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关于作文的真实性与文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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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作文的真实性与文学性
作者：王先霈 秦 蕾
来源：《语文教学与研究(教研天地)》2010年第10期
王先霈,著名文学教育家。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主要著作有《小说技巧探赏》《明清小说理论批评史》《文学心理学概论》《圆形批评论》《佛语哲思》等。曾获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湖北省政府屈原文艺创作奖,国家教委首届人文社会科学著作二等奖,香港柏宁顿(中国)教育基金会第一届孺子牛金球奖,中国图书奖,湖北省社科著作二等奖,首届国家精品课程奖等。
问者:王老师您好,今年在四川乐山举办的第十一届“新世纪”杯全国中学生作文大赛的颁奖大会上,许多与会者对现在中学生作文中存在的说谎现象进行了深入分析和批判,认为中学作文陷入了一种恶性循环,呼吁学生说真话,说自己的话。对此争论您是怎么看的?
答者:我参加了乐山会议,会上集中讨论的作文真实性与文学性话题,是《语文教学与研究》杂志主编晓苏事先拟定的。我一向赞成我们中学生作文说心里话,说中学生自己的话,在很多与教育相关的活动中我都讲过类似的话。去年在遵义,我从已故的散文家秦牧先生的文艺随笔《艺海拾贝》中引用一个故事,来说明这个道理。说是有一个万国八哥大赛,聚集了世界上最会说话的八哥,得第一名的不是那些会背诗的,不是那些会唱歌的,它只说了一句:“天啊,怎么这么多的八哥啊!”它意外地得了头奖,为什么呢?是因为这话符合当时的情境。老师们觉得这个例子很好,对中学生的作文训练有一定的借鉴作用。但有一个问题,那是八哥的真话吗?如果八哥说真话,就不应该说人话,要说鸟语啊!它就应该叽叽咕咕的,那样它是得不了第一名的,倒数第一才有可能。可见这句话是八哥的主人训练它时编出来的一句话,可是我觉得,在大赛中八哥说这句话很合当时的情境,如果我有资格投票的话,我也可能会投这只八哥一票。所以,什么叫做说真话,说心里话,还是很值得深入研究的。
问者:据《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83.3%的人承认自己在上学期间曾编过作文。《成都商报》报道:“成都某小学四年级学生的作文中,班上40多个孩子中有30多个写的是自己如何智斗人贩或小偷,其中26个同学承认自己是瞎编的。”针对这样的作文教学现状,王老师您怎么看呢?
答者:提倡真实当然是必要的,但写真实是否一定要说作者自己的心里话呢?首先我们要清楚什么是真,什么是假。并不是说写的文章发自内心,就一定是真文章、好文章;不符合中学生身份的,也不见得就是虚假的、不好的文章。如果把这个问题放在文学史上来考察,你会发现大多数情况反而是颠倒过来的。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岳飞的两首《满江红》,一首是大家很熟悉的“怒发冲冠”,还有一首《登黄鹤楼有感》。他在武昌的黄鹤楼,向北遥望汴京,已经陷落在金人的铁骑之下,心底十分感慨。“遥望中原,荒烟外、许多城郭。”这首词在史料上有记载,文献可证,是岳飞所写的。倒是第一首是不是岳飞所写,却存在很大的争议。岳飞的孙子岳珂编岳飞文集,他用了三十年时间来搜集整理,但里面没有“怒发冲冠”这首词。这样一首代表岳飞思想精华的词,竟
然在其孙子编的文集里没有出现,不但如此,在后来的几百年里,都没有听说过岳飞有这个作品。直到明朝孝宗弘治年间,突然出来这么一首词,说是岳飞写的。权威的文献学家余家菊先生就明确指出这是明朝文人的一篇伪作。当然也有不认同的,北京大学已故的宋史研究泰斗邓广明先生就肯定说是岳飞写的,他说了很多原因,其中非常重要的一条论据就是,“怒发冲冠”、“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等只有岳飞才说得出来,别人没这本事。邓先生是我非常敬佩的史学家,但是这番话大可商榷。这首词非常好地反映了岳飞的思想,但是否只有岳飞本人才写得出来呢?文学史上大量的事实说明,我们自己心里所想的,我们真实强烈的情感,自己的表达不一定是最好的,而另外的一个有文采的人帮我们表达,效果也许会更好。
问者:您的意思是说,自己或许不是自己情感的最佳代言人,而别人却或许能淋漓尽致地把这份独特的感受表达出来?
答者:是的。我再举几个现代的例子,不需要考证的。比如说毛泽东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开幕词,是一篇非常典范的演说词,只有600多字,写得非常之好。毛主席讲得更好,很鼓舞人心。但稿子不是他写的,而是他的秘书田家英根据毛泽东的思维特点、身份和一贯的文风写的。这篇开幕词里面讲,“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是无敌的”,“我们的目的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这就是典型的毛泽东的口吻,而不是田家英的语气。还有更近的例子,现在美国白宫有一个撰稿组,给总统奥巴马写各种各样的讲话稿,演说词。组长叫费夫洛,他非常年轻,是一个80后小伙子。奥巴马竞选的时候,他就是主要的撰稿人。奥巴马的就职演说非常动人,他用很长的篇幅讲美国现在处境的艰危,里面直接提到了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经济危机,失业等等,最后希望大家众志成城,共渡难关,讲得非常全面。这篇演说词,也不是奥巴马亲手写的。奥巴马对费夫洛有一个评价,就是:“用他笔写我心。”奥巴马也是一个雄辩家,费夫洛用奥巴马的风格来写,听众就不怀疑是别人写的。
这种现象在我们的生活中间,在文学创作中间是大量存在的。用我的笔写他的心,用他的笔来写我的心,这才是更高的本事。当然我们作文首先应该有这个本事,把我的思想,我的经历,我的感情很好地叙述出来,让别人听得明白,受感动。“我手写我口”,“我口表我心”,这是第一层次的。如果用我的笔写他的心,而且写得非常之好,这才是真本事。比如说《红楼梦》里的葬花词,是林黛玉的,但那是曹雪芹写的。按邓广明先生的观点来说,葬花词只能是一个十几岁的多情而苦命的女孩子写得出来的,而实际上,作者却是一个四十来岁,很喜欢喝酒的豪爽男子。
问者:通过您举的例子,我想,具体到中学生作文里,就是说不一定要完全写自己的真实生活与情感,关键是要符合文题的要求,写出契合情景的文章,这样理解对吗?
