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望中的希望－从职务犯罪侦查角度评《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人民检察院保障律师在刑事诉讼中依法执业的规定》

第一篇：绝望中的希望－从职务犯罪侦查角度评《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人民检察院保障律师在刑事诉讼中依法执业的规定》

最高人民检察院总是有道理的，也总是在试图代表广大人民利益的。最近，为了代表广大人民中律师的利益，他们出台了《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人民检察院保障律师在刑事诉讼中依法执业的规定》。我才疏学浅，只是粗浅做了几天职务犯罪侦查工作，对评论上级文件—这种“肉食者谋之”的事本无意做之，可一想到今天代表律师利益的上级，明天又会代表人民利益把一个个办案数量任务压下来，后天又会代表自己饭碗的利益把一个个工作组派下来督促办案，既然我的饭碗左右都是难捧，于是也顾不得许多，冒着顶撞上级的风险，只从职务犯罪侦查角度，且把这个《规定》评上一评吧。

非常有“新意”的《规定》

为什么要评这个《规定》呢？这是因为这个《规定》很有“新意”，它主动放弃了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部门在侦查环节中对律师仅有的控制，同意律师可以全面了解案情，从而在事实上允许犯罪嫌疑人的律师在侦查阶段就可以进行辩护活动，而这从根本上违反了侦查机关对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的既有共识。

众所周知，1997年刑事诉讼法是一部广泛吸收国内外刑事诉讼法律研究成果、特别是英美抗辩制诉讼体制研究成果的法律。律师从侦查阶段就参与刑事诉讼，这正是抗辩制诉讼架构的重要特点，而且律师的介入侦查其意义就是从侦查阶段就可以取证，并为庭审时的辩护进行证据准备。然而刑事诉讼法并没有照搬英美法律的规定，仅仅在第96条中规定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有获得法律帮助的权利。这种帮助对犯罪嫌疑人而言限定为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对律师而言仅仅是三项权利：

1、有权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

2、可以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

3、向犯罪嫌疑人了解有关案件情况；而且，为了限制律师通过这种法律帮助获得案件信息，从而在事实上进行取证活动，为庭审辩护做准备，刑事诉讼法针对法律帮助中律师可以获得的信息，采取了一种模糊的表达方式，即“可以向犯罪嫌疑人了解有关案件情况”。毫无疑问，这种模糊表达方式必将引发争议。

果然，侦查机关与相关部门在律师介入侦查可以获得的信息问题上无法达成一致。1998年1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发布了《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这部规定以9至12条，共计618个字来对律师介入侦查环节的各个具体情况进行了规定，但恰恰没有规定律师可以了解的“有关案件情况”是什么!这直接反映出各个部门在这个问题上无法达成一致，只好继续模糊下去。

需要说明的是：“模糊表达”正是中国法律的特色，即当法律制定者对法律条款表达模糊时，该条款的含义由有权机关自行理解执行，而有权机关当然不会从条款的其他关系者的角度理解执行。也就是说，律师可以了解的“有关案件情况”是什么，这完全由侦查机关从法律帮助的含义上去理解和执行。

1999年1月18日实施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完全体现出执行机关的理解是什么。该《规则》第一百五十四条规定：律师询问在押犯罪嫌疑人的内容超越刑事诉讼法第九十六条规定的授权范围，或者违反监管场所和有关机关关于会见的规定的，在场的检察机关的工作人员有权制止，或者中止会见。这个条款虽然没有说明“律师询问在押犯罪嫌疑人的内容”应当是什么，但却通过授权工作人员制止询问、中止会见的方式，丝毫不留余地表达出一个信号：律师询问在押犯罪嫌疑人的内容只会由检察机关的工作人员来判断；而这种判断，只能是绝不允许在侦查阶段让律师获得案件的重要信息。

检察机关的规定并不是个案，同样是侦查机关的公安部门，1998年5月14日以第35号公安部令发布了修改后《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该《规定》针对这个问题，做了与检察机关完全相同的解释。

所以，我们作为具体的案件承办人员，在侦查环节中，针对律师提供法律帮助的行为，所采取方式就是：依据相关规定及时安排律师会见，在会见中，律师可以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罪名，向犯罪嫌疑人提供相关的法律知识，针对涉嫌罪名告知犯罪构成要件，但，律师不能了解具体案情！如果在会见中律师与犯罪嫌疑人谈到案件具体情况，承办人有权制止或者中止会见。

