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铁军：解决三农问题的现实办法是新乡村建设

第一篇：温铁军：解决三农问题的现实办法是新乡村建设

温铁军：解决三农问题的现实办法是新乡村建设

据中新网报道中国“三农”问题权威专家温铁军本月11日在一场高校演讲中表示，对中国这样一个有9亿农民的农业大国来

说，城市化解决不了“三农”问题。

这场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举行的演讲，主题为“三农问题与国计民生”，由北京的国际先驱导报主办。温铁军指出，解决“三

农

”问题，现实的办法是进行新乡村建设，帮助农民了解合作和互助的具体办法，把农村过剩的劳动力组织起来，用于改变家庭

和村社的面貌。

他指出，制约三农问题的两个基本矛盾，是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的基本国情矛盾和城乡二元结构的基本体制矛盾。中国有十几

亿人口，人口过剩，劳动力也过剩。发达国家劳动力人口总和也就4亿多，中国劳动力就有7亿多。因此，在学习国外经验时，“下眼皮发肿——光往上看”是不行的，只注意学习发达国家的经验是不适当的。三农问题是难于照搬国外理论、概念来解决的。

温铁军指出，中国农村经济是“粮猪型小农”，种一点粮食，养几口猪。因为农民需要分散风险。农业的生产周期与市场价格

波动周期不同步。一般来说，市场上如果粮价高了，肉价就下降；肉价高了，粮价可能下降。所以农民种粮养猪，粮价高卖粮，肉价高卖肉。

温铁军说，因为中国小农经济机制与西方不同，照搬西方理论作为中国依据时，就会出现问题。中国农业的传统是稻作农业，中国今天的文明是由典型的集体性文化基因延续出来的，这与西方典型的个体化文化基因不同。

对于一些学者认为“城市化进程不可避免，出现贫民窟就应放任它”的观点，温铁军说：“天地良心，贫民窟里不是你！”

中国从根本上就与西方不同。他以中国的“股份合作制”为例，有人说它“非驴非马”，但“骡子更有劲。”

“后半生我就做两件事，一件事是搞新乡村建设，另一件是多去亚非拉，搞比较研究。”温铁军如是说。

附：温铁军：中国研究“三农”问题的权威专家，中国体改研究会副秘书长，《中国改革》、《改革内参》杂志社社长兼总编，政府特殊津贴专家，被评为中央电视台2003年度十大经济人物之一。长期从事三农问题研究，一直坚持用“脚”做学问，被

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誉为“中国农民的代言人”。

第二篇：温铁军新乡村建设误区

编者按：新农村建设引起教育界和学术界的反映要么是淡漠，要么是争议，需要澄清很多认识误区。

作者认为，我国多数农村大包干以后大体上仍然以小农村社制经济为经济基础，农业现代化很难实现，农村大量的过剩人口也不可能全部转移到城市，那会造成严重的城市病和资源环境的不可持续，所以，只能以这种经济基础为前提进行组织创新和制度创新，利用当地社会资源求发展。贯彻党中央倡导的“新农村建设”要社会广泛参与，主要是组织青年知识分子深入乡村，培育农民的自主精神、提高社会福利和农民的组织化程度，促进经济合作与城乡社会的和谐。

新农村建设与城乡和谐社会

文/温铁军

我国的新农村建设，是针对“三农”问题提出的具有全局性普遍意义的重大政策。

一、两个“没有看到”和两类农业服务体系

在贯彻国家十一五规划的最近5年中，针对“三农”问题的新农村建设会成为国家投资的重点，成为改善宏观经济结构、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关键。对此，很多人都有论述，本文不必蛇足。当前迫切需要的，是对某些认识误区加以梳理。

当三农问题提出并得到重视的时候，理论界有些长期坚持照搬西方制度的学者批评道：这是个伪问题。本文认为，“三农”问题是否属于“真问题”，要看其是否具有普适性。

根据我在世界各地农村的调研和考察，三农问题并非中国独有，也并非发展中国家独有，而是一个具有普适性的问题。东亚那些以小农经济为农村经济基础的日本、韩国等，尽管都已步入发达国家行列，但照样存在“三农”问题。韩国农民在香港暴力游行坚决反对全球化，就是因为韩国的“三农”问题相对比较严重。不论其工业化城市化多么发达，农村相对来说是逐渐凋敝的。在这些东亚以小农社会为基础的国家，化解或缓解“三农”困境，主要是靠长期的新农村建设，我国现在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由于资源紧约束的国情相似，尽管说法不同，政策内容却相差不多。

