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国梦徐贝贝(小编推荐)
中国梦
---------------------一个大学生对中国梦的思考
2114011899徐贝贝化学系化学专业 中国梦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梦想,而是一种特定的、整体性的思想意识和目标指向,是思想意识和目标指向的高度融合统一,是中华民族正在万众一心、努力奋斗的共同理想。中国梦归根到底是每一个中国人民的梦。人为什么会有梦想?人性使然。人类的祖先从树上下来开始了人类的进化历程,每一步介因为不满足。不满足现状是人类的本能,也是创造历史的原动力。
21世纪是信息社会,我们每天都可以从各种渠道获得各种各样的信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所取得的成绩举目共睹。与此同时,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也如影随形,走到哪里跟随到哪里。每天网上铺天盖地的报道,网民广泛讨论热点话题,网络才人的经典段子等,向我们揭露了许多触目惊心的社会问题。其中有十大问题,值得我们思考,因为这些问题不解决好,将极大地困惑我们的社会。这十大问题,就是食品安全、房价、物价、腐败、教育、裸官和投资移民、恶性车祸、环境保护、事故、强拆。
中国面临的第一个社会问题——食品安全近来引起了政府高层密切关注的食品安全,应该是目前中国面临最大的社会问题了。可以说,食品安全是一些带着脸谱的无差别恐怖活动。这样的恐怕活动,不分男女、贫富、地位、城乡等人群,见一个杀一个,借用一句国歌里的唱词,叫“中华民族到了最危机的时刻”了,因为在这样的食品安全恐怕活动中,人的身体素质和精神素质,都在大幅度的下降。毫无疑问,食品安全给中国社会所带来的创伤,比鸦片有过之而无不及。中国面
临的第二个社会问题——房价和食品安全一样引出了温总理的怒喝:“你们专业工作者身上有无道德的血液”的地产商,他们所恶意炒高的房价,是目前中国的第二大社会问题。许多地方政府喜欢用推高地价的手段来增加GDP收入,其实通过推高房价来增加GDP收入,不过是在饮鸠止渴罢了,因为房价的飞速上涨,全面推高了物价的飞升,地方政府在看到了直升天空的GDP之后,很快就将被飞速上涨的物价弄得焦头烂额。中国面临的第三个社会问题——物价物价的上涨,既和食品安全密切相关,也和房价牵连在一起。诡异的是,物价当然不仅仅是在上涨。最近媒体广泛报道的“卖菜难”,也是物价上涨的伸延问题。政府对房价调控制乏力,对一般农副产品的调控却相当给力,但因为太给力了,隔山打牛,受伤的几乎都是最底层的老百姓。一方面是农民深感“卖菜难”,另一方面是城市普通居民感到“买菜贵”。卖与买的不和谐声音,是物价上涨之后的必然会出现的问题。中国面临的第四个社会问题——腐败腐败虽然是一小部分特权官员的特殊表现,但腐败所引发的社会问题,却从多个方面印证了时代的特色。没有房价和物价的飞升,腐败的官员也许就不会这么大无畏地前赴后继。房价和物价所引发的社会不安定因数,加速了腐败分子的滋生。虽然造成腐败的土壤,是因为太多有了缺乏民主监督的集权的自留地。不受约束的特权,和未来社会的物质条件的不安定因素,是催生腐败的温床。中国面临的第五个社会问题——教育对未来社会的不信赖因素,是教育走向了急功近利的歧途。教育为了钱,为了钱而接受教育,是教育彻底的变味了。最近一个音乐学院的大学生,疯狂得杀害了一个车祸的受害者,让很多人感觉到了非理性教育的可怕。以前我们常常把一些恶性犯罪归纳为“罪犯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但现在很多恶性的犯罪,罪犯恰恰都受过精英般的高等教育。学子的疯狂,其实是教育本身的疯狂的一个侧面反映。中国面临的第六个社会问题——裸官
和投资移民腐败和教育的问题,又派生了“裸官和投资移民”这样的社会问题。表面上看,裸官和投资移民是两个极端不相等的问题,但它们几乎一致的地方,都是把在国内积累的社会财富转移到国外。裸官把财产转移到国外,是为了避免腐败的下场。投资移民,是因为对国内的未来社会投了不信任的一票。裸官和投资移民更相一致的地方,是他们因为都找到了一条可靠的后路,从而对目前的聚富手段非理性和非合法性完全没有过虑。因此,使得前述的社会问题,比如食品安全、房价物价以及腐败等问题更加特出。中国面临的第七个社会问题——恶性车祸以上的这些社会问题,归纳成一点社会伦理后,就是“有钱的人是爷爷,没钱的人是孙子”。爷爷和孙子的辈分,取决于每个人的钱包之厚度。在这样的社会思潮中,恶性车祸就集中地爆发了这个社会所抱有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几乎很多时候,那些车祸都会引发全民的辩论,比如七十码、我爸是李刚、药八刀等等,甚至南京的一个徐老太,其实也是一件车祸引发的社会问题。