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和人民为什么最终选择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第一篇：中国历史和人民为什么最终选择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执政地位的确立不是自封的，是历史和人民的共同选择，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的确立有着其历史的必然性。

自近代以来，中国面临着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这样的任务。改革的失败，外国的侵略，使中国生产力缺乏，民生困窘，原先在中国人心目中近乎完美的资本主义制度顿时失去了原来耀眼的光辉。而此时从俄国传来的一种似乎更为科学的政治学说——社会主义论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并展现出了强大的生命力，就在这时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共产党迎来了工农阶级对其的关注。

中国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一个具有革命的彻底性和政治上远见卓识的政党。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制定了无产阶级领导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创立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从而为中国人民争取独立、解放的伟大斗争开辟了通向胜利的道路。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经历了无数大大小小的斗争，从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军队，带领群众，推翻资产阶级，到坚定地依靠贫农、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消灭地主阶级。

就是在这长期斗争的过程，中国人民逐步地认识了中国共产党，并且在党的领导下日益广泛地团结起来。

中国共产党成为领导人的原因，有着极其重要的几点：

首先，中国共产党在队伍发展的过程中，其思想达到统一性，纪律充满严格性。这一点，是其以后成为我国领导阶层的重要铺垫。

其次，中国共产党不仅根据历史发展行程提出基本的政治口号，而且为了实现这种口号还提出了关于每一发展阶段和每一重大事变中的动员口号。

随后，中国共产党在不失掉确定的政治目标的原则上，与同盟者建立的适当的关系为其奠基了领导人的地位。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正是这三个代表让中国共产党得到了全国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

所以说，中国共产党地位的确定，是由其自身条件决定的，是在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形成的，是中国人民在历史的进程中经过比较、鉴别做出的正确选择。

第二篇：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

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记得一位哲人说过：一个人，一个民族，他所信仰的不应该是束缚自己手脚的桎梏，更不应该是绞杀自己的绳索，而应当是一股风，一股催你挺进、催你跋涉、催你奋斗的风。而我选择了信仰马克思主义，也就选择了中国最伟大的政党——向共产党积极靠拢。首先，我想谈谈我们的祖国在近现代的发展历程。在国将不国，满目创痍的中国近代史上，多少爱国人士“大声疾呼，以期上下一心重现唐虞盛世，可林则徐，龚自珍的忧国忧民、无限憧憬只是一场空梦；戊戌变法犹如昙花一现，最后只落得“引颈受戮的下场；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成绩显著，但仅仅三个月，便被窃去革命果实……多灾多难的中国仍然处在黑暗中，中国人民仍陷身于水深火热之中。是历史选择了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党，改变了中国的历史。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无数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用鲜血和生命换来了中国革命的胜利。正如毛泽东所说的：“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使中国革命起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中国人民由于有了这样一个政党的领导，才能取得革命的彻底胜利。革命是胜利了，摆在中国面前的，还有经济建设和祖国统一的严峻任务。共产党不负众望，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经济建设，改革开放更是促进了国民经济的迅猛发展；无数的华夏游子渴望归来，邓小平的“一国两制伟大方针实现了他们毕生的心愿，香港、澳门相继投入祖**亲的怀抱！在坚韧的求索过程中，我们的党成功了，成熟了。每当想起这些的时候，我的血管中仿佛流淌着革命前辈的鲜血；我的胸膛中燃烧着对组国的热爱；我的成长沐浴在党温暖的春风中；我的一切，都是伟大的党赋予的！这个时候，我读懂了夏明翰“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的从容与坚决；读懂了徐特立“救亡曾断指，入党在危时的崇高信念；也读懂了孔繁森“青山处处埋忠骨，一腔热血撒高原的豪迈誓言。“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对于人只有一次。一个人的生命应当是这样度过的：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耻；这样，在他临死的时候，他就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献给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革命前辈们用行动表明了坚定的公产主义信念，这些优秀共产党人的形象汇入我心中，深刻影响并鼓励我向党组织积极靠拢。我来自湖南，中国的革命老区之一，贫困但坚强，孕育出一代革命英雄人物，敬爱的毛主席正是从这里走出去，带领人民解放全中国的。儿童时代的我，常听大人讲述八路军的故事，看了许多中国革命时期的影片，《闪闪的红星》中勇敢的小“八路成为我心中钦佩的对象，我第一次戴上红领巾的那一刻，心中有个声音在说：“我也要做那颗最闪亮的红星！中学时代的我，积极的加入了中国共青团组织，认真的学习马克思主义原理，全面的了解党的历史和基本知识。我所就读的高中就是《警世钟》的作者陈天华的母校，这座与北大同领的古老学校，注重培养学生良好的革命修养和政治素质，在校风的熏陶下，革命的情怀扎根心底。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指导下，我从思想上和行动上严格要求自己，在学习上做勤奋的榜样，在生活中遵循中华民族的优良品质，并积极参加学校及社会公益活动，从这个时候起，我就有意识的向一个党员标准看齐了。大学时代的我在感受新时代大学生活的同时，参加了入党积极分子培训班的学习。在党校的专题报告中，我了解到“三个代表重要的科学内涵和深远意义，更深入的学习当的基本知识，认识到要端正入党动机，坚定理想信念，以实际行动争取早日入党。在党校的录象观看中，我形象的看到了党的发展，具体知道了党员的条件和要求。在班级讨论交流中，我把握每次讨论的机会，在交流中端正和提高自己的思想认识。我以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来参加党校的学习，把学习的收获变成日常的动力，更努力的学习科学文化知识，更自觉的以一个党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以上的这些，是我的思想成长经历，也是我为什么要入党的原因。我对党员的直观感受最强烈的时候，是在1998年夏天。这个夏天，我国长江流域发生了历史上罕见的大洪水，而奔赴在抗洪抢险前线的。正是我们的共产党员！我亲眼目睹他们带领人民群众与武警官兵并肩作战，抵抗洪魔的进攻；他们一心想着堤坝的稳固，常常不分昼夜地巡视在洪灾现场，最后许多共产党员同志都病倒在堤坝上。站在家乡的资江大桥上，我痛心的望着吞噬人民生命财产的滚滚洪水，而共产党员为人民无私奉献的精神让我坚信：只要有共产党，人民群众的利益就会得到保护；只要有共产党的领导，任何的困难都阻挡不住我们前进的步伐。眼前的洪水，与当年差点掠去朝鲜儿童生命的冰窟窿又是和等的相似啊！资江河水哺育了罗盛教，而今天的资江河畔只留下了一座罗盛教纪念馆，从小就常在馆里接受革命教育的我此刻心潮澎湃。面对足以剥夺人类生命的严寒冰窟，为了抢救两条异国友邦的小生命，罗盛教，我们党最亲爱的儿子，就那样纵身一跳，划出了世间最美丽的生命弧线！朝鲜妈妈哭了，让孩子们牢记住中

第三篇：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

记得一位哲人说过：一个人，一个民族，他所信仰的不应该是束缚自己手脚的桎梏，更不应该是绞杀自己的绳索，而应当是一股风，一股催你挺进、催你跋涉、催你奋斗的风。而我选择了信仰马克思主义，也就选择了中国最伟大的政党——向共产党积极靠拢。首先，我想谈谈我们的祖国在近现代的发展历程。在国将不国，满目创痍的中国近代史上，多少爱国人士“大声疾呼，以期上下一心重现唐虞盛世“，可林则徐，龚自珍的忧国忧民、无限憧憬只是一场空梦；戊戌变法犹如昙花一现，最后只落得“引颈受戮”的下场；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成绩显著，但仅仅三个月，便被窃去革命果实……多灾多难的中国仍然处在黑暗中，中国人民仍陷身于水深火热之中。是历史选择了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党，改变了中国的历史。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无数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用鲜血和生命换来了中国革命的胜利。正如毛泽东所说的：“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使中国革命起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中国人民由于有了这样一个政党的领导，才能取得革命的彻底胜利。“革命是胜利了，摆在中国面前的，还有经济建设和祖国统一的严峻任务。共产党不负众望，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经济建设，改革开放更是促进了国民经济的迅猛发展；无数的华夏游子渴望归来，邓小平的“一国两制”伟大方针实现了他们毕生的心愿，香港、澳门相继投入祖**亲的怀抱！在坚韧的求索过程中，我们的党成功了，成熟了。每当想起这些的时候，我的血管中仿佛流淌着革命前辈的鲜血；我的胸膛中燃烧着对组国的热爱；我的成长沐浴在党温暖的春风中；我的一切，都是伟大的党赋予的！这个时候，我读懂了夏明翰“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的从容与坚决；读懂了徐特立“救亡曾断指，入党在危时”的崇高信念；也读懂了孔繁森“青山处处埋忠骨，一腔热血撒高原“的豪迈誓言。“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对于人只有一次。一个人的生命应当是这样度过的：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耻；这样，在他临死的时候，他就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献给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革命前辈们用行动表明了坚定的公产主义信念，这些优秀共产党人的形象汇入我心中，深刻影响并鼓励我向党组织积极靠拢。我来自湖南，中国的革命老区之一，贫困但坚强，孕育出一代革命英雄人物，敬爱的毛主席正是从这里走出去，带领人民解放全中国的。儿童时代的我，常听大人讲述八路军的故事，看了许多中国革命时期的影片，《闪闪的红星》中勇敢的小“八路“成为我心中钦佩的对象，我第一次戴上红领巾的那一刻，心中有个声音在说：“我也要做那颗最闪亮的红星！”中学时代的我，积极的加入了中国共青团组织，认真的学习马克思主义原理，全面的了解党的历史和基本知识。我所就读的高中就是《警世钟》的作者陈天华的母校，这座与北大同领的古老学校，注重培养学生良好的革命修养和政治素质，在校风的熏陶下，革命的情怀扎根心底。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指导下，我从思想上和行动上严格要求自己，在学习上做勤奋的榜样，在生活中遵循中华民族的优良品质，并积极参加学校及社会公益活动，从这个时候起，我就有意识的向一个党员标准看齐了。大学时代的我在感受新时代大学生活的同时，参加了入党积极分子培训班的学习。在党校的专题报告中，我了解到“三个代表“重要的科学内涵和深远意义，更深入的学习当的基本知识，认识到要端正入党动机，坚定理想信念，以实际行动争取早日入党。在党校的录象观看中，我形象的看到了党的发展，具体知道了党员的条件和要求。在班级讨论交流中，我把握每次讨论的机会，在交流中端正和提高自己的思想认识。我以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来参加党校的学习，把学习的收获变成日常的动力，更努力的学习科学文化知识，更自觉的以一个党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以上的这些，是我的思想成长经历，也是我为什么要入党的原因。我对党员的直观感受最强烈的时候，是在1998年夏天。这个夏天，我国长江流域发生了历史上罕见的大洪水，而奔赴在抗洪抢险前线的。正是我们的共产党员！我亲眼目睹他们带领人民群众与武警官兵并肩作战，抵抗洪魔的进攻；他们一心想着堤坝的稳固，常常不分昼夜地巡视在洪灾现场，最后许多共产党员同志都病倒在堤坝上。站在家乡的资江大桥上，我痛心的望着吞噬人民生命财产的滚滚洪水，而共产党员为人民无私奉献的精神让我坚信：只要有共产党，人民群众的利益就会得到保护；只要有共产党的领导，任何的困难都阻挡不住我们前进的步伐。眼前的洪水，与当年差点掠去朝鲜儿童生命的冰窟窿又是和等的相似啊！资江河水哺育了罗盛教，而今天的资江河畔只留下了一座罗盛教纪念馆，从小就常在馆里接受革命教育的我此刻心潮澎湃。面对足以剥夺人类生命的严寒冰窟，为了抢救两条异国友邦的小生命，罗盛教，我们党最亲爱的儿子，就那样纵身一跳，划出了世间最美丽的生命弧线！朝鲜妈妈哭了，让孩子们牢记住中国共产党员的恩情；中国妈妈也哭了，为自己英雄的儿子感到理解和骄傲。这，就是正直的共产党员。他们的榜样，促使我更渴望成为党员中的一员，在党组织的培养下更加茁壮的成长，成熟，为人民付出光和热。这也是我为什么要入党的原因。此刻，站在演讲台上，我向最伟大的党表明我入党的信念和决心，我将以实际行动来通过党对我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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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历史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的创立