然而，就是针对这样一个刑事诉讼法模糊表达的，侦查机关已达成共识的概念，最高人民检察院却在2003年12月30日的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届检察委员会第１６次会上，以《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人民检察院保障律师在刑事诉讼中依法执业的规定》，全部否认了!该规定第六条称：律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时，可以了解案件以下情况：

（一）犯罪嫌疑人的基本情况；

（二）犯罪嫌疑人是否实施或参与所涉嫌的犯罪；

（三）犯罪嫌疑人关于案件事实和情节的陈述；

（四）犯罪嫌疑人关于其无罪、罪轻的辩解；

（五）被采取强制措施的法律手续是否完备，程序是否合法；(六）被采取强制措施后其人身权利、诉讼权利是否受到侵犯；(七）其他需要了解的与案件有关的情况。我不知道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制定这个《规定》时，是否考虑了检察机关的利益；我只知道，最高人民检察院所制定的这个《规定》，它是一个单方面有利于律师的规定，它使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法律帮助的概念完全失去了意义，它在事实上使检察机关无法在侦查环节垄断案件信息，从而在本质上使律师获得了在侦查阶段进行辩护性活动的能力。

为什么要制定这个《规定》

最高人民检察院为什么要制定这个《规定》呢？还是让我们来看一下最高人民检察院自己的解释吧。该《规定》前言把理由归纳为：“为依法维护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益，进一步保障律师在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案件立案侦查、刑事案件审查起诉工作中依法执业，促进人民检察院严格、公正执法”。这一段话是两个含义，第一是这个《规定》能够保证诉讼参与人，即犯罪嫌疑人的合法利益；第二是这个《规定》通过保障律师依法执业来促进检察院严格、公正执法。

最高人民检察院的解释让我感到困惑：犯罪嫌疑人与其他诉讼参与人的利益当然是需要保护的，但具体保护的内容与方式只能由刑事诉讼法来规定，侦查机关需要做的就是执行法律规定!如前所述，从中国的法律实践来看，法律模糊表达的内容本身就是法律授权有权机关自行理解范围，不知道最高人民检察院有什么理由推翻过去几年来侦查机关在这一问题上的共识？我更想知道最高人民检察院是根据什么样的程序就擅自单方面削减属于全国检察机关的权力，将法律模糊处理的内容作片面有利于犯罪嫌疑人及律师的解释？其次，居然检察机关严格、公正执法需要通过保障律师依法执业来促进，我实在无法理解这一点。要知道，当前刑事诉讼架构就是一个对抗性架构，检察机关从侦查部门至起诉部门，都是与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利益直接对抗的，在这种情况下，检察机关与律师之间的的关系是矛盾性的，而不是合作性的，这只能通过法律来调整，而决不可能以某一方片面让步来解决；既使有一方片面地让步，那么这种让步在具体实践中也无法具体落实。

当然，以上的问题看起来似乎是我作为一个怨妇，在被薄情郎抛弃后发出的阵阵哀鸣，这种哀鸣的结果当然是于事无补。不过，基于怨妇对薄情郞的了解，我想表达的还有警告!

警告：不平衡的诉讼结构

作为一个检察机关中的侦查人员，我痛心地感到：1997年刑事诉讼法改革了原来的诉讼制度，建立起抗辩式控诉机制，然而它并没有在打破原有的刑事侦查体制的同时，给侦查机关以相应的授权，以建立起新的刑事侦查体制；因而，平衡的刑事诉讼结构并没有随着新刑事诉讼法的实施而建立，其恶果就是侦查权与辩护权出现了不平衡，随着《规定》之类规范性文件的出台，这种不平衡正在逐步扩大，其结果必将导致检察机关无法履行法律赋予的打击腐败的职责。

