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国家统计局述评称我国经济对外依存度已超60%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表的经济述评称，目前，我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已超过60%，因而，国外市场价格能够比较快地通过传导引起国内价格的变动。输入型通胀已成为我国物价高涨的重要“推手”。
所谓输入型通货膨胀，是指在开放的经济社会中，由于本国与国际市场关系紧密，当国外商品或生产要素价格上涨时，就会通过本国与国际市场的传导途径
传播到国内，从而引起国内物价普遍、持续上涨的现象。
根据统计局的解释，国际通胀对我国的传导，主要是通过“两油”(石油和粮油)和铁矿石价格的传导。我国是第二大石油消费国，石油对外依存度接近50%，所以国际原油价格暴涨对我国的经济影响更大。我国原油跟国际接轨，成品油由政府管理，导致今年我国的石油加工业亏损500亿元。我国铁矿石超过一半以上依靠进口，而目前西方国家已经控制了全球70%的铁矿石资源，由此，我国进口铁矿石的价格也是持续上涨：2005年上涨71.5%，2006年上涨19%，2007年上涨9.5%，今年则上涨了65%以上。铁矿石价格上涨，带动钢材价格上涨，而钢材价格上涨，提高了一系列与之相关的产品成本，导致物价上涨压力进一步传导和扩散。
在原油、铁矿石价格等输入性通胀因素的推动下，我国上游产品价格从去年四季度以来开始攀升，包括工业品出厂价、原材料燃料动力供应价格、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都有所扩大，生产领域价格上涨向消费领域传导的压力在显著加大。今年以来，我国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ppi)连创3年来新高，1-6月分别上涨6.1%、6.6%、8%、8.1%、8.2%和8.8%。必须引起重视的是，人们通常认为，ppi向cpi的传导大约滞后半年到一年，以此计算，下半年cpi面临来自ppi传导引致的上涨压力会更大。
国家统计局同时提醒，全球通胀短期内难以看到明显下降趋势，应当保持高度警惕。国统局表示，当前我国需要治理此轮全球化背景下的通胀，避免国际输入型价格上涨的压力与国内多年高增长积累的各类价格上涨相互叠加，造成通货膨胀的持续压力。
第二篇：2000年来我国经济增长研究述评
2000年来我国经济增长研究述评
陈震
（金融2班0907810230）
摘要：经济增长是一个国家和社会发展的基础性条件。近年来我国经济在保持着高增长的同时也潜藏着许多不利因素。专家学者们对此不断研究探讨，从多角度提出改进措施，以期实现国家综合实力和人民生活水平协调发展。
关键词：经济增长问题建议述评
2000年来国际形势动荡变化，伴随着世界经济的跌宕起伏。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陷入经济衰退。我国经济虽然保持着增长势头，但总体来看增长速度趋于缓慢。历史经验证明，每次全球性金融危机过后，世界都会迎来新一轮的巨大经济调整，在此期间，世界经济可能将经历3-5年的调整期，进入一个较低速增长期。世界主要经济体在这段时间内会采取一系列措施改进危机前的经济模式，以适应未来经济发展的需要。广大学者对我国经济增长从结构、制度方面进行研究，并进行实证分析，发现了我国经济高度增长下潜藏的巨大隐患。同时立足国情，顺应时代潮流提出了许多切实可行的改进建议。本文即是将近年来对我国经济增长存在问题探讨和完善措施进行整理，述评如下：
1我国经济增长存在的问题
1.1经济增长与需求
投资、消费和出口被称为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然而，我国经济发展主要依靠投资扩大和出口拉动，国内消费份额过低，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不平衡、不协调，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减弱。王一强（2011）指出，过度投资和内需不足正在催生经济泡沫，容易造成经济的大起大落，引起通货膨胀、资产泡沫等负面效应，特别是房地产泡沫，浪费了大量社会资源和财富，形成经济隐患。同时，我国经济的增长高度依靠国际市场，对外贸易占经济的比重较高，经济发展过度依赖出口，使得我国经济难以避免地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 影响，而外贸顺差过大和国际收支盈余过多，还会造成国内资金流动性过剩，反过来又助长 了投资的高增长。因此，投资、消费和出口严重不平衡的经济发展方式已难以为继，必须对其结构占比加以调整。
