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持文化遗产在时代变迁中的生命力——村落文化景观的保护与可持续性发展

第一篇：保持文化遗产在时代变迁中的生命力——村落文化景观的保护与可持续性发展

保持文化遗产在时代变迁中的生命力——村落文化景观的保护与可持续性发展

发布时间：2006-11-20点击率：100

随着全球化浪潮的影响，中国城市化的发展进程也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推进。同时，中国乡村的发展模式和文化也受到外来文化的巨大冲击。对于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特别在新一轮农村建设和开发的热潮中，如何解决好古村落的发展和保护问题给我们提出了一个挑战性的课题。有些人提出，保护古村落是当前文化抢救的重中之重，这把古村落的保护提高到一个相当重要的位置上来。但是，怎样才能让古村落文化景观在新时代的变化中焕发出活力，制定出一套符合现实状况、可操作性强、又具有前瞻性的古村落保护方案来是文化遗产工作者的重要任务。

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在1992年提出了“文化景观”概念，提出遗产的保护和合理利用，使其可持续发展。文化景观是在人类社会的成长发展中产生的，它是人们依靠所生存的自然环境，按照自己的需要利用自然界所提供的材料，有意识地在自然景观之上创造出的景观。由于不同集团的人具有不同的文化背景，所以其创造的文化景观也各有明显的特征。文化景观比较形象地反映了人类最基本的要求：衣、食、住、行和娱乐。景观中除了一些形象、看得见的物体之外，还包括许多看不见的东西。例如景观中往往包含着文化的起源、扩散和发展等方面许多有价值的证据。文化景观既有空间上的变化，也有时间上的变化。空间上的差异反映的是各集团景观塑造上的各自文化特点，时间上的判别则反映过去居住在该地区的文化集团的变迁和发展。文化景观随着历史的进展，也体现着不同的时代特征，但它们彼此之间具有一定的承继性。人创造了文化，一切文化现象的形成都由人及其生活和行为方式所构成。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就是这个意思。文化的不同和特异性也是由此而形成的，文化景观的独特魅力也正在于此。

中国传统文化受农耕文化影响很大，而村落文化景观的形成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农耕文化的出现。农耕文化发展了农业,为村落文化发展奠定了经济基础,带动了农村文化的发展,同时，原始村落中人们的风俗、道德、宗教等观念文化也对村落文化景观产生重要影响。基本精神和历史个性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宗族观念的影响，表现为认祖宗而不认上帝,以“仁”为核心,提出了忠孝等一系列道德规范体系。有人说，地缘是血缘的投影。中国古代村落主要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以宗族制为基础而形成的，因此许多村落从起源到布局，均表现出较强的宗族性。新石器时代半坡村的房屋排列，由周围４６个小房子环绕着中心的大屋，就是这种宗族性的早期表现。宗族的核心表现是宗祠，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有着重要作用，许多村镇的建筑均以宗祠为物质中心和心理中心展开布局，形成聚合状的村落组团空间，如皖南黟县西递村中心祠堂。许多村落中心均设有祠堂、戏台等公共活动场所，影响着周围民居的布局，安徽黟县的宏村、呈坎村、降村等，均是以宗祠月塘或戏台为核心展开布局村落的形成。

然而，随着农村生产关系和经济规模的变化，人们的生活观念和方式也在发生着变化，这些变化也影响着一些现存建筑的功能，比如宗祠、戏台以及民居原有格局的使用。这一部分是我们在对古村落文化景观的价值判定、保护中的取舍和方法中比较难以把握的。即使在世界范围内，这都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因为在文化遗产的保护中，我们还是要以人为本，从当地人的生活实际需要和将来发展出发，制定出一套切实可行的方案。对一个地区的文化遗产保护，要从全面来看，不能仅从专业者的角度去考虑。因为文化遗产的保护其实最终是要通过全社会的力量来实现，并要有大多数的普通民众自觉自愿地来完成。这不仅适合于城市中的文化遗产保护，也同样适用于乡村文化遗产的保护。

