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发展非公经济激发制度活力
发展非公经济 激发制度活力
2014-4-14 9:01:00陕西统计局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第一次将非公有制经济与公有制经济置于同等重要的地位,从多个层面提出了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改革举措,这一系列改革举措,必将大大激发我省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活力和创造力。
一、我省非公经济发展的基本情况
(一)非公经济发展基本态势及成就
1.非公经济总量不断扩大
2012年,全省非公经济实现增加值7398.04亿元,较上年增长14.1%,增速比GDP增速高1.2个百分点。其中一、二、三大产业非公经济增加值分别为488.74亿元、3955.51亿元和2953.79亿元,较上年增长21.5%、15.4%和11.3%,三次产业结构比为6.6:53.5:39.9。2012年,非公经济增加值占全省GDP总量的51.2%,较上年提高0.7个百分点;对全省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53.5%,拉动全省GDP增长7.1个百分点。非公经济已成为拉动全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重要因素。
2006-2012年全省非公经济增加值占比
单位:%
2.非公企业数量、规模不断扩大
由于宏观政策利好的不断推动,我省非公企业显现出活跃的态势,企业数量快速增加,规模不断扩大,活力进一步增强,推动了全省经济的整体繁荣。据省工商局数据显示,2012年底,全省非公经济法人单位数达116.7万户,比2006年增加33.27万户,净增34%。特别是私营企业经济总量快速扩充、企业资本大幅度提高。2012年,全省私营企业数达到23.79万户,比2006年增加了13.59万户。同时,非公有制企业规模不断扩大,统计“三上”企业中,非公企业数量不断增加,2012年度,非公和非公控股企业达到7319家,占“三上”企业总数的77.8%。非公经济发展问卷调查也印证了非公企业的快速发展,2006—2012年期间创立的非公有制企业占41.9%,非公企业已成为全省新增企业的主体。
3.民间投资持续活跃
近年来,尤其在《陕西省人民政府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实施意见》出台后,各级党委政府下大力气治理投资环境,大力扶持、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在我省投资兴业,民间投资的门槛不断降低,投资环境不断优化,民间投资的热情和愿望被日益激活。2012年,全省民间投资5513.25亿元,比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高3.4个百分点,高于全国民间投资增速7.5个百分点,投资总量占全省比重达42.9%。
4.非公企业日渐成熟
经过多年持续扶持和发展,我省非公企业逐步成熟,具有了较强的抗风险能力和一定的竞争力,面对极其困难的经济形势,我省非公经济仍保持平稳较快发展。调查数据显示,近三年非公企业销售情况:销售额增加的占33.1%,持平的占45.5%,只有21.4%的企业有所减少;同时,非公企业中,技术密集型企业达到了18.3%,具有了一定的发展后劲和创新能力;受访企业对未来5年内企业发展情况的判断总体比较乐观:10.3%的企业认为可以较快发展,61.5%的企业认为平稳发展,24.3%的企业认为维持现状,只有3.8%的企业认为可能无法维持。
5.非公经济的社会贡献日益突显
主要表现:一是非公企业成为吸纳劳动力的重要渠道。调查显示,非公企业中,劳动密集型企业占48.7%,而且大多数企业就地吸纳劳动力,成为当地安排就业、吸收从业人员的主渠道。2012年,全省非公经济从业人员达到476万人,占全社会从业人员总数的62.5%。非公企业极大地发挥了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城镇新增劳动力和下岗、待业职工的充分安置作用。二是非公经济对全省税收贡献稳步提高。近年来,一大批非公企业纳税大户不断涌现,成为陕西税收的重要来源和共同富裕的基本力量。据税务部门统计,2012年,全省非公经济上缴税收达1357.14亿元,占全省税收总额的54.6%。
(二)制约我省非公经济发展的主要问题
1.人才资源极其匮乏
非公经济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在企业目前面临的主要问题中,排在第一位的是人才匮乏,占调查企业的32.1%,由此可见,人才资源不足的问题,已成为影响我省非公企业发展最重要的问题。如平利县在承接产业转移引入的某服装加工厂,因无法招到熟练缝纫工而导致已建成的一条自动化生产线闲置。
2.融资困难依然突出
融资难成为影响非公企业发展的第二大困难。调查资料显示,22.1%的企业资金缺口很大,急需融资;58.3%的企业资金略有缺口,需要融资;只有19.6%的企业目前不需要融资。造成非公企业融资问题难以解决的主要原因有三:一是非公企业的贷款规模一般相对较小,导致贷款成本较高且没有足够的抵押品;二是银行企业化运营的性质决定了其追逐利润、规避风险的行为本性,更愿意向贷款规模较大的公有制企业贷款;三是目前大多数金融机构专门服务于非公企业的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仍然不足。
3.企业仍属粗放管理
