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IMA与华图好会计共商第四届IMA校园管理会计案例大赛
2013年8月21日，美国管理会计师协会（IMA）中国代表处学术关系经理马丹女士莅临华图教育集团海淀黄庄办公中心，与华图教育好会计事业部共商第四届IMA校园管理会计案例大赛事宜。华图教育集团好会计事业部总经理任东先生、副总经理杨再棉先生及CMA项目组骨干成员参与了会谈与讨论。
首先，双方就合作举办的第三届案例大赛、首届IMA管理会计论坛进行了回顾和总结，双方一致认可，这两次活动均达到了预期效果，进一步加深了双方的融合。马丹女士对华图好会计的组织策划能力给予了高度赞扬，并代表IMA中国区首席代表白俊江先生对好会计给予IMA的支持表示感谢。好会计任东总经理表示CMA是华图好会计重点支持和发展的财经教育项目，在与IMA近一年来的合作中，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未来我们将一好既往地支持CMA项目的发展。目前我们还在加强CMA项目组团队建设，充实更多的优秀人才加入到CMA项目发展的队伍中。最后双方议定，将由华图好会计来独家承办第四届IMA校园管理会计案例大赛。
本次会谈中，双方还就CMA项目课程设计、产品研发以及市场运营等事项进行了交流和讨论。
第二篇：2012会计继续教育发票管理政策解读与典型案例分析
本课程讲解发票管理基本政策并结合典型案例讲解与发票相关的法律问题，主要内容包括发票的基本制度、发票的印制和领购、发票的开具和保管、发票与合同关系成立案例分析、发票的检查与法律责任、发票与中奖奖金归属案例分析、增值税专用发票管理制度、不开发票与拒绝付款案例分析、发票与合同履行案例分析、发票与知识产权案例分析、出售非法制造的发票案例分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例分析、虚开用于抵扣税款发票案例分析。
一、发票的基本制度
（一）发票的含义
发票，是指在购销商品、提供或者接受服务以及从事其他经营活动中，开具、收取的收付款凭证。
（二）发票的主管机关
国务院税务主管部门统一负责全国的发票管理工作。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家税务局和地方税务局（以下统称省、自治区、直辖市税务机关）依据各自的职责，共同做好本行政区域内的发票管理工作。财政、审计、工商行政管理、公安等有关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配合税务机关做好发票管理工作。
（三）发票的内容
发票的种类、联次、内容以及使用范围由国务院税务主管部门规定。在全国范围内统一式样的发票，由国家税务总局确定。在省、自治区、直辖市范围内统一式样的发票，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以下简称省税务机关）确定。
发票的基本联次包括存根联、发票联、记账联。存根联由收款方或开票方留存备查；发票联由付款方或受票方作为付款原始凭证；记账联由收款方或开票方作为记账原始凭证。省以上税务机关可根据发票管理情况以及纳税人经营业务需要，增减除发票联以外的其他联次，并确定其用途。
发票的基本内容包括：发票的名称、发票代码和号码、联次及用途、客户名称、开户银行及账号、商品名称或经营项目、计量单位、数量、单价、大小写金额、开票人、开票日期、开票单位（个人）名称（章）等。省以上税务机关可根据经济活动以及发票管理需要，确定发票的具体内容。
有固定生产经营场所、财务和发票管理制度健全的纳税人，发票使用量较大或统一发票式样不能满足经营活动需要的，可以向省以上税务机关申请印有本单位名称的发票。
（四）发票违法检举与奖励
对违反发票管理法规的行为，任何单位和个人可以举报。税务机关应当为检举人保密，并酌情给予奖励。
二、发票的印制和领购
（一）发票印制企业的确定
增值税专用发票由国务院税务主管部门确定的企业印制；其他发票，按照国务院税务主管部门的规定，由省、自治区、直辖市税务机关确定的企业印制。禁止私自印制、伪造、变造发票。
印制发票的企业应当具备下列条件：（1）取得印刷经营许可证和营业执照；（2）设备、技术水平能够满足印制发票的需要；（3）有健全的财务制度和严格的质量监督、安全管理、保密制度。税务机关应当以招标方式确定印制发票的企业，并发给发票准印证。发票准印证由国家税务总局统一监制，省税务机关核发。税务机关应当对印制发票企业实施监督管理，对不符合条件的，应当取消其印制发票的资格。
（二）印制发票的要求
印制发票应当使用国务院税务主管部门确定的全国统一的发票防伪专用品。全国统一的发票防伪措施由国家税务总局确定，省税务机关可以根据需要增加本地区的发票防伪措施,并向国家税务总局备案。发票防伪专用品应当按照规定专库保管，不得丢失。次品、废品应当在税务机关监督下集中销毁。禁止非法制造发票防伪专用品。
发票应当套印全国统一发票监制章。全国统一发票监制章的式样和发票版面印刷的要求，由国务院税务主管部门规定。全国统一发票监制章是税务机关管理发票的法定标志，其形状、规格、内容、印色由国家税务总局规定。发票监制章由省、自治区、直辖市税务机关制作。禁止伪造发票监制章。
发票实行不定期换版制度。全国范围内发票换版由国家税务总局确定；省、自治区、直辖市范围内发票换版由省税务机关确定。发票换版时，应当进行公告。
（三）发票的保管
印制发票的企业按照税务机关的统一规定，建立发票印制管理制度和保管措施。发票监制章和发票防伪专用品的使用和管理实行专人负责制度。印制发票企业印制完毕的成品应当按照规定验收后专库保管，不得丢失。废品应当及时销毁。
（四）发票的数量与文字
印制发票的企业必须按照税务机关批准的式样和数量印制发票。监制发票的税务机关根据需要下达发票印制通知书，被指定的印制企业必须按照要求印制。发票印制通知书应当载明印制发票企业名称、用票单位名称、发票名称、发票代码、种类、联次、规格、印色、印制数量、起止号码、交货时间、地点等内容。
发票应当使用中文印制。民族自治地方的发票，可以加印当地一种通用的民族文字。有实际需要的，也可以同时使用中外两种文字印制。
（五）发票印制地点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内的单位和个人使用的发票，除增值税专用发票外，应当在本省、自治区、直辖市内印制；确有必要到外省、自治区、直辖市印制的，应当由省、自治区、直辖市税务机关商印制地省、自治区、直辖市税务机关同意，由印制地省、自治区、直辖市税务机关确定的企业印制。禁止在境外印制发票。
（六）领购发票的条件
需要领购发票的单位和个人，应当持税务登记证件、经办人身份证明、按照国务院税务主管部门规定式样制作的发票专用章的印模，向主管税务机关办理发票领购手续。经办人身份证明是指经办人的居民身份证、护照或者其他能证明经办人身份的证件。发票专用章是指用票单位和个人在其开具发票时加盖的有其名称、税务登记号、发票专用章字样的印章。
发票专用章式样由国家税务总局确定。税务机关对领购发票单位和个人提供的发票专用章的印模应当留存备查。主管税务机关根据领购单位和个人的经营范围和规模，确认领购发票的种类、数量以及领购方式，在5个工作日内发给发票领购簿。领购方式是指批量供应、交旧购新或者验旧购新等方式。发票领购簿的内容应当包括用票单位和个人的名称、所属行业、购票方式、核准购票种类、开票限额、发票名称、领购日期、准购数量、起止号码、违章记录、领购人签字（盖章）、核发税务机关（章）等内容。单位和个人领购发票时，应当按照税务机关的规定报告发票使用情况，税务机关应当按照规定进行查验。发票使用情况是指发票领用存情况及相关开票数据。
税务机关在发售发票时，应当按照核准的收费标准收取工本管理费，并向购票单位和个人开具收据。发票工本费征缴办法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七）代开发票
需要临时使用发票的单位和个人，可以凭购销商品、提供或者接受服务以及从事其他经营活动的书面证明、经办人身份证明，直接向经营地税务机关申请代开发票。书面证明是指有关业务合同、协议或者税务机关认可的其他资料。依照税收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缴纳税款的，税务机关应当先征收税款，再开具发票。税务机关根据发票管理的需要，可以按照国务院税务主管部门的规定委托其他单位代开发票。税务机关应当与受托代开发票的单位签订协议，明确代开发票的种类、对象、内容和相关责任等内容。禁止非法代开发票。
（八）外地经营发票的领购
临时到本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外从事经营活动的单位或者个人，应当凭所在地税务机关的证明，向经营地税务机关领购经营地的发票。临时在本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内跨市、县从事经营活动领购发票的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税务机关规定。
税务机关对外省、自治区、直辖市来本辖区从事临时经营活动的单位和个人领购发票的，可以要求其提供保证人或者根据所领购发票的票面限额以及数量交纳不超过1万元的保证金，并限期缴销发票。保证人，是指在中国境内具有担保能力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经济组织。保证人同意为领购发票的单位和个人提供担保的，应当填写担保书。担保书内容包括：担保对象、范围、期限和责任以及其他有关事项。担保书须经购票人、保证人和税务机关签字盖章后方为有效。按期缴销发票的，解除保证人的担保义务或者退还保证金；未按期缴销发票的，由保证人或者以保证金承担法律责任。由保证人或者以保证金承担法律责任，是指由保证人缴纳罚款或者以保证金缴纳罚款。提供保证人或者交纳保证金的具体范围由省税务机关规定。税务机关收取保证金应当开具资金往来结算票据。
三、发票的开具和保管
（一）发票的开具与索取
销售商品、提供服务以及从事其他经营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对外发生经营业务收取款项，收款方应当向付款方开具发票；特殊情况下，由付款方向收款方开具发票。特殊情况下，由付款方向收款方开具发票，是指下列情况：（1）收购单位和扣缴义务人支付个人款项时；（2）国家税务总局认为其他需要由付款方向收款方开具发票的。向消费者个人零售小额商品或者提供零星服务的，是否可免予逐笔开具发票，由省税务机关确定。填开发票的单位和个人必须在发生经营业务确认营业收入时开具发票。未发生经营业务一律不准开具发票。开具发票后，如发生销货退回需开红字发票的，必须收回原发票并注明“作废”字样或取得对方有效证明。开具发票后，如发生销售折让的，必须在收回原发票并注明“作废”字样后重新开具销售发票或取得对方有效证明后开具红字发票。
所有单位和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个人在购买商品、接受服务以及从事其他经营活动支付款项，应当向收款方取得发票。取得发票时，不得要求变更品名和金额。
不符合规定的发票，不得作为财务报销凭证，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拒收。
（二）开具发票的要求
开具发票应当按照规定的时限、顺序、栏目，全部联次一次性如实开具，并加盖发票专用章。单位和个人在开具发票时，必须做到按照号码顺序填开，填写项目齐全，内容真实，字迹清楚，全部联次一次打印，内容完全一致，并在发票联和抵扣联加盖发票专用章。开具发票应当使用中文。民族自治地方可以同时使用当地通用的一种民族文字。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有下列虚开发票行为：（1）为他人、为自己开具与实际经营业务情况不符的发票；（2）让他人为自己开具与实际经营业务情况不符的发票；（3）介绍他人开具与实际经营业务情况不符的发票。
（三）税控装置、非税控电子器具与网络发票
安装税控装置的单位和个人，应当按照规定使用税控装置开具发票，并按期向主管税务机关报送开具发票的数据。
使用非税控电子器具开具发票的，应当将非税控电子器具使用的软件程序说明资料报主管税务机关备案，并按照规定保存、报送开具发票的数据。
国家推广使用网络发票管理系统开具发票，具体管理办法由国务院税务主管部门制定。
（四）使用发票的要求
任何单位和个人应当按照发票管理规定使用发票，不得有下列行为：
（1）转借、转让、介绍他人转让发票、发票监制章和发票防伪专用品；
（2）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是私自印制、伪造、变造、非法取得或者废止的发票而受让、开具、存放、携带、邮寄、运输；
（3）拆本使用发票；
（4）扩大发票使用范围；
（5）以其他凭证代替发票使用。
税务机关应当提供查询发票真伪的便捷渠道。
（五）发票开具的地点与运输
除国务院税务主管部门规定的特殊情形外，发票限于领购单位和个人在本省、自治区、直辖市内开具。省、自治区、直辖市税务机关可以规定跨市、县开具发票的办法。
除国务院税务主管部门规定的特殊情形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跨规定的使用区域携带、邮寄、运输空白发票。规定的使用区域是指国家税务总局和省税务机关规定的区域。禁止携带、邮寄或者运输空白发票出入境。
（六）发票使用管理制度
开具发票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建立发票使用登记制度，设置发票登记簿，并定期向主管税务机关报告发票使用情况。
开具发票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在办理变更或者注销税务登记的同时，办理发票和发票领购簿的变更、缴销手续。
开具发票的单位和个人应当按照税务机关的规定存放和保管发票，不得擅自损毁。已经开具的发票存根联和发票登记簿，应当保存5年。保存期满，报经税务机关查验后销毁。使用发票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妥善保管发票。发生发票丢失情形时，应当于发现丢失当日书面报告税务机关，并登报声明作废。
四、发票与合同关系成立案例分析
【例题】2009年4月，张某驾驶一辆奥迪轿车与家人到抚州市某商场购物，将车停放在超市附件的一家存车处，并交纳了停车费20元。当天傍晚，当张某取车时，却发现车已被盗，当时立即报案，但案件至今未能侦破。在保险公司赔付部分车款后，张某认为，自己是将车辆放在停车位上，存车处收取了停车费，车辆在保管期间被盗，管理方应对此承担赔偿责任，遂将存车处告上法院。庭审中，张某提供了停车发票、保险公司赔款收据等证据。
第一种观点认为，本案中原告只是提供了停车费票据等证据，停车费票据只是证明原告曾在被告处停过车并交纳一定费用的一种凭证，不足以证实该车是在停放时间被盗。如果张某当天又到其他地方，车子被盗，还可以拿此票证来主张赔偿，对被告显示公平。
第二种观点认为，张某对曾在停车处停车后被盗的事实提供了停车发票、案件回执单、保险公司赔款收据等证据，原告已经穷尽了举证手段。依据民事证据的高度盖然性原则，原告张某所提供的证据可以推定曾在被告停车后被盗的事实存在，原、被告之间存在保管合同关系，原告的车辆丢失被告应承担赔偿责任。
本案关键在于，张某主张的在被告公共存车处存车的事实是否存在。如存在，双方构成保管合同关系，被告理应对张某车辆被盗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反之则被告无责。
《发票管理办法》第19条规定：“销售商品、提供服务以及从事其他经营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对外发生经营业务收取款项，收款方应当向付款方开具发票。”因此，张某持有存车处开具的发票就表明二者之间曾经存在提供服务的关系，即存在车辆保管合同关系。《发票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第4条规定：“发票的基本内容包括：发票的名称、发票代码和号码、联次及用途、客户名称、开户银行及账号、商品名称或经营项目、计量单位、数量、单价、大小写金额、开票人、开票日期、开票单位（个人）名称（章）等。”发票开具的日期可以作为保管合同开始的日期。由于发票开具一般只具体到天，而不具体到几点几分，因此，对于特别具体的时间，发票无法起到证明作用。
本案中，法院在认定时采用了“高度盖然性原则”。尽管原告张某提供的证据达不到确实充分的程度，存车处又矢口否认车辆在其处存放的事实，但依据盖然性原则，结合合理推断，法院仍然认定了存车事实的存在，从而支持了原告要求被告赔偿车辆余款的诉讼请求。
所谓盖然性，《现代汉语词典》中的解释是：有可能但又不是必然的性质。高度盖然性，即根据事物发展的高度概率进行判断的一种认识方法，是人们在对事物的认识达不到逻辑必然性条件时不得不采用的一种认识手段。所谓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是将盖然性占优势的认识手段运用于司法领域的民事审判中，在证据对待证事实的证明无法达到确实充分的情况下，如果一方当事人提出的证据已经证明该事实发生具有高度的盖然性，人民法院即可对该事实予以确定。
采用盖然性证明标准有以下优势：第一，符合诉讼效益原则，有助于消除法院对案件客观真实的盲目追求。第二，有利于提高审判效率。法官可以借鉴现代自由心证的规则，结合案情对双方证据的证明力大小进行自由裁量。第三，有助于实现公平与正义。高度盖然性标准可以充分调动当事人在民事诉讼中的积极能动性，同时亦能保障当事人在诉讼中享有平等的机会。第四，有助于民事关系的及时稳定。如果将证明的标准定得过高，会导致真伪不明案件的增多，使许多民事纠纷长期得不到解决，相关的民事关系将长期处于不稳定状态。
当前，盖然性原则成为现代各国民事诉讼所普遍采用的证明标准，其在英美法系通常称为“盖然性占优势”证明标准，在大陆法系则为“高度盖然性”标准，二者并无实质差别。在我国，虽然《民事诉讼法》并未明确规定盖然性原则，2001年12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对此进行了补充，第73条规定“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该规定首次以司法解释的形式确立了民事诉讼的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弥补了我国民事诉讼长期以来关于证明标准的不足，为司法实践提供了法律依据。
五、发票的检查与法律责任
（一）税务机关的检查权
税务机关在发票管理中有权进行下列检查：
（1）检查印制、领购、开具、取得、保管和缴销发票的情况；
（2）调出发票查验；（3）查阅、复制与发票有关的凭证、资料；
（4）向当事各方询问与发票有关的问题和情况；
（5）在查处发票案件时，对与案件有关的情况和资料，可以记录、录音、录像、照像和复制。
印制、使用发票的单位和个人，必须接受税务机关依法检查，如实反映情况，提供有关资料，不得拒绝、隐瞒。税务人员进行检查时，应当出示税务检查证。
（二）调出查验
税务机关需要将已开具的发票调出查验时，应当向被查验的单位和个人开具发票换票证。发票换票证与所调出查验的发票有同等的效力。被调出查验发票的单位和个人不得拒绝接受。发票换票证仅限于在本县（市）范围内使用。需要调出外县（市）的发票查验时，应当提请该县（市）税务机关调取发票。
税务机关需要将空白发票调出查验时，应当开具收据；经查无问题的，应当及时返还。
（三）境外发票或凭证的检查
单位和个人从中国境外取得的与纳税有关的发票或者凭证，税务机关在纳税审查时有疑义的，可以要求其提供境外公证机构或者注册会计师的确认证明，经税务机关审核认可后，方可作为记账核算的凭证。
（四）发票填写情况核对卡与发票的鉴别
税务机关在发票检查中需要核对发票存根联与发票联填写情况时，可以向持有发票或者发票存根联的单位发出发票填写情况核对卡，有关单位应当如实填写，按期报回。
用票单位和个人有权申请税务机关对发票的真伪进行鉴别。收到申请的税务机关应当受理并负责鉴别发票的真伪；鉴别有困难的，可以提请发票监制税务机关协助鉴别。在伪造、变造现场以及买卖地、存放地查获的发票，由当地税务机关鉴别。
（五）法律责任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税务机关责令改正，可以处1万元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予以没收：
（1）应当开具而未开具发票，或者未按照规定的时限、顺序、栏目，全部联次一次性开具发票，或者未加盖发票专用章的；
（2）使用税控装置开具发票，未按期向主管税务机关报送开具发票的数据的；