什么是侦查权与辩护权的诉讼平衡？就是在证明制度下的侦查权与辩护权之间的均势，只有这两种权力在证明标准下达到均势，诉讼才能在保护人权、保证侦查效率的基础上稳定运行！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侦查的目的不是侦查机关查明真相，或者说侦查机关查明真相是没有价值的，侦查的目的是侦查机关行使法律的授权获取证据，通过刑事诉讼程序证明犯罪的存在或者不存在。所以，侦查能不能实现法律要求的目的，与法律授予侦查机关的权限密切相关，也就是说，在一定的证明制度下，侦查机关拥有的权力，必须与辩护方拥有的辩护能力形成均势，才能实现刑事诉讼的均势。

那么，让我们来看一下侦查机关所得到的授权。无论新旧刑事诉讼法，对侦查机关的授权都是极为有限的，即仅有讯问犯罪嫌疑人、询问证人、勘验、检查、搜查、扣押物证、书证、鉴定、通缉这七类，这样的授权能够满足侦查需要吗？让我们与国外刑事诉讼的授权相比较，除前述权力外，国外侦查机关还有权监视电信通讯、使用技术手段侦查、派遣秘密侦查员、暂时执业禁止、限制转移财产、限制出境、要求申报财产。从上可以看出，我国侦查机关的权限与国外相比，相差何其远矣！就是在权限相差如此之大的情况下，我国侦查机关面对着社会转型期腐败丛生的现实，不得不承担着沉重的办案压力，那么结果又会是什么呢？

在旧刑事诉讼法期间，检察机关的侦查部门基于以上授权与办案的矛盾，所采取的办案方法可以简称为“抓人办案”，即根据线索的反映，向相应的人进行调查，并通过限制其人身自由来保证办案效率与机密，通俗地说，证人说清问题才能离开侦查机关，犯罪嫌疑人说清问题就送看守所结案。这种“抓人办案”的侦查模式，当然是严重违反法律规定，以侵犯人权为代价的侦查方式，然而它却是和老刑诉法配套的，相当有效的一种侦查手段。在这种侦查模式下，侦查权远远强于辩护权。不过，在新刑事诉讼法实施之后，由于刑事诉讼法明确限制对犯罪嫌疑人的讯问时间只能在12小时内（该限制现在已扩大理解到了针对证人的询问），并且通过司法解释否定违法取得的证据的证明效力，这种“抓人办案”的侦查方法当前已完全行不通了。那么，新刑事诉讼法对侦查机关的要求是什么呢？

由于新刑事诉讼法限制了侦查机关对犯罪嫌疑人和证人的接触时间，其潜在的含义当然是要求侦查机关将“抓人办案”这种事后侦查模式，改变为秘密侦查、实时侦查或者预判性侦查的新侦查模式；也只有这样的一种侦查模式，才真正从根本上要求侦查机关尽可能避免公开对人的接触，而以长期、秘密的手段取得证据。可是，要使用这样的一种侦查模式，侦查机关必然要求获得相应的侦查授权，即合法地利用前述监视电信通讯、使用技术手段侦查、派遣秘密侦查员等侦查手段去获得证据，否则相应的侦查模式是无法建立的。而这些都没有！

这就是当前我国侦查机关面对的现实：新刑事诉讼法打破了原有的侦查模式，强调保护人权，可是它却没有向侦查机关合法授权，以建立新的侦查模式；从而在新刑事诉讼法所设计的诉讼结构中，侦查权与辩护权之间的平衡一直没有从制度上建立起来，结果是辩护权正在通过证人、犯罪嫌疑人翻供等手段逐步强大起来，侦查机关由于侦查模式本身的局限，形成审判中犯罪嫌疑人和证人口供的频频翻供，我们正在一次次地赢了侦查、输了审判。这种形势的迫切程度可以从两个方面反映出来，一是检察机关中的侦查部门不得不主动与纪委联合办案，通过纪委的手段来继续自己的“抓人办案”模式；二是侦查机关不得不对法律进行单方面对自己有利的解释，以抑制辩护权的强大，侦查期间不允许律师向犯罪嫌疑人了解案情这正是该现象的反映。

然而，最高人民检察院正在漠视这种现实！他们看不见辩护权已过分强大的现实，不明白侦查方与辩护方的对抗性关系，所以主动放弃权利，要求下属检察机关允许律师在侦查中就可以了解案情！他们看不见原有的侦查模式所面对的困境，所以强调检察机关不能与纪委合作，不能利用纪委的手段！他们看不见新刑事诉讼法中对侦查模式的要求，所以要求各级侦查机关不得使用技术侦查手段！这样的最高人民检察院能够带领全国检察机关实现反腐败的重任吗？

