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人身并索取债务行为定性问题探讨[推荐阅读]

第一篇：控制人身并索取债务行为定性问题探讨

随着社会经济的进一步繁荣，民营经济异常活跃，公民个人经济交往及伴随的经济利益非常普遍，债权债务的流转、清偿亦十分频繁。与此同时，各种各样的经济矛盾及其纠纷日益增多，其中以各种方式索债的现象十分突出，特别是以控制人身手段索取形形色色债务的案例较多,这里就隐藏或者夹杂着不少刑事案件。由于这类案件与民事经济纠纷有部分相似之处，常常

给实际处理带来定性上的认识分歧，故很有研究、探讨的必要。

案情1：钱某与高某曾因扒窃被抓，后高某释放，而钱某被处以劳教，钱某怀疑其被处罚系高某告发所致。解教后，其于一月份找到高某，采用威胁方法，要求高某赔偿12000元，高某只好先付给钱某五千元，并答应三月二十日前付清余款。一个月后，钱某频频打电话向高某催逼七千元所谓欠债，高某则予以回避应付。同年三月二十五日，钱某等数人偶遇正欲开车离开的高某，遂上前拦住讨要余款。高某见对方架式，即将手中装有钱款的包传给自己朋友后逃跑，但被钱某等人抓住。钱某遂伙同他人挟持高某乘出租车至某饭店并开房间继续向高某讨钱，声称不给钱就走不了，但未采取其他暴力强制行为。高某只好打电话给朋友借钱，并要求送到饭店。后钱某等人看住高某，直至拿到高某朋友送来的七千元才放高某离开。

案例2王某与步某原来有业务联系，步某将承接的工程交王某施工，并按工作量结工程款给王。在2004年的一起工程中，双方因为工作量认识不一，继而在给付款项上发生矛盾，后经中间人调解，以步某所认可的金额一次了断双方债务纠纷。王某虽勉强接受，但内心坚持认为步某少付了他5000元的工钱。后王某手下工人陆续离开王某至步某处工作，更引起王某不满。其遂于2005年的一天，纠集数人强行挟持步某至其雇来的车辆内往城外驶去。在车内，王某伙同他人向步某逼取二万元（称讨回欠款加上利息），并对其采用轻微暴力，还威胁步某如不答应，将带其到外地关几天。步某无奈，同意给付款项20000元，但王某不放心，在扣押了步某的驾驶证件后才放其离开。经步某报案，王某在相约取再次谈定的10000元钱时被公安人员抓获。

案例3吴某系本市某公司经理，因经营业务需要资金，遂通过朋友向姚某商借高利货15万元，并约定借期为1个月。到期后，姚某向吴某催讨欠款及高额利息，吴某因公司无资金归还，在要求延期付款遭拒后，一直避债应付。姚某遂在纠集人员上门多次催讨未果后，终将吴某找到，并将吴某挟持至某宾馆一房间内逼其还钱，期间，还采用殴打、让吴某洗冷水浴及裸身示众等暴力、污辱方法施压，并逼迫吴某打电话借钱还债，长时间限制其人身自由，直到吴某家属带钱来宾馆并交给姚某才让其离开。

上述案件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均以挟持并控制他人人身的手段，进而逼取债务或者所谓的债务。在进行审查中，认定犯罪嫌疑人钱某、王某、姚某的行为构成敲诈勒索罪、绑架勒索罪、非法拘禁罪以及构成这几个罪名的数罪争议颇大，究竟应该如何认定上述犯罪嫌疑人行为的性质呢？一罪还是数罪呢？

上述这类以控制人身手段索取钱款案件，从刑法理论来看，实际上就是行为中既存在侵权又同时存在侵财的类似于结合犯情形的定性问题，其复杂之处在于当中还夹杂着刑事与民事的分野。因此，在对其的处理上，笔者认为，应该注意个案的具体情况，结合民事债权债务，进行正确的分析判断，并根据我国刑法及其司法解释作出准确的定性。首先，要看所谓的债务是否真实存在。尽管它不是区分该类行为属于民事经济纠纷还是刑事违法犯罪的唯一标准，但却是区分民事案件还是刑事案件的一个重要方面。确实存在实际债权，也确实为了讨债，虽不能就此排除刑事犯罪，但由于在行为人的主观方面不存在非法占有的犯意，即使有侵权行为存在，有时还表现的十分突出或明显，但最起码不能成立纯侵财类犯罪，如抢劫、敲诈勒索罪。如果并不存在债的事实，就谈不上索取债权，则在上述类情况中就可能存在侵财类犯罪，抑或侵权类犯罪，再有就是侵财与侵权的结合犯罪。因此，我们不能被一些只具有债务表象的所谓欠款蒙蔽视野，要注重债的实质要件，需要审视该债务是否得到法律法规或社会民间的认可，债权人、债务人双方是否均明确存在债的事实，特别是双方对债务本身这一基础法律事实的真实性是否有争议是区别债务实际存在的分水岭。案例1中，钱某所谓逼讨欠款实际上是其敲诈勒索中日后交纳的被勒索款，不具有债的实质要件，同时，它是犯罪行为的直接结果，也是犯罪事实本身的一个部份，被害人是否交付被勒索款，刑法将会积极反映，并作出犯罪嫌疑人勒索行为是否既遂的评价而决定相应的刑事处罚。因此，钱某逼讨所谓债务的行为，实际上就是进一步勒索钱财的行为，与民事纠纷风马牛不相及。其次，要注意审视债务的清偿与债务的争议。债务在有效清偿后，双方就不再存在民事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同时要注意的是民间调解处理也是一种有效的结