历史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的创立

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教授、博士生导师

刘晶芳

欢迎来到北京干部在线课堂。我今天课的内容是《历史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的创立》。今年是中国共产党诞辰90周年，讲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要从头开始，所以今天在这里我要和大家一起回顾我们党创立的历史。

学习这段历史就要弄清楚中国为什么要建立共产党？为什么能建立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是怎么建立的？党建立的特点是什么？下面我们来讲第一个大问题，中国共产党产生的历史必然。

第一章 中国共产党产生的历史必然性

讲这个问题我想要回答两个问题，一个是中国为什么要建立共产党？一个是中国为什么能建立共产党？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在中国近代史上决定中国前途和命运的一个大的历史事件，学习我们党的历史第一个要弄清的问题就是中国为什么要产生共产党。关于中共的产生在研究界有这样一些看法：大陆的官方和主流看法认为中国共产党的产生是历史的必然，但是在建党问题上也有几种不同的看法、几种错误的观点。

第一种观点是“工具论”，认为中国共产党产生不是中国这个社会历史的必然产物。持这种观点的主要是蒋介石，他写的一本书叫《苏俄在中国》，在这本书里面他说中国共产党不是中国的产物，乃是苏俄共产帝国的螟蛉。螟蛉是什么东西呢？就是我们中国古代人就把“螟蛉”当做干儿子的代称。蒋介石是引用了一个典故，中国古时候的一个典故，在《诗经·小雅·小宛》这篇里面说道，“螟蛉有子，蜾蠃负之”。螟蛉是一种绿色的幼虫，蜾蠃也是一种昆虫，蜾蠃把螟蛉捕来，放到它的窝里面，然后在螟蛉的体内产下自己的卵，用毒针往螟蛉身体里面注上毒液，让它不死，所以它的卵利用活体的营养逐渐长大。所以古人不了解这种实际情况，就认为螟蛉的孩子是蜾蠃把它养大的，实际上不是这种情况，是蜾蠃利用螟蛉，把它作为繁殖自己后代的工具，是这么一个关系。所以后人就把螟蛉作为养子、干儿子的代称。蒋介石就认为中国共产党是苏俄来实行世界革命战略的一种工具，这是“工具论”。

第二种观点是“移植论”。认为中共是舶来品，用船从外面运过来的，是苏共的移植。

第三种观点是“误会论”。台湾学者李云汉他在《从容共到清党》这本书里说，中国建立共产党是一个历史的误会，是部分知识分子一时感情冲动的选择，这是一种观点。

第四种观点是“早产论”。这种观点不否认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是有它的历史必然性，但是认为建早了。德国一个学者在《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这本书里面说到，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是一个人为的早产。还有当年帮助中国共产党建党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居然在1923年的信里写道：中国是为时过早的组织了共产党。

上面这些说法第一到第三种观点的共同之处就是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没有这种历史必然性的，是人为的产物，是苏俄制造出来的，这些说法应该说是完全违背历史事实的。

大家知道世界上任何一种生物要从一个地方移植到另一个地方，必然有它生长和发展的条件。打一个比方，把一个天山的雪莲从新疆移到北京，它能不能成活呢？就看它有没有成活的土壤、气候、水分等各种条件。一个政党也是一样，它的产生、发展壮大必然有它生存的土壤和历史条件。

那么中国共产党产生确实是有它植根于近代中国社会的经济、政治条件的，是一种内在因素来使它能够产生。

（一）苦难深重的中国需要共产党

为什么在中国要产生共产党？我想第一个回答就是中国共产党产生是中国民主革命的需要。要说清楚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要产生，必须要了解20世纪初的中国社会。中国共产党产生的时候中国是个什么样的呢？当时中国是苦难深重。

这种苦难首先是帝国主义侵略给我们中华民族带来的。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用炮舰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从此就开始了中国殖民地化的过程。帝国主义的侵略是全面的、凶恶的。

首先是在军事上进行侵略。帝国主义不断的发动侵华战争，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英战争、中日甲午战争等等，每打一仗打胜了就要迫使清王朝签订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建租界等等，这是军事侵略。

第二是政治控制。帝国主义要统治中国，不依靠中国当地的本土统治者帮助是不行的，所以他要控制中国的内政外交，要拉拢、利用中国当时的晚清王朝以及后来的北洋政府做他奴役中国的帮手，勾结起来一起控制中国。

第三是经济掠夺。帝国主义控制中国的经济命脉，办银行控制中国的海关，控制中国的税收、关税，倾销商品、输出资本，用种种手段来操纵中国的经济命脉，使中国的矿山开采权、铁路所有权都在帝国主义手中。

第四是文化渗透。传教、办学校，通过这些形式在精神上对中国人民进行奴役。

帝国主义这些侵略，给中华民族造成了非常大的灾难——国将不国。这张图就是当时的中国人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所产生后果的认识。这是一张根据兴中会会员谢缵泰1898年发表在香港报纸上的漫画绘制的“时局图”。图中用牛鬼蛇神来代表帝国主义国家，这些牛鬼蛇神纷纷的侵入中国，把中国当成一块肥肉来抢食。图中的熊代表的是沙皇俄国，虎代表的是英国，青蛙代表的是法国，鹰代表的是美国，太阳代表的是日本，蛇代表的是德国。当时的革命志士陈天华是这样说的：“俄罗斯，自北方，包我三面；英吉利，假通商，毒计中藏；法兰西，占广州，窥伺黔桂；德意志，胶州领，虎视东方；新日本，取台湾，再图福建；美利坚，也想要，割土分疆。这中国，那一点，我还有份；这朝廷，原是个，名存实亡”。帝国主义侵略中国造成的灾难就是国将不国，中华民族就要被灭亡了。

帝国主义侵略就使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当时的统治者对这些侵略不但不抵抗，反而是迎合他们，采取妥协、退让的政策。我这里有一个材料是八国联军侵略北京以后，要和八个帝国主义签订《辛丑条约》，在这个过程中清朝当局有一个在北京和各个外国使团谈判的指示，里面说：“量中华之物力，皆与国之欢心”，反正我们打败仗了，这些国家要什么给什么，就是用这种办法来求得和帝国主义的和解。

这种卖国政策就使我们国家领土主权受到了大的损失。据统计材料1841年到1911年，这几十年间清政府签订了1145个不平等条约，平均每年16个。清朝时期的赔款有多少呢？十三亿两白银，这还不算利息。1901年《辛丑条约》就赔白银四亿五千万两，这一次赔偿就相当于清朝国家几年全国的财政收入，而且他要规定几十年还完，到还完的时候加上利息要有十亿两白银。

满清时期我们国家是这种状况，到了民国是不是好一点？也不是。这张图就是民国初年当事人画的一个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野心的形势图。白色的圈代表的是日本，红色的圈代表的是俄国，蓝色的圈代表的是英国，绿色圈代表法国。这种侵略几乎是把中国瓜分完了，中国的民族危机是非常的深重。

帝国主义侵略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的苦难，它改变了中国社会发展的轨迹。明末中国社会中已经有了资本主义萌芽，但是帝国主义的侵略打断了中国社会的正常发展道路，它不是像其他国家那样由封建社会逐渐的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而且由封建社会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非常黑暗的、非常落后的、非常腐朽的社会。这个社会的人民非常痛苦，就像毛泽东1920年在民族大联合上说的：“我们国家是坏到了极处，人类是苦到了极处，社会是黑暗到了极处，总之照这样是统治不下去了”。