答者:大体上就是这个意思。我觉得作文不能仅限于讲我本人的真心话,还要能够写出各种人的真心话。比如说你是个君子,但作为一个文学家,不光可以写出好人、你敬佩的人的心里话,还要写得出坏人、小人的心里话,这才是大手笔。曹雪芹不光能写葬花词,还能替薛蟠写诗:“女儿愁,绣房里钻出个大马猴。”用在薛蟠这样的一个浪荡公子身上就很贴切。他也替王熙凤写诗,虽然她写不出一首整诗来,就只一句“一夜北风紧”,却显现了人物的性格。假设学生们毕业了,将来就业,很可能到公司或机关去做文员,就要给领导写稿子。那个时候,你不能光写自己的心里话,更要符合特定场景的需要,这里面也有真实性的标准,绝对不能够胡编。说到标准,不是一下子说得清楚的,邓广明先生说:“这是只有岳飞才说得出来的话。”他的本意是批评,在这里反而成了最好的佐证。我觉得还可以稍微修正一点:“岳飞本人还未必能说得这么好。”毛泽东也是文章圣手,胡适都赞赏有加。如果那时候毛泽东自己有时间来写这个开幕词,他是不是就一定比田家英写得好呢?这是个疑问。
所以说“以他笔写我心”,“以我笔写他心”,也应该有个标准,你代写的文章,让别人一看,只有他才能说得出来,而不是别人,有其独特性,这就是水平。作文不能够只是“以我手写我心”,还要“以我笔写你心”“以我笔写他心”,以我笔写各种各样人的心,这样的作文训练才比较好,将来学生走入社会,才能适应各种各样的要求,也可以进行文学创作。
问者:中学生作文更多地强调应试,强调真情实感,就处理好“我手写我心”与“我手写他心”之间的关系问题,您有什么建议呢?
答者:作文的文学性和应试性这两者之间虽然关系复杂,但我们却无法回避。在中学语文教育中,作文除了要培养合格的公民,有很好的表达能力之外,还要应付考试。你的作文写得非常好,但是考试分数上不去,那也不行,这是家长、教师和学生都要面对的问题。一般来讲,应试对文学创作能力的提高不会有很大的帮助,古代的科举考试,那些状元的试卷是很难成为文学名篇的。科举考试是不是应该一概否定呢?我觉得这也是可以讨论的问题。苏轼如果没有中进士,老呆在眉山,能够成就很大的事业吗?他通过科举考试,走到了汴京,然后走过了全国的很多地方,最终才成为一代大家。在一个正常的有秩序的社会里面,考试是不可避免的,古今中外都是如此。而应试和文学创造又常是矛盾的。现在的高考有很多弊病,但是不能取消。就算今后我们的设想非常理想的话,高考也只可以改良,可以改革,但是考试必须要一个统一的,哪怕是一个机械化的标准,你才能够阅卷,不然怎么评判呢?你说这篇文章不错,别人说不好,最后怎么录取呢?必须要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来限定。两者是肯定有矛盾有冲突的,我们要做的是在某种程度上达到两者的调和。
作文训练不止是一种创造性,写心里话,追求一种文学性就可以了,还有一些基本的规矩、模式,或者说得极端一点,也是一种八股。任何写作都要讲究一个起承转合,古代写诗写词,还要讲究格律。现代新诗也有一些起码的规矩,修辞手法,造句,各种句式,这些东西也是必须的。作文里基本的技能技巧训练,我认为是中学语文教育中重要的内容之一。从一个作家的角度来考虑问题,对这种规程规范和条条框框很反感,这是自然的。但是在学生阶段,在训练的时候,我觉得讲作文规矩对学生没有坏处。考试作文是一个命题作文,所以作文的第一件事是审题。所谓审题,就是揣摩出题的人和将来评卷人的喜好标准。过去八股文就是揣摩考官是怎么评价作文的,我就怎么写。现在呢,我们写作文也必须要揣摩。文人是不喜欢揣摩的,明代历史讲到海瑞的时候,说他“这一生不知揣摩是何物”,性格刚直,结果考试时考官不喜欢他,考了很多次,最后只中了一个举人。任何考试都需要揣摩,问题是揣摩谁,怎样揣摩。我们现在的高考作文训练中间,很多学生的取向是错误的,他揣摩的可能是陈旧的但是还相当流行的一种模式,比如说主旋律、爱国、红旗诸如此类的一些东西。我们如果把揣摩让绝大多数读者来选择,实际上也就是人情人性的常理,如果揣摩这个,你的作文成功的几率是很大的。
有时候我们把揣摩的对象往往搞错了。举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几个月之前,江西发生大洪灾,六月二十九号,中央电视台同步直播,采访江西省防汛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时,记者问江西省数万群众被洪灾围困的即时情况,那个主任开口就大谈省委书记的重要指示。记者很着急,说:我问的是群众转移的具体情况。他第二次回答,说水利部的部长又做了什么重要指示……结果网上一片哗然,很多人表示不理解,十几万人生命受威胁,你怎么一直说领导指示呢?结果被人肉搜索,让那个主任很长时间茶饭不思,不敢回家。他的上司出来解释,说当时情况不明,任何一个人去回答都只能那样。我对这个说法很怀疑,在中国这个政治风气里面,也不是只能这么回答。你不要光是揣摩省委书记的意思,你更要揣摩全国观众的心理,然后在不违背中国现在的国情的前提下,你还是可以讲出一段很漂亮的话来的。既不违反官意,也很符合民意。
比如说1965年,有一次外交部长陈毅举办记者招待会,来了很多境外记者,恰好那时候中国解放军打下了一架美国先进的间谍飞机。外国记者问,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怎么打下飞机的?对于这样的高度国防机密,如果一般的外交部发言人都会说:“无可奉告。”这样说也是可以的,但是陈毅回答说:“用竹竿子捅下来的嘛!”这样回答非常符合陈毅的性格,也很巧妙。他是外交部长,是国务院副总理,还是元帅,也是诗人,一般的外交部发言人说不出来这样的话。陈毅说这句话,有很多含义让人联想:美国人以为中国技术落后,他们的侦察飞机可以随便飞,这么落后的国家怎么打下了这么先进的飞机?陈毅的回答很响亮,这比“无可奉告”要高明百倍。既不失外交礼仪,不失风度,还表现出了中国人民的气概。记者招待会也可以说是一场考试,平时陈毅想怎么写诗都可以,但对记者的提问不能随便回答,他的妙语确实令人回味。
所以我觉得,应试也可以做出漂亮的文章来。实事求是地说,应试是不可避免的,学生的作文写得很漂亮,可以在《诗刊》《散文》这样的大刊物发表,但是考试不一定能得高分。《儒林外史》里面的马二先生有一句话:“如果孔夫子活到今天,他也要来参加科举考试。”当时的孔子可以周游列国,而现在的高考是百分之九十九的学生必须参加的,所以我们要增强学生的应试能力,同时还要培养他们作文的文学性,尽量找到两者的相通之处,尽可能地在某种程度上把它们协调起来。所以我一向赞成我们中学生作文说真话,说心里话,说中学生自己的话,但是也要全面地理解这里的“真”。
问者:谢谢王老师接受我们的采访。
秦蕾,华中师范大学在读硕士生,现居湖北武汉。本文编校:洪鸣
第二篇：作文真实性与文学性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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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文真实性与文学性的关系