欠行为，一旦双方承认就应当视为债的消灭，否则无以保证经济交往的稳定及诚信与信誉。在实际履行还款义务后，债权人再以债的名义实施控制人身索取财物的行为应当考虑存在刑事犯罪的可能，但还要注意是否存在债务纠纷或争议。如果确实存在，且控制人身行为本身情节又显著轻微的，则不成立构成犯罪，当然，控制人身的行为情节较为严重的，虽不成立侵财类犯罪，但可考虑是否成立侵权类犯罪。与此同时，要注意的是行为人假借所谓的债务纠纷实施犯罪的情形，这就需要在排除经济纠纷的前提下，审查索取金额是否有超过实际债务之数额要求以及其中是否存在一个双方相对无争议的阶段并以此作为确定是为债务纠纷行为而起还是将债务纠纷作为借口行勒索之实。第二案例中，既然已调解，并无威吓行径，一旦认可应当视为结清。从这个意义而言，很明显，王某的行为由于不再存在债务的前提，因此应该认定其行为具有非法占有的故意，从而认定为是一起刑事案件，至于其辨称的确实被害人少付其工钱，只是他的单方心态，并不能成立双方的债权债务关系。所谓的讨要欠款加利息就更是成为无源之水、无稽之谈了。退一步讲，王某辨称步某尚少付其工钱5000元，而实际上其向步某索取的是20000元，明显超出所谓债务的金额，也同样可以看出王某的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主观心态。再次要区分合法债务与非法债务及何为非法债务。根据刑法及最高人民法院的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为索取债务及非法债务非法拘禁他人的，应该以非法拘禁罪论处。也就是说，债务的合法还是非法在为索债非法拘禁他人案中并没有区别。但在控制人身型索债的案件中，存在合法或非法债务，即使控制人身的行为方式较为激烈，一般仍应当认定为非法拘禁罪。反之，不存在合法或非法债务，构成犯罪的，则应当认定为敲诈勒索罪、绑架勒索罪或者抢劫罪。合法债务较为容易判断，不作赘述，非法债务实践中争议颇多。笔者认为首先该债务应当确系成立，其次该债务的形成存在违法的情形。也就是说，其实质要件是债权人、债务人双方均明确存在债的事实，但不为法律法规所承认或在实施违法行为中形成的实际债权，同时债务人是否履行清偿义务，法律法规无需作出干预，如民间高利贷债务、赌债等等。案例3中，姚某虽索取的是非法债务，且行为方式上又采取了较为恶劣的手段，但由于该债务确实存在，其索债行为依法只能认定为非法拘禁罪，至于其在控制人身过程中，采取暴力及侮辱的行为，只能被认定为非法拘禁罪中的从重处罚情节。反之，在不符合上述要件的情况下，如通过威胁、要挟或暴力等行为强迫对方接受而形成的所谓债务，因其徒具债的名义或表象，不符合非法债务的实质要件，故不能认定为非法债务。其控制人身并索取这种所谓债务，则是违法犯罪行为本身的延续，应该以刑事犯罪来认定，并将其是否索取到钱财作为该部份犯罪是否完成的标志从而来确定犯罪的既遂与未遂。如案例1中钱某的所谓欠款，就连非法债务都不能成立，自然应该以犯罪来认定。在确定了行为人与被害人间是否存在合法或非法债务从而确定是否有非法占有故意并影响罪与非罪的债务问题后，可以说，凡是不存在合法或非法债务，并可排除经济纠纷，或有充分依据证实行为人以债务或经济纠纷为名行勒索之实的案件，以及存在合法或非法债务，但采用非法手段拘禁他人的，就可以考虑这些行为是刑事违法犯罪性质。但这类行为究竟构成何罪，还需考察行为人的具体行为因素及其犯意变化，即控制人身行为的具体表现及其故意内容以最终确定构成何罪以及是否构成数罪。一般来说，要注意以下两个因素：

1、客观行为的方式决定了罪名的不同。如以暴力、胁迫方法当场从被挟持人身上劫取财物，则就应当认定为抢劫。包括押解被害人各处借款并进而予以非法占有，也由于可视为是一种当场劫取而认定　为抢劫。而以将实行某种对被害人不利行为进行威胁，或者扣押物品进行交换来要挟对方付钱以及仅针对本人且事后得款等等行为，一般应以敲诈勒索罪认定。案例1的前半部分行为就应当认定为敲诈勒索罪。而案例2的行为虽有挟持人身行为，且使用轻微暴力，由于其主要采取不付钱将对被害人实施不利行为及扣押证件的威胁、要挟手段，同时采用允许事后付款的勒索方式，故亦应以敲诈勒索罪认定。对于挟持人身强制性不强而主要采用幽禁、非法剥夺人身自由方式达到索债或其他目的且非法拘禁行为有一定持续性的，或者以索取真实存在的合法债务或非法债务拘禁他人的，则应认定为非法拘禁罪。案例3是属于具有从重处罚情节的非法拘禁案件。挟持人身暴力强度大及人身强制性明显，通过被害人本人向其亲戚、朋友等关系密切的人员要钱或者直接向被害人亲属、朋友、所在组织勒索钱款，不管最终是否取得财物，均应当以绑架勒索罪定罪处罚。案例1的后半部分犯罪事实应该认定为绑架勒索罪。