（3）使用非税控电子器具开具发票，未将非税控电子器具使用的软件程序说明资料报主管税务机关备案，或者未按照规定保存、报送开具发票的数据的；
（4）拆本使用发票的；
（5）扩大发票使用范围的；
（6）以其他凭证代替发票使用的；
（7）跨规定区域开具发票的；
（8）未按照规定缴销发票的；
（9）未按照规定存放和保管发票的。
跨规定的使用区域携带、邮寄、运输空白发票，以及携带、邮寄或者运输空白发票出入境的，由税务机关责令改正，可以处1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予以没收。丢失发票或者擅自损毁发票的，依照上述规定处罚。
违反规定虚开发票的，由税务机关没收违法所得；虚开金额在1万元以下的，可以并处5万元以下的罚款；虚开金额超过1万元的，并处5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非法代开发票的，依照上述规定处罚。
私自印制、伪造、变造发票，非法制造发票防伪专用品，伪造发票监制章的，由税务机关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销毁作案工具和非法物品，并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并处5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印制发票的企业,可以并处吊销发票准印证；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上述规定的处罚，《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执行。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税务机关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5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予以没收：
（1）转借、转让、介绍他人转让发票、发票监制章和发票防伪专用品的；
（2）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是私自印制、伪造、变造、非法取得或者废止的发票而受让、开具、存放、携带、邮寄、运输的。
对违反发票管理规定2次以上或者情节严重的单位和个人，税务机关可以向社会公告。公告是指，税务机关应当在办税场所或者广播、电视、报纸、期刊、网络等新闻媒体上公告纳税人发票违法的情况。公告内容包括：纳税人名称、纳税人识别号、经营地点、违反发票管理法规的具体情况。
违反发票管理法规，导致其他单位或者个人未缴、少缴或者骗取税款的，由税务机关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未缴、少缴或者骗取的税款1倍以下的罚款。
税务机关对违反发票管理法规的行为进行处罚，应当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面通知当事人；对违反发票管理法规的案件，应当立案查处。对违反发票管理法规的行政处罚，由县以上税务机关决定；罚款额在2000元以下的，可由税务所决定。对违反发票管理法规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税务机关应当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当事人对税务机关的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税务人员利用职权之便，故意刁难印制、使用发票的单位和个人，或者有违反发票管理法规行为的，依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六、发票与中奖奖金归属案例分析
王某是一家餐馆的老板。一天，王某的一个朋友徐某因单位报帐之需，要王某帮忙开一张税务发票，金额为200元。王某立即照办开出了一张号码为NO.0228024的餐饮业发票，该发票同时附有兑奖联。但当时王某和徐某都没有刮开兑奖号码。后来徐某在单位报帐时，会计将兑奖区刮开，发现该发票中了一等奖，奖金为5000元。徐某按照发票上的说明凭该发票和自己的身份证领取了5000元奖金。王某得知后，向徐某索要5000元奖金未果，遂将徐某起诉到法院。
有观点认为发票的持有人才可以通过对发票的实际持有而享有其相应的经济权利，即奖金归徐某所有。其实该奖金属于违法所得应当没收，上缴国库。理由如下：
第一，王某开具发票的行为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发票管理办法》第三条明确规定发票是指在购销商品、提供或者接受服务以及从事其他经营活动中，开具、收取的收付款凭证。《发票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第二十六条规定得更加明确：“填开发票的单位和个人必须在发生经营业务确认营业收入时开具发票。未发生经营业务一律不准开具发票。”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王某在未发生经营餐饮业务的情况下，虚构业务，虚开发票违反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属于未按规定开具发票的行为，违反了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第二，王某与徐某之间的餐饮合同是无效合同，自始根本不存在，奖金应当没收。从事实上看，王某与徐某之间的餐饮合同根本不存在。另外，王某与徐某之间的虚假餐饮合同违反了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依照《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规定是无效民事行为，依照《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是无效合同。因此，该行为自始无效，不受法律保护，由此派生的兑奖权利同样不受法律保护。徐某凭不受法律保护而开具的发票兑得的奖金，应当没收。
第三，税务机关应当责令王某限期改正。《发票管理办法》第二十二条规定为他人、为自己开具与实际经营业务情况不符的发票，让他人为自己开具与实际经营业务情况不符的发票都属于虚开发票行为。《发票管理办法》第三十七条规定，违反规定虚开发票的，由税务机关没收违法所得；虚开金额在1万元以下的，可以并处5万元以下的罚款；虚开金额超过1万元的，并处5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王某在未发生经营餐饮业务的情况下，虚构业务，虚开发票，应当由税务机关没收违法所得（如无违法所得，则不没收）。徐某让他人为自己虚开发票，也构成虚开发票行为，也应由税务机关没收违法所得。
第四，徐某虚构事实，持虚开发票回单位报销人民币200元是骗取少量单位财物的行为，同时也是侵犯公私财物的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行为。
七、增值税专用发票管理制度
（一）专用发票的含义、使用与联次
增值税专用发票，是增值税一般纳税人（以下简称一般纳税人）销售货物或者提供应税劳务开具的发票，是购买方支付增值税额并可按照增值税有关规定据以抵扣增值税进项税额的凭证。
一般纳税人应通过增值税防伪税控系统（以下简称防伪税控系统）使用专用发票。使用，包括领购、开具、缴销、认证纸质专用发票及其相应的数据电文。防伪税控系统，是指经国务院同意推行的，使用专用设备和通用设备、运用数字密码和电子存储技术管理专用发票的计算机管理系统。专用设备，是指金税卡、IC卡、读卡器和其他设备。通用设备，是指计算机、打印机、扫描器具和其他设备。
专用发票由基本联次或者基本联次附加其他联次构成，基本联次为三联：发票联、抵扣联和记账联。发票联，作为购买方核算采购成本和增值税进项税额的记账凭证；抵扣联，作为购买方报送主管税务机关认证和留存备查的凭证；记账联，作为销售方核算销售收入和增值税销项税额的记账凭证。其他联次用途，由一般纳税人自行确定。
（二）最高开票限额管理
专用发票实行最高开票限额管理。最高开票限额，是指单份专用发票开具的销售额合计数不得达到的上限额度。最高开票限额由一般纳税人申请，税务机关依法审批。最高开票限额为十万元及以下的，由区县级税务机关审批；最高开票限额为一百万元的，由地市级税务机关审批；最高开票限额为一千万元及以上的，由省级税务机关审批。防伪税控系统的具体发行工作由区县级税务机关负责。
税务机关审批最高开票限额应进行实地核查。批准使用最高开票限额为十万元及以下的，由区县级税务机关派人实地核查；批准使用最高开票限额为一百万元的，由地市级税务机关派人实地核查；批准使用最高开票限额为一千万元及以上的，由地市级税务机关派人实地核查后将核查资料报省级税务机关审核。一般纳税人申请最高开票限额时，需填报《最高开票限额申请表》。
（三）专用发票的领购
一般纳税人领购专用设备后，凭《最高开票限额申请表》、《发票领购簿》到主管税务机关办理初始发行。初始发行，是指主管税务机关将一般纳税人的下列信息载入空白金税卡和IC卡的行为：
（1）企业名称；
（2）税务登记代码；
（3）开票限额；
（4）购票限量；
（5）购票人员姓名、密码；
（6）开票机数量；
（7）国家税务总局规定的其他信息。一般纳税人发生上列第一、三、四、五、六、七项信息变化，应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变更发行；发生第二项信息变化，应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注销发行。
一般纳税人凭《发票领购簿》、IC卡和经办人身份证明领购专用发票。
一般纳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领购开具专用发票：
（1会计核算不健全，不能向税务机关准确提供增值税销项税额、进项税额、应纳税额数据及其他有关增值税税务资料的。上列其他有关增值税税务资料的内容，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国家税务局确定。
（2）有《税收征管法》规定的税收违法行为，拒不接受税务机关处理的。
（3）有下列行为之一，经税务机关责令限期改正而仍未改正的：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私自印制专用发票；向税务机关以外的单位和个人买取专用发票；借用他人专用发票；未按规定开具专用发票；未按规定保管专用发票和专用设备；未按规定申请办理防伪税控系统变更发行；未按规定接受税务机关检查。
有上列情形的，如已领购专用发票，主管税务机关应暂扣其结存的专用发票和IC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未按规定保管专用发票和专用设备：
（1）未设专人保管专用发票和专用设备；
（2）未按税务机关要求存放专用发票和专用设备；
（3）未将认证相符的专用发票抵扣联、《认证结果通知书》和《认证结果清单》装订成册；
（4）未经税务机关查验，擅自销毁专用发票基本联次。
（四）专用发票的开具
一般纳税人销售货物或者提供应税劳务，应向购买方开具专用发票。商业企业一般纳税人零售的烟、酒、食品、服装、鞋帽（不包括劳保专用部分）、化妆品等消费品不得开具专用发票。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以下简称小规模纳税人）需要开具专用发票的，可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代开。销售免税货物不得开具专用发票，法律、法规及国家税务总局另有规定的除外。
专用发票应按下列要求开具：
（1）项目齐全，与实际交易相符；
（2）字迹清楚，不得压线、错格；
（3）发票联和抵扣联加盖财务专用章或者发票专用章；
（4）按照增值税纳税义务的发生时间开具。对不符合上列要求的专用发票，购买方有权拒收。
增值税纳税义务发生时间如下：销售货物或者应税劳务，为收讫销售款项或者取得索取销售款项凭据的当天；先开具发票的，为开具发票的当天。按销售结算方式的不同，具体为：
（1）采取直接收款方式销售货物，不论货物是否发出，均为收到销售款或者取得索取销售款凭据的当天；
（2）采取托收承付和委托银行收款方式销售货物，为发出货物并办妥托收手续的当天；
（3）采取赊销和分期收款方式销售货物，为书面合同约定的收款日期的当天，无书面合同的或者书面合同没有约定收款日期的，为货物发出的当天；
（4）采取预收货款方式销售货物，为货物发出的当天，但生产销售生产工期超过12个月的大型机械设备、船舶、飞机等货物，为收到预收款或者书面合同约定的收款日期的当天；
（5）委托其他纳税人代销货物，为收到代销单位的代销清单或者收到全部或者部分货款的当天。未收到代销清单及货款的，为发出代销货物满180天的当天；
（6）销售应税劳务，为提供劳务同时收讫销售款或者取得索取销售款的凭据的当天；
（7）纳税人发生视同销售货物行为，为货物移送的当天。
一般纳税人销售货物或者提供应税劳务可汇总开具专用发票。汇总开具专用发票的，同时使用防伪税控系统开具《销售货物或者提供应税劳务清单》，并加盖财务专用章或者发票专用章。
（五）发票作废等特殊情况的开具
一般纳税人在开具专用发票当月，发生销货退回、开票有误等情形，收到退回的发票联、抵扣联符合作废条件的，按作废处理；开具时发现有误的，可即时作废。作废专用发票须在防伪税控系统中将相应的数据电文按“作废”处理，在纸质专用发票（含未打印的专用发票）各联次上注明“作废”字样，全联次留存。
一般纳税人取得专用发票后，发生销货退回、开票有误等情形但不符合作废条件的，或者因销货部分退回及发生销售折让的，购买方应向主管税务机关填报《开具红字增值税专用发票申请单》（以下简称《申请单》）。《申请单》所对应的蓝字专用发票应经税务机关认证。经认证结果为“认证相符”并且已经抵扣增值税进项税额的，一般纳税人在填报《申请单》时不填写相对应的蓝字专用发票信息。经认证结果为“纳税人识别号认证不符”、“专用发票代码、号码认证不符”的，一般纳税人在填报《申请单》时应填写相对应的蓝字专用发票信息。
《申请单》一式两联：第一联由购买方留存；第二联由购买方主管税务机关留存。《申请单》应加盖一般纳税人财务专用章。
主管税务机关对一般纳税人填报的《申请单》进行审核后，出具《开具红字增值税专用发票通知单》（以下简称《通知单》）。《通知单》应与《申请单》一一对应。
《通知单》一式三联：第一联由购买方主管税务机关留存；第二联由购买方送交销售方留存；第三联由购买方留存。《通知单》应加盖主管税务机关印章。《通知单》应按月依次装订成册，并比照专用发票保管规定管理。
购买方必须暂依《通知单》所列增值税税额从当期进项税额中转出，未抵扣增值税进项税额的可列入当期进项税额，待取得销售方开具的红字专用发票后，与留存的《通知单》一并作为记账凭证。经认证结果为“纳税人识别号认证不符”、“专用发票代码、号码认证不符”的，不作进项税额转出。
销售方凭购买方提供的《通知单》开具红字专用发票，在防伪税控系统中以销项负数开具。红字专用发票应与《通知单》一一对应。
同时具有下列情形的，为本规定所称作废条件：
（1）收到退回的发票联、抵扣联时间未超过销售方开票当月；
（2）销售方未抄税并且未记账；
（3）购买方未认证或者认证结果为“纳税人识别号认证不符”、“专用发票代码、号码认证不符”。抄税，是报税前用IC卡或者IC卡和软盘抄取开票数据电文。
（六）报税
一般纳税人开具专用发票应在增值税纳税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报税，在申报所属月份内可分次向主管税务机关报税。报税，是纳税人持IC卡或者IC卡和软盘向税务机关报送开票数据电文。增值税的纳税期限分别为1日、3日、5日、10日、15日、1个月或者1个季度。纳税人的具体纳税期限，由主管税务机关根据纳税人应纳税额的大小分别核定；不能按照固定期限纳税的，可以按次纳税。纳税人以1个月或者1个季度为1个纳税期的，自期满之日起15日内申报纳税；以1日、3日、5日、10日或者15日为1个纳税期的，自期满之日起5日内预缴税款，于次月1日起15日内申报纳税并结清上月应纳税款。
因IC卡、软盘质量等问题无法报税的，应更换IC卡、软盘。因硬盘损坏、更换金税卡等原因不能正常报税的，应提供已开具未向税务机关报税的专用发票记账联原件或者复印件，由主管税务机关补采开票数据。
（六）缴销专用发票
一般纳税人注销税务登记或者转为小规模纳税人，应将专用设备和结存未用的纸质专用发票送交主管税务机关。主管税务机关应缴销其专用发票，并按有关安全管理的要求处理专用设备。
专用发票的缴销，是指主管税务机关在纸质专用发票监制章处按“V”字剪角作废，同时作废相应的专用发票数据电文。被缴销的纸质专用发票应退还纳税人。
（七）专用发票的认证
用于抵扣增值税进项税额的专用发票应经税务机关认证相符（国家税务总局另有规定的除外）。认证相符的专用发票应作为购买方的记账凭证，不得退还销售方。认证，是税务机关通过防伪税控系统对专用发票所列数据的识别、确认。认证相符，是指纳税人识别号无误，专用发票所列密文解译后与明文一致。
经认证，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作为增值税进项税额的抵扣凭证，税务机关退还原件，购买方可要求销售方重新开具专用发票。
（1）无法认证，是指专用发票所列密文或者明文不能辨认，无法产生认证结果。
（2）纳税人识别号认证不符，是指专用发票所列购买方纳税人识别号有误。
（3）专用发票代码、号码认证不符，是指专用发票所列密文解译后与明文的代码或者号码不一致。
经认证，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暂不得作为增值税进项税额的抵扣凭证，税务机关扣留原件，查明原因，分别情况进行处理。
（1）重复认证，是指已经认证相符的同一张专用发票再次认证。
（2）密文有误，是指专用发票所列密文无法解译。
（3）认证不符，是指纳税人识别号有误，或者专用发票所列密文解译后与明文不一致。本项所称认证不符不含上文所列情形。
（4）列为失控专用发票，是指认证时的专用发票已被登记为失控专用发票。
（八）丢失或损毁专用发票
一般纳税人丢失已开具专用发票的发票联和抵扣联，如果丢失前已认证相符的，购买方凭销售方提供的相应专用发票记账联复印件及销售方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出具的《丢失增值税专用发票已报税证明单》，经购买方主管税务机关审核同意后，可作为增值税进项税额的抵扣凭证；如果丢失前未认证的，购买方凭销售方提供的相应专用发票记账联复印件到主管税务机关进行认证，认证相符的凭该专用发票记账联复印件及销售方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出具的《丢失增值税专用发票已报税证明单》，经购买方主管税务机关审核同意后，可作为增值税进项税额的抵扣凭证。
一般纳税人丢失已开具专用发票的抵扣联，如果丢失前已认证相符的，可使用专用发票发票联复印件留存备查；如果丢失前未认证的，可使用专用发票发票联到主管税务机关认证，专用发票发票联复印件留存备查。
一般纳税人丢失已开具专用发票的发票联，可将专用发票抵扣联作为记账凭证，专用发票抵扣联复印件留存备查。
专用发票抵扣联无法认证的，可使用专用发票发票联到主管税务机关认证。专用发票发票联复印件留存备查。
八、不开发票与拒绝付款案例分析
（一）法院能否判决当事人开具发票
【例题】原告：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被告：廖某，系个体工商户。原告在向某单位追索工程款时，该单位以32支棉纱12吨，折价288000元抵算工程款。2003年9月，原告与被告签订买卖合同，将该批棉纱以每吨19900元的价格卖给被告，货款共计238800元。被告提货时给付部分货款，尚欠原告货款26200元。原告索要欠款未果，遂向法院起诉，认为自己主动降低了出售价格，已经补偿被告因没有增值税发票可能遭受的损失，要求被告立即偿还欠款26200元；被告辩称：欠原告棉纱款26200元是事实，因原告未开税票，导致货款未能收回，只要原告开了税票，立即偿还26200元。
对该案因被告抗辩而引发的发票问题如何处理，有几种不同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原被告之间买卖关系成立，且原告转移货物所有权的义务已经履行。被告未给付所欠货款，其直接原因是因为原告没有开具发票，被告以此作为抗辩理由，应予支持。不开具发票有逃避国家税收的可能，所以应在判决被告给付货款的同时，责令原告补开发票。