任泽平和张宝军（2011）指出仅仅强调中国依赖外需或内需的一面缺乏客观公正的事实依据。他们研究发现，在需求主体方面中国以内需为主，在动力结构方面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具有双轮驱动的典型特征
1.2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
王一强（2011）撰文指出，我国农业基础薄弱，三农问题长期没有得到有效解决；虽然我国工业的整体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但低技术含量和低附加值的产业仍占主导地位，第二产业内部结构性失衡亟待解决；而相对于第一和第二产业，我国的服务业还比较薄弱，尚不能很好满足生产生活的需要。
1.3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居民的收入都有了大幅度增加，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但也出现了收入差距过大、贫富悬殊的现象。高宏伟、王素莲（2009）以1978-2008年人均GDP与基尼系数的相关性进行实证研究，得出结论：关于收入分配的库兹涅茨倒U曲线在我国是存在的，而且目前基本上处在倒U曲线的左侧部分，若不继续实施强有力的措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还会进一步反弹,库兹涅茨倒U曲线可能会再次上扬。
1.4 经济增长与创新
科技创新是经济增长的最直接动力。王一强（2011）指出我国多年来一直强调的科技 自主创新，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停留在口号上，而没有落实到思想和行动上，没有形成创新文 化和创新精神。同时，科技投入不足，企业作为科技创新的主体地位还不突出。科学技术决定国家兴衰和民族命运，显然，缺乏科技创新的经济发展方式不能再维持下去。
1.5 经济增长与制度性矛盾
随着改革的深入，一些制度性矛盾不断显现，已经成为经济进一步增长必须解决的问题。米建惠（2011）分析指出当前影响我国经济增长的制度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政府机构改革不到位，政府管的太宽、太细且对经济发展的服务性不够。（2）社会保障体制不完备，存在看病难、看病贵、上学难、上学贵等诸多社会突出问题。同时我国的养老保险还将广大农民排除在外，难以从根本上解决广大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3）经济制度需进一步完善，一方面，银行等金融机构改革不到位，另一方面，财税制度还未达到与市场经济相匹配的水平。
1.6 经济增长与就业
经济持续增长和充分就业是宏观经济运行的理想状态，也是世界各国政府制定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要目标。梁慧（2011）利用城镇登记失业率、对奥肯定律在中国的有效性进行回归分析，指出我国有效就业是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体现了有效劳动的投入是我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源泉；但是经济增长却对于有效就业不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究其原因，张燕（2011）提出我国产业发展与就业增长不一致的根源是由我国的投资结构所导致的，就业容 量大的部门所获得的投资量较小。
1.7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
我国的发展是粗放式的，经济快速增长与国内资源供给相对不足的矛盾日益突出。李庆华, 邓萍萍, 宋琴（2011）运用主成分分析法、格兰杰因果分析法、基于VAR 模型的广义脉冲响应函数法与方差分解法对我国1989-2009 年期间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的动态关系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经济增长是导致我国环境污染的重要原因。我国目前获得的经济增长中约有7%是环境要素贡献的，即经济增长的代价是环境污染，且这种是一种长期模式。然而环境污染为代价带来的经济增长却是短暂的，其动力很快就消失殆尽，环境污染将长期反作用于经济增长，制约经济的长期发展。
2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建议
