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05.16 求是刊文 历史和人民为什么选择社会主义

第一篇：14.05.16 求是刊文 历史和人民为什么选择社会主义

《求是》刊文：历史和人民为什么选择社会主义

2014-05-16 10:06 来源： 求是

编者按：2013年1月5日，总书记深刻论述了世界社会主义500年发展的思想和历史进程，科学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和实践价值。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依然竞争、较量的今天，如何认识人类历史的发展趋势？如何认识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命运？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特别约请了《世界社会主义五百年》的部分编写专家撰写了这组文章。

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历史总趋势

■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副主任 武汉大学教授 顾海良

世界社会主义的500年，从1516年莫尔发表《乌托邦》这一社会主义思想源头开始，到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的发表，到俄国十月革命在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国家率先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的发展，是一个波澜壮阔的历史过程。500年历史回顾，有利于深化对“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这一论断的认识；也有利于深化对人类社会发展大趋势的正确把握。

邓小平同志说过：“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里，一是“必然代替”、一是“长过程发展”，这两个关键词语揭示了世界历史发展的大势，深刻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两个必然”和“两个决不会”思想，揭示了社会主义500年的思潮、运动和制度发展的历史逻辑。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这是马克思恩格斯运用唯物史观分析资本主义发展规律得出的科学结论。《共产党宣言》发表后，席卷欧洲的1848年革命爆发。马克思恩格斯极为关注这场斗争，认为这是可能为社会主义革命扫清道路和准备基础的革命。然而，无产阶级革命在欧洲并没有很快发生。马克思恩格斯对此作了反思，认为“在这种普遍繁荣的情况下，即在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力正以在整个资产阶级关系范围内所能达到的速度蓬勃发展的时候，也就谈不到什么真正的革命。只有在现代生产力和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这两个要素互相矛盾的时候，这种革命才有可能”。（《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四卷第243页）这就是马克思恩格斯进一步提出“两个决不会”思想的缘由。1859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提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同上，第二卷第592页）可以认为，“两个必然”揭示的是人类历史发展趋势的问题，“两个决不会”探索的是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过程长期性的问题。“两个决不会”的提出，使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必然性理论更加完整。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社会主义500年的历史演进，特别是科学社会主义160多年的发展昭示，“两个必然”和“两个决不会”论断的内在统一性，体现于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及其主题之中。

19世纪40年代后半期到19世纪90年代中期，是科学社会主义基本理论形成和完善的阶段。马克思恩格斯揭示了资本主义时代无产阶级革命和解放的根本性质和历史使命，对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趋势作出科学论述。这时，科学社会主义是以资本主义必然被社会主义所取代为理论主题的。

19世纪末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是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运用于实际的阶段。在坚持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理论主题的基础上，科学社会主义增加了社会主义如何取代资本主义，特别是如何在一个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取代资本主义的新内涵。列宁从20世纪初期全世界资本主义总的情况的高度，得出了垄断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新阶段等论断，对像俄国这样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如何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作了理论和实践上的回答。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开创了社会主义如何代替资本主义新的历史进程。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密切结合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联系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在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实践中，同样对科学社会主义主题的新内涵作出了重要的理论创新。这主要集中于无产阶级如何夺取政权、如何建立和巩固人民政权、如何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等基本问题上。

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来，科学社会主义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改革的新阶段。科学社会主义在关于必然取代和如何取代资本主义主题的基础上，增加了社会主义如何在与资本主义长期并存中发展自身并最终代替资本主义的新内涵。这里讲的“并存”，既有交流、合作，又有矛盾、冲突。特别是上世纪60年代后，世界许多社会主义国家进行了经济体制改革，探索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关系，探索借鉴、利用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和机制中的合理因素等问题，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交流和合作的空间得到极大拓展。现在，对于社会主义来说，不只涉及两种不同社会制度继起性，还涉及两种不同社会制度的空间并存性。时间继起性是空间并存性的前提，空间并存性是时间继起性的过程形式，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并存，并没有也不可能改变资本主义的历史命运。只有将两者结合起来，才能对当前的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作出科学理解。

运用“两个必然”和“两个决不会”相统一的观点来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走向，既要看到它必然被社会主义所代替的历史趋势，又要看到它的生产力的容量还有进一步释放的余地。如列宁所说：设想世界历

史会一帆风顺、按部就班地向前发展，不会有时出现大幅度的跃退，那是不辩证的，不科学的，在理论上是不正确的。始自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的全球金融危机和由此引发的2011年席卷全球的“占领”运动，就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尖锐爆发的新的表现，反映了当代资本主义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等方面的深刻矛盾。同时，我们要深刻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的自我调节能力，充分估计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军事上还将长期占据优势的客观现实，切实把握两种社会制度长期并存中的各种复杂情况和问题，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对科学社会主义主题作出中国共产党人的回答。

社会主义改变了中国的命运

■北京大学教授 闫志民

在世界社会主义500年的历史中，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社会主义改变了中国的命运，中国也改变了社会主义的命运，使社会主义运动展现出勃勃生机。

取得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中国是一个有着5000年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曾经创造过辉煌的历史文化，长期处在世界发展的前列。但是到了近代，却逐渐被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超越，又不断遭到外国列强的侵略，山河破碎，国土沦丧，民族危机，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为了挽救民族危亡，中国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英勇斗争。这些斗争虽然冲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统治，促进了人民的觉醒，但并没有改变中国的贫穷落后面貌，也没有结束中国人民的悲惨命运。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使苦苦寻求救国良方的中国先进分子看到了实现民族复兴的希望，中国人民历史性地选择了社会主义。中国人民从此有了争取独立和解放的强大思想武器。中国共产党把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领导人民进行了以社会主义为未来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经过28年的英勇奋斗终于推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政权。新中国成立后，坚决废除旧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取消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肃清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和影响，使我国完全以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长期受压迫和被歧视的中国人从此真正站立起来了，成了国家和自己命运的主人。

正在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新中国成立后，仅用了3年时间就恢复了遭到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到1952年底，工农业生产的各项指标全都大幅度超过了历史上的最高水平。从1953年起，我国开始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到1957年，全国工业总产值比1952年增长128.3%，平均每年增长18%；农业总产值比1952年增长25%，平均每年增长4.5%。然而，建国初期由于缺乏经验，经济体制基本上是照搬苏联的。1956年苏共二十大后，我们党在总结世界社会主义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及时提出，要“以苏为鉴”，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独立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从1956年开始，我们党进行了长期的艰辛探索，终于在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开创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由此中国的面貌、人民的生活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1949年，我国的社会生产总值只有557亿元，到2013年，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已经达到56.9万亿元，是世界上的第二大经济体；全年货物进出口总额258267亿元人民币，以美元计价为41600亿美元，是全球货物进出口贸易第一大国；外汇储备38213亿美元，是世界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新中国成立时，我国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国，工业生产十分落后，基本上没有自己的机械制造业，1949年只能年产15.8万吨粗钢，12.1万吨原油，3243万吨煤炭，43.1亿度电。2013年我国跃居世界第一机械制造大国，能够年产粗钢7.79亿吨，原煤36.8亿吨，原油2.09亿吨，电53975.9亿千瓦小时。我国的钢、煤、发电量、水泥、化肥、棉布、谷物、肉类、水果等主要工农业产品的产量已经位居世界第一。在科学技术方面，我国不仅早已有了两弹一星，而且有了自己的航空母舰、宇宙飞船和全球卫星定位系统等，2013年又实现了神舟十号载人飞船与天宫一号成功对接，嫦娥三号探测器在月球软着陆和巡视勘查，“蛟龙号”载人潜水器从深潜海试到科学应用的跨越。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在1952年，我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只有119元。经过60多年来的努力，我国人民生活有了根本性的变化，不但成功地解决了温饱问题，而且在世纪之交达到了总体小康水平，现在正在建设全面小康社会。到2013年，我国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26955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达到8896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约6767美元。按照世界银行2013年的标准，中国已成为上中等收入国家。