作者：马正平
来源：《语文教学与研究(教研天地)》2011年第01期
要研究作文的真实性和文学性，首先要对作文的概念进行界定。20世纪以来，我们一般把学校中学生的文章制作行为叫做“作文”，而把社会的文章制作行为叫做“写作”。
一般说来，作为在学校的学科教学，学生用来练习言语书面表达的文章制作行为的“作文”，本质上是语文教学课程中的一种被动性的语文“作业”，因此，它具有三个特点：第一，学习性，是对某种教学文体，例如记叙文、说明文、议论文、应用文等特征的学习与练习；第二，模拟性，它可以对某些语文课文文体进行模仿；第三，个体性，它表达的情感、所经历的事情、所写的景物都只是个别的具体的东西，而不具有典型的本质的意义。作为社会性行为的“写作”，这个概念的本质是社会成员所进行的精神生产、创造活动。其基本特点也有三个：第一，指令性或灵感性，前者是指实用写作、应用写作，后者是指文学写作。第二，创造性，其写作主题、情感以及语言表达技巧都必须具有高度的创造性、原创性。第三，典型性，作家所写的事件、情感、性格、景物、环境等往往具有象征性、隐喻性，即典型性、人类性。同样用记叙、描写的言语表达方式写出来的文章，中小学校里学生写的叫做“记叙文”，而作家们写的则叫做“小说”、“散文”、“剧本”，同样用“说明”的言语表达方式写出来的文章，学生们写的叫做“说明文”，而作家们写的则叫做“科普小品文”；同样是用“议论”的言语表达方式写出来的文章，学生们写的叫做“议论文”，而作家们写的则叫做“杂文”、新闻记者写的叫做“社论”、“评论”，学者写的则叫做“学术论文”。其原因何在，因为，记叙文、说明文、议论文是一种“教学性文体”，而“小说”、“散文”、“剧本”、“科普小品文”、学术论文则是作家和学者的一种原创性的精神生产的文化创造行为。
由此，我们想到上世纪80年代以来学术界、语文教学研究领域曾经出现一股对中学生作文教学真实性的强调，对学生作文价值性导向强调的作文教学改革的思潮。我曾在80年代中期写过一篇《走向主体、走向过程、走向价值——学生作文教学改革方向的思考》的长文，论述过这种主张。现在看来，这种作文教学思潮有将学校教育中的学习性“作文”与社会写作的原创性“写作”的特点混同的问题。同样，本世纪初颁布的《国家语文课程标准》，则进一步将小学、中学、高中的作文统统都叫做“写作”和“写作教学”，这个称谓变化的背后，是对学校教育中的学习性“作文”与社会写作的原创性“写作”的混同，它未能将学习性“作文”和原创性的“写作”严格区分，这是一种激进的“欲速则不达”的语文教学思想。
要讨论“作文”的“真实性”与“文学性”的本质特征，我们必须讨论与教学性“作文”不同的社会性“写作”的“真实性”与“文学性”的本质特征。
社会性写作包括实用写作与文学写作。实用写作的真实性是指实用写作中的思想、观点的产生必须是真实的，是为了实现某种真实存在的写作意图、写作任务而进行的有实用价值的写作，而实用写作的文学性，就是像中国古代那样，进行某种实用文体写作的时候，为增加实用文章的表现力、情感性，达到以理服人、以情感人的写作目的，在语言表达上采取一些适当的修辞技巧，而使文章语言具有一定程度的文学色彩。在现代当代，毛泽东的实用写作就很好地继承了中国传统实用写作在语言上的文学性特点，而在国外，马克思的实用文章在语言上也具有很强的文学性。
文学写作的真实性是指什么呢?这里需要区分两个概念：“生活真实性”和“艺术真实性”。所谓“生活真实性”，是指社会生活中实际存在的人和事，即客观现实中的真实。所谓“艺术真实性”是指文学作品中所虚构出来的人物性格、人物关系、人物生活的环境、情节具有事理逻辑性和与现实生活的相似性。由于文学的思维特征是虚构的形象思维，因此，从阅读接受的角度来讲，文学写作的真实性，是指艺术真实性、表达的真实性，而非指生活真实性。王国维《人间词话》中讲的“写境”和“造境”，就是指这两种真实性的作品所产生的两种审美境界。什么是文学写作的文学性呢?就是“诗性”，即“审美性”。王国维在《人间词话》开篇宣称：“词以境界为最上。”而第六则又说：“境，非独渭景物也，感情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应该说，“有境界”就是文学写作的审美性、文学性，而要产生“境界”，一方面要靠作家对人生哲理的感悟和表达，而同时还要对真景物、真感情的表达，所以，义学写作的文学性，既包括灵感感受方面内容独绝的“能观之”，又包括语言形式技巧方面的“能写之”。
在文学写作中，真实性和文学性是交织在一起的，二者都包含着内容与形式方面的内涵。文学写作的文学性既包括文学写作中的写作内容——主题、情感、性格、精神——所具有的生命理想、生命时空、生命境界的无限性、审美性，又包括文学语言技巧的审美性；而文学写作的真实性则侧重于文学创作中的灵感生成、情感细节感觉的独特性，以及文学写作的思维技巧、语言修辞手法艺术性而产生的审美张力问题。总之，文学写作的文学性即审美性，是文学写作的最终的理想和结果，而真实性是达成“审美性”的前提、对象，而要产生真实性又必须对内容有独特感受，并且能够运用语言对写作内容进行感人性动人性的独特的表达。既然文学写作的文学性必须通过真实性体现出来，因此，感受的真实性才是文学写作的本质。3
由于作文是学校教育情境下的一种为提高语言运用能力，主要在班级授课制下进行的言语表达的模拟性认知与模拟性实践的文章制作行为，并非真正的原创性的文学创作的文化创造行为，因此，所谓作文的真实性，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方面，是指学生作文中所表达的思想情感是生活中真实产生的，学生作文是把自己的这种思想情感作为书面语言表达练习的内容；另一方面，也可以指虽然动笔之前学生的情感是单薄的、被给予的、甚至所写人物事件都是虚构的，但是，当学生在作文表达中运用写作思维、语言技巧的基本原理、规律对其进行反复渲
染、强化、反衬，从而使这种情感逐渐清晰、充实、深刻、丰满、生动、感人以至具有不同程度的艺术性、审美性、文学性，这也应该是作文真实性的一种类型。
我认为学生作文生活真实有两种，一种是写实性真实或当下性真实，一种是虚构性真实或经验性真实。在作文中，前者所写的人物事件都是生活巾真实产生的，学生用语言将其表达出来；后者所写的人物事件并非当下产生，而是将平时所经历观察的真实感受、感觉、感情组合杂糅到作文时所虚构的人物事件上，然后运用语言表达技巧将其生动形象艺术化地表达出来，实际上这是一种更高更难的作文真实。如果说“当下性真实”的作文是一种写实性作文真实的话，那么，“经验性真实”的作文便是一种虚构性作文真实，或者说后者是一种文学创作型的作文，这正是一种作文中的文学性现象，而且非高手莫能。
前面指出，文学写作的“文学性”，包括内容的人类性、哲理性、象征性、典型性、隐喻性、反讽性，以及所表现的生命自由的理想性境界、生命时空的无限性审美性问题，以及文学写作的思维技巧语言艺术的审美性问题，而在作为学习表达的作文中，其内容并不要求具有这样的高度、深度的典型性、哲理性、人类性和无限性。作文的文学性问题，主要在语言表达的艺术性、技巧性上，写作艺术思维、语言表达技巧的思维规律运用得熟练，作文的文学性就越高。因此，作文的文学性主要是指写作思维规律、语言表达的艺术技巧的思维规律运用的熟练、成熟而产生的语言形式美。