遗产保护是世界性问题，即使许多文化遗产做得比较成功的国家也存在这样的问题。日本和法国采用国家与地方立法相结合的方式。比如，在日本，中央政府负责的保护的对象往往只是确定全国历史文化遗产的最重要的部分，而更广大的地区由地方政府通过地方立法确立保护。以日本1966年著名的《古都保护法》为例，其保护的对象限定为京都市、奈良市、镰仓市以及奈良县的天理市、樱井市、檀原市、班町和明日香村，京都市的非历史风土保存区域则不受《古都保护法》的保护，由京都市地方政府另行制定的法规如《京都风貌地区条例》进行补充。同样，其他城市的类似地区通过城市自己制定的《历史环境保护条例》、《传统美观保存条例》等进行立法保护。这些被保护地区的名称、范围、保护方法、资金来源等都是由地方政府自行制定的地方法规予以确定。日本《文物保护法》中传统建造物群保存地区的情况也如此，地方政府可以自己设立传统建造物群保存地区，制定保护条例、编制保护规划，而国家在此基础上通过选择重要地区作为重要传统建造物群保存地区纳入中央政府的保护范畴。不仅如此，日本投入大量的财力和物力对文化财进行保护。可是，许多古老的村落文化景观仍然面临着巨大的危机。位于奈良南部的明日香村，是日本文化较早的发祥地。从5世纪开始，朝鲜居民开始向这里移居，他们带来了优秀的农耕技术和绢织物，与当地居民一起，把日本从氏族推进了封建的律令国家，这里有日本最早的寺院飞鸟寺和许多的古坟。但是由于经济发展的相对滞后，许多年轻人不愿呆在这里去了大城市。村里只剩下老年人，其文化景观的影响力也非常有限。随着考古发现和政府对该地区旅游经济的开发，该地区的经济状况有所改善，不少年轻人又开始回到村里，也认识到文化遗产的价值，所以整个地区的文化景观也呈现出了活力。这对我们是一个很有益的启示。如何适度把握好经济发展和文化遗产的关系也非常重要的，然而我们做到两者兼顾的例子并不多见。

可持续发展是上世纪80年代随着人们对全球环境与发展问题的广泛讨论而提出的一个全新概念，是人们对传统发展模式进行长期深刻反思的结晶。1987年Barbier等人发表了一系列有关经济、环境可持续发展的文章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注意。同年，布伦特兰夫人(Ms Gro Harlem Brundtland)在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的《我们共同的未来》中正式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标志着可持续发展理论的产生。研究重点是人类社会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如何适应并满足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以及人口、环境、生态和资源与经济的协调发展方面。其后，这一理论不断地充实完善，形成了自己的研究内容和研究途径。1992年在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和发展大会（UNCED）把可持续发展作为人类迈向21世纪的共同发展战略，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将可持续发展战略由概念落实为全球的行动。十余年来，可持续发展理论建立与完善主要沿着经济学方向、社会学方向和生态学方向等三个方向揭示其内涵和实质。与此同时，可持续发展的研究还涉及到自然环境的加速变化、自然环境的社会效益，自然环境的人文痕迹等，力图把当代与后代、区域与全球、空间与时间、结构与功能等各方面作为统一体来看待研究。

中国五千年的历史就是一部农业文明史，至今农业人口仍占全国人口的70%。所以，村落文化景观在中国文化遗产中占有重要的位置，但是在城市化的进程中，它所面临的巨大危机是显而易见的。