为人类和平、发展做出重大贡献。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一直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按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积极发展与各国的友好关系，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反对任何形式的民族侵略和民族压迫，努力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日益强大的社会主义中国，已经成为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为世界和平做出了重大的贡献。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以年均

9.8%的速度持续高速增长，远远高于同期世界经济平均增长速度，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最重要的引擎之一，对亚洲乃至世界的经济拉动作用越来越强劲。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2007年就已经超过了美国位居世界首位，现在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近30%，对亚洲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超过50%。中国作为世界首屈一指的货物进出口大国，也对世界经贸发展做出了举世瞩目的贡献。2000年至2013年，中国累计进口总额近13万亿美元，为世界各国直接创造了至少上亿个就业岗位。2000年至201

2年，中国对世界出口额增量的贡献率为15%，进口额增量的贡献率为11.86%，而美国分别只有6.63%和

8.53%。中国虽然现在还不富裕，但经常向许多发展中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向金融危机中处境十分艰难的国家伸出援助之手。在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中，中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中国对一些欧洲国家提供了力所能及的支持。这些都是有口皆碑的。

中国的命运之所以能够发生根本改变，中国的发展之所以能够取得辉煌成绩，中国人民之所以能为人类做出更大贡献，根本的原因是由于选择了科学社会主义，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条道路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必由之路，它的作用和影响已远远超出了中国本土的范围，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民族振兴的宝贵经验，也为世界提供了与“华盛顿共识”不同的另一种选择。

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刘建军

从一定意义上说，世界社会主义500年的历史就是一部寻梦、追梦和圆梦的历史。从托马斯·莫尔创作《乌托邦》以来，无数仁人志士和人民群众，就一直在寻找、追求一个没有经济剥削、政治压迫和精神奴役的理想社会。这个梦想激励着人们不懈追求，把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从20世纪起，中国人怀揣着民族复兴的梦想，投身世界社会主义洪流，如今成为世界社会主义的中流砥柱。可以说，中国梦是开在世界社会主义这棵大树上的一朵最美的花朵，它必将结出最丰硕的果实。

自2012年11月29日习近平同志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发表重要讲话以来，“中国梦”这个生动的词语已经家喻户晓，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而奋斗，已成为当代中国的最强音。那么，怎样才能实现这一伟大梦想呢？习近平同志做出了鲜明回答：“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走中国道路是实现中国梦的本质要求。梦想与实现梦想的道路有内在的联系和一致性。一种梦想所具有的性质，也在一定意义上决定着追逐梦想的路径选择。中国梦与中国道路是内在关联的，二者具有性质和内涵上的一致性。一方面，中国梦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梦，它的实现不能照抄照搬其他民族走过的道路，而必须走中华民族自己的路；另一方面，中国梦又是通过社会主义实现历史性振兴的梦，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通俗表达，具有社会主义的属性和意蕴，因而决定了中国不能走资本主义的道路，而只能走社会主义的道路。这两个方面的结合，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习近平同志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凝结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根本的梦想，也体现着近代以来人类对社会主义的美好憧憬和不懈探索”。中国梦的产生，是从中国近代以来的苦难现实中孕育出来的，这个梦想的实现，与社会主义紧紧联系在了一起。因为近现代中国的历史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中国道路是我们党经过长期艰苦探索找到的正确道路，它凝结了宝贵的历史经验和深刻的教训，来之不易。梦想的实现决不是轻而易举的，它至少需要两方面条件：一是脚踏实地、埋头苦干，把对梦想的渴望和激情变成追求梦想的实际行动。二是找到正确行动的道路。习近平同志指出：“方向决定道路，道路决定命运。”目的、方向确定后，道路就是最重要的。近代以来中国的仁人志士从救国的目的出发，经过探索和尝试，确立了革命的大方向。但真正弄清旧民主主义革命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区别，真正找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正确道路，则经历了长期曲折的探索过程。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之后，我们确立了建设社会主义的大方向。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道路，我们还不清楚，在后来的探索中走了弯路。只是在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才逐步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新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我们党和人民90多年奋斗、创造、积累的根本成就，是新中国成立以来60多年探索取得的根本成就，更是改革开放30多年探索取得的根本成就。它来之不易，凝结了党艰辛探索的经验和精华，必须倍加珍视和呵护，决不能轻视和放弃这一宝贵的成果。

中国道路的正确性已为事实所证明，并赢得人民群众的衷心支持和拥护。一条道路是否成功，要以事实为依据，要由广大群众来判断。改革开放30多年的历史，既是我们在探索中逐步找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也是用实践检验这条道路的过程。改革开放是一个艰辛探索的过程。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我们的自觉性不断提高，自信心不断增强，而这源于我们的生产力快速发展、综合国力不断提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现在，我们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强大引擎。这不仅在中国历史上未有过，而且在世界历史上也是少见的。事实强有力地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完全正确的。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

中国道路已现曙光，我们充满自信。人不但生活于现在，而且生活于未来。未来作为一种现实的要素存在于人们的生活中，给人提供源源不断的力量和动力。尤其是一个光明的未来、美好的理想，更能令人信心倍增。我们之所以坚定不移地走中国道路，也正是因为我们在这条道路上看到了胜利的曙光，看到了光明的未来。正如习近平同志所指出的：“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更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路在脚下，梦在前方。自胜者强，自强者胜。只要我们真抓实干、埋头苦干，出实策、鼓实劲、办实事，不图虚名、不务虚功，加倍努力，义无反顾地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我们一定能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本世纪中叶建设成一个富强

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

第二篇：《求是》刊文谈国内道德状况 称总体上进步向善

《求是》刊文谈国内道德状况 称总体上进步向善

正确认识我国社会现阶段道德状况 作者：秋石

在我国社会生产生活方式日益变革的大背景下，包括道德在内的社会意识形式，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多元、多样、多变的复杂情况。当前人们关注的一个焦点，是应该怎样评价我国现阶段的社会道德状况，道德总体上是进步的，还是退步的？这个问题已经超出单纯道德评价的范畴，涉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成就的评价，需要进行深入的分析。