很多主流学者更多地讨论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全球化等 “西式四化”问题，但我认为，无论私有化意识形态，还是简单化地强调加快城市化，都不可能根本上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

中国平原面积只占国土面积的1/8，而水、土、光、热这四种适宜农业的资源比较匹配的平原面积只占国土面积的不到10%。而沙漠、山区和高原肯定不是企业家办工厂的首选地，所以工业、城市必然集中在平原和沿海。这样的规律作用下，中国的区域差别必然拉大。这本来就是中国经济地理条件制约的结果，而并非完全是人为的结果或者制度之祸。

有人希望把美国的农业经济理论、制度和政策翻版到中国来，似乎认为中国只要照搬就万事大吉。但需要明白的常识是，“中国无农场，美国无农民”。中国有两亿多农户，平均规模大约0.6公顷；美国仅有17万农场主，一个农场大约有几百公顷。在农场打工的并不在统计上计算为农业人口，因此美国农业人口仅占不足3%；农场所有者称为“farmer”，本应翻译为“农场主”，而却被简单化地翻译成农民，其实，美国农场主和中国的“农民”是异质性很强的两种不同经济主体。既然政策和理论的对象都如此不同，难道能把美国的针对农场主的政策和根据美国农业经验形成的理论搬来中国用吗？

世界上我们看得到的农业的服务体系可以大致分为两类：一是以欧美的独立的大农场为服务对象的公司体系；二是以东亚小农村社经济为对象的“综合农协”体系。

我们的问题在于：本属于典型的东亚小农经济，却生搬硬套欧美的公司化服务体系。越照搬，农业成本越高，三农问题越严重。

最近，我提出“两个没有看到”与理论界的朋友商讨：一是没有看到发达国家农业现代化的成功典范；二是没有看到发展中国家城市化的成功典范。

这当然不是理论，不过是提出经验层次的问题就教于理论家。

现在，国内外很多人都把农业现代化作为目标，这无所谓对错。可是据我的考察，没有看到世界上哪个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农业是成功的；我在发达国家的交流，也没有哪个发达国家的严肃学者敢于宣称自己的农业现代化堪称成功典范。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有两个问题百思不得其解。

其一，就连美国这种早就实现了我国理论所追求的规模经济的大农场农业，政府每年也要拿200多亿美元给17万个农场主作为直接收入补偿。难道拿大量补贴的农业现代化能算是成功的吗？

其二，进一步的问题是，如果说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农业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成功的，为什么每次召开世贸部长会议，却是发展中国家强烈要求发达国家开放农产品市场，难道那些落后的发展中国家的传统的小农经济反倒更有市场竞争优势吗？

无需提示，这两个问题的答案或解释本来是浅显的。只有那些把西方理论当作意识形态的所谓学者，才不愿意正视、更涩于讨论这样的实际情况。

也有很多人认可三农问题，但却简单地把加快城市化作为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但据我在很多发展中国家考察，确实没有发现哪一个发展中国家的严肃学者认为他们的城市化是成功的。我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基本上是一种空间平移贫困。亦即，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是靠城市的大型贫民窟实现的。例如我多次实地考察过的印度，农村的无地农民缺乏生存条件，贫困人口比重高达36%，流动到城市的贫民窟，仍然缺乏生存条件。

近年来的理论界讨论中有人认为，城市化就是指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中去，城市人口的比重提高，城市化就完成了；而贫民窟的出现及其引发的社会问题是城市化过程中的必然。持这种观点的人似乎心中只有一个百分比概念，目中有数而心中无人。我去过许多国家的贫民窟考察，贫民窟中人们的生活简直不忍卒睹。中国当然不需要这样的城市化，就像上海不需要恢复原来的闸北棚户区。

