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石称邓小平的“摸石头过河”是最大的企业家精神

第一篇：王石称邓小平的“摸石头过河”是最大的企业家精神

王石称邓小平的“摸石头过河”是最大的企业家精神

万科董事长王石

以下为原文：

2009年，我和一些朋友们响应一个国际环保NGO野生救援（Wild Aid）的号召，一起发起倡议拒吃鱼翅。当时就有位被我们拉过来签字的企业家说：这个我不能签，比如我跟部长吃饭，部长要吃鱼翅，我能说我不吃吗？我的生意还要不要做了？

这位企业家朋友最后没有签字，但我们都签了。三年过去，没听说哪位签字的老板因为不吃鱼翅而生意做不成了。姚明还给野生救援拍了广告片──“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现在几乎妇孺皆知。我看到网上还有人拿来恶搞。似乎姚明的生意也越做越大，丝毫不受影响。

一个认为自己的饮食偏好（不吃鱼翅，不喝酒）都会导致官员生气的企业家，首先就把自己定位得矮化了。更何况，这个心理假设的前提是，政府官员们心理上都是些长不大、被惯坏的孩子──稍有不如意就会迁怒。

万科从成立之初就有句口号，叫“不行贿”。当时也有人在说：不行贿怎么做房地产生意？结果事实证明我们不行贿不仅做成了房地产生意，还做成了全球最大的住宅开发商。个中辛酸，不足为道。

“中国企业家论坛”有一个持续的话题，就是企业家的社会地位问题。我讲这两个例子是想说明，很多时候，企业家的社会地位，与企业家对自己的心理期许有关。想要获得社会的承认与尊重，首先要相信自己是应该获得社会承认和尊重的。

中国的现代化，肇始于19世纪中叶。这不仅包括人们日常所关注的器物和制度层面，也包括夹在这两层之间的社会。现代意义上的商业与商业文明，也开始于这一时期。第一代的中国“企业家”们，如胡雪岩、雷履泰等，都是出色的管理大师，但在面对公众时却面目模糊。他们对自己的定位就是一名 “徽商”或者“晋商”，那么社会也就认为他们仅仅是商人。

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荣德生、张謇为代表的新一代企业家则显示出完全不同的气度。他们都不仅仅是企业家，从创业之初就自认是社会的砥柱：除了投资实业以外，他们造桥铺路、建立公园、兴办教育、参与城市规划、区域经济规划甚至是社会保障规划的制定。他们为“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的主张到处奔走。1922年，北京、上海等地的报纸联合举办民意测验，张謇当选“最受敬仰之人物”。如果荣德生和张謇们还是和他的前辈胡雪岩、雷履泰一样，仅仅以创办一家成功的商号为目标，我无法想象他们能获得社会如此的承认与尊重。

在中文中的“企业家精神”，被大大局限了。因为英文中的entrepreneurship的含义要比中文中的“企业家”广泛的多。

一个社会总是有一些传统、规范和模式，而认识到这些模式的问题，重新组织要素，并成功为社会创造价值，这就是企业家精神。

人的天性保守：当人们已经熟悉了某种程序或方法，而这种程序和方法已经被历史证明是有效的；要鼓励人们采用新的、未经实践证明的方式就会受到心理上的抵制。有时候，客观上采取新的方式可能并不存在困难，但人们也会觉得难以接受──无论是说服人们跟随一次创业冒险，一次管理变革，还是不喝酒、不吃鱼翅、不行贿这些改变社交文化的努力。企业家精神之所以在现代社会中如此重要，主要是因为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化，专业知识越来越完备，在任何领域的创新都需要团队合作。一个发明家在自家阁楼里鼓捣出来的东西，已经很难震撼世界了。

现代科学研究早就已经过了一个教授带着两三个助手就能完成发明和发现的时代。任何 1

一个运转良好的实验室，对内需要大规模的合作与沟通，对外则要面对各利益相关方。科学研究的前途甚至比新产品、新服务的市场前途还要不确定。发现某个研究方向的价值，说服整个团队往这个方向前进，遇到问题及时调整，同时还要游说政府、企业等资金方提供持续支持。

社会领域的创新也是如此，一个慈善项目想要获得公众的支持与参与，无论是公关、管理、游说，都需要企业家精神。

短短30年间，中国的民营企业从零开始，以40%的社会资源，完成了60%的GDP，承担着80%的就业。企业家们已经是这个社会稳定与发展的砝码。建国后的前30年，无论是城市化还是现代化的进程都被打断了；而后30年，城市化与现代化则被大大压缩。上一轮现代化中两代企业家完成的蜕变，现在几乎被压缩在一代人的时间里。问题是，中国的企业家们做好了在一定程度上领导这个社会的准备了吗？