一、评价我国现阶段道德状况的立场和方法论

考察道德现象，离不开具体的价值观立场、认识方法论和历史视野。1.价值观立场。道德作为人类把握世界的一种特殊的实践精神方式，与人的实践活动密不可分，渗透在社会关系的各个方面。这就使得人们容易把道德本体化和独立化，忘记道德与经济基础的关系。事实上，道德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式，是一定经济基础的反映，受经济基础制约，其独立性只有相对意义。评价道德的价值是正还是负、性质是善还是恶，总是具有两方面的维度：一方面，看决定道德发生发展的经济基础的性质；一方面，看道德对相应的经济基础起作用的性质。从根本上说，建立在进步经济基础之上的道德，能够推动进步经济基础发展的道德，其价值为正、性质为善，反之，则价值为负、性质为恶。从这个基本价值观立场出发，评价当前我国道德状况的性质，就要放眼广阔的经济社会领域：根本标准，只能是生产力的标准，是经济基础的标准，是社会进步的标准，是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标准。

2.认识方法论。对当前我国社会道德状况进行评价，首先要把握全面的道德现象。列宁曾说过：在社会现象领域，“如果不是从整体上、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如果事实是零碎的和随意挑出来的，那么它们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连儿戏也不如”。在道德领域，所谓整体的普遍联系，就是道德在生产方式以及上层建筑历史变革总进程中的状况，就是道德反映和作用于经济基础以及同上层建筑其他方面相互作用的总联系方面。这才是反映本质的道德现象。

3.历史视野。经济进步与道德进步是同向还是二律背反，不能作静态的无谓争论，只能在人类历史进程的动态比较中来评判。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推动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进步，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历史过程。从人类历史发展的事实来看，即便是在历史最黑暗的时期，人类道德进步的总趋势并没有根本逆转。道德发展的这种客观规律同样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今天，我们只有在历史的比较中，才能深刻认识到，建立在社会主义制度上的新中国，使中国人民在道德上和精神上获得了巨大跃进；而发展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改革开放，使中国人民在道德和精神上获得了新的巨大进步。

二、我国社会道德状况在总体上获得巨大发展进步

从正确价值观立场、科学认识方法论和历史视野出发来分析认识当前我国的道德状况，必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我国道德状况的主流是发展进步的。1.生产方式和上层建筑的变革，经济社会的全面进步，为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道德的发展进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注入了持续的动力。第一，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建立，为全社会打下了共同利益的坚实基础，从而使社会共同利益成为中国社会道德的利益基础。决定道德性质的直接基础是利益关系。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在全社会始终得到倡导和坚持的集体主义道德原则，其利益基础正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社会共同利益。私有制作为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的废除，使没落的旧道德特别是自私自利的道德原则，丧失了赖以存在的根本制度基础和利益基础。这是中国道德发展史上翻天覆地的大变革。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确立和完善，使多种经济成分得到迅速发展，多种经济利益得以普遍实现。不可否认，受私有经济成分发展的影响，受市场经济利润至上、等价交换等原则的影响，利己主义、拜金主义的道德观念和行为确实有了更加顽强的表现。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从社会主流道德来看，集体主义道德原则，仍然是中国社会道德的主旋律，其最深厚的根据，就是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巩固了社会共同利益的基石。同时，过去实行单一公有制时造成的利益“大锅饭”局面和平均主义道德弊端，得到了根本改变，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的统筹兼顾，有了更大的伸展和实现余地，按劳分配原则获得了有力的道义支撑，自私自利并没有重新成为社会普遍的道德原则。

在我国基本经济制度不断改革完善的过程中，不断变革的道德，也给予经济发展以强有力的助推作用，与中国经济发展形成了良性互动的作用与反作用关系。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些革命性的思想解放和制度创新，既对人们的传统道德观念产生了剧烈的冲击，也催生了与时代的发展进步相适应的新道德观念和新道德规范。新的道德观念和道德规范解放了人们的思想，更新了传统的观念，激励着人们勇于变革、勇于进取、勇于探索、勇于创新，在不断破除不符合时代精神的陈规陋俗的进程中，不断为人们的行为确立新时代的准则。第二，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建立，为全社会打下了共同道德价值的坚实基础，使以人为本和为人民服务成为中国社会道德的基本价值取向。中国共产党诞生90多年来，自身进行了许多重大变革，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始终如

一、坚定不移。从为人民服务到以人为本，都是中国共产党为自身设立的最根本的道德价值目标、道德价值尺度和道德建设的核心。党的这种道德价值目标和道德价值尺度，已成为广大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天经地义的神圣道德观。

第三，马克思主义为灵魂的社会主义文化制度的建立，从精神道德的意义上说，在于使人民群众通过认识人类社会从低级向高级发展进步的客观规律，通过认识人类在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历史进程中必将不断改造自身并升华自身的精神道德境界的客观规律，培育出对人类现实生活和未来前途充满正义、向善和光明憧憬的高尚社会理想与道德理想。

马克思主义的精神道德学说，本质上是以真善美的价值目标激励人们为创造和建设新社会奋斗的实践理论，帮助人们站在社会理想和道德理想的层面，把人类的终极价值、至善目标和解脱苦难的希望，寄托在人民大众改造自然、改造社会、改造人自身的伟大社会实践中。中国人民正是在实践马克思主义精神道德学说的历史进程中，不断提升自身的道德人格和精神境界，不断建设真善美的新社会和新生活。

2.在新的经济、政治、文化制度基础上生长起来的崭新道德，以及不断开展的群众性道德建设活动，又反过来为社会的全面发展进步，营造了良好的精神道德环境，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支撑和动力。

第一，经济的发展进步和道德的发展进步之间存在的作用和反作用的相辅相成关系，决定了经济的发展进步，决不可能建立在社会道德总体滑坡的基础之上。一个伟大的事业，总是伴随着相应高尚的道义基础。党在领导人民建设新社会新生活的进程中，始终高度重视社会的精神文化建设尤其是思想道德建设，用先进的道德思想武装人民，用高尚的道德精神激励人民，用优秀的道德榜样引导人民。在新中国第一部宪法中，明确提出了“五爱”的社会公德规范。从上世纪60年代起，在全社会广泛开展了学习雷锋和焦裕禄的活动。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都坚持对全社会思想道德建设的成就作出新概括、任务作出新部署。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十四届六中全会分别通过了精神文明建设的两个决议，集中阐述和部署全社会思想道德建设的战略任务。党中央把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作为治国理政的重要方略，制定下发了世界政党史上第一部由执政党制定的专门部署道德建设工作的文件《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

党的十六大以来，思想道德建设的力度进一步加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提出以及深入贯彻落实，使全社会在思想道德建设上更加自觉自信。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进一步强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把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作为伟大的奋斗目标，这是我们党和全社会重视和加强思想道德建设新的里程碑。

第二，社会主流道德舆论和主流道德观念积极、进步、向善。对社会整体道德质量的更高标准，对国民道德素质的更高要求，对社会向善价值追求的更紧迫期待，对社会各色各样败德行为的更严厉谴责，都深刻揭示了全社会道德状况向善前进的大趋势。对人的正当利益的肯定、对人的价值的肯定、对人的个性的肯定、对人权的肯定；改革开放意识、进取竞争意识、自由民主意识、公平公正意识、和谐包容意识、生态环保意识等的增长，无不是社会主流道德舆论和主流道德观念积极、进步、向善的表现。