再者，城市化未必就是人类所必须追求的方向，所以现在欧美发达国家出现了逆城市化发展趋势。

近年来，中印比较研究成为西方研究的热点，但这种研究多数“王顾左右而言他”。印度是一个被殖民地宗主国通过完全殖民占领来形成统一的国家，因此，客观上只能由宗主国按照西方制度构建印度的上层建筑。但对大多数普通民众来说，照搬了西方的上层建筑，难道真的意味着进步吗？印度农村的土地是私有的，大量失去土地的小农只有涌入城市去求生计；而城市中的土地也是私人所有，进入私人所有地就是侵犯私有财产，那是要被捕的。所以贫民只好居住在公有土地上，那就只能是铁道两侧、公路两侧、河道两侧。印度要搞基础建设，首先遇到的困难是怎么对付大量贫民窟。如果要拓宽铁路或公路，就要把路两旁的贫民窟拆掉，但居住在贫民窟里的人动辄上百万，拆迁的困难和引发的冲突可想而知。没有基础建设，就没有外商直接投资，到现在为止，印度尽管是完全市场经济国家，可进入的FDI连中国的十分之一都不到。

类似的还有墨西哥、巴西、孟加拉等。这些发展中的人口大国的所谓城市化，都给了我们可借鉴的深刻教训。

这几年我经常到世界各地考察，并不断反思，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很难像其他发展中国家那样简单化地照搬西方的理论、政策来解决。那么，中国如何实现安定团结？如何让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稳定、可持续地发展？

二、新农村建设怎样促进城乡良性互动

在1920-30年代，民国史称为“黄金经建10年”，中国出现了一段工业高速增长的“黄金时期”；但随之，相对而言农村问题愈益复杂化而引发农民起义。在这个时期，晏阳初、梁漱溟等先辈知识分子就开始了乡村建设运动，当时晏阳初曾经一度动员了500多名知识分子下乡，其中很多是博士，还有部分外国人。

我国现在强调要出学术大师，当年出现的晏阳初、梁漱溟、陶行知、卢作孚、黄炎培等中国思想界、学术界的大家，大都是搞乡村研究、乡村建设的学者，薛暮桥、陈翰笙、费孝通等也是先后从乡村研究起步。中国自有近代社会科学以来，最有国际一流地位的，恰恰是产生于基层调查的乡村研究和当年先辈所做的“乡村重建”，其英文本来是“rural reconstruction”。我在2003年把它意译成“新乡村建设”，完全吻合最近中央提出的“新农村建设”的内容。

2003年7月，我们与河北翟城村农民联合搞的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成立，宗旨是坚持“人民生计为本，多元文化为根，合作互助为纲”的改良原则，以推动中国乡村的可持续发展。

这几年来，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我们组织了各种各样的青年知识分子下乡活动。现在，已经先后在全国100多所高校建立了支农社团，上万名学生参与支农活动。很多市县的领导要求和我们共建新农村建设试验区，在福建、海南、安徽、河南、河北等地，有了一批试点县市、试点村。

农村并不缺乏人才，只是以前没有条件显露出来，只要把骨干动员起来，农民就能自己组织自己、自己发展自己、自己管理自己了。执政党在农村的治理成本会大幅度降低。

在美国，独立的公司和独立的农场可以签约形成正式合同，那是因为农场规模和公司规模都足够大，可以进行一对一的谈判，形成作为诚信社会基础的契约关系。如上文所述，这种独立的农场体系和我们中国高度分散的小农经济不同。

大包干以后我国农民基本上处于高度分散、无组织状态，要帮助农民，就要帮在根本上，那就是帮助农民组织起来。因为，高度分散的农民不可能和外部成规模的主体之间通过谈判形成正常的契约关系。在中国，面对分散的2亿多农户进行交易是一件成本很高的事情。帮助农民形成组织后，交易成本就会降低，各方面的事情都会有农民中产生的骨干来操作。因此，我们对农民进行培训，派青年志愿者去帮助农民骨干，形成经济合作社，组建各种帮助老人、妇女的协会。

我们不仅帮助农民形成组织，还试图恢复城乡之间的良性互动。

首先要在农村恢复农业的生态功能，改变农民的生存环境，才能在农村减少疾病，在城市实现食品安全。

我们试图改变农业过量使用化肥和农药的生产方式。即使从现在起完全不使用化肥农药，土壤也要至少两年时间才能脱毒。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墙内的80亩地就不许使用化肥农药，并且为了能让这80亩地产生“生物防治”的环境，规定墙内一般不许锄草，到处杂草丛生。这样3年下来，草籽儿多，鸟儿就多，生物防治环境就逐渐恢复了。

