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第九章 信托法
第八章 信托法
【信托】指委托人基于对受托人的信任，将其财产权委托给受托人，由受托人按委托人的意愿以自己的名义，为受益人的利益或特定目的，进管理或者处分的行为
【信托的特征】信托是一种以财产权为中心的法律关系，财产权时信托行为成立的前提；委托人必须将其财产权转移或处分给受托人；信托财产具有独立性；受托人是对外唯一有权管理、处分信托财产的人；受托人必须按照委托人设立信托的意旨管理和处分信托财产，为受益人谋利益；信托基于委托人对受托人的充分信任而设立
【信托的种类】受益人是否为委托人：他益信托、自益信托
受益人是否特定：私益信托、公益信托
【信托的表现形式】书面合同、个人遗嘱、法院的裁决命令书
【信托关系成立的要件】信托目的必须合法；信托财产确定、合法；有确定的受益人或受益人范围
【信托法律关系的主体】委托人、受托人、受益人
【委托人的权利义务】权利：知情权、管理方法变更权、解任权
义务：确保信托财产转移给受托人、按照法律及信托行为的规定或约定向受托人支付报酬
【受托人的权利义务】权利：管理信托财产、处理信托事务；就执行信托获得报酬
义务：按照委托人意志管理信托财产、处理信托事务；善良管理人的注意义务；忠于信托目的的义
务；对信托财产分别管理的义务；亲自处理信托事务的义务；账簿制作、报告和保密的义务；
向受益人交付利益的义务
【受益人的权利义务】权利：从受托人处获取信托所产生的利益；监督、调查受托人对信托财产的管理、经营情况和撤换
不胜任的受托人
义务：支付受托人因管理信托财产所支出的费用
第二篇：信托法渊源简介
信托法是调整信托关系，规范信托行为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在我国，合同法是调整平等主体之间交易关系的法律，它主要规范合同的订立、生效、履行、变更、终止和解除以及违约责任等问题。信托法则是调整信托关系、规范信托行为的法律，它所强调的是信托这一关于财产转移和财产管理的独特的法律机制，从而使信托有别于传统的赠与、遗嘱、委托、代理、第三人利益契约等法律制度。因此，信托法不是合同法的特别法。在我国民事、商事法律采用民商合一的立法体系之下，信托法和合同法同为民法的特别法。
信托法的起源
信托是起源于英美法的一个法律概念，指委托人将财产权移转给受托人，受托人依信托文件的规定，为受益人或为特定目的而管理或者处分信托财产，并将管理或者处分财产的收益交给受益人的一类法律关系。二战后，信托制度以其极具灵活性和实用性的优点得到了很多大陆法系国家的认可和采纳，如日本、韩国相继制定了自己的信托法。
信托法是英美法系独特的产物，是英国人对世界法律体系做出的重要贡献。英国的法学家梅特兰曾说，“如果有人要问英国人在法学领域取得的最伟大、最独特的成就是什么，那就是历经数百年发展起来的信托理念，我相信再也没有比这更好的答案了。这不是因为信托体现了基本的道德原则，而是因为它的灵活性。它是一种具有极大弹性和普遍性的制度。”
信托法的作用
长期以来，比较法学者一直认为，起源于英国的私人信托（Private Trust）是普通法系与欧洲大陆法系最具标志性的差异之一。在普通法系国家，信托是衡平法最重要的一项发明，数百年来，无论在民事还是在商事交易中，它一直在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相反，在大陆法系国家，则不存在一般意义上的私人信托。事实上，它的基本特征与民法的基本框架是难以相容的。
信托法是历史偶然的产物，最初是为了弥补五百多年前英国残缺不全的法律制度，而在现代英国有了合同法和代理法后已经成为多余。对大陆法国家而言，引入信托法究竟是一种有意义的改革，填补了法律体系的重大空白，还是相反，对现有法律制度的完善毫无意义。这些根本性问题在很大程度上被法学家们忽视了。虽然国内、国际都有大量的信托法论著，但都是讨论信托法原理，而没有重视对信托法功能的分析。
今天，深入理解信托法的功能具有重大实际意义。在欧洲尤其如此。越来越多的大陆法国家已经引入与信托法类似的制度，并正在积极推动那些尚未承认信托制度的国家承认在其他国家成立的信托。导致这种趋势出现的原因有二：欧盟正在致力于消除各成员国私法制度之间，尤其是大陆法和普通法之间的差异；专业投资基金需要适当的法律形式。一些学者认为，信托可能成为普通法对欧洲私法的最大贡献。
不仅欧洲人可以从加深对信托法功能的理解中获益。在美国，学者们继续把重点放在研究信托的历史角色，即家庭内部财富转移的一种方式。然而，信托制度的这种传统角色早已微不足道。信托制度更为重要的作用表现在美国的资本市场上。养老基金、共同基金一般都是采用信托形式，它们几乎占美国股票总数的40％，公司和外国债券的30％。另一方面，资产证券化信托已经成为美国债券的主要发行者，金额超过2万亿美元。
准确地理解信托法的功能不仅有助于认识资本市场的核心制度，而且有助于对一般组织法功能的认识。私人信托是法律规定的一种最简单的企业组织形式，对信托的分析有助于更好的认识其它更为复杂的组织，如合伙公司以及其他新型组织，如近来出现的有限责任公司等等。
普通法把信托分成两大类型：私人信托和公益信托。虽然欧洲法强烈抗拒私人信托，但民法中有财团法人制度，它非常类似于公益信托。而且，有大量文献探讨了公益信托及其“近亲”——“非营利法人”，而对私人信托则很少论及。
普通法与民法法系在概念上和历史演进上是不同的，正是这种不同造成一方产生了信托制度，而另一方则没有。文章简要地分析了民法法系中类似信托功能的法律制度，以及信托法的一般性经济功能这一主题。这分为两部分：
首先，我们分析信托法对合同法和代理法有哪些补充，即：何种有用的关系需要依据信托法建立，而仅仅依靠合同法或代理法不能建立。我们认为，信托法的最重要作用是，它可以把财产分成不同的“集束”，以便分别担保给不同的债权人。利用信托法来保护信托财产
免因受托人的个人债务而受到追偿，这一点非常重要。如果用比较法的观点审视信托制度，这种作用表现得更加明显，并可以作为进一步分析其法律角色的有益工具。相反，普通法系广为研究的问题，即忠实义务的产生及其履行，似乎对于为什么会存在专门的信托法并不重要。