第二种观点认为：被告提出要求原告开具发票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原告只要能证明对其所出售的标的物有合法的所有权或处分权，且流通的标的物不违反我国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标的物不属于禁止流通物或没有合法手续的限制流通物），而原告受其经营范围的限制不具备开具此种发票资格，双方在订立合同时没有约定必须开发票，被告就不能以未开发票为拒付货款。
第三种观点认为：被告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对于发票的开具，人民法院在民事案件的审理中无权处理。应告知当事人向税务机关报告，请求予以解决，对被告的抗辩不予支持。将涉嫌逃税的当事人移交税务机关处理。
第四种观点认为，对于发票的开具，人民法院在民事案件的审理中无权处理。应告知当事人向税务机关报告，请求予以解决。但被告提出的抗辩理由成立，在原告没有依法开具发票之前，被告可以行使同时履行抗辩权，但抗辩权的行使范围仅限于原告没有对待给付的部分，而不能及于债权的全部。
对于货物买卖引发的开具发票的问题，人民法院无权处理，应当由税务机关根据其职责行使管理职能，并对违反《发票管理办法》的行为进行处罚。其理由如下：
首先，在民事诉讼中判决开具发票，没有法律依据。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三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受理公民之间、法人之间、其他组织之间以及他们相互之间因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提起的民事诉讼”。《发票管理办法》第四条明确规定：“国务院税务主管部门统一负责全国的发票管理工作。”这就明确了管理发票的主体应为税务部门。开具发票不属于人民法院主管的范围。法院如直接判决开具发票，则会在不同部门之间引起职能的混淆，所以人民法院不应受理诉讼请求为开具发票的民事案件，也不能支持开具发票的反诉请求。而以为开具发票为抗辩理由亦不能成立，这不属于民事案件的审理范围。
其次，发票不是随心所欲、想什么时候开就什么时候开的，《发票管理办法》对各税种发票的开具都有相应的、严格的时限规定。纳税人必须按规定时限开具发票，不得提前或滞后，否则就要承担由此带来的对自己不利的后果，构成刑事犯罪的，由人民法院按刑事诉讼程序处理。人民法院如判决在给付货款的同时开具发票，决大多数情况下超过了法定开具发票的时限，而超过了法定开具发票的时限的行为应由税务机关根据相应的规定处罚。法院的判决显然与上述规定冲突。
再次，我国现行的实体法并没有关于发票开具问题的具体规定。1999年1月25日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当前经济审判工作若干问题的讨论纪要的补充修改意见》第42条补充规定：“
（一）采用预收货款、托收承付、委托银行收款结算方式的，为货物发出的当天。
（二）采用交款提货结算方式的，为收到货物的当天。
（三）采用赊销、分期的付款结算方式的，为合同约定的收款的当天。因此，需方在收货后以供方未开具增值税发票为由拒付货款。诉讼中需方提出要求对方开具发票的，应予支持。”这条规定值得商榷，因为它一方面规定了开具增值税发票有严格的时限；另一方面在诉讼中支持买方要求开具发票的请求，而不按法定时间开具发票行为的处罚权属于税务机关，不应该由人民法院责令补开发票，这样的规定明显自相矛盾。
最后，发票开具在执行中无可操作性。因为法院的生效判决具有执行力。判决生效后，义务人如果不按判决履行义务的，权利人可以在法定的期限内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发票开具如何执行？相关执行法规无任何规定，亦无可以参照实施的措施。这给人民法院执行造成不能克服的困难，影响司法机关的威信。发票是由税务机关管理的，不开发票逃避国家税收监管的行为应由税务机关根据相应的规定处罚。法院强制执行要求开具发票，势必造成了双重管理。
因此，法院不应判决当事人开具发票。但如果双方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了开具发票的义务，则开具发票构成一方当事人约定义务的一部分，如果该方当事人没有履行开具发票的义务，应当认为构成不完全履行，对方当事人可以行使同时履行抗辩权，但同时履行抗辩权应仅限于合同约定的范围或者不开具发票给对方导致的损失的范围内。当然，如果当事人在合同中明确规定不开具发票可以对全部债权行使抗辩权，则根据合同约定行使权利。如果双方当事人在合同中并未约定开具发票的义务，由于开具发票是法定义务，不开具发票是违法行为，法院也可以认为一方当事人不开具发票或者开具发票不合格属于不完全履行，对方当事人也可以行使同时履行抗辩权。但同时也有一个行使权利的范围问题。
本案中原告提出“自己主动降低了出售价格，已经补偿被告因没有增值税发票可能遭受的损失”可以作为不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抗辩理由，不能作为不开具发票的抗辩理由。原告如果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被告可以抵扣增值税进项税额，此时，被告的购置成本实际上是不含增值税的价款，如果被告无法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被告的购置成本就是实际支付的价款。原告可以通过降低价款的方式不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但也应当开具增值税普通发票。
（二）发票开具与同时履行抗辩权
在买卖合同引发的债权债务纠纷中，出卖人开具发票的义务系合同的从给付义务，由于该义务与合同的主给付义务不能形成相应的对价、牵连关系，买受人对出卖人不开具发票的行为不享有同时履行抗辩权。
张群伟、杜耀成自2005年4月份开始合伙给河南省内乡县泰隆建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隆公司）提供原煤，双方于2008年3月24日经进行结算，泰隆公司工作人员王小霞给张群伟、杜耀成出具证明一份，载明“收到张群伟、杜耀成煤一批，合款壹拾陆万贰仟捌佰捌拾陆元（162886元）。经办人：王小霞 2008.3.24”。之后，张群伟、杜耀成在多次索要欠款无果的情况下，将泰隆公司诉至内乡县人民法院，要求支付欠款。
被告辩称原告未提供运输发票，故无义务支付款项；同时，被告反诉要求原告提供价额30874元的运输发票，并赔偿由此给其造成的经济损失18263.52元。
内乡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对于被告辩称其不付款的行为是行使同时履行抗辩权的主张，因我国合同法规定的行使该权利是以当事人互负债务为前提，且本案原告所持被告出具的条据符合合同法关于买卖合同的规定，与运输服务的行为无关，故被告的该抗辩理由不能成立。同时，被告无证据证明其反诉主张的经济损失，所以对被告的反诉请求不予支持。内乡县法院判决：被告偿还原告煤款162886元；驳回反诉原告要求反诉被告赔偿18263.52元经济损失的诉讼请求。判决书送达后，被告不服，向河南省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南阳中院经审理认为：原煤买卖合同的主体是泰隆公司，给张群伟出具结算证明的也是泰隆公司的工作人员；双方买卖合同从履行的实际情况看，上诉人支付的价款是原煤到厂的价格，即煤价含运费，双方不存在单独运输服务关系，因此，上诉人要求供货方另行提供运输发票没有法律依据，不应得到支持。而上诉人要求赔偿损失，没有法律依据，同时没有提供其有实际损失的任何证据，对此请求也不予支持。南阳中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在审理中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即因买卖合同引发的债权债务诉讼中，买受人对出卖人不开发票的行为缘何不适用同时履行抗辩权？
首先，须界定出卖人开具发票的行为是买卖合同的何种义务。学理上，买卖合同中的给付义务可以分为主、从两部分。所谓主给付义务，是指债之关系固有的、必备的、决定债之关系类型的基本义务；所谓从给付义务，是指主合同义务之外，出卖人或买受人可以独立诉请履行、以完全满足给付上利益的义务，如《合同法》第一百三十六条规定的按照约定或交易习惯向买受人交付提取标的物单证以外的其他单证和资料的义务，即为从给付义务。从给付义务主要有如下特点：
第一，履行目的在于实现给付的利益，使得主给付义务更臻完善；第二，基于法律明文规定、当事人的约定和诚实信用原则而发生；第三，因以确保主给付义务为目的，故其内容在债的发生时就可以得到确定；第四，能够独立诉请履行；第五，从给付义务违反后若致主给付义务无法履行，则发生履行利益的赔偿问题。同时，从给付义务违反后如导致主给付义务不能履行或者无利益，即可产生同时履行抗辩权或解除权。实践中，企业出于财务方面的考虑，通常都要求交易对方开具发票，而出卖人也有法定的义务开具发票，但由于这种法定义务只是出卖人向买受人交付提取标的物单证以外的其他单证和资料的义务，因此，此种义务都系买卖合同的从给付义务。
其次，须判断开具发票的主张能否与主给付义务形成相应的对价、牵连关系。虽然发票作为一项财务会计制度中的基本财务凭证，我国《会计法》、《发票管理办法》和《发票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等对开具发票的义务都有明确规定，即开具发票行为是一项法定义务，但该义务应否适用同时履行抗辩权，还要看其与买卖合同的主给付义务能否形成相应的对价、牵连关系。根据我国《合同法》第六十六条的规定，适用同时履行抗辩权须具备以下要件：第一，须双方因同一合同互负对价债务；第二，须对方未履行债务或未提出履行债务；第三，须双方互负的债务均已届清偿期；第四，须对方的对等给付是可能履行的，也即，适用同时履行抗辩权的基础是同一双务合同而发生的对等给付，当事人互负债务，要求双方债务具有对价或牵连关系。
本案中，被告要求原告开具发票的行为显然不属于债权债务关系，而是属于买卖合同的从给付义务，且这一从给付义务与泰隆公司向二原告支付所欠款项这一主给付义务并不能构成相应的对价、牵连关系。因此，泰隆公司只有在已经履行了向二原告支付款项后，二原告才应当开具发票。
同时，泰隆公司要求行使同时履行抗辩权也有违一般交易习惯和诚实信用原则，因为发票作为一种直接债权凭证，均是在对方付款之后再根据所付款项的具体数额予以开具。而本案中，一旦二原告向泰隆公司开具了发票，即可认定二原告已收到泰隆公司的付款，如果泰隆公司因此而拒付货款，将会给已开具发票的二原告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且发票管理办法第三条“本办法所称发票，是指在购销商品、提供或者接受服务以及从事其他经营活动中，开具、收取的收付款凭证”的规定，也说明开发票的行为只能发生在收款之后，不能发生在收款之前。因此，泰隆公司以二原告未开具发票为由拒付欠款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当然，如果本案二原告必须向被告开具发票，被告除了可另行向法院起诉要求对方履行外，还可向税务机关投诉，以追究二原告偷税漏税的行为。
九、发票与合同履行案例分析
依据《发票管理办法》第三条、第十九条的规定，仅能确定发票具备收付款凭证的作用，但并不能据以说明，开具发票与收到款项或者履行义务有着必然关系。发票是否能作为开具发票的人已收到款项的充分证据，还应当依据其他法律规定和交易习惯来分析确认。
（一）发票不能证明已经交付货物
2009年8月10日，原告甲公司与被告乙公司签订协议一份，约定由原告甲公司向乙公司销售纺织品，付款方式第一批先发货，后付款；从第二批起每批由被告乙公司先付款，原告收款即发货。合同签订后，甲公司向乙公司提供价值25000元的货物，乙公司收货后支付该批货款25000元。之后原告甲公司认为其又向被告乙公司提供价值28600元的货物，在被告乙公司收货后应付货款28600元。因原告甲公司向被告乙公司索要第二批货物的货款未果，遂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被告乙公司给付货款28600元。乙公司答辩称，乙公司至今未收到原告甲公司诉称的第二批货物，请求驳回原告甲公司的诉讼请求。
原告为支持其向被告供应了第二批货物的事实，提供增值税发票1张（销货单位记帐联），证明第二批货物价税合计28600元，并提供该公司自制未经对方盖章确认应收款28600元的对帐单1张。审理中经法院调查，被告乙公司已持增值税发票在国家税务局进行了纳税抵扣认证。
本案的争议是：被告将增值税发票到税务机关进行抵扣的行为能否证明已收到原告第二批货物？一种观点认为，该行为足以证明被告已收到第二批货物，应当支付第二批货款。理由是：根据《发票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出具增值税发票的前提应是确已发生真实的交易行为，本案中原告为被告开出了发票，被告不仅收到原告提供的发票，且到税务机关进行报税抵扣认证，被告不能解释这一行为的合理性，故能够认定对第二批货物原告甲公司已履行供货义务，故原告甲公司诉请被告乙公司应支付货款28600元的主张成立。另一种观点认为： 被告的行为不能证明已收到原告货物，原告举证不力，应驳回其诉讼请求。理由如下：增值税发票的出具及抵扣与交易行为是否真实并无直接、必然的因果关系，原告提交的对帐联未经被告签字确定认，不能作为有效证据采信。原告开出发票及被告将发票到税务机关进行抵扣的行为不足以证明该公司已向乙公司交付了第二批货物，应驳回原告的请求。
我们同意第二种意见，理由如下：虽然根据我国对增值税专用发票管理的有关规定，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出票和抵扣应以真实的交易行为为基础，但是在现实的商业活动中，市场环境的情况较为复杂，“先票后款”、“先票后货”的情形大量存在，甚至发生真实交易而虚开发票的情况也较为普遍，买方在未收到货物的情况下抵扣增值税发票，一方面是为企业增加收益，另一方面是因为增值税发票的抵扣有一定的期限，此行为并不足以推定买方已收到货物。故卖方出票和买方抵扣事实仅对买卖双方是否履行交付义务起到间接证明的证据作用，必须有其他证据共同形成证据链的情况下才能予以认定，在本案中，根据双方协议中的约定不能排除先票后货的情形，且原告并无其他有效证据相印证的情况下，不能证明甲公司已履行了第二批货的供货义务，原告的请求应予以驳回。
（二）增值税专用发票不能单独证明买卖合同中卖方已履行标的物的交付义务
原告：上海风速童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风速公司）。被告：成都市昌信商贸公司（以下简称昌信公司）。原告风速公司诉被告昌信公司其他买卖合同一方未完全履行供货义务另一方拒付相应货款纠纷案，一审法院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于2005年9月7日做出一审判决，后被告昌信公司不服一审判决上诉于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5年12月2日做出终审判决。原告风速公司诉称，经协商一致，原告风速公司与被告昌信公司于2003年8月22日签订《经销贸易协议》，协议对卖方原告风速公司和买方被告昌信公司的有关权利进行了约定。根据该协议的约定，原告风速公司分别于同年9月15日、9月27日向被告昌信公司提供价值15056元的“风速”系列电动童车，扣除原告风速公司的让利816元之后，被告昌信公司收货后于同年12月3日支付该批货款14240元。之后原告风速公司认为其在2003年11月3日又向被告昌信公司提供价值30218元的货物，在被告昌信公司收货后扣除退货价款2162.9元，该公司应付货款28055.1元。因原告风速公司向被告昌信公司索要第二批货物的货款未果，遂向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被告昌信公司给付货款28055.1元，并承担本案的诉讼费。
被告昌信公司答辩称，昌信公司至今未收到原告风速公司诉称的第二批货物，请求驳回原告风速公司的诉讼请求。
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2003年8月22日，原告风速公司与被告昌信公司签订《经销贸易协议》，按协议约定原告风速公司委托被告昌信公司代理销售“风速”系列电动童车，付款方式第一批先发货，货到即付款80%；从第二批起每批由被告昌信公司先付款，原告风速公司收款即发货。签约后原告风速公司分别于2003年9月15日、9月27日向被告昌信公司提供价值为15056元的产品，并在让利816元之后向被告昌信公司出具票款金额为14240元的增值税发票2张，被告昌信公司在收到货物与发票后于2003年12月3日通过银行转帐向原告风速公司给付货款14240元。原告风速公司认为其又于2003年11月3日向被告昌信公司交付价值30218元货物，对此举证提供出票时间为2003年11月3日编号为NO.19916265的增值税发票1张（销货单位记帐联），证明第二批货物价税合计30218元，并提供该公司自制未经对方盖章确认的扣除第一批货物退货价值2162.9元后应收款28055.1元的对帐单1张。审理中经法院调查，被告昌信公司持NO.19916265增值税发票的抵扣联已在成都市金牛区国家税务局进行了纳税抵扣认证。
对原告风速公司是否履行第二批供货义务的证据经质证后，原告风速公司认为已证明其已将第二批货物和发票交给被告昌信公司，该公司收到后已进行报税抵扣认证。被告昌信公司认为虽收到发票并进行报税抵扣但不能证明对方向被告昌信公司提供第二批货物，该票存在因其他货物原告风速公司向被告昌信公司出具的可能。原审法院对此则认为原告风速公司提供的对帐单对方未予盖章确认不具有证明力，对NO.19916265增值税发票的记帐联和抵扣联，因对方均无异议，应予采信。
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在查明纠纷事实的基础上认为，原告风速公司与被告昌信公司的买卖合同应受法律保护。由于出具增值税发票的前提是确已发生真实的交易行为，一方出具增值税发票的行为具有向另一方要求结算货款的意思表示。本案中对原告风速公司出具发票被告昌信公司收到并进行报税抵扣认证却否认收到第二批货物问题，对此如果是一个虚构的交易行为而开具发票，则双方的行为有违反法律法规之嫌，但在本案审理期间并无有关部门对虚开增值税发票行为的查处认定，被告昌信公司亦未举证证明。根据前双方之间存在发票随货同行，被告昌信公司在收到货与发票后再通过银行付款的交易方式，能够认定对第二批货物原告风速公司已履行供货义务，故原告风速公司诉请被告昌信公司在扣除退货款2162.9元后应支付货款28055.1元的主张成立，据此依照《合同法》第60条第1款、第61条、第109条，《发票管理办法》第20条，《发票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第33条的规定，判决：被告昌信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原告风速公司货款28055.1元；案件受理费1132元及其他诉讼费568元，由被告昌信公司负担。
昌信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称，原审判决程序违法，认定事实不清，在证据不足的情形下作出错误认定和判决。风速公司辨称，原审程序合法，认定事实清楚，根据国家有关增值税发票管理的规定，进行抵扣的增值税发票能够证明供货的事实。