2、一行为中客观行为与主观故意的变化导致罪名变化以及一罪与数罪的认定。如案例1，敲诈与勒索被敲诈余款的行为虽然是一个有联系的行为，但由于犯罪嫌疑人主观故意及客观行为转变，就应当从刑法上评价是否成立数罪的问题。该案犯罪嫌疑人钱某开始是强行勒索的故意，行为方式是威胁，构成敲诈勒索罪毫无疑义，但在被害人拒绝勒索并逃跑时，钱某伙同他人追赶并挟持高某至饭店，以限制被害人人身权利的方式逼取钱财，这一行为过程说明犯罪嫌疑人钱某的故意由一般的威胁敲诈转变为了限制人身的绑架勒索的犯罪故意，客观行为也转变成挟持被害人及扣留人质进而勒索钱款，对照刑法，该行为符合绑架勒索罪。但究竟认定一罪还是认定为数罪，还要看具体案情。具体来说，行为人控制人身自由并由此勒索到数额较大的财物的行为，就构成了绑架勒索罪，如果为勒索此前通过威胁、要挟或暴力等行为强迫对方接受而形成的财物或余款，那么先前行为可能单独还构成敲诈勒索罪。进一步说的话，先前敲诈勒索未取得赃款，并由此发生绑架勒索取得敲诈款或仍未取得该款，由于两行为存在吸收关系，不再单独认定敲诈勒索罪，应该以绑架勒索罪这一重罪来吸收，按绑架勒索一罪处罚。但是先前敲诈勒索行为中已取得数额较大的财物，同时还形成未付的被勒索款，即所谓敲诈勒索的余款，并为索取该敲诈余款而进行挟持人身，不管是否最终取得财物，前行行为均应单独成立敲诈勒索罪，并应该与本次绑架勒索犯罪行为实行数罪并罚。案例1中的钱某，先前敲诈勒索已得款5000元，后又以挟持人身的方式勒索到敲诈余款7000元，应该以敲诈勒索罪与绑架勒索罪两罪予以数罪并罚。

第二篇：设置圈套控制赌博输赢并从中获取钱财的行为,如何定性？（小编推荐）

设置圈套控制赌博输赢并从中获取钱财的行为，如何定性？

王红柳、黄叶峰诈骗案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王红柳，女，1973年9月30日生。因涉嫌犯诈骗罪于2011年11月18日被逮捕。

被告人黄叶峰，男，1978年12月19日生。因涉嫌犯诈骗罪于2011年11月18日被逮捕。

上海市金山区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王红柳、黄叶峰犯诈骗罪，向金山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金山区人民法院经公开审理查明：2011年10月12日上午，程某电话联系被告人王红柳，询问下午是否有赌局，其表示愿意参与赌博。王答复等其联系好人后再通知程某。王红柳因想起被告人黄叶峰可以通过在自动麻将机上做手脚控制赌博输赢，遂萌生与黄叶峰合伙以诈赌方式骗取程某钱财的想法。王红柳经与黄叶峰联系并共谋后，当日下午，由黄叶峰联系其他诈赌人员金某（另案处理）等人至约定赌博地点金山区卫清西路179号波曼大酒店501室棋牌室，并在自动麻将机内安装控制器，更换遥控骰子和带记号麻将，待安排妥当后联系王红柳，王红柳再约程某至上述地点进行赌博。自当日下午至晚上，王红柳、黄叶峰、金某等人通过操作控制器的方式控制赌博输赢，共赢得程某现金人民币（以下币种同）19 000余元、赌债40 000元。

案发后，黄叶峰家属退缴违法所得9 000元。

金山区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王红柳、黄叶峰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伙同他人使用欺诈手段控制赌博输赢，骗取程某钱款共计19 000余元，数额较大，其行为均构成诈骗罪。王红柳、黄叶峰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依法均可以从轻处罚。黄叶峰积极退缴赃款，可以酌情从轻处罚。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六十四条之规定，金山区人民法院判决如下：

1．被告人王红柳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并处罚金五千元。

2．被告人黄叶峰犯诈骗罪，判处拘役五个月，并处罚金四千元。

3．扣押的骰子、控制器等作案工具予以没收；违法所得予以追缴、没收。

一审宣判后，被告人王红柳、黄叶峰均没有提出上诉，检察机关亦没有抗诉，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

二、主要问题

1．设置圈套控制赌博输赢并从中获取钱财的行为，如何定性？ 2．涉案赃款如何处理？

三、裁判理由

（一）设置圈套控制赌博输赢并从中获取钱财的行为应当定性为诈骗

1．从法理分析，设置圈套控制赌博输赢并从中获取钱财的行为符合诈骗的特征设置圈套诱骗他人参赌的行为是构成诈骗罪还是赌博罪，关键在于赌博圈套中的欺骗程度。如果行为人仅采取了较为轻微的欺骗行为，赌博输赢主要是依靠各自运气、技术，即赌博各方均不能控制、主导赌博输赢结果，则其行为仍然符合赌博特征，因为赌博在本质上是一种射幸行为，其结果具有偶然性；如果行为人在赌博过程中采取作弊手段控制赌博输赢，则赌博成了掩盖事实的手段，该行为本质上符合诈骗的特征。本案被告人王红柳等人完全控制了赌博输赢结果，被害人程某以为是在赌博，实际上王红柳等人是在骗取钱财。

从具体犯罪构成要件分析，王红柳在主观上得知程某有赌博的意思后，即产生了与他人合作通过在赌博机上做手脚的方式骗取钱财的犯意，并付诸行动，经与被告人黄叶峰共谋后，由黄叶峰等人通过在赌博机上安装控制器等方式实现控制赌博输赢的结果，并通过此种方式成功“赢”得程某较大数额的钱款，可见王红柳等人具有非法占有程某钱财的犯罪目的，符合诈骗罪主观特征。客观上，王红柳、黄叶峰等人一方面在赌博机上做手脚，另一方面让同案犯假扮赌客以骗取程某的信任，从而使程某误认为自己是在正常赌博中因为运气不好而“输钱”，从而不仅将自己带来的19 000余元输光，还欠下赌债4万元。因此，本案中所谓的赌博只是王红柳等人行骗的形式，是以赌博为名行欺骗之实，符合诈骗罪的客观特征。