信托法在不同的债权人之间进行财产分割的作用与商事公司的作用基本相同。因此，要分析的第二个问题是，信托法对公司法有何补充？即，人们可以利用信托做什么，而利用公司则不能（在信托制度产生时，公司制度尚未出现）？私人信托，特别是它的现代形式，商事信托在今天已经演化成另一个问题：人们利用信托法还有哪些事情是做不到的？我们对这一问题只能提出部分答案，全面的回答需要更为深入地分析不同法律主体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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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信托法 金融信托法是调整金融信托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金融信托关系是指信托当事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包括委托人和受托人之间的委托关系，受托人与受益人之间的利益转移关系，以及国家金融监督管理部门对信托活动及信托机构的监督管理关系。
金融信托法包括信托基本法和信托业法。信托基本法是规定信托基本关系的法律规范，其内容包括信托财产、信托当事人(委托人、受托人、受益人)的资格及各自的权利义务、信托的类别及设立和终止等。信托业法是规定金融信托机构的组织及其业务监管的法律规范。其内容包括信托机构的性质、业务范围、组织形式、设立条件及程序、变更、终止、经营规则、监督管理等。金融信托法是金融法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目前，我国关于信托方面的立法很不完善。调整信托关系的法律规范主要是《信托法》、《信托投资公司管理办法》、《信托投资公司资金信托管理暂行办法》等法律和行政规章。
我国的信托法
2001年4月28日在九届人大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于10月1日起施行，从而将信托法正式纳入了我国法律体系。《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中的大部分内容均吸取自英美日韩四国信托法；但该法中确有一些重要规定却为我国立法者自行设计，这些规定为该法所独有，且它们因具有创造性质，在世界信托立法史上明显地属于标新立异从而显得格外引人注目。
信托法是起源于英美法，而英美法在法律概念、体系构造和思维方式上与大陆法存在很大差别，所以在大陆法国家移植信托法的过程中，必然要遇到如何协调和解决外来的信托制度与本土法律制度的冲突问题。
其中，物权法定原则与信托制度之间的冲突尤值关注，这不仅是因为物权法定原则向来是传统大陆法系物权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对物权法定原则的任何挑战都将不可避免地动摇大陆法系物权法律体系的根基，也因为信托法的诸多理念与物权法定原则的存在依据尚有根本性抵触，如果不对双方中的任何一方动大手术，就不可能实现二者的和谐共存。就此而言，正确认识和解决信托法与物权法定原则之间存在的“体系矛盾”，无疑对信托法的成功移植乃至传统民法体系的反思和改造具有十分关键的意义。
第三篇：名牌大学信托法论文题目
注意标注了红色、黄色的不写
1、论信托的特征
2、信托制度历史演进下的委托人的法律地位
3、信托“三确定”之财产权向财产的演变
4、论信托的功能
5、论受益人的义务
6、论信托的撤销权
7、信托视角下的我国“两会”制度（参考文献：日本国宪法、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等）
8、动产信托的实用法律研究
9、共同受托人与复数受托人
10、论信托财产：以财产设立信托之考
11、论确定目的信托对信托“三确定”的理论发展
12、限定责任信托的立法意义及其对完善我国信托法之借鉴
13、信托制度与公司制度
14、日本受益人证券发行信托制度对我国信托法完善的借鉴
15、论遗嘱信托的期限
16、论禁止永久信托
17、危旧公寓楼信托改造的法律思考
18、论信托的有效成立
19、论第三方支付的信托法适用
20、受托人信息披露机制研究
21、空间权信托与旧城改造
22、信托制度于危旧住宅建筑物改造中的运用
23、论信托中受托人忠实义务的对象
24、论商事信托的概念
25、信托制度在旧城改造中运用
26、碳排放权的信托运用
27、设备租赁信托
28、生前遗嘱代用信托法律实务
29、企业年金信托税制30、城市建设与信托
31、城市土地一级整理开发信托制度的运用
32、信托受益权质权设定的效力（参考日本的文献信托研究文件夹中）
33、受托人的责任与义务
34、信托破产的法律问题研究
（信托的终止情形、清算受托人制度的引进、信托清算的破产程序、清算受托人的义务、破产管理人、两种受益人，即收益受益人和权利归属受益人，当信托财产明显不足以偿还信托财产项下之债务时，该由谁承担起债务的偿还、信托财产的强制执行）
35、旧城改造中不动产权利占有瑕疵承继的信托法研究
36、农地流转中的信托功能考
37、法定信托于我国信托立法上的意义
38、信托与财产保全
39、信托在私人银行中的应用 40、信托与公司治理
41、信托在金融领域中的应用
42、论信托与反腐败
43、域外的宣言信托
44、投资信托与借贷关系（案例分析）
45、信托准据法与信托财产准据法的适用关系
46、日本受益人连续信托的遗产税课税制度研究
47、信托法理与证券公司承受的顾客的资产“归属”
48、我国信托业转型期中的财产管理信托
49、信托与信托法入门
50、财产管理领域中的信托天堂
第四篇：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实施过程中的几个法律问题的思考