那些普通的车祸转变成恶性车祸的速度,远远超过了普通肿瘤转变成恶性肿瘤的速度。不亦悲乎?中国面临的第八个社会问题——环境保护同样,环境保护在中国也不是一般的环境问题,而是社会问题的集中聚焦点。房价活动物价的上涨,使地这社会的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了不拘手段聚财。不拘手段的聚财方法,其中之一是罔顾道德的腐败,或者是无视基本道德的产生非安全食品,在腐败分子和无视食品安全的富人都成为“爷爷”之后,谁还会在乎环境保护呢?但那些惨不忍睹的环境破坏,最终都要由我们的后代来埋单。中国面临的第九个社会问题——恶性事故恶性的土木工程事故,和恶性的矿难,多发性的工厂事故,甚至消费场所的火灾事故,凡是有经济利益的地方,都有可能成为恶性故事的源头。这些事故的背后,一方面应该和恶性敛财的手段有关,另一方面,也和无视人命关天的基本道德。无视人命关天的基本道德,又和教育有关,而恶性敛
财手段,仔细想想,又和腐败房价物价等问题密不可分。中国面临的第十个社会问题——强拆强拆是腐败和房价高涨后的派生问题。强拆问题的背后,是“经济利益大于人命”的执政思路。封建社会的君王,尚且知道“社稷为轻民为重”的道理,但现在的很多GDP执政官员,根本就不相信“民为重GDP为轻”的民主理念。他们在实施强拆的同时,当然忘记了“权为民为赋,权为民所用”的党的基本方针了。
我觉得中国梦不是种对未来的幻想,而是基于中国现在社会问题的有效的解决后所达到的一个更科学的社会。人民的呼声是最直接的行动方向。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实践和认识的主体,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前进的动力;人民群众是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者、社会精神财富的创造者,也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毛泽东指出:“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1964年9月,毛泽东对党的领导干部提出要求:“下决心长期下去蹲点,就能听到群众的呼声,就能从实践中逐步地认识客观真理,变为主观真理,然后再回到实践中去,看是不是行得通。如果行不通,则必须重新向群众的实践请教。这样就可以解决框框问题,即教条主义问题了,就可以不信迷信了。
人民群众作为中华民族的主体,是实现民族复兴的根本力量。坚持尊重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极大地焕发人民群众投身民族复兴伟业的创造热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鲜明特质。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人民利益至上,始终着眼实现维护和发展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努力把实现民族复兴与谋求人民福祉统一起来,使人民群众真切感受到自己是民族复兴伟业的直接受益者,为民族复兴出力流汗就是为自己创造幸福生活。实现中
华民族复兴,是空前艰巨的宏伟事业,始终需要全体人民来共同担当。正如总书记所指出,中国梦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来实现。
因此政府未来要做的是发展经济的同时着力于解决这十大问题。每个人、每个民族、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梦想,但梦想并不一定都能成为现实,有些梦想只是一种潜意识的模糊的意象,有些只是只言片语的零散的思想,有些止步于凌乱惨淡的尝试。梦想只有成为一种清晰的思想意识和坚定的理想信念,才能走上向现实转化的道路。梦想一旦成为人民群众的思想共识和具体行动,就决定和引领着社会发展的方向。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梦想,一旦付诸行动,就会成为一种神圣的国家意志、民族意志,就会成为不可抗拒的变革社会的伟大力量,并创造出让世界景仰和称颂的奇迹。因此倾听群众的声音,才能准确把握社会改革的方向。