对于我国经济增长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专家学者们在借鉴国外经济增长经验的同时，结合我国当前国情，提出了许多切实可行的建议。综合来看，大多数方法最后都会与扩大内需相关，由此可见，优化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已成为广大学者的共识。
2.1 促进消费，拉动内需
目前，我国正处于消费结构加速升级换代的时期，扩大消费需求的潜力巨大，而关键在于增加居民收入。而增加居民收入可以通过完善收入分配和促进就业实现。
2.1.1完善收入分配
在西方经济发展实践中,解决收入分配差距过大问题,不是依靠市场经济发展自然过渡到公平中去,而是通过政府和社会的积极干预,依靠法律和政策等手段,逐步使社会收入分配
转向公正。高宏伟、王素莲（2009）撰文提出了几点建议：第一、营造良好的收入分配法制环境。第二、规范垄断行业分配秩序。第三、改善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体系。
此外王建（2010）在分析造成收入差距较大原因的基础上，提出了用城市化突破分配难题。指出我国城市化应分成存量与增量这两个城市化阶段推进，并且必须以大都市圈为主导方向。
2.1.2促进就业
在我国，经济增长与扩大就业、降低失业率是宏观经济调控的两大目标。张燕（2010）建议应该促进第三产业和中小企业发展，提升就业弹性。同时协调好科技进步与扩大就业的关系，发展提供较多就业机会的新产业。全倩倩、王诗卉、苗锐（2011）基于我国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提出当前我国必须加大教育投入，加快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培育不同层次人才,将我国人口的数量优势转化为人力资源优势，借以提高国民就业率。
2.2 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我国当前经济中第一、二、三产业之间不平衡现状，要通过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协调三次产业的发展。米建惠（2011）指出我们一方面要控制消费工业的投资规模，降低我国经济单位能源消耗，一方面要大力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和服务业，提高我国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翁媛媛、高汝熹（2011）建议我们必须务实地推进产业的升级和升值。产业升级不是一蹴而就的，政府一方面应看清产业升级的大趋势，另一方面应着眼于立足本地情况，为建立符合本地比较优势的产业结构而服务，不要盲目冲动地调高本地的产业结构。
2.3 破除经济发展中的制度性障碍
中国提了二十多年的经济转变到如今依然未转变过来，吴敬琏指出根本性症结在于存在“体制性障碍”。经济的发展最终离不开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改革不转变，翁媛媛（2011）指出在“十二五”期间我们必须破除以下四个方面的“体制性障碍”:第一，破除政府对土地、信贷等重要稀缺资源的配置权力这一障碍;第二，以GDP增长速度为主的政绩考核标准;第三，财税体系使得收入和支出都是生产型的增值税增长为主，重要公共服务的支出责任过度下移;第四，要素价格扭曲，特别是生产资料的价格扭曲鼓励资源浪费。
2.4 实行金融体系改革
金融体系对我国的经济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化，金融体系应进行改革以适应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马涛（2010）指出我们必须积极推动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向市场主导型金融体系的转变。建立一个既能推动中国经济持续成长，又能有效分散经济成长所累积的风险，同时还能使居民享受经济成长的金融财富效应的现代金融体系，形成多种所有制、多种类型金融机构并存、共同竞争的局面，保证中国金融高效、安全、稳健地运行。
温辉、杨建清（2011）提出了一些中长期政策，包括（1）加快国有企业改革，重塑动员社会金融剩余的财政与金融渠道（2）大力发展消费信贷和商业保险，改善居民的消费环境（3）调整金融结构，完善资本市场（4）提高利率市场化水平，进一步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
2.5 协调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关系