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实施过程中的几个法律问题的思考
信托起源于英国，是英国衡平法精心培育的产物。英美法上的信托，是指委托人将财产转移给委托人，指示受托人为了受益人的利益，管理和处分财产的法律制度。源于英美法的信托制度作为一项具有财产转移功能和财产管理功能紧密结合的法律制度，因具备设立发式多样化、信托财产自由化和实务领域宽泛化等优点而具有巨大的弹性空间。正是上述巨大的弹性空间，使得信托制度正走向世界，日益成为一种全球性的法律制度。2001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以下简称《信托法》）正式施行，2002年5月中国人民银行公布了修订后的《信托投资公司管理办法》，2002年6月又公布了《信托投资公司资金管理暂行办法》。这三个有关信托法律法规的出台标志着信托这一新的法律制度在我国已经确立。信托法的实施对于建立我国信托法的制度，规范信用关系，弥补法律的空白，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律体系，满足社会各方面对拓展开展管理制度的客观需求，为我国信托业规范健康的发展创造良好的法制环境，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关于信托财产所有权的归属
根据英美信托法的原则，信托一旦有效设立，委托人转移给受托人的财产就成为信托财产，而信托财产所有权性质具有“双重所有权”的概念。一方面，受托人享有信托财产的“普通法上的所有权”，他可以像真正的所有权人一样，管理和处分信托财产。另一方面，受益人却享有的是“衡平法上的所有权”，即受托人必须妥善地管理和处分信托财产，其不能为自己的利益而使用信托财产，其不能将管理处分的信托财产所生的利益归于自己享受，受托人必须将信托财产的利益交给委托人指定的受益人。
我国《信托法》并未确认信托财产“二元所有权”的法律制度，而实际确认信托财产所有权由委托人享有。《信托法》第7条第1款规定“设立信托，必须有确定的信托财产，并且该信托财产必须是委托人合法拥有的财产”。该法第2条规定“本法所称的信托，是指委托人基于对受托人的信任，将其财产权委托给受托人，由受托人按委托人的意愿以自己的名义，为受益人的利益或特定的目的，进行管理或者处分的行为”。因此，我国《信托法》实际上确认信托业务是委托人基于对受托人信任、以委托关系为基础的信托制度，而不是国外（以英美法系为主）通行的以转移委托人财产为基础、以满足信托目的而存在、强调信托财产独立性的信托制度。在我国信托关系中，没有信托财产转移的行为，所有权属于委托人，没有从受托人的角度以及从委托人、受益人的角度限定信托财产的独立性。因为没有把信托财产与委托人自己的其它财产分割开来。
《信托法》对信托财产所有权归属于委托人这一重要性质的界定存在明显的缺陷。因为为了实现对信托的的有效运作，在信托存续期间经常需要受托人独立处理信托财产。而信托的性质决定了受托人处理信托财产必须以自己的名义进行，这便使这种处理必须存在处分权的依据，这一依据需要由信托法来提供。由于财产的处分权依据《民法通则》第71条属于财产所有权的一项权能，致使我国《信托法》对这一处分权依据的提供只能通过规定信托财产所有权由受托人享有的途径实现。但《信托法》这一规定却确认信托财产所有权由委托人享有，致使在信托情形下受托人以自己名义独立处理信托财产显然缺乏处分权的依据。这 不仅有悖信托的法理，也使信托的运作在实践中处于极为尴尬的地位。
二、关于委托人设立信托与委托人“经营范围”的关系
设立信托必须有合法的信托目的，这里的“合法”显然不限于《信托法》。根据《信托法》第５条规定，现行的法律、行政法规都是信托当事人从事信托活动必须遵守的。鉴于我国法律体系的特点，信托目的也不得违背地方法规和部门规章。
在委托人将信托财产交付给受托人，由受托人按委托人的意愿进行管理和处分时，所确定的信托目的是否应当与委托人的“经营范围”相一致，直接关系到信托的效力。也就是委托人在其经营范围内不能从事的业务，可否通过信托方式进行。
根据《公司法》的规定，公司的经营范围由公司章程规定，但必须依法进行登记。经营范围直接决定并反映公司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公司应当在登记的经营范围内从事经营活动。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经营范围是公司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的反映。决定着公司可以做哪些事情，不能做哪些事情，做哪些事情是有效的，做哪些事情是无效的。并不是对公司财产的限制。委托人通过信托方式经营其财产，并不是其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的延续。如同银行的委托贷款一样。企业之间的资金拆借是法律禁止的，一般企业也无权从事贷款业务，但通过银行的委托贷款，实质上实现了企业之间的资金拆借。因此，信托目的不应当受委托人经营范围的限制。另外，《信托投资公司管理办法》第21条规定，委托人可以将自己无法或者不能亲自管理的资金以及国家有关法规限制其亲自管理的资金交付信托。这也说明委托人可以超出经营范围进行信托。
三、关于信托财产数额是否受《公司法》第１２条规定的“累计投资额不得超过本公司净资产 ５０％”的限制
企业法人作为委托人将信托财产交付给受托人的行为，从法律性质上看，既不属于有偿交易行为，也不属于投资行为。更不属于《公司法》第１２条规定的股权投资的范畴。我国《企业会计准则一投资》所指的投资，是企业为通过分配来增加财富，或者谋求其他利益，而将资产让度给其他单位所获得的另一项资产。信托则是委托人基于对受托人的信任，将其财产权委托给受托人进行管理或者处分。投资行为和信托行为是分属于不同法律制度的两种不同的法律行为。所适用的法律规范是有区别的。因此，委托人向受托人交付的信托财产的数额不应当受“累计投资额不得超过本公司净资产５０％”的限制。