在时代和生活方式的不断推进中，村落文化景观也在发生着明显变化。其实，从本质上来说，这种变化是来自于人的变化，因为人是时代的产物，也总是主动或是被动地选择或被选择，所以人无法逃离时代而独立存在。那么，文化在传承和延续过程中，也必然要打上不同时代的烙印、甚至要面临着不同时代对它的选择。某种文化的产生和消失大概也正是缘于此。那么，如何使具有传统风格的村落文化景观在时代的进程中不至于彻底消失，而是能够找到一条有效的保护之路呢？村落文化景观包含其建筑形式、相关的民情风俗以及村民的行为生活方式等等，是该地区的社会发展的历史积淀，是其地域文化的外现。在对这类文化景观的保护中，我们首先要考虑生活在其中的主体——古村落居民，因为他们才是该区域发展的根本动力。与我们对表面的或具象的文化遗产保护和建设相比，怎样看待人的发展是一个更为重要和有意义的课题。所以在古村落文化景观的保护中，必须在既保护古村落，又满足百姓追求现代生活的前提下，考虑与之配套、相互协调的建筑或改造方案，否则古宅、古村落是难以保住的。我始终以为，人是文化遗产保护中的灵魂。也就是说，在村落文化景观的构成中，当地村民是最为重要的因素，他们是村落文化发展动力和源泉，只有通过他们所进行的文化遗产保护才是有价值、可实施的。我们所强调的可持续性发展，也就是要以综合协同的观点，以人为核心去探索可持续发展的本源和演化规律，建立有序的人与环境、人与人关系的和谐统一。

在目前的文化遗产保护中，我们往往过多强调了表象的、物质的一面，忽视了对于贯穿于其中的历史文脉和人文元素。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正如肉体和灵魂，它们是一种相辅相成、互不可缺的组合。试想，一个没有灵魂的生命体会是什么样？在很多的场合特别是建筑遗产中，我们总是提倡“整旧如旧”，但是如果不去考虑与之相伴的生活群体，不考虑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态度，不把人作为文化遗产保护中的一部分去整体考虑，这样保护下来的文化遗产又有什么意义？近几年，许多地方在进行旧城区的恢复改造，有些把前几年拆除的古建筑又重新修建起来。这一方面反映出人们对于文化遗产保护意识的提高，但是从另一方

面也容易产生很多人对文化遗产保护的简单化理解，以为对物质形态的恢复就是对于文化的恢复。因为真正对文化景观的保护其实就是在保持一个地域的生活氛围和人文环境。村落文化景观的保护也是如此。村落文化景观的保护应该重视以下两个方面：首先，要形成一个基本的保护理念和原则。在以尊重人文环境为主的前提下，确立保护的方向。比如，绝大多数中国古村落建筑是土木结构，我们是主要保护其整体风格呢，还是要保护其建筑形制甚至材料呢？我<

第二篇：浅析社区参与机制在贵州传统村落建筑文化遗产保护中的探索

浅析社区参与机制在贵州传统村落建筑文化遗产保护中的探索

摘 要：众所周知，贵州传统村落资源极为丰富，在首批“中国传统村落”推荐名单中，贵州有46处村落入选其中，位居全国第一。而今，如何科学有效地保护传统村落建筑遗产及历史文化要素成为当前热门话题，本文以黎平县肇兴乡堂安侗寨为例，以生态博物馆建设社区动员、社区讨论、社区组织机制描述为出发点，通过对该社区在传统民居、公共建筑、文物要素保护以及社区发展工作中沟通、监督及决策环节分析，以示社区参与机制在传统村落建筑文化遗产及历史文化要素保护方面的有益实践。

关键词：传统村落；建筑遗产；社区参与；生态博物馆研究对象概况

堂安侗寨位于黎平县肇兴乡政府驻地以东3.5公里处，始建于清嘉庆年间（1795-1820）。全村共有民居200余户，约900人，占地面积1000余平方公里，为侗族村寨。村内有赢、陆、潘、蓝、吴、杨、石等七姓，其中以以赢、陆两姓为主，语言属于汉藏语系壮侗语族侗水语支南部方言土语区。堂安侗寨古老的民族文化，传统的侗家民居、丰富多样的文物本体是构成其传统村落文化遗产的重要部分。堂安侗寨建筑文化遗产概况

2.1 村落格局

堂安侗寨传统民居散居于“抱博”、“几定”两岭之间，利用半山的地势较缓处而建，沿山体等高线平行布置，高低错落，疏密有致，形成丰富的天际轮廓线。寨子以鼓楼为中心向外辐射，构成蛛网式的道路网络格局，寨形呈凸显的五个组团，包括围绕鼓楼东西南北四个组团和村寨北面的新建组团，各组团间由自然绿化分隔。

