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促销宣传单中看出城市垃圾箱的短缺

第一篇：从促销宣传单中看出城市垃圾箱的短缺

对商家们来说，“双节”双喜的假期是一个销售良机，各种促销手段让人眼花缭乱，而其中最为“肆虐”的莫过于“发传单”。大众网记者调查发现，这些发出的传单被人们随意扔在地上，把大街弄得又脏又乱。

对商家们来说，“双节”双喜的假期是一个销售良机，各种促销手段让人眼花缭乱，而其中最为“肆虐”的莫过于“发传单”。大众网记者调查发现，这些发出的传单被人们随意扔在地上，把大街弄得又脏又乱。

上午11时，记者在东方红大街注意到，仅步行街南端就有3名正在发放宣传单的工作人员，他们左手抱着厚厚一叠传单，右手一张接着一张“塞”给路过群众，多数人顺手就会接住，也有少数人“避开”不要。

这些传单的内容，无非是一些商家的宣传广告，类似“打折、甩货、新品”等，多数人拿到传单后瞄上几眼，走不出几步就随手扔掉，甚至有人看都不看就丢到地上。

整条东方红大街上有十几个发传单的人，人们随意丢弃，导致地上铺满了传单，有的沾上糖水、饮料等液体，粘在地上。传单像是小学生玩的贴贴纸，粘在城市的“脸”上，让城市成了花脸。

不过，发传单的人并不在意这些，仍然无动于衷。“这是老板交代的任务，完不成肯定挨骂。”一名发传单的工作人员说，“把大街弄脏了我们也没办法，只好辛苦环卫工人了。”有名女学生，走过半条街时手里已“攒”了十几张传单，觉得“碍手”的她四处寻找垃圾桶，却怎么也找不到，最后只好把传单扔在路边。

对此，一位市民建议说，商家宣传归宣传，但像这种“给自己脸上贴了金，却给城市脸上抹了黑”的行径还是应该制止。同时，既然每逢节假日都会出现这种情况，何不专门设几个“广告垃圾箱”呢？

第二篇：从人口视角看城市公共资源的结构性短缺与供给侧改革

从人口视角看城市公共资源的结构性短缺与供给侧改革

摘要：人口作为体育等公共资源的使用者和消费者，是公共体育资源有效配置的主要基点。随着我国人口的不断发展变化，人口和公共体育资源配置之间的矛盾也逐渐显现，当前广场舞之争现象便是这种矛盾的集中体现。研究认为，城市公共体育空间的不足只是广场舞之争的导火索，人口变动与公共体育资源配置的失衡才是这种矛盾产生的深层次根源，即人口规模增加导致公共体育资源供给数量不足，人口结构变化引发公共体育资源供需结构的不匹配，人口分布变动造成公共体育资源供给的结构性短缺，是导致广场舞引发矛盾冲突的主要原因。因此，很有必要从供给侧改革的思路盘活现有资源，对人口变动与公共体育资源配置给予协调性发展的提升策略。

关键词：人口变动；城市公共资源；配置失衡；广场舞之争

DOI：10.3969/j.issn.1674-7739.2016.03.012

人口的基础数据是体育等公共资源配置的主要依据，正因如此，公共体育资源的有效配置不能脱离人口这一基点，掌握人口变动数据对于优化公共体育资源的配置至关重要。根据国家体育总局2013年针对20～69岁人群的体育健身活动和体质状况调查，中国居民健身需求日益旺盛，体育人口数量日益增加，但是，现有的公共体育资源的供给（包含公共体育场馆、广场、公园、住宅小区空地等），却难以满足民众的健身需求，由此产生了不断增长的体育人口数量与公共体育资源供给不足之间的矛盾，并引发了诸如广场舞之争等一系列社会问题。鉴于此，本文以广场舞之争为例，对人口与城市公共体育资源配置的失衡现象进行分析，并提出二者协调发展的对策，以期进一步改善公共体育资源的配置，满足居民正常合理的健身需求。

一、人口变动对公共体育资源配置影响的理论分析

人口变动是一个复杂多维的过程，不但包括人口规模的变动，还包括人口结构和人口分布的变动。人口规模、结构、分布、迁移变动等均会对社会公共资源的配置产生重要的影响，[1]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人口规模是公共体育资源配置的主要依据