如果委托人与受托人设立信托的目的就是为了进行股权投资，即受托人取得信托财产后，依据信托文件的规定，以信托财产作为出资向有限公司或者股份公司进行股权投资。从委托人角度看，有通过信托方式规避《公司法》第１２条“累计投资额不得超过本公司净资产５０％”的规定之嫌。在《公司法》未对这一规定修改之前，委托人不宜将信托目的设立为进行股权投资。
如果委托人与受托人设立信托的目的仅仅是为了投资，至于投资的具体方式在信托文件并未作具体规定的情形下，只是由于受托人接受信托财产后，选择了股权投资，则不应认定委托人故意规避《公司法》第四条“累计投资额不得超过本公司净资产５０％”的规定。一方面，《公司法》第１２条关于公司对外累计投资额不得超过本公司净资产５０％“的规定的合理性及可操作性很值得怀疑；另一方面，委托人设立信托、交付信托财产之后，对信托财产的具体管理方法并不是其必须直接指定的事项。《信托法》第９条也规定，”信托财产的管理方法“并 不是信托当事人设立信托时，在信托文件必须载明的事项；第三，受托人取得信托财产后，不仅取得了信托财产的名义财产权，而且得以以自己的名义对信托财产进行管理或者处分。委托人除了向受托人转移信托财产外，并不能向股东一样享有权利或者行使权利。所以，通过信托方式进行的股权投资，仅仅是财产管理的一种手段，此时的委托人信托行为既不具有股东进行投资的法律属性，也不具有公司进行转投资的法律属性。
四、关于企业法人作为委托人交付的信托财产的会计核算
委托人交付的信托财产是建立信托关系、实施信托行为的必备载体。根据 《信托法》的规定，”信托财产与委托人未设立信托的其他财产相区别“，”信托财产与属于受托人所有的财产（固有财产）相区别，不得归入受托人的固有财产或者成为固有财产的一部分“。表明信托财产的财产权的转移并不是出于交易目的的考虑，而是基于委托他人管理财产的一种制度安排。一方面，受托人取得信托财产的财产权，并未支付相应的对价；另一方面，受托人取得信托财产的财产权，也并未同时取得信托财产的受益权。尤其是在委托人同时即是受益人的自益信托中，设立信托的目的是为了”管理财产“的特性更加明显，也进一步表明委托人设立信托，并不是放弃对信托财产的控制。
根据《公司法》第５条的规定，公司有权以提高经济效益、劳动生产率和实现资产保值增值为目的自主组织生产经营。在这里委托人选择信托方式委托他人管理财产，实现资产的保值增值为目的，与选择投资组建公司方式或者委托他人代理方式一样，都是一种经营方式或者手段的选择。因此，委托人仍有权对信托财产进行会计核算得权利。如同股东投资组建公司后，仍有权对其出资进行会计核算一样。
委托人对信托财产进行会计核算时：
一、因其符合我国《企业会计准则一基本准则》关于资产的介定，故应列于《资产负债表》中的资产项目；
二、在资产项目中，”其他长期资产“科目被概况为未包括在流动资产、固定资产等各项长期资产中的其他资产。一般包括”特种储备物资“、”银行冻结存款“、”冻结物资“、”涉及诉讼中的资产“等。在我国还没有明确的会计准则规定信托财产的记帐办法的情况下，可以将”信托财产“计入”其他长期资产"科目。
受益人依据信托取得的信托利益不属于投资活动、筹资活动现金流量，应当按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处理。
五、关于信托的公示制度与登记制度
信托财产虽然是以受托人作为名义上的所有人，但它具有独立性与追及性。某项财产之上已设立了信托，如果不以一定方法公开信托事实，第三人则无从知悉某项财产已成为信托财产的内情，从而可能遭受意外损害。因此，信托关系的效力对第三人利益的影响极大。为保障交易安全，有将信托财产及信托关系予以公示化的必要。对信托财产进行公示，也就是通过一定方式将对有关财产已设立信托的事实向社会予以公布。信托公示制度赋予信托财产法律上的公信力。
信托登记制度就是为了解决如何对信托财产进行公示而形成的特有制度。日本、韩国信托法特别建立了信托公示制度。《日本信托法》第3条第1款规定“就应登记或注册的财产所实行的信托，非进行其登记或注册，不得以之对抗第三人”。由此使得信托财产产生对抗第三人的效力。信托公示并非信托的生效要件，依法应公示而未公示，对于信托的成立没有任何影响。信托公示仅生对抗第三人的效力，即能有效防止信托财产落入第三人之手，从而确保信托财产的安全。但我国信托法规定，信托登记是以某些特殊类型的财产设立的信托生效的要件。如 果有关法律和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登记，而信托当事人没有办理信托登记，而且事后也没有补办登记，则该信托不产生效力。
由于信托财产的独立性，信托关系的效力对第三人利益的影响极大。如果不以一定方法公开信托事实，第三人则可能因为不知某项财产已成为信托财产而遭受意外损害。为保障交易安全，信托财产及信托关系应当向社会公示。目前，我国信托登记制度还缺少实务上的配套措施。对信托登记的权利人、义务人、登记机关及登记程序等都没有明确的规定，这使得信托公司在办理不动产信托、机动车辆信托以及其他财产信托等业务时，面临不能登记的现实问题。因此，我国现在应借鉴国外信托登记的做法，结合我国既有法律规定，及时颁布有关特殊信托财产的登记办法，把信托登记的法律规定落到实处。
六、关于受托人的范围
《信托法》第4章第19条规定，委托人可以是自然人、法人或者依法成立的其他组织；但第24条规定受托人只有自然人和法人。未与委托人相对称地规定“依法成立的其他组织”。但根据96年制定的《律师法》、93年制定的《注册会计师法》规定，律师事务所采取的是合伙制、会计师事务所可以采取的是合伙制也可以采取有限责任公司制，采取合伙制的这两类依法成立的组织，既非标准的自然人又不是法人。同时除了法人和合伙企业外，目前国内也制定了《独资企业法》，如果按照《信托法》第24条的规定，上述合伙企业及独资企业便被排除了作为受托人的可能。《信托法》上述对受托人定义的不规范和不对称性，不仅导致在信托实务操作过程中的混乱，同时上述规定排除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对信托活动的高效管理的做法也与国际惯例格格不入，七、关于是否设立“补充本金与补足利益”条款。