中华民族和帝国主义的矛盾，人民大众和封建主义的矛盾，成为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中国要救亡图存就要反帝反封建，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统治，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这是当时整个中国人民的普遍要求。

谁能完成这个任务谁就能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因为只有把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推翻才能够使中国的生产力得到发展，使中国的社会得到进步，谁能够完成这项任务，谁就代表了中国最大多数人民的根本利益。当时的中国社会中工人阶级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它和阻碍中国社会发展的封建主义、帝国主义的矛盾是不共戴天的。工人阶级的政党又是工人阶级最先进的部分，共产党可以说就是当时解决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救中国于危亡的主要力量。这是我给大家讲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苦难深重的中国需要共产党。

（二）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失败推出了共产党

那么共产党为什么在中国能产生？第二个回答是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失败推出了共产党。在近代，中国革命其实并不是共产党人的专利，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也不是中国共产党先开始的。毛泽东就曾说过，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还应该把党成立以前的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的材料研究一下，不然就不能明了历史的发展，当然也就不清楚为什么在中国非要产生一个共产党不可。

从鸦片战争到中国共产党成立的80年间，中国人民是不断的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斗争，这其中规模和影响比较大的革命主要有三次，即太平天国革命、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但不论是农民的太平天国革命，还是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戊戌变法，还是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辛亥革命，最终都失败了。

首先来看太平天国。太平天国是由农民领袖洪秀全发动的，从1851年金田起义开始，领导农民起义军打击封建的清王朝，从广西一直打到了长江流域，占领了当时清朝在中国中部的重镇——南京，在南京建立了农民政权——太平天国。但是太平天国只存在了14年就失败了，太平天国的失败主要不是被当时的清军和帝国主义的洋枪队打败了，而是败在了自己手里。他反了多年的封建，最终自己建立的政权还是一个封建政权——洪秀全当了太平天国的皇帝，搞了封建。这就说明传统的农民起义不能解决中国社会面临的问题，农民不是一个先进的阶级，不是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的代表。阶级局限性就决定了太平天国虽然是反帝反封建的主力军，但是不可能彻底的摧毁封建制度，建立一个完全崭新的社会制度，所以它担负不起民主革命的领导重任。

再看资产阶级改良派。资产阶级改良派康有为、梁启超在1898年发动了戊戌维新运动。他们高举救亡图存的旗帜，仿照日本的明治维新，试图在不根本废除封建统治的情况下，做一些改良，使中国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结果戊戌维新只持续了100天，就在清王朝统治者、以慈禧太后为首的保守派的镇压下失败了。戊戌维新的领导人康有为、梁启超被迫亡命日本，戊戌变法中的骨干，以谭嗣同为首的六君子被清王朝抓起来，“血溅菜市口”，壮烈牺牲。戊戌变法的失败暴露了中华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说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企图靠这种走自上而下的改良道路来改变中国这种灭亡的命运是根本行不通的。

再看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辛亥革命。资产阶级革命派孙中山在1911年领导了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统治中国2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这是一个非常伟大的成就，所以到今天我们还是特别的肯定孙中山。我们的天安门广场上两个领袖——孙中山、毛泽东的画像，他是对中华民族的复兴作出重要贡献的人。但是辛亥革命也很快就失败了，刚刚建立的中华民国的权力并没有掌握在资产阶级手里，而是被袁世凯窃夺了。

袁世凯当了中华民国的大总统以后，并没有按照他的承诺实行中华民国的约法，建立一个民主的国家。袁世凯窃取了民国的权力以后，他所建立的政权仍然是一个帝国主义操纵下的卖国政权。这张图片是袁世凯和列强共事的合影。袁世凯执掌了民国的政权以后，千方百计的和帝国主义拉关系，要得到他们的支持来实现其统治，为了得到当时日本国的支持，接受了日本旨在灭亡中国的“21条”。

从1912年到1919年北洋政府的各派军阀都以国家权益做抵押，公开或秘密的借外债180多次，总额高达八亿银元以上，这些钱不是用来建设国家，而且用来争权夺利打内战的。

袁世凯对外卖国，对内实行专制独裁，压榨和掠夺人民，所以北洋政府统治下的中国政治上是非常黑暗的。本来民国建立以后中国曾经有一个实行民主政治的机会，所以资产阶级也曾尝试在中国实行资本主义，比如议会政治、政党组阁，学习西方民主政治搞这些东西，搞的应该说也是有成效的。比如1912年到1914年几年间，各派政治势力为了在国会选举中获得席位纷纷建立了自己的政党，形成中国近代史上一种党派林立的局面。党派有多少呢？当时据统计有682个之多，那种情况当时有人描绘的说是集会结社尤为疯狂，而政党之名如春草怒生，当时想搞民主政治，党派非常的多。其中规模比较大的有统一共和党、共和党、国民党、民主党，其中国民党是势力最大，在参众两院870个席位中有392席，已经接近半数，非常有希望通过国会选举由国民党组阁。但是袁世凯绝对不想出现一个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不想由资产阶级来掌握国家的政权，所以他在1913年3月在国会召开前夕就在南京车站派人暗杀主张建国会实行民主政治的国民党人宋教仁，一枪彻底击碎了资产阶级的共和梦，这种民主政治也就根本不可能实行了。

更为令人发指的就是袁世凯居然复辟了帝制，在清王朝消灭以后，他自己要出来当皇帝。这张图片就是袁世凯称帝以后到天坛祭天，履行封建皇帝必须履行的祭天仪式。袁世凯的倒行逆施遭到了举国反对，他在唾骂声中做了83天的皇帝，最后在这种全国人民的反对声中抑郁而亡。

袁世凯死后北洋政府分崩离析，形成了几个大的军阀军团，比如冯国璋为首的直系军阀，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军阀，张作霖为首的奉系军阀。在这些北洋军阀统治下，中国政治上是更加的黑暗，用孙中山的话说“北洋统治下的中国，政治上、社会上种种黑暗腐败，比前清更盛，人民困苦是日甚一日”。

孙中山不愧是坚定的资产阶级革命家，他不甘心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共和国、换来的革命成果就此丧失，所以奋起和北洋军阀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先后组织了二次革命、护国战争、护法运动，但是所有的这些努力都失败了。可以说资产阶级革命派搞的旧民主主义革命陷入了绝境，没有办法来改变中国，解决中国这些社会的主要矛盾。

孙中山他所以失败不是因为革命不坚决，一方面有敌人强大的外因，主要原因是资产阶级的软弱。资产阶级不仅提不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纲领，也找不到可以依靠的力量，他是不信任人民群众的，他搞的几次革命都是靠军阀打军阀，收买、拉拢一些军阀去打北洋军阀，而且他也组织不起来能够带领群众战斗的坚强政党，这个是最要命的。有没有党？有，有国民党，但是国民党是一盘散沙，革命功成革命党消，是这种情况。

三次革命的失败证明无论是农民阶级还是资产阶级都不能解决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不能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中国革命的历史重任就落到了无产阶级和它的政党——共产党身上。这是说明中国为什么要产生共产党，苦难的中国需要共产党。

（三）中国具备了建立共产党的基本条件

有这种需求是不是就能够建立共产党？下面我们讲一下中国为什么能建立共产党？讲一讲中国有没有建立共产党的条件。

共产党要建党必须具备两大条件：一个条件是阶级基础，就是工人阶级要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还有一个条件是思想条件，就是要接受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中国需要无产阶级政党领导是没有疑问的，但是当时是不是就具备了无产阶级政党产生的阶级条件呢？对这个问题也有不同看法，有一种否定怀疑的看法，认为当时中国的工人人数少、力量弱，没有全国性的工会组织，没有成为独立的政治力量，很难说具备了共产党产生的阶级条件。

这个问题怎么看？我认为衡量工人阶级能否成为独立的政治力量要看工人阶级的数量，更要看工人运动的水平。在中共产生以前中国工人阶级是个什么状况？这个示意图可以简单的给大家演示一下当时中国工人阶级的状况。

首先看工人队伍成长的状况。中国的工人阶级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不一样，西方的工人阶级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建立和资产阶级同时产生的，而中国的工人阶级是先于中国资产阶级产生的，为什么呢？因为中国最早的现代工业是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为了侵略中国的需要，在中国的一些沿海城市开办的一些工厂，在这些工厂里产生了第一批产业工人，这个时候还没有中国的资产阶级，中国的资产阶级是在洋务运动中官僚买办资本产业中开始产生，在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民族资本发展起来以后才大量出现的。

从1840年到1894年这50多年工人数量发展的不大，只发展到了11万。从1894到1913年这20年工人数量有了比较大的发展，到了90万人。大发展是在1914年到1919年，1914年爆发了世界上第一次帝国主义战争，大战中帝国主义忙着打仗，对中国的侵略就稍微的放松了一下，这个时候中国的民族资本就趁机发展起来，建了大量的工厂，使工人的数量有很大的发展，到了1919年中国大概有280多万产业工人。这是工人阶级数量的发展情况。

200多万工人在中国的总人口中只占到0.5%，4亿多人占0.5%，人数不是太多，比例很小，但是这200多万绝对数也不是太少。其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成立的时候大概也是这几百万工人，比如俄国共产党成立的时候工人占全国人口2%，日本当时也是占2%，产业工人有150万左右，俄国建党的时候工人是270万左右，所以这个绝对数也不是很少。

除了数量以外，中国工人阶级确实还有它自己特殊的优点：

第一个特点是受压迫最重、革命性最强。因为西方国家工人只受资产阶级压迫，受代表资产阶级的政府的压迫。但是中国工人受三重压迫——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官僚买办资本，甚至是民族资产阶级的三重压迫和剥削，革命性强，容易接受马克思主义。