关于赌博罪中的欺骗行为与诈骗罪中的欺骗行为的区分，有观点认为，“赌博罪中往往也伴有欺骗活动，但这种欺骗与诈骗罪中的欺骗不同。赌博罪中的欺骗是制造虚假事实，引诱他人参加赌博，但是赌博是依偶然决定输赢，其目的是营利，而不是非法占有。但是以赌博为名，在赌博中弄虚作假、案中串通，操纵赌博输赢并以此占有被骗者财物的，则成立诈骗罪”。该观点获取了理论界和实务界的普遍认同。参照这种观点，本案中，由于赌博输赢完全控制在王红柳等人乎中，王红柳等人是以赌博为名，操作赌博输赢并以此非法占有程某财物，且数额较大，因此，其行为构成诈骗罪。当然，在数额认定上，应当以实际损失数额为准，即19 000元。

2．正确理解最高人民法院及相关部门作出答复、批复的背景 关于“设置圈套诱骗他人参赌”的行为定性，1991年《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关于设置圈套诱骗他人参赌获取钱财的案件如何定罪问题的电话答复》（以下简称《答复》）指出：“对于行为人以营利为目的，设置圈套，诱骗他人参赌的行为，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应以赌博罪论处。”1995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设置圈套诱骗他人参赌又向索还钱财的受骗者施以暴力或暴力威胁的行为应如何定罪问题的批复》（以下简称《批复》）规定：“行为人设置圈套诱骗他人参赌获取钱财，属赌博行为，构成犯罪的，应当以赌博罪定罪处罚。”对于《答复》、《批复》中设置圈套诱骗他人参赌的行为，实践中理解不

一：一种意见认为，上述两个文件中设置圈套诱骗他人参赌的行为是指行为人设置圈套诱骗他人“参加赌博”，而具体赌博行为与平常、无异；另一种意见认为，上述两个文件中设置圈套诱骗他人参赌的行为不仅包括前种意见所指的行为，还包括行为人在具体赌博中使用欺骗手段控制赌博输赢。

我们认为，对上述两个文件中设置圈套诱骗他人参赌的行为，应当结合文件出台的背景及相关高院请示的具体案件内容来理解。

《答复》是针对《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设置圈套诱骗他人参赌获取钱财的案件如何定罪的请示》作出的，该请示主要针对的是在公共汽车、火车等公共场所公开结伙进行的猜红、蓝铅笔现象。设赌

者以猜中者赢，猜不中者为输诱骗他人参赌，由于涉赌人在红、蓝铅笔上做手脚，设机关，以致猜红变蓝，猜蓝变红，参赌者有输无赢，设赌者包赢不输。设赌者为骗取参赌者的信任，还常以同伙参赌“赢钱”为诱饵，诱使他人就范。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当时主要考虑到此类行为发生在公共汽车站、火车站等公共场所，犯罪分子设局诱骗的对象是不特定的被害人，主要侵害的是社会管理秩序，且犯罪分子主要采用赌博形式赢钱，虽然存在一定欺诈手段，但十赌九骗，赌博中采用一些欺骗手段也很正常，因此，《答复》认为此种行为应当定性为赌博罪。《批复》的意见与《答复》一致。我们认为，两个文件针对的都是发生在公共场所，即被害对象为不特定被害人的情形，这种情形下行为主要妨害的是社会管理秩序，因此，两个文件将这种情形下的行为明确认定为赌博罪有其合理性。然而，本案中，王红柳等人在宾馆客房内设置赌局欺骗他人钱财的作案地点具有不公开性，其欺骗对象具有特定性，因此，不能适用两个文件的规定。现《答复》已被废止，另据了解，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已就《批复》规定的合理性开展了专项调研，拟对文件规定的内容进行修正，即对以控制输赢的 方式诱骗他人参赌的行为，不管是否发生在公共场所，均以诈骗罪定性。

（二）赃款处理

“设置圈套诱骗他人参赌”行为的定性，之所以存在诈骗罪与赌博罪的分歧，有很大一方面原因是对此类案件赃款的处理存在一定的问题。因为，如果将此类案件定性为诈骗罪，则与被告人相对的一方应当认定为被害人，即被告人通过赌博欺诈获取的钱财（即赃款）应当发还被害人，然而此类案件中的被害人实际也是赌博参与人，赃款发还赌博参与人，势必造成对赌博行为打击不力的问题。为解决这一问题，有观点建议，应当在发还赌博赃款时，同时启动行政处罚程序，即对赌博参与人的赌博行为作出行政处罚，没收该赃款；但也有观点主张，对于此类案件宜定性为赌博罪，这样赌博参与人的赌资应当予以扣押没收，如此便不存在赃款发还或者通过行政处罚程序没收问题。

对于此类案件中的赃款，我们认为，应当区别不同情况进行处理：第一种情况，如果被害人本来不具有赌博的意思，而是基于行为人的欺骗而产生赌博意愿，并陷入赌博陷阱，从而被骗钱财的，因被害人不具有通过赌博进行营利的目的，对其合法财产权益应予保护，故对于扣押或者退缴的赃款应当发还被害人，或者责令被告人退赔被害人经济损失。第二种情况，如果被害人本身也是参赌人员，由于其具有通过赌博进行营利的目的，其本身积极参与赌博行为，因此，其所输钱款属于赌资，对于该赌资的处理问题，可以借鉴抢劫赌资案件的处理方法进行处理，对于赌资无须通过行政处罚程序予以没收，而可直接在刑事程序中予以追缴没收。