目前,非公企业大多实行家族式粗放管理,没有建立起现代企业管理模式,总体管理水平落后,企业管理人员在自身素质、知识结构、思想观念等方面还存在很多不足,不能适应现代企业管理的需要。许多企业在走过创业期,需要寻找新的创新突破时,缺乏科学的发展思路,没有敏锐捕捉商机和战略性思考问题的能力,从而严重影响企业的长远发展。调查显
示,17.8%的企业目前面临的最主要问题是管理水平跟不上,26.7%的企业最缺人才是高级管理人才。
4.研发创新能力较弱
非公有制企业普遍科技研发能力不足,技术创新乏力。调查数据显示,只有33.4%的企业有研发部门或有固定的科研合作单位,66.6%的企业没有研发部门或固定的科研合作单位,购买和模仿成为非公企业技术来源的主渠道。
5.整体发展实力不足
一是非公经济比重依然偏低。从纵向比较,我省非公经济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尤其近年来,非公经济占比逐年攀升。但从全国横向对比,我省非公经济发展明显不足,与浙江、江苏等经济发达省份差距较大;二是大多非公企业规模较小、管理粗放、附加值较低,竞争力不足。2012年“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中,陕西仅有西安迈科金属国际集团有限公司、宝鸡东岭工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西安黄河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和西安金花企业集团公司4家企业入围,而与我省相邻省份四川则有13家,相比有较大差距。
6.不平等竞争现象依然存在尽管非公企业发展环境得到了巨大的改善,但现实中仍然存在不少不平等竞争现象。“非公有制经济36条”、“民间投资36条”等政策的出台,虽然放宽了非公有制资本的进入领域,促进了民间投资的热情,但部分政策实施细则不具体,个别审批核准政策尺度模糊、程序透明性不高,审批程序繁琐,审批时间过长,无形中提高了非公有制经济的进入门槛,导致实践中一些政策难以落实到位。
二、非公经济将成为我省未来经济发展的活力所在(一)政策春风助力非公经济的发展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从多个层面提出了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改革举措,再次强调“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第一次将非公有制经济与公有制经济置于同等重要的地位。这是对非公有制经济地位和作用的新认识,为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在功能定位上,《决定》进一步明确了“两个重要”,即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在产权保护上,进一步明确提出了和公有制经济财产一样,非公有制经济财产权不可侵犯;在政策待遇上,进一步强调“三个平等、一个统一”,即坚持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实行统一的市场准入制度。同时,对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提出了“三个鼓励”,即鼓励非公有制企业参与国有企业改革,鼓励发展非公有资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鼓励有条件的私营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这一系列改革举措,必将大大激发非公经济发展的活力和创造力,促进非公经济的快速增长。
(二)陕西所处特定发展机遇助推非公经济的发展
陕西作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新起点和桥头堡,将在交通物流商贸枢纽、文化科教交流核心区、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高端生产要素聚集区以及西安国际化大都市的建设等方面开创陕西发展的战略新格局,这也是西部大开发之后,陕西省所面临的又一重大历史机遇,将会使我省在对外开放中的地位发生重大变化。而商贸物流、文化旅游、先进制造等领域恰恰是非公经济的密集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必将成为陕西非公经济快速发展的助推器。
(三)陕西特有的经济结构将使非公经济发展展现“洼地”效应
近年来,我省经济主要依靠第二产业,特别是工业的强力推动,而在工业内部,又以能源、化工、装备制造及资源开发等大中型公有制企业为主,其产值占到全部工业的三分之二以上。在公有制占主导地位的上述行业中,非公有制经济很难取得竞争优势。这种特有的经济结构导致我省非公经济比重很难在短期内有一个大的提高。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要求“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鼓励非公有制企业参与国有企业改革,鼓励发展非公有资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为非公资本参与国有企业改革改组、与其他资本平等竞争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是今后完善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着力点,这必将推动我省非公经济的快速发展。原本作为陕西非公经济发展的短板领域,未来将成为价值洼地。
