务机构不够健全,存在“有市无场”的状态。通过规范的招投标方式挑选物业管

理公司已是业主们的普遍心声,同样,通过市场竞争来承接物业也是管理水平较高的物业管

理公司的共同心愿。

物业管理市场的培育和发展,重要前提是要具有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和机制。因此,物业管理主管部门要用市场观念、市场机制来培育和发展物业管理市场,打破地区保护和区域垄断,把先进的物业管理理念、模式和机制推向整个行业范围,为发展商、业主选择合适的管理者提供空间。物业管理企业要练好内功,增强综合素质,遵守“游戏规则”,凭企业品牌影响和整体实力进入市场分享市场份额。通过将竞争引入法制化、规范化、科学化的轨道,创造公平、公正的物业管理招投标竞争环境,将是物业管理市场化发展的必然要求。

而随着物业管理市场化的成熟,各类市场中介服务机构也将不断出现。如同其他市场体系一样,物业管理招投标市场的发育和运行离不开一系列有效的服务体系,包括专业化的招投标中介、咨询机构、物业管理评估机构、律师事务所和市场信息网络系统。这些服务机构可以协助有关部门制定相关的物业管理招投标法规,为开发商和业主制订合理科学的招标书,审定投标人的资质和能力,组织招投标活动,帮助政府部门实现监督作用,积极培育和营造出

良好的物业管理市场环境。

三、行业基本对策

1、创建物业服务平台

国内外的实践证明,为满足专业化、社会化、市场化的物业服务需求,需要创建一个能够更有效地连接企业和市场,企业和社会的平台,即物业服务信息平台,它是一种基于CTI技术的综合信息服务系统。简单地讲,物业服务呼叫中心就是一种虚拟组织,它是企业间暂时的、动态的联盟,它是通过协议与合作实现的存在。企业通过协议组成企业网,通过蓄积和共享资源,能够在需要抓住某个市场机会时快速组建一个虚拟企业,并且共同来开发和利用这个市场机会,实现企业的共同发展。在平台中所获得的信息,是其他渠道无法比拟的。它集物业服务、咨询、中介、商务、经营、信息传播等多功能为一体,在造福于民的同时提高物业服务的附加值,促进物业服务行业整体水平的提高,以实现全行业跨越式发展。

同时平台的建立,使行业资源能够整合并共享,专业服务公司和职业经理人也有了施展的空间。

2、培育正确的服务理念,并在实践中加以运用

物业管理是一个特殊的服务行业,它不同于一般的生产制造企业,它经营和管理的,是一个既涉及自然科学又涉及人文科学乃至心理学、行为科学的广泛领域。具体地说物业管理企业就是为物业的产权人和使用人提供服务,以提高物业的使用价值和经济价值,营造一个良好的生活和工作环境。物业公司的产品是一种服务,更是一种理念。国内外先进物业企业的经验告诉我们,现代物业的竞争就是理念的竞争,这是因为“企业理念的交流与传播将成为衡量企业成功的决定性尺度”。对此每一个企业、每一个物业服务从业人员都应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企业应把服务理念的培育当成第一要务,只有这样才能纲举目张,做好服务。

推出“物业行业整合机制”,推进行业的整体发展。

《中国物业管理条例》的出台,对推进物业行业市场化进程具有里程碑意义,如《条例》推出的具有市场“进入机制”含义的“招投标”制度。相信随着人们对《条例》的认识逐步加深以及《条例》本身的不断完善,“进入机制”和“退出机制”将成为物业行业的一项“基本策略”。在政府和行业的推动下,以行业内品牌企业为龙头,对那些难以提高服务水平,不能进入市场参与竞争,物业服务能力差且自身难以改进的企业,通过市场的方法,以兼并、收购、“加盟”等进行整合,其目的在于让业主享受到优质的物业服务,帮助品牌企业做大做强,推进物业服

务市场化的总体进程。

它的深远意义还在于通过行业整合机制,培育能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中国自己的名牌企业,推进城市国际化建设,促进城市的文明程度。这一“整合机制”在其他行业已广泛实施,并收到了很好的效果。目前在我国物业行业中已经涌现出一批品牌企业,我们应该使这些资源能够迅速地得到全行业的充分共享。所以推出物业行业的整合机制势在必行。在实施过程中,一方面可以参照其他行业的成功经验,另一方面可以结合物业服务的特点和企业的自身实际,逐步加以实施。

第四篇：近代质量管理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近代质量管理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20世纪30年代之前的质量检验阶段，在这一阶段，随着泰勒的“科学管理运动”的兴起，企业设立了专职的质量检验部门，专门负责产品质量的检查工作，但这种事后把关的做法无法在生产过程中起到预防，控制的作用。