绝望中的希望

在最高人民检察院的领导下，我们真的很绝望。检察机关已失去了对税收案件、打假案件的管辖权；我们

正在失去对司法解释的主导权；我们将要失去反腐败斗争中的主导性地位，成为纪委的配角！

请问最高人民检察院，到底什么样的检察机关是你们所设计的？到底什么样的侦查模式是你们所希望的？我们的侦查与纪委的调查到底有什么不一样？除了以保护人权的名义，你们放弃整个检察机关的权利外，你们有没有在全国人大上为全国检察机关争取过侦查的权力？

还好，我们还有希望！因为我们知道，中国反腐败的决心是何其巨大，中国反腐败的群众意志是何其巨大，一个不能履行职责的反腐败机关必将被社会所唾弃。那么，我们的希望是什么呢？职务犯罪侦查部门脱离检察机关，直属中央！批捕部门脱离检察机关，从属于审判权！

联系方式：yang11223344@hotmail.com

yang123654789@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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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关于人民检察院保障律师在刑事诉讼中依法执业的规定》的通知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关于人民检察院保障律师在刑事诉讼中依法执业的规定》的通知

（高检发[2004]3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军事检察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

为依法维护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益，进一步保障律师在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案件立案侦查、刑事案件审查起诉工作中依法执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及有关法律的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了《关于人民检察院保障律师在刑事诉讼中依法执业的规定》，2003年12月30日经第十届检察委员会第16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印发，请各级检察机关结合实际贯彻落实。

最高人民检察院

二00四年二月十日

关于人民检察院保障律师在刑事诉讼中依法执业的规定

（2003年12月30日最高人民检察院

第十届检察委员会第16次会议通过）

为依法维护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益，进一步保障律师在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案件立案侦查、刑事案件审查起诉工作中依法执业，促进人民检察院严格、公正执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及有关法律的规定，结合检察工作实际，制定本规定。

一、关于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

1、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受犯罪嫌疑人委托的律师自检察人员第一次讯问犯罪嫌疑人后或者人民检察院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可以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向犯罪嫌疑人了解有关案件情况。人民检察院应当将犯罪嫌疑人所涉嫌的罪名及犯罪嫌疑人的关押场所告知受委托的律师。

2、人民检察院办理直接立案侦查的案件，律师提出会见的，由侦查部门指定专人接收律师要求会见的材料，办理安排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的有关事宜，并记录备查。

3、人民检察院侦查部门应当在律师提出会见要求后48小时内安排会见。

对于人民检察院直接立案侦查的贪污贿赂犯罪等重大复杂的两人以上的共同犯罪案件，律师提出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的，侦查部门应当在律师提出会见要求后5日内安排会见。

4、人民检察院侦查部门安排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时，可以根据案件情况和工作需要决定是否派员在场。

5、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案件，律师要求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的，对于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侦查部门应当在律师提出申请后5日内作出批准或不批准的决定。批准会见的，应当向律师开具《批准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决定书》，并安排会见。不批准会见的，应当向律师开具《不批准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决定书》，并说明理由。对于不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不需要经过批准。

6、律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时，可以了解案件以下情况：

(一)犯罪嫌疑人的基本情况；

(二)犯罪嫌疑人是否实施或参与所涉嫌的犯罪；

(三)犯罪嫌疑人关于案件事实和情节的陈述；

(四)犯罪嫌疑人关于其无罪、罪轻的辩解；

(五)被采取强制措施的法律手续是否完备，程序是否合法；

(六)被采取强制措施后其人身权利、诉讼权利是否受到侵犯；

(七)其他需要了解的与案件有关的情况。

7、在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期间，辩护律师可以持委托书、律师事务所函会见犯罪嫌疑人。辩护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时，人民检察院不派员在场。

8、律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一律在监管场所内进行。

二、关于听取律师意见

9、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决定逮捕的，受犯罪嫌疑人委托的律师可以为其申请取保候审；受委托律师认为羁押超过法定期限的，可以要求解除或者变更强制措施。人民检察院应当在7日内作出决定并由侦查部门书面答复受委托的律师。