第二个特点是集中程度高，多数都集中在沿海沿疆的几个大城市，集中的好处就是便于组织。

第三个特点是和广大的农民有极为密切的联系。第一代产业工人基本上是刚从农村出来变成工人的，所以他们家很多人都还在农村，和农民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这是中国工人阶级的优点。从这些特点看，仅从中国工人在全国人口占的比例小就说明没有建立共产党的条件，我认为是说不通的。第一，是我刚才说了它和西方这些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建立时候的工人数量比绝对数并不少；第二，拿中国自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比，应该说中国的资产阶级人数更少，一个工厂里面有资本家和工人，资本家才几个人，工人是多少？资本家人数少，那么他还在共产党建立以前，先于共产党建立了国民党，不能说人数少就不能建党。

另外，更重要的是看工人运动的情况。从工人运动情况看，从1840年到1894年这50多年，工人运动开展的不多，一共只有71次斗争，年均1.3次。1895年到1913年，这20年工人斗争多了起来，一共有273次，年均14.3次。到了1914年到1919年，工人斗争次数更多，一共有185次，年均30.8次。这时候工人斗争的内容也和以前不一样，不仅仅是经济要求，要求涨工资、减少工时、改善待遇，而且提出了政治要求。比如1915年上海、唐山等地的工人罢工主要就是反对北洋政府和日本签订的条约，反对接受“21条”，这是一个反帝运动。1916年天津法租界工人罢工，反对法国侵占老西开。特别是在五四运动中中国工人阶级举行了“六三大罢工”，发挥了主力军的作用。五四运动是学生先搞起来的，北京的学生先进行了反对巴黎和会、反对中国签订卖国条约的运动，学生斗争并没有起到那么大的作用，还不能撼动北洋军阀的统治，但是工人参加进来不一样了，威力很大。最终五四爱国运动是取得了胜利，这里面工人的作用不可低估。

从上面这种情况看，中国的工人运动发展到1919年，这个时候不仅有经济要求，而且有了政治要求，成为了一个独立的政治力量，作为这种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以后，就有了要建立自己政党的要求。所以从这点看，当时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时候已经具备了阶级基础。

要建党只有阶级基础还不够，还必须要有思想条件，也就是说要有先进的理论作为指导思想。当时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时候是不是具备了这种思想基础呢？近年来也有人否认中共有了这样建党的思想基础，认为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只是知识分子一时的感情冲动，认为中国没有正确的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条件，理由是“中国在文明的大道上还没有走到资本主义的门前”。大家知道马克思主义是在资本主义时代产生的一种革命理论，中国还没有资本主义所以没有接受这种理论的条件。还有观点认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先进分子只是片面的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个别观点，如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学说，还不够满足建党的理论要求。

那么怎么看待这个问题？我认为上面这些看法是不对的。首先我们说中国已经有了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物质条件：一是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虽然不是典型的资本主义社会，但是资本主义也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它的内部已经产生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新的阶级，工人阶级已经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需要有代表自己阶级利益的先进的理论来作为斗争的指导。但是工人运动不能自发的产生马克思主义，只能从外面灌输，由掌握这种理论的知识分子到工人中去灌输、去传播。

中国的先进分子是什么时候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呢？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实际上有一个不是太短的历史，从1898年开始就传入了中国。在1898年到1917年的20年中，马克思和他的学说从不同的渠道经过不同的人介绍到中国来，最先是外国传教士，1898年李提摩太在上海出版的一个译注里面第一次介绍了马克思。在此之后，1899年李提摩太在上海广学会办的《万国公报》中登了一篇文章叫《大同学》，里面称马克思是工人领袖。在中国人中，资产阶级改良派康有为他比较早的说到了马克思，称马克思是“社会主义之泰斗”、“社会主义之鼻祖”，当时他说马克思名字不是现代我们写的马克思三个字，叫“麦喀士”。讲到这个问题，说的比较多的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就是革命派朱之鑫在《民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叫《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在文章里认为共产党宣言的不同于空想社会主义的议论，而是有自己的一些认识的，认为它是比较科学的，是科学的社会主义。

孙中山在他的一些演讲文章中也谈到过马克思，孙中山在1914年5月给社会党国际局的信中呼吁他们给中国国民党人以帮助，让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除了国民党革命派以外，还有一些人也介绍过马克思主义。比如说无政府主义者，他们也不只一次的在他们的著作中提到马克思，提到他的学说；还有社会党人，像江亢虎，他甚至不仅提到马克思，还提出了中国要搞新民主主义，“新民主主义”这个词还是他先提出来的。

可以说在二十世纪初的思想界，社会主义是相当时髦的一个思潮，相当多的人在讲社会主义。但是当时的介绍应该说是零碎的、片面的、肤浅的，带着很多误解的，甚至是歪曲的，规模也比较小，影响也不是很大，受阶级局限，他们也不是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行动的指南。这是到1917年十月革命前的中国国内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情况。

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发生大的变化是十月革命的影响。真正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作为救国救民的理论来接受是在十月革命以后，这种状况就像毛泽东在他的著作中有一个非常形象的说法，“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毛泽东的话把十月革命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中的地位和作用说得很清楚了，从这儿开始马克思主义才被中国的先进分子作为改造中国的一个工具，作为一个指导思想来接受的。

正在苦苦寻找救国道路的先进分子，从十月革命的胜利中看到了光明和希望，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的一些最基本的东西。由主张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转向了主张社会主义，开始了由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的艰难转变。中国共产党创始人几乎是每个人都经历了这样的一个转变，促使他们转变的原因我想主要有四个：

第一个原因是辛亥革命的失败使他们感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这个是非常现实的，刚刚过去的历史事件摆在大家面前，想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是没有可能的，帝国主义不允许，封建势力也不允许。看到了资产阶级共和国这种方案救不了中国，不是救中国的灵丹妙药，这是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暴露出来的资本主义的矛盾和弊端，转变了中国先进分子对资本主义的看法，认为资本主义的这一套未必都是好东西。在这以前看资本主义都是看好处看得很多，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以后就不一样了，大家知道第一次世界大战是由于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引起的，这个危机很惨，大战打的也非常残酷，把资本主义负面的东西暴露的非常多。

第三个原因是社会主义的苏俄体现出来的勃勃生机和他对中国宣布废除不平等条约，这个确实使中国的先进分子感到向往。苏俄建国以后，是工人和农民的国家，被压迫者翻身当了主人，出现了新的气象，特别是苏俄建国以后发表的几个《对华宣言》，宣布废除旧沙俄在中国所攫取的种种特权，这个对中国人的触动非常大，对俄国也非常的向往和信任。

第四个原因是“五四运动”中工人阶级的表现，使中国先进分子看到了改造中国的物质力量，这个也非常的重要，对这些人接受马克思主义、信任马克思主义，认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道理很重要，因为看到了实实在在的力量。

当然那个时候的社会主义确实是五花八门、良莠不齐的，各种社会主义很多，不只是科学的社会主义、马克思这一派的，还有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等等。所以在当事人看来，社会主义就像隔着纱窗看小屋，模模糊糊的看不清楚。在各种社会主义学说的碰撞中，李大钊、陈独秀、李达、李汉俊、毛泽东等先进的知识分子完成了世界观的转变，做了正确的选择，他们由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

最先完成这种转变的是李大钊。十月革命以后李大钊先后发表了一些重要的文章，比如《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从这些文章可以看出来，他的思想转变确实受苏俄十月革命的影响非常之大，特别是在1919年他发表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标志着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完成了由社会民主主义者到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在马克思主义者这个群体中，李大钊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这篇文章奠定了他的地位。后来他的这种观点影响了很多中国的先进分子，比如1920年3月李大钊在北京大学领导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当时这个研究会起了个名字叫“亢慕义斋”，大概是英文共产主义的音译。在“亢慕义斋”里组织了很多人，比如说邓中夏、高君宇、何孟雄、罗章龙、张国焘、瞿秋白、张太雷等等，在这里一起研究和学习马克思主义，促进了这些人思想的转变。

毛泽东的世界观转变也是深受李大钊的影响。1918年毛泽东一上北京的时候，曾经在李大钊任馆长的北大图书馆当过助理馆员，帮助干活临时工的性质。在这期间就曾经亲耳聆听过李大钊《庶民的胜利》的著名演说，仔细阅读过李大钊的《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的文章，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1919年底毛泽东二上北京和李大钊的接触更频繁，当时就认真的读了一些能够找到的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就确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对自己的这段经历，毛泽东记忆深刻，对把他领上革命道路的李大钊是充满了深厚的师生情谊。毛泽东1949年3月23日到了北京城下就发出这样一些感慨，他说“30年了，30年前我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而奔波，在北平遇到了一个大好人，就是李大钊同志。在他的帮助下我才成为一个马列主义者，他是我真正的好老师，没有他的指点和教导，我今天还不知在哪里呢”，这个影响是非常大的。1936年毛泽东在和斯诺的谈话中也谈到他由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到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历程，他说：“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三本书，使我树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接受马克思主义因为他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就一直没有动摇过。”这三本书一个是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还有考茨基的《阶级斗争》以及柯卡普著的《社会主义史》。毛泽东说：“到了1920年的夏天，我已经在理论上和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成为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且从此我也自认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毛泽东的这些话讲他自己思想转变的过程，是有代表性的，代表了当时那一代人的思想转变。

除了李大钊，在我们党内陈独秀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在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过程中，在建党过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他主办的《新青年》、《每周评论》都在当时的一代知识分子中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他自己也在1920年在《谈政治》这篇文章中完成了他个人从民主主义者到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1920年5月陈独秀在上海也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并且到工人中去宣传马克思主义，领导工人斗争，在这个过程中实现了世界观转变。在他的影响下上海的李达、李汉俊、陈望道等等这些人也很快的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道路。除此之外，湖南的蔡和森、向警予、何叔衡，湖北的陈潭秋、恽代英，天津的周恩来，山东的王进美、邓恩名、南京的张闻天，浙江的俞秀松，广东的杨匏安，四川的杨闇公以及老同谋会会员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等等，也先后的完成了思想的转变，成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这些人在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宣传中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这十几个人能够活到建国以后看到革命胜利成果的不是太多，大概1/3左右，绝大部分人是在革命年代为革命牺牲了，为他们的理想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这是我讲了一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的情况，当时传播的范围应该说是比较广的。