本案中，被害人程某主动向被告人王红柳询问下午赌博事宜，并表示自己具有赌博意愿，并在下年经王红柳通知后携带大量钱财前往赌博，可见程某具有赌博意愿，且积极参与赌博，对其赌博行为应当予以打击，即对其所输钱财应当认定为赌资，可以借鉴抢劫赌资的情况，予以追缴投收，并在刑事判决书中一并作出表述，即违法所得予以追缴没收。

第三篇：案发后积极抢救伤者并电话报案行为定性思考

被告人王某与女友孟某（女，现年23岁）因感情问题于2007年9月23日凌晨发生争执，3时许王某在北京市门头沟区三家店四局东排1号楼附近，采用拳打脚踢的方式对孟某的头面部、躯干部、四肢及会阴部进行殴打，造成孟某下腔静脉进入右心房入口处破裂，致心包填塞死亡。在案发后，被告人王某在将被害人送往医院，在得知被害人死亡后打电话报了“110”

称：“在区医院急诊室有一女子死亡。”公安人员赶到医院时，王某未逃跑，配合公安机关到派出所接受询问，在第一次的询问中，王王某未如实交待犯罪事实，在随后的讯问中，王某交待了犯罪事实。

[主要问题]

本案对于案发后被告人王某电话报警并积极抢救伤者的行为如何认定，有二种不同的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王某在案发后能够积极对被害人进行施救并报称某区医院有一女子死亡，在警察对其讯问时其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其行为属于仅因形迹可疑，被有关组织查询、教育后，自动投案，构成自首。

另一种观点认为，王某在案发后虽然能够积极对被害人进行施救，但报案的内容不明确，且在公安机关赶到医院对其进行询问时其并未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直至后来对其进行讯问时被告人才交待了自己的犯罪事实，因此被告人不具有投案的自动性，不能构成自首。

[评析]

（一）电话报警需有明确的投案意图才是“自动投案”。

我国刑法第67条第1款规定：“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据此，构成自首需符合二个条件：一是投案的自动性；二是供述的彻底性。自动性和彻底性是构成自首的两个必不可少的要件，其中投案的自动性是构成自首的前提条件。

本案中被告人王某在案发将被害人送往医院救治，并在公安机关未发现犯罪事实之前打电话向公安机关报告了被害人死亡的事实，但其在电话中并没有交代基本的犯罪情况。对于这种被告人案发后打电话报警，但在电话中未交代自己是实施者的行为能否认定为自动投案是本案的关键。

笔者认为，法律规定对自首者予以从轻处罚的意义在于：一方面被告人在案发后主动向司法机关投案并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的行为既免除了司法机关为侦破查明案情所需的大量的时间、精力和财力，从而节约有限的司法资源；另一方面又因被告人将自己主动置于司法机关的控制之下，消除了其进一步危害社会的可能，同时犯罪后被告人主动归案能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其人身危险性的消减。因此，在电话投案时虽不要求被告人对犯罪行为进行详细的供述，但基本的事实（发生了犯罪，犯罪行为有谁实施等）是应该交代清楚的，否则就不能构成“自动投案”。这是因为如果仅仅是向公安机关报告案件发生的事实，则一方面司法机关不能据此有的放矢的展开工作，谈不上司法成本的有效节约；另一方面，由于犯罪分子的尚未被控制，其依然有继续危害社会或逃避法律制裁的可能，谈不上人身危险性的消减。

在本案中被告人王某在被害人死亡后虽打电话报警，但其在报警时并未向公安机关交代是他实施的犯罪行为，而只是称：“在区医院急诊室有一女子死亡”，被告人的这种行为是报案而非投案，其行为只是向司法机关报告案件的发生，这种行为与普通公民的报案无异，不符合自首所要求的主动向司法机关承认犯罪，自愿将自己置于司法机关控制之下并接受国家司法机关的审判和制裁，因此我们不能仅以此来认定其有自动投案的行为。

（二）电话报案内容不明确时到案后需如实供述罪行才能构成自首。

对于案发后被告人积极抢救被害人并在现场被抓获时，被告人是否具有投案的自动性，实践中一般认为，只有二种情况下被告人能构成自动投案：一种情况是被告人事先自己打电话报警或委托他人代为报警将案件的基本情况向公安机关报告；另一种情况是被告人在案发后向周围围观的群众言明自己先将被害人送往医院救治，然后马上去投案自首，并且相关的证据能够对此予以证实。可见，目前对于案发后被告人积极抢救被害人并在现场被抓获时投案自动性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

笔者认为，案发后积极抢救伤者是一种值得鼓励并应予以褒奖的行为，对其投案自动性的要求可适当放宽。理由如下：

其一，对于投案自动性的解释在近来已有所突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称《解释》）的规定：“并非出于犯罪嫌疑人主动，而是经亲友规劝、陪同投案的；公安机关通知犯罪嫌疑人的亲友，或者亲友主动报案后，将犯罪嫌疑人送去投案的，也应当视为自动投案”。实践中在亲属强制投案时，只要犯罪分子不明确表示反对，则其依然不丧失自动性，只要到案后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则其仍就能构成自首。虽然《解释》的这种规定主要是为了鼓励家属协助公安机关打击犯罪，但与被家属强制投案相比，如果被告人能在案发后积极抢