本案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一致。二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风速公司于2003年11月3日是否向昌信公司提供了第二批货物。从证据上分析，增值税发票的出具及抵扣与交易行为是否真实并无直接、必然的因果关系，仅凭一张发票不能认定需方已收到供方提供的货物，从本案的有效证据即发票抵扣联、《经销贸易协议》关于货物交付的约定矛盾，对证明货物交付均为间接证据，不能形成完整的排他证据链，故原审认为至本案审理期间对该开具发票和抵扣行为并未得到有关部门的查处认定，从而认定发票上证明的交易行为是真实的依据不足。另外，对增值税发票违法行为的查处属税收法律关系所调整，不属本案的审理范围，与需方收货与否无必然联系，不是判断收货的直接证据，故风速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该公司已向昌信公司交付了第二批价值30218元的货物。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2条第2款“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人承担不利后果”的规定，风速公司未完成实质意义上的举证责任，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诉讼风险后果。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成立，应予支持，一审判决适用法律不当。依据《民事诉讼法》第153条第1款第（3）项的规定，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5年12月2日判决：第一，撤销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一审民事判决。第二，驳回风速公司的诉讼请求。
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及其他诉讼费2832元，均由被上诉人风速公司负担。该案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表示服判，该判决现已发生法律效力。
（三）发票不能证明已经支付货款
原告：天津市天海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海公司）。被告一：天津市红桥区宏川物流配货中心（以下简称配货中心）。被告二：郭健。
2004年5月，配货中心委托天海公司代理出运货物。天海公司接受委托后代为向承运人天津海运股份有限公司订舱，承运人于2004年6月5日签发了TMSTT102K0200号提单，货物安全运达，产生海运费1425美元、人民币费用1765元。郭健于6月9日从天海公司取走上述费用的发票并承诺6月29日付清费用。同年7月28日配货中心给付天海公司人民币13592.5元支票一张，后因账户存款不足该支票未能兑现。配货中心系个人独资企业，投资人为郭健。
天海公司诉称，2004 年6月，配货中心委托天海公司代理出运一票货物，起运港为天津港，目的港为台湾高雄港。天海公司接受委托后代为向承运人天津海运股份有限公司订舱，货物配载于 SKY FORTUNE轮102A航次，承运人签发了TMSTT102K0200号提单，现货物已安全运达，海运费为1425美元，人民币费用为1765元。配货中心对欠费事实无异议，但无故拒不付费，其行为已构成违约，应依法承担责任。配货中心系被告郭健投资设立的个人独资企业，按照法律规定，郭健应对配货中心的债务承担无限偿还责任。因此，请求法院判令：
第一，被告配货中心向原告支付拖欠的海运费1425美元、人民币费用1765元（两项合计为 13592.5元人民币）及相应的利息；
第二，两被告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偿还责任；
第三，本案诉讼费、保全费、证人出庭作证费、调查费等由两被告承担。
配货中心辩称，我中心于2004 年5月25日将委托书电传给天海公司，26日送交原件，因是运费预付，所以同时附带一张天海公司空白支票，现在支票上的字是天海公司填写的，支票退票是天海公司未通知我中心造成的。配货中心于2004年6月9日已经以现金方式支付了运费并取走了发票，因此配货中心不欠原告任何款项。企业之间也可以以现金方式结算，发票的作用有三个：付货的凭证、付款和收款的凭证、报税。天海公司给配货中心开具发票说明配货中心已经履行了付款义务，发票是配货中心已经付款的凭证，请求法院驳回天海公司的诉讼请求。
郭健辩称，配货中心是郭健个人开办的个人独资企业，依法受法律保护，按《个人独资企业法》的规定，郭健对自己投资的企业所产生的债务承担无限责任，在企业资产不足清偿债务时以个人的其他财产予以清偿，因此郭健无需再为配货中心的债务承担另外的偿还责任。本案纠纷是配货中心的企业行为而非郭健个人的行为，因此郭健不应以自然人的身份为配货中心再承担责任，请求法院撤销天海公司对郭健的诉讼。
天津海事法院审理认为：配货中心委托天海公司代理出运货物，天海公司接受委托后依约履行了受托义务并垫付了相关费用，其有权向配货中心要求偿还，配货中心拖欠不付系违约行为，应依法承担违约责任。按照有关规定，货主向货代公司缴付款项后，货代公司应开具相应发票，但在货运代理业务中，货代公司先开具发票，货主后付款的情况也司空见惯，因此天海公司开具了发票不足以证明配货中心必然已经缴付了相应费用，且企业之间以现金方式结算也不符合企业财务结算办法的规定，因此配货中心所谓已经以现金方式支付了天海公司海运费的主张缺乏证据支持，理由不能成立。郭健系配货中心的投资人，依照我国《个人独资企业法》的规定，配货中心的财产为郭健个人所有，郭健也应以其个人财产在配货中心的财产不足以清偿债务的情况下承担无限责任。依据《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八条、《个人独资企业法》第三十一条的规定判决：
第一，配货中心给付天海公司代垫海运费1425美元、人民币费用1765元，并支付该款项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存款利率计算的自2004年6月5日至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的利息；
第二，配货中心给付天海公司诉前财产保全申请费损失人民币180元；
第三，上述款项自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逾期不付，按《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二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第四，郭健在配货中心财产不足以清偿债务的情况下以其个人的其他财产对天海公司承担无限责任。
配货中心及郭健不服一审判决，向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驳回天海公司的诉讼请求；
上诉理由是：
第一，郭健已于2004年6月9日以现金的形式向天海公司的经办人缴付了运费，同时从天海公司的经办人手中取走了证实已缴付运费的货运发票，天海公司对此客观事实并未提出证据予以否认。
第二，天津海事法院在各方当事人对证据本身未提出异议的情况下，以配货中心和郭健未提出文字鉴定为由而认定天海公司的说法，是没有法律依据的。配货中心申请法院对支票及取走发票记录上的文字进行鉴定。
第三，企业之间也有现金结算的情况。
第四，配货中心是个人独资企业，郭健从未以自然人的身份与天海公司发生业务往来，不应以其个人财产对配货中心承担无限责任。
天海公司答辩称：一审法院根据海运货运代理业务的习惯程序以及相关法律规定，对配货中心所称曾以现金方式支付了海运费的主张未予认定是正确的；请求驳回配货中心及郭健的上诉，维持原判。
在二审庭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供新的证据。对于原审判决认定的订舱委托书、提单样本确认、情况说明及提单、证明、发票、付款协议、配货中心营业执照、企业查询结果、人口信息查询结果九份证据，各方当事人均未提出异议，二审法院予以确认。对于退票理由书，配货中心及郭健在庭审中表示无异议，二审法院对该证据予以认定。配货中心和郭健对领走发票记录上除“取走发票 9/6 郭健”以外文字以及支票上的手写文字均予以否认，认为争议文字并非配货中心人员所写并申请法院对此进行鉴定，但天海公司已承认争议文字是该公司工作人员所写，因此配货中心和郭健的鉴定申请已无必要，二审法院对该两份证据予以认定。
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审理认定：2004年5月，配货中心委托天海公司代理出运货物，天海公司要求运费预付，配货中心工作人员遂将涉案空白支票交给天海公司作为运费担保。后来配货中心与天海公司协商将结费方式由见款放单改为月结费于6月29日付清，天海公司工作人员遂在记录上批注“29/6付清”。原审认定的其他事实基本清楚，本院予以确认。
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在于配货中心是否在取走发票时以现金方式支付了天海公司海运费。配货中心在庭审中主张，依据《发票管理办法》第三条规定，发票是指在购销商品、提供或者接受服务以及从事其他经营活动中开具、收取的收付款凭证，因此发票具有证明款项已付的作用。但在国际海运货运代理业务中，海运费的结算货币为美元，而我国又对外汇进行严格管制，依据《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国际海运业外汇收支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第二条的规定，货主向境内货代公司支付国际海运运费及相关费用时，应持国际运输业专用发票（购付汇联）向外汇指定银行申请，从其外汇账户中支付或者购汇支付。由此可见，在国际海运货运代理业务中会出现这种与其他行业不同的先开发票后付款的现象，因此本案配货中心仅持有海运费发票不能证明其运费已付。再者如依配货中心所称，郭健已于2004年6月9日以现金的形式向天海公司的经办人缴付了运费，同时从天海公司的经办人手中取走了证实已缴付运费的货运发票，那么依据日常交易习惯，取走发票便意味着双方结算完毕，郭健就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再在天海公司经办人的备忘记录上做“取走发票”的批注；且既然郭健已将运费付清，其就应该将作为运费担保的空白支票取回，而事实上该支票始终保存在天海公司。因此本案关键证据领走发票记录上“取走发票 9/6 郭健”的批注只能证明郭健领走发票，在配货中心未能向本院提供任何运费支付凭证的情况下，不能推定运费同时已付。
对于配货中心上诉所称企业之间也可以现金结算的主张，中国人民银行《现金管理暂行条例》第三条、第五条明确规定，开户单位之间的经济往来，除一千元以下的零星支出可以使用现金外，应当通过开户银行进行转账结算。本案运费共计人民币13592.5元，不属于可以现金支付的范围，因此，配货中心提出的已以现金方式支付运费的上诉理由无法律依据。
我国个人独资企业法规定，投资人以其个人财产对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责任，当个人独资企业财产不足以清偿债务的，投资人应当以其个人的其他财产予以清偿。郭健作为配货中心的投资人，在配货中心不能清偿涉案海运费的情况下，理应以其个人其他财产承担清偿责任。因此郭健上诉所称其从未以自然人的身份与天海公司发生业务往来，不应以其个人财产对配货中心承担无限责任的主张无法律依据，不能成立。
综上，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发票管理办法》第三条规定，发票“是指在购销商品，提供或者接受服务以及从事其他经营活动中，开具、收取的收付款凭证”。孤立地看这条规定，容易让人误解，认为发票就是已经付款的凭证。而在人们生活消费领域的经济交易中，通常是即时清结，例如我们到商店购买货物，通常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即时开具发票。因此人们容易得出一个朴素的概念：拿到发票，就证明已经支付货款。于是，在一般合同债务纠纷（指非即时清结的债务纠纷）中，一些债务人也以已取得了发票为由，证明自己已履行了偿还债务的义务，对抗债权人的诉讼请求。这种情况在民事诉讼中已不少见。
本案是一个比较典型的案例。在本案存在着一些特殊情节，一是本案是国际海运货运代理海运费纠纷，海运费的结算货币为美元，而我国又对外汇进行严格管制，依据《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国际海运业外汇收支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第二条的规定，货主向境内货代公司支付国际海运运费及相关费用时，应持国际运输业专用发票（购付汇联）向外汇指定银行申请，从其外汇账户中支付或者购汇支付。这种特殊管制使得国际货代行业先开发票再收款的做法成为普遍现象。二是存在配货中心交一张空白支票作为运费担保，以及货代公司业务员在记录本上批注“压空白支票”、“29／6付清”等事实。在涉案案证据及事实背景下，法院作出的配货中心没有支付运费的认定无疑是正确的。但为了使问题具有普遍意义，我们暂不考虑本案的上述特有情节，而抽象出以下这个更具普遍意义的问题，即：在一般的合同债务纠纷中，付款义务人主张已以现金付款，并仅以发票作为已付款的证据，该主张是否成立呢？亦即：发票能否单独作为认定债务人已经履行付款义务的充分证据？
我们先看法院判决的另外两个案例：
其一，广州海事法院2001年受理的原告阳光对外贸易发展有限公司诉被告中国外运广州公司海上货物运输合同货损纠纷一案。该案被告反诉请求原告给付运费为2790美元。原告已经把运费2790美元以现金支付给了被告，被告同时把运费发票交给了原告，作为抗辩理由。法官认为原告抗辩称其已将运费2790美元以现金支付给被告，但又称因经办人已离开公司，无法核实取证。故对原告的该项抗辩，不予采信。判决被告应向原告支付运费。
其二，1997年泉州市法院受理的原告浙江金华某建材公司（下称金华建材公司）诉被告泉州某水泥公司（下称泉州水泥公司）购销合同纠纷一案。金华建材公司与泉州水泥公司签订建材装备材料订货合同约定：金华建材公司向泉州水泥公司提供价值70954元的水泥机台配件，铁路运费及其他运费由泉州水泥公司负担。随后金华建材公司发给泉州水泥公司共计价值70666.60元的水泥机台设备，运费及其他费用共计2629.76元。金华建材公司于1997年12月26日诉至法院，称被告泉州水泥公司仅付给其货款6296.36元，尚欠6.7万元，请求法院判令泉州水泥公司偿付尚欠货款。泉州水泥公司答辩称其收到金华建材公司货物后，已付清全部款项，并提供金华建材公司出具的增值税发票共6张及提供运费、保险费等单据的原件。
一审法院认为：原、被告双方签订的购销合同合法、有效，但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足，不能证明被告尚欠其货款，遂判决驳回原告金华建材公司的诉讼请求。
金华建材公司不服，向泉州中院提起上诉。泉州中院经审理后认为：据发票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开具发票属金华建材公司销售货物的义务，泉州水泥公司虽收到金华建材公司开具的发票，但该发票上明确注明金华建材公司开户银行的账户账号，而泉州水泥公司虽称以现金方式支付该笔货款，但其除提供金华建材公司开具的发票外，未能提供有其他证据证明已以现金支付该笔货款，且银行的结算办法第六条规定单位之间的经济往来应通过开户银行转账结算，因此，应认定被上诉人尚欠上诉人货款6.7万元，一审法院仅凭双方争议的发票认定被上诉人已付清货款是欠妥的，遂判决撤销原审判决，判令被上诉人偿还尚欠上诉人的货款6.7万元及违约金。
从以上三个案例可见，法院的判例倾向于发票不能单独作为债务人已经履行债务的证据，虽然判决中没有明确指出。
我国《发票管理办法》第一条规定“为了加强发票管理和财务监督，保障国家税收收入，维护经济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制定本办法”。可见制定该规章的主要目的在于便于国家财务监督、税收管理，其全部的内容也紧紧围绕这一目的。立法者本意并不是为民事主体之间的结算提供确定的证明标准。因此《发票管理办法》第三条的规定仅能确定发票具备收付款凭证的作用，但并不能据以说明，开具发票与是否收到款项有着必然关系。
《发票管理办法》第十九条规定：“销售商品、提供服务以及从事其他经营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对外发生经营业务收取款项，收款方应当向付款方开具发票；特殊情况下，由付款方向收款方开具发票。”该条中“特殊情况下，由付款方向收款方开具发票。”也从另一方面说明开具发票与是否收到款项并无必然关系。
发票是否能作为开具发票的人已收到款项的充分证据，还应当依据其他法律规定和交易习惯来分析确认。
《会计法》第十条第（三）项规定“债权债务的发生和结算，应当办理会计手续，进行会计核算”。会计核算是运用国家统一规定的会计核算办法，对经营活动及其结果进行连续、系统的纪录、计算。财政部《会计基础工作规范》规定了具体的会计核算办法，其中第四十八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支付款项的原始凭证，必须有收款单位和收款人的收款证明。”依据该规定，发票并不是支付款项所必需的原始凭证，而收款单位和收款人的“收款证明”才是必须的原始凭证，发票只有和收款人的收款证明相结合才能形成支付款项的充分证据。
发票在某些交易习惯中之所以能成为已经付款的凭证，比如生活消费领域的商品房买卖、商场超市的购物发票、饭店茶座开出的餐饮服务发票。又比如在运输行业中的车船票、零担运输的发票等。是因为这些交易一般是即时清结的交易，或者是已经形成约定俗成的面对面的现金交易。这些交易，已经形成惯例，当事人在现场一手交钱，一手开票，消费者或顾客在购得商品或接受服务后，不管是否已经得到发票，一旦顺利走出这些交易场所，只要没有留下欠帐手续或者证据，就说明或可视为其已经付款。
可见，发票本身不是付款凭证，只不过现实生活中一些特定的交易中发票也起到了付款凭证的作用，可以证明已经付款而已。不过，虽然面对面现金交易中通常只开发票而不另开“收款证明”，但是管理正规的商户也会在发票上加盖“现金收迄”章，使之兼具“收款证明”的作用，所以商业惯例其实也并非认可没有注明货款已付的发票等于“收款证明”。因此，在一般的合同债务纠纷中，发票并不是债务人已经付款的充分和必要证据。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运输合同不是即时清结的合同，除了旅客运输合同以及零担运输担运输合同等少数已经形成约定俗成的面对面的现金交易以外，发票不能单独作为托运人已经支付运费的充分证据。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建议承运人或者货运代理人，在开出发票时如果尚未收到相应的运输费用，最好还是留下相关的证据，以减少纠纷，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毕竟打官司是要付出较多的时间、精力和财力的。
十、发票与知识产权案例分析
“北极熊”是Ｂ公司注册的制冷产品商标。前不久，该公司发现A厂在销售其同类产品，开具给客户的发票中，把产品品牌写成“北极熊”。Ｂ公司当即提出抗议并要求立即改正。
就A厂是否侵犯Ｂ公司的商标专用权有两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其没有侵犯Ｂ公司的商标专用权，理由是《商标法实施条例》第三条规定：“商标法和本条例所称商标的使用，包括将商标用于商品、商品包装或者容器以及商品交易文书上，或者将商标用于广告宣传、展览以及其他商业活动中。”而其仅在发票上载明“北极熊”字样并不属其列。
第二种意见则认为A厂的行为侵犯了Ｂ公司的商标专用权。一方面，对侵权使用他人商标专用权中的“使用”，《商标法实施条例》第三条提及“商品交易文书”，这种文书当然地包括为进行交易活动的一切文字资料，如合同、清单、提货单、验收单、销售发票等等。不能因该法条仅是概括性规定、没有作列举性规定，而断章取义。另一方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二款规定：“刑法第二百一十三条规定的„使用‟是指将注册商标或者假冒的注册商标用于商品、商品包装或者容器以及产品说明书、商品交易文书，或者将注册商标或者假冒的注册商标用于广告宣传、展览以及其他商业活动等行为。”其中表明，商标侵权行为并不限定在假冒的注册商标必须跟商品或商品包装的直接的物理结合，并不仅仅指直接将商标附着于商品的行为，而是包括任何将该商标与该商品出处相联系的行为。只要未经注册商标权人的许可，在经营同种或类似商品的过程中使用跟他人相同或相似的注册商标，给他人商标信誉和商品声誉造成损害，都应当认定为商标侵权行为，即任何将商标与商品联系起来的行为都是使用商标的行为。A厂在销售发票中擅自使用“北极熊”注册商标，既使相关公众产生误认，同时因其所提供的并非“北极熊”产品，挤占了Ｂ公司的产品市场，所提供产品品质的差异，也会给“北极熊”产品的商标信誉、商品声誉带来不良影响。
十一、出售非法制造的发票案例分析
被告人：薛清平，男，20岁，汉族，湖南省南县人，农民，家住南县沙港市乡仁寿村13组，暂住海南省海口市工业大道明光大酒店对面工地。1998年10月15日因本案被逮捕。