以浪费资源、牺牲环境为代价的经济增长是不可取的，我国目前这种粗放式经济增长方式必须改变，以实现可持续发展。李庆华, 邓萍萍, 宋琴（2011）建议通过一定的措施减少企业单位产出的污染强度，对污染排放导致的外部效应进行清晰界定，建立科学完善的资源、污染权市场交易机制，形成环境污染与经济发展良好的反馈机制，使两者实现长期、均
衡与持续发展。
肖攸（2011）认为我国目前当务之急是发展低碳经济，具体包括建设安全、健康的生态环境体系；构建持续利用的资源保障体系；不断增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资源保障能力；建设节约高效的循环经济体系，营造和谐文明的社会进步体系，建设科学、高效的流域综合管理体系。
3小结
广大学者都意识到当前我国经济增长中存在的问题，对我国经济增长的研究重点也从要素投入转移到了结构和制度方面，更加注重经济增长与社会福利和资源环境效益的相关性。在国际大形势下，相信对我国经济增长的研究会持续着重在扩大内需与产业结构升级与创新方面，同时为实现可持续发展，低碳经济之类的新型概念也会不断出现，研究也会逐渐深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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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经济全球化的主要趋势、基本特点及对我国对外政策的影响
经济全球化的主要趋势、基本特点及对我国对外政策的影响
经济全球化的主要趋势表现为全球范围的贸易自由化，投资自由化，以及金融自由化。这种自由化的本质，是各种不同形态的资本通过跨国界的大规模自由流动而实现的资本增值过程和价值实现过程。推动全球化的主要驱动力是西方国家的私人资本，特别是跨国公司，它们在世界各地的商业活动正在重塑商品、服务以及生产要素跨国界流动的全球性规则，跨国公司籍此从数量扩张进入质量扩张阶段；以信息产业为中心的新一代工业革命正促使生产力要素以及生产力的全球布局发生新变化，使全球生产体系的分工出现重组；在全球化浪潮中各国加紧进行结构调整，在产业结构升级的同时，加速市场制度和企业制度的创新。全球化背景下的经济增长所产生的一个日益尖锐的基本矛盾，是跨过企业内部商品与资本流动的有序性同世界商品市场、资本市场、金融市场自由竞争和自由流动的无序性的矛盾。这一矛盾在流动性极高的国际金融市场表现得尤为突出，这给当代国际经济乃至国际关系都带来深刻的影响，也给我在21世纪继续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路线构成了新的挑战。为此，我应客观评价和积极参与全球化进程，同时在该进程中警惕和反对美国化倾向；重视国际经济秩序的全球管理问题；呼吁和推动解决不断深化的南北差距和数字鸿沟；并通过积极参与国际及地区多边金融与经济合作，特别是参与国际经济领域的各种“规则重写”过程，维护我国的在全球化进程中的根本利益。
当前加速发展的全球化潮流既是经济现象，也是政治现象和文化现象，但首先是经济现象。这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显著上升的客观基础。经济全球化的主要趋势表现为全球范围的贸易自由化、投资自由化，以及金融自由化，这种自由化潮流的本质，是各种不同形态的资本(既包括商品资本、生产资本以及金融资本等，也包括信息资本和人力资本)通过跨越国界的大规模自由流动而实现的资本增殖过程和价值实现过程。从长远看，贸易、投资、金融市场的自由化进程将使生产要素的流动日益突破国土疆界的限制，从而能在更大的范围，即全球范围实现资源的最佳配置。然而“最佳配置”的政治意义和社会意义则是不断加剧的不平衡发展。不言而喻，“最佳配置”给各国带来的机会与挑战也是大不相同的。目前经济全球化进程仍处于初始阶段，而未来十年这一进程将步入不断深化的时期，并重塑世界经济体系。各个国家、特别是各主要大国在全球化浪潮后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将基本取决于未来十年的发展。
一、以贸易、投资、金融自由化为主体的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基本特征有三：
1.推动全球化的主要驱动力并非来自宏观层次的政府，而是微观层次的西方国家的私人资本，特别是跨国公司。它们在世界各地的商业活动正在重塑商品、服务以及生产要素跨国界流动的全球性规则，西方国家的跨国公司籍此从数量扩张进入质量扩张阶段，其利益要求不仅直接影响其各自母国政府的对外经济政策与外交政策，而且也已经成为影响今后国际经济秩序变化的重要因素。目前全球6万多家跨国公司及其遍布世界各地的50多万个分支企业的总产值，已占全球总产值的25%以上，跨国公司分支机构在海外的年销售总额已达11万亿美元，远远超过全球出口总额，其直接投资也占到全球总额的70%。跨国公司在世界生产、贸易、投资中所占的这种重要地位，既是其全球扩张的结果，也是其进一步谋求商品、服务以及生产要素在全球充分自由流动的动因。因此，全面开放商品、服务以及要素市场，在全球范围统一市场规则，就成了跨国公司极力追求的目标，也是世界经济增长过程中一种不可避免的客观趋势。