中国梦不是重塑汉代雄风、大唐伟业,也不是再造康乾盛世,而是完成中华民族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这个转型的本质是现代性的不断累积和生长。现代性是社会主义中国适应时代发展潮流、按照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不断走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现代化的社会变革实践所呈现出来的当代中国社会的特质,是现代化进程中非传统因素的积累和充盈,是一种持续进步的、不可逆转的、合目的性的发展。现代性的生长和充盈,是现代转型的基调和主线。现代性的核心是源生于中国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历程中形成的核心价值观。这些核心价值观及其实现形式,构成了中国现代化的全部内容。从我国现代化的实践看,现代性主要包括确立与时代发展相适应的科学的思想观念,建立和完善高效的社会运行管理制度机制,形成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推动社会全面进步为目标的核心价值体系,等等。现代性的具体表现形式是实现现代化,追求目标是不断提高和跃升人民群众的现代文明素质和程度。这说明,中国的现代转型与西方的现代化道路和现代化体征有
着根本的不同。中国梦,不是复兴封建帝国的旧梦,也不是依葫芦画瓢的他国梦,而是基于中华民族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现代梦;是实现幸福生活的人民的梦。
第二篇:《我的梦中国梦》--- ---徐衡
《我的梦中国梦》 梦想不抛弃苦心追求的人,只要不停止追求,你们会沐浴在梦想的光辉之中。
——佚名
每个人都怀揣一个属于自己的梦想,然而每个人所追求的目标都有所不同。因为梦想是永远走在现实的前面。我一直就有着一个梦想,就这样朝着前方迈进,向着梦想走去。尽管这个梦想距我很遥远,但我仍不会停止追求。俗话说:“人无志而不立。”一个人假若不敢有梦想,是不可能有所作为的。从远古时代的盘古开天辟地到如今的知识爆炸、信息革命,多少年,多少代,多少仁人志士都有着他们的梦想。梦想是我们奋斗前进、勇于创新的动力;梦想是人生的指路灯;梦想是战胜困难的力量源泉„ „梦想,有时需要转弯。著名童话大师安徒生年少时,曾梦想成为剧作家,为了这个梦想,年轻的他离家只身去了哥本哈根。无依无靠的他,颠沛流离,但他并未因此而退缩放弃。1835年,他试写了几篇童话,很受儿童喜欢,此后他改变了自己最初的梦想,童话大师成了他的新梦想。后来,他写出了《海的女儿》《丑小鸭》等许多著名童话,成为人们公认的世界童话大师。安徒生的经历告诉我们:梦想,有时需要转弯。一直坚持,或许是死胡同;可转个弯坚持,说不
定会峰回路转。
梦想,有时需要肯定和鼓励。许多年前,一个10岁的意大利男孩在那波里的一家工厂做工。他一直想当一名歌星,但是,他的第一位老师却说:“你不能唱歌,五音不全,你的歌简直就像是风在吹百叶窗一样。”回到家里后,他很伤心,并向他的母亲——一位贫穷的农妇哭诉这一切。母亲用手搂着他,轻轻地说:“孩子,其实你很有音乐才能。听一听吧,你今天的歌声比起昨天的乐感好多了,妈妈相信你会成为一个出色的歌唱家的„„”听了这些话,孩子的心情好多了。后来,这个孩子成了那个时代著名的歌剧演唱家。他的名字叫恩瑞哥·卡罗素。因此,面对孩子的梦想,父母应给予肯定和鼓励,让梦想在孩子心里生根。明确实现梦想必须付出辛劳和汗水。
青春因梦想而绚烂,你有梦吗?青春有梦就去追为自己的梦想而努力为自己的梦想而奋斗,梦想是注定孤独的旅行,路上少不了质疑和嘲笑,但那又怎样,哪怕遍体鳞伤也要梦的漂亮!有梦想的人是幸福的,有梦想的人生是充满希望的。在卖火柴小女孩眼里,梦想是飘香的烤鹅,是奶奶温暖的双臂。在邓亚萍眼里,梦想是坚持心中永不服输的信念,只要你肯努力,就一定能够成功。在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的眼里,梦想是“杂交水稻的茎秆像高粱一样高,穗子像扫帚一样大,稻谷像葡萄一样结得一串串”,梦想是不停地突破
和探索,是丰富的想象和大胆的创造。在“千手观音”邰丽华的眼里,梦想是聋人可以“听”得到、盲人可以“看”得到、肢残朋友可以“行走”,梦想是从不言弃、努力拼搏的精神支柱。
拥有梦想,就如小鸟插上飞天的翅膀,如线谱跳跃希望的音符,如果没有梦想,种子就不会长成参天大树;滴水就不能汇成大海,冰川就不会慢慢消融,阳光就不能温暖大地„„。我们看过很多追梦者的故事,有成功后的无比辉煌,也有落败后的万分遗憾,但相比之下,我们更关注的,不是梦想的殿堂,而是追梦路上走过的壮美历程和追梦者奔跑的姿势。
每个人都有梦想,它是人人所向往的。而没有梦想的人的人生将是空虚的。但梦想总是随着思想的前进而改变的。
从现在开始,抱紧自己的中国梦开始分发,让自己有梦的青春更加绚烂,更加充满激情,我们的未来就在我们的手中,祖国的未来就在前方。相信!有梦想就有奇迹,让我们用自己的梦想来编造自己的辉煌梦,用青春铸就中国梦,用小梦成就国家的大梦。
我的梦,中国梦!