我在这里给大家列了一些当时登载马克思主义文章的刊物，《新青年》、《每周评论》、《信息评论》、《觉悟》等等，同时也出版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著作，比如说《共产党宣言》、《马克思资本论入门》以及《社会主义史》等等。

那么研究中共建党的思想条件，不能只看传播的范围，还要看传播的深度，传播了一些什么内容。从当时传播的内容看，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的一些最主要的观点已经传进来了：

第一，哲学方面是唯物史观，这个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石，是观察社会问题的世界观、方法论非常的重要，只有掌握了它才能够坚定对社会主义的信仰。

第二，传播了经济学的剩余价值论，这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最核心最本质的东西，它揭露了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得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结论，非常的重要。第三，传达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比如说社会主义必然要代替资本主义，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阶级斗争、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等等学说。

总之，到建党前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已经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原理，坚定了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奠定了思想基础。综上所述，中国共产党诞生在本世纪20年代初，不是偶然的，是近代中国社会矛盾运动的结果，是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的需要。工人阶级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和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为中国共产党产生坚定了阶级基础，准备了思想条件。通过这些条件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来“移植论”、“舶来品”这些说法是站不住脚的，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的建立的历史过程及其特点

（一）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和建党准备

下面我们讲第二个大问题，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历史过程和特点。首先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和建党的准备。无产阶级政党的产生，除了有必要的阶级基础和思想条件以外，还必须要使这两者有机的结合起来，因为工人阶级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作为行动的指南，只能建立工联主义的组织，不能够成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同样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如果不把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结合，不把工人阶级作为改造社会的物质力量，只能是一个研究的小团体，而不能组成先进的政党。

在欧洲和俄国，这种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结合的过程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比如在俄国，从1883年普利哈诺夫创立俄国第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团体开始，到1903年俄共成立是20年时间，这个结合过程是比较长的。而在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和同工人运动的结合几乎是同一过程，它的广泛传播从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在这之前有一些，就是十月革命到五四运动这个期间有一些，大量的传播是在五四运动以后。1919年到1921年建党只有两年时间，那么一边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一边到工人运动中去向工人去宣传和工人运动结合是一个同时进行的过程。

在中国最早酝酿建立共产党的是谁？我们现在一般的说法是“南陈北李相约建党”。但是最近有些人就这个问题提出了疑问，特别是日本学者石川祯浩写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中，把共产国际苏俄怎么帮助中国共产党建党说的非常充分，特别是中国的先进分子怎么从日本这个渠道接受马克思主义说的非常充分。他对“南陈北李相约建党”提出了疑问，认为没有确切的史料证明他们两个是怎么研究建党的。从我们能够看到的一些材料看，应该说陈独秀和李大钊是一起研究过问题的。1920年初因为陈独秀在北京受到北洋政府的迫害，要转移到上海，从北京到上海途中在北京站不好走，李大钊把他从北京送到天津，从天津坐火车变津浦线到上海。在这个过程中，两个人就商量了这个问题，现在虽然没有档案材料说明他们商量了什么，但是有一些回忆录回忆到这个问题。我认为从他们分手以后，各自所进行的活动可以看出来，他们是商量过建党问题的。因为分手以后李大钊回到了北京，陈独秀在上海，都做了两件事情，一个是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做思想准备；一个是进行工人运动，到工人中去启发工人觉悟，办夜校、出刊物，发动工人斗争，建立工会，这些都是建党的准备工作，分别一个在南一个在北。

在建党过程中，除了南陈北李以外，中国其他的马克思主义者，比如说湖南毛泽东、新民主协会都在酝酿着建党，在湖北、山东、广东都有这样的活动，包括旅居法国的先进分子也在和国内的通信中不断地谈建党的问题。

正在中国的先进分子在酝酿建党问题的时候，确实得到了来自共产国际苏联的帮助，这个以前在讲党史的时候讲的不多。但是随着近年来共产国际苏共关于中国革命的档案史料的公布，我们看这个问题看的更清楚了，就是中国共产党建党是得到共产国际苏联的帮助的。一开始是陆陆续续从不同的组织中派了一些人到中国了解情况，但是没有实质性的建党活动。实质性的建党活动就是1920年3月份，共产国际远东局派一个叫维经斯基的人到中国来，了解中国共产党运动的情况，也想做建党方面的工作。他首先到了北京，经过俄国教授的介绍与李大钊见面，了解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宣传情况、建党的准备情况。然后李大钊介绍他去上海与陈独秀接触，特别是后来又与其他的上海共产主义组织的成员，李达和李汉俊接触，商定要在中国组织共产党。在1920年的6月，上海陈独秀主持在《新青年》杂志编辑部开会，决定要建立共产党，在8月就正式的建立了上海共产党。

上海共产党开始叫社会共产党，后来就名称问题，陈独秀跟李大钊写信征求意见，李大钊认为就应该叫共产党。所以南陈北李自1920年3月分开以后，没有见过面，但是是有联系的，通过通信来商量一些建党的问题。上海共产党建立以后作为中国的第一个共产党的组织，它是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是整个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发行者和组织者，由它去联络全国各地其他的共产党知识分子，一起在各地发展党的组织，先后有了一些党的早期组织出现。

除了上海陈独秀等人建立的上海共产党以外，李大钊在1920年的10月，在北京建立了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1920年秋天，董必武等在武昌建立了共产党的武汉支部；1920年秋，毛泽东、何叔衡在长沙建立了早期的共产党组织；同年秋陈公博等在广州也建立类似的组织；1921年春，邓恩铭等在济南建立了共产党的小组。在国外也建立了两个党的早期组织，一个是1921年3月张申府、周恩来在巴黎建立的共产党早期组织；一个也是1921年的3月，施存统、周佛海等在日本东京建立的共产党组织。

这些共产党早期组织，在筹备建党过程中就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进行了建党的准备工作。哪些工作呢？

第一个工作是在同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的比较中进一步的坚定信念，扩大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为建党做好理论准备。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宣传马克思主义不是当作一种纯学术的东西做学究式的研究，而是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把它作为改造世界的一个武器，强调学以致用，解决实际问题。正因为这样，它就会密切联系现实问题去谈一些东西，就和当时社会上一些不同的观点发生了论争，在对各种不同观点的论争中深化和捍卫了马克思主义。当时大的论争主要有三个：

第一，是问题与主义之争，这是李大钊和胡适之间进行的。这个斗争我们过去把它说成是一个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非常对立的斗争，实际上这个斗争带有很大的理论探讨性质，就是胡适提出他对大力的宣传马克思主义不太感兴趣，他认为解决中国的问题，不是要这种大规模的理论宣传就能够做到的，他说：“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不解决具体的问题，高谈社会主义是自欺欺人的梦话”，所以对这种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学习他不是很感兴趣，他主张一点一滴的解决中国的问题。李大钊写文章对他这种观点进行了反驳，强调宣传理论和研究实际问题不应该是对立的，两者应该是交相为用的，是并行不悖的，研究问题必须有马克思主义做指导。另外，实现主义必须同实际相结合，这场论证应该说进行的还是比较及时的，对怎么发挥马克思主义对实际的指导作用是有它的作用的。

第二，是关于社会主义的论争，这是在陈独秀、李大钊、李达和张东荪、梁启超之间进行的。这个争论涉及到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中国应该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这个重大问题。张东荪、梁启超他们的主要观点，认为中国当时没有资格讲社会主义，因为中国并不存在劳动阶级，也不具备建立工人阶级政党的条件。他们认为中国唯一的病症就是贫乏、贫穷，中国的贫乏、贫穷不是资本主义造成的，中国的资产阶级在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在萌芽，资本主义利大于弊，不应该去消灭而是应该发展。这个观点应该说还是有道理的，中国确实不是资本主义太多了，而且是太少了，资本主义在当时是作为中国生产阶级中的先进因素的。但是怎么才能够使中国的经济发展起来，国家强盛起来，他们开出的药方是让资本家发展事业，通过这种改良的办法来解决中国社会的问题。在当时的情况下，中国的资本主义要发展，它遇到的最大的障碍是什么呢？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这两个势力使它不能发展，或者不能很好的发展。因此，不把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统治推翻，资本主义不可能得到很好的发展。结论是梁启超等对资本主义的认识、对中国社会问题的认识有其合理性，但结论是错的，通过改良和建设来解决中国的问题是不可能。

马克思主义者在这个问题的认识上，对资本主义的认识存在着一些片面性，就是完全否定资本主义在中国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这个是不对的。他们认为在中国不需要资本主义发展，不用具备必要的物质前提就可以直接实行社会主义的主张，也带有很大的空想成分，这是不对的。但是解决中国问题的认识上，他们是看到了点子上，即在中国不搞革命、不推翻帝国主义封建势力统治是不可能改变中国的这种状况，不能够救亡图存，不能够使中国实现现代化的。所以他们认为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走不通，强调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我认为这个结论是正确的。

第三，关于无政府主义的论争，论争的一方是陈独秀、李大钊、李达，另一方是黄凌霜、区声白等无政府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从极端个人主义出发，鼓吹个人绝对自由，反对任何组织纪律，反对一切强权、一切权威、一切国家，包括无产阶级专政。他们这种观点对小资产阶级急于改变现状这种急切的心理是很有影响的，能说到这些人心里去，所以在当时的知识界很有市场。但是这种主义对建党是非常有害的，不主张纪律、组织、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这是非常有害的，马克思主义者对这些观点进行了驳斥，在论争中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实行必要的金融制，坚持维护一定的纪律，我认为这个是对的。

在多次论争中马克思主义者捍卫了革命的理论，坚定了信念，锻炼了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今天我们学习这段历史，不仅应该了解当年中国共产党人是怎么接受马克思主义、把它作为指导思想的，同时也应该学习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把这个理论和实际结合、学以致用的这种学风。这是在从各种观点的论争中进一步宣传马克思主义、坚定信念。