2.以信息产业为中心的新一代工业革命在全球化浪潮中不仅大大加快技术进步的速度，使产品和技术的生命周期缩短，而且还促使生产力要素以及生产力的全球布局发生新变化，使全球生产体系的分工出现重组。信息技术产品已成为现代经济中最关键的生产力要素，计算机软件以及网络程序的广泛应用，使人类生产力发展史上第一次出现了非物质化的劳动工具和劳动对象，这使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于“软产业”。走在科技革命前沿的发达国家、特
别是美国的经济结构迅速“软化”，大量的传统要素移至海外，推动全球生产体系出现重组。在这种重组过程中，发达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支配地位得到进一步加强，而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欠发达国家被边缘化的危险空前增大，生产力水平差距引起的南北差距和全球性两极分化更加深刻。
3.在全球化浪潮中，世界各国加紧进行结构调整，在产业结构升级的同时，加速革新现代市场制度与企业制度。总体上看，目前各国大力推动的结构调整大致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产业结构的提升，国民经济的重心从传统的第一、第二产业向知识密集与高科技密集的服务业加速倾斜。现代服务业与信息产业不仅在有关国家的国民经济结构中占有更大比重，而且日益取代传统制造业而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和支柱产业，促使国家整体的产业结构升级，致使全球性的非工业化趋势近年来明显加强，特别是在发达国家，制造业就业人数占就业总人口的比例已由1970年的28%下降至现在的18%；二是经济体制的新变化，这突出地表现为西方国家兴起并在全球极力推行的“两D”趋势，即“非中心化”(DECENTRALIZATION)和“放松管制”(DEREGULAITON)。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在美国，始于政府行政管理结构的“非中心化”潮流现已扩展到产业乃至企业结构中。从产业的角度看，新兴产业不再具有传统产业的“中心特征”，例如：直到几年前人们还认为位于美国西海岸的硅谷是美国的电子信息产业中心，但现在该产业已迅速分散化、多中心化。美国东、西、中部许多大城市兴起了众多新的电子信息产业中心，与原来西海岸的电子信息中心形成多足鼎立、全面竞争的格局，以至于美国高技术产业中又出现了一个相对于硅谷的新名词——硅巷(SILICON ALLEY，意指创立于街巷之间的诸多高新技术产业中心)，使这一新兴产业不再具有单一中心的结构。另一方面，从企业的角度看，企业结构也从过去的宝塔中心结构过渡到平面网络结构，企业制度为适应信息急剧膨胀的市场条件而出现新的结构性变革。
二、以贸易、投资、金融自由化为核心的经济全球化潮流对当前的国际经济关系以及国际形势基本走势的影响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发达国家政府从政策角度、跨国公司从实务角度的共同推动下，世界经济正进入新一轮以私人资本为主导的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时期，马克思曾经深刻揭露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从一定意义上说，在全球层次上得到了放大，如何通过主权国家政府之间的国际协调与合作，在全球性自由竞争中防止过度自由的流动失控而引发全球性危机，日益成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各国共同面临的严峻挑战，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跨国公司的地位与影响愈加举足轻重，而其跨国指数不断提高已成趋势。与此同时，西方国家在全球极力推行市场自由化，这就给全球化的经济增长带来一个日益尖锐的基本矛盾，即：跨国企业内部商品与资本流动的有序性，同世界商品市场、资本市场和金融市场自由竞争、自由流动的无序性的矛盾。这一矛盾在流动性极高的国际金融市场表现得尤为突出。自1980年以来的20年间，世界各国总共爆发了125次金融／银行危机。从一定意义上说，国际金融危机日趋频繁，就是这种矛盾失控的结果。经济全球化越深入，加强国际经济秩序的全球管理问题就越紧迫。