《信托法》第34条规定，受托人以信托财产为限向受益人承担支付信托利益的义务。该法颁布后，社会上围绕这一条文出现了较大的理解分歧。一种意见认为，该条文的意思是受托人在设立信托、运作或处分信托财产时禁止向委托人或受益人作出“保本”或“保证一定收益水平”的承诺，并且把它作为衡量该行为是否属于信托的一种标准。另一种意见认为，该条规定的立意是维护受托人权益，使受托人在运作或处分信托财产时，避免在合法和信用合同的情况下，承担过大的风险和损失。若受托人自愿承担更多的风险，比如“保本”或“保证一定收益水平”，并在信托合同中与委托人有明确约定，则信托依然成立，不应视为违反《信托法》。但随着2002年6月22日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的《信托投资公司资金信托投资暂行管理办法》第4条第（四）项规定的出台，上述争议即已尘埃落定。该条款明确指出信托投资公司“不得承诺信托资金不受损失，也不得承诺信托资金的最低收益；”
综合国外关于信托的立法规定，虽然英美法系由于强调“信托财产上的权利和利益相分离”的原则也否定了上述信托的保本条款，但日本、韩国的信托法却对此作了例外的规定，建立了“补偿本金与补足利息”条款。即在信托业承受运用方法不特定的金钱信托时，委托人和作为受托人的信托业可以约定，由信托业保证信托本金不受损失或保证最低收益率。上述补偿本金与补足利益条款，在法律上属于一种保证契约。日韩信托法之所以允许该条款的存在，主要基于以下两方面考虑：
1、运用方法不特定的金钱信托，受托人对于信托财产的管理拥有广泛的自由裁量权，故其运用的责任也应由信托业承担；
2、在日韩制定信托业法的时候，信托业尚未获得社会大众的信任，因此上述条款的确立，可以组长信托交易的信用，促进信托业的发展。虽然我国上述关于信托的立法否定了信托公司 设立信托保本条款的效力，但由于证券公司、保险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多家涉足委托理睬领域导致竞争白热化，使得国内资金委托管理上普遍采用了保本条款，上述条款的禁止性规定并不能在实际运作过程中收到良好成效，同时也还将对刚刚起步的信托业发展造成不利的影响。
第五篇：有限责任公司隐名出资协议法律性质的信托法解析
有限责任公司隐名出资协议法律性质的信托法解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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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韶华
国家法官学院
有限责任公司中的隐名出资 [1]是指隐名出资人和他人达成合意，由隐名出资人实际出资，而将他人（显名股东）记载于公司商事登记簿、章程、股东名册等公示材料的股权结构安排。以理性人的假设为基本前提的私法自治原则本身就是成就公平价值目标的途径之一：在具有完全民事行为的主体充分意思自治的情况下所缔结的隐名出资协议，法律一般会推定是有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
（三）（以下简称《公司法司法解释三》）[2]就原则性地确认了此类协议的适法性。
然而，在有限公司中选择隐名出资的投资形式通常不是为了单纯被动地得到股权收益，而是意在规避法律和公司章程对于投资主体、股权转让等方面的限制，以间接持股的方式实现对公司经营管理活动的控制。为此，隐名出资人和显名股东之间需要进行一系列的合同安排来克服间接行使股东权的障碍。但是这些合同安排可能与公司法制存在一些原则上的冲突而难以达至当事人预期的法律效果。
一、委托代理模式的悖论
如果隐名出资人希望通过显名股东的股东地位间接行使股东权，通常会签订代理协议来约定彼此间的义务从而克服委托人权利受限的障碍，在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建立持续的并且可以不断更新的“指示——执行”关系，在整个代理关系存续期间无条件地、充分地实现被代理人的意志。虽然隐名出资人被代理人的身份并不记载于公司登记簿中，但是代理制度并不禁止代理人以自己的名义从事代理行为；所以代理人被登记为显名股东似乎也并不违背代理制度的固有属性，应当是一种具有正当性的间接控股的隐名出资安排。然而如果进一步地深入分析，就会发现通过委托代理制度建立隐名出资关系仍然存在法律上的障碍。
首先，如果认定隐名出资法律关系的基础为代理关系，显名股东为代理人，隐名出资人为被代理人即实质股东，那么隐名出资人应当被认为是具有公司股东的地位；然而根据商法外观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商事登记的公示公信原则，显名股东因被记载于商事登记簿而获得公司法上的股东地位，未经登记注册的隐名出资人不具有股东身份。当事人创设代理机制是预期的法律后果遭到商事登记公示原则的阻碍而无法实现。所以，通过代理制度赋予隐名出资人以股东权因存在制度冲突而无法得到实现。正是基于此，《公司法司法解释三》也彻底摒弃了确认隐名出资人可直接替代显名股东取得股东地位的可能性，规定：“实际出资人未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请求公司变更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记载于公司章程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3]
其次，代理关系中，被代理人对于代理人的授权应当是明晰的和确定的。就股东权的行使而言，需要在每一具体的表决事项或处分事项都得到明确的情况下才能有具体的授权。[4]而鉴于公司运作管理的复杂性，创设隐名出资的代理机制不可能事先就所有的股东权行使事项一一设定。所以，代理制度固有的机理也限制了代理作为隐名出资基础法律关系的可能性。