1998年9月9日，被告人薛清平以70元人民币的价格向“阿强”（姓名不详，在逃）购买非法印制的发票13本，并于当日下午5时30分，先后到位于海口市龙昆南路的华宇工贸公司机电维修中心、永安门窗厂、恒顺商行和万达摩托车修配部，分别向店主及店员兜售发票均未得逞。下午6时50分，当被告人薛清平回到海口市工业大道明光大酒店对面的工地住处，藏匿发票后被抓获，当场缴获非法印制的发票13本。
海口市新华区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薛清平犯出售非法制造的发票罪向海口市新华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被告人薛清平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无异议，但辩称：我只向四家小店兜售，此后再没有继续出售，属犯罪中止，请法庭在量刑时予以考虑。
海口市新华区人民法院经公开审理认为，被告人薛清平违反国家税收和发票管理制度，以非法牟利为目的，向他人出售非法印制的发票，其行为已构成出售非法制造的发票罪。由于其意志以外的原因，被告人薛清平出售非法制造的发票未能得逞，属犯罪未遂，并非被告人薛清平所辩解的犯罪中止。对于未遂犯，依法可比照既遂犯从轻处罚。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罪名成立。该院依照《刑法》第二百零九条第二款、第二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的规定，于1998年12月8日作出刑事判决，以出售非法制造的发票（未遂）罪判处被告人薛清平拘役四个月，并处罚金一万元。
宣判后，被告人服判，未提出上诉。
出售非法制造的发票罪，是指违反国家发票管理法规，出售伪造、擅自制造的可以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发票以外的其他发票的行为。1979年刑法并无此罪名。1995年10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的《关于惩治虚开、伪造和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的决定》增设了这一罪名，现行刑法第二百零九条第二款规定了这一犯罪。本罪所侵害的客体是国家发票管理制度；在客观上表现为出售非法制造的可以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以外的其他发票，即普通发票的行为。本罪的主体是一般主体，在主观上是故意，并且必须明知是非法制造的发票。一般来说，行为人具有非法营利的目的。本案被告人薛清平明知“阿强”所持有的发票是非法印制的，但为了营利，以低价购进13本发票，随后即向需用发票的店铺兜售，其行为无疑构成出售非法制造的发票罪。但由于其意志以外的原因，薛清平兜售的发票未能出手，故应确定为犯罪未遂。受诉法院依法以出售非法制造的发票罪对薛清平从轻判处拘役四个月，并处罚金一万元，是正确的。
十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例分析
（一）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中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与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就是对单位犯罪负有直接责任的单位领导人员；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应是明知所实施的行为是单位犯罪仍积极实施的单位内部非领导成员。对于二者的处罚应根据其在单位犯罪中的地位、作用和犯罪情节，分别处以相应的刑罚。
一审法院：江苏省丰县人民法院。公诉机关：江苏省丰县人民检察院。被告单位：徐州诚信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诚信公司）。诉讼代表人：谢明泉。被告人：王贤仁。被告人：邵彦明。
2006年9月至11月间，被告人王贤仁在担任诚信公司法定代表人期间，和公司人员商议在外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以抵扣税款。之后，被告人王贤仁安排被告人邵彦明在张业领（在逃）处为诚信公司虚开了丰县华盛棉业有限公司、徐州民生棉业有限公司、徐州富锦棉业有限公司、丰县通宝棉业有限公司（以下分别简称华盛、民生、富锦、通宝公司）四公司增值税专用发票39张，价税合计4394628.93元，其中税款505576.78元，已在丰县国税局申报抵扣。案发后，诚信公司退缴税款25万元。
丰县人民法院审理认为：被告单位诚信公司、被告人王贤仁、邵彦明违反发票管理规定，在没有实际货物购销的情况下，让他人为本单位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虚开的税款数额巨大，其行为危害了国家税收征管制度，均已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对被告单位诚信公司应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金，被告人王贤仁和邵彦明应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鉴于被告人王贤仁和邵彦明有自首情节，依法可对其减轻处罚。根据被告人王贤仁、邵彦明的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对其可宣告缓刑。公诉机关指控正确，罪名成立，应予采纳。据此以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被告单位徐州诚信化工有限公司罚金人民币50万元（已缴纳）；判处被告人王贤仁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判处被告人邵彦明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
本案是一起典型的单位犯罪同时需要追究直接责任人刑事责任的案件，事实认定并不复杂，在审理过程中控辩双方争议的焦点问题是对直接责任人的认定及处罚。
1.单位犯罪中直接责任人的认定
我国刑法第三十一条规定：单位犯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判处刑罚。第二百零五条第三款规定：单位犯本条（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之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虚开的税款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虚开的税款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由此规定可以看出，我国对单位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施行的是“双罚制”，既处罚单位又处罚对单位犯罪负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但无论怎样处罚都必须弄清责任主体的范围。
（1）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对于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的范围，我国刑法没有明确规定，刑法理论及司法实践中观点也很不统一，目前流行的观点主要有决策作用说、领导人参与说、领导责任说和法定代表人说。为促进单位犯罪司法实践的规范化，统一对直接责任人员的认识，2001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规定：“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是在单位实施的犯罪中起决定、批准、授意、纵容、指挥等作用的人员，一般是单位的主管负责人，包括法定代表人”。显然，最高司法解释中包含了上述各学说的主要内容。
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就是对单位犯罪负有直接责任的单位领导人员。他应当符合两个条件：
一是行为条件。即其应直接策划、决定、批准、授意、组织、指挥了单位犯罪，且该行为是引发单位实施犯罪的直接原因；
二是身份条件，即其应是单位的领导人员，是对单位事务具有一定的决策、管理、领导、指挥、监督权的领导人员。
结合本案，被告人王贤仁作为诚信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没有实际货物购销的情况下（双方无真实业务往来而所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即属虚开）直接策划、决定、批准诚信公司购买增值税发票，而且诚信公司又事实上购买了增值税发票，显然属于单位犯罪中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应对虚开增值税发票的行为负责。
（2）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最高人民法院《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指出：“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是在单位犯罪中具体实施犯罪并起较大作用的人员，既可以是单位的经营管理人员，也可以是单位的职工，包括聘任、雇佣的人员。应当注意的是，在单位犯罪中，对于受单位领导指派或奉命而参与实施了一定犯罪行为的人员，一般不宜作为直接责任人员追究刑事责任。”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海关总署《关于办理走私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8条规定：“根据单位人员在单位走私活动中所发挥的不同作用，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可以确定一人或者数人。对于受单位领导指派积极参与实施走私犯罪行为的人员，如果其行为在走私犯罪的主要环节起重要作用的，可以认定为单位犯罪的直接责任人员。”从以上解释可以看出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应是单位内部非领导成员，主观上须对所实施的单位犯罪是明知的，客观上须在实施单位犯罪中起了重要作用。本案中，被告人邵彦明不是诚信公司的领导成员，他积极向领导提供购买发票的信息，多次从张业领处购买增值税发票，且实际操作了本单位增值税发票的开具，应属于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2.单位犯罪直接责任人员的处罚
关于单位犯罪直接责任人员应当如何处罚，现行刑法没有明确规定。2001年1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下称《纪要》）。其中，关于直接责任人员的处罚，《纪要》规定：“对单位犯罪中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应根据其在单位犯罪中的地位、作用和犯罪情节，分别处以相应的刑罚，主管人员与直接责任人员，在个案中，不是当然的主、从犯关系，有的案件，主管人员与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在实施犯罪的主从关系不明显的，可不分主、从犯。但具体案件可以区分主、从犯，且不分清主、从犯，在同一法定刑档次、量刑幅度内就无法做到罪刑相适应的，应当分清主、从犯，依法处罚”。《纪要》反映了根据直接责任人员在单位犯罪中的地位、作用和犯罪情节来判处刑罚而不依共犯处罚规定处罚的基本立场，明确了单位犯罪直接责任人员与共犯是两种不同性质的刑事责任人员。在这一点上，应当说这一规定具有重要的意义。但它的基本立场与具体的处理意见相互矛盾：《纪要》一方面肯定了单位犯罪直接责任人员“不是当然的主、从犯关系，应根据其在单位犯罪中的地位、作用和犯罪情节分别处以相应的刑罚，”即确立了应当区别单位犯罪直接责任人员与共同犯罪中的共犯的基本立场；另一方面其又规定，在某些具体案件中“应当分清主、从犯”。显然，这一具体性的处理意见与其基本的立场是不相符的。这就造成了实践操作的不统一，同样的案件有的法院依据共同犯罪理论区分主、从犯来处理，有的法院却根据直接责任人员在单位犯罪中的地位、作用和犯罪情节来判处刑罚。
我们认为，单位犯罪直接责任人员的处罚不应适用主、从犯的处罚规定。理由是：共同犯罪是指数个相互独立的主体之间基于共同犯罪故意共同造成危害结果的发生的行为，而在单位犯罪中，单位与单位内部的直接责任人之间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这种关系决定了单位犯罪的刑事责任只能归属于单位，单位犯罪的主体只能是单位而不可能是直接责任人。由于不存在数个相互独立犯罪主体，因此，单位和直接责任人不可能构成共同犯罪，既然不能构成共同犯罪的关系，其相互之间也就不存在主、从犯的区分。所以本案被告人邵彦明的辩护人关于“被告人邵彦明是受王贤仁的指派而虚开的发票，在共同犯罪中所起作用较小，依法应对其减轻处罚”的辩护理由是不成立的。
对于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与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处罚应根据其在单位犯罪中的地位、作用和犯罪情节，分别处以相应的刑罚。一般情况下，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在单位犯罪中处于支配地位，通常是单位犯罪的决策者和指挥者，对单位犯罪的实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其行为的危害程度较重。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往往是在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的授意下具体执行的，所起作用较小，其行为的危害程度较低。因此，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虽然参加了单位犯罪的实施，但是法律对其处罚在程度上应当轻于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本案中，被告人王贤仁和邵彦明虽然均参与了单位的虚开增值税发票犯罪，但被告人王贤仁作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在这起单位犯罪中处于支配地位，对虚开增值税发票的实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其行为的危害程度较重，对其处罚也应重于作为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被告人邵彦明。
综上，一审法院的判决无疑是正确的。
（二）让他人为自己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例
《刑法》第二百零五条：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或者虚开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其他发票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虚开的税款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虚开的税款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有前款行为骗取国家税款，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严重，给国家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单位犯本条规定之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虚开的税款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虚开的税款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或者虚开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其他发票，是指有为他人虚开、为自己虚开、让他人为自己虚开、介绍他人虚开行为之一的。
2000年2月10日，被告单位建邦公司由法定代表人被告人何某出面，与被告人邵某及韩晓余（韩小雨）、黄安迪、徐伟江签订了一份为期5年承包经营建邦公司的协议书。签约后，被告邵某等四人在建邦公司以承包人身份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并对生产经营活动中的经济往来进行单独记账。2001年8月至9月间，承包人之一黄安迪退出承包，当时曾就承包利润进行核算，承包人黄安迪以应收货款转移等方式获得分红。承包期满后，其余原承包人继续以上述方式记账。被告单位建邦公司被承包经营后，被告人何某仍没有脱离对该公司的贷款、还款等事项的管理。发包方与承包方至今就被告单位建邦公司承包问题未进行处理。
2002年1月，宁波江东鸿鹄贸易有限公司经理李鸿定（另案处理）与被告人邵某电话联系业务时谈及增值税专用发票事宜，李某提出其公司向其他单位购货后，其销售的客户不需要发票，其公司有发票多余，如需要可商量。为此，被告人邵某征求何某的意见，何某同意开些发票进来。之后，被告人邵某与李鸿定联系开票事宜，双方明确具体操作方法为：被告邵某提供建邦公司所需发票的额度；李鸿定根据该额度，扣除开票费数额（价税合计3.8%至4%的比例），用现金从其使用的银行卡上汇入被告人邵某银行卡上；被告人邵某将该款转入建邦公司，建邦公司再加上被扣除的开票费汇付给由李鸿定指定的单位（实际与宁波江东鸿鹄贸易有限公司有货物买卖关系的供货单位）；最后，由收款单位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给建邦公司。2002年1月至2005年4月期间，被告人邵某按上述方法为被告单位建邦公司从河北宝硕股份有限公司等12家单位虚开得增值税专用发票共44份。另外，被告人邵某用直接支付给李鸿定上述同样比例的开票费的方法，以被告单位建邦公司为受票单位从宁波江东鸿鹄贸易有限公司虚开得增值税专用发票14份。上述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共58份，价税合计14990796.00元，其中税额2178149.89元，被告单位建邦公司均已向国税部门申报抵扣。
具体为：
1.从宁波江东鸿鹄贸易有限公司虚开得增值税专用发票14份，价税合计1289200元，其中税额187319.66元；
2.从河北宝硕股份有限公司氯碱分公司虚开得增值税专用发票3份，价税合计1275000元，其中税额185256.41元；
3.从河南恒通化工有限责任公司虚开得增值税专用发票1份，价税合计1000091元，其中税额145312.37元；
4.从南通市化工轻工股份有限公司虚开得增值税专用发票1份，价税合计397500元，税额57756.41元；
5.从南通市第二化工轻工公司虚开得增值税专用发票2份，价税合计148000元，其中税额21504.28元；
6.从江苏广全集团有限公司虚开得增值税专用发票2份，价税合计834000元，其中税额121179.49元；
7.从浙江省皮革塑料有限公司虚开得增值税专用发票3份，价税合计1215650元，其中税额176632.90元；
8.从济宁中银电化有限公司虚开得增值税专用发票1份，价税合计499525元，其中税额72580.55元；
9.从浙江特产石化有限公司虚开得增值税专用发票17份，价税合计5491380元，其中税额797892.84元；