2.2 历史文化要素构成

堂安的历史文化要素丰富多样，包括寨门2座、鼓楼1座、花桥1座、戏楼1座、“萨堂”1座、石板路13条、古墓葬12座、土地庙1座、猪牛??数处、自流石瓢井1个、石条桥3块、禾晾6处、谷仓多座、水碾2座、石碓、榨油房1座、鱼塘多个、井亭3座、梯田1500块等。其中鼓楼为木质密檐攒尖顶建筑，民居为穿斗式歇山顶小青瓦干阑建筑，寨门、戏楼、风雨桥、萨堂、土地庙等均为穿斗式小青瓦建筑。

2.3 文物价值评述

寨门、鼓楼、传统民居、戏台、花桥等建筑，以造型幽美、色调和谐，就地势而建于山脊上，寨子布局自然合理、各建筑间相互衬托，犹如一幅青绿山水画卷，具有较高艺术价值；它们记载着堂安侗寨发展?^程中历史信息[1]，见证堂安从始建以来兴衰历程，是研究堂安侗族建筑历史、侗族寨民生产、生活和经济发展的实物资料，具较高历史价值；各类文物本体建造技艺构思巧妙、结构严谨，特别是侗寨鼓楼独特的木结构榫卯建造技术，代表着侗族建筑的最高成就，是研究侗族建筑、民族建筑乃至中国传统木结构建筑建造技艺的实体，具有较高科学价值。传统村落建筑文化遗产保护的必要性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堂安村侗寨及其建筑被陆续公布为各级文物保单位与民族保护村寨，与此同时，随着村落各项事业的发展，各文物本体及历史文化要素受多因素影响，遭受不同程度的破坏，当地先后制定了相关本体保护措施和消防安全措施，但因受地区经济发展因素限制，难以形成完善的保护系统，寨内建筑及环境始终难以得到科学、有效的保护与改善。如步道环境脏乱，文物本体缺乏维护，病害，特别是鼓楼、花桥、戏台、步道等。

随着当地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村寨人口数量的增加，传统民居翻新改造现象普遍，以钢筋水泥等现代材料取代木质材料，部分在建或改建的民居对堂安侗寨村落整体风貌造成破坏，严重影响侗族村寨古朴、传统的建筑风格，对侗寨原真性构成威胁。社区参与机制在文物本体保护中的探索

1998年，六枝梭戛长角苗生态博物馆信息资料中心建成，标志着亚洲首座生态博物馆正式开馆。2000年8月，中挪生态博物馆国际研讨班在六枝举行，中挪两国生态博物馆专家与博物馆村民共同制定了生态博物馆建设的《六枝原则》。该原则提出：“生态博物馆的核心是公众参与，必须以民主方式进行管理”。根据该理念，贵州省文物局、贵州省文物保护研究中心联手贵州师范大学组建堂安生态博物馆文化遗产保护项目组，以堂安侗寨村落文化遗产保护为共同目标，以村境内文物本体（鼓楼、戏台、萨坛、寨门、典型传统民居等）保护为路径，通过社区动员、社区讨论、社区组织建设来共同探索生态博物馆文化遗产保护功能在传统民居及文物本体保护经验。

4.1 社区参与机制的形成4.1.1沟通机制

社区中缺乏良好的沟通渠道，造成各个利益主体的信息不对称，不完全信息的存在导致在利益主体间形成了一道屏障，在社区参与中各自为战，不能发挥出社区的整体力量[2]。堂安生态博物馆的沟通机制分为外部沟通机制和内部沟通机制。外部沟通机制主要是社区居民与行政部门和社区居民与专家之间的沟通机制[3]。内部沟通机制是社区居民之间、居民与村支两委间的沟通机制。结合侗族的传统管理方式，寨老和村支两委在社区内部沟通中扮演重要角色。堂安村民对堂安内部事宜有疑问可在寨老或监督小组监督下向村支两委询问，必要时可经村民代表大会、讨论会等形式获得解释。