第三篇：作文要追求真实性与文学性的统一
作文要追求真实性与文学性的统一
学生作文的真实性与文学性，是一个比较复杂但又无法回避的话题。对这个话题，我想说三点意思：一是学生虚假作文的产生往往是被“逼”的；二是中学生作文不应排斥“文学性”；三是作文的理想追求应是真实性与文学性的统一。
一.学生虚假作文的产生往往是被“逼”的 关于中学生作文的真实性问题，常常会出现几个认识的误区：
一是认为学生作文不写自身的生活，就不真实。其实，在我们看来，不管学生是否写自身的生活，只要作文中的内容能反映生活的本真，符合客观实际和生活逻辑，哪怕是虚构，搞文学创作，写别人，写他人，就应看作是真实的。真与假的分辨，是以能否反映生活的本质为试金石的。
二是学生作文只要讲“真话”、说“心里话”就符合“真实性”的标准和要求，这实际上也是一个认识的误区。由于认识的局限，有时学生作文中的“真话”、“心里话”，也许反映的只是事物的表象而非本质，并不符合客观真理，未必正确。具体而言，它既不能反映事物的本真和生活逻辑，又不符合主流意识，或格调不高，或情趣不雅，或是非不明，或言辞偏激，所以，这“真话”、“心里话”并不符合“真实性”的要求，因为，它“真”中有“假”。
三是将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等同起来。比如在考察真实性的时候，我们常常将艺术真实视为生活真实。看待学生作文是这样，分析文学作品也是如此。不说将《葬花吟》的作者归于林黛玉名下，单说有人像历史考古一样发表文章探讨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中刘兰芝被赶出家门、休回娘家的原因，这无疑是把刘兰芝当真实的历史人物来看待了。其实这故事原本是虚构的，历史上未必真有刘兰芝其人。当然如果从文本出发，探究刘兰芝被休的原因，也未尝不可，只是不要把刘兰芝当作真有其人来考证便是。
回归正题，学生作文说谎造假，责任往往不在学生。这是为何？先看看我们的作文教学现状，我们提倡学生讲真话，可有时又并没有真正地给学生讲真话的自由。指导写作，常常要求学生甚至是小学生首先做到立意高远、思想深刻，于是学生作文的话语开始由率真、朴素，变得崇高、神圣甚至“伪圣化”。尤其是，由于受传统应试教育功利目的的影响，至今中学作文教学仍基本采用封闭型的命题作文形式。写作的范围，题材的选择，思想情感的流露以及表现形式等，都有很大的限制性。学生写作就如同“在螺蛳壳里做道场”，不仅思维受束缚，创造潜能不易发挥，而且个性难以张扬。而对同一作文题，不管学生的生活阅历、情感体验、认识水准、性格志趣乃至写作时的心境差异如何，都一律要求在特定的空间和规定的时间里完成，这种不顾及学生写作实际的做法本身就带有较大程度的强制性，学生失去了写作的自由，没有了自主话语权，因此，作文很难走出说假话的藩篱。
再看看我们老师自身，有时我们呼吁学生说真话，说自己的话，可对学生的某些真话，心里话并不认可。这一点，从近几年不少高考零分作文的遭遇，可见一斑。由于过于强调“思想性”，有时反而失却了“真实性”，虽说考场作文有特殊的规则。老师们通常自己心里有个标准，并以此来衡量和要求学生，看学生的这些话是否格调向上、积极健康、符合主流意识，是否辨雅俗，明是非。这固然没错，但我们又忽视了问题的另一面，学生的认识有一个过程，由于标准过高、要求过严，一些阅历尚浅、生活缺乏、认识尚有局限的学生，作文时很难说出自己想要说的话，自然就会变得言不由衷甚至“为赋新词强说愁”了。
尤其是作文的测试与评估，价值取向的偏差也常导致逻辑悖谬，一方面我们提倡写真情实感，说诚实的自己的话，可另一方面题目本身又常常背离这一宗旨，以致使学生陷入两难困境，无所适从。
笔者曾经用这样一道题目测试高三学生：某电视台招聘业余记者、业余播音员各一名，应聘者很多，竞争激烈。假定你打算应聘，请你按不同目的各写一句话，分别从三个方面介绍自己的优势，力争受聘。
这道题无疑是依据教育部颁发的语文科《考试说明》中“能够根据表达的方式、场合、对象、目的的差异，做到语言基本得体”的要求设计的。写作此题，学生应先假想成应聘者，然后根据不同目的作出相应的回答。应聘记者需从书面表达、口头表达，应变能力（或洞察、分析能力）等方面考虑，而应聘播音员则需从口齿口音、朗诵水平、相貌等方面作思考，倘若思虑不周、表述不当，此题是很难作答的，命题者的用心可谓良苦。
然而没想到问题接踵而至。在介绍自己的优势时，至少有９０％的学生在不切实际、夸大其辞地“推销”自己：有的说自己出身于记者家庭、毕业于某名牌大学新闻系，还说有多年的当记者、播音员的历史和经验；有的吹嘘自己文才如何拔萃，相貌如何出众，甚至自夸“才如子建，貌似潘安”。总之，男生说才佳，女生道貌美，似乎绝大多数都合乎招聘条件。可事实上，应答者中大多数并不具优势，真正符合招聘条件的更是寥寥无几。学生如此作答，怎不令人困惑？可转念一想，又不能过分责怪学生，试题上明明写着“力争受聘”（换言之，就是设法得高分），这就让那些并无优势的学生犯愁，总不能空着答卷不写吧？为了达到这一功利目的，除了作不切实际的假想、“杜撰”、“虚美”之外，又有何良策！难怪有一位自夸“貌似潘安”、“嗓音圆润”而相貌平平、声音沙哑的学生含羞地对我说：“老师，我不这么写，能行吗？”
出现这一问题的实质全在一个“假”。就学生而言，在如何正确对待这类写作文题上，固然有认识上的不足；可就命题者而言，虽说命题的初衷是好的，但客观上却把学生引入了说“假”话的歧途，并不利于培养学生正确的文风，这是始料未及的。这样的命题明显不切合学生的理想实际，想当业余记者、播音员未必是多数学生的心愿；再说，电视台招聘业余记者和播音员哪有以“一纸答卷”为依据的？这也不符合生活实际。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学生作文的这个“假”，也是被我们老师“逼”出来的。
总而言之，说假话而不说真话，并非学生的天性，当我们有意甚至无意识地给学生的心灵笼罩（涂抹）上一层功利色彩而让学生有一种“被作文”的倾向性时，虚假作文也就会随之而生。
二.中学生作文尤其是高考作文不应排斥“文学性”
现在学生的作文有一个比较明显的缺憾，这就是在“文学性”上几乎缺少追求，突出的表现之一是能够较好体现“文学性”的文学创作颇受冷落。文学创作在中学尤其是高中作文教学中理应有一席之地。教育部颁布的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在“课程的基本理念”部分明确指出语文课程要“注重语文应用、审美与探究能力的培养，促进学生均衡而有个性地发展”，“审美教育有助于促进人的知、情、意全面发展”，而“文学艺术的鉴赏和创作是重要的审美活动”，“未来社会更崇尚对美的发现、追求和创造”。所以将文学创作仍旧幽闭深宫、束之高阁是不可取的。