10.从浙江五洋经贸发展有限公司虚开得增值税专用发票10份，价税合计906550元，其中税额131720.96元；
11.从青岛海晶化工集团有限公司虚开得增值税专用发票2份，价税合计740900元，其中税额107652.14元；
12.从上海海螺建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虚开得增值税专用发票1份，价税合计375000元，其中税额54487.18元；
13.从新疆天业化轻有限责任公司虚开得增值税专用发票1份，价税合计818000元，其中税额118854.70元。
2003年1月至2005年4月间，被告人苏某明知是被告单位建邦公司让他人虚开所得的增值税专用发票35份，价税合计9404171.00元，税额1366418.03元，仍为被告单位建邦公司做账后，向国税部门申报抵扣税款。
2005年5月26日，被告单位建邦公司经自查后主动到本市国税部门补缴217万余元税款及缴纳滞纳金14万余元。同年8月25日，被告人邵某、何某、苏某经通知后，主动向宁波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投案，并如实供述上述事实。案发后，被告人何某、邵某有揭发他人犯罪行为，经查证属实。
浙江省余姚市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邵某、被告单位建邦公司、被告人何某、苏某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于2006年7月20日向浙江省余姚市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被告人邵某辩解：
第一，承包协议签过，但没有具体实施。
第二，对公诉机关指控的“建邦公司许可其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有异议，其是该公司的职工，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其个人不可能去抵扣，其个人又没有得到任何利益。
被告人邵某的辩护人的辩护意见有：
第一，公诉机关将本案所涉58份增值税专用发票全部定性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定性有误，适用法律不当。从现有证据看，除宁波江东鸿鹄贸易有限公司14份增值税专用发票外，其余44份增值税专用发票不属于刑法第二百零五条所指的“虚开”，而应定性为非法购买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和偷税罪，应择一重罪即偷税罪处罚。
第二，公诉机关认定被告人邵某与建邦公司属于共同犯罪，与事实不符。本案所涉犯罪应为单位犯罪，被告人邵某作为直接责任人员，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第三，被告人邵某具有自首和立功的法定从轻、减轻情节及国家税款全部补缴的酌情从轻情节。
被告单位建邦公司辩解：
第一，公司是承包经营的，应由承包人承担刑事责任。其公司只对被告人邵某实施犯罪客观上起到了一定的帮助作用，应是共同犯罪中的从犯。
第二，本案应按偷税罪予以处罚。
第三，在案发前主动补缴税款，未造成国家税款的实际损失。
被告人何某辩解：关于承包问题，其理解是全部承包。被告人何某的辩护人的辩护意见是：
第一，公诉机关认定“被告人何某与作为承包者之一的被告人邵某签订了为期5年的就公司部分经营活动进行租赁承包协议书”不符合事实，且证据不足。根据承包经营协议书，应是全部承包，并非“部分”承包。该协议签定后也得到了实际履行。
第二，建邦公司发包后承包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法律责任应由承包人自行承担。被告人何某不承担承包后的纳税义务及法律责任。
第三，被告人何某作为法定代表人代表公司发包给承包人后，只对邵某实施犯罪客观上起到了一定的帮助作用，应是共同犯罪中的从犯。
第四，被告人何某有自首情节和立功表现。
被告人苏某辩解：为建邦公司虚开的发票是他们提供给其的，其没去拿；其没有许可被告人邵某去开发票。
被告人苏某辩护人的辩护意见是：
第一，被告人苏某在共同犯罪中没有决策权，没有丝毫利益所得，其仅起次要和辅助作用，应认定为从犯。
第二，被告人苏某自愿认罪并有自首情节。
余姚市人民法院认为，被告单位建邦公司违反税收征管制度，让他人为自己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58份，价税合计14990796元，其中税额2178149.89元，并已向国税部门申报抵扣，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在单位犯罪中，被告人邵某作为承包人在承包经营建邦公司以后，直接决策并具体实施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属于因承包经营被告单位建邦公司而产生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被告人何某系被告单位建邦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同意被告人邵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也是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被告人苏某明知是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35份，价税合计9404171.00元，税额1366418.03元，仍为被告单位建邦公司做账，并向国税部门申报抵扣税款，系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综上，被告人邵某、何某、苏某的行为均已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
公诉机关认定被告单位建邦公司、被告人邵某、何某、苏某均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罪名成立，但认定被告人邵某与被告单位建邦公司系共同犯罪不当，予以纠正。被告人邵某的辩护人提出的本案涉及44份发票应定性为非法购买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和偷税罪，择一重罪即偷税罪处罚的辩护意见以及被告单位建邦公司和被告人何某的辩护人提出的本案应按偷税罪进行处罚的辩解和辩护意见，与本案的事实及法律规定不符，不予采纳。被告人邵某的辩护人提出被告人邵某个人不能成为本案自然人犯罪主体的辩护意见，予以采纳，但辩称被告人邵某系单位犯罪中的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意见，与被告人邵某在单位犯罪中地位和作用不符，不予采纳。
在被告单位建邦公司实行犯罪中，被告人邵某在犯罪的主观方面是犯意的发起者，客观方面又起着主导作用，应认定为主犯；被告人何某在被告单位建邦公司实行犯罪中，客观上对作为被告单位建邦公司承包人的被告人邵某实行犯罪起到了次要作用，应认定其为从犯；被告人苏某在共同犯罪中起辅助作用，是从犯。对于从犯依法应当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被告人何某、苏某的辩护人提出被告人何某、苏某是从犯的辩护意见，予以采纳。
被告单位建邦公司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即被告人何某、邵某和作为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被告人苏某自动投案并如实供述单位犯罪的事实，应当认定被告单位建邦公司及被告人何某、邵某、苏某有自首情节，依法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相关辩护人对此提出的辩护意见，予以采纳。
案发后，被告人何某、邵某有揭发他人犯罪行为，并经查证属实，应认定有立功表现，依法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相关辩护人对此提出的辩护意见，予以采纳。
被告单位建邦公司已主动补缴全部税款，对被告单位建邦公司及被告人何某、邵某、苏某酌情予以从轻处罚。被告人何某、邵某、苏某自愿认罪，酌情予以从轻处罚。
对于被告单位建邦公司辩解其在共同犯罪中是从犯的意见。经查，被告单位建邦公司认为其是从犯，是基于公诉机关认定本案的被告人邵某与其进行共同犯罪，本院已纠正了这一指控，而认定其为独立的单位犯罪，因此不存在主、从犯之分，其辩解意见不予采纳。
综合上述情节，对被告单位建邦公司予以从轻处罚；对被告人邵某、何某、苏某依法予以减轻处罚。鉴于被告人何某、苏某上述犯罪事实、性质、情节以及对社会的危害程度，对其适用缓刑不致再危害社会，依法可适用缓刑。辩护人要求对被告人何某、苏某减轻处罚并适用缓刑的意见予以采纳。
为维护国家税收管理制度，严肃法制，对被告单位建邦公司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第六十七条第一款之规定，对被告人邵某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六十八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四款之规定，对被告人何某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七条、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六十八条第一款、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七十三条第二款、第三款之规定，对被告人苏某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七条、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七十三条第二款、第三款之规定，分别判决如下：
第一，被告单位建邦公司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罚金二十万元（罚金限本判决生效后三个月内缴纳）。
第二，被告人邵某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05年11月30日起至2010年11月29日止）。
第三，被告人何某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
第四，被告人苏某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
宣判后，被告单位余姚市建邦塑业有限公司、被告人邵某、被告人何某、被告人苏某未提出上诉。
就本案涉及的五个主要问题分别作以下简要分析：
1.利用他人为自己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并用于抵扣税额的行为如何定性？
被告单位建邦公司从河北宝硕股份有限公司等12家单位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44份并用于抵扣税额。是利用他人为自己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并用于抵扣税额的行为，属于刑法二百零五条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中的“让他人为自己虚开”情形，应按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处罚。理由如下：
被告单位建邦公司上述之行为是否属于刑法二百零五条的“让他人为自己虚开”是认定本案是否成立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关键。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所侵犯的客体是国家税收管理制度，主要是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管理制度。该管理制度应体现为二点：
其一，不允许恶意利用增值税专用发票牟利，更不得利用增值税发票逃税、偷税、骗税；
其二，增值税专用发票所联系和反映的必须是真实的、实际成立的交易关系，假的交易关系是不受保护的。
具体到本案查明事实：宁波江东鸿鹄贸易有限公司从其他单位购货后不需要增值税专用发票，该公司经理李鸿定为获取非法利益（收取开票费），被告人邵某为其承包企业即被告单位建邦公司取得增值税抵扣进项税额，双方合谋后，通过被告人邵某的承包企业即被告单位建邦公司账户将货款转付给与宁波江东鸿鹄贸易有限公司有实际货物买卖关系的供货单位后，交易货物由宁波江东鸿鹄贸易有限公司取得，供货单位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由被告单位建邦公司取得并用于进项抵扣。抵扣的税额特别巨大。
从上述查明事实可看出，表面上被告单位建邦公司与开票单位有货物买卖关系（建邦公司汇付货款，收款单位发货或需方自提并按实开具发票给汇付单位），实质上是虚假的，建邦公司与开票单位无实际货物交易，实际货物交易存在于宁波江东鸿鹄贸易有限公司与开票单位之间，只不过该公司经理李鸿定与被告人邵某具体操作了建邦公司与开票单位存在货物交易的假象而已。
被告单位建邦公司的上述虚假交易的目的是为了获取增值税专用发票并用于抵扣税额，从客观结果看，建邦公司以收购废料生产产品，产品销售后要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销项），根据税收法律法规规定，国家将对这种交易征收17%的增值税，而建邦公司收购废料时无进项发票，这就造成进项发票不足，无法抵扣，通过上述行为获得发票并进行抵扣，实际侵占了国家财产。
本案中建邦公司的上述行为显然侵害了国家对增值税发票的管理制度，在界定刑法第二百零五条中的“让他人为自己虚开”时，应掌握两点：
一是，“实开”的增值税发票应当是指以财税会计法规定为基础，如实反映交易全过程的增值税发票；
二是，购货所得的进项增值税发票，即使是如实开具的，如果在交易过程中有明显恶意，有骗取国家税款的客观行为，也应当认定进项发票是“虚假”，应认定为“让他人为自己虚开”。因此建邦公司的上述行为符合刑法第二百零五条规定的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中形式之一“让他人为自己虚开”，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
2.个人承包经营的企业犯罪是单位犯罪还是个人犯罪？
在本案中，公诉机关认定被告人邵某是作为自然人主体与被告单位建邦公司共同犯罪主要是依托被告人邵某等人与被告单位建邦公司之间存在着承包经营关系的事实。被告人邵某辩护人认为，被告人邵某与建邦公司共同犯罪与事实不符，本案所涉及的犯罪是单位犯罪，被告人邵某作为直接责任人员，承担相应责任，其个人不能成为本案自然人犯罪主体。我们认为，第一，承包经营只是经营方式的改变，都只是根据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原则，强化企业法人的法律地位，强化经营者的责任权利，完善企业机制的一种方式。企业的所有者既然将企业承包给他人，承包人势必以企业的名义参加经济活动，所产生的法律后果也应由企业承担，之后才是由承包人与企业所有者之间在内部进行利益分配、责任分担。企业所有者愿意在保留所有权不变的情况下将企业的使用权出让而获取一定的收益，就有义务对承包人对企业的使用情况进行监督，并承担承包人以企业的名义进行经济活动所带来的风险。而在法律上，企业被承包后其独立的企业法人的法律地位并无任何变化，企业行为的法律后果同样也不应有变化。因此，被承包的企业实施的犯罪行为，是否按单位犯罪处理，首先要取决于该企业是否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单位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的“单位”，显然，被告单位建邦公司的性质属有法人资格的私营企业，在此规定的“单位”范围之列，应按单位犯罪处理。同时，在这种经营方式下，承包人员已成为被承包单位的成员之一，他们的经营行为是代表单位而不是代表个人，是一种单位行为。被告人邵某的上述行为是以单位名义进行，应认定为单位犯罪。
第二，要认定企业承包人作为自然人犯罪主体，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单位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三条的规定精神，企业被承包后以实施犯罪为主要活动的，或者违法所得归承包人所有的，依照刑法有关自然人犯罪的规定定罪处罚。本案的现有证据都不能证明被告人邵某在企业承包后以实施犯罪为主要活动的和违法所得归其承包人所有的事实。因此，公诉机关认定被告人邵某作为自然人犯罪主体与建邦公司共同犯罪，指控不当，应予以纠正，被告人邵某及其辩护人关于被告人邵某不能作为自然人犯罪主体与被告单位建邦公司构成共同犯罪的意见，予以采纳。
3.被告人邵某是单位犯罪中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还是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本案认定建邦公司以单位犯罪，那么如何确定该单位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本案被告人邵某在单位犯罪中是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还是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我们认为，根据查明的事实，被告人邵某一方面在建邦公司单位犯罪中是直接具体实施犯罪的人员，在单位犯罪中是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另一方面因其是被告单位建邦公司的经营承包人，其已成为被告单位建邦公司决策机构成员，有权决定公司运作过程中的相关事务，包括实施承包单位的犯罪行为，其属于因承包经营被告单位建邦公司而产生的该单位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因此从在单位犯罪中有决定权的角度来确定，应认定其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由于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身份可以隐含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身份（反之则不可），因此辩护人关于被告人邵某在单位犯罪中单一是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辩护意见与事实和法律不符，不予采纳。
4.企业被他人承包经营后，企业的法定代表人是否要承担承包企业者进行犯罪活动的责任？
在本案中，在认定被告单位建邦公司为单位犯罪，承包人之一即被告人邵某为单位犯罪中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后，作为被告单位建邦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即被告人何某在企业（建邦公司）被承包经营后，是否要承担承包企业进行犯罪活动的责任问题，也就是说，被告人何某是否可认定为是被告单位建邦公司单位犯罪中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对此有两种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被告人何某不构成犯罪。理由：被告人何某将其所有的企业即被告单位建邦公司发包给被告人邵某等人经营，双方签订了承包经营协议，根据协议的约定，承包的内容包括了被告单位建邦公司产、供、销及人、财、物的经营和管理。在本案中查明，该协议发包方与承包方均无异议，因此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内容又不违反法律的规定，故属于合法有效。发包方与承包方均必须按约履行，否则就产生违约，尽管目前双方对协议的全面履行及部分履行产生分歧，这种在承包经营中产生的争执，无非存在哪方违约问题，不能以此为由而否定双方之间合法有效的承包经营关系，最终对双方的承包问题还是要依法依约进行处理的。就虚开发票的获利来说，因双方在承包协议中约定承包企业的应纳税款均由承包方自理，那么虚开发票所获得的利益自然归属于承包方。就发包方而言，虚开发票是无利可图的。