第二阶段是20世纪40-50年代的统计质量控制阶段，在这一阶段，统计学方法得到广泛应用，对工序进行分析，及时发现生产过程中的异常状况，迅速采取对策加以消除，使工序保持稳定状态，起到了事前积极预防的作用。但过分强调统计方法会使人觉得复杂而不实用。

第三阶段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的全面质量管理阶段，在这一阶段，人们认识到仅仅依靠检验和统计方法并不足以保证质量，于是发明了各种各样的质量管理工具，并倡导全员参与，提出了各种各样的管理思想，涌现了一大批质量管理专家，许多国家设立了国家质量奖，质量管理活动得到了空前的重视和推广。

那么很显然，我们现在处于第三个发展阶段，那是不是所有的企业都实施了全面质量管理呢？当然不是，其实大部分的企业仍然处于主要依靠检验的第一个阶段，尤其对于无数的家庭手工作坊来说更是如此；有些企业甚至各个阶段的特点都具备一些，难以定论是处于哪个阶段，那为什么这样划分呢？我想主要是为了强调某一时期质量管理的主要趋势、发展方向，或者说是代表的最高水平。虽然现在是全面质量管理发展阶段，但对于个体的企业来说，各个企业的质量管理水平实际是参差不齐的。

根据质量管理水平的高低，著名的麦肯锡公司将这些公司划分为四个档次：

一，检查：这一级别的公司将质量的好坏完全交给了质量检验部门，管理水平很低，相当于质量检验阶段。

二，保证：在生产过程中就开始通过关注工序和流程来保证质量，质量目标由生产部门来实现，质量控制的重点放在制造领域。

三，预防：这一级别的公司在产品设计时，就已经考虑到设计对生产的影响，出现了面向客户的特征，生产过程处于受控状态；开始与供应商紧密配合，从原材料开始严格控制产品质量，因而能大幅度地提高质量并且降低成本。

四，完美：在这个级别的企业中，质量受到极大的关注，质量是每一位员工的责任，每位员工都竭尽全力寻求提高质量的途径，并始终如一地面向外部客户，最大限度地优化产品生产的各个流程，追求卓越以使客户满意，相当于全面质量管理阶段。

从以上划分可知，真正能称得上完美的公司少之又少，绝大部分（可以说99%以上）都处于检验和保证的水平，不知道完美级的公司是什么样的？

在苏州有这样一家建筑公司，他们在进行安装时，如果使用的十字头的螺丝，则螺丝拧紧以后，螺丝头必须呈端正的十字，不能呈“X”形；如果使用的是一字头的螺丝，则必须呈平行的“一”字，不能出现一点倾斜，有专门的检查员随时巡查，发现不符立即整改。这种对细节的孜孜以求可以称得上完美。而对于我们的制造业来说，实现完美还有很长的路要住，如果能从一枚小小的螺丝就开始追求卓越，则这一天将不再遥远。

第五篇：视频监控系统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视频监控系统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1代：模拟时代

在九十年代初以前，主要是以模拟设备为主的闭路电视监控系统。

第1.5代：伪数字化时代

九十年代中期，随着计算机处理能力的提高和视频技术的发展，人们在模拟监控的基础利用计算机的高速数据处理能力进行视频的采集和处理，利用显示器的高分辨率实现图像的多画面显示，从而大大提高了图像质量（VCD质量），这种基于P C机的多媒体主控台系统称为数字化本地视频监控系统，其实从本质上讲并没有实现真正的数字化，可简称为伪数字化时代。

缺点：

通常只适合于小范围的区域监控

系统的扩展能力差

无法形成有效的报警联动

信号质量有限

第2代：嵌入式系统时代（编码器时代）

九十年代末，随着网络带宽、计算机处理能力和存储容量的快速提高，以及各种实用视频处理技术的出现，视频监控步入了全数字化的网络时代，称为第2代远程视频监控系统。此系统以网络为依托，以嵌入式系统对数字视频进行压缩、传输、存储和播放为核心。

嵌入式系统主要缺点：

在网络功能、音视频同步等方面也难令人满意

因为传输码流太大，需要建设专属网络，并经常会引起网络堵塞

第三代 流媒体时代

进入二十世纪初，随着互联网应用领域的大幅扩展、计算机软硬件以及各大软件商对流媒体技术大力开发，视频监控即将步入了流媒体时代，它突破了音视频同步性、网络带宽、空间限制等因素，主要提供服务的软件厂家有：Microsoft Media、Real Networks、Apple QuickTime，但流媒体技术面临一个问题就是延时。

衡量流媒体技术的几个关键点:

延时处理：通常要求不大于550毫秒

图像质量：要求达到DVD图像质量

开发机制：尽量采用BS开发方式，基于IE浏览器技术的应用领域更适合未来技术的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