10、人民检察院在侦查终结前，案件承办人应当听取受委托的律师关于案件的意见，并记明笔录附卷。受委托的律师提出书面意见的，应当附卷。

11、人民检察院审查移送起诉的案件，辩护律师认为人民检察院采取强制措施超过法定期限的，有权要求解除或者变更强制措施。人民检察院应当在7日内作出书面决定并由公诉部门书面答复辩护律师。

12、人民检察院审查移送起诉案件，应当听取犯罪嫌疑人、被害人委托的律师的意见，并记明笔录附卷。直接听取犯罪嫌疑人、被害人委托的律师的意见有困难的，可以向犯罪嫌疑人、被害人委托的律师发出书面通知，由其提出书面意见。律师在审查起诉期限内没有提出意见的，应当记明在卷。

13、人民检察院对律师提出的证明犯罪嫌疑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意见，办案人员应当认真进行审查。

三、关于律师查阅案卷材料

14、辩护律师以及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或者近亲属委托作为诉讼代理人的律师自人民检察院对案件审查起诉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诉讼文书、技术性鉴定材料。

15、对于律师要求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诉讼文书、技术性鉴定材料的，公诉部门受理后应当安排办理；不能当日办理的，应当向律师说明理由，并在3日内择定日期，及时通知律师。

16、在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期间和提起公诉以后，辩护律师发现犯罪嫌疑人无罪、罪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的证据材料向人民检察院提供的，人民检察院公诉部门应当接受并进行审查。

四、关于辩护律师申请收集、调取证据

17、辩护律师申请人民检察院向犯罪嫌疑人提供的证人或者其他有关单位和个人收集、调取证据的，对于影响认定案件事实和适用法律的，人民检察院应当依法收集、调取，并制作笔录附卷。

18、辩护律师向人民检察院提出申请要求向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被害人提供的证人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征求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被害人提供的证人的意见，经过审查，在7日内作出是否许可的决定，并通知申请人。人民检察院没有许可的，应当书面说明理由。

19、人民检察院根据辩护律师的申请收集、调取证据时，可以通知申请人在场。

五、关于律师投诉的处理

20、律师在办理刑事案件的过程中，发现人民检察院办案部门和办案人员违反法律和本规定的，可以向承办案件的人民检察院或者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投诉。

21、各级人民检察院接到律师投诉后，应当依照有关法律和本规定的要求及时处理。律师对不依法安排会见进行投诉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在接到投诉后5日内进行审查并作出决定，通知办案部门执行。

22、各级人民检察院应当及时向投诉人书面告知处理情况。

23、对于律师投诉检察人员违法办案的，有关人民检察院应当及时调查；确属违法违纪的，应依法依纪追究有关人员的法律和纪律责任。

第三篇：《关于保障和规范律师在刑事诉讼中依法执业的暂行办法》的通知(川检会〔2013〕1号)

《关于保障和规范律师在刑事诉讼中依法执业的暂行办法》

（川检会〔2013〕1号）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保证刑事诉讼活动的顺利开展，依法保障律师在刑事诉讼活动中的执业权利，规范律师的执业行为和检察机关的执法办案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及有关司法解释，结合四川省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律师在刑事诉讼活动中依法履行职责，人身、财产权利和诉讼权利不受侵犯。人民检察院应当依法保障律师的执业权利。

第三条 律师参与刑事诉讼活动，应当遵守国家法律法规，恪守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严格保守国家秘密、委托人的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

第四条 人民检察院在案件管理大厅专设服务窗口、律师阅卷室和会见室，由案件管理部门指派专人负责律师接待工作。

第五条 律师前往人民检察院办理业务，应当出具其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授权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并按要求填写《律师接待申请表》。

律师向人民检察院提出有关申请、要求或者提交有关书面材料的，案件管理部门应当签收并及时移送相关办案部门或者与相关办案部门协调、联系，具体业务由办案部门负责办理，本办法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六条 人民检察院在第一次开始讯问犯罪嫌疑人或者对其采取强制措施的时候，侦查部门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有权委托辩护人。

人民检察院自收到移送审查起诉的案件材料之日起三日以内，公诉部门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有权委托辩护人。

人民检察院办理直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审查逮捕案件和审查起诉案件，在押或者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提出委托律师要求的，侦查部门、侦查监督部门和公诉部门应当自接到要求之日起及时向其监护人、近亲属或者其指定的人员转达其要求，并记录在案。