第二个工作是到工人中去传播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结合，这是各地的共产主义小组和早期组织都做的工作。

第一，办刊物。当时办了一些工人刊物，比如上海共产主义组织办的《劳动者》、北京共产党组织办《劳动音》、广东的共产党组织办的《劳动界》，通过这些刊物通俗的向工人传达马克思主义。

第二，办工人夜校。工人没文化，办夜校让他们学习文化，这样才能够更好的接受和理解马克思主义，提高工人的觉悟。

第三，成立工会。陈独秀在上海成立了上海工会，这是最早的现代工会；北京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也到长辛店的铁路工人中去组织工会，做了很多这样的工作。

第三个工作就是为建党做一些具体的筹备工作，包括探讨建党的思想，通过办刊物、通信等方式介绍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介绍其他国家共产党建设的经验，讨论党的性质、指导思想、纲领、组织原则等一系列的问题。当时上海共产党办了一个党内刊物叫《共产党杂志》，在这个杂志上登了很多这方面的文章，起到很大的作用。此外就是确定日程、推选或指定代表，这个工作是在共产国际马林1921年6月来到中国以后，到上海和上海共产主义组织的李达共同商定的，就是要在近期内尽快的召开代表大会，最后确定在7月份召开，然后给各地发通知，让他们推代表到上海开会，这是准备工作。

（二）中共“一大”的召开

当这些工作都进行完毕，1921年的7月就在上海召开了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下面我们介绍一下中共“一大”的召开和共产党的诞生。这两张图片就是当年开会的地址，一个是上海的敬业路76号、原法租界106号、李汉俊哥哥李舒城的住宅，“一大”主要的会都在这里召开；还有最后一次会是在嘉兴南湖的一个游船里开了一次会；实际上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地方应该在历史上记载一笔，就是上海的博文女校，是到上海开会代表住的地方，在这里也开过会。

关于“一大”召开的真实情况，相当长的时间里，人们不是太清楚的。对“一大”代表是多少人、都是哪些人，“一大”召开的时间、地方及会议的内容等都存在一些不同的看法。为什么这样一个会会存在这样一些不同的看法呢？我认为有几个因素：

第一，“一大”作为党的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它的历史意义是随着党和革命的发展，经过了较长时间的历史沉淀才逐渐显露出来的，作为当时参加“一大”的这些代表们、当事人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所以对“一大”在很长时间里没有刻意的宣传。

第二，中央负责人保管的“一大”文件，“一大”通过的纲领、决议都丢了，直到建国以后才在中央档案馆接收苏联的档案中发现俄文版的纲领。后来一个意外的情况下，又有一个学生在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看书的时候，翻到了“一大”代表陈公博（陈公博在“一大”结束以后很快就脱党到美国去留学，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书）写的毕业论文，《中国共产党的关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中，附了一个英文版的“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纲领》。

第三，“一大”是秘密召开的，当时北洋政府不允许共产党人公开活动，把他们看成过激党，马克思主义都是过激分子，抓住是要关起来的，所以秘密召开了“一大”，环境是非常严峻的。这个中间还发生了法国巡捕闯进会场搜查这样的事件，所以大会当时没有做记录，事后人们回忆起来难免其说不一，出入比较大。

共产党成立这么多年，总要有一个时间作为党的生日纪念。在1938年5月毛泽东首先提出以7月1日为建党的纪念日，并且在1941年6月30日，用中央文件正式的规定下来，中国共产党诞生纪念日为7月1日，并不是中共“一大”就是在7月1日召开的，以前我们理解这个问题往往认为党的代表大会是7月1日召开，这是不对的。关于中共“一大”召开的时间，是改革开放以后才具体弄清楚。从事党史研究的学者邵尉正通过根据当时的文字记载、综合了间接事件等进行考证，考订了“一大”开幕日期是7月23日，闭幕日期是7月31日。关于开会时间的考证目前没有疑问，但是闭幕时间一直没有确定下来，各种说法都有。有7月31日结束说，8月1日、8月2日、8月5日结束说几种。

现在7月31日闭幕这个说法不太可能，因为“一大”的最后一次会，7月30日在李汉俊哥哥家开会的时候发生了法国巡捕房搜查事件，会议被迫中断，代表就分散出去了。这其中应该说马林起了很大的作用，先是一个秘探闯进来说是找人，又说是找错了，匆匆忙忙走了。马林在来中国之前，在印度尼西亚长期从事地下工作，很有经验，他说这不是找错人了，他是巡捕房的密探，赶快散会，于是代表们很快离开了。果然过了十多分钟就来了十几个搜查的巡捕。所以马林对中国共产党建立还有一功，正是因为他的警觉，使我们中国共产党在建立的过程中，避免遭受了被反动派一锅端、胎死腹中的悲剧，能够顺利的成立。

会议中断代表分开以后，因为住的很分散，当天晚上很难再聚集商量开会的事，而且由于会场被闯，这些人都已经被巡捕房盯住了，再在上海开会不安全。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李达夫人王会悟提出可到她的家乡嘉兴租一个游船去开会。但是要租船、策划到嘉兴去是要有时间的，当时定下来已经是半夜了，根本来不及通知。后来张国焘回忆这个意外事件说：“警察的骚扰发生以后，为了避开警探的视线，决定第二天停会，并通知各代表在找到妥当的开会地点以后再行赴会。我不便立即与仍在被监视中的李汉俊接触，乃于第二天7月31日清早到公共租界大东旅馆去看陈公博。陈公博是带着他的新婚夫人，没跟代表住在一起。所以这种情况说明，31日代表们还在上海没有到嘉兴，所以31日是不可能在南湖开完会的。

8月1日，是不是这天结束的呢？我认为也可以肯定不是。因为据当时的报纸记载，8月1日南湖刮大风，风浪很大，把游船都刮翻了。但是参加“一大”的代表，没有一个人在回忆中说到南湖刮大风、刮坏游船的事情，所以这天是不可能开会的。

8月5日结束这种说法，是1921年10月13日，国际驻赤塔的代表斯莫尔吉斯给共产国际的信中明确说的，但是这个人并不是“一大”的亲历者，所以我认为这个说法也不可靠。

还剩下一种说法就是8月2日闭幕，我认为这种可能是比较符合，或者接近实际的。因为负责会议安排的王会悟坚持说，30日出事以后的后两天才继续在南湖开会。陈公博在“一大”会议以后不久就写了一篇东西，叫《十日旅行中的春申铺》就是讲他到上海、杭州旅游的事。这里提到他和新婚妻子在7月31日乘车去杭州，8月1日游山，2日玩水，3日回沪，4日就乘轮船回广州了。现在能查到4日确实有一班从上海到广州的轮船，他是8月4日离开上海的。在他从杭州回到上海以后，他就看到参加了南湖会议的周佛海，才知道最后的大会已经在嘉兴南湖的船上结束了。所以我认为8月2日结束的说法是比较有道理的。

关于“一大”代表的人数有12人、13人两种。这张图片就给大家列上的是当年出席“一大”的代表，但是这13人是不是全是代表有不同的说法。12个人说，当时代表共产国际指导我们建党的马林在给共产国际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这一篇报告里说到12个代表来自7个地方，两个地方各一名代表，五个地方各两名代表。但是参加会的确实是13个人，这13个人里谁不是代表呢？这个说法也不一样。有的人说包惠僧不是代表，因为广州就选了一个陈公博参加，他是陈独秀指定参加会议的。还有一种意见认为何叔衡不是代表，他虽然到了上海，但是大海前几位主要代表商讨代表资格的时候，认为何叔衡既不懂马克思主义又没有工作表现，不应该出席大会。所以张国焘通知毛泽东说不让何叔衡参加，毛泽东就以湖南某项工作紧急为由，让何叔衡先行返乡处理，所以出席大会的只有12个人，这是张国焘回忆的说法。还有一种看法第13个人说，不是代表的人既不是包惠僧也不是何叔衡而是陈公博，理由就是他没参加完会，带着他的新婚妻子到杭州玩去了，说他不是代表，日本学者就是这种观点。

总之我们中共党史第一卷，当时研究写的还认为是13个代表。我认为可以这么说，因为他们都参加会了，都参与了建党的过程。那么“一大”代表的年龄最小的19岁，最大的45岁何叔衡，平均28岁，非常的年轻。正是这一群年轻的马克思主义者承担起了中国革命的领导重任，对我们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对中国革命的胜利是有贡献的。

大会通过了第一个党纲，党纲规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党的奋斗目标是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采用无产阶级专政，以达到阶级斗争的目的，消灭阶级、废除资本私有制；党的组织是采取苏维埃形式，逐级建立严密的组织。大会还通过了一个决议，这个决议就规定党的中心任务是领导工人运动，在策略上实行独立的革命，不和其他的党派团体发生关系。大会还选举产生了党的领导机构中央局，选陈独秀为书记，李达、张国焘分管宣传和组织工作，这些内容就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正式建立起来了。

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有如下几个特点：

第一，它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我觉得这一点是我们讲建党时必须要明确的。判断一个党的性质，首先要看它的纲领，看它的政治主张是什么。对这个问题，有人有一些不同的看法，你说它是工人阶级先锋队，但所有参加“一大”的代表里却没有一个工人，全是知识分子，那怎么能说它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呢？我觉得出身是什么并不重要，你信仰什么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你这个党是什么样的党，要看它的纲领。纲领的确说明了我们党是一个无产阶级政党，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建立的，以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为目的的一个党。既然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那就要分析一下怎么看“一大”时的共产党的队伍。