(四)非公企业数量的快速增加,奠定了非公经济发展的活力存量
近年来,由于宏观政策利好的不断推动,我省非公企业显现出活跃的态势,企业数量快速增加,规模不断扩大,活力进一步增强,推动了全省经济的整体繁荣。特别是私营企业经济总量快速扩充,企业资本大幅提高,企业规模不断扩大,为非公经济未来的活力释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三、发展我省非公经济的战略思考
(一)优化政府服务,创造良好外部环境
1.制定非公经济公平竞争的操作细则
尽快制定可操作性强的非公企业进入特许经营领域具体办法,增强特许经营领域透明度和规范度,提升非公企业进入特许经营领域的可操作性,有效消除导致非公企业不愿、不想、不敢进入特许经营领域的约束,拓展非公经济发展的领域,焕发和增强非公经济的生机与活力。
2.构建统一的非公企业办事服务机制
建议构建全省统一的非公企业办事服务机制,指定一个职能部门,牵头负责协调处理涉及非公经济发展的全部事务,统一收集、公布各部门涉及非公经济发展的有关政策措施,协调、督促有关政策的贯彻落实等,为非公经济的发展提供有力的组织保障。
3.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正确履行政府职能
要切实落实三中全会精神,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使政府归位,发挥好市场之手的作用。本轮经济危机的事实证明,非政府主导的行业由于在发展过程中经历了自然的市场竞争和淘汰,在危机中的生命力更强,发展的更健康。调研中发现,企业对政府的直接资金扶持行为并不欢迎。因为这样一来,使投机者有了套取政府资金的机会,但对潜心发展企业的业主却有失公平,并且扰乱了正常的市场秩序。
4.完善非公经济人才培养、储备机制
人力资源是第一资源。要大力培育非公企业急需人才,完善服务保障机制,使非公企业从业人员具有和国有企事业单位从业人员相同的社会保障,同时建立人才资源信息共享机制,构建上下贯通的各级人才网络。
(二)强化管理和创新,提升企业战略发展能力
1.鼓励有条件的私营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要鼓励有条件的私营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构建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科学化、规范化的现代企业组织制度和管理制度,进一步提升发展能力和水平,实现非公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
2.开展非公企业家素质提升工程
企业家是企业持续发展的核心要素。经过近一代人的发展,目前好多老企业面临“接班人”问题。如何使新一代企业家在掌握更多的管理知识和理念的同时沿承老一辈企业家的创业精神和经营实践,新老企业家如何取长补短,尽快锻炼出一支经得起实战检验的新一代企业家队伍,是特别需要重视和解决的重要问题。要有针对性、有计划性地组织“企业家升级”工作,提升企业家的理论知识,提高实践能力。
3.强化改革创新,推动非公企业科学发展
支撑经济发展的要素条件正在发生变化,劳动力、资源、环境成本都在提高,旧有的发展模式空间越来越小。而很多非公企业由于存在创新转型观念滞后、能力缺乏、融资难等问题,多数企业采取缩小经营规模,减少用工人数,缩短开工时间等比较原始的办法减轻市场的冲击,很少通过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及转变发展方式等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面对激烈的竞争,非公经济必须在加强管理探索和自主创新上发力,从而使其竞争力由主要依靠机会驱动,转向依靠内生优势,进而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增加研发投入,提高技术水平,从而提升产业附加值,不断提高创新能力,最终达到提升非公经济整体实力的目标。
4.推进企业文化建设,增强非公企业软实力
企业文化被誉为企业长期可持续发展的精神支柱,是企业软实力的象征。要把企业文化的建设提升到企业核心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战略层面,加强企业文化建设,以企业精神和核心价值观为重点,同步推进管理制度、行为规范和外在形象等建设,发挥企业文化核心竞争力作用。
(三)积极推进金融改革,切实解决非公企业融资问题
1.完善金融市场体系
虽然我国资本市场发展较快,但对非公经济开放的融资渠道不多,除了短期信贷以外,其他融资渠道对非公经济的开放度很低。要推进金融机构改革,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鼓励金融创新,丰富金融市场层次和产品。
2.为民间资本找到安全出口
目前,金融抑制和资本要素市场的垄断,导致民营经济过度依赖于融资成本极高且风险极大地民间融资形式。我省神木民间借贷危机就是金融管理体制与金融市场改革滞后后产生的负面影响的集中体现。政府应加快民间金融市场的组织化、规范化和阳光化,打通民间资本和实体经济的通道,把分散的民间资本集合,集中力量发挥好应有的作用。
3.建立健全非公企业信用担保体系
鼓励非公经济设立商业性或互助性的信用担保组织,建立和完善信用担保的行业准入、风险控制和损失补偿机制,加强对现有担保机构的引导,鼓励有条件的机构进行并购、重组,对行业进行整合,发展国有与民营合作的担保基金。