第七条 人民检察院办理直接立案侦查案件和审查起诉案件，发现犯罪嫌疑人是未成年人、盲、聋、哑人或者是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或者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死刑，没有委托辩护人的，应当及时书面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法律援助机构应当在收到指定辩护通知书之日起三日以内指派律师并函告人民检察院案件管理部门。

第八条 犯罪嫌疑人因经济困难等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及其监护人、近亲属可以申请法律援助，并将告知情况记录在案。在押或者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提出申请的，应当自接到申请之日起三日以内向法律援助机构转交，并通知犯罪嫌疑人的监护人、近亲属或者其委托的其他人员协助提供有关证件、证明等相关材料。

法律援助机构收到申请后，应当依照有关规定及时审查并作出决定。对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决定提供法律援助，并于决定之日起三日以内指派律师并函告人民检察院案件管理部门；对不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作出不予援助的决定，并于决定之日起三日以内书面告知申请人理由，同时函告人民检察院案件管理部门。

法律援助机构出具的刑事法律援助公函应当载明承办律师的姓名及联系方式。

第九条 犯罪嫌疑人拒绝法律援助机构指派的律师作为辩护人的，人民检察院应当查明拒绝的原因，有正当理由的，予以准许，但犯罪嫌疑人需另行委托辩护人；犯罪嫌疑人未另行委托辩护人的，应当书面通知法律援助机构另行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

第十条 律师接受委托后告知人民检察院或者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后通知人民检察院的，人民检察院案件管理部门应当及时登记律师的相关信息，并将有关情况和材料及时通知、移交相关办案部门。

第二章 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

第十一条 检察机关侦查和审查起诉阶段，辩护律师持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可以会见在押或者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

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侦查期间，辩护律师会见在押或者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应当经人民检察院许可。

第十二条 对于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犯罪嫌疑人被羁押或者监视居住的，人民检察院侦查部门应当在将犯罪嫌疑人送交看守所或者送交公安机关执行时书面通知看守所或者公安机关，在侦查期间辩护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的，应当经人民检察院许可。

第十三条 对于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辩护律师在侦查期间提出会见在押或者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的，人民检察院侦查部门应当在三日以内答复辩护律师。

第十四条 人民检察院办理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在有碍侦查的情形消失后，应当通知看守所或者执行监视居住的公安机关和辩护律师，辩护律师可以不经许可会见在押或者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

对于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人民检察院在侦查终结前应当许可辩护律师会见在押或者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

第十五条 对于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辩护律师在侦查期间再次会见在押或者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的，仍应按照相关规定办理批准手续，有碍侦查的情形消失的除外。

第三章 听取律师意见

第十六条 人民检察院在案件侦查过程中，侦查部门可以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侦查终结前，辩护律师提出要求的，应当听取辩护律师意见，并制作笔录附卷。

人民检察院在审查逮捕过程中，侦查监督部门可以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辩护律师提出要求的，应当听取辩护律师意见，并制作笔录附卷。

人民检察院在审查起诉过程中，公诉部门应当听取律师意见，并制作笔录附卷。公诉部门应辩护律师要求或者认为必要时，可以约定时间专门就案件事实、定性、证据等与辩护律师全面、充分交换意见。

第十七条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人民检察院在审查逮捕、审查起诉中，应当听取辩护律师意见，并制作笔录附卷。

第十八条 人民检察院在侦查、审查逮捕、审查起诉过程中，辩护律师就案件提出书面意见的，案件管理部门应当及时移送侦查部门、侦查监督部门或者公诉部门。辩护律师要求听取其意见的，案件管理部门应当及时联系侦查部门、侦查监督部门或者公诉部门对听取意见作出安排。

直接听取辩护律师意见的，应当由两名以上办案人员参加，在律师会见室进行。

第十九条 辩护律师申请变更强制措施或者要求解除强制措施的，应当向人民检察院案件管理部门提出书面申请。案件管理部门接到申请后，应当及时移送侦查部门、侦查监督部门或者公诉部门办理。