按照公共经济学原理，公共体育资源与交通道路等资源相同，属于公共物品的范畴，具有非排他性和资源的稀缺性特征，随着消费者人数的增加也会产生“拥挤效应”。因此，人口规模越大，公共体育场地、设施的数量和规模要求越多，而且在体育场地、设施规模一定的情况下，人均公共体育资源的拥有量就相对越少，从而影响人们对体育资源的利用率和享受度。此外，人口规模还与支撑公共体育资源的经济基础直接相关，人口规模越大，用于建设公共体育资源的经费投入与支出也越大。因此，人口规模对公共体育资源总量、人均公共体育资源拥有量和享受度、公共体育资源的经费投入等产生了直接影响，从而成为公共体育资源配置的主要依据。

（二）人口构成多元化要求公共体育资源供给多样化

人口构成的内容比较丰富，既涉及人口自然属性构成，如性别结构、年龄结构等，又包括人口社会属性构成，如收入结构、受教育程度结构等。人口构成多元化要求公共体育资源供给多样化，因为不同人口群体的体育参与意愿、体育参与时间以及体育服务的需求点等都有差异，例如，许多研究证明不同文化程度人口对公共体育资源需求有所不同，文化程度与体育健身需求成正相关。[2]这就要求公共体育资源的配置与人口的需求相匹配，充分考虑不同人口群体特征的体育参与需求，采取差异化、具有针对性的供给策略。

（三）人口分布对公共体育资源的空间配置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根据现代步行空间理论，空间可达性是公共服务设施利用的基本决定因素，[3]公共体育资源的配置必须要有适当的服务半径，才能使居民方便享有公共服务。如果公共体育资源布点不均，人口分布与公共体育资源分布之间存在空间错位，那么就会影响居民需求的可获得性。例如，相关研究表明，可达性、可入性、适停性越高，居民参加体育活动的频率越高，每次体育活动的持续时间越长。[4]因此，在公共体育资源的配置中，需遵循空间区位理论，以一定空间尺度的人口分布情况作为单位，从而使居民方便、公平享有公共体育资源，最大限度增加社会福利。

二、城市公共体育资源配置失衡的实证分析――广场舞之争现象的人口学解读

如前所述，公共体育资源最终的服务对象是“人”。因此，人口的规模、结构、分布等因素就成为合理配置公共体育资源的主要依据。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的人口状况也在不断的发展变化，人口城镇化规模不断增加，人口老龄化程度日益加深，人口空间结构不断重构。与人口的快速转变相比，城市公共体育资源的回应速度则显得相对滞后，人口和公共体育资源之间的矛盾也逐渐显现。当前，广场舞之争现象就是这一矛盾的典型示例。因为从人口学视角看，广场舞之争现象实际上反映了人口与公共体育资源配置的失衡，体现了城市公共空间治理不能有效应对人口因素的变动。由此，本文以广场舞之争现象为例，对广场舞之争背后的公共体育资源配置失衡现象进行人口学解读，具体如下：

（一）人口规模增加导致公共体育资源供给的数量不足

众所周知，广场舞之争的焦点在于广场舞“噪音扰民”和“争抢场地”，[5]在这背后，则是反映了人口快速城镇化所带来的公共体育资源供给数量的不足。2014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显示，2013年末我国城镇人口数量达到7.31亿人，相比2003年，城镇人口数量增加了2.07亿人，乡村人口数量减少了1.39亿人，人口城镇化率增长了13.2%。从城镇的体育场地面积看，2013年第六次全国体育场地普查数据显示，全国体育场地中，分布在城镇的体育场地96.27万个，场地面积13.37亿平方米。以2013年末城镇人口73 111万人计算，全国城镇平均每万人拥有体育场地13.17个，人均体育场地面积1.83平方米，相比2003年，二者增幅均在40%以上。虽然公共体育资源增长的绝对速度快于人口增长的速度，但这仅是全国平均水平，在不同的地区，由于人口基数、人口增速等都不一样，使得人口规模对公共体育资源的挤压程度也不一样。例如，在上海（据上海市第六次全国体育场地普查数据），虽然2003～2013年间上海体育场地面积有了42%的增长，但是常住人口的增长率也达到了44%，使得人均拥有的体育场地面积不增反降（由1.75平方米降至1.72平方米）。再以武汉为例，武汉三镇的人均健身场地面积仅为1.29平方米，也大大低于全国1.83平方米的平均水平。[6]也就是说，在北京、上海、武汉、温州等一些大中城市，由于其就业收入、教育资源等方面的优势，吸引了大量的外来人口涌入，人口增速加快，使得人口规模更为庞大，从而加剧了对城市公共体育活动空间的挤压。因此，在这些人口众多的大中城市，城市公共体育资源和活动空间更为紧张，“武汉广场舞被泼粪”等广场舞新闻事件也是发生最多的地方。而反观宝鸡、张掖等人口较少的西部城市，虽然也有广场舞，但公共体育空间相对充裕，广场舞扰民现象的发生也就更少。[7]