4.建立企业和个人的信用体系
信用问题是解决非公企业融资问题的核心。要大力推进企业和个人信用体系建设,组织专门的信用管理机构,把分散在银行、政府机构等部门的信息通过专门的信用体系收集起来进行处理,建立一套完善的企业和个人的信用体系。
(四)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激发非公经济活力
1.鼓励非公经济参与国有企业改革
实践证明,国有企业改革做得比较好的地方,也是非公经济发展比较活跃的地方,非公经济的共赢发展,创造了多元市场主体互相竞争、充满活力的体制环境。目前,我省大部分市区中小型国有企业改制任务已基本完成,下一阶段应将国有企业改革主要集中在一些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即便是在国有经济已经形成绝对优势的金融、军工、电力、石化、电信、煤炭、民航和航运等领域,也可以进行产权多元化,推进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协调发展。
2.鼓励发展非公资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
《决定》赋予非公经济控股权利,将进一步推动非公经济与公有经济的深度融合和有机统一,有利于国有资本和其他民间资本在企业内部实现同等使用生产要素和公平受益,有利于非公经济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
3.鼓励非公企业并购和资产重组
作为现代企业迅速成长的一个重要途径,并购已成为入围500强企业的重要印记。以2011年为例,500强企业中平均每家公司经历了2-3次并购,且主要是通过子公司的形式来实现扩大规模。今后,我们应结合淘汰落后产能、推进节能减排、企业转型升级等工作,进一步推进大企业发展战略,鼓励非公企业,特别是品牌影响度高、创新能力和竞争力强的大企业集团开展并购活动,引导它们在更大范围和更广领域重组资产,实现跨领域和跨地区经营。同时,高度重视新时期新形势下大企业与中小企业互动发展问题,探索分包经营、特许经营、融资服务、培训咨询等新的合作模式,逐步建立更为密切的企业联合体。
第二篇:创新激发发展活力
向阳区采取“三创新”方式
充分激发全区发展活力
发展的关键在于创新,发展的活力来源于创新,我区以“三创”活动为契机,采取“三创新”把创新作为注入发展活力的关键环节,大胆探索新模式,积极拓展新领域,不断创造新业绩,开创新局面。
一是理念创新。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根据区实际情况变化而变化,是我区发展的准则。我区始终以树立科学、高效、持续、精细化发展为理念,把结构调整、转变发展方式放在突出的位置,真正把发展方式转变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上来。牢固树立协调发展理念,突出推进服务功能建设、城市建设和民生建设,在全市率先实施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城市精细化网格化管理模式,明确了卫生承保制,采取三级联保,即办事处包保、机关干部包保、社区主任包保,通过精细化管理,实现了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和谐发展。
二是发展方式创新。我区始终注重发展方式的创新,在大力推进第三产业的同时,发挥工业的基础性作用。不断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布局,加快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显著提升了技术创新、产品开发和精深加工能力。并突出产业项目建设,2012年我区拟开工大项目10个,项
目总投资34.6亿元;复工建设项目10个,项目总投资15.18亿元;在谈谋划项目8个,项目总投资14亿元,这些项目的达产达效后,将使我区经济实力大幅提升。
三是机制创新。我区在机制创新上不断研究总结经验,通过法制化的规范,市场化的运作,社会化的举措,产业化的发展,建立健全了环境优化、绩效考评、廉政风险防控等机制。并进一步规范了决策运行机制、督办落实机制,对着力构建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提供了有力支持。同时,为保证各项机制落到实处,我区坚持党委领导、政府负责、分级实施、分主管部门落实,并建立健全定期报告、定期通报工作制度,加大督导力度,确保各项机制落到实处。为建设繁荣富庶、文明和谐、宜居宜业、活力时尚的向阳区提供了制度保障。
第三篇:发展社会组织 激发社会活力
发展社会组织 激发社会活力
陈光金
目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的阶段,加快社会体制改革、创新和完善社会治理、进一步激发社会活力,成为一个重大课题。社会组织发展是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加快社会组织建设,有利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改善公共服务供给方式,对于进一步做好群众工作、充分激发社会活力具有重要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组织方式和组织机制发生了并且继续发生着重大变化,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依靠单位组织管理社会生活的模式日益失去存在的条件,新的社会组织快速发展起来。按照有关规范界定,我国社会组织主要由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和基金会组成。2007年,全国有各类社会组织共计38.7万多个,到2012年增至49.9万多个。这些社会组织活跃于经济、社会、文化体育、科学技术等重要领域,不同程度地发挥着激发社会活力、动员和组织社会资源的作用,为改善民生、推动经济发展、创新社会管理、促进社会和谐作出了重要贡献。