大家看到的问题确实是这样，这些人不是工人而是知识分子，但是知识分子本身并不是一个阶级，它是依附于各个阶级的。从13个代表的实际情况看，也是走着不同的革命道路的，不同的人生道路的。可以将他们大致分为5种类型：一类是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信仰马克思主义坚持到底的，比如像李汉俊、陈丹秋、何叔衡、毛泽东、董必武这些人，其中4个人在革命战争年代牺牲了，能够活到建国以后，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就是两个人，“一大”代表里面只有毛泽东、董必武。这是一个类型——坚定的革命者，这些人是占到整个代表的半数以上的；第二种是因为党内意见分歧，脱离了共产党，但是仍然信仰马列主义，并且做了不少有益工作的，比如说李达、李汉俊；还有第三种是被开除党籍的。因为种种原因被开除党籍后来又回到革命队伍的，像刘仁静。除了他以外被开除党籍的还有张国焘、陈公博这些后来成了汉奸、特务、卖国贼的。张国焘他长期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从“一大”到“六大”，都是我们党中央领导核心的成员，后来当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副主席。但是在1938年的4月，祭祀黄帝陵之后，他叛逃脱离了共产党，跑到了武汉，跟国民党搞到了一起，当了国民党的特务，这是一个。而周佛海、陈公博都是在建党以后很快脱党，后来加入国民党，担任国民党内的重要职务。抗日战争时期汪精卫叛国，在南京建立了伪政府，他们都是伪政府的重要成员，当过伪政府的主席、军委会委员长、行政院长等等。

抗战胜利以后，他们都以汉奸罪被判处了死刑，其中周福海是病死在狱中，陈公博是被枪毙的。这些人脱离共产党，背叛共产党，当特务、汉奸，为国人所不齿，但这毕竟是当时中的少数，不足以影响党的性质；同时也不能因为他们后来的变化，就否认当时他们是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先进分子，更不能因为他们后来的过错，甚至堕落为叛徒、汉奸，就否认他们对建党所做出的贡献，否认他们是党的创始人。尽管这些人都是知识分子，后来的情况也不一样，但是就当时来说他们确实是先进分子。

第二，中国共产党是组织上高度统一的无产阶级先进队伍。欧洲许多国家的共产党在建立过程中都是非常不容易的，俄国共产党的建立就是一个典型，很费周折。1898年俄国的共产党人开第一次代表大会没有建成统一的党，1903年开第二次大会，列宁战胜了经济派，又经历了马尔托夫的斗争后才建立了统一的共产党。但是建党以后党内很快发生了分裂，分成了多数派、少数派，即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两派。

但是，中国共产党从建立就是一个统一的政党。尽管中共在成立大会上也存在一些问题，但最终都统一到党的纲领上来了。1921年夏天，湖北的恽代英等同志在黄冈开会，一致成立了一个像俄国布尔什维克的一个党组织，名字叫波社，也就是布尔什维克的简称，但当他们得知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消息以后，很快就停止了活动，恽代英这些人作为先进分子就加入了共产党。1921年6月，以周恩来、赵世炎为首的少年共产党，在得到国内已经建立共产党的消息后，主动派李维汉回国找中国共产党，请求将少年共产党改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游支部，并接受国内党的领导。1924年四川的吴玉章建立了青年共产党，1925年2月吴玉章到北京，在得知中国共产党已经建立以后，立即加入了共产党，并且写信给杨安，要他解散青年共产党。

中共建党的时候，可以说各地的共产主义组织都是非常分散的：北到北京，南到广州，东到济南，西到长沙、武汉，甚至还有远在日本和法国的。能够将各地的共产主义组织统一起来的原因，我认为是大家都信仰马克思主义，有一个共同的奋斗目标。从当时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到现在有90年了，虽然党内也出现过派别斗争，也有几次出现过分裂党的活动，但是我们党都以团结战胜了分裂，始终保持了团结和统一，我觉得这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一个很大的特点。

第三，党面临的国情复杂、任务艰巨、党的理论准备不足。中国共产党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非常特殊，完全不同于欧洲的各个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在半殖民地半封建这样的国家，并且是农民占大多数的国家搞民主革命，这是全世界的共产党革命都没有遇到的事，到底怎么搞，没有现成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书本里没有，各国革命的经验中也没有，全靠我们中国共产党人自己在实践中探索。当时党建立时候的理论准备还是不足的，只掌握了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中的一些重要观点，一些基本的东西，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对待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理论和策略，对列宁的民族殖民地理论都还没有接触。这些不利条件就决定了我们党走过的道路必定是曲折的。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我们给大家简单介绍到这里。

党成立的意义重大，是中国近代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件。毛泽东曾经引用《庄子》中的一句话来说明中国共产党建立的重要性和意义，他说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是“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就是开始的时候我们很小很不起眼，但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就会成就一个大的事业，就是推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取得了中华民族的独立，迎来了人民的解放，后来又带领中国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建设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这就是我们中国共产党对我们的国家、民族的贡献，“一大”成立这样的党，我觉得这个意义是非常重大的。这是第二个大问题。

第三章 民主革命纲领、策略的制定和工人运动的开展

（一）中共“二大”制定民主革命纲领、策略，通过党章

第三个大问题，讲一下民主革命纲领和工人运动的开展。“一大”建了党，但是对在中国进行一个什么样的革命，怎么进行革命的问题并没有解决，只通过了一个最高纲领，就是在中国要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实现社会主义，然后最终实现共产主义。但纲领有这些东西并不能够对当时中国的革命起直接的指导作用，因为当时中国它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面临的重要问题是解决民族矛盾，反帝反封建。而解决民族矛盾和反对封建主义的任务，并不是反对资产阶级的社会革命的要求，所以“一大”在纲领上并没有完成建党的任务，这个任务是由中共“二大”来完成的。“一大”开过以后，第二年中共在上海开“二大”解决了这个问题。中国共产党所以能够迅速地解决这个问题，一个原因是在自己的实践中初步地感到中国革命在当前面临的敌人不是资本家而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以及封建军阀。比如香港海运大罢工，面对的就是英帝国主义，包括凯伦煤矿罢工面对的也主要是英帝国主义。另一个原因就是得到了共产国际的帮助。

“一大”开过后不久，在1922年初，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了远东各个共产党和人民团体代表大会。列宁自己也抱病参加了大会，还接见了参加会议的中国代表，其中包括共产党的代表和国民党的代表。会议认为中国所面临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主要任务是反帝反封建，所以应该制定这样的一个纲领来指导当前的斗争。而且列宁提出要国共合作，既然大家都是要搞民主革命的，所以就联合起来一起搞。大会开完以后，我们党的代表回国就向中央传达了远东会议的精神，中共很快召开“二大”就制定了民主革命纲领。这个纲领内容就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压迫，实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这就是要进行民主革命，解决急迫的反帝反封建的问题，解决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问题。这个纲领是非常重要的，它把中国革命分成了两步走，第一步先进行民主革命，第二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这无疑是非常正确的。

这个纲领的形成，就使我们党领导的革命斗争，从悬在半空的楼阁，落到了实地上，能够切实的进行了，找准了对象，找到了动力，找准了目标。

“二大”除了制定民主革命纲领，还决定要搞联合战线，因为要进行民主革命，和“一大”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就不一样了，因为对象不一样了，资产阶级可以参加到革命中来，所以要搞联合战线，和资产阶级政党、国民党搞联合战线。同时，“二大”还通过了一个党章，这个党章是我们党历史上的第一个章程，因为“一大”的时候没有制订党章。这个党章对党员条件、党的各级组织和党的纪律都做了具体规定，明确提出了民主集中的原则。“二大”还根据党章选举了中共中央的执行委员会，选举陈独秀、张国焘、蔡国森、高君宇为中央执行委员，另有三名候补委员；选举陈独秀为委员长，蔡国森、张国焘分别负责党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到了“二大”开完以后，我们才说我们党实际的建党工作完成了。

（二）第一次国共合作的酝酿

“二大”以后我们做了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酝酿国共合作。我们对国民党的认识发生了变化，由反对同国民党合作到必须同国民党合作。要合作，怎么合作，这就是当时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在合作方式的选择上，应该说是非常的困难，开始我们认为我们应该和国民党平等的合作，即进行两党合作。马林到桂林后，同正在组织北伐的孙中山谈了谈，但孙中山不同意两党平等合作，因为国民党很大，共产党很小，共产党只有百八十人，因此孙中山不同意平等合作。他说既然我们大家目标一致，共产党人就参加到我们国民党里面来，在我的领导下大家一起搞革命，你共产党人参加进来可以保留你的共产党人党籍，也就是跨党党员。合作是双方的，有一方如果坚决不同意，这合作就不成，所以大家只能是找一个都能够接受的形式来实行这种合作。马林的态度是提出要实行党内合作，以共产党人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来实现这种统一战线，实现国共合作。这个方式，在马林提出以后，我们党内很多人都是不同意的。

1922年4月，陈独秀专门给共产国际的代表维经斯基写了一封信，就是说党内合作的这种办法不可行，并说了几条理由，主要是说共产党、国民党是代表不同阶级的，政治主张也是不同的，这样不同阶级、不同主张的人在一个组织里，那是很难合作的，很难把革命做好的。马林看他说服不了陈独秀就回到共产国际去了，回到共产国际去搬最高指示，想征得共产国际同意以后，用国际的指示来压服中国共产党。因为在这个时候，中共“二大”之后，中国共产党已经正式地加入共产国际，成为共产国际一个支部了，而共产国际这个国际组织是实行民主集中制的，下级服从上级，各个共产党支部都必须服从国际共产党这个中央，共产国际如果赞同马林的这个党内合作，那你中国共产党必须执行，采取这种办法到国民党去。马林真的征得了共产国际的同意，回来以后就要求中国共产党召开会议，统一思想。因此，1922年在杭州西湖中共召开了会议，经过激烈的争论，会议上多数人同意党内合作，但是思想上并没有实现真正的想通，所以合作进展得也不快。