因此，一方面，被告单位建邦公司被被告人邵某等人承包经营后，所有权与经营权已相分离，被告人何某虽是法定代表人，但已不是该企业决策机构的成员，无权决策。从被告单位建邦公司会计即被告人苏某的供述中也可明确，被告人何某没有指示其操作虚开发票，只有被告人邵某指示其如何操作虚开发票。在本案中，被告人何某已不是单位犯罪中处于决策和指挥实施犯罪的地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那么其表态同意承包人即被告人邵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就不具有概括的犯罪故意，对单位故意范围内的整个犯罪结果不应负责。
另一方面，在被告人何某表态同意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事实认定上存在证据不足，被告人何某只有在最初的供述中表示过是同意让被告人邵某虚开些发票，但在被采强制措施后的所有供述中均否认同意之事。之后在庭审中又当庭供述是同意过邵虚开过一些发票，综观被告人何某的供述，假如被告人何某在同意上又出现否定，那么，从本案目前的证据看，除被告人邵某的供述外，无其他可相印证的证据。证据显得非常单薄，难以认定。
第三方面，依照最高院编著的《基层人民法院法法官培训教材务实卷刑事审判篇》中关于“共同犯罪的认定”所阐述的意见，“对于共谋而未实行者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于首倡犯意并策划犯罪方法而未实行者，一般应认定为主犯；对于只是一般参与共谋而未实行者，一般应当认定为从犯；对于参与共谋作用轻微又没有实行者，可以认定为„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构成犯罪”。结合本案事实，被告人何某在企业已发包给被告人邵某等人经营的情况下（被告人何某无决策权），被告人邵某就承包企业虚开发票的犯意向被告人何某表明，何表示同意，应认为参与共谋作用轻微。综上，被告人何某不是被告单位建邦公司单位犯罪中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也不是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因此其是无罪的。
另一种观点认为被告人何某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理由：被告人何某在被告单位建邦公司被被告人邵某等人承包经营后，被告单位建邦公司所有权与经营权产生分离，被告人邵某享有承包企业经营活动的决策权，但被告人何某并非因此而脱离了对被告单位建邦公司所有的管理，被告单位建邦公司有些事务其客观上仍在处理，如公司的贷款、还款等都需其着手处理，从这一角度讲，其仍有决定权，其的言行对被告单位建邦公司的运作仍产生一定作用，因此其在企业发包后，对承包人即被告人邵某提出承包企业要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表示同意态度，对被告人邵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犯罪具有帮助作用。被告人何某同意承包人即被告人邵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刑法理论上称为“共谋”，作为法定代表人参与共谋，不能认定作用轻微，“共谋”属于犯罪行为，应将被告人何某认定为被告单位建邦公司单位犯罪中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我们赞同第二种观点。
5.单位犯罪中，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间如何区分主、从犯？若存在两个以上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时，他们之间是否还可区分主、从犯？
依法律规定，主、从犯区分必须存在于共同犯罪当中，本案已认定建邦公司为独立的单位犯罪，因此，本案就涉及到对单位犯罪中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是否可分主从犯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单位犯罪案件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是否可分主从犯问题的批复”中所明确的意见，在审理单位犯罪案件时，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可不分主犯、从犯，按照其在单位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判处刑罚。对此批复，最高人民法院在理解与适用中明确，关于审理单位犯罪案件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是否可分主从犯，理解为原则上可不区分主从犯，但特殊情况下并不排除可以进行这种区分，所谓特殊情况，主要是指根据具体案情，如不区分主、从犯，在对被告人决定刑罚时很难做到罪、责、刑相适应。例如，一般情况下，单位犯罪中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处于决策和指挥实施犯罪的地位，具有概括的犯罪故意，应该对单位故意范围内的整个犯罪结果负责，即应负主要责任；单位中其有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于具体实施犯罪的地位，具有具体的犯罪故意，应该对其在单位故意范围内具体实施的行为负责。但是，犯罪单位中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并不是对于任何单位故意犯罪都起到主要作用，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也并不都起次要作用。在某些情况下，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对在单位犯罪中所起的作用明显小于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如果对于主管人员不减轻或免除处罚，就不能做到罪责刑的完全适应，不能准确地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判处刑罚。在这种情况下，就可以而且应当区分主、从犯。结合本案，从建邦公司法定代表人即被告人何某在建邦公司作为单位犯罪当中所起作用和地位分析，根据查明的事实，其作用要明显小于被告人邵某。被告人邵某是首倡犯意并策划犯罪方法及具体实行人员，应认定为共同犯罪中的主犯。被告人何某与邵某之间有一层企业承包经营关系，其同意虚开，只是一般性参与共谋，同时其不具体操作虚开，其属于共谋而未实行者，依照最高院编著的《基层人民法院法法官培训教材务实卷刑事审判篇》中关于“共同犯罪的认定”所阐述的意见，应当认定为从犯。
根据查明的事实，被告人苏某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处于从属，作用亦要小于被告人邵某，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是辅助作用，也应认定为从犯。
最高院司法解释中允许在单位犯罪中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间区分主、从犯，由此说明在单位犯罪中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有他直接责任人员之间的犯罪也属共同犯罪之列。本案在主从犯的区分上有其特殊性，在单位犯罪中既在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与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之间区分了主、从犯（即被告人邵某与被告人苏某之间）。又在两个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被告人邵某与被告人何某）之间区分了主、从犯。在单位犯罪中对两个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区分主从犯是否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单位犯罪中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与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之间区分主、从犯”的司法解释及其理解？我们认为并不冲突。理由：
（1）一个单位犯罪中可以有几个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同时并存（决策机构成员，包括单位的正、副职等），依照刑法的相关规定主、从犯的认定是根据行为人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加以区分的。因此本案中将被告人邵某与被告人何某区分为主从犯并不违反上述规定。
（2）退一步讲，即便上述理由存在不妥，本案对被告人邵某与被告人何某区分为主从犯也不违反上述规定。在本案中，被告人邵某既是单位犯罪中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从其是承包人，对承包企业运作有决定权的作用而认定），又是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从其直接实施具体犯罪作用而认定），其具有双重身份，因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身份可以隐含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身份，在本案中，对被告人邵某认定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同时隐含其又属于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身份，因此，本案将被告人邵某与被告人何某区分为主从犯，也可理解是从被告人邵某是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角度加以区分的。因此并不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单位犯罪中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与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之间区分主、从犯”的司法解释及其理解的规定。
要点提示：利用他人为自己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并用于抵扣税额的行为，应按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处罚。
十三、虚开用于抵扣税款发票案例分析
（一）虚开用于抵扣税款发票罪中的证据
公诉机关浙江省宁波市人民检察院。被告单位宁波某某家纺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金某。诉讼代表人任某某，系宁波某某家纺有限公司职工。
被告人金某，男，1962年11月15日出生，汉族，浙江省宁海县人，高中文化，系宁波某某家纺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宁海县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2009年4月9日因涉嫌犯虚开用于抵扣税款发票罪被宁海县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5月11日被依法逮捕。现羁押于宁海县看守所。
被告人赵某，女，1957年3月16日出生，汉族，浙江省宁海县人，高中文化，系宁波某某家纺有限公司财务负责人。2009年4月17日因涉嫌犯虚开用于抵扣税款发票罪被宁海县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5月12日被依法逮捕。现羁押于宁海县看守所。
浙江省宁波市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单位宁波某某家纺有限公司、被告人金某、赵某犯虚开用于抵扣税款发票罪，于2010年1月18日向法院提起公诉。法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浙江省宁波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出庭支持公诉。被告单位的诉讼代表人任某某、被告人金某、赵某及辩护人刘兵、郑律师、许律师到庭参加诉讼。
浙江省宁波市人民检察院指控：2008年7月至10月间，时任宁波某某家纺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被告人金某，在采购原材料时不按规定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致使公司没有进项发票。被告单位宁波某某家纺有限公司为了达到抵扣进项税额的目的，由被告人金某从他人处开得8份合计税额为人民币2420952.57元的“宁波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并授意时任该公司财务负责人的被告人赵某以票面价税合计2%的比例支付费用给开票方。上述8份“宁波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已由被告人赵某指使他人向税务机关申报抵扣，被抵扣税款均未追回。为证明指控的犯罪事实，公诉机关向法庭提供了证人施某某等人的证言，书证宁波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相关记账凭证、银行凭证、抵扣清单、工商登记资料、抓获经过、户籍证明以及被告人金某、赵某的供述等证据。公诉机关认为，被告单位宁波某某家纺有限公司让他人为自己虚开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虚开税款数额巨大，被告人金某、赵某作为宁波某某家纺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财务负责人，对其公司虚开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行为负有直接责任，分别系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其行为均已触犯《刑法》第二百零五条之规定，应当以虚开用于抵扣税款发票罪追究其刑事责任，提请法院依法予以判处。
被告单位的诉讼代表人任某某对起诉书指控其单位虚开用于抵扣税款发票的犯罪事实没有意见。被告人金某对起诉书指控其单位虚开用于抵扣税款发票，其作为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亦已构成虚开用于抵扣税款发票罪以及对所指控其的相关犯罪事实没有意见。
经审理查明：被告单位宁波某某家纺有限公司于2004年11月注册成立，主要经营化纤毯、野营毯、拉绒毯、沙滩床、家用电器制造，自营和代理货物与技术的进出口等，由被告人金某负责实际经营直至2009年案发。2008年7月至10月间，被告单位宁波某某家纺有限公司为谋取非法利益，由时任该公司法定代表人的金某，在采购原材料时以低价进货等方式，不按规定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致使公司缺少进项发票。为达到抵扣进项税额的目的，金某先后让他人为被告单位虚开得合计税额为人民币2420952.57元的“宁波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8份（后经宁波海关鉴定系虚假发票），并授意时任该公司财务负责人的被告人赵某以票面价税合计2%—3%的比例支付费用给开票方。上述“宁波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8份由赵某负责向税务机关申报抵扣。为掩盖其犯罪行为，金某又指使并伙同赵某等人向银行申请开具收款人为“浙江某某进出口有限公司”的汇票6份以支付虚构的货款，并最终将汇票项下的相应钱款贴现套回或另作他用，并制作公司假帐。被抵扣税款至今尚未追回。
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提交，并经法庭质证、认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明：
1.证人陈某的证言，证明2008年5月份，其在处理账务时，发现销货发票的数量远远大于原材料的实际购入量，遂向财务负责人赵某汇报，赵某指使其用暂估入账增大原材料的数量。2008年7-10月，有人用快递方式将8份宁波海关进口专用缴款书，寄到其财务室，后赵某让其在财务上入账。赵某还叫其让胡某根据金某的意思伪造入库单。其公司主要原料采购地点在绍兴。2008年其公司没有从境外进口过原材料。
2.证人王某的证言，证明其于2008年3月至2009年1月担任宁波某某家纺有限公司出纳。2008年10月10日那张汇票申请书是其经办的，那天赵某叫其到中信银行宁波分行办理45万元的汇票，收款人是浙江某某进出口有限公司，汇票办好后，其盖上随身带的宁波某某家纺有限公司的财务、法人章，然后在办理行把这张汇票交给宁波办事处的柳经理。8月27日那张汇票是叶某经办的，其它四张汇票从笔迹上看，应该是柳某办的。另外，赵某时常让其到中山路的工行、农行去汇款，汇款名字、帐号、数额都是赵某写好交给其的，汇的都是现金，数额在几万元左右。
3.证人陈某、陈某（女）的证言，均证明宁波某某家纺有限公司实际负责经营者一直都是金某。
4.证人陈某的证言，证明涉案的6份宁波某某家纺有限公司开出的华东三省一市银行汇票均是金某让其帮忙贴现，汇票第一背书栏中“浙江某某进出口公司”及“王某”的章均是事先盖好等事实。
5.证人周某的证言，证明号码为80781901的汇票背书栏中的“徐某、周某”是其所填。涉案的6份汇票都是金某叫其姐夫陈某某套现等事实。
6.证人施某的证言，证明浙江某某进出口有限公司与宁波某某家纺有限公司没有任何业务往来，8份宁波海关进口专用缴款书与该公司无关联。
7.证人叶某的证言，证明三门县某某厂与浙江某某进出口有限公司及周某均没有资金上的往来。号码为80769761的华东三省一市银行汇票背书面的“三门县某某厂财务专用章”及“叶某”的章非其所盖。
8.证人任某某的证言，证明2008年10月份曾受金某或柳某的委托，四次带汇票去路桥商业银行门口交给等在那里的陈某，其中一次柳某给了其两枚公章，叫陈某盖好章后带回还给了柳等事实。
9.证人柳某的证言，证明2008年10月份，其曾帮金某办过四份中信银行的汇票，出票人是宁波某某家纺有限公司，收款人是浙江某某进出口有限公司。
10.证人叶某的证言，证明宁波银行2008年8月27日那份汇票是由赵某指使其办理，当时赵某曾让其带一套公章交给金某。
11.宁海县国家税务局税务案件移送书、假票清单、提退税款明细报告表、虚假宁波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8份，证明宁波某某家纺有限公司在2008年7月至10月生产经营期间，取得8份虚假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经宁波海关现场业务处核查，涉案的8份海关专用缴款书不存在。该8份虚假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合计税款人民币2420952.57元，并于当期被该公司申报抵扣进项税额。上述相关书证经二被告人及被告单位的诉讼代表人辨认后，确认无异议。