我一开始提到的那位朋友是真正的企业家。他创办的企业在过去几十年里，从产品到技术到管理，都走在中国企业的最前沿。但在拒吃鱼翅这事儿上，他没有展现出自己的企业家才华。

企业家们最重要的能力是说服。说服人们相信你所画下的美好蓝图，说服人们自愿跟随你前进。企业家除了要相信自己是值得人们尊敬的，更需要以企业家的方式为社会提供价值。七八十年前，我们的前辈们提出了“实业救国”的口号，他们更以实际行动说服人们相信这一理念，并获得了社会的尊重。现在，轮到我们思考，该如何实现我们这一代人对社会的责任？

企业家精神是当下所稀缺的：中国的改革就是一个最需要企业家精神的课题。这不仅需要领导人发现体制目前所存在的问题，还需要他们能在目前价值如此多元的社会里，团结起足够多的共识，甚至在体制内调和各种相互矛盾的利益关系，以推动改革向更深层次发展。邓小平的“摸着石头过河”就是最大的企业家精神。他的“50年不变”、“不争论”，就是在妥协，在动员，在说服。

而这都是企业家们最擅长的领域：远见、规划、管理、组织、协调、说服、动员、妥协。以国情而言，如果不把我们这些才能贡献给社会，仅仅是拿出一些钱来做“慈善”，谈不上是真正的“企业社会责任”。

所以，企业家对社会发挥影响力，真还不能向学者、向明星学习，仅仅是发言就算了。一个集团军司令没必要跟武林高手比武。企业家向这个社会输出的正能量，恐怕就是现代的管理制度、组织机构、沟通技巧。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投身非营利的社会组织，以推动他们认为有价值却不太可能挣钱的事业。在这些事业中，企业家们能做的就是发挥我们在组织、动员、说服上的经验，为“社会资本”存款。

企业家做公益项目，在管理上就要以企业的标准衡量。企业家们自己相互组织，更要走出乡党的小圈子，从农业社会的地缘亲缘所维系的熟人关系，转变成以共同职业、理念和使命为纽带的组织──因为企业本身就是以理念和使命结合在一起的共同体。而企业家组织本身，更应该明确这个组织绝不能仅仅是“搞关系”、“盘资源”的平台。

这也是我对“中国企业家论坛”这个组织的期待之一：从一个熟人网络走向共同理念的人的平台。比如，除了邀请经济学界的专家之外，我们是不是能邀请其他学术界，甚至政界的朋友？无论是带领实验室，还是带领改革，这些在其他领域工作的精英们，所展现的都是真正的企业家精神。

纽约的洛克菲勒中心门前，有一个阿特拉斯的雕像。这座雕像落成于1937年，当时，企业家精神这个概念在西方也是刚提出不久。托起天堂的巨神阿特拉斯，是纽约企业家们的自我期许──我们就是承载美国经济与社会的巨人。从安•兰德开始，美国社会建构起一套有关企业家的英雄叙事，这套思想的源头来自于熊彼得：企业家精神的创造性破坏才是创新的来源，而创新才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正是因为这种英雄叙事和道德勇气，才使得美国的企业家们勇于承担社会责任，积极投身到各种公益事业中去，并赢得社会尊重。

有这样的自信，有这样的自我期许，企业家才能对社会形成更大的影响力：企业家们不仅仅为社会提供就业与财富，企业家精神更是社会进步的动力。这种道德勇气意味着更多的付出与努力，更意味着要在许多我们不熟悉的领域发挥企业家精神，去促使那些我们认为有价值的改变发生。

第二篇：王石是伟大的企业家,但万科不是伟大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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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石是伟大的企业家，但万科不是伟大的企业

北京锡恩管理顾问公司首席顾问 姜汝祥博士

中国有四位企业家可以称为伟大。

一个企业做大做强，离不开优秀的企业家，特别是在中国目前的现实情况下，更是如此。企业家基本上就是企业的“第一推动”。中国有很多优秀的企业家，我对其中四位抱有崇高的敬意。

第一位是万科王石，我们都知道就王石个人而言，是有“英雄主义性格”的，能够爬上世界第一高峰，不是做秀可以解释的。但王石在很多年前，就在万科倡导职业化，而且是在万科成功的时候倡导，这其实是他对自己的一种否定和超越。