救被害人，且在公安机关赶到后能如实供述罪行的，被告人投案的自动性更高，理应认定为自首。

其二，将案发后积极抢救伤者，到案后能如实供述罪行的行为认定为自首，符合法律规定自首制度的目的。法律之所以对于自首者予以从轻处罚主要基于两个方面考虑：一是基于“实现功利目的”的需要，即在案发后犯罪分子的自首使国家追诉犯罪的成本大大降低，节省了国家的司法资源，减轻了国家的证明负担，提高了诉讼效益。二是基于“实现刑罚目的”的需要，即我国刑法惩罚犯罪的目的不仅是为了单纯的惩罚同时也是为了对罪犯进行教育和改造，并通过对犯罪分子的惩罚和改造实现预防犯罪的目的。案发后被告人能积极抢救被害人，说明被告人有一定的悔罪表现，表明其人身危险性较轻，其在案发后没有逃跑，在公安机关赶到后能如实供述罪行，在一定程度上节约了司法资源，被告人的行为符合法律规定自首制度的目的。

因此，对于案发后积极抢救伤者，不能一概将其排出在自首之外，如果其能同时满足“实现刑罚目的”和“实现功利目的”的需要，且能被刑法关于自首的用语所包括就可构成自首。我们认为，在对案发后积极抢救伤者的行为进行认定时，应视情况区别对待：

对于被告人在案发后积极抢救伤者并能通过打电话、捎口信等方式向公安机关投案的，如果其在公安机关赶到后能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其行为构成自首自不待言。

对于案发后积极抢救伤者并能以一定方式向有关机关报案或周围群众表明案件发生但不具有明确投案内容的，如果其没有逃跑、隐匿、毁灭证据或串供等逃避法律追究的行为且一直留在案发现场或医院，并能在公安机关到达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的，其行为也能成立自首。此时被告人虽不具有明确的投案意图，但被告人的报案行为使得国家司法机关能对案件迅速作出处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节约司法资约；其在案发后没有逃离现场，没有实施逃跑、隐匿、毁灭证据或串供等逃避法律追究的行为表明其继续危害社会的可能性较小，人身危险性较其他犯罪分子要低，如果其在公安机关赶到现场后能如实罪行，则完全可以成立自首。

对于案发后积极抢救伤者但没有向有关机关或组织报告的，关键看被告人是否已经被公安机关采取强制措施。如果被告人是在公安机关未对其采取强制措施或对其进行讯问之前主动向公安机关供述犯罪事实的，可构成自首。如果被告人已经被公安机关采取强制措施或讯问，则丧失了投案的自动性，此时即使被告人能如实供述犯罪事实也不能构成自首，但可构成坦白。

可见，对于案发后积极抢救伤者并电话报案的被告人能否构成自首，关键要看其在案发后能否如实向公安机关供述自己的罪行。本案中，被告人王某虽然打电话向公安机关报告了案件的发生，但其报告的内容不明确，其没有向公安机关投案的意图，且在公安机关赶到现场并对其进行询问时，未能向公安机关如实供述罪行，在公安机关对其进行讯问时，其已散失了投案的自动性，其行为已不能构成自首。

（三）本案被告人的行为亦不属于 “形迹可疑自首”。

按照《解释》的规定，“罪行尚未被司法机关发觉，仅因形迹可疑，被有关组织或者司法机关盘问教育后，主动交代自己的罪行的应当视为自动投案”。我们认为，这里的“形迹可疑”指的是司法机关尚未掌握行为人犯罪的任何线索、证据，而仅凭行为人的神态、举止等不正常而认为行为人可疑，或者司法机关及有关组织虽已经掌握了据以推测其行为与某宗罪行有联系的一定的线索与证据，但据此线索尚不足以合理的确定行为人就是实施某起犯罪的嫌疑人。也就是说“形迹可疑”是指司法机关根据没有证据或者已掌握的现有证据尚不能合理的推定某人就是犯罪嫌疑人，这种怀疑更多的是凭借知觉性的推断，这种推测依据的往往是个人工作经验的积累，具有主观性，没有客观的证据加以证实或客观的证据尚不能证实。

本案案发后，公安人员赶到医院并对报案人王某进行了询问，了解报警的原因及死者的相关情况，被告人在此过程中并未向公安机关交代其犯罪事实，公安人员在展开其他辅助性调查走访工作后，将被告人王某确定为犯罪嫌疑人，并随即对其讯问，在对其讯问过程中，王某交代了犯罪事实。此时公安人员对于被告人“已不再是没有证据支持的、仅凭工作经验”的怀疑，公安人员对于王某的怀疑已经具有相应的证据支持，此时王某已经丧失了投案的自动性，其行为不能构成自首。但不能认定自首并不意味着对于案发后积极抢救伤者的行为在量刑时不予以考虑，能否认定自首和是否在量刑时予以考虑并不能等同。与被告人案发后为逃避法律追究而置被害人的死活于不顾而直接去投案相比，案发后积极抢救伤者的行为更值得予以褒奖，故虽然一审法院没有认定被告人王某的行为是自首，但鉴于王某在案发后有积极抢救被害人的行为，法院在量刑时仍应对此情节予以考虑。

第四篇：案例分析-关于部分抢劫行为未得逞的定性问题的分析

关于部分抢劫行为未得逞的定性问题的分析

我是XX电视大学的一名学生，现在就职于县直事业单位，最近旁听了人民法院的公开审理的一起抢劫案件，案件审理过程相对复杂，由于我学习的就是法律专业，所以对该起案件中的一些问题比较感兴趣，该起案件的焦点是抢劫行为中部分抢劫行为未得逞是否应当定性为部分抢劫行为的既遂。

一、案情

被告人李某伙同王某、高某，于2010年7月4日23时许，在本县某路上，持刀抢劫被害人麦某的诺基亚3110C型手机1部，经鉴定，手机价值人民币270元。被告人李某伙同王某、高某，于2010年7月6日凌晨1时许，在某小区门口，持刀抢劫被害人赵某的诺基亚QD手机1部，经鉴定，手机价值人民币189元；欲持刀抢劫赵某的华硕牌X88S型笔记本电脑一台，未得逞，电脑经鉴定价值人民币1800元。后被查获。