作文教学到底要培养学生什么能力？很早以前张志公先生就明确指出：“中学生写作教学所要培养的是一个青年在工作、学习和生活中必须具备的一般写作能力，也就是内容正确、文从字顺、条理清楚、明晰确切，能如实地表达自己的有用的知识见闻，健康的思想感情的能力。”这无疑是很有见地的，至今仍有指导意义。中学生作文，我们不主张将写作的重点放在文学创作上，但并不意味着抑制学生的“文学创作”，甚至排斥“文学性”。
尤为严重的是，尽管有别于文学创作的高考作文，由于“文体自选”，考生只要不违反题意，选择写散文、小说、故事和寓言等文学体裁，都还是认可的；但是，对作文教学具有导向作用的高考作文命题本身在某些方面是比较排斥“文学性”的。
比如说文体的选择，虽说“文体自选”，可对诗歌而言，以往由于评判等原因，高考将这一颇富文学性的体裁一律打入冷宫，明确规定禁写。近几年比较开明，在文体的选择上，全国卷及不少自主命题的省份，如广东等省，对诗歌体裁已不加限制，然而仍有一些省份作出规定：“不要写成诗歌”“除诗歌外，文体不限”。如2010年语文高考浙江卷、江苏卷、山东卷及上海卷，作为文化大省、大都市，作出这样的规定似乎缺少包容性和开放性。而像安徽卷更为有趣，题目本身提供的是一首能引发考生思考和联想的蕴涵哲理的诗，清代诗人阮元《吴兴杂诗》，可对考生作文却仍作“除诗歌外，文体不限”的规定。我们认为似乎不合情理。此其一。
其二，由于命题的疏忽，有些高考作文试题，虽然规定“文体不限”、“文体自选”，但实则只适宜写成一种文体，而这种文体偏偏又不是记叙文而是议论文。这使得考生很难与“文学性”结缘，像2010年的北京卷“仰望星空与脚踏实地”，四川卷《几何学上的点线面体的联想》等，虽然也明确要求“文体不限”、“文体自选”，但题目本身只适合写成论说性文章，并不适宜写成叙事、抒情一类的文章，这让擅长叙事，抒情的考生个性难以张扬、文学才华难以施展。
写议论文不同于写记叙文，议论文注重于“义理”与“思辨”，“文学性”不易凸显。而记叙文偏重“意蕴”与“情思”，它可以是抒情散文，可以是小说、故事新编，文学性更为浓郁。
其三，由于过分强调“真实性”，高考作文命题有时甚至将文学性与真实性割裂开来。
就说1998年“坚韧――我追求的品格/战胜脆弱”那道考题吧，题目要求考生写一篇关于自己的心理承受力的文章。客观地说，此题导向正确，指向明确，而且题目是二选一，让考生有选择、自由发挥的余地，无可厚非。尤其是这题目“二选一”，多少改变了成千上万的考生面对的仅是同一道考题而“戴着镣铐跳舞”的状态。事实上，对相当多的考生来说倘若换一道题目，考查结果也许迥然不同。可惜这“二选一”的好传统，未能很好地继承。2010年高考全国18道作文题中没有一道是“二选一”的。
但就是这样一道题，问题也颇多。先说这道题产生的背景，大家知道，当今中学生的心理承受力普遍脆弱，多数学生在困难和厄运面前显得脆弱，于是命题者希望通过这样的命题来引领这一代能“战胜脆弱”，并努力追求“坚韧”这一品质，这无可非议。但问题是，不少心理脆弱而又不能战胜它的考生，面对这样一道题目，就举步维艰，进退两难了。假如不说自己的诚实的心里话，会违背作文的准则，可说了，评判老师又不会认同，于是也只能不切实际的胡编乱造，说谎了。
这是命题是否符合学生的心理实际带来的问题，而最为主要的则是它排斥“文学性”。题目明确规定：“不可写成诗歌、小说、戏剧等文学体裁。”显性要求是这样，而隐性要求也是如此。题目不许学生文学创作也就罢了，偏偏写作的视角又受限制。自己不能“战胜脆弱”，写别人“战胜脆弱”总可以吧，但不行，只能写“自己”，据当年某省评分细则，曾作如下规定，一定要紧密联系“自己”，以“自己”为例，谈心理承受力；并在评分补充说明里强调，“文章对自己的心理承受力状况完全不作交代，用例完全不是自己的，不及格，上限23分（满分为40分）。其实，“战胜脆弱”这一题目如果能让考生虽不写自己但可写别人，写别人如何战胜脆弱，也许并不背离生活的本真和生活逻辑，中外历史上，像海伦?凯勒、保尔、史铁生，不乏其人。但由于有了这样的限制，决定了学生在作文时不能自由表达，更不能进行文学的虚构、想象和夸张。这样，那些原本心理脆弱而又一时难以战胜它，又并没有把坚韧这一品质作为追求的考生，写自己不切实际，写他人又受限制，就必然陷入困境。同时，为了追求感人效果，考生们也只好采取权宜之计，硬着头皮杜撰了。于是为文造情、矫情煽情、甚至像安徽省当年那么多学子违背客观事实地写“父母双亡”那样制造悲情，也就不足为怪了。
显然，这些问题的症结就在于题目片面追求作文的“真实性”，而排斥“文学性”。如果题目没有这样的限制，而能像王先霈先生所提倡的那样，学生既能“以我手写我心”，又可“以我笔写你心”、“以我笔写他心”，这个问题，也许就会迎刃而解。
三.中学生作文的理想追求，应是真实性与文学性的统一
“真实性”是学生作文的根本，失去“真实性”的作文是没有生命力的；然而学生作文不应只局限于此，而理应有更高的目标追求，这就是“真实性”与“文学性”的融合。因为作文如果仅有“真实性”而缺乏“文学性”，是没有感染力且难以产生审美愉悦的。尽管目前我们的少部分学生“真实性”问题还未解决好。
而且当我们过分强调“真实性”，写“真情实感”的时候，也容易走进只“重视个体内省取向，凸显以自我为中心，以真情实感的感性思维模式作为写作生成机制，严重忽视理性思维方式”（《中国教育报》2009年6月26日第8版）的这样一个怪圈。
当然，我们提倡“真实性”与“文学性”的统一，并把这作为中学生作文的理想追求，并不是说这一追求是“唯一”的。众所周知中学生作文的核心能力是语言和思维，仅就思维而论，就包括形象思维和理性思维（逻辑思维、辩证思维）等，培养学生的思维应是全面的，当我们重视培养学生的形象思维时，同样不可忽视理性思维能力的培养，因为理性思维，对培育学生的科学理性精神不可或缺，所以两者同等重要。
而且这一追求，也应是有层次的。我们以为，对学生而言，不同的对象，写作的目标定位不同，其写作追求也应有所不同：
小学生，写话，写自己的真实生活，写自己诚实的心里话，哪怕只是生活表象的“摹写”，幼稚想法的表达和情感的流露；
初中生，习作或叫作文，具有真实性，讲求具体性和客观性，基本能反映生活的本真，且有点文采；
高中生尤其是高考作文，可以创作，而且应是真实性与文学性的融合，不仅能写我自己的生活，还能写“你”和“他”。
姑且就把这看作是学生写作目标追求的三个层次、三重境界吧。
真实性与文学性一旦统一，就会产生奇特的魅力。且不谈类似那篇用文言写成的《赤兔之死》，想当年，1991年高考考生写《圆的想象物》，不少考生都不可避免的写到小露珠，尽管高考专家一再强调选材切忌“撞车”，因为选材雷同乃写作大忌。面对这同一题材，如何写出新意和创意，在大考中脱颖而出，关键就在于看你用怎样的语言文字表达，尤其是能否有“点石成金”“化腐朽为神奇”的文学表现功力了。
请看，有一位考生是这样独树一帜写的：
清晨，荷塘玉盘正翠。在一片荷叶上，有一颗圆圆的小露珠。她是凝聚了一夜的大气的精华。
晨风轻轻地吹，荷叶轻轻地摇，这颗小露珠活泼泼地在荷叶上滚动，一会儿东，一会儿西，一会儿南，一会儿北。有一回，差点滑落出来，荷叶如妈妈一般呵护着她，把她轻轻拉了回来……
朝霞在燃烧，太阳升起了，这一颗小露珠顿时闪射出赤、橙、黄、绿、青、蓝、紫的七彩光辉。她，美丽极了！