再次，根据代理制度，代理行为所发生的一切法律后果均由被代理人承担。如果代理人的行为违背了被代理人的意愿，或者有损被代理人的利益，按照代理制度的原理被代理人可以随时撤销对代理人的授权。代理权的撤销会带来一系列问题：代理人的显名股东的身份是否存续？股东身份转让给隐名出资人还是重新确认股东权的归属？如果重新确认股东权的归属，应以登记错误为前提；而隐名出资实际上并不存在登记错误的情况。如果隐名出资人继受显名股东的股东地位，那么有限公司的股权转让规则（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股东优先受让权等）是否适用于此种情况？而这些所有的问题，都是代理制度本身所无法解决的。
二、合伙设计的局限性
与代理制度相比，合伙 [5]机制给与了隐名出资人和显名股东在安排彼此间权利义务方面更大的灵活性。使得隐名出资人和显名股东之间有更大的意思自治的空间以安排彼此间的权利义务。
隐名出资人和显名股东在合伙隐名出资协议中的权利义务模式基本上是这样的：隐名出资人以可以转化为公司资本的财产出资，显名股东将此财产通过公司法上的出资行为将其转化为出资份额并在公司中行使股东权，股权收益由双方共享。显名股东在公司中的身份是登记在册的股东，在合伙组织中的身份是执行合伙人。合伙组织内部形成具体的处理合伙事务的决议后，由显名股东按合伙决议的约定在公司中行使股东权。这样，隐名出资人对于公司经营管理的控制，就可以通过合伙的内部决策机制得以间接实现。所以，在以合伙机制作为隐名出资基础的法律关系中，隐名出资人和显名股东之间内部权利义务关系的确定依据的就是合伙协议。双方根据合伙协议的约定共担风险，共享受益，共同经营（无论是显名直接经营形式还是隐名间接经营形式）。同时，在合伙关系存续期间，除了合伙协议对于双方权利义务概括性的约定以外，合伙人之间还可以就具体的公司经营管理问题就股权的行使方式达成决议，作为约束同为合伙人的隐名出资人和显名股东的依据。
然而，合伙协议的内部约束机制则同样会受到公司法理的制约而难以完全奏效。首先，合伙协议具有相对性，不能直接作用于公司治理机制之中，一旦作为执行合伙人的显名股东违反合伙协议或决议的约定时，隐名出资人只能向其追究违反协议的损害赔偿责任而不能直接否认显名股东行使股东权的效力。其次，如果隐名出资人选择终止合伙关系，也并非仅仅通过清算就能解决双方权利义务的分担问题。当合伙清算与公司法制衔接的时候，如同前述以代理作为隐名出资的基础模式一样，股东地位的归属并非基于合伙人的约定即可改变，仍受登记公示效力的制约；如果采用股权转让方式，还是会受到有限公司股权转让规则的制约而有可能使当事人预期目的不达。
三、主动的信托设计
如果隐名出资协议采由显名股东行使股东权，仅以隐名出资人作为股权受益人的内部关系模式，那么隐名出资的内部关系就是一种典型的超越合同相对性的信托设计。在这种法律关系中，隐名出资人是委托人或信托设立人，将自己的特定财产（按照公司法的要求，应当是货币或可以用货币估价并可以依法转让的非货币财产）让渡给受托人，通过受托人以此财产对公司出资将其转化为公司资本，受托人成为名义上的股东对该份出资享有股东权而成为显名股东，隐名出资人在信托文件中指定的人（通常就是隐名出资人本人）[6]作为信托的受益人，信托财产为相应的出资份额。
在隐名出资信托法律关系中，作为受托人的显名股东是被记载于公司登记簿的公示的公司股东，直接根据其所持有的出资份额行使股东权。公司法的宗旨是股东利益最大化；然而就显名股东而言，应当在行使股东权的过程中追求受益人（隐名出资人）利益的最大化，忠实地为受益人利益处理信托事务，不得将自身置于与受益人利益相冲突的地位，[7]不得利用其受托地位为其谋取秘密利益。例如作为受托人的显名股东运用其地位使自己获得有报酬的职位，或者利用其掌握的信托信息获利等，除非有合理的抗辩，都会被认为是违反受托人的忠诚义务的。
根据信托法的原理，信托财产具有独立性。信托财产独立性具体表现在：信托财产与委托人的非信托财产相区别；与受托人的固有财产相区别，受托人因法定事由终止时，如受托人死亡或者受托人被依法解散、撤销、宣告破产，信托财产不属于受托人遗产或者清算财产；信托财产非因法定事由，不得强制执行；信托财产因受托人管理、处分产生的债权，不得与受托人固有财产产生的债务相互抵销；受托人管理、处分的不同委托人的信托财产产生的债权债务，相互之间不得抵销。信托财产的地位独立于信托各方当事人，财产本身体现出一定人格，与委托人、受托人、受益人三方的自有财产相分离而单独管理，并且不受此三方之债权人的追及。衍生于信托财产独立性原理的信托财产的“同一性” [8]理论轻松地克服了隐名出资人物权、债权、知识产权等形式的出资转化为公司出资份额后信托关系的延续性问题，将因管理、处分所发生的财产形式的变异及收益也纳入到信托财产范围之内。就隐名出资法律关系而言，作为信托财产的股权独立于隐名出资人（信托委托人和信托受益人）、显名股东（受托人）的任何责任财产。隐名出资信托财产的独立性除了确保股权与受托人、受益人的固有财产分离，避免股权受到债权人追及外，而且在显名股东破产的情形下亦不得用以清偿其对债权人的债务，以保障隐名出资人的权益。
在通常的信托设计中，信托设立人让渡的财产直接成为信托财产而无需转换；而在隐名出资信托关系中，隐名出资人交付给受托人的财产通过受托人的出资行为转化为股份后，信托关系才真正建立起来，信托财产为公司出资份额，具有隔离于设立人、受托人和受益人的独立性。所以，在以信托模式设计的隐名出资法律关系中，一般会具有较强的扩张性和组织性。有些英美法学者甚至认为如果信托被定性为组织法，会更易于理解信托的上述属性。[9]在大陆法的语境下，基于信托受益人可直接对信托财产主张请求权的追及效力，这种扩张性和组织性一般也会被理解为信托的对世性。
四、拟制信托的引入