第二，私人资本在全球化进程中急剧膨胀，政府在国际经济关系中的作用和能力下降，而西方私人资本在国际经济关系中的地位和影响力显著上升，其结果是全球资金流动更加不平衡，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外部经济环境恶化。90年代以来，国际私人资本急剧膨胀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全球性的民营化浪潮。90年代全球化进程中十分突出的一个现象就是全球性民营化潮流。1990年全球民营化的资本总额为298亿美元，到1997年猛升至近1000亿美元。1990至1997年间，全球民营化总额累计高达5000亿美元。二是世界经济的核心——国际金融市场上政府与私人资本的力量对比已经发生根本性变化，例如：1983年纽约、东京和伦敦三大外汇交易市场平均日交易总额与当年美、日、德、英、瑞士五国中央银行外汇储备之比为390亿美元∶1400亿美元；但到1992年，上述比例已经反转为6230亿美元∶
2780亿美元，亦即五大央行的外汇储备总额还不足三大外汇市场日均交易量的一半。这是近些年来西方国家政府联手干预外汇市场波动雷声大雨点小，或不愿进行干预的根本原因之
一。三是投资基金成长迅速，证券投资的深度和广度迅速发展，已经成为国际资金流动的主要源泉。19世纪后期兴起的全球化浪潮中，全球资本流动的源泉基本来自美欧几千个富有的家族及其企业；而当前的国际资本流动，是由各种投资基金推动的，它们“集腋成裘”，把数以亿计个人的养老金、保险金等积蓄进行全球性配置，形成了国际资本流动的主要组成部分。1990年，全球参与股票投资或基金投资的个人已达1亿人；到2010年，这一数字将增至10亿。
私人资本的膨胀使其在国际经济关系中的诸多领域、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关切的某些领域迅速占据主导地位。其结果是，国际资本流动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之间，而流向发展中国家的资金分布也极不均衡，加剧了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差距；更重要的是，在私人资金加快流向某些发展中国家的同时，发达国家官方的发展援助持续减少。上升的私人资金流入同下降的官方援助之间的差距不断加大，是90年代以来国际经济关系中南北之间国际资本流动的一个重要特点。90年代以来流入发展中国家的资金几乎都是由私人资本提供。私人资本流动(主要包括私人借贷、外来直接投资、股票投资组合三个部分)在1990年为近420亿美元，占当年流入发展中国家资金总额的42.6%；到1997年，不算年复一年流入的投资组合以及商业借贷，资金流入总额已达到2560亿，为1990年6倍多，占资金流入总额的85.2%。与此同时，官方发展援助占流入资金总额的比例从1990年的57%，下降至1996年的12.3%。而且，日益减少的官方发展援助越来越多地用于维护和平以及紧急救援等项目，而并非长期发展项目方面。私人资金一般都比官方援助条件苛刻，而且完全基于利润导向，极不稳定，私人资本上升为发展中国家资金流入的主要来源，不仅使许多不发达国家的外部经济环境持续恶化，而且还使原来就不平等的南北关系在私人资本利益的驱动下，进一步发生变形。在南北鸿沟加深的同时，南南利益磨擦和竞争也增加。
第三，随着技术进步加速，特别是与信息产业和流通领域相关的技术生命周期与产品生命周期不断缩短，导致全球通信、运输等涉及信息与物质流动的技术产品成本加速下降，这不仅极大地加速了全球贸易、投资、金融自由化的步伐，而且还给现代国际关系带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新现象，即：越来越多的个人、企业，以及形形色色大大小小的非政府组织沟通联络迅速国际化、全球化，国际外交舞台上的角色迅速增多；影响和制约各国对外政策，以及影响和制约国际重大事件走向的因素较过去更为复杂。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南联盟的决策，便是明显的例证；而1999年世界贸易组织西雅图会议期间的大规模示威，更是全球各地诸多非政府组织和个人通过因特网串联组织发动的。
第四，全球化趋势给处于领先地位的美国提供了增强其主导地位的巨大机会，全球化蕴含着“美国化”的严峻挑战。全球化趋势加速发展的九十年代，正是美国利用其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和实力，在全球极力确立其领导地位的时期，也是美国经济增长与科技进步的一个黄金时期。相形之下，日本经济在“泡沫”破灭之后陷入长期萧条，欧洲经济复苏乏力，欧元启动后一直处于弱势地位，东亚经济更是受到了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因而使得美国对于国际经济与政治事务的发言权和支配权显著增加，许多国家对于美国的仰赖加深，而对美斗争和周旋的余地缩小。从客观上看，美国在当前的全球化潮流中处于主导地位，全球化潮流的加速发展给美国提供了输出其资本、技术、文化、价值观乃至经济和政治体制的巨大机会。如何在这样一种客观背景下溶入和参与全球化进程，在寻求全球化所带来的机遇的同时，应对美国化的压力与挑战，成为世界许多国家面临的共同课题。