第三，社会道德建设领域大大拓展。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以及经济道德、公共道德、新闻道德、生态道德等各个领域，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和重视，道德建设的触角，日益向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延伸，道德调节社会关系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扩大加深。

第四，社会道德榜样的层次愈加丰富多样。道德模范的层次更加丰富多样，对人的道德评价的尺度也更加丰富多样。从雷锋到郭明义，从焦裕禄到杨善洲，这些精神道德上一脉相承的道德榜样所践履的主人翁责任意识、无私奉献精神和坚守品格，始终代表着我们这个时代普通群众和领导干部道德风貌的主流。第五，道德理论发展进步。我国精神文明和思想道德的理论与实践研究越来越系统化、规模化和科学化，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为指导全社会的道德建设，提供了扎实的理论支撑。

事实证明，我国道德的发展进步，在总体上是与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进步同向的，道德建设的成就，在冰雪灾害、汶川地震、玉树地震以及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广州亚运会等一系列检验社会道德状况的关键时刻，得到了充分的显示和证明。

三、我们面临的道德考验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历史进程中，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这些考验，也必然会在道德领域表现出来。

1.我国社会道德问题的主要表现。

从总体上看，我国社会存在的道德问题，主要表现于一些时段、一些领域和一些人群。

第一，道德问题主要表现于一些时段。我国道德领域出现受到普遍关注和产生广泛争论问题的时期，集中表现在改革发展的节点时期，比如，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初期，实行商品经济制度的初期，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期等。新的政策特别是新的制度体制推行的初期，常常也是新旧社会规范(法律、行政和道德等)冲突的时期，旧规范往往失范，新规范尚待建立。

第二，道德问题主要表现于一些领域。一是与市场经济联系紧密，容易发生权钱交易和容易受到金钱腐蚀的领域，是腐败、诚信等问题多发易发的重灾区。二是现有道德严重失范的领域，比如，公共道德领域问题多发易发，一个重要原因，是现有道德所调节的社会关系和社会人群发生了重大变化：从“熟人社会”到“陌生人社会”；从农民到城市新市民；从单位人到社会人；从体制内的人到体制外的人；从国有制的人到个体、私营和外资等多种所有制的人等。第三，道德问题主要表现于一些人群。一是一些官员道德缺失。突出表现在少数官员弄权谋私、钱权交易、贪污腐化等。这些人的败德行为对社会的负面影响最大。二是一些企业和商人道德缺失。突出表现在诚信缺失、坑蒙拐骗、制假贩假等。三是一些文化名人道德缺失。突出表现在沽名钓誉、抄袭剽窃、低俗炒作等。四是一些公民道德缺失。突出表现在不守公德、见危不救、以怨报德等。正是这些局部的、少数社会成员的败德现象，无形中给民众带来了极大的道德压力和心理暗示，很多人因此认为社会正在逐渐滑向一个低信任度和缺德的深渊，进一步加剧了人们评价社会道德状况的悲观、消极情绪。

2.出现道德问题的主要原因。

第一，道德发展滞后性的原因。道德的发展轨迹和经济的发展轨迹是同向的，但决非简单同步。旧的道德观念将长久地影响人们，而新的道德观念转换成为人们的内心信念和行为规范，往往需要一个比较长的时期。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法律规范相协调、与优秀传统道德相承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规范体系，既是宣传思想部门和教育部门的工作，也是全社会共同的艰巨任务。第二，体制机制不完善的原因。在我国社会大变革、大转折、大发展的时期，道德问题往往折射的是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体制机制问题。比如，最为群众诟病的一些官员贪污腐败的问题，虽然表现为官员的败德，但深层次的重要原因，是市场经济条件下钱权交易多发频发，而相应的监督制约机制却跟不上形势发展需要。比如，屡屡引发国内外关注的社会诚信缺失的问题，虽然表现为一些企业和商人的败德，但深层次的重要原因，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信用风险急剧加大，而社会征信等信用体系依然缺失。比如，遭致普遍抨击的见危不救、不守公共秩序等问题，虽然表现为一些社会成员公德失范，但深层次的重要原因，是中国传统的“熟人社会”文化向“陌生人社会”文化不断转变，而社会控制和约束体系逐渐弱化。比如，让人忧心忡忡的仇官仇富现象，虽然表现为一些社会成员的非理性心态，但深层次的重要原因，是社会收入差距拉大、贫富不均造成的社会心态失衡甚至扭曲。

第三，法治和德治还不完全相适应的原因。社会上确实存在重法治轻德治的倾向，甚至有人对德治很反感，认为德治就是人治，德治是法治的对立面。另一个突出的问题是，当前败德行为的代价过低，并与违法行为代价过低的情况交织在一起，这是导致许多道德问题持续产生的重要体制机制原因。

第四，社会舆论放大效应的原因。一例败德的突发事件，会引起一些小报小刊和网络媒体的亢奋、躁动以及持续、深度的追踪报道，道德“滑坡”的舆论也随之铺天盖地般传播开去。而那些在默默无闻的场合、做着默默无闻的善事的平凡的道德模范们的事迹，却难以成为小报小刊和网络媒体关注报道的对象。但是，在平凡的道德楷模的事迹报告会上，有哪一个动情至深而泪流满面的听众，能够赞成我们的社会已经全面道德“滑坡”的论点呢？ 当前社会存在的这些道德问题警示人们：道德考验必将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但中国人民有信心经受住这一切考验。因为社会的道德主流是进步、光明、向善的，因为社会的道德问题是发展前进中的问题，更因为中国人民从事着以真善美为价值前提和价值目标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

第三篇：人民和历史的选择

历史和人民的选择

历史和人的选择

在中国近代史的课上，我们了解了许多的我们以前所不知道的事情，了解了我们国家的历史。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是必然的选择，中国人在进行各种不成功的反抗之后，只有起来革命一条路了。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在1894年创立兴中会时，提出了“振兴中华”这个振奋人心的口号。1905年，他发起成立中国同盟会，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由于这一年是辛亥年，所以由此引发的这场革命被称作“辛亥革命”。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结束了统治中国数前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并于1912年元旦宣告建立中华民国。

辛亥革命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有着不可抹煞的伟大功绩。它的意义首先在于打乱了原有的反动统治秩序，使它再也无法重新稳定下来，从而为此后革命斗争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它的意义还在于从此使民主共和国的观念深入人心。试想，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的皇帝被推翻，那么，还有什么陈腐的东西不可以怀疑，不可以打破？于是，中国人从这个事实中产生了信心：人民可以推动历史前进，中国的命运并不是由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任意摆布的。进步的闸门开启了，思想解放的潮流浩浩荡荡，势不可挡。这对于推动社会进步和人的解放所起的作用是不能低估的。辛亥革命是20世纪中国人民在前进道路上所经历的第一次历史性的巨大变化，孙中山因领导这场革命而成为20世纪站在时代前列的一位伟大人物。但是辛亥革命还是失败了。为什么辛亥革命会出现这样的结局呢？这是因为，领导这场革命的中华民族资产阶级及其政党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太软弱。这就决定了它必然不能提出明确而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纲领，必然脱离中国社会最广大的劳动群众特别是农民群众，必然形不成一个能够胜利地领导革命的坚强有力的革命政党。因此，辛亥革命的失败是必然的。辛亥革命的失败说明，农民不能承担的历史使命，资产阶级同样不能承担。要在中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任务，必须要有新的阶级充当领导力量。各种救国的方案，各种惨烈的斗争，都相继划上了痛苦的句号。旧的路已被证明是走不通的，必须寻找新的出路。历史呼唤一个新的政党的出现。