人民检察院应当自接到申请之日起三日以内作出是否变更或者解除强制措施的决定并答复辩护律师。不同意变更或者解除强制措施的，应当书面告知辩护律师并说明理由。

第四章 律师查阅案卷材料

第二十条 自案件审查起诉之日起，辩护律师需要阅卷的，可以提出预约，由人民检察院案件管理部门负责受理。

第二十一条 辩护律师查阅、摘抄和复制案卷材料，应提供证明其身份的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授权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到人民检察院案件管理部门登记，并填写《律师接待申请表》。辩护律师通过电话预约的，应将上述手续材料传真至案件管理部门，并在阅卷前提供材料原件。

辩护律师不得委托其他未受犯罪嫌疑人、被害人及其近亲属等委托的律师代为阅卷。实习律师不得单独阅卷。

第二十二条 人民检察院案件管理部门应当认真审核辩护律师出示的相关证明或函件，对不具有执业律师资格和存在执业禁止情形的，应当拒绝办理阅卷事宜并说明理由。对符合条件的，案件管理部门应当安排辩护律师自即日起三个工作日以内阅卷。公诉部门应当在约定时日提供案卷材料。

第二十三条 辩护律师到人民检察院联系即时阅卷，案件管理部门与公诉部门沟通后能够即时提供案卷材料的，应当安排辩护律师阅卷。

第二十四条 人民检察院应当允许辩护律师查阅、摘抄和复制案卷中的全部材料，包括案件的诉讼文书和证据材料。办案中形成的请示、报告、审批材料、部门讨论记录、检察委员会讨论记录、退查提纲等检察机关的内部工作材料，不属于阅卷范围。

辩护律师复制案卷材料可以采取打印、复印或者拍照等方式。

条件具备的人民检察院可以提供辩护律师所代理案件的电子案卷材料供查阅、摘抄和复制。

查阅、摘抄、复制案卷材料，应当在人民检察院的律师阅卷室进行。必要时，人民检察院可以派员在场协助。

第二十五条 辩护律师查阅、摘抄和复制案卷材料结束后，应当在《律师接待申请表》中“申请事项办理情况”一栏填写查阅、摘抄、复制的案件名称、页数等事项，并签字确认。

第二十六条 辩护律师查阅、摘抄和复制案卷材料过程中，不得将纸质案卷材料原件带离律师阅卷室；不得对案卷材料进行涂改，对造成案卷材料损毁、缺失的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辩护律师摘抄、复制的案卷材料应当保密，并妥善保管，不得提供给与案件无关的人员查阅、摘抄和复制。

第五章 律师申请收集、调取证据

第二十七条 案件移送审查逮捕或者审查起诉后，辩护律师认为在侦查期间公安机关收集的证明犯罪嫌疑人无罪或者罪轻的证据材料未提交，申请人民检察院向公安机关调取的，应当提交申请书，申请书应载明需要调取的证据的相关信息。

人民检察院案件管理部门应当及时将申请材料送侦查监督部门或者公诉部门办理。经审查，认为辩护律师申请调取的证据已收集并且与案件事实有联系的，应当予以调取;认为辩护律师申请调取的证据未收集或者与案件事实没有联系的，应当决定不予调取并向辩护律师说明理由。公安机关移送相关证据材料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在三日以内告知辩护律师。

人民检察院办理直接立案侦查的案件，按照本条规定办理。

第二十八条 案件移送审查起诉后，辩护律师依据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申请人民检察院收集、调取证据的，应当提交申请书，载明被申请收集、调取证据的个人姓名或者单位名称、住所、联系电话等基本情况和申请理由、取证目的、证据线索、证据内容、待证事项等。

人民检察院案件管理部门收到辩护律师的申请书后，应当及时将申请材料移送公诉部门办理。

人民检察院经审查认为需要收集、调取证据的，应当决定收集、调取并制作笔录附卷。决定不予收集、调取的，应当向辩护律师书面说明理由。

人民检察院根据辩护律师的申请收集、调取证据时，辩护律师可以在场。

第二十九条 辩护律师向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被害人提供的证人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向人民检察院提出申请的，按照本办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办理，人民检察院应当在七日内作出是否许可的决定，通知申请人。人民检察院没有许可的，应当书面说明理由。