第二位是联想柳传志。柳传志在建立联想时，始终以ＨＰ，ＩＢＭ等优秀公司为榜样，建立了一个不依赖于个人的运营管理体制，然后从容退下。当联想业绩出现滑坡，又坦然面对失败，勇于并购ＩＢＭ的ＰＣ部分，将联想领入国际化轨道，的确不易

第三位是ＴＣＬ李东生。我们知道并购在国际上，成功的概率是非常小的，我想ＴＣＬ不会不知道。但李东生带领ＴＣＬ连续并购了德国施耐德与法国汤姆逊，他实际上是以壮士断腕的意志告诉中国企业，中国企业如果关起门来进行“突围”，其实胜算同样也很小，因为我们的敌人是我们自己，当我们与自己作战的时候，开放是最好的出路，这是李东生为什么总在强调以国际化视野看待问题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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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位就是格兰仕梁庆德。我接触过格兰仕的两代梁总和不少格兰仕的员工，虽然我对格兰仕战略有不同的看法，但在奋斗的层面，我对格兰仕成长背后的朴素逻辑很是尊重。道理很简单，在中国目前这批所谓的优秀企业中，大部分是一边玩政治拿资源，一边玩市场拿利润的“市场政治家”，能够像格兰仕一样完全凭着“公平报酬”的市场规律起作用，通过整合产业链过程“勤劳致富”的，也就是那么一两家而已。

在我看来，中国企业家的行为很少能与“伟大”联在一起，柳传志在建立企业成长机制之后的急流勇退，王石反对暴利、致力于职业化建设，李东生通过并购拥抱世界，梁庆德在经营企业时追求中国文化中那些朴素的做人道理，都可以称为伟大！

中国没有一个企业可以称为伟大！

对中国企业如何持续，我一直有一个困惑：中国企业如何凝聚它的员工？我们知道，一个企业做大，表面上是销售额达到多少，但这些数字背后，其实是这个企业如何使它的员工团结在一起。因为从原则上讲，企业规模愈大，人就愈多，就愈难有凝聚力。

一直以来,每当我们谈到目前存在的种种“怪现状”时,都会在一个直观的逻辑前获得认同:中国企业会随着生产力水平的发展,自然会过渡到制度化与职业化的建立。所以，我们一直有一种天真的安慰：只要大家的物质水平提高了，自然精神文明也就迎刃而解，西方不也有过“羊吃人”的阶段吗？

这种似是而非的逻辑其实掩盖了一个基本的事实：中国古代商业也有过极度繁荣，从《清明上河图》中我们能够感受到当时的景象，但为什么当时中国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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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战略执行力咨询第一品牌 的物质文明没有自然地过渡到“工业革命”，反而让后来居上的西方列强横行世界？

我们应当承认一点，所有世界级优秀公司之所以优秀，一定是它们对规律探索与遵从的结果。如果没有这一点，我们就无所谓努力。有了规律，才有规则，有了规则，才有真正的胜负。

由此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简单的推理：那些最优秀的世界级企业可能更多反映了企业成长的真谛。放长一点视角，中国企业真正作为一个独立的经济主体，中国商人真正作为一支独立的利益群体，也就是最近二十多年的事。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真正意义上的工业革命，中国历史上也没有过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家。

当我们懂得所谓现代企业经营，不过是新兴工业文明甚至是信息文明的一种反映时，我们就懂得中国企业成为世界级企业，最大的阻碍不是技术的落后，也不再是教育水平的低下，而是我们骨子里的做事方式：我们大部分人可能是在用农民的方式在做企业！

所以，中国优秀企业与世界级公司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这是现实，它的真实性并不需要讨论。我们需要讨论的是，我们是不是真正意识到，我们与世界级公司真正的差距并不完全是技术，设备等等物质层面的，我们最大的差距存在于我们的脑子中：我们并不真正理解什么是支撑现代企业的制度与管理！当年我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学习，一谈到中国企业问题，我就常与指导教授发生争论。在他们看来，企业竞争只不过是要素竞争的结果，而在我看来，企业竞争中要素的流动只不过是表象，真正支撑要素流动的是我们的思维。如果我们中国企业没有在思想观念上的现代化，设备与技术的现代化是不可能造就伟大的企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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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不过这一切需要时间。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学会了“发展中的问题要在发展中解决”，先赚钱，后启蒙。但问题终就是问题，特别是当中国加入ＷＴＯ，中国经济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愈来愈重要的时候，有些问题可能是绕不过去了。