不仅如此，当前体育公共资源存在按“户籍人口规模”为口径进行配置的倾向，并未严格按照常住人口规模进行规划，也进一步加剧了公共体育资源数量的供给不足。例如，以上海为例，按照2013年末上海市户籍人口（1 432.34万人）为口径来分析，上海平均每万人拥有体育场地26.88个，人均体育场地面积2.90平方米。然而，若以常住人口（2 415.15万人）为口径来分析，则上海平均每万人拥有体育场地仅有15.94个，人均体育场地面积仅为1.72平方米，比户籍人口的口径分别少了10.94个、1.18平方米，减幅将近70%。这说明，虽然上海市公共体育场地数量和面积等不断增加，但是，在以“户籍人口规模”为口径配置的路径依赖下，公共体育资源的人均拥有量却大幅下降，城市缺少足够的体育场地为广场舞等健身活动服务，也就容易引起抢夺公共空间资源的现象与纠纷。

（二）人口结构变化引发公共体育资源供需的结构不匹配

由于人口生育率下降、人口迁移等因素的影响，我国城市的人口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化，一是城镇老年人口数量大量增加。“六普”数据显示，2010年我国城市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量为0.78亿，2000年为0.44亿，十年间增长了0.34亿人口。另据学者预测，到2025年，城市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超过1亿人，并会超过农村老年人口数量，从而将中国人口老龄化的重心由农村转向城市。[8]二是城镇女性人口的数量和比重大幅增加。“六普”数据显示，我国乡村女性人口的比重从1990年的74.1%下降到2010年的49.7%。与之相对应，2010年，我国城镇女性人口的比重为50.3%，在历史上首次超过了乡村女性人口的比重。

因此，我国城市的人口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化，城市中老年人口和女性人口比重在不断增加，而这也是广场舞兴起的一个重要的人口学原因。因为广场舞的参与者主要由中老年、女性人口群体构成，俗称“大妈”。首先，对于中老年人口而言，随着年龄的增长，常常会受到高血压、脑中风等各种老年疾病的威胁，一旦疾病来临，则不仅给自己带来了病痛的烦扰，同时也给家庭造成很大的经济和生活照料负担，因此，两方面因素的叠加使中老年群体意识到身体健康的重要性，从而在体育参与意愿、体育参与频率等方面也表现得更为主动和积极。全国群众体育现状调查数据（1996年、2000年、2007年）及相关研究表明，60～69岁年龄段人口经常参加体育锻炼者比例最高。[9]其次，对于女性人口而言，由于我国女性退休时间比较早，50～55岁就退休了，而平均预期寿命能达到77岁，因此女性退休后，有了大量空闲时间，并很快转换成体育休闲空间。此外，相比于男性，女性情感交流的需求更为突出，因此，更加需要通过这种集体活动的形式来获得快乐感、归属感等情感满足。

可见，中老年女性人口群体是广场舞等城市公共体育活动的最大需求人群。而按照供需结构匹配的原理，公共体育资源的配置应根据人口结构的变化，考虑和协调不同年龄、不同性别等人口群体的需求类型和数量。比如，未来我们都会变老，一些社区老龄化程度会比较高，同时女性老年人比较多，那么，有助于情感交流的养老设施就会要求多一点，这不仅包括室内的文化体育活动中心，还包括室外的健身场地设施建设等，从而满足中老年人疏通筋骨、强身健体，以及社会参与、愉悦身心的养老需求。然而，当前我国体育等公共资源的投放、公共空间的配置标准等主要根据以年轻人的特点或经济收益为主要考虑因素来加以确立，比如，一般的体育场馆都是为中青年服务的，和老年人跳舞的关系不大，而一般的广场和城市空地则主要用于房地产开发商的商业利益、商业设施的需要，也未充分考虑老年人的健身需求。因此，这种忽视人口结构变化的公共体育资源配置，便难以满足庞大的中老年群体对体育健身的正常需求，无奈之下她们在小区等公共场所跳舞，扰乱了居民的休息权和安居权，从而引起广场舞者与居民之间的矛盾与纠纷。