4.1.2监督机制

监督机制是通过对社区参与中各个利益主体的行为、生态博物馆发展过程中的问题及其影响进行观察与监督，及时反馈各种有悖于社区可持续发展的问题。此外，监督机制有利于社区事务的公平、公正、公开，为社区发展提供良好外部环境，提高社区居民参与生态博物馆建设的积极性，提升对村支两委、项目组的信任度。

4.1.3决策机制

在堂安侗寨，寨老是传统力量的代言人，社区传统组织形式中纠纷解决和重大事项均由寨老决策，在社区居民心中具有很大权威性。然而随着堂安鼓楼、萨坛修缮工程的不断推进，堂安逐渐形成了社区居民共同参与的决策机制，社区居民也开始了解并正确行使自身权力。以堂安鼓楼、萨坛修缮工程的决策机制为例，在村委会组织下，村民进行讨论，选举产生监督小组，参与制定实施项目的预算、申请和管理；按村务公开制度，在工程实施过程中，村委会向寨老、监督小组和全体村民公示实施文物本体修缮的方法、计划和财务；社区居民有权向村支两委、寨老、监督小组反映情况，提出疑问，村支两委有责任向社区居民解释与项目有关的任何疑问；村民委员会和寨老及时协调修缮工程实施过程村寨的内部矛盾。

当地居民从一开始仅有部分男性居民参与的社区动员，到全村一起参与的学习交流分享会；从默默无闻的投票者，到为生态博物馆建设建言献策的讨论者；从鼓楼、萨岁坛修缮工程的观众，到各个环节的监督者。堂安居民权力意识的觉醒，为堂安侗寨生态博物馆的建设提供了重要的保障。

4.2 社区参与机制运行

社区参与机制之间相互依存，共同发挥各自的作用。其中决策机制是社区参与机制的核心，所有机制的运行都围绕着决策机制展开[4]；沟通机制是社区参与机制的动力和基础，以推动社区参与的开展和不断深化，以确保生态博物馆建设实现可持续发展。社区参与可以在社区内部形成自适应调节能力，不再完全依赖政府、专家的引导，生态博物馆的社区参与会形成一种稳定的解决处理事务的途径，实现可持续发展。

4.3 社区动员

社区动员，也称社区资源动员，是指充分调动和合理配置社区内的物质资源、人力资源和权力资源等各种资源，参与社区建设与发展活动的过程。理想的社区参与层次是动员社区居民成为核心领袖，承担更多责任。通过在堂安开展社区动员，以期培养社区居民的参与意识，扭转村民对生态博物馆的误解，引导村民意识到堂安生态博物馆的主人即是社区成员，堂安生态博物馆的发展与他们息息相关，每一个村民都有保护堂安文化遗产的责任，只有每个村民都积极参与到生态博物馆的建设中，堂安侗寨各项事业才能更好地发展。

在堂安侗寨开展社区动员期间，将动员对象分为个人精英与社区群众，通过向社区较具影响力、易于接受新鲜事物的社区成员传输、解释生态博物馆建设理念，再由个人精英将其所理解的思想向社区群众转述，以此通过对个人精英社区意识的培养，使其成为组织者与当地群众良好沟通的桥梁。

社区群众对生态博物馆建设与发展的态度较为支持，继续建设生态博物馆符合社区群众的意愿，大部分社区群众确信生态博物馆对当地的文化保护和经济发展有一定的促进作用。2011年底，堂安侗寨村支两委、寨老和村民代表共同商讨，初步筛选出堂安需修缮的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按重要性排序），其后，经过村民代表大会讨论、村民自主投票等民主议事方式，最终确定需修缮的物质文化遗产重要性排队：1鼓楼和萨岁坛，2戏台，3消防设施，4寨门，5步道硬化，6风雨桥，7碾房，8梯田，9水渠，10古墓群，11堡坎。