12.宁海县国家税务局城区税务分局出具的宁波某某家纺有限公司增值税海关完税凭证抵扣明细以及该公司的记账凭证、实物入库凭证，证明宁波某某家纺有限公司利用8份虚假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申报抵扣进项税额人民币2420952.57元，并已入公司帐，该公司通过补做入库单的手段以掩盖购买宁波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抵扣税款的事实。上述相关书证经二被告人及被告单位的诉讼代表人辨认后，确认无异议。
13.浙江某某进出口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情况说明及相关印章印模式样，证明浙江某某进出口有限公司预留的真实财务印章、“王某”印章样式以及该公司与宁波某某家纺有限公司无任何业务往来，八份宁波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与该公司无关，也没有收到过宁波某某家纺有限公司2008年10月10日、14日、24日汇入的3笔所谓“货款”的事实。
14.涉案的汇票申请书5份、华东三省一市银行汇票6份，证明汇票上记载了付款人宁波某某家纺有限公司，收款人是浙江某某进出口有限公司，该6份汇票通过周某（女）、徐某等人背书给了周某或陈某。上述书证印证了宁波某某家纺有限公司为掩盖其无货虚开的犯罪事实，向银行申请开具汇票用以支付所谓“货款”，再将相关资金套回或另作他用的犯罪事实。上述相关书证经二被告人及被告单位的诉讼代表人辨认后，确认无异议。
15.宁波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宁海分局出具的工商登记材料、行政处罚决定书，以及宁海县国家税务局城区税务分局出具的非正常详细信息材料，证明宁波某某家纺有限公司工商登记的基本情况和2007年8月29日工商管理部门就金某抽逃公司出资决定对其行政处罚以及2009年6月1日该公司被税务机关认定为非正常户。
16.宁海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宁人大（2009）9号文件，证明宁海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许可对县十六届人大代表金某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17.宁海县公安局出具的抓获经过及相关破案报告，证明被告人金某、赵某到案的具体经过情况，并证实赵某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但未如实交代自己的罪行等事实。
18.宁海县公安局出具的户籍证明，证实被告人金某、赵某的身份情况。
19.被告人金某、赵某的供述，对上述犯罪事实供认在案，且能相互印证，并与上述各证相符。
法院认为，被告单位宁波某某家纺有限公司让他人为自己虚开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虚开税款数额巨大；被告人金某、赵某作为被告单位宁波某某家纺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财务负责人，对被告单位虚开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的行为负有直接责任，分别系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被告单位宁波某某家纺有限公司和被告人金某、赵某的行为均已构成虚开用于抵扣税款发票罪。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成立。被告单位宁波某某家纺有限公司以及被告人金某、赵某犯罪数额巨大，均应依法惩处。鉴于被告人金某、赵某庭审时自愿认罪，认罪态度尚好，依法可酌情从轻处罚。被告人赵某的辩护人提出赵某有白首情节且系从犯等辩护意见，经查，赵某虽在案发后主动向公安机关投案，但其投案的目的是为其弟弟赵某开脱刑事责任，未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也没有交代其所知同案犯的共同犯罪事实，故依法不能认定其自首；另外，赵某犯罪虽受金某授意、指使，但其在具体犯罪中行为积极，作用显著，依法不能认定其系从犯，故辩护人提出的上述辩护意见与事实和法律不符，不予采纳。被告人赵某虽依法不能认定系从犯，但其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与被告人金某相比要小，故依法可对其酌情从轻处罚。依照《刑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一款、第三款、第四款、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第一，被告单位宁波某某家纺有限公司犯虚开用于抵扣税款发票罪，判处罚金人民币50万元。（所处罚金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缴纳。）
第二，被告人金某犯虚开用于抵扣税款发票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刑期自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09年4月9日起至2022年4月8日止）
第三，被告人赵某犯虚开用于抵扣税款发票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刑期自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09年4月17日起至2019年4月16日止）
第四，犯罪所得人民币2420952.57元继续予以追缴。
（二）小规模纳税人虚开运输费发票不构成虚开抵扣税款发票罪
2004年8月30日，某公司法定代表人严某，因涉嫌虚开抵扣税款发票罪，被公安分局刑事拘留。2004年9月2日，律师通过到看守所会见严某并了解相关情况，得知严某担任法定代表人的某公司与某电厂做过一煤灰清运工程，由公司为电厂寻找堆放煤灰的场地，并将煤灰从电厂清运出去，由电厂按车计付费用。由于公司本身没有运输车辆，不具有运输能力，于是该公司组织社会车辆参与运输，按车计付运输费。因参与运输的车辆众多，又都是个体，没有发票，因而出现了公司实际支付了运输费，但收取运输费的人不能提供发票，公司无法做帐的局面。为能填平实际支付的数额，经人介绍，该公司按照实际支付的运输费数额，从他人处开来相应的运输费发票用于公司平帐，票面总金额为1700万余元，该公司还按照票面金额的一定比列支付给出票人手续费。事后，律师还了解到，该公司为小规模纳税人。
本案涉及金额巨大，根据刑法第205条的规定，如果罪名成立，严某将被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但在仔细分析案情后，律师认为严某的行为尚不>构成犯罪，并据此制做了法律意见书，分别提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要求公安机关放弃对严某的指控，同时要求检察机关不批准对严某的逮捕申请。并认为指控的罪名不成立。理由如下：
第一，犯罪嫌疑人不构成虚开抵扣税款发票罪。虽然犯罪嫌疑人担任法定代表人的公司从他人处虚开的运输发票具有抵扣功能，但犯罪嫌疑人严某不构成虚开抵扣税款发票罪：首先，主观上犯罪嫌疑人从他人处虚开发票的目的不是为了抵扣应缴纳的税款。虽然刑法第205条没有规定虚开抵扣税款发票罪的目的条件，但虚开抵扣税款发票罪规定在“危害税收征管罪”中，根据立法本意，该罪主观上应具有抵扣税款的目的，同时根据刑法第205条的表述，“虚开……或虚开用于……”，也表明虚开抵扣税款发票罪的主观目的应是为了“用于”抵扣税款，所以虚开抵扣税款发票罪的主观目的应是为了抵扣税款，若不是出于抵扣税款，而是出于其他目的（如平帐、上市公司需增业绩等）虚开发票的，则不构成虚开抵扣税款发票罪。本案中，犯罪嫌疑人严某的所在公司在向他人支付运输费后，因收取运输费的均为个人，没有提供给犯罪嫌疑人所在单位可以列支做帐的发票。为弥补所在单位做帐的需要，犯罪嫌疑人从他人处开来运输费发票，目的是为了做到帐面金额与实际支出相符，而不是为了抵扣税款。故犯罪嫌疑人严某没有虚开抵扣税款发票罪的主观条件。其次，客观上虚开的发票不能用于抵扣税款，也没有用于抵扣，不具有刑法上的危害性。根据法律规定，只有一般纳税人单位才有抵扣税款功能，小规模纳税人没有抵扣税款功能。犯罪嫌疑人严某担任法定代表人所在的公司为小规模纳税人，没有抵扣税款功能，这家公司自成立以来也从未向税务机关抵扣过任何税款。因此犯罪嫌疑人严某从他人处虚开的发票，客观上虚开的发票不能用于抵扣税款，也没有用于抵扣，没有危害国家的税收，不具有刑法上的危害性。综上所述，犯罪嫌疑人不构成虚开抵扣税款发票罪。
第二，犯罪嫌疑人不构成偷税罪。根据《税收征管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纳税人伪造、变造、隐匿、擅自销毁账簿、记账凭证，或者在账簿上多列支出或者不列、少列收入，或者经税务机关通知申报而拒不申报或者进行虚假的纳税申报，不缴或者少缴应纳税款的，是偷税。偷税罪，是指纳税人、扣缴义务人故意违反税收法规、采取伪造、变造、隐匿、擅自销毁账簿、记账凭证、在账簿上多列支出或者不列、少列收入、经税务机关通知申报而拒不申报或者进行虚假的纳税申报的手段，不缴或者少缴应缴纳税款，情节严重的行为。根据刑法修正案
（七），本罪已被逃税罪取代。逃税罪是指纳税人采取欺骗、隐瞒手段进行虚假纳税申报或者不申报，逃避缴纳税款数额较大的行为。如上所述，犯罪嫌疑人虚开发票的主观目的是为了填平实际支出的运输费，而不是为了虚列支出，增加成本。实际上，从他人处虚开来的发票金额，犯罪嫌疑人所在单位均已实际支出，犯罪嫌疑人也正是根据实际支出多少运输费数额，从他人处开多少数额发票，根本不存在多开。犯罪嫌疑人的行为也没有导致国家税款的流失。因此，犯罪嫌疑人不构成偷税罪。后检察机关采纳了律师的意见，没有批准对严某的逮捕申请，严某被取保候审。一年后公安机关解除了对严某的取保候审。
当然，严某的行为属于《发票管理办法》所规定的虚开发票行为，应当接受行政处罚，即由税务机关没收违法所得；虚开金额在1万元以下的，可以并处5万元以下的罚款；虚开金额超过1万元的，并处5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篇：职工技能大赛财会职业技能竞赛-中国会计报专题辅导(八)-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要点提示(下).8月23日
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要点提示（下）
时间：2013-08-2
3重大的项目变更：应当按照项目决策和概预算控制的有关程序和要求重新履行审批手续。因工程变更等原因造成价款支付方式及金额发生变动的，应当提供完整的书面文件和其他相关资料，并对工程变更价款的支付进行严格审核。
担保业务：企业内设机构未经授权不得办理担保业务。企业为关联方提供担保的，与关联方存在经济利益或近亲属关系的有关人员在评估与审批环节应当回避。对境外企业进行担保的，应当遵守外汇管理规定，并关注被担保人所在国家的政治、经济、法律等因素。
业务外包：企业应当权衡利弊，避免核心业务外包。对于重大业务外包，企业应当密切关注承包方的履约能力，建立相应的应急机制，避免业务外包失败造成本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中断。
财务报告：企业负责人对财务报告的真实性、完整性负责。
全面预算：企业应当设立预算管理委员会履行全面预算管理职责，其成员由企业负责人及内部相关部门负责人组成。预算管理委员会下设预算管理工作机构，由其履行日常管理职责。预算管理工作机构一般设在财会部门。总会计师或分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应当协助企业负责人负责企业全面预算管理工作的组织领导。
合同管理：合同文本一般由业务承办部门起草、法律部门审核。重大合同或法律关系复杂的特殊合同应当由法律部门参与起草。
信息系统：企业负责人对信息系统建设工作负责。企业应当建立信息系统变更管理流程，信息系统变更应当严格遵照管理流程进行操作。信息系统操作人员不得擅自进行系统软件的删除、修改等操作；不得擅自升级、改变系统软件版本；不得擅自改变软件系统环境配置。
外部董事、独立董事制度：国有独资公司和国有控股公司应建立外部董事、独立董事制度，外部董事、独立董事人数应超过董事会全部成员的半数，以保证董事会能够在重大决策、重大风险管理等方面作出独立于经理层的判断和选择。
缺陷认定：对于重大缺陷，应当由董事会予以最终认定，企业要及时采取应对策略，切实将风险控制在可承受度之内。对于重要缺陷和一般缺陷，企业应当及时采取措施，避免发生损失。
独立性原则：会计师事务所在受聘为企业提供有关内部控制咨询或审计服务时，应当坚持独立性原则，严格遵守《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要求，不得与具有网络关系的中介机构同时为同一企业提供内部控制咨询和审计服务。有的会计师事务所采取内部隔离方式，即在内部成立咨询部门和审计部门，两个部门之间相互独立，人员不交叉使用，在形式上建立了内部的“防火墙”。这种方式难以有效地将内部控制咨询和内部控制审计业务进行分离，不符合独立性要求。
【例题】
1.下列关于全面预算的说法中不正确的是（D）。
A.预算管理委员会履行全面预算管理职责，其成员由企业负责人及内部相关部门负责人组成B.预算管理工作机构一般设在财会部门
C.企业可以选择或综合运用固定预算、弹性预算、滚动预算等方法编制预算
D.企业应当在预算开始后尽快开始全面预算草案的编制工作
2.下列关于公司治理结构的表述，正确的有（AC）。
A.股东（大）会享有法律法规和企业章程规定的合法权利，依法行使企业经营方针、筹资、投资、利润分配等重大事项的表决权
B.董事会对股东（大）会负责，支持企业的生产经营管理工作
C.监事会监督企业董事、经理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依法履行职责
D.经理层依法行使企业的经营决策权
3.内部控制的重大缺陷应当由股东（大）会予以最终认定。（×）
4.新疆公司为一家以资源勘探和矿业开采为主业的大型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公司的战略定位是：以资源勘探和矿业开采为主营业务，以全国一流资源勘查技术水平为支撑，做全国一流资源勘探和矿业开采的领头羊。为进一步实现经济效益的大幅提高和公司品牌影响力的持续扩大，甲公司于2013年6月30日召开董事会，就下一阶段的发展规划作出如下决议：
（1）鉴于印尼矿产资源丰富，尚未被充分开采，同时两国关系较好，印尼政局比较稳定。公司预测市场前景良好，决定开拓印尼这个新兴市场，与印尼当地公司合作，承担印尼的资源勘探、煤层自燃检测等项目，逐步扩大市场占有率，今后进一步在印尼成立海外矿业子公司。根据公司境外经营的统一政策，产品和服务以本地货币计价，同时交易以美元结算。
（2）公司准备在内蒙古开发一个铁矿勘探工程项目，由于项目重大，公司内部专家资源有限，特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专业机构A机构开展可行性研究，形成可行性研究报告，并对可行性研究报告进行评审。可行性研究及评审的结果认为内蒙古铁矿勘探工程项目可行。公司依据评审意见，按照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对工程项目进行决策后，开始工程建设。
（3）公司作为国有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一方面重视安全生产投入，在人力、物力、资金、技术等方面提供必要的保障，健全检查监督机制，确保各项安全措施落实到位；另一方面加大对环保工作的人力、物力、财力的投入和技术支持，不断改进工艺流程，降低能耗和污染物排放水平，实现清洁生产。较高的环保及安全生产方面的成本，导致公司经营获利很少。对此，公司决定改变经营策略，进军利润水平非常高的房地产行业，将主营业务由资源勘探和矿业开采逐步转向资源勘探、矿业开采与国内房地产开发并重，争取在3年内挤进全国房地产行业的前10位，进一步扩大公司的影响力，同时增强公司的获利能力。
（4）本期人事变动：公司总会计师因移居美国将要离职，董事会决议通过副总工程师范某升任总会计师议案。范某接任总会计师，可以利用其技术专家的优势，对财务决策提供技术支持。虽然范某在财务管理和财务会计方面知识不足，但他有理工科的背景，学习起来比较快，望相关部门人员予以支持和配合。
（5）加大研发力度，以培育享誉国际的自主品牌为目标，充分利用公司高素质的研究团队和丰富的研发资源，在空间遥感、地理信息系统研建、地下管网探测、计算机信息开发、石油丛式井钻进的各个技术领域启动全方位研发工作，力争在较短时间内有所突破。
（6）不断完善公司治理结构，营造良好的内部环境。建立外部董事、独立董事制度，董事会中外部董事、独立董事人数不少于董事会全部成员的1/3，以保证董事会能够在重大决策、重大风险管理等方面做出独立的判断和选择。
要求：
1.根据财政部、证监会、审计署、银监会、保监会联合发布的《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和《企业内部控制配套指引》，逐项识别甲公司董事会决议中（1）至（6）项决议所面临的主要风险；同时，针对识别出的主要风险，逐项设计相应的控制措施。
2.假设你是甲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立足企业层面考虑，简要说明在制定风险应对策略时需要考虑的主要因素，【参考答案】
1.（1）第一项决议存在的风险：甲公司在印尼市场开展经营，以本地货币计价，以美元结算交易，可能由于汇率波动而产生汇率风险。
控制措施：甲公司可以采取套期保值（或：远期合约、提前或延期收付款、购买保险）等措施来降低或分担风险。
（2）第二项决议存在的风险：立项缺乏可行性研究或者可行性研究流于形式，决策不当，盲目上马，可能导致难以实现预期效益或项目失败。
控制措施：应当将可行性研究报告和对可行性研究报告的评审分别委托给不同的具有相应资质的专业机构，以保证可行性研究报告以及评审意见的可靠性。
（3）第三项决议存在的风险：发展战略过于激进，贸然进入高风险的房地产业偏离了主业，可能导致企业过度扩张，甚至经营失败。
控制措施：企业应当在充分调查研究、科学分析预测和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制定发展目标，根据发展目标制定战略规划。
（4）第四项决议存在的风险：会计系统控制不当，由副总工程师接任总会计师，可能会因专业胜任能力不够导致财务决策失误。
控制措施：应当由具备会计师以上专业技术职务资格的人担任总会计师。
（5）第五项决议存在的风险：研究项目未经科学论证或论证不充分，可能导致资源浪费。
控制措施：甲公司应当根据发展战略，结合市场开拓和技术进步要求，科学制定研发计划，提出研究项目立项申请，开展可行性研究，编制可行性研究报告，按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对研发项目进行审批。
（6）第六项决议存在的风险：组织架构设计风险，治理机构缺乏科学决策、良性运行机制和执行力，可能导致企业经营失败，难以实现发展战略。
控制措施：国有独资公司和国有控股公司应建立外部董事、独立董事制度，外部董事、独立董事人数应超过董事会全部成员的半数，以保证董事会能够在重大决策、重大风险管理等方面做出独立于经理层的判断和选择。
2.企业应当在分析了相关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和影响程度、对识别的风险进行分析和排序、确定关注重点和优先控制的风险后，结合风险承受度，权衡风险与收益，制定风险应对策略。风险应对策略的选择与企业风险偏好密切相关，应当避免因个人风险偏好给企业经营带来重大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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