太阳愈升愈高，愈升愈高。这一颗小露珠愈变愈小，愈变愈小，小到没有；她，又回到大气母亲的怀抱中去了……
文学性在文章尤其是文学作品中显示的表现力不可低估。很难想象，不追求艺术表现力的作品是多么苍白无力！大家可能读过不少写母爱的作品，然而像下列这样的作品也许并不多见：
一位王子爱上了一位迷人的公主，公主为考验王子，竟提出一个荒诞无理的要求，要王子将其母亲的心偷挖来交给她。王子为表明自己坚定的爱情，真的这样去做了，可是当王子捧着母亲那颗心而慌忙离开宫殿时，却不慎摔了一跤，母亲的心也被重重地摔在地上。可就在这时，母亲的心却道出一声“孩子，你摔伤了没有？”
这个故事何其撼人心魄，令人刻骨铭心，母爱又多么感人至深。这就是文学性的魄力，尽管它并不是写实。作品之所以感人，无疑得力于文学的虚构、想象和夸张。
至于作文的“真实性”与“文学性”怎样才算统一，笔者不由想起一则大家并不陌生的故事。说的是，从前有个国王，左眼瞎而右腿瘸，他宴请全国的画家为他画像，要求画得真实而又不有损他的尊严。画得好，有赏；画得不好，杀头。有一位画家给他画了一幅肖像：头戴王冠，身穿王服，左眼瞎，右腿瘸，十分逼真。国王看后，下令将画家杀死了。又有一位画家给国王送来一幅肖像画：眼不瞎，腿不瘸，英勇威武。国王看后，下令将这个画家也杀了。后来，又有一个画家给国王画了一张像，国王很满意，重重赏赐了他。这位画家是如何为国王画像的呢？原来这第三位画家画的是国王射猎像。他右腿长跪，拉着弓箭，紧闭左眼，正瞄准空中的大雕，准备射击。
作文的“真实性”与“文学性”如何统一，从这则故事中，大家也许不难得到一点启迪吧。
华义平，江苏省语文特级教师，现居江苏兴化。本文编校：舒 坦
第四篇：作文教学的两翼——实用性写作与文学性写作
口 于军民 薛景
(内江师范学院学报编辑部，四川内江 641100；鄂尔多斯市纺织苑学校，内蒙古鄂尔多斯 017000 语文教育领域存在钟摆效应。上世纪90年代，全社会发起一场声讨语文教育弊端的世纪末大讨论，矛头直指语文教育的工具性和理性主义倾向：新课程改革初期，语文教育人文性的一端得到重视，工具性被压制；近年，随着课改的深入，基础知识与基本技能教学以及相应的传统教学法的合理性的一面重新引起人们重视（比如李海林提出的语言训练说，丛立新重倡讲授法）。这种情况表明，语文教育无论怎样改革，始终是围绕它的两个基本目的——工具性与人文性展开的。这如同钟摆始终围绕它的中心点而存在一样。作文教学亦理当如此，应围绕实用性写作与文学性写作展开，二者不可偏废，从而体现语文教育工具性与人文性的有机结合。
一、作文教学领域存在认识上的偏差
近年，作文教学领域出现一股不好的思潮，即强调作文教学实用性的一面时，以牺牲文学性写作为代价。如2007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大纲（文科·课程标准实验版）提出“能写论述类、实用类和文学类文章”的作文要求，即招致倪文锦先生的反对，倪先生认为“把写作文学类文章作为高考语文的必考内容并不是很合适”，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就大多数学生的实际写作水平来说，他们距离能够进行文学创作的要求尚有很长的路程要走”。换言之，倪先生认为中学生的作文是不能称得上是文学性写作的，是不宜强调文学性写作的。《中国教育报》2009年6月26日刊登魏小娜老师的《作文教学，请冲破“真情实感”的藩篱》一文，该文反对作文教学的“真情实感”要求，认为真情实感“把作文教学引向偏狭的路子”、“‘不可教’的路子”，“真情实感属于‘弱’表达能力”，真情实感类的写作本质上属于“一种很浅层面的粗糙思维”，在体现语文的重要的交际工具的课程性质时，“显得很苍白”。同一意思，魏老师发表在《语文建设》2010年第3期的另一篇文章《认知写作：开发作文教学内容的新尝试》再次加以强调。正因此，我们认为有必要对此问题进行澄清。
中学生的作文距离文学创作或文学性写作究竟有多远？笔者在另一篇文章中曾明确提出，学生课堂内外训练的大量记叙文可以定性为文学性写作。他们所写的记叙文不同于论说文等实用文体。论说文等实用文体强调说理与论证的周详严密、信息传递的准确无误，体现为典型的工具性：记叙文强调写作者主观情感的投入，这正是学生习作“文学性”的一个重要特征。“文学的本质与情感语言的运用是一体的。”。瑞恰兹亦说，科学语言在于“参证”，而文学语言在于“情感”。学生的记叙文从本质上看无疑使用的是文学语言，所以他们的习作理所当然是文学作品或不太成熟的准文学作品，故考试大纲要求学生会写文学性文章并无不妥。
《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在7—9年级写作目标中有“写作要感情真挚，力求表达自己对自然、社会、人生的独特感受和真切体验”的要求：《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对“表达与交流”的要求中有“表达真情实感”、“感情真实健康”的表述。在教师们的教学实施活动中，也常常自觉地将“真情实感”作为学生写作练习的重要评价标准。可以说“真情实感”的写作要求早已深入人心，只不过，“真情实感”的表达并不等同于“写真人真事”。必须承认将二者混为一谈是不少一线教师在进行作文教学时客观存在的一个很大的认识误区。“真情实感”倡导的是写作者的情感真实，并不囿于生活真实。情感真实是文学叙事的一个基本要求。学生在写记叙文时，强调主体情感投入，亦即课程标准明确提出的要有“真情实感”。“真情实感”是一种作文态度，即要求为文要真诚。以此为前提，可以以自己的真实生活为基础进行必要的艺术加工，也可以完全虚构情节来表现内心对世界的认知。这样的作文方式路子非常宽广，并不“偏狭”。同时，真情实感类的文章并非不可教，恰恰相反，写好真情实感类的文章或文学性文章，得好好下工夫教、下工夫学。魏老师引陈果安教授的一段话欲证明议论文、说明文“需要专门训练”，抒情类、记叙类的写作靠生活积淀即可轻易写成，不必进行“专门化训练”。殊不知陈先生的一句话“但是绝大多数情况下的写作是要从事专门的训练的”中的“绝大多数情况”指的正是绝大多数文学创作，并非魏老师所说的实用性写作。不知是不是魏老师有意偷梁换柱。真情实感类的写作也不是一种“弱”的语言表达方式和很浅层面的粗糙思维，并不只有感悟。真情实感的写作同样需要理性思考，需要理性思维。事实上，文学不仅表达主观情感，也表达对生活的理性认识，努力反映现实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关系，揭示对生活某一方面的本质规律的认识。正因此，文学创作虽以塑造文学形象为基本任务，以形象思维为主要特点，但作者在形象构思、语言淬炼、谋篇布局以及题材的提炼和挖掘上，同样需要抽象思维和逻辑判断。所以强调有真情实感的文学性写作并不会导致“学生主观抒情有余，理性表达不足”，也不会导致“擅长文学化散文化的写作，拙于理性思考和研究型写作”。换言之，学生客观上存在的理性表达不足的弊端，不是由文学性写作带来的，而是作文教学的另一端——实用性写作长期未受到重视或重视不够导致的。倡导理性精神并不需要压制人文精神，同样，倡导人文精神也并不需要以牺牲理性精神为代价。二者各有不同的应用领域，应该并行不悖。正因此，我们必须明确，真情实感的写作或文学性写作，指向的是培养学生人文精神的一面、审美鉴赏能力的一面，被无端指责为在体现语文的交际工具性质时“显得很苍白”颇有些无辜。