就在这时，中国共产党出现了，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是必然选择。历史的呼唤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告了一个崭新的工人阶级政党的诞生。20年后，1941年6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规定把7月的第一天作为党的诞生纪念日。

为什么在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要建立一个共产党？这是历史选择的结果，是人民选择的结果。

第四篇：红旗刊文 宪政关键元素属于资本主义而非社会主义

红旗刊文 宪政关键元素属于资本主义而非社会主义

2013年05月21日 14:26 来源：《红旗文稿》 作者：杨晓青

杨晓青（图片来源：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网站）

原题：宪政与人民民主制度之比较研究

一段时间以来，社会上和学界有关“宪政”的呼声抬头。有人认为，西方宪政是现代政治的基本制度架构；有人借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之时，打出“改革已死，宪政当立”的旗号，提出在中国实行西方宪政的基本理念和基本主张，认为“中国梦即宪政梦”；还有人论述了“社会主义宪政”的概念。可见，宪政话题已不是一个单纯的学术论题，而是必须回答的现实的政治问题。邓小平同志鲜明地指出：“资本主义社会讲的民主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实际上是垄断资本的民主，无非是多党竞选、三权鼎立、两院制。我们的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制度，不能搞西方那一套。”（《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40页）邓小平同志的思想，在今天仍然极具现实针对性。

一、对两种基本制度架构的比较

作为西方现代政治基本的制度架构，宪政的关键性制度元素和理念只属于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专政，而不属于社会主义人民民主制度。这从对两种基本制度架构的比较即可看出。

1.宪政以私有制的市场经济为基础。“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是17、18世纪资产阶级在自由主义革命时期响亮的口号，革命胜利之后的政府都以宪法和法律的形式确立了这一基本原则。该原则虽然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受到批判，主流观点认为政府为了公共利益在进行合理补偿的前提下可以对私有财产进行征收、征用和限制，但其作为西方社会的根本基础并没有被动摇。

而人民民主制度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为经济基础。在公有制为主体的条件下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既坚持了社会主义制度，又适应了发展生产力的要求，能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走共同富裕的道路，维护社会主义制度。

2.宪政实行议会民主政治。宪政主张主权在民，其实现的途径是由不同政见不同利益集团的人组成不同的政党，代表本党通过“自由”竞选上台执政，在野的则为反对党。多党竞选，轮流执政，议会是各党派进行政治斗争的场所。表面上似乎各党都可以参加竞选，但巨额竞选经费开支决定了只有代表财力雄厚的资产阶级利益集团的政党才有可能胜选执政。宪政理念中不经过这种多党竞选而上台执政则没有“合法性”。

而人民民主制度下，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是选举的民主和多党政治协商的民主相结合，真正实现了“人民主权”原则。人民代表大会中，没有议会党团，不按照党派分配席位，选举由国家财政保障人民行使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各政党都肩负着人民的重托，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依法履行职责，为人民服务。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不是竞选得来的，而是中国民主革命胜利的成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宪法确定的基本原则，根据宪法的这一原则，中国共产党没有经过多党竞选而上台执政有不容置疑的合法性。但以宪政理念为标准，没有多党竞选就无宪政，更无共产党的领导地位。

3.宪政实行三权分立、互相制衡的国家政权体制。宪政国家的宪法规定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分别由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行使，“三权”相互独立并相互制衡。宪政的根本作用在于防止政府权力的滥用，维护公民普遍的自由和权利。“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张雁琛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54页）美国在宪法中明确规定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分别由国会、总统、法院行使。国会的立法要由总统批准才能生效，总统提名的大法官要由国会批准才能上任，国会和大法官有权弹劾总统，最高法院可以对国会的立法和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进行违宪审查，以达到“三权”互相制衡。

人民民主制度下的国家政权体制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议行合一”，由各级人大统一行使国家权力,“一府两院” 由人大产生，对人大负责，受人大监督。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体现我国国家性质的最好形式。但以宪政体制为标准，不实行三权分立，就是有宪法而无宪政，更无宪治。

4.宪政实行“司法独立”及司法机关行使违宪审查权。在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权中，立法机关最易受多数意志的左右，有可能利用其“多数决”的机制制定侵犯和剥夺少数人权利的法律，从而形成所谓“多数人的暴政”。为了对这种“多数人的意志”形成约束，从而尊重和保护“少数人的权利”，在西方宪政国家，一般赋予司法机关或独立的宪法法院行使对国会的立法和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进行违宪审查的权力。例如，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有权通过审理具体案件审查联邦立法或各州宪法和立法是否符合联邦宪法。美国是判例法国家，其司法审查制度在宪法本文及其后来的修正案中并无明文规定，它是通过1803年美国最高法院审理一个案件时由首席大法官马歇尔首创的，该案的判决成为判例（法律）。

西方宪政国家一般还奉行司法最终解决原则，将司法机关设计成为“社会正义的最后防线”。在资产阶级内部政治斗争的关键时刻，由最高司法机关的投票决定胜负。例如，2010年小布什与科尔竞选总统的最终结果，是由最高法院9名大法官以5票比4票决定小布什胜选。

而人民民主制度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负责监督宪法的实施。司法机关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依法独立行使职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公民个人的干涉，受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和罢免。据此，我国司法机关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应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职权，但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必须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坚持“依法治国、司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提出的这种宪法和法律实施、适用、监督的制度体现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代表人民统一行使国家权力的制度设计，行之有效，符合我国国情。“司法独立”是宪政体制中的原则，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是人民民主专政体制中的原则。

5.宪政实行军队“中立化、国家化”。依据宪政理念，军队或一切武装力量均应为国家所有而不能听命于某一政党。为保证军队在宪政体制中保持中立，避免军人干政，在西方宪政国家一般规定军队的最高控制权应由文职机关或文职官员掌握，即对军队实行“文职控制”。如根据美国《国防改组法》，国防部长及其领导下的陆海空三军部长均由文官担任。由军职人员担任的各军种参谋长仅作为文职官员的军事顾问。参谋长联席会议也在国防部长领导下工作。多党竞选，轮流执政，军队不予干涉。

而人民民主制度下的人民军队接受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中国人民解放军由共产党在革命战争中建立，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与国民党军队的殊死战争，推翻国民党的统治，夺取政权，建立共产党执政的新中国。这样的军队不可能是“中立化、国家化”的军队，共产党不可能放弃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权。但这样的政权也就不可能是宪政的政权。