（三）人口分布变动造成公共体育资源供给的结构性短缺

广场舞之争的例子也是人口分布与公共体育资源分布空间错位的直观体现。也就是说，公共体育资源的空间布局忽视了人口的空间分布差异，使公共体育资源的空间可达性下降，成为诱发广场舞矛盾与冲突的重要因素之一。

从广场舞案例来看，“大妈们”选择小区、公园、广场甚至是马路等各种公共区域和体育场地跳舞，主要是因为“大妈们”活动半径有限，这些地方离家近、可达性、可及性好，而公共体育场馆一般分布在学校、机关或者企事业单位中，不仅远离人口居住区，同时也由于场馆开放率低、收费不合理等原因，具有“单位化”性质，使得“大妈们”往往望而却步。因此，这实际上反映了公共体育资源的空间布局与人口分布的不一致性，公共体育场馆远离人口集聚区，由此形成公共体育资源的结构性短缺，即社区公共体育资源供给不足与单位公共体育场馆利用不足同时并存。

以上海为例，“六普”数据显示，上海常住人口的空间分布呈现由中心城区向郊区转移的趋势，2000～2010年间，中心城区（原黄浦区、原卢湾区、原静安区、长宁区和虹口区）常住人口减少14.08%，近郊区、远郊区常住人口增幅较大，分别达到69.91%、67.65%。然而，城市公共体育资源的空间布局却未跟上人口空间再分布的步伐，甚至与人口分布呈相反趋势。据相关研究资料，上海市公共体育的空间结构总体上呈现出“核心―边缘”的特征，即城市核心区体育空间供给密度高、规模大，而外围边缘地带的体育场地则极为匮乏。[10]可见，上海市中心城区的公共体育资源配置好于郊区，与人口分布存在空间错位，居住地与体育场地距离在500米以上，影响了“500m健身圈”目标的完成。

三、结论与建议――人口变动与公共体育资源配置的协调性发展

以往文献普遍从公共空间角度对广场舞扰民现象进行研究，认为广场舞困境的本质是城市体育休闲公共空间的缺失，凸显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公共空间管理乏力的现状。[11-14]然而，城市公共体育空间缺失的原因又是什么呢？这就要考虑人口因素的影响。由此，本文从人口学的视角出发，通过对广场舞之争背后的人口与公共体育资源配置失衡现象进行解读，认为公共体育空间不足只是广场舞之争的导火索，人口变动与公共体育资源配置的失衡才是这种矛盾产生的深层次根源，即人口规模增加导致公共体育资源的供给不足，人口结构变化以及人口的空间移动则进一步加剧了公共体育资源的供需矛盾。

（一）按照区域人口的变动趋势，合理配置公共资源

广场舞之争的本质并不是城市社区公共体育空间不足，而是城市社区的公共体育资源配置没有充分应对人口的变动，包括数量、结构和分布等变动。广场舞之争所衍生的问题，只是人口与公共体育资源配置失衡的一个缩影。面对这一失衡现象，相关部门就应当按照区域的人口状况及变动趋势合理配置公共资源，使人口变动与公共体育资源配置协调发展。

第一，构建以人口变动为导向的公共体育资源配置机制。人口变动有其自身的规律，首先，人口变动具有连贯性，今天的人口状况是由过去的人口变动决定的，同时也是未来人口变动的基础，其次，人口变动具有关联性，人口在数量、规模等方面的变化会引发人口结构等方面的变化。因此，公共体育资源的配置应以人口变动规律为导向，采取“全面掌握、瞻前顾后”的变动机制，[15]即建立人口数据平台，全面掌握和整合公安部、体育局等各个部门的人口信息，既要考虑当前人口总量、结构和分布等的影响，也要着眼长远，预测未来人口发展的趋势，从而调整各区域公共体育资源配置的方向。