第三篇:同心共筑中国梦徐嘉惠
同心共筑“中国梦”
演讲者宿城一中 徐嘉慧
修改、指导:wmm
在世界的东方有一个古老的国度,五千年的文明是一首歌,在世界的东方有一个伟大的民族,千百年追寻的梦想是一首歌。这首歌里有万里长城,绵延起伏似彩绸舞荡;这首歌里有巍峨泰山,滚滚长江;这就是悠悠中国,这就是巍巍中华。
时光荏苒,却从未错过历史;岁月如流,却洗不净历史的铅华。从一百多年前孙中山发出“振兴中华”的口号,到1949年毛泽东豪情满怀地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从邓小平提出要“赶上时代”,一直到今天习近平指出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是中华民族一百多年来的历史追求,是13亿中国人民的共同心声,是8700多万中国共产党人为民族、为人民矢志不渝的奋斗精神!
邓小平说:希望全国的青少年,立志做有理想,有道德,有知识,有纪律的人。这也是几代领导人对我们的梦想和殷切期望。
梦想穿越了五千年的悠悠岁月,在河之洲,水之湄,山之阳,海之滨,泛起层层涟漪,响起阵阵回声。从嫦娥奔月到神十对接,实现了华夏儿女跨越千百年的梦想,从竹筏木船到蛟龙深潜,书写了中国人圆梦的华章。袁隆平“干到九十岁,种出亩产一千公斤杂交水稻”是梦想,高原上的藏族小女孩喜欢跳舞、以后想当个舞蹈老师也是梦想,更多的人尽自己所能为社会发一份光,献一份热同样是梦想。创
造财富是梦想,用手中的财富回馈社会、影响世界也是梦想!中国梦,和“梦”联系在一起的“国”不再空洞,和一个个“我”联系在一起的“梦”不再抽象。这里的“中国梦” 不是一串漂亮的宏观数据,不是外国媒体派送的花篮或炮制的标签,它属于你,属于我,属于我们每一个平凡的中国人!
感动中国人物刘丽被人们亲切地称做“最美洗脚妹”。1994,因家庭贫穷,为了让弟弟妹妹读书,仅上小学五年级的她辍学外出打工。刘丽辗转去了武汉,北京,江苏。1999年,她到了厦门,几乎身无分文。又是一天水米未沾,又是一个不眠之夜,刘丽伸出手一次次摸向那披着月色的长发,颤抖着滑过发梢,犹如星辰划破天际一般,她的泪从紧闭的眼角滴滴落下。当晨曦微露,她下定决心,卖掉自己留了近20年的长发,握着30元钱迎着初升的太阳,走向心中的梦想。如今,她每天用瘦弱的双臂端着盛满热水的木桶,蹒跚走过长长的走廊。她把自己每个月的生活费都控制在五百元以内,剩下的钱全都攒起来,当那些贫穷的孩子有需要时,就给他们。希望通过自己的力量,圆那些失学儿童的求学梦,也圆了自己心底的梦。迄今为止,接受过刘丽资助的有一百多人。“想让所有失学的孩子都重新上学。”这是刘丽接受采访时最朴实的回答,这是她的梦,也是她心中的中国梦。
一个瘦弱的姑娘,一副疲惫的肩膀。是内心的善良,让她身上有了圣洁的光芒。她剪去了长发,却在风雨里长成南国高大的木棉,红硕的花朵,不是叹息,是不灭的火炬。她和她代表的80后一代,是都市森林中的蒲公英,中国的希望,将在他们脚下生根。中国梦的实现,也更需要许许多多最美的人,有梦的人!