如前所述，采合伙设计的隐名出资协议中，旨在保护交易安全的外观主义和公示公信原则会成为阻碍隐名出资人享受股东地位的外部屏障；而代理模式更是由于无法解决其固有原理与公司股权性质上的悖论而不具备成为隐名出资关系理论基础的正当性。对于属性不明，权利义务不明晰的隐名出资协议，更是难以实现隐名出资内部基础关系与公司法制在理论和逻辑上的融通。所以，在合法性的前提下，平衡私法自治与交易安全的价值冲突，是分析和确定隐名出资基础关系的关键之所在。而拟制信托的引入，可能是一个有效的进路。
“就委托人与受托人间的契约关系而言，信托法的主要作用是提供一套标准化的规定”。
[10]鉴于隐名出资形态的复杂性，有时引入拟制信托的理论更能有效地界定隐名出资人与显名股东之间的法律关系。[11]拟制信托又称推定信托（Constructive Trust），是拟制法律上所有权人与依法院见解真正应享有权利者间成立信托。拟制信托是英美衡平法院根据公平原则以判决形式设立的一种信托，与委托人意思无关，这种信托根本上是基于衡平法的公平、良知的要求对当事人采取的一种救济方式。[12]拟制信托的外延很模糊，从而赋予法院较大的自由裁量权，使得法院运用拟制信托手段对特定案件进行裁判时不会受到过多的限制。[13]传统的信托以明示信托为典型代表，以存在信托关系为前提条件，这也是推定信托要求有具体确定的财产作为条件的一个相关因素。但是推定信托与明示信托的根本不同点在于它不考虑设立人的意思，而是依赖于当时法律关系设立时的情形。因此只要存在信赖关系，就可以创立拟制信托。
拟制信托，实际上都是法院基于公平理念对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的平衡和救济，同时也不乏经济上的合理性。按照经济分析法学的观点，“法院在受益人的指示不完善的情况主动适用信赖义务作为默认规则，目的是为了降低交易成本”。[14]从这个意义上讲，信托制度不仅仅是作用于当事人之间的行为规范，而且也可以被视为指引法官解决纠纷的裁判规范。在隐名出资法律关系中，信托关系通常都是采取契约的形式，缔结信托契约的当事人自应受合同法锁效力的约束；但就信托的性质而言，具有一定物权化倾向，并不完全受到合同相对性的拘束。所以信托契约本身就蕴含信托和合同的双重效力，只是信托原理本身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将合同的法锁效力包容其中了。如前所述，信托模式是解决隐名出资法律关系有效作用于公司法制中的最佳模式，隐名出资人和显名股东之间非信托性质的契约安排欠缺能与公司法制有效接轨的法律形式；那么，如果认许当事人意思自治的有效性，再另行创设一个信托框架与其相联接，便能够在内外部法律关系不相冲突的情况下较大程度地实现 [15]当事人创设隐名出资法律关系时的预期。
根据隐名出资人和显名股东之间关于隐名出资事项的相关意思表示，以法律解释的方法探求当事人双方在以下方面是否达成合意：是否对不同类别的股东权作出具体划分；是否就具体的股东权的内容的行使方式和程序作出约定；是否约定双方具体权利义务的分享承担比例等等。如果就以上事项可以推断出当事人之间合意，就可以将双方的意思表示改造为合伙协议。如果当事人意思表示的内容与合伙的本质特征相冲突，如对隐名出资人的收益数额作出保底性的约定，可以推定双方之间为借贷而非隐名出资关系。
在非信托安排的隐名出资关系中，更多的是隐名出资人希望与显名股东之间的协议，控制显名股东股东权的行使，间接实现对公司的经营管理，显名股东只是一个隐名出资人行使股东权的工具，前面已经论述过，代理原理存在悖论；而且用合伙理论来解释双方之间的关系也过于牵强，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可以有条件地承认双方对权利义务关系约定的有效性，即显名股东应在不损害第三人利益的前提下遵循隐名出资人的指示行使股东权，并在违约的情况下向隐名出资人承担违约责任及损害赔偿责任。但是，当事人约定的契约责任并不总是具有有效性，隐名出资人基于内部基础关系对显名股东享有的请求权会受到公司法制的修正，而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
无论是合伙关系还是非合伙、非信托性质的合同关系的推定，最终目的无非是为了厘清隐名出资人和显名股东内部的权利义务安排。在这些关系确定之后，还需要在上述法律关系基础上再行创设一个信托关系以完成其向公司法制的转化。具体而言，就是在承认内部约定部分有效性的同时，再行在隐名出资人和显名股东之间创设一个拟制信托关系。鉴于信托原理与合同原理的冲突，可以将此信托限定在隐名出资内部关系中任一方的请求权指向公司组织结构中方产生效力。在两个法律关系叠加的情况下，在隐名出资人和显名股东内部，仅以其对权利义务的约定来确定彼此间权利义务；当隐名出资人藉此约定向显名股东主张基于合同约定的请求权时，如果涉及到公司经营管理权的行使，则隐名出资人和显名股东只能分别以信托关系中的委托人（受益人）及受托人的身份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换言之，无论基础关系是以信托设计还是其他权利义务分配模式的隐名出资形态，最终公司法制中能获得正当性的只能是显名股东作为信托受托人的信托模式。当然，在和公司法制接轨以后，隐名出资人和显名股东之间的权利义务的安排，才有了以外部化的形式实现的可能。
结语
《公司法司法解释三》在坚持公司法外观主义及公示公信原则的前提下，[16]从合同效力、物权效力的角度提出了隐名出资协议纠纷解决的一般性裁判规则，[17]为隐名出资人（实际出资人）权利的保障提供了统一的、可操作性的规范指引，在司法实务中对于贯彻商法理念、强化商法规律无疑具有很好的示范效应。同时，隐名出资纠纷解决机制的构建应当又是具有开放性的：如果在合同法理的基础上，审慎地认许隐名出资关系的信托属性，那么无论是源于隐名出资本身的瑕疵，还是源于其他股东的出资瑕疵，基于信托的对世性原理，都可以要求隐名出资人和显名股东共同承担连带的资本充实责任，以保障公司交易相对人的交易安全；但是如果将隐名出资关系仅仅局限于其合同表征而忽略其信托机理，则很难透过合同相对性的屏障将不具备股东身份的隐名出资人纳入公司资本充实责任的主体范围之内，从而减弱公司资本制度对于交易安全保护机能的发挥；同样，基于信托的对世性原理，在公司与股东人格混同的情形下，也可以轻易地将滥用公司人格的责任主体延伸至隐名出资人，以充分保护公司交易相对人的利益。