二、实用性写作与文学性写作是作文教学的两翼
针对中学作文教学领域出现的认识上的偏差，我们认为有必要明确提出作文教学的两大基本目的：实用性写作与文学性写作。这是作文教学的两翼，伤害乃至砍掉任何一翼，都势必造成作文教学的残缺不全。
（一）作文教学实用性与文学性的两翼，是由语文教育的两个基本目的决定的
如王彬彬先生所说，语文教育“一是使得学生说话、作文符合语法规范，也就是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让学生成为一个说话、作文讲逻辑的人；二是使得学生具有初步的欣赏文学作品的能力，也就是培养学生的文学感受力，让本来具有文学潜能的学生对文学产生浓厚的兴趣，让本来没有多少文学潜能的学生也不至于对文学毫无感觉。这两个基本目的，也可以概括为‘逻辑性’和‘文学性’。二者是不可偏废的”。这种理解，本质上与新课标将语文课程的性质界定为“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统一”是一致的。至于国外的经验，饶杰腾先生在《发达国家母语教学的核心理念》一文中说：“发达国家课程改革的主要走向是，继续强调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对于儿童发展的重要性，同时重视价值观教育和学生精神道德的发展。”综合国内外关于语文教育基本目的的认识来看，我们认为语文教育既要立足于服务学生的生活实际，通过语言教育为他们有效的人际交流与沟通提供帮助，还要注重通过文学教育使他们接受文化传统、情感态度和审美价值观的影响与熏陶，丰富学生的心灵世界。一言以蔽之，宏观地看，语文教育应当体现理性精神与人文精神的有机结合，二者不可偏废。语文教育的两个基本目的决定了作文教学由实用性写作与文学性写作构成。
（二）实用性写作的内涵与意义
认知写作理论重视写作知识在实际生活和工作中的运用。我们不妨将这种写作称做“实用性写作”。这种实用性写作的文体，大致可分为公务文书、行业专用文书、日常应用文书三大类，每一大类下还有数十上百种的具体文体，与文学体裁简单明了的分类相比复杂得多。
实用性写作由于直指学习、生活、工作实际，因此受到当今很多国家的重视。如法国高中“语文教学要与高等教育中的文学教学接轨，与未来的文学、人文学科学及其他‘普通文化’相适应”，故毕业考试的写作要求中有“文学评论”和“写一篇以文学为教育弱化文学教育的倾向，呼吁加强文学教育。
以上各国的课改经验说明，语文教育不能急功近利。如童庆炳指出的，语文教育应该有两个高度，一是培养学生语文能力的高度，二是审美教育的高度。我们认为，这给语文教育的基本方向指明了道路，是与语文“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统一”的课程性质相一致的，这同时也是杜威教育目的论在语文科的教学中的具体体现。语文教育一方面应有效发挥它的工具性作用，为学生的生活实际和学习活动提供必要的技能支撑。实用性写作或以培养学生在真实语言使用环境中的语言形式为目标的认知写作发挥的正是这样的工具性作用，不可忽视，且应加强。但是另一方面，文学性写作体现的是语文审美教育的又一高度，它同文学阅读一起支撑起了语文“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目标理念大厦，显然不应被削弱。人类在进入21世纪后，已经开始对曾经顶礼膜拜的科学理性主义进行质疑，重新认识技术的价值，反恩人类对自然的肆无忌惮的掠夺，反思科学的神话。“因视科学为唯一的途径，我们却失去了许多宝贵的东西。我们失去了或至少忽视了故事（我们的文化）与精神（我们作为人的意识）。”为此，当我们向一个新的时代前进之时，“我们需要将科学的理性与逻辑、故事的想象力与文化以及精神的感觉与创造性结合起来”。作为以审美意识形态存在的文学性写作，以塑造让人怦然心动的文学形象为己任，以至诚至真的文学情感净化人类的心灵，为纷扰多变的物质世界固守着人类最纯粹、最美好的精神家园。我们没有理由让它从我们的视界中削弱乃至消失。
当然，文学性写作本身不是写作教学的目的，我们的目的在于引导学生感知并接受一种对世界的关照方式，而且是人类实现幸福的、诗意的、有尊严的生活的一种有效方式，是人类避免被现代社会物化为工具的有效方式。学生通过文学性写作，热情地投身生活，真诚地反思生活，过滤和提纯自身的情感体验，培养高尚的道德情操和对美的感知力、想象力，这就是文学性写作的目的。文学性写作是对学生进行文学审美教育的重要手段，至于他能不能成为文学艺术家，那取决于他自己的天分、兴趣和动力，已与写作的基本目的无关。
总之，实用性写作致力于解决学生的学习与日常生活、工作需要，更多地体现为理性精神的价值；文学性写作致力于培养学生审美地关照世界的品质，最终实现人类“诗意地柄居”的美好梦想。二者共同构成了中学作文教学的两翼。
第五篇：谈新闻报道的文学性
谈新闻文字报道的文学性——以2015年“两会”报道为例
摘要：新闻文字报道在保证时效性和真实性的同时，又具有很强的文学性。从新闻报道标题到具体内容，文学手法的运用，文学审美精神的融入，都为新闻文字报道增加显著的形象性和灵活性，从而达到更快更广传播的目的。2015年“两会”报道是2015年第一个非常重大的政治系列报道，更是对各个媒体报道功底的考验。在新闻报道中注重文学性，极大地增强新闻的可读性，提高受众的阅读兴趣，实现传播至效。
关键词：新闻文字报道；文学性；两会
中国的现代新闻起源于19世纪中期，西方传教士在香港创办的《万国公报》成为当时发行最广影响最大的报纸。1872年《申报》的创立开启了中国大陆商业报纸发展的新时代，《申报》也成为中国近现代影响最大的一份报纸之一。报纸成为当时中国新闻传播的最主要方式和手段。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新闻已经从报纸发展到了广播、电视、网络等多个领域，形式也从单纯的文字、图片扩展到音频、视频、动漫等方面，新闻报道更加多样化。从学理层面上来讲，新闻报道对已经发生的事件的整理和陈述，它记录已经完成的事件，陈述客观事实，向读者传达某方面的信息，并给予相关评论。虽然新闻报道的呈现方式多种多样，但文字报道依然占据主要地位，是新闻传播的最主要和最重要的手段。
新闻文字报道不同于音频、视频、图片的原始记录，它是记者根据所看到所听到的客观事实加工整理，并最终转换成语言文字。早期的新闻报道多为文学领域的人创作，与杂文报告文学等混杂在一起。比如1911年黄小配撰写并发表在《南越报》的《五日风声》，既是对广州辛亥革命起义的详细报道，也是中国早期报告文学的雏形，既是新闻报道也是文学作品。随着新闻学与文学的分离与各自独立，新闻的时效性和真实性逐渐凸显出来，成为新闻文字报道写作的关键，新闻文字报道的文学性减弱。但是，新闻文字报道的文学性依然有着很强的重要性，优秀的新闻文字报道在保证时效性和真实性的同时也努力提高报道的文学性，以期语言更加优美，语句更加顺畅。