第三十条 人民检察院在侦查、审查逮捕、审查起诉过程中，辩护律师收集到有关犯罪

嫌疑人不在犯罪现场、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属于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的证据，应当及时告知人民检察院案件管理部门。

律师报案、控告、举报侦查人员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证据并提供涉嫌非法取证的人员、时间、地点、方式和内容等材料或者线索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受理并进行审查,对于根据现有材料无法证明证据收集合法性的,及时进行调查核实。

人民检察院案件管理和控告检察部门收到上述信息材料后，应当及时移送相关办案部门审查。

第六章 律师提出申诉、控告

第三十一条 律师认为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及其工作人员具有下列阻碍其依法行使诉讼权利的行为之一的，可以向同级或者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申诉或者控告，也可以将申诉控告材料交司法行政机关或者律师协会代为转交：

（一）对律师提出的回避要求不予受理或者对不予回避决定不服的复议申请不予受理的；

（二）未依法告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权委托辩护人的；

（三）未转达在押的或者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委托辩护人的要求的；

（四）应当通知而不通知法律援助机构为符合条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者被申请强制医疗的人指派律师提供辩护或者法律援助的；

（五）在规定时间内不受理、不答复辩护律师提出的变更强制措施申请或者解除强制措施要求的；

（六）未依法告知辩护律师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和案件有关情况的；

（七）违法限制辩护律师同在押、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会见和通信的；

（八）违法不允许辩护律师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案卷材料的；

（九）违法限制辩护律师收集、核实有关证据材料的；

（十）没有正当理由不同意辩护律师提出的收集、调取证据或者通知证人出庭作证的申请,或者不答复、不说明理由的；

（十一）未依法提交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或者罪轻的证据材料的；

（十二）未依法听取律师的意见的；

（十三）未依法将开庭的时间、地点及时通知律师的；

（十四）未依法向律师及时送达本案的法律文书或者及时告知案件移送情况的；

（十五）阻碍律师在法庭审理过程中依法行使诉讼权利的；

（十六）其他阻碍律师依法行使诉讼权利的。

第三十二条 律师认为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及其工作人员有本办法第三十一条规定的阻碍其依法行使诉讼权利的行为，向人民检察院申诉或者控告的，控告检察部门应当接受并依法办理，相关办案部门应当予以配合。

第三十三条 律师认为看守所及其工作人员有阻碍其依法行使诉讼权利的行为，向人民检察院申诉或者控告的，监所检察部门应当接收并依法办理；控告检察部门收到申诉或者控告的，应当及时移送监所检察部门办理。

第三十四条 律师认为其依法行使诉讼权利受到阻碍向人民检察院申诉或者控告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在受理后十日以内进行审查，情况属实的，经检察长决定，通知有关机关或者本院有关部门、下级人民检察院予以纠正，并将处理情况书面答复提出申诉或者控告的律师。

第七章 其他规定

第三十五条 辩护律师告知人民检察院其委托人或者其他人员准备实施、正在实施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以及严重危及他人人身安全犯罪的，人民检察院应当接受并立即移送有关机关依法处理。

人民检察院应当为反映有关情况的辩护律师保密。

第三十六条 律师在办理刑事案件的过程中，发现人民检察院相关部门或人员违反法律或本办法的，可以向承办案件的人民检察院或者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投诉。人民检察院应当依法及时调查处理，并将处理情况书面告知律师。

第三十七条 人民检察院发现辩护律师有帮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隐匿、毁灭、伪造证据或者串供，或者威胁、引诱证人作伪证以及其他干扰司法机关诉讼活动的行为，可能涉嫌犯罪的，经检察长批准，按照下列规定办理：

（一）涉嫌犯罪属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应当将辩护律师涉嫌犯罪的线索或者证据材料移送同级公安机关按照有关规定处理；

（二）涉嫌犯罪属于人民检察院管辖的，应当报请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或者由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指定其他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上一级人民检察院不得指定办理辩护律师所承办案件的人民检察院的下级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

被指定管辖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在立案侦查的同时书面通知辩护律师所在的律师事务所或者所属的律师协会。

第三十八条 人民团体或者当事人所在单位推荐的公民以及当事人的监护人、亲友被委托担任辩护人或者诉讼代理人，依法行使上述权利的，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三十九条 本规定由四川省人民检察院、四川省司法厅共同负责解释，自发布之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