梦想是一缕阳光,驱散前行的阴霾;梦想是一泓清泉,洗净心中的尘埃;梦想是一粒种子,在心里生根开花。梦想,这简短的两字,却凝聚了我们生命的所有力量!
我们是祖国的未来,中华的希望,任重而道远。我们志存高远,敢为人先;立鸿鹄志,做中华梦;展鲲鹏翅,圆中华梦;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用我们的青春和热血同心共筑中国梦!
第四篇:徐往子点亮中国梦座谈会
“点亮中国梦”座谈会
太子河区徐往子小学
2013年9月18日下午
参与人员:退休老教师李稚英、校领导、全体教师、全体少先队员
主讲人:李稚英
(一)、寻梦,在学习中坚定信仰——“点亮中国梦”。
老教师李稚英“讲述中国故事”活动。通过演讲活动讲解生动感人的历史事件和人物故事,帮助少年儿童知晓“中国梦”的由来,了解仁人志士和革命先辈为“中国梦”奋斗的艰辛历程和崇高精神,激发对党和社会主义祖国的朴素感情。
(二)、追梦,在活动中升华理想--“激扬中国梦”。
少先队员代表通过寻伟人足迹、讲励志故事等,加深对中国精神的理解。
(三)、入梦,在体验中加深认识--“体验中国梦”。
老教师激励学生自觉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和时代新风,学习先进、崇尚先进、争当先进,用实际行动为实现“中国梦”作出贡献。
(四)筑梦,在实践中勇担责任——“诠释中国梦”。
以“红领巾相约中国梦”为主题开展征文活动,让队员兴体验到每一个人的梦想汇聚在一起,就是我们美丽的中国梦,树立起从现在开始、从脚下开始为实现自己梦想,实现伟大中国梦想而努力的志愿。
总结:激励学生坚定理想、奋发图强、创新实践,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做出贡献,努力成长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
第五篇:徐梦阳 综述
治理理论的学术史研究及其述评
专业:马克思主义理论 姓名:徐梦阳 学号:201521160218
摘要:上世纪末在国际社会科学领域刮起了一股“治理”理论的旋风,“治理”迅速成为世界最前沿的理论热点之一。文章在回顾近些年来国内外关于“治理”理论研究文献的基础上,对“治理”理论的出现、学术史发展情况做出了梳理,同时对“治理”理论的基本内涵及其对中国的适用性价值进行了总结性评述。关键词:治理理论,学术史,述评
1989年世界银行在其一份报告中首次使用了“治理危机(crisis in governance)”一词,用以概括当时非洲的发展状况。从此以后,在西方学术界特别是政治学、行政学、管理学领域,治理一词便成为了学术热点,以治理为研究对象的著述大量涌现。
一、治理理论的产生的背景
治理理论产生的背景:一是上世纪中叶以后,人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在公共产品供给和社会资源配置的过程中,不仅会产生“市场失灵”现象,也会出现“政府失灵”的现象。“市场失灵”问题不可能在市场体制内找到解决的办法,于是政府作为纠错者被推向前台;然而政府过度地涉入经济领域窒息了经济成长的活力,无限度地向社会领域渗透缩小了人们的自由生存空间,结果导致社会的制约功能急剧衰退。市场的失灵由政府来纠错,那么政府的缺陷又应当由谁来弥补? 有研究者认为,治理是作为配置社会资源的新方式出现的,它是政府、第三部门与非营利性组织等社会力量的一种良性互动的过程。[1]于是主张协调、综合政府与市场的自组织的治理理论便产生了。
二是源于科技的进步和西方公民社会的成长。20 世纪,人类进入了信息化时代,信息交流频繁,社会流动日益加快,人们的联系日益紧密,各种需求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多样化。传统的公共产品供给方式越来越显得单一和效率低下,“如何在日益多样化的政府组织形式下保护公共利益,如何在有限的财政资源下以灵活的手段回应社会的公共需求”[2],便成为了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传统的社科二分法范式(即市场与计划,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民族国家与国际社会等)危机难以解释和描述现实世界,而现实中的经济危机、环境问题、跨国犯罪等等现象又迫切要求有新的理论出现来解释或解决这些新问题。“随着信息社会的来临,超工业社会的巨锤将把一体化的社会砸得粉碎,小型组织的发展以及复杂社会的状况决定了国家再也不可能对社会进行一种集中化的管理”[3]。二战以后,民主化浪潮以各种方式影响了整个世界,社会进行了更广泛、更深入地分工,致使众多代表不同经济与政治利益的社会组织和集团如雨后春笋般迅速成长。总之,科技的进步和公民社会的成熟为治理理论的兴起提供了物质基础和社会组织条件。于是,治理理论便应运而生了。