以上是宪政的关键性制度元素和理念。宪政还有一些非关键性的制度元素和理念，包括：实行市场经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人权与公民权利至上；新闻自由；联邦制；以基督教为主的宗教自由；议会控制财政拨款；人权无国界；可以武力干涉别国内政；等等。宪政的这 些关键性制度元素与理念和非关键性的制度元素及理念共同构成宪政的完整制度架构。西方宪政民主法治在历史上曾经是进步的制度和理念，在几百年的实行中不断发展和完善，基本符合和适应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及外交等需要，某些非关键性的制度元素和理念中的部分合理内容已被社会主义国家的宪法所吸收和实行。但宪政作为完整的制度架构并没有普适性，其关键性制度元素和理念并不适合社会主义国家，通过以上比较就可以看出二者的本质区别。

二、宪政的政治强权和话语霸权及其欺骗性

有人认为，西方的宪政是个好词，为西方国家普遍使用和许多第三世界国家所接受。我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大量接触西方国家的制度文化，对宪政的制度元素和理念也已经能够接受了，我们可以在宪政前面加上社会主义的定语，既不改变我国的国体、政体和基本制度，又能体现出中国特色，使其内容与西方的宪政区别开来，如同我们在市场经济的前面加上社会主义的定语，成功地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相区别一样。既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可以入宪，为什么“社会主义宪政”不可以入宪？而且，“社会主义宪政”还可以得到世界主流国家的欢迎和肯定，是中国对“人类宪政事业”的贡献。

首先，主张将“社会主义宪政”入宪客观上迎合了宪政的政治强权和话语霸权。宪政之所以有这种政治强权和话语霸权，是因为宪政的背后有资产阶级的财产统治。恩格斯早已指出：“现在的问题是：实质上究竟是谁统治着英国呢? 是财产。财产使贵族能左右农业区和小城市的代表选举；财产使商人和厂主能影响大城市及部分小城市的代表选举；财产使二者能通过行贿来加强自己的势力。财产的统治已经由改革法案通过财产资格的规定所确认了。既然财产和通过财产而取得的势力构成资产阶级的本质，既然贵族在选举中利用自己财产的势力，因之他不是以贵族的身分出现而是和资产阶级站在同等的地位，可见实际上整个资产阶级的势力要比贵族的势力强大得多，可见真正进行统治的是资产阶级。”（恩格斯：《英国状况英国宪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687—688页）列宁也早已指出：“„财富‟的无限权力在民主共和制下更可靠，是因为它不依赖政治机构的某些缺陷，不依赖资本主义的不好的政治外壳。民主共和制是资本主义所能采用的最好的政治外壳，所以资本一掌握(通过帕尔钦斯基、切尔诺夫、策列铁里之流)这个最好的外壳，就能十分巩固十分可靠地确立自己的权力，以致在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中，无论人员、无论机构、无论政党的任何更换，都不会使这个权力动摇。”（《列宁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2页）

其次，资产阶级确实需要宪政的统治和话语霸权。恩格斯在分析资产阶级和国家政权的关系时指出，资产阶级利用自己的权利（财产），一天天地把政权从贵族手中夺走，除了金钱特权他不承认任何特权。对它来说“自由竞争不能忍受任何限制，不能忍受任何国家监督，整个国家对自由竞争是一种累赘，对它来说，最好是没有任何国家制度存在，使每个人都可以随心所欲地剥削他人，……但是，资产阶级为了使自己必不可少的无产者就范，就不能不 要国家，所以他们利用国家来对付无产者，同时尽量使国家离自己远些。”（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566页）宪政的根本作用在于防止政府权力的滥用，维护公民普遍的自由和权利。为此，资产阶级要求小政府大社会，政府越小越好，只要能够为自己服务即可，政府不可过多干预市场的自由竞争。资产阶级还操控各种媒体在世界范围宣传宪政的自由民主及其“普世价值”，用宪政的“合法性”标准和“普世价值”来衡量世界各国的政权，打压异己、支持盟友，以巩固自己在全球的经济统治、政治统治、思想统治和话语霸权。

西方宪政的欺骗性在于，以表面上全民的自由民主掩盖其实质上只是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只是资产阶级的专政。例如，宪政宣称主权在民，实行议会民主政治。但议会民主的实际运转完全掌控在资产阶级的手里。所有参加选举的议员或官员必须得到大利益集团的支持才能当选。恩格斯指出：“我们在那里却看到两大帮政治投机家，他们轮流执掌政权，以最肮脏的手段用之于最肮脏的目的，而国民却无力对付这两大政客集团，这些人表面上是替国民服务，实际上却是对国民进行统治和掠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2页）马克思在分析资产阶级议会民主的实质时说：“这就是容许被压迫者每隔几年决定一次究竟由压迫阶级中的什么人在议会里代表和镇压他们！”（转引自《列宁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84页）列宁指出：“请看一看任何一个议会制的国家，从美国到瑞士，从法国到英国和挪威等等，那里真正的„国家‟工作是在幕后做的，是由各部、官厅和司令部进行的。议会专门为了愚弄„老百姓‟而从事空谈。”（同上书，第44页）所以，马克思指出，无产阶级专政应废除旧的资产阶级议会制。“公社不应当是议会式的，而应当是同时兼管行政和立法的工作机关。”（马克思：《法兰西内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358页）公社的实际做法是，人民代表不仅要制定法律，而且也对这些法律的实施亲自负责。公社委员会的成员，“其中大多数自然都是工人，或者是公认的工人阶级的代表”。（同上书，第358页）

再如，宪政标榜三权分立，互相制衡。但现实中，三权分立并不是真实的。以美国为例，总统的行政权趋于膨胀，一权独大；法院既有司法权，又通过制作和适用判例享有立法权，还享有对立法和行政行为的违宪审查权；国会有权弹劾和审判总统及联邦最高法院法官，行使一定的司法权；司法部作为行政机关，享有对各种案件的调查、起诉权，行使一定的司法权；联邦最高法院法官是终身制，而州法院的法官由州议会选举或任命产生，常为兼职，年年更换，独立性甚小。（[美]汉密尔顿等：《联邦党人文集》，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407、408页）虽然资产阶级学者鼓吹宪政的立法权是主权权威的体现，但在三权分立体制中，立法权必须受行政权和司法权的制衡，立法机关拥有的只能是一种残缺不全的主权，甚至在整个国家中找不到主权权威。所以，三权分立政治制度直接否定了资产阶级提出的“人民主权”原则，而不经民主选举产生的法院司法权通过违宪审查可以凌驾于经过民主选举产生的立法权和行政权之上，直接违反民主原则。宪政三权分立的本质是资产阶级不允许任何一个利益集团独掌全部国家权力。而三权分立、互相制衡制度正符合力量不相上下的各大利益集团分享国家权力的要求，符合资产阶级的整体利益，即使常常造成内斗不断而影响效率 也在所不改。因此，三权分立、互相制衡制度是资产阶级内部的畸形民主制，与人民大众参与国家管理毫不相干。