新闻文字报道具有非虚构性，它必须陈述事实，而虚构是文学创作的一个主要基点，两者在虚构与非虚构方面有着明显的界限。但新闻文字报道与文学创作也有一个共同的层面，那就是用文字来结构作品。文字的表达是多层面的，它于客观事实并不是完全等同，任何人都无法绝对准确地把发生的事件转换成文字。文字成为了新闻报道追求真实性的一个阻碍。换个角度来说，也正是这样的转换过程成就了新闻的艺术价值。记者编写的新闻文字报道，让已经“死”去的事实重新“活”过来，它在保留基本事实的基础上，可以根据报道的需要增加某些细节的描写，或者运用一些其他词汇加深读者的印象。一篇优
秀的新闻报道应该融入文学审美精神，“所谓新闻报道中的文学审美精神，在笔者看来，简单是讲，就是培养新闻作品在完成传递信息主功能的同时，能借鉴和使用更多文学的形式和语言，以使作品拥有让读者入眼、入心，震撼心灵和情感的力量，传递给读者对生命的感受，对世界的热爱，让读者在阅读中总是随着生命的流动而鲜活，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丰富和更新，从而充分感受到生命和生活最真实的美。”[1] 新闻报道的作用不仅仅局限在让读者接受某些信息，还应该让读者获取某种审美享受。
我们以刚刚召开的2015年“两会”为例，对多家媒体的相关报道进行分析，谈论文学性在新闻文字报道中的重要地位。2015年3月6日的《人民日报》第一版对3月5日召开的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开幕式进行了详细的报道。“我们要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凝神聚力，开拓创新，努力完成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贡献。”[2]该篇报道的第一段用了连续的一串排比句，团结、高举、开拓、完成、实现、建成六个动词，全面地从多个角度解读了中国新时期的发展目标，将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做了一个强有力的概括。不同的层面选用不同的动词，把新一次全国人大议会的总议题鲜明地展现出来。
依法治国，构建法治社会是今年两会的一个热门议题，今年的政协会议上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明确表示将继续坚定不移地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近20年来首次在政协会议上提出“反腐败”。此外，网络安全立法也被列入立法计划。人大会议上，明确了多项立法执法规范。针对这个议题，媒体发出了大量的报道评论文章。新华时评《政治生态也要山清水秀》写道，“严惩腐败分子是保持政治生态山清水秀的必然要求。党内如果有腐败分子藏身之地，政治生态必然会受到污染。要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坚持零容忍的态度不变、猛药去疴的决心不减、刮骨疗毒的勇气不泄、严厉惩处的尺度不松。保持高压态势，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发现多少查处多少。下大气力拔“烂树”、治“病树”、正“歪树”，减少腐败存量、遏制腐败增量，清除各类“污染源”，使领导干部受到警醒、警示、警戒。”[3]这段文字当中用到比喻、排比、用典等多种文学修辞手法，形象生动了表达出党和中央的反腐决心和勇气。把政治环境比作自然环境，用山清水秀来表达政治反腐所要达到的目标。用烂树、病树、歪树比喻政府机关中的各项腐败问题，把腐败根源比作污染源，拔、治、正三个词凸显中央治理腐败的手段。运用猛药去疴、刮骨疗毒的典故，显示出纠正腐败问题打击腐败现象的坚定决心。不变、不减、不泄、不松，连续四个否定词气场十足，语气坚定恳切毫不松软。这些比喻和动词的选取，都是作者精挑细选的结果，它既形象生动又立场坚定地向读者表达党中央
反对腐败建设法治社会的决心和勇气。这样的表达运用已经超出了新闻报道的基本要求，它是对所表达内容的加深和巩固，从而达到震撼人心的效果。新闻文字报道文学性的另外一个层面主要体现在新闻标题的撰写上。新闻标题是一篇新闻报道的眼睛，通过新闻标题就可以把握这篇报道所要传达的主要事件和主要观点。尤其是在新闻信息极其丰富和广泛的现代传媒中，读者面对海量的信息资讯，会把新闻标题作为阅读的首选，并根据标题判定是否进一步详细阅读。新闻标题的选定，一定程度上关系着该篇新闻报道的命运。一个生动而又贴切的新闻标题能够增强读者的阅读兴趣，提高传播的机率，扩大传播的范围。因此，现代记者在保证新闻标题反映客观内容的同时，努力创新标题语言的写作，从而抓取读者的视线。
《近20年全国政协主席报告首次明确提“反腐败”》，《“习风”劲吹“朋友圈”》，《<立法法>大修：“红头文件”很难“任性”了》。这样的新闻标题，有的是传达重大事件，将“反腐败”这个词近20年来首次在政协主席报告中出现作为亮点，把这一突破性现象凸显出来；有的是迎合时代的发展，把最流行的词汇“朋友圈”“任性”等运用到新闻标题当中，在不失严肃的情况下灵活多变，让新闻标题更加时尚赶潮流，从而达到吸引大家眼光的目的，实现传播效果。
从标题到内容，新闻文字报道都处处体现着文学性。多种文学手法的借鉴和运用，让报道所要表达的内容在不失准确的基础上更加生活，也更加活泼有趣。巧妙地在字里行间融入文学审美精神，让读者在了解事实真相的基础上，还可以引发他们的进一步思考，扩大新闻报道的内涵，增强表达的效果。传达基本信息虽是新闻报道的最终目的，但让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拥有认知和审美享受等多方面的收获也很重重。增强新闻文字报道的文学性，既是更好更快传播的手段，也是对现代新闻文字报道写作的要求。
参考文献：
[1]龚砚庆.报纸新闻报道与文学审美精神[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07年，15 [2] http://paper.people.com.cn/rmrb/html/2015-03/06/nw.D110000renmrb_20150306_1-01.htm
[3]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5lh/2015-03/07/c_111455843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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