二、治理理论的基本内涵(一)关于“治理”的定义
在有关治理理论的规范性研究方面,中外学者至今尚未形成统一而明确的研究结论。90 年代以来,西方学者,特别是政治学家和政治社会学家,对治理作出了许多新的界定。全球治理理论的主要创始人之一詹姆斯﹒罗西瑙其代表作《没有政府统治的治理》中将治理定义为一系列活动领域里的管理机制,既包括政府机制,同时也包括非正式的、非政府的机制。[4]治理理论的另一位代表人物罗茨在其著作《新治理: 没有政府的治理》中详细列举了六种关于治理的不同定义。在国内,普遍认可俞可平先生从政治学角度对“治理”所做的界定———从政治学意义上说,治理指的是公共权威为实现公共利益而进行的管理活动和管理过程”。[5]纵观既有文献,我们可以通过以下四个基点来审视治理:(1)治理理论所强调的多元化主体的具体构成是什么;(2)政府,在治理的多元格局中,将处于何种的位置其职能将如何界定并以何种方式继续发挥;(3)多元的主体间相互关系如何,如何维系和规范其相互间关系;(4)新的治理结构与既有政治结构之间的关系是什么。近年来有关于治理的相关理论,绝大部分都立足上述四个基点,从不同的面向进行理论拓展的。
(二)关于“治理”的类型
随着理论界对治理相关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不同的研究者基于不同的理论视角和研究目的,依不同的分类标准,将治理进行了类型划分,具体如下:1.以治域为划分标准 武汉大学丁煜博士在 《多重治理 :机制、模式与关联》一文中,立足治理主体多元性的视角,按主体的地理空间大小划分的标准,从纵向面上构筑了一个由超国家、国家间、国家、次国家和非国家等不同治理区域为次第构成的以全球治理、区域治理、地方治理和公民治理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多重治理模型。[6]2.以国家 — 社会重心为划分标准。[7]第一种治理类型较为传统,倾向于国家中心的治理框架,通常侧重政府如何凭借政治上的力量优势,以决策、协调等方法,调整社会与经济部门的关系,尤其注重国家因应行政环境变迁的能力与行政行为的自主性。另一种类型的治理,则相对的表现为社会取向分析,强调协调与自我治理以及不同正式或非正式的公私部门互动型态,特别是伙伴关系与网络的不同类型。
三、中国治理理论的发展
国内最早介绍“治理”或者“治道”的文章,源于 1995年发表于“公共论丛”第一辑《市场逻辑与国家观念》上署名知贤的论文:《GOVERNANCE:现代“治道”新概念》。2000 年,俞可平主编的论文集《治理与善治》出版,标志着治理理论在我国的系统介绍和引进。此后,在我国的社科领域出现了治理理论研究热潮,关于治理理论中国适用性的争论也拉开了帷幕。
(一)治理理论中国适用性的肯定态度
治理理论被引入中国后,立即引起了广大学者们的关注。学者们对该理论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认为治理理论是人类在寻求解决社会问题时所作出的一次深刻的认识转折与制度突破;作为一种分析框架,治理理论“对于研究、总结和展示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政治发展的成就极为有用,”[8]对中国而言是十分重要的理论资源。俞可平先生在《中国治理变迁30 年(1978—2008)》[9]一文中,立足中国实际情况,对 1978 年至 2008 年以来的中国治理变迁进行了实证性的研究。从而对治理的中国适应性问题做了较为肯定的回答,并为“治理”概念赋予了中国内涵。郁建兴先生在《治理理论的中国适用性》[10]一文中,从中国转型期特殊性和实施治理变革的策略性、能动性和阶段性两个方面对治理理论的中国适用性进行了理论辩护,得出了一种具有相对性的肯定性逻辑结论。总之,主张治理理论中国适用性的学者更看重该理论的“激励”作用,希望将其引入中国,从而为中国未来的治理模式指明方向。
(二)治理理论中国适用性的质疑态度