第五，以信息革命和技术创新为先导的全球化正在掀起范围广泛的规则与标准重新制定的潮流，从贸易、投资、金融的传统规则到国际关系的某些基本准则(例如主权原则等)，都受到巨大冲击，经济领域中的某些规则已经或正在改写，一些主要的国际机构也在全球化进
程中启动或加快改革步伐，世界银行正在推进其“全面发展框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经启动国际金融框架改革；国际劳工组织正推动建立“核心劳工标准”；联合国环保署正在尝试如何协调全球的环境政策；世界贸易组织也在试图发起新一轮内容更加广泛的多边贸易谈判回合。
三、全球化趋势对我在21世纪继续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路线构成了新的挑战第一，全球化以及相应发展的区域化潮流在进一步加剧南北差距的同时，也使第三世界国家之间出现新的分化；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国内政治中的对外干涉思潮日趋上升，而多数发展中国家国内政治中的“内顾”倾向日益明显，使第三世界作为一个整体的国际政治基础以及我国外交的战略支撑点受到削弱，我在团结第三世界，使其发挥在国际政治斗争中作用的难度加大。
第二，因为经济全球化是一场由“微观经济主体”，即企业而非政府带动的离心力运动，包括中国在内的民族国家难以依靠国家主权原则来解决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所有问题。
第三，在信息革命和“新经济”形成过程中处于明显领先地位的美国在世界政治、经济、文化诸领域的影响增大，某些方面的支配地位进一步加强，其对外政策、包括其对华政策中的干涉主义、强权政治的倾向明显增强；在我同美的经贸科技合作关系中，我处于“小国模式”(即不均衡依存模式)，这些都使我同美周旋的余地受到制约。
四、因应经济全球化潮流的外交战略思考
第一，在国际场合客观评价和积极参与全球化进程，同时旗帜鲜明地呼吁在全球化进程中反对美国化倾向。目前国际上警惕美国化倾向的呼声日高，包括日本、法国等发达国家以及俄罗斯等大国都在此问题上出现某些相似或相同的声音，有些国家对此问题已有相当深入的研究。我宜对此善加利用，并把这一点同我在国际政治领域反对单极世界、推进多极化进程有机结合起来；同时及早组织国内力量加强对全球化与美国化问题的具体分析和研究，团结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把全球化进程推向正确的方向。
第二，重视国际经济秩序的全球管理或治理问题。我国在溶入世界经济体系、参与全球化过程中，如何在开放市场、参与全球竞争的同时，通过国际合作加强国际经济秩序的全球化管理，是必须解决的现实课题。事实上，目前国际上有关加强全球管理／治理(Global Governance)的呼声日高，我应在国际经济领域巧妙地处理“决不当头”与“有所作为”的关系，以我改革开放的根本利益为依据，积极参与和推动国际社会加强全球管理的各种形式的多边合作。
第三，以发展中国家为依托，呼吁和推动解决不断深化的南北差距和发展差距问题，以此作为新时期我团结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新的战略支撑点。实践表明，全球化过程正在加剧原来已经存在的南北差距。据统计，世界上最富的20%和最穷的20%的人均收入差距，60年代为30∶1，1990年为60∶1，到1997年则已升至74∶1。而且，贫富差距在发达国家也成为日益严重的问题，90年代英国、比利时、芬兰等国的贫困人口上升；当美国的人均国民收入因持续的经济景气而不断上升时，最贫困的10%的人口目前的实际收入却比1979－1996年期间的收入水平下降了18%。可以说，经济全球化以及知识经济发展的一个突出的负面影响，就是在国家与国家之间，以及在一些国家内部加剧了贫富差距和发展差距。这一点对我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我应利用国际社会对此问题的高度关切，站在发展中国家立场上，研究制定切实可行的行动纲领及方案。