后来经过1923年的“三大”，中共正式决定要以党内合作的形式和国民党合作，这样国共合作这个工作才正式地开展起来。对于党内合作这种形式评价的问题，传统的观点认为这种合作方式对共产党及其党领导的革命力量的发展是有利的，因此是充分肯定的。但三中全会以后，在研究者看了一些新的材料之后，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不同意传统的看法。认为党内合作形式虽然具有一定的积极方面，但其消极方面则更为显著：它把共产党置于国民党支持者的地位，妨碍了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争取领导权的斗争，它限制了共产党独立活动的开展，它有利于国民党右派篡夺革命领导权，所以对党内合作这种方式不能评价过高，甚至有人做出了完全否定的评价。他们认为大革命之所以失败，和这形式有直接的关系。在这种形式下，共产党不可能保持自己的独立性，更不可能争夺领导权。

综上所述，我认为党内合作不是最好的形式，合作后的很多问题不好解决，幼年的共产党没有经验，很难处理好在统一战线中和同盟者的关系。但是在当时孙中山不同意两党平等合作的情况下，只能采取这种合作形式，否则就合作不了。从实践的结果看，这种合作有利于国共两党的发展和革命的发展，这个已被大革命的实践证明了。国共合作以后，共产党由一个秘密的小组织，发展成了一个5万多人的大党（1927年）；同时。国民党也得到了非常大的发展，而且在共产党的帮助下国民党的组织得到了健全。原来它只有一个国民党中央，没有省市级的组织，没有基层组织，是共产党帮它在各地建立组织，所以它也得到了大的发展。没有这种合作，可以说不可能有1926到1927年中国大革命的高潮，不可能有北伐战争的胜利，因为在这之前国民党搞了几次北伐都不能成功，只有和共产党合作，在共产党正确的引导和帮助下，北伐才能够取得这样大的胜利。

当然也应该看到党内合作的关系特别复杂，幼年的中共要处理好和同盟者的关系，坚持无产阶级的领导权非常难，不犯错误几乎是不可能的。特别是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不讲原则的、千方百计的、不怕牺牲无产阶级利益的、不怕牺牲共产党利益的去维护这种合作，这也是大革命失败的重要原因，是“二大”以后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三）中国工人运动的第一次高潮

建党以后的第三个工作就是中国共产党掀起了中国工人运动的第一次高潮。中国共产党建立以后，不但在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认识上取得了重大进展，而且在领导革命斗争的实践中取得了重要的成绩。党成立以后，主要精力用于从事工人运动。为了加强工人运动的领导，成立了一个组织，叫中国劳动组和书记部。这个词大家听起来像日文，也确实是从日本那边借鉴过来的，用这个组织作为公开领导工人运动的机构，而这个组织的最高领导就是张国焘。这个组织成立以后在各地都成立了分部，组织各地的工人运动。在全党的努力下，很快的在各地掀起了工人运动的高潮。从1922年1月到1923年的2月，全国爆发工人斗争100多次，参加罢工的工人有30多万人，其中大部分是党组织或党领导的工会直接发动的。重要的有四个大的罢工，其中一个是香港海员大罢工，这是在香港发生的。中国香港海员长期受英帝国主义殖民统治和种族歧视，和白人海员做同样的工作，但工资只有白人海员1/5，生活非常的艰难。1921年9月，海员工会向资方提出追加工资要求遭到了拒绝，在这种情况下，工人没办法就只好罢工，罢工以后就立刻使五条太平洋航线和九条近海航线瘫痪，把香港变成了“臭港”，香港经济停板。在这种巨大的压力下，迫使港军档案局答应了工人的条件，罢工胜利结束。在这个罢工中，中共广东支部和国民党的广东政府都对工人罢工进行了支持，做了很多的工作。这个罢工后，在1922年5月，劳动组和书记部在广州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奠定了我们党在工人运动的领导地位。

第二个大罢工是安源路矿大罢工。“安源路矿”是江西萍乡煤矿和株萍铁路局的合称，属于由德国、日本控股的汉冶萍公司的。这个公司的一万七千多名工人员工深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生活也是非常艰苦。1921年的冬天，毛泽东两次到安源进行调查，后来由湖南党组织派李立三和刘少奇到安源去发动工人罢工，主持工人斗争的党政工作。于是，在1922年的9月14号工人举行了大罢工，提出了“十七项要求”。经过斗争迫使路况班局接受了工人的要求，罢工取得了胜利。这次罢工是中共第一次独立领导，并且取得完全胜利的工人斗争，它在中国工人运动史上是一个壮举。

再一个就是“开滦五矿大罢工”，这是在唐山地区隶属于英国人的煤矿里组织的罢工。

第五篇：七一演讲稿：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

记得一位哲人说过：一个人，一个民族，他所信仰的不应该是束缚自己手脚的桎梏，更不应该是绞杀自己的绳索，而应当是一股风，一股催你挺进、催你跋涉、催你奋斗的风。而我选择了信仰马克思主义，也就选择了中国最伟大的政党——向共产党积极靠拢。

首先，我想谈谈我们的祖国在近现代的发展历程。在国将不国，满目创痍的中国近代史上，多少爱国人士“大声疾呼，以期上下一心重现唐虞盛世”，可林则徐，龚自珍的忧国忧民、无限憧憬只是一场空梦;戊戌变法犹如昙花一现，最后只落得“引颈受戮”的下场;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成绩显著，但仅仅三个月，便被窃去革命果实……多灾多难的中国仍然处在黑暗中，中国人民仍陷身于水深火热之中。是历史选择了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党，改变了中国的历史。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无数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用鲜血和生命换来了中国革命的胜利。正如毛泽东所说的：“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使中国革命起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中国人民由于有了这样一个政党的领导，才能取得革命的彻底胜利。”革命是胜利了，摆在中国面前的，还有经济建设和祖国统一的严峻任务。共产党不负众望，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经济建设，改革开放更是促进了国民经济的迅猛发展;无数的华夏游子渴望归来，邓小平的“一国两制”伟大方针实现了他们毕生的心愿，香港、澳门相继投入祖**亲的怀抱!在坚韧的求索过程中，我们的党成功了，成熟了。每当想起这些的时候，我的血管中仿佛流淌着革命前辈的鲜血;我的胸膛中燃烧着对组国的热爱;我的成长沐浴在党温暖的春风中;我的一切，都是伟大的党赋予的!这个时候，我读懂了夏明翰“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的从容与坚决;读懂了徐特立“救亡曾断指，入党在危时”的崇高信念;也读懂了孔繁森“青山处处埋忠骨，一腔热血撒高原”的豪迈誓言。“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对于人只有一次。一个人的生命应当是这样度过的：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耻;这样，在他临死的时候，他就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献给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革命前辈们用行动表明了坚定的公产主义信念，这些优秀共产党人的形象汇入我心中，深刻影响并鼓励我向党组织积极靠拢。

我来自湖南，中国的革命老区之一，贫困但坚强，孕育出一代革命英雄人物，敬爱的毛主席正是从这里走出去，带领人民解放全中国的。儿童时代的我，常听大人讲述八路军的故事，看了许多中国革命时期的影片，《闪闪的红星》中勇敢的邪八路”成为我心中钦佩的对象，我第一次戴上红领巾的那一刻，心中有个声音在说：“我也要做那颗最闪亮的红星1中学时代的我，积极的加入了中国共青团组织，认真的学习马克思主义原理，全面的了解党的历史和基本知识。我所就读的高中就是《警世钟》的作者陈天华的母校，这座与北大同领的古老学校，注重培养学生良好的革命修养和政治素质，在校风的熏陶下，革命的情怀扎根心底。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指导下，我从思想上和行动上严格要求自己，在学习上做勤奋的榜样，在生活中遵循中华民族的优良品质，并积极参加学校及社会公益活动，从这个时候起，我就有意识的向一个党员标准看齐了。大学时代的我在感受新时代大学生活的同时，参加了入党积极分子培训班的学习。在党校的专题报告中，我了解到“三个代表”重要的科学内涵和深远意义，更深入的学习当的基本知识，认识到要端正入党动机，坚定理想信念，以实际行动争取早日入党。在党校的录象观看中，我形象的看到了党的发展，具体知道了党员的条件和要求。在班级讨论交流中，我把握每次讨论的机会，在交流中端正和提高自己的思想认识。我以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来参加党校的学习，把学习的收获变成日常的动力，更努力的学习科学文化知识，更自觉的以一个党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以上的这些，是我的思想成长经历，也是我为什么要入党的原因。

我对党员的直观感受最强烈的时候，是在1998年夏天。这个夏天，我国长江流域发生了历史上罕见的大洪水，而奔赴在抗洪抢险前线的。正是我们的共产党员!我亲眼目睹他们带领人民群众与武警官兵并肩作战，抵抗洪魔的进攻;他们一心想着堤坝的稳固，常常不分昼夜地巡视在洪灾现场，最后许多共产党员同志都病倒在堤坝上。站在家乡的资江大桥上，我痛心的望着吞噬人民生命财产的滚滚洪水，而共产党员为人民无私奉献的精神让我坚信：只要有共产党，人民群众的利益就会得到保护;只要有共产党的领导，任何的困难都阻挡不住我们前进的步伐。眼前的洪水，与当年差点掠去朝鲜儿童生命的冰窟窿又是和等的相似啊!资江河水哺育了罗盛教，而今天的资江河畔只留下了一座罗盛教纪念馆，从小就常在馆里接受革命教育的我此刻心潮澎湃。面对足以剥夺人类生命的严寒冰窟，为了抢救两条异国友邦的小生命，罗盛教，我们党最亲爱的儿子，就那样纵身一跳，划出了世间最美丽的生命弧线!朝鲜妈妈哭了，让孩子们牢记住中国共产党员的恩情;中国妈妈也哭了，为自己英雄的儿子感到理解和骄傲。这，就是正直的共产党员。他们的榜样，促使我更渴望成为党员中的一员，在党组织的培养下更加茁壮的成长，成熟，为人民付出光和热。这也是我为什么要入党的原因。

此刻，站在演讲台上，我向最伟大的党表明我入党的信念和决心，我将以实际行动来通过党对我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