客观地说,我国社会组织发展得还不充分,水平不够高。在一些社会组织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每十万人口拥有的社会组织成百上千,而我国2012年每十万人口拥有的注册登记社会组织不到38个。对照起来,差距显著,但也表明我国社会组织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制约我国社会组织发展的问题有很多,概括起来主要有两方面:一是资源困境。大量调查研究表明,许多社会组织尤其是民间社会组织都严重缺乏必要的财力物力支撑,难以有效开展活动。二是人才困境。从制度上看,社会组织的人才管理和待遇管理都缺乏规范,许多社会组织的专职工作人员待遇较低。
解决好社会组织发展中存在的上述问题,必须解放思想、更新理念,改革社会管理体制,从而加快培育社会组织,促进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更好地激发社会活力。首先,在政府职能转变上有新突破。理顺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关系,凡是社会组织能够办理和提供的社会事务和社会服务,尽可能以适当方式由各种社会组织承担,打破政府对公共事务大包大揽的格局,降低社会治理成本。其次,在社会组织规范上有新突破。政府对社会组织的管理要尽快从注重入口管理转移到注重过程监管,坚持分类指导、有序发展,加快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第三,在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机制上有新突破。探索建立以政府采购、定向委托等不同方式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的机制,为社会组织的发展提供资源支持。第四,打破社会组织发展中存在的某些垄断现象。政府在向社会组织转移公共资源时应引进竞争机制,减少对社会资源配置的干预,在完善政府监管的同时强化社会监督,从而保证各种资源在社会组织之间合理有效配置。第五,改革社会组织管理体制。按照新的理念加快社会组织立法,在社会组织准入、社会组织行为、社会组织治理、社会组织人才待遇、社会组织资源获取以及政府对社会组织的监管和社会对社会组织的监督等方面提供合理有效的法律规范,保证社会组织健康发展。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第四篇:在创新中激发制度活力
在创新中激发制度活力(今日谈)
马 永
《 人民日报 》(2012年03月13日01 版)
“我们党领导的改革是全面的改革”,“不断推进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赋予社会主义新的生机和活力”。吴邦国委员长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的讲话,指明了我国政治制度的行进方位。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从党的领导体制逐步规范化、制度化,到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的实践;从实行基层群众自治,到实行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从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到建立和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之所以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就在于它能够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不断吸取和借鉴人类政治文明成果,不断在党和人民的创造性实践中完善和发展。
实践发展永无止境,探索和创新也永无止境。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是随着经济发展、社会进步而不断探索、创造和前进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毕其功于一役。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征程中,继续朝着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目标,契合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要求,顺应人民群众政治参与热情不断提高的趋势,积极稳妥、扎实推进制度创新和各项改革,我们就一定能够更好地激发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让社会主义民主显示出更为强大的生命力,有力推动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