对“司法独立”，马克思特别揭露：“法官已失去其表面的独立性，这种独立性只是他们用来掩盖自己向历届政府卑鄙谄媚的假面具，而他们对于这些政府是依次宣誓尽忠，然后又依次背叛的。”（马克思：《法兰西内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359页）西方国家所有法官的推选任命必须得到大利益集团的支持，要不折不扣地为大利益集团服务。那些自愿报名担任无报酬兼职法官的，全部是资产者本人，他们为利益集团服务是不言自明的，何来“司法独立”？看看搞宪政的台湾法院对陈水扁贪腐案在陈水扁执政时和下台后的审判表现，足以印证马克思论断的正确性。

“社会主义宪政”论之所以不可取还在于，以非关键性的制度元素和理念掩盖了宪政的关键性制度元素和理念。这些非关键性的制度元素和理念有的已经写入社会主义国家宪法，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联邦制（苏联实行过，但已失败）；有的被社会主义国家变通性接受，如市场经济、尊重和保障人权、宗教信仰自由、议会审议和批准财政计划等；有的仍为西方国家所特有，如新闻自由、人权无国界。而私有制、多党竞选轮流执政、三权分立、司法独立和军队国家化、中立化是宪政的核心必有制度，也是自由主义者所真正憧憬的政治体制目标。但“社会主义宪政”论却忽略了这些宪政的关键性制度元素和理念，忽略了宪政的整体制度架构，只强调宪政的非关键性制度元素和理念，似乎加入了人权国际公约，在宪法中规定了保障人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宗教信仰自由就算有宪政了，前面再冠以社会主义就可以是“社会主义宪政”了。客观上这会给人民民主制度套上宪政的枷锁，引导人民民主的国家逐步走上真正西方宪政的道路——苏联东欧国家就是沿着这条道路一路走来的。

三、毛泽东并不认为人民民主制度可以称为宪政

主张“社会主义宪政”的人说毛泽东专门撰文论述过“宪政”，并说“宪政就是民主的政治”。这是指毛泽东1940年2月在延安各界宪政促进会成立大会上的演说，题目是《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在文中毛泽东确实提出“宪政是什么呢?就是民主的政治。” 但引论不能断章取义，毛泽东紧接着说：“我们现在要的民主政治，是什么民主政治呢? 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是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它不是旧的、过了时的、欧美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所谓民主政治；同时，也还不是苏联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民主政治。”（《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32页）

在文中毛泽东明确将民主政治分为三种：第一种是旧的、过了时的、欧美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所谓民主政治。毛泽东说：“那种旧式的民主，在外国行过，现在已经没落，变成反动的东西了。这种反动的东西，我们万万不能要。中国的顽固派所说的宪政，就是外国的旧式的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他们口里说要这种宪政，并不是真正要这种宪政，而是借此欺骗人民。……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则确实想要这种宪政，想要在中国实行资产阶级的专政，但是他们是要不来的。因为中国人民大家不要这种东西，中国人民不欢迎资产阶级一个阶级来专政。”（同上书，第732页）第二种是苏联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民主政治。毛泽东说：“社会主义的民主怎么样呢? 这自然是很好的，全世界将来都要实行社会主义的民主。但是这种民主，在现在的中国，还行不通，因此我们也只得暂时不要它。到了将来，有了一定的条件之后，才能实行社会主义的民主。”（同上书，第732—733页）第三种是新民主主义的民主政治。“我们中国需要的民主政治，既非旧式的民主，又还非社会主义的民主，而是合乎现在中国国情的新民主主义。目前准备实行的宪政，应该是新民主主义的宪政。”“什么是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呢? 就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反动派的专政。”（同上书，第733页）当时是抗日战争期间，中国既无民族独立，也无民主事实。中国共产党内有一些同志被蒋介石的所谓实行宪政的欺骗宣传所迷惑，以为国民党真会实行宪政。毛泽东在这篇演说里揭露了蒋介石的这种欺骗，将促进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变为启发人民觉悟，向蒋介石要求民主自由的一个武器。

至于毛泽东在文中还说“世界上历来的宪政，不论是英国、法国、美国，或者是苏联，都是在革命成功有了民主事实之后，颁布一个根本大法，去承认它，这就是宪法。”（同上书，第735页）这里，毛泽东将苏联与英国、法国、美国并列为“世界上历来的宪政”，是从宪法的产生规律有共性这个角度而言的，并非是指苏联也是英国、法国、美国式的宪政民主。而且该文仅此一处并列，其他论述则将苏联和欧美国家划分得十分清楚。毛泽东在使用概念时不但未将宪政民主与社会主义民主混淆，还特别从中分出新民主主义宪政的概念，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准备实行的宪政与英国、法国、美国的西方宪政区别开来。

毛泽东在以后的文章中再也没有使用过宪政这个概念，更没有肯定过西方的宪政民主。中国共产党的文件中也没有使用过宪政的概念。因为在1940年毛泽东就认为欧美式的宪政民主是旧的、过了时的、没落的、反动的东西，全世界将来都要实行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民主政治。1949年新中国即将建立，“有了一定的条件之后”，毛泽东再次著文《论人民民主专政》，直接称新中国的民主政治为“人民民主专政”，以区别“新民主主义宪政”。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已经取得了中国民主政治的巨大进步，为什么还要倒退回去搞旧的、过了时的宪政？人民民主制度的中国更没有必要去为资产阶级的“宪政事业”做贡献。

四、人民民主制度绝不可以称为“社会主义宪政”

人民民主制度绝不可以称为“社会主义宪政”，其理由如下：

首先，人民民主制度与宪政是两种本质不同的政治制度。既然从两种基本制度架构的比较中已经可以看出二者的本质区别，在使用概念时就应明确将二者区别开来。

毛泽东结合中国国情命名的人民民主专政即实质上的无产阶级专政，是一个科学的概念，是马列主义的精髓。“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列宁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2页）巴黎公社是最早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马克思总结说：“公社的真正秘密就在于：它实质上是工人阶级的政府，是生产者阶级同占有者阶级斗争的结果，是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马克思：《法兰西内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361页）恩格斯指出，公社革命就是“炸毁旧的国家权力并以新的真正民主的国家权力来代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228页）这里，“新的真正民主”，就是人民当家作主，人民行使权力，人民管理国家。这正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民主制最本质的特征。既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已经将工人阶级领导的政权命名为无产阶级专政或人民民主专政，以区别于宪政，我们就没有必要再倒退回去将人民民主制度称为“社会主义宪政”。

社会民主党的鼻祖考茨基在他专门写的一本小册子《无产阶级专政》（北京，三联书店1958年版）中，将无产阶级专政贬低为马克思偶尔说出的“一个词儿”。他引导欧洲各国社会民主党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即空谈阶级斗争，但不触动资本主义制度，不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而是在资本主义宪政架构内接受资产阶级现行宪法，参加议会多党竞选，争取多数选票，最终得到大资产阶级的承认与支持，能够参与轮流执政。因此，社会民主党也根本改变了工人阶级政党的性质。