在这个院子里，我们还正在形成六位一体的农业生态循环：生态厕所、生态猪圈——沼气——菜园、果园、鱼塘。以此实现循环经济，使生态环境得到保护。

同时，在海外志愿者的帮助下我们在这里形成了中国大陆第一组生态建筑群。其一是生态厕所，我们建造了粪尿分离的干式生态厕所，粪便撒上草灰后可以沤肥进行有机生产。其二是生态农宅和办公室，其三是半地下的生态礼堂。这些建筑多是使用当地的可回收建材，不用钢筋水泥，不仅材料成本很低，而且是节能建筑。

动员农民加入合作社，共同生产有机农业产品，是农村基层试验区的主要工作。面对分散的、单家独户的农民，很难落实管理和监督，所以要动员农民参加合作社，就一定要让农民交入社费才能自觉形成监督机制。让农民交入社费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每发动一个合作社，让每户农民交100元入社费，我得先交1万元入社费，并且承诺如果发生亏损，拿我的1万元先顶账，以此使农民在风险发生时不受或少受损失；几年后如果有收益，我的1万元股金其收益交给村里做公益事业。用这种方式，才能比较容易地将农民动员起来。

通过培训示范，现在已经成立了10个合作社，其中9个运转正常。农民交了入社费，其行为就得到了约束，如果不按照规定的有机农业的方式进行生产，入社费就要被扣除。目前，有机生产已经成为我们联系的合作社的一种生产方式。当然，很多实际困难需要克服，比如青菜生虫不许喷洒农药，开始时农民并不能接受，需要不断地进行培训和说服。

总之，我们已经身体力行地在试点农村贯彻了循环经济和有效经济，体现了以人为本和可持续发展。

城市的消费者也同样处于高度分散状态，因此，市民并不能有效地阻止某些企业的欺骗行为，也难以鉴别食品安全与否，无法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为此，我们要在城市推进“文明消费者协会”。有资格消费安全食品的市民，要在观念上认同这种农民合作社的有机生产。因此，市民参加文明消费者协会至少有三个条件：第一，善待农民，否则无法实现城乡和谐、良性互动；第二，公平贸易，市民要承认农民这种有机生产的劳动有更大的环保价值，在保证农民全部生产成本得到回收之外还应有供其维持家庭生计的基本收益，因此，公平贸易条件下有机农产品的价格一定会高于其他食品的市场价格；第三，农民交100元入社费，市民加入文明消费协会需交1000元作为定金交给农民，让农民在开始进行有机生产时不至于借高利贷，降低生产成本也就降低了市民的购买价格。

这些年，尽管有些人闭目塞听地坚持认为我目前所做的事情是乌托邦，但是，农民的响应程度是相当高的。已经有一批村官联名发起了生态文明的倡议书。下一步的任务，主要是进一步加强城乡之间在安全食品的生产和消费上的良性互动，以便改善城乡二元结构。只有切实地形成了城乡之间的统筹协调，那才是真正的中国式的和谐社会。

（根据温铁军在上海YMCA演讲，录音整理：范风琴）

第三篇：温铁军-城市化不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

温铁军：城市化不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

对改革开放30年来农村改革的三个思考

导读：通过对很多发展中国家的考察，只要是人口超过一亿的，就没有发现哪一个国家的城市化是成功的。如果中国也用大型贫民窟来实现城市化，那只不过是一种“空间平移、集中贫困”——农村分散的贫困人口变成相对集中的贫民窟人口——结果往往是社会矛盾集中爆发。

思考一：股份合作制——农村产权改革和城市改革的差别何在 2002年，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体制矛盾”被写入了党的“十六大”报告，我们得以据此就城乡改革异同进行分析。

早期的农村改革是多数人受益的改革。而在叙述早期的改革经验时，人们总要以“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个至今没有说清楚的故事开头。实际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只有部分地区在1978～1982年执行过4年；是在当时财政危机压力下“甩包袱”的结果。此后则是在1982～1984年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搞成“大包干（包干到户）”，结果是对几千年传统农业社会以“土地均分制＋定额租”的生产关系来达成社会长期稳态特征的复归。