“回应热点”与执政自信(人民论坛)
——两会中国视角之六
张 铁
《 人民日报 》(2012年03月12日04 版)
既要面对代表委员质询,也需回应媒体公众关切。两会上,一些热点问题成了检验领导干部态度、能力与水平的考题。
不回避,不畏缩,不推脱,回应热点赢得许多掌声。不是维稳,是“让农村发展更快”,河北省委书记张庆黎道出万名干部下乡原委;“没必要原谅,没必要说情”,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展现处理泄题事件决心。“回应热点”,是敢于正视、勇于承担、善于沟通的体现,这样的态度,值得赞许。
多元舆论场中,热点不会因为你保持沉默而自然冷却,套用流行句式,“你说或者不说它,热点就在那里”。那种“捂住了就没事”的思维习惯,那些“打死我也不说”的应对方式,不仅是掩耳盗铃,更可能让各种猜测、传言甚嚣尘上。以坦诚态度回应热点,正是挤压谣言滋生空间、防止政府“无形资产”流失的最好办法。
更重要的是,直面质疑、互动沟通,是政务透明化、公开化的必然要求。无论是培养现代行政方式,学会在监督之下工作;还是提升政府公信力、培育社会“共同体意识”,都离不开对社会关切、公众关注的积极回应,这是执政者必备的技巧与必须的责任。
以两会的热点声音为例。河北省委书记张庆黎出面解释免职干部复出的原则和标准,也增进了公众对相关程序的了解;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部长姜伟新主动重申“楼市调控不会放松”,体现责任担当,也增强了社会各界对政府的信心。在两会的大舞台上说热点、谈问题,不仅能在具体问题上求得认同,更释放出开放、民主、求实的强劲信号。
当然,回应热点必须建立在对问题的深入了解与调研之上。被动接招、含糊搪塞或是仓促夸口,都会引来更多“炮轰”。让人欣慰的是,很多领导干部都是有备而来。说到异地高考,袁贵仁不仅谈了地方的探索,也谈到城市承载力、条件界定等种种困难;而对于“税负痛苦指数”,财政部部长谢旭人澄清错误认识、介绍改革举措,很有说服力。由此可见,敢碰热点、更善碰热点,是一种难能可贵的执政能力。
“热点”反映人民群众所思所愿所盼,能否积极“回应热点”,最鲜明地检验着对群众利益的态度。没能完成控制氮氧化物任务,环保部部长周生贤表示心情“愧疚”,要进行检讨;物价调控不到位,国家发展改革委主任张平也“作自我批评”。工作没有做到位,原因很复杂;改革发展中有难点,公众能理解。只要能真诚回应、坦诚交流,就一定能在凝聚共识的基础上改进工作。
敢碰热点、善碰热点、愿碰热点,对于热点给予真诚、负责和科学的回应,折射出越来越强大的“执政自信”。这是一种更大气的心态:相信我们的执政智慧,积极交流、主动沟通,定能得到理解、获取支持。这是一种更明确的认知:相信我们的执政基础,善待批评、广纳建言,便能解决问题、推动发展。这是一种更科学的定位:相信我们的执政理念,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理应在公众监督下工作、理应对社会的关切负责。
两会上不避热点的领导干部,在这个政治舞台上作出可贵的表率。监督不是“添乱”,质疑也非“添堵”。随着中国民主政治的前行,领导干部在日常工作中更应勇于回应热点,在大众面前展现出更积极、更成熟的执政自信。
第五篇:激发活力,实现创新驱动发展
激发活力,实现创新驱动发展
吕 薇 马名杰
《 人民日报 》(2014年03月25日06 版)
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创新是经济结构调整优化的原动力。要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促进科技与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推动我国产业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跃升。”这是继党的十八大提出实现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后,对创新的全局性和战略性地位的再次强调。随着支撑我国发展的要素条件发生变化,创新已经成为转变发展方式和优化经济结构的重要抓手。
坚定创新信心,发挥后发优势
我国是一个具有技术吸收和创造能力的发展中大国。在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创新能力经历了一个从学习、积累、消化吸收到自主研发的发展过程。目前,我国已进入创新相对活跃期,不仅创新方式更加多样,而且开始出现由量到质的转变,取得了可喜成绩。
自2012年全社会研发经费首次突破万亿元后,2013年
我国全社会研发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超过2%,占全球比重超过15%。目前,我国科研人员数量跻身世界第二位,专利和论文数量位居世界前列,一些重大科技成果不断涌现。如,神舟十号遨游太空,嫦娥三号成功登月,蛟龙深潜再创纪录;超级计算、智能机器人、超级杂交稻等一批关键技术实现重大突破。
企业创新能力明显提高。2012年企业研发支出占全社会研发支出比重超过74%,成为研发和创新的主力军,涌现了华为、联想、阿里巴巴、腾讯等一批有较强创新能力的领军企业。制造业从价值链中低端向中高端升级,产业技术从跟踪模仿走向自主创新,部分企业进入世界前沿与跨国公司同台竞争。一是互联网行业创新亮点频现。在信息服务、电子商务和互联网金融等领域,一些原始创新和颠覆性创新开始出现,与发达国家相比毫不逊色。二是通讯设备、工程机械和交通设备等重大装备制造业依靠较强的集成创新能力,开始或已经进入国际中高端市场,有的已跻身世界领先行列。三是在生物技术和新能源等新兴技术领域,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大量涌现,原始创新初露端倪。