在一片对中国制造欢呼的背后，我们要看到繁荣背后的脆弱与危机。我们都知道，制造业很象是武功中的“外家功夫”，凶猛有余而内力不足。

在中国制造兴盛全球的背后，相当一部分制造企业总裁的脑子里，所思所想的不过是一个“加工做坊”的现代版，而在制度文明与管理文明上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建造，我相信这不是也不应当是中国的未来。

或者说，中国的未来，是不可能通过这类外家功夫式的“中国制造”模式来支撑。真正的制造永远都是有文化支撑的，那就是对细节似乎痴迷的追求。世界最优秀的制造文化，比如德国式制造，日本（韩国）式制造，瑞士式制造，背后都有着一丝不苟的职业文化在支撑。

所以，面对中国相当一批优秀的企业，象联想，象海尔，象方正等等所出现的增长停滞时，我们也许就要换个角度想，这一批优秀企业所面临的困境，可能并不仅仅是某个企业或某个人的困境，而是中国企业整体性的困境――中国企业从农业文化走向现代化，要迈过的“整体性差距”。

所以，在今天的中国，有很多伟大的企业家，但却没有一家伟大的企业。那怕像万科，象联想这样的优秀企业，离持续百年还有很长一段路。致力于一个伟大的公司还是伟大的企业家，是一个分水岭。

一次，方太的老总茅理翔问我，家族企业如何处理好接班问题？我的回答是，是不是把公司传给子女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要反过来问自己：你留给接班人的是什么？如果是一份家业，那么留给谁这个企业都做不长，而如果留下来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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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之道”，是经营企业的原则与道理，那么，这家企业就具备了持续的“遗传基因”。

我们看一下ＩＢＭ的故事吧。ＩＢＭ是由老沃森在1924年创立的，可沃森的儿子小沃森却自小缺乏自信，总怀疑自己有先天缺陷。他换了3个学校，用了6年才念完高中。大学时期，他混迹于酒吧和舞厅，心善的校长尽力克制，才让不争气的沃森勉强从布朗大学毕业。在得知父亲要他加入并最终经营IBM 时，巨大的精神压力使他急出了眼泪，对父亲哭嚎着“我干不了。我不能为IBM 工作。” 然而，就是这个孩子最终继承了父业，甚至超过了父亲。是小沃森把IBM 和整个世界带入了计算机时代，他意识到IBM 的未来不是打卡机那样的19世纪技术，而是计算机。1952年就任IBM 总裁后，他请电子专家和计算机开山鼻祖给公司的工程师和科学家讲课。他提拔“不安分的人”，逼他们超前思考，他实行“争论”制度，鼓励IBM 的经理们相互挑战。

一个不怎么出色的继承人，最后能够成为历史上最伟大的企业家，这之中的道理十分值得品味。如果没有老沃森留下的强大的ＩＢＭ之道，小沃森又如何能够自救并带领ＩＢＭ创造了信息社会的新纪元？

吉姆柯林斯，《基业长青》、《从优秀到卓越》的作者，是这样描述IBM的：

“IBM的创始人沃森给自己定下的任务，是不但要使其事业步入正轨，而且还要创建一个伟大的公司，它的成功，以及它的价值观将使该公司成为一种典范。沃森对待‘企业文化’这个概念的做法，与美利坚合众国的开国者们，对待‘资本主义民主’这个概念的做法如出一辙——他创造它的现代化模式并在实践中证实它能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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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评语，在中国，有哪家企业有资格承受？而类似的公司之道，你却可以很容易在宝洁，在惠普，在可口可乐、诺基亚、摩托罗拉等等这批世界级公司中，不同程度地看到――只是表现形式有可能不同，但绝对没有本质内涵的不同。

在看惯了太多公司昙花一现之后，我们异常渴望中国能够真正诞生一批有持续能力的公司，能够出现一批有牢固基础的超大型企业。但渴望归渴望，我们却不要被迷惑，我的建议是不要看那些表面的财务报表和吓人的规模，而是冷静地看看，报表和规模背后企业家的内心真正相信和真正固守的是什么？

这就是为什么伟大的人很多，但伟大的公司却不多。一时一地成功的企业很多，但能够持续百年的企业却寥寥无几。原因就在于伟大的企业源于伟大的道理与机制，而对“伟大道理”的探索往往是需要付出血和泪的代价的。

致力于成就企业家自己，使自己成为一个英雄，还是致力于建设一个伟大的企业，我觉得这就是中国企业今天所面对的一个分水岭！我们要相信一个简单的逻辑，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这是千百年来自然界演化的基本规律。除非你能够证明你完成了基因突变，否则我们决不要相信那些种豆得瓜，种瓜得豆的神话。锡恩战略定位：第一家持续领跑盈利转型的战略咨询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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