被告人李某伙同于某（另案审理），于2010年3月至4月期间的一天中午，驾驶面包车在某医院住院部门口处，趁四周无人注意，盗窃跑狼牌TDR-45Z型兰灰相间电动自行车1辆，经鉴定价值人民币1800元。

二、审理结果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李某、王某、高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当场使用暴力劫取他人财物的行为，侵犯了公民的人身权利及财产权利，已构成抢劫罪。被告人李某伙同他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取秘密手段窃取他人财物的行为，侵犯了公民的财产权利，已构成盗窃罪。被告人李某、王某、高某抢劫罪行未被司法机关发觉，仅因形迹可疑被司法机关盘问后，主动交代自己的罪行，应视为自首，可依法从轻处罚；且被告三人部分抢劫犯罪行为系未遂，可比照既遂犯从轻处罚；鉴于涉案赃物已追缴，且被告三人当庭认罪态度较好，故可酌情从轻处罚。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3条、第264条、第25条第1款，第23条、第67条第1款、第69条第1

款第2款、第55条第1款、第56条第1款、第52条、第53条、第64条以最高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的规定判决：1.被告人李某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8年，剥夺政治权利1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6万元；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10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千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8年8个月，剥夺政治权利1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7万元；2.被告人王某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7年6个月，剥夺政治权利1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5万元。3.被告人高某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7年，剥夺政治权利1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4万元。4.随案移送的诺基亚手机1部发还被害人麦某；随案移送的折叠刀3把予以没收。5.尚未追缴之违法所得继续予以追缴，追缴后予以没收。

三、笔者关于本案的分析

本案主要焦点问题在于对三名被告人持刀抢劫被害人赵某手机、笔记本电脑的行为应如何认定。对此，审理中，存在以下两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三名被告人抢劫手机的行为已经既遂，抢劫笔记本电脑的行为未遂，应认定三名被告人部分抢劫犯罪行为未遂，可比照既遂犯从轻处罚。

第二种意见认为，三名被告人在持刀欲抢劫被害人赵某电脑之前，已将赵某的手机抢走，三人虽最终未劫走赵某的电脑，但其抢劫行为已经完成，构成抢劫罪既遂。在此，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理由如下：

第一，刑法分则规定的个罪是以实行行为为基准的。刑法思维是一种类型化的思维方式，刑法分则规定的具体的犯罪行为都是从千姿百态的具体犯罪行为中抽象出来的一种类型化的犯罪模型，它有别于自然行为。比如故意杀人的方法有很多种，动作也由一系列自然动作所组成，但刑法规定的故意杀人罪的实行行为就只抽象为“杀人”这个模型。在审判实践中，必须首先确立实行行为的概念原则，对自然行为予以梳理、归类，找到其对应的刑罚分则条款上规定的行为类型，否则就会被淹没在千千万万具体的犯罪行为中，无从下手。

第二，抢劫罪的实行行为包括侵犯人身的行为和劫取财物的行为。尽管对于实行

行为的概念尚有一定的争议，但在最基础的理解上，犯罪的实行行为指的是刑法分则中具体犯罪构成客观方面的行为，刑罚分则规定的抢劫罪犯罪构成的客观方面为“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抢劫公私财物”，所以，抢劫罪侵犯的是复杂客体，其行为由两部分构成，包括以暴力或其他相当手段侵犯人身，以及通过这种暴力压制取得财物。根据当然解释，这里的暴力指的是足以压制当事人反抗的一切行为，自然不仅指某一拳某一脚，抢劫财物指的是利用前行为的暴力状态劫取的所有物品，当然不仅指某一个物品。具体到本案中，无论是被告人李某伙同王某、高某，持刀抢劫被害人赵某的诺基亚QD手机1部，还是欲抢劫赵某的华硕牌X88S型笔记本电脑1台没有成功，都是其持刀抢劫他人财物的行为，都只构成抢劫罪一个行为，至于具体到抢劫了某个物品，根本不影响对行为的定性（当然抢劫特殊物品可能涉及到认识错误的问题从而影响定性）。一审法院片面地将抢劫手机和电脑的一个抢劫实行行为，割裂为抢手机和抢电脑两个行为，明显是错误的。

第三，具备劫取财物或者造成他人轻伤以上后果两者之一的就构成抢劫既遂。一方面，从司法解释的角度来看，只有既未劫取财物，又未造成他人人身伤害后果的，才属于抢劫未遂。这点从文义解释的角度看也非常明显，抢劫在罪名的表述上，用的是“抢劫公私财物”，而在司法解释中，既遂标准用的是“劫取财物”。具体到本案中，三名被告人抢劫他人手机、电脑等财物，虽然没有成功劫取电脑，但最后已经成功劫取了手机，自然构成抢劫罪的既遂；另一方面，从未遂犯的本质上来看，未遂犯与其他犯罪形态的本质区别在于犯罪未得逞，所谓未得逞，指的是没有发生行为人所希望或者放任的、行为性质所决定的侵害结果。而在本案中，行为人实施了抢劫行为，希望以暴力行为劫取他人财物，最终也通过暴力取得了他人的财物，从行为整体来看，很难说犯罪没有得逞。

四、案件的最终审理结果

本案一审法院宣判后，三被告均表示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二审法院经审理认为，上诉人高某、原审被告人李某、王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结伙当场使用暴