我们在市场经济的前面可以加社会主义，是因为市场和计划都是经济建设的手段，并不能决定国家的性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尊重和保障人权、宗教信仰自由、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些原则可以入宪，是因为宪法要反映和确认我国经济、政治改革所取得的成果，这些改革成果从不同方面完善了人民民主制度的经济基础和政治体制，但并没有改变我国的性质和基本制度。以我国签署联合国人权公约为例，我国根据自己的价值观和原则对公约的相应条款做了保留，使我国加入联合国人权公约也不会改变我国的性质和基本制度。我国社会并不存在大资产阶级的不同利益集团，人民民主专政也不允许分享国家权力，不会搞三权分立。如果我国的人民民主制度被冠以“社会主义宪政”，就必然走上社会民主主义的道路，因为宪政是整体改变国家的性质、政权制度架构和社会发展的方向，而不是仅仅改变几个非核心的原则和制度。

宪政不符合我国的国情，党和国家领导人对此一再提醒全党。“人们往往把民主同美国联系起来，认为美国的制度是最理想的民主制度。我们不能搬你们的。……中国如果照搬你们的多党竞选、三权鼎立那一套，肯定是**局面。”（《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44页）“西方国家的一些人，总想把他们那套民主制度强加给我们，总想让我们实行西方式的民主。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同西方国家一直在进行尖锐的斗争。西方敌对势力打所谓的„民主‟牌，实质就是要实现他们„西化‟、„分化‟中国的政治图谋。我们千万不能上这个当。我国有十二亿多人口，搞西方的那一套三权鼎立、多党竞选，肯定会天下大 乱。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头脑一定要清醒。”（《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302页）

其次，依宪治国不是实行宪政，人民民主制度的宪法确认的社会主义国家基本制度和宪政的核心制度与理念从根本上是不相符的。说宪政就是有宪法并得到实施，反对宪政就是不要宪法和社会主义法治。这是混淆了宪法和宪政的关系。回顾历史就很清楚，宪法与民主制和宪政没有必然的联系。民主国家未必是宪政国家（例如古希腊、古罗马是奴隶制、封建制民主国家），有宪法未必有宪政（例如清朝末年的钦定宪法），宪政国家也未必是民主国家（例如大宪章时代的英国）。虽然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都有宪法，但宪法的内容和确认的国家基本制度是根本不一样的。

新中国成立和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我们对实行社会主义民主法治重要性的认识不断加深，制定和通过了1954年、1975年、1978年三部宪法。三部宪法均确认我国国体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确认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我国的政体，规定我国的国家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规定中国共产党执政所实行的政治协商、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单一制和民族区域自治、外交、国家机构等各项基本制度；规定公民享有的各项基本权利和自由。三部宪法对于巩固人民民主制度，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维护国家的独立主权，起了重要的保障作用。尽管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在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方面走过弯路，但是，决不能因此否定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执政规律的探索和在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制度建设方面的伟大实践。

改革开放以来的1982年宪法及其修正案是我国的现行宪法。现行宪法是对前三部宪法的继承和发展，在国家的国体、政体和政治协商、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单一制和民族区域自治、外交、国家机构等各项基本制度及公民享有的各项基本权利和自由的主要内容上是一脉相承的。现行宪法通过宪法修正案的形式将我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改革开放取得的新经验加以确认，保障了改革开放的发展大方向不能偏离社会主义道路。尽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受到来自国内国际、党内党外各种颠覆势力的不断挑战，我国在具体法律的立法、执法、司法和法学教育过程中，也受到西方资本主义宪政理论的巨大影响和干扰，但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执政规律的不断探索和在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制度建设方面的伟大实践，其各项基本制度被新中国的每一部宪法所确认，并一以贯之地得到实施，这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提供了坚强的法律保障。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制度的巩固，保证了中国共产党的依宪执政、依宪治国始终沿着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完善，蓬勃发展。

但西方主流国家并不承认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中国是民主法治的国家，更不可能承认实施人民民主宪法的社会主义中国是宪政。不管是不是在宪政前面冠上社会主义，也不管共产党是不是依宪执政，他们都不会承认社会主义中国是宪政。

党的十六大提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不断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党的十七大强调，要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党的十八大要求，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实现国家各项工作法治化。社会主义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共产党领导的广大人民共同意志的反映。依法治国，依宪治国，使人民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民主法治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权威性，这是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人民民主制度的需要，是从大多数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的，而不是为了要“保护少数”去搞宪政。这里，须特别注意，切不可单独提“宪法和法律至上”。因为党的事业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和宪法至上是不可分离的整体，在党的领导下，为了人民的利益，通过法定程序，宪法和法律都是可以修改的。单独提“宪法和法律至上”，容易掉入“宪政”的话语圈套，这也是“宪法和法律至上”口号的局限性。

（作者：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第五篇：人教网刊《半亩历史》2013征稿启事

人教网刊《半亩历史》2013征稿启事

【栏目设置】

半亩之窗：

栏目定位（特色）：动态信息，理论指导。紧扣征稿主题，联系时事，如史学动态，考古发现，或结合历史上同期的史实，提供理论指导或传播动态信息。如相关历史概念的分析，学术研究、历史事件述评，基于现实问题的历史分析等。

半亩学堂：

栏目定位（特色）：答疑解惑。针对教与学中实际遇到或可能遇到的问题，进行答疑；也可以围绕重点，难点，提供独到的案例设计；或谈三维目标的落实策略等。提倡小目标的精到剖析，不求面面俱到，鼓励不同的观点和争论。

半亩广角：

栏目定位（特色）：论从史出。以明确的主题为引领，搜集相应的文字和图片等，得出相应的历史结论或给人以启发，架起读者认识历史、感悟历史之桥。避免史料的简单堆砌。半亩点评：

栏目定位（特色）：品评人物。结合征稿主题，选取典型历史人物，或褒或贬，激扬文字，奖善惩恶，弘扬正气。

半亩夜话：

栏目定位（特色）：谈古论今。结合征稿主题，以灵动的方式，阐释历史，怀古念今，抒发情感，引发思考，阐释自己对历史的独特感悟。既可以是心灵独白，亦可以是二三友的谈话。以小品文为主。

【征稿主题】

上半年主题 盛世华夏

第1期 盛世华夏·科技截稿日期：2012年12月15日

第2期 盛世华夏·政治截稿日期：2012年12月30日

第3期 盛世华夏·经济截稿日期：2013年1月15日

第4期 盛世华夏·人物截稿日期：2013年2月30日

第5期 盛世华夏·思想截稿日期：2013年3月15日

第6期 盛世华夏·御侮截稿日期：2013年3月30日

下半年主题 由分散到统一

第7期文艺复兴前的世界

截稿日期：2013年4月15日

第8期14－17世纪的世界（文艺复兴、欧洲近代早期资本主义萌芽、新航路的开辟、早期殖民掠夺）

截稿日期：2013年4月30日

第9期17－19世纪的世界（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美国独立战争、法国大革命、第一次工业革命、马克思主义的诞生、殖民地人民反抗殖民统治的斗争、俄国改革、美国内战，日本明治维新、第二次工业革命）

截稿日期：2013年5月15日

第10期 19世纪末到1945年的世界（19世纪末20世纪初到1945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截稿日期：2013年5月30日

第11期 1945－1991年的世界（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1991年冷战结束）截稿日期：2013年6月15日

第12期 1991－2011年的世界（1991年苏联解体至2011年）

截稿日期：2013年6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