第二，构建以常住人口为基数的公共体育资源供给模式。长期以来，受户籍制度阻隔和财政分权机制等的影响，各个省、市、区县等地方政府在配置公共体育资源仅考虑了本区的户籍人口规模，而很少考虑实际居住人口，特别是将外来人口排斥在外。然而，与教育、低保等公共资源具有一定的分割性与封闭性不同，公共体育设施的受益范围更加具有公共性与开放性特征，原则上可供任何居住人口使用，但如果按户籍人口作为基数配置公共体育资源，便难以满足常住人口的体育参与需求。因此，政府须根据属地化管理、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原则，以常住人口为基数，增加公共体育资源的供给数量，从而减少人口规模增加与公共体育资源供给数量不足之间的矛盾。

第三，按人口结构差异提供针对性的公共资源配置，同时向广泛而迫切的需求人群倾斜。公共体育资源的配置不仅要以人口总量作为依据，同时还应根据社区内群体构成及其需求的不同，构建多元化、多层次、差异化的公共体育资源服务模式，满足不同性别、年龄、社会经济地位等居民对公共体育资源的消费需要。特别是对于老龄人口、学龄人口等体育参与需求较大的特定群体，需要制定专门的特殊群体健身计划，加强社区体育场地、体育组织等建设，确保公共体育资源配置向广泛而迫切的需求人群倾斜。

第四，优化公共体育资源的空间布局，盘活现有资源。当前，城市在公共空间建设和治理过程中，已经开始关注公共体育资源空间布局与市民的体育文化需求的匹配，但总体而言，其更加追求公共空间总量以及人均公共空间的平衡，没有考虑具体的人口分布状况，导致体育资源空间布局与市民需求的不相适应问题。例如，许多城市宁愿将大量资金投入到大型体育场地与场馆建设、大型群众体育活动组织上，却不愿花资金建设更加贴近人口集聚区的社区公共体育空间。

（二）从供给侧改革的思路出发，盘活现有资源

作为城市管理者，在“十三五”期间，需要从供给侧改革的思路出发，盘活现有资源，提高现有资源的供给质量，使公共体育资源空间设计更加适应市民需求。

一是要改变公共体育资源投向大型体育场地（馆）、大型群众体育活动的政绩化、功利化的模式，加大社区公共空间建设投入，以“最佳服务半径”为原则，在资金和规划上优先保证提供“群众身边的体育场所”，使得市民能够方便、就近参与体育健身。

二是协调好体育场、体育馆、文化馆、活动中心、学校操场等城市现有公共体育资源，强化公共体育场馆的公益属性、社会属性。

三是探寻将学校或单位体育资源调动起来的合理路径。例如，上海目前有市民卡，市民可以使用这张卡在每天及周末规定的时间里进入社区里的中小学进行各种形式的锻炼。但是，学校体育场馆在对外开放过程中由于面临场地保养费、场地维护费、卫生清洁费、水费、电费、安保费、管理人员工资等，学校难以承担；另外，体育场馆值班制度、现场管理制度、出入制度、活动记录制度等安全保障制度缺位，也使学校面临更大安全压力。经费和安全等问题给学校带来较大压力，使得市民卡的这项功能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挖掘。因此，对有条件开放的学校体育场地，还需要提供安全、资金、人员方面的保障，解决好学校体育场地（馆）不想开、不敢开的后顾之忧，从而真正将市民身边的体育资源调动起来。

四是积极营造更多的体育休闲方式，统筹兼顾好市民休息、锻炼等诸多方面的关系，倡导市民以散步、纳凉、“乐跑”等相对安静的户外体育锻炼方式为主。与此同时，也可以借鉴“新加坡邻里中心”的模式，为社区居民的休闲、体育锻炼提供户内的公共活动空间，以缓解户外人口与公共空间的矛盾。

说明：本文系湖南师范大学青年基金项目“以公共服务均等化促进更高质量的城镇化研究”（14XQN07）、博士启动项目“以公共服务均等化促进人口城镇化质量提升的路径研究”（2014BQ05）、公共管理学院青年教师科研基金项目（2014GGY0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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