可以说,我国在发展过程中较好地发挥了后发优势,创新表现优于其他金砖国家,发展势头较好。这些进步是在不
断推进改革开放,不断完善市场经济制度中取得的。正如李克强总理在报告中指出的“中国人民完全有能力、有智慧实现建成创新型国家的目标”,我们对此充满信心。
实现创新驱动发展的关键是破解体制机制障碍
实现创新驱动发展并非一蹴而就,还有很多困难和障碍需要解决。目前,支撑前沿技术发展的科技和人才基础依然薄弱,知识产权价值不高,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效率低。企业总体创新能力不强,少数领先的创新企业与大量低水平模仿企业并存。总装和集成企业的竞争力和创新能力迅速成长,但大量配套企业发展缓慢,关键部件和基础技术欠账较多。国家创新体系发展不平衡,区域间创新差距呈扩大趋势。技术、人才、风险资本、创新型企业,以及价值链中高端活动明显向少数发达省市聚集。一些传统产业密集地区在创新资源竞争中处于劣势。
创新发展面临的不少障碍是我国在完善市场经济制度,建设法治社会中要解决的基础制度问题。市场机制不完善,对各类市场主体的创新激励不足。如,资源能源价格形成机制没有反映真实成本,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尚未完全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尚未形成,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亟待加强,等
等。同时,还要用好政府的有形之手,给各类市场主体松绑、减负、铺路,使创新者真正获益。只要及早有序地解决好这些问题,就能让积蓄在市场中的巨大的创新潜力爆发出来,建成创新型国家的目标就能够早日实现。
以改革开放促进创新驱动发展
实现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发展转变的关键,是营造有利于创新的体制机制和政策环境,调动全社会的创新积极性。
一是坚持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营造有利创新的市场环境,调动企业创新动力。建立公平的市场准入规则,使各种所有制企业获得资源和进入市场的机会平等。加快资源价格形成机制改革,形成促进企业创新的市场倒逼机制。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消除行政垄断,为创新创业营造新的发展空间。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加大对假冒伪劣等违法活动的打击力度,保护企业创新积极性。加快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拓展创新创业企业融资渠道。严格环境、安全、能效和质量标准,促进优胜劣汰,以标准促创新。
二是深化科技、教育体制改革,建立开放、合作、活跃、高效的国家创新体系。加大人力资本投入,建立适应制造业
强国和创新型国家需要的教育制度和多层次人才结构。明确各类创新参与者的定位,促进产学研相结合,有效发挥创新体系的整体效率。以企业为创新主体,就是充分发挥企业在创新决策、研发投入、技术集成、成果产业化中的主体作用,在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和共性技术研究开发等方面要充分发挥科研院所和大学的作用。消除制约人才和科研机构等创新要素跨部门跨区域流动的体制和政策障碍,提高创新资源利用效率。加大区域创新体系改革试点力度,促进试点地区创新体系与国际接轨,在区域创新体系建设中释放改革红利。
三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首先,政府的主要作用是营造有利于创新的外部环境。我国正处于转轨时期,政府在体制改革和制度建设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其次,转变政府支持重点和方式。政府在外部性和社会效益较大的领域加大投入,重点支持基础研究、前沿技术、社会公益研究、共性技术研究,以及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关键领域和重大关键技术研发;对一般竞争性技术,要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政府辅之以普惠性鼓励政策。
四是建立适应开放、合作创新与全球竞争新形势的政策体系。创新环境是各种制度和各项政策综合作用的结果,要
加强科技政策、财税政策、贸易政策、金融政策、投资政策、产业政策、竞争政策、教育政策、社会保障政策的协调配套,形成目标一致、部门配合的政策合力。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创新要素在全球范围内流动和配置,我们要建立适应国际规则的创新政策和环境,请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吸引和集聚全球创新要素,建设创新型国家。
创新是一个渐进积累的过程,实现创新驱动发展是一项系统的、长期的任务。我们要凝聚共识、扎实工作、持之以恒,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目标一定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