本文之所以坚持把中国农村经济基础的复杂现象归纳为“三农”问题，是由于多年以来就认为“大包干”所造成的农村经济基础，不外乎是传统的“小农经济＋村社制”，这种改革所形成的、后来在如此强烈的剥夺下仍然创造了稳定中国达30年之久奇迹的财产和分配关系的实质，则主要是这种历史上就利于稳定的“均分制加定额租”。①“大包干”在产权制度变迁上的积极意义，在于把过去以人民公社的名义、但实际是国家资本控制农村土地占有收益的这种中国特色的工业化原始积累时期最为基础的财产制度，短期内变成了近两亿农户依据社区内部的“成员权”平均占有本村的土地和资产。② 其实，这恰恰是做到了每个单位内部都“起点公平”。③ 如同早年的土改一样，是使当时占中国人口80％的农民都得到好处的一种财产关系重构。

农村改革的问题在于，政府让农民家庭在承包土地的同时也得到了“制度变迁收益”，实际上把农村的公共开支，连同教育医疗和福利保障一并压在土地上了。但是在城乡二元结构体制矛盾的约束下，基层急于“离土离乡”的财政供养人口就必然要求城里人的待遇，于是造成政府让渡给“三农”的高成本的农村上层建筑开支不断增加，成了进入上世纪90年代之后农民负担不断加重的一个根源。

1998年为了表达对改革20年的纪念，笔者曾在《工人日报》上发表文章明确指出：农村改革之所以成功，就在于这种改革是把土地财产平均分给每个农民，形成农村和谐社会内涵的公平公正是由财产占有关系的一次分配来体现的，因此，这是一个让大多数农民和国家都得好处的改革。城市改革之所以至今延宕不前，是因为并没有把财产权益分配给工人，没有让大多数工人得好处。这也就是说，城市改革是让大多数工人群众失去财产的改革。搞了这种改革之后，城市群体的福利保障功能本来应该由政府的二次分配来体现，但接着却是连教育和医疗这些公共部门也被推向市场了。看来，错用了农村改革经验可能是城市改革自从提出以来到现在仍然不断加大社会代价的一个更真实的原因。

事实上，企业的改制完全可以参照农村一次分配就实现了公平公正的做法。从上世纪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期，乡镇企业改革就参照了农村“大包干”的经验。中国第一个股份合作制企业不出现在城市，而是在1984年全面推进“大包干”的城郊——山东省淄博市周村区长行村。这个城郊村当年就有几百万元的工业固定资产，村干部带领全村百姓讨论决定：根据劳动农民的年龄、贡献、职务作股。就像各村的农民按每户人口平均分地一样，集体企业的固定资产折股到每一个社员头上，这就是“股份合作制”。后来，在我们从事农村改革试验区研究的那10年，很多集体化社区和乡镇集体企业都这样操作，成为当时成功的普遍经验。1996年，广东省曾发出文件，在全省农村推进产生于南海市的“以土地为中心的社区股份合作制”改革，也是把土地和企业资产全部折股到户。2007年我们在山西的调查表明，直到2003年还仍然有这种把几亿资产全部折股到户的农村改制，形成了内部化的产权和收益分配制度。这些不断发生的改革成果表明，只要实行这样多数人得好处的改革，就能达到构建和谐社会的目的。

大量试验和调查证明，上世纪80年代农村股份合作制改革试验推进的时候，反对者根本不是乡镇企业职工，不是技术人员，不是企业骨干，甚至不是企业的实际管理者，而主要是基层政府的干部。为什么呢？如果不改制，主管部门职员和当地领导干部获得的最大好处就是权力可以直接受益，而且，连相关部门的无权者也可以攀缘利用甚至创造权力获益的机制。一旦实行多数人有股权时，特别是当我们在改革试验区只保留很少的集体股，先把70％、后把85％以上的股份直接分配给劳动群众以后，干部再想安排亲信、随便从企业提取收益不可能了。因为大多数具有股东身份的群众会自发地盯着这些不正之风。

话说回来，30年前农民主动改革包地到户的时候，干部们难道就愿意么？当时的段子叫“三五牌干部”（50多岁、50多元工资、50年代参加工作的这些基层干部）大部分反对，为什么呢？还是权力丧失、利益受损的原因。