当许多学者围绕治理理论欢呼雀跃的时候,却有不少学者对治理理论的中国适用性抱有怀疑的态度,希望冷静思考治理理论的中国适应性问题。
在 2001 年,《中国行政管理》第9期题为《中国离“善治”有多远》的笔谈中,多位作者对治理理论的中国适用性表示了慎重的态度。《理论文萃》2003 年第 4 期以“反思与超越 ———— 解读中国语境下的治理理论”为总标题的一组文章,也表达了这种怀疑。其中,臧志军指出:“‘治理’离不开两个前提: 一是成熟的多元管理主体的存在以及他们之间的伙伴关系; 二是民主、协作和妥协精神”。[11]刘建军也认为“在中国现代政治还没有完全成型之前,对国家权力回归社会的过分呼唤,会使中国重新掉入政治浪漫主义的陷阱”。[12]李春成认为,我们有意无意地赋予了治理以“进步”改革的光环,再加上我们把政府当作了治理的主持者,以及我们对治理寄予的殷切希望,我们往往将治理理想化为一种完美的事情,而忽视对于自主治理机制在中国推广的可行性条件以及治理风险问题的讨论。在这些怀疑论者看来,不顾中国的社会传统和政治文化,将西方治理理论直接“移植”于中国,会导致政治和行政发展中的根本性错误。
(三)治理理论中国适用性的价值述评
关于治理理论中国适用性的争论实则反应了学者们对当下中国的理解和判断:积极或消极;乐观或悲观。问题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争论的双方都更强调了问题的一个方面而已。主张治理理论具有中国适用性的学者对中国现实的判断更为积极乐观,更强调该理论对中国的指引作用和规范作用。而质疑论者则更更强调治理的实现条件,以西方的经验作为我们的参照,对中国的判断较为消极慎重,更加“实证”。总之,治理理论的引入对中国政治生态创造了新的机制,体现了中国在参与全球化、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全新的国家治理理念。但同时,在看到治理理论的优长时,也必须注意到中国有着迥于西方的传统、面临的许多问题并不同于西方。如果治理理论能促进人们对当下中国的思考,就推动了社会的前进,也就实现了它的功能,对中国就有一定的适用性。
四、结论
自从治理理论进入中国以来,在历经了十多年的发展之后,显然已同中国本土学术相融合,并继续努力吸收着国际治理理论的最前沿成果,上述的网络治理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同时,学界也以“治理”概念为重要的分析工具,结合自身专业实际,创造性的运用 “电子治理”、“危机治理”、“社会治理”、“协同治理 ”等概念进行相关理论和实证研究,皆取得了许多丰硕的成果。但其中,发展最快,成果最明显的是以城市社区治理和农村乡镇治理为研究主体的地方治理研究。笔者认为,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在对治理理论的理论内涵进一步准确把握的基础上,伴随着中国社会深刻的结构性调整和公民社会孕育的不断成熟和法治建设的不断完善,治理理论将在中国公共管理领域不断发挥其更大的显著作用,体现出自身的理论价值。
参考文献:
[1]张国芳.《治理理论对我国治理变革的启示》[Z]. 中国改革论坛网 2010 - 7 - 7 [2]陈振明,薛澜.中国公共管理理论研究的重点领域和主题。中国社会科学,2007,(3).[3]常士訚.现代化的解构[M].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4]罗西瑙.《没有政府统治的治理》[M],剑桥大学出版社,1995,5 [5]黄健荣.公共管理新论 [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277 [6]丁煜.多重治理 :机制、模式与关联[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8,(3)[7]吴得源.全球治理在公共政策理论发展之扩充 [J].行政暨政策学报,2006,(24)[8]何增科.治理、善治与中国政治发展.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02,(3).[9]郁建兴,王诗宗.治理理论的中国适用性[J].哲学研究,20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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