由此也?f明，社区成员意愿修缮损坏的寨门，整治垮塌的梯田，采取科学措施保护寨内的古墓群，充分体现了堂安村民对家乡文化具强烈的保护意识和文化自豪感。

4.4 社区讨论

社区动员形成社区参与意识，通过讨论的形式对社区公共生活进行介入，内容涉及社区建设、生活方式、文化传承和节庆活动等多方面。通过各种形式的讨论，使得村民可以共同商议社区事务，集体参与到生态博物馆的建设与发展中来[5]。通过在堂安开展了一系列社区讨论活动，从而形成了堂安生态博物馆社区参与机制。

村民大会上，村民把鼓楼、萨坛作为村寨中最重要的文化遗产，表达了强烈修缮意愿。村支两委、寨老、鼓楼师傅和村民代表商讨修缮事宜，由寨老提出萨坛、鼓楼同时修缮的想法，得到参会者的支持。在村支两委的协助下，鼓楼师傅做出了鼓楼、萨岁坛的预算，确定由鼓楼修缮师傅负责施工、选购材料。村民在会议上推选村民组成监督小组，负责本社区所有公共事务的监督工作。自修缮工程启动以来，村民代表大会的召开使得社区村民对社区参与机制有了更深的了解，社区村民通过大会为鼓楼、萨坛修缮工程出谋划策，越来越多的社区居民加入到了当地社区建设中来，形成了良好的社区参与模式[6]。村支两委在项目组的协助、监督小组的监督下，定期将鼓楼、萨岁坛各阶段修缮工程的材料采购清单进行公示，并由村支两委成员向社区居民口传公示内容，充分体现村务公开、公平、公正的要求，培养了村务公开、共同监督、共同参与的社区意识。

4.5 社区组织建设

为保证鼓楼、萨坛修缮工程材料采购与管理监督工作的公正、公平、公开，在采购材料质量品质达标的前提下，合理降低采购成本，促进材料采购工作的顺利实施。保证建设工程质量，明确工程建设各方的质量责任，维护公共利益和工程建设各方的合法权益，保护生命和财产安全。

堂安村监督小组由堂安村民自主组织选举，由五个村民小组推选代表，在鼓楼、萨岁坛修缮工程实施期间，监督和参与材料采购，监督和协助材料管理，监督和审核鼓楼、萨岁坛修缮项目费用明细账的公布环节，协调社区居民与村支两委、施工队伍的关系。生态博物馆社区参与机制在文物本体保护中的发展

社区参与机制为堂安侗寨其他文物本体保护工作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同时也树立了生态博物馆社区参与机制在文物本体保护工作的典型范式。运用所获经验，充分发挥堂安生态博物馆文化遗产保护的功能，科学、有效地组织实施堂安侗寨传统民居、戏台、寨门等文物本体的修缮保护，取得丰硕的实践成果，进一步提升了堂安生态博物馆在社区中的价值，全面体现了其在村寨中的功能，是全省积极推广生态博物馆理念的重要参考。

参考文献

[1]柳庆英，赵航，李慧璇，贺席燕，黄红良.黔东南堂安侗寨建筑外部空间形态研究[J].贵州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6，34（6）.[2]汪安佑，柴铎.信息不完全和信息不对称导致的企业激励机制失效[J].经济问题探索，2008，4.[3]蔡子仪，肖明艳，但文红.贵州生态博物馆文化影响研究[A].2012’中国农村土地整治与城乡协调发展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12.[4]夏提古丽?夏克尔，李程伟.台湾灾后社区发展的运行机制探析[J].社会工作.2014（01）

[5]谢菲.生态博物馆社区发展实践及其困境――基于意大利和日本生态博物馆的思考[J].三峡论坛（三峡文学?理论版），2014（5）.[6]于飞.基于居民参与的社区营造模式探析[J].北方经贸，2015（11）.作者简介

洪涛（1987-），男，硕士，浙江乐清人，贵州省文物保护研究中心助理馆员，研究方向：文物与村落文化遗产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