思考二：私有化——金融资本带动土地兼并集中的后果是什么

以上分析已经说明，中国农村的土地早在当年“大包干”的时候就已经完成财产关系的重构，建立了基于社区内部“成员权”平等的以户为单位的土地私有产权；这种财产关系与城市的最大不同就在于这不仅体现了公平，也被同期出现大幅度增产增收的实绩证明是有效率的。

有些人近年来反复强调农地私有化，其中多数可能出于不知道过去发生的情况。少数明确提出以个人化的私权来促进金融资本进入形成兼并集中的诉求恰恰值得分析。一旦以土地全面私有化推进土地兼并集中，那就不是贫民窟的问题了，而是暴力冲突。笔者曾经多次考察过墨西哥的农民起义、埃及农民的地权斗争、印度的游击区以及其他国家农村发生的对抗性冲突，根本的制度原因都是一个，就是资本主义的产业扩张与推进土地私有化的制度需求相结合。

世界上人口过亿的发展中国家，只有中国真正完成了土地革命，而土地革命实质是发展中国家民主革命的核心内容。因此，在当代的发展中人口大国中，唯独中国不存在发生农民起义的制度环境，政府至少还可以通过大幅度增加新农村建设投资来逐步改善农民的生存条件。其他国家凡出现土地革命、农民起义的地方，至今暴力冲突不断。血的事实告诉我们，中国农村政策的底线就是不搞土地私有化，否则，历史虽然不会倒退到起点，可牺牲了几千万中国人的生命才完成的民主革命却会螺旋式地接近那个起点。

中国的问题，是一个人口膨胀而资源短缺的农业国家，追求工业化的发展和整个发展过程必然的资源资本化产生巨额增值收益之中的制度安排问题，如果政策失误，也制造出一两亿无地农民集中进入贫民窟，就要出大乱子。

一般来说，中国农民在自己长期生存的社区内部基本上不犯大错，为什么？首先是地权在起约束作用。在中国这么突出的人地（人口与资源）矛盾之下，能够这么短期完成工业化的原始积累但农村仍然能够维持安定，靠的什么？靠的可不是司法，不是警力，而是地权的约束。比如，在当代的改革之中，很多农村基层治理所依据的乡规民约都明确写着，一旦刑事犯罪，其地权形成的股份收益，或者村社内部分配的福利随即丧失。尤其是在有一定工业收益的乡村，比如珠三角地区农村实行以土地为中心的社区股份合作制，一般都把村社土地和工业资产做成股权分给每家每户。这种股份合作制就有一条共同约定：村民如果刑事犯罪，股权将被取消。因此广东的刑事案件虽然高于其他地区，但仍主要是外来人口犯罪占绝对比重。这是因为，流动人口增加所导致的刑事犯罪增加是一个规律，既不是伦理道德和教育问题，也不是法制建设不足的问题。

大家都相信现代法治社会是一种进步，却很少注意了解法治社会的制度成本。法治社会必须靠强大的警制支撑，如果中国农村也照搬这种制度，农民有钱负担高成本的警制吗？

农村土地按人口平均分配、按户占有产权，这是中国特色的农地制度安排。这种制度有效地稳住了本来就严重过剩的农民人口，使农村成为“人口池”或“劳动力池”。直到上世纪90年代末期产业资本大规模扩张之前，中国都切实地避免了其他发展中国家在无序流动下形成的贫民窟，从而也就避免了少数气不忿的西方人眼巴巴地期待的“中国崩溃论”——社会性犯罪和政治**的爆发。其实，西方能够享受自由民主，那是因为在工业化早期就经过殖民化把过剩贫困人口转移出去了，中国今天还有这种可能吗？十几亿人只能在这么点资源的地方争取“和谐共生”。这十几亿人如果是在强调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制度优越的欧洲，早就打翻天了。

总之，中国最大的一个稳定器就是农民平均占有的土地制度。所以，不能简单化地给“三农”问题开土地私有化药方。我国现在这种农地制度的基本作用是什么？从制度经济学研究发展问题的角度来说，其实是国家稳定。那么，获取这种制度收益的就是国家，就应该为此支付制度成本。于是，也就有了“新政”——以不断追加投资为推动力的新农村建设的国家战略。