第四，树立广义的“经济外交”观念，通过积极参与国际及地区多边金融与经济合作，特别是积极参与国际经济领域的各种“规则重写”过程，把我国在国际上的政治外交优势同经济优势更紧密地结合起来。全球化浪潮在国际经济秩序方面的突出表现，就是贸易、投资、金融和信息流动等规则的重写。广义的“经济外交”决不仅仅意味着加强经贸合作及援助，而且更重要的是积极参与国际与地区多边经济、金融事务的对话活动与规则重写的决策过
程。积极参与这一过程，在其中发挥尽可能大的作用，既是我外交发挥作用的新空间、新机会，也是我国家利益的根本需要。随着我国综合国力不断提高，我在国际及地区经济与金融事务中拥有潜力很大的外交资源优势。在国际经济领域充分利用这种优势，积极倡导和参与多边对话与合作，积极参与国际经济事务的决策过程，这不仅能更有效地维护我在有关重要问题上的利益，营造有利于我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经济增长环境，而且还能以多边促进双边，开创我国对外关系的新局面。
第四篇：从经济视角考察我国公务员超发达国家近20倍
从经济视角考察:我国公务员超发达国家近20倍 傅洋
中国经济网2006年02月09日
尽管公务员队伍数次“瘦身”，然而老百姓对“瘦身”后的效果却并不满意。零点研究咨询集团在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亚洲部的指导下最新完成的《中国居民评价政府及政府公共服务报告》显示，近七成的民众认为目前政府公务员的总量应该减少。据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副主任王健介绍，按照公务员与GDP的比例指标来看，我国公务员数量大大超出发达国家。
“官民比”是否真的高了？专家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务员规模是否适度不仅需要考虑“官民比”，而且要考虑公务员在促进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和公务员的行政效率。据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副主任王健介绍，判定公务员适度规模的经济指标应该是——公务员人数与本国GDP的比例。公务员在经济发展中发挥了多大的作用，需要以单位GDP的公务员人数来衡量。虽然我国财政供养人员占总人口的“官民比例”只有1比26，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但是从经济视角考察，财政供养人员与GDP之比看，我国为39人/百万美元，大大高于发达国家，目前美国为2.31人/百万美元，日本为
1.38人/百万美元。我国公务员“超标”近20倍。
来源：北京晚报
第五篇：2010年我国经济运行已成功摆脱国际金融危机的负面冲击
2010年我国经济运行已成功摆脱国际金融危机的负面冲击，开始进入常规增长轨道，物价涨幅趋稳。预计全年经济增长10%左右，2012年全年经济增长可保持在9%左右。全年物价涨幅有望控制在4%以内。展望2012年，我国财政、货币政策应逐步实现由应对危机型向常规型的平稳过渡，并保持相对稳定，要重新认识经济增长与就业之间的关系，积极推进相关领域改革。
2012年以来，随着一系列宏观经济政策的实施，物价涨幅趋稳，资产泡沫化风险降低，经济增长逐季回调，但仍处于高位，经济运行开始回归正常增长轨道。2012年是“十二五”的开局之年，外部发展环境总体上略好于今年，国内投资、消费有望实现较快增长，预计一季度以后经济增长将企稳回升，全年达到9%左右。在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相对稳定的同时，应积极推进相关领域改革，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为中长期经济稳定发展奠定良好基础。
2012年以来，内需增长从政策推动向市场驱动转变，投资增长动力实现市场接替，消费增长依然强劲，出口恢复快速增长，物价涨幅趋稳，资产价格泡沫化风险降低。与应对金融危机初期相比，2012年以来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发生积极变化，形成了市场驱动的投资、消费和出口共同拉动经济增长的良好格局。同时，物价涨幅出现趋稳迹象，资产泡沫化风险降低，经济运行从应对危机的特殊状态向正常增长轨道的转变有了重要进展。
合理划分中央、地方政府投资审批权限，重视发挥地方政府对当地项目的监管职能。政府对投资项目的管理应集中在环保、能耗、安全、质量标准等准入条件的审核上，并应实行双向监督。简单地从行业产能规模出发控制新项目建设，落后产能得到保护，抑制了市场竞争对产能动态优化的作用，应当加以改变。制定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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