综上，对有限责任公司隐名出资协议法律性质进行信托法解析，有助于寻找相应的裁判规则适用于既存的法律关系，发现并识别隐名出资协议作用于公司法制的边际，防范和制约法律规避行为，对公司投资人、债权人等之间的权利义务作出公平、妥善的安排，平衡各方利益，维护公司资本制度，保护交易安全；进而解决例如出资瑕疵、关联交易等继发性问题，促进公司以及与此相关的税收、境外投资、外汇管制、财务会计等制度的完善和发展。
注释:
[1]确定隐名出资内部关系的一个基本前提是：无论隐名出资人与显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书面的协议，双方之间都存在确定的隐名出资的合意；如果双方仅就隐名出资达成合意，而没有进一步约定彼此的权利义务，仍然可以根据公司登记簿的记载情况及其他相关事实对双方合意的内容进行解释和推定。如果双方不存在隐名出资的合意，那就是错误登记而非隐名出资的问题了。
[2]《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25条第1款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订立合同，约定由实际出资人出资并享有投资权益，以名义出资人为名义股东，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对该合同效力发生争议的，如无合同法第52条规定的情形，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合同有效。” [3]参见《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25条第3款。
[4]我国《合同法》虽然认可概括性的委托授权（《合同法》第397条规定：“委托人可以特别委托受托人处理一项或数项事务，也可以概括委托受托人处理一切事务。”）；但是即使是概括授权，受托人仍应按照委托人的指示处理委托事务而不得超越授权范围。（《合同法》第399条规定：“受托人应当按照委托人的指示处理委托事务。需要变更委托人指示的，应当经委托人同意；因情况紧急，难以和委托人取得联系的，受托人应当妥善处理委托事务，但事后应当将该情况及时报告委托人。”）
[5]这里的合伙是以隐名的股权投资为目的的合伙，并不同于合伙企业法中以设立合伙企业为目的的合伙。[6]隐名出资信托设计在大多数情况下都属自益信托，即委托人指定自己作为信托受益人的信托形式。[7]P.V.Baker and P.St.J.Langan：Snell’s Principle of Equity，Sweet&Maxwell，28th.Ed.，1982，London.[8]信托财产同一性是指在受托人将信托财产转换为其他财产，受益人的利益与受托人的义务就转移到交换后的新财产上而保持原有信托关系的延续性。参见［美］乌戈.马太：《比较法律经济学》，沈宗灵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其实，大陆法系物权法中物上代位性及物权追及力原理也有异曲同工之效，只是二者理论构建的基础和方法有所不同罢了。
[9]Sitkoff，Robert H.，“An Agency Costs Theory of Trust Law”（2004），NYU Working Paper No.CLB-06-028.Available at SSRN：http：//ssrn.com/abstract=1291616.[10]王文宇：《信托法原理与商业信托法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07页。
[11]英美法本身对于不同类型的信托的定义就存在不同的理解，尤其对默示信托的界定存在较大的分歧。参见张天民：《失去衡平法的信托——信托观念的扩张与〈信托法〉的机遇和挑战》，中信出版社2004年版，第41、42页。
[12]H.G.Hanbury&R.H.Maudsley，Modern Equity，11th Ed，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5，P.370.[13]See Cael-Zeiss Stiftung v.Herbert Smith（No.2）［1969］2Ch.276.[14]Smith，D.Gordon，“The Critical Resource Theory of Fiduciary Duty”，Vanderbilt Law Review，Vol.55，p.1428.[15]因为隐名出资关系的法律规避性和信托原理对某些合同效力的制约或消解作用，契约当事人之间的合意很难做到完全的实现，这些也都是在利益分析和价值衡量下的必然取舍，也是为了跟公司法制更好的实现衔接。
[16]《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25条第3款规定：“实际出资人未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请求公司变更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记载于公司章程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17]详见《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25条第1款、第26条、第27条。
出处:《法律适用》2011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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