思考三：城市化是不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

中国的现实是，9.4亿农民人口中虽然有1亿多农民劳动力进城打工，仍然有大约8亿农民生活在分散的农村。无论这个国家的大城市怎么变，300万个乡土中国的村社之中，大多数还是村社，几千年的传统文化传承下来的小农村社制度作为农村的一般经济基础，至今基本没变。而且，各地农村地方性的差异非常大，我们能不能简单化地把这种传统的小农村社制度的经济基础直接和连城里人都没有完全适应的所谓现代法治社会或者现代上层建筑对接？有没有可能今天就把发达国家的现行制度照搬来，那样就实现了现代法治？

如果真是这样做，那么在做之前请先横向比较世界上哪一个人口过亿的发展中大国没有照搬？可哪一个像中国这样全面完成工业化了？哪一个不是30％以上的贫困率、严重的甚至超过50％？而且不管人均收入有多高，大部分仍然是城乡二元结构，所谓城市化也主要靠大型贫民窟来大量集中贫困人口。这种照搬制度的收益被少数精英获取而制度成本只能是大多数老百姓承担！

比如亚洲其他4个人口过亿的发展中大国，上层建筑方面的自由选举、多党制议会民主，经济基础方面的私有化和市场化，早就落实了；学者们作为精英集团的一部分也以“知本家”身份得以分享制度收益；但是，他们整体上作为民族国家参与全球竞争的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却不如中国。

由此提出的问题是，我们作为发展中国家，到底要什么？我们的农民生存其中的乡土中国到底要什么？今天学术界的主流是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全球化，这就是事实上已经取代了“官方四化”的所谓“西式四化”，或者比较中性些，是工业化、城市化、货币化、资本化。但即使这些“化”都完成了，也未必能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

谁都明白，“西式四化”从逻辑上说是完全可以成立的——只有先私有化了才能市场化；有了市场化的自由贸易，“商品是天然的平等派”，新生的中产阶级就必然要求政治自由化；最后通向全球一体化。否则，也不会有那么多“官民人等”想当然地迷信这些说法。

但是，麻烦出在这个逻辑实现过程中必然形成的制度成本会惯性地“路径依赖”转嫁到农村，于是城乡差别必然拉大，生产力诸要素就必然大幅度流出“三农”；当然也就会有日益严峻的“三农”问题。近年来有人甚至以为中国只要照搬美国的制度就万事大吉了。但是他们忽略了一个常识，“中国无农场，美国无农民”——中国90％的土地由两亿多农户经营，美国90％的土地由17万农场主经营。中国的现实是平原面积只占国土面积的1／8，而水、土、光、热这四种适宜农业的资源比较匹配的平原面积只占国土面积的不到10％。沙漠、山区和高原肯定不是企业家办工厂的首选地，所以工业必然集中在平原和沿海，因此城市也必然集中在平原和沿海，这样，农业、工业、城市和人口都主要集中在平原和沿海。因此，中国的区域差别拉大，是“梯级分布”的中国经济地理条件制约的结果，而并非完全是人为的结果或者制度之祸。

20年前笔者与很多人一样，也把城市化作为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认为只要加快城市化，放开户口，让农民进城，“三农”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但后来通过对很多发展中国家的考察，只要是人口超过一亿的，就没有发现哪一个国家的城市化是成功的。如果中国也用大型贫民窟来实现城市化，那只不过是一种“空间平移、集中贫困”——农村分散的贫困人口变成相对集中的贫民窟人口——结果往往是社会矛盾集中爆发。

注释：

① 温铁军《“三农”问题：世纪末的反思》，《读书》1999年12期。

② 早在上世纪90年代的很多关于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学术讨论中，“成员权”概念就已经形成了共识。对此作出原始创新的学者有刘守英、龚启盛等。

③ 温铁军《我们到底要什么》，华夏出版社2004年版。

第四篇：《面对面》：温铁军 新乡村实验—观后感

看视频思考的问题：

1.什么是三农问题？

2.温铁军是个怎么样的人？

3.温铁军做的有意义吗？

4.生态农业取得成效前，土地将出现三年低产。那么，这样的损失谁又能够承受？温铁军的试验是否还有推广的值？

5.农民能致富吗？

6.如何解决“三农”问题？

《面对面》：温铁军 新乡村实验—观后感

“三农”问题，中国经济绕不开的坎。而我在没有看到这个视频时，我对“三农”的认识只局限于它所包含的内容。但是看到“温铁军的新乡村实验”时，我获益匪浅。同时，我对“三农“问题有自己的看法。

温铁军：经济管理学博士，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秘书长，现为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2003年在河北省定州市翟城村进行乡村建设试验。他认为 “三农”问题不是“农业、农村、农民”，而是应该将顺序调换过来，即“农民、农村、农业”问题。“农民在‘三农’问题中是第一位的”，农业问题只是派生的。他创办了专门为农民服务的乡村建设学院，给农民带来了知识。为了推广无化学污染的有机农业，种植出完全不含农药残留的绿色植物，温铁军要求，试验田里不施化肥，不打农药。可是，三年下来，试验田里农作物的长势却远远不如与学院只有一墙之隔的普通农田。按照温铁军的试验，土地脱毒和恢复地力需要三年的时间，也就是说，在生态农业取得成效前，土地将出现三年低产。而如果试验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就意味着全国的田地都将出现三年低产，那么，这样的损失谁又能够承受？温铁军的回答则是政府，农民想要靠一亩三分地是不肯能致

富的，只有国家采取优惠的政策才能帮助农民。对于温铁军的实验让我想到国家现在面临的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越来越严重的贫富差距。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然而随着的经济的快速的发展，我国也出现了严重的贫富差距。收入分配和我国人口是产生贫富差距的主要原因。就我国目前的状况来看，农村是主要的贫困区。政府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然后带动其他人后富裕起来，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这种政策在改革开放初级起到了巨大的作用，然而这一政策并没有完全落实，从而拉大了贫富差距。我国是人口大国，而主要的人口是在农村。虽然政府采取了优惠的政策，并且实行了九年免费义务教育。也许在新疆这个地广的地方，是可以的。然而，例如河南这些平原地区，每个家庭也只有一亩三分地。对于这些政策，是无法满足广大农民的需求。于是造成了农田荒废，农民成了农民工的现象，使得我国的农产品的产量下降。我想这也是我国粮食产量得不到提高的主要原因。年轻的农民外出打工，村里只剩下老人和孩子，于是出现了老人照顾孩子，孩子照顾老人的情景。孩子从小得不到父母的照顾，老人由于年迈，对于教育孩子往往是心有余力不足，我想这也是我国文化水平普遍偏低的原因。没有很好的文化知识，又形成了一届农民工，如此循环问题会越来越严重。同时，就业也成了主要的问题。

温铁军的实验，我认为是能实行的。在三年低产时期，政府

如果能投入大量的资金，我想实现新农村不是不可能的。在去年过年，我回到河南老家，家乡正在搞新农村建设，我想这也是受温铁军实验的影响吧！但是只是在住房的方面有所改变，却没有从农业和农民的生活上改变。最让我感到很是恐怖的一件事，就是农村孩子们的相亲。当我在当场看到这种事情时，我为他们感到伤心，同时庆幸我坚持学习！未成年孩子辍学出外打工的很多，而坚持上学的却很少。河南人口多，竞争压力大，他们认为浪费父母的心血钱，也是他们不上学的一个原因。只要不上学就要相亲，过两年就要结婚，这种事情对我们这些有文化的人也许很惊讶，但是对他们来说很平常。假报年龄结婚，四十岁不到的人就已经是爷爷了，中国的人口多就出现在这里。在我看来政府应该采取强硬的手段制止这种现象的发生，必须每个中国国民都要接受接受九年义务教育，同时加大计划生育的实行。

收入应重新分配，当然控制人口也是当务之急。解决了“三农”问题，贫富差距就会随着减小或消失。政府应大力支持温铁军的实验，在全国推广，并解决农民的后顾之忧。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重点在农村，难点在农村，希望也在农村。“三农”问题不解决好，国家的粮食安全就没有保证。只有加快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增加农民的收入，解决农民的生活问题，农村社会稳定才能有坚实的基础，国家的长治久安也才能有可靠地保障。解决“三农”问题刻不容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