力劫取他人财物，其行为均已构成抢劫罪，依法应予惩处。李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伙同他人秘密窃取公民财物，数额较大，其行为已构成盗窃罪，应与其所犯抢劫罪数罪并罚。在案经查证属实的证据证明，上诉人高某与李某、王某在持刀欲抢劫被害人赵某电脑之前，已将赵某的手机抢走，三人虽最终未抢劫赵某的电脑，但其抢劫行为已经完成，一审法院据此认定高某、李某、王某部分抢劫犯罪行为系未遂，不符合我国刑法关于犯罪未遂构成要件的规定；在案经查证属实的证据证明，巡逻民警在对上诉人高某和原审被告人李某、王某进行盘查时，即发现了三人所带刀具及三人之前所抢手机，高某、李某、王某不属于仅因形迹可疑被盘查，而是在司法机关已掌握了他们涉嫌犯罪的客观证据的情况下，交待了自己的犯罪事实，因此一审法院认定高某、李某、王某具有自首情节亦不当，予以纠正。但依据我国刑事诉讼法关于上诉不加刑原则的规定，二审不再加重被告人的刑罚。上诉人高某所提其与李某、王某未抢劫被害人电脑一节，应认定为犯罪中止的上诉辩解，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一审法院根据上诉人高某及原审被告人李某、王某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及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所作出的判决，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审判程序合法，鉴于高某、李某、王某能够主动坦白犯罪事实，认罪、悔罪，犯罪所得均已追缴等情节，予以从轻处罚正确，高某、李某、王某所提一审法院对其量刑过重的辩解，缺乏法律依据，不予采纳。惟一审法院判决尚未追缴之违法所得继续予以追缴，追缴后予以没收，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予以纠正。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89条第（1）项第（2）项。第190条第1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3条、第264条、第56条第1款、第25条第1款、第26条第1款第4款，第69条、第52条、第53条、第61条的规定判决：1.撤销一审法院刑事判决第5项。2.维持一审法院刑事判决第1项，第2项，第3项，第4项。3.驳回上诉人高某的上诉。

综上所述，笔者的分析结果基本符合二审法院的判决。

第五篇：为银行职员高息揽储索取好处费并帮助隐瞒挪用资金事实的行为如何处理

为银行职员高息揽储索取好处费并帮助隐瞒挪用资金事实的行为如何处理

一、案情简介

2007年12月10日，白某以帮助银行职员俞某（某市商业银行职员，另案处理）完成存款任务并且支付高额利息（除银行正常存款利息以外的额外奖励）为由，通过王某联系到储户朱某、杨某在某市商业银行办理了定期一年的“卡本通”业务，两储户分别存入80万元、100万元。之后，白某向俞某索取了20万元好处费，白某分得2万元，王某分得2.2万元。其余由王某以“利息”名义返给朱某6.8万元，杨某9万元。

2008年12月8日，在两笔存款即将到期时，俞某告知白某、王某该存款已被其挪作私用（案发后得知，在朱某和杨某存款后的第二日，俞某用两人的身份证复印件挂失密码，并将款项转走），一时无法弥补，要求二人说服储户再续存一年。白某、王某答应并再次向俞某索取了7.6万元好处费。其中，白某得好处费3万元，王某得好处费4.6万元。白某和王某多次劝说朱某和杨某推迟两三个月取款，均被拒绝。存款到期后储户朱某和杨某在取款时被告知存折上存款为零，遂报案。案发后，白某和王某均退缴各自所得好处费。

二、分歧意见

本案中，对于白某和王某帮助高息揽储后为了索取好处费而替俞某隐瞒已将180万元存款转走且无法还上的事实的行为如何定性，存在三种分歧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白某和王某的行为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首先，从主观方面来看，二人主观上明知索要的是犯罪所得或犯罪所得的收益。其次，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中的“犯罪所得”不仅仅指犯罪即遂后得到的财产，而且包括犯罪过程中的财产；不仅包括上游犯罪的犯罪嫌疑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取得的财产，而且包括上游犯罪的犯罪嫌疑人不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比如挪用资金犯罪持续过程中的财产。最后，从客观方面来看，二人在明知银行职员俞某挪用了存款的情况下，以帮助劝说储户延迟取款为由索要好处费，其行为属于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规定的“以其他方法掩饰、隐瞒”的行为，连“窝藏”都构成本罪，何况是“索要”呢？“索要”实质上是分赃的行为。

第二种意见认为，二人的行为构成挪用资金罪的共犯。掩饰、隐瞒等赃物犯罪必须是在上游犯罪既遂后实施的行为。如果上游犯罪还在犯罪进行过程中，尚未完成，行为人通过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以帮助上游犯罪继续完成的，则与上游犯罪的犯罪嫌疑人构成事前无预谋的共同犯罪。

第三种意见认为，白某、王某的行为不构成犯罪。

三、对本案的解析

（一）高息揽储的性质和危害

高息揽储，即金融机构违反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存款利率的规定，擅自提高利率，或以手续费、协储代办费、吸储奖、有奖储蓄、介绍费、赠送实物等名目吸收储户存款的行为。储蓄是金融机构的主要业务之一，储蓄额的大小，直接关系到金融机构的利益。因此，在金融机构商业化的过程中，高息揽储行为就是该行业常见的竞争手段之一。由于高息揽储破坏国家银行利率政策，扰乱金融秩序，进而使国家金融杠杆政策失灵，企业融资成本增大，若任其发展，必然导致金融企业间恶性竞争泛滥成灾，最终产生对经济秩序的破坏，危害性极大，因而从性质上讲，高息揽储行为是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所禁止的违法行为之一。

（二）“上游犯罪”性质分析

探讨白某、王某的行为是否构成我国刑法规定的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其前提是要明确与白某、王某行为相关的俞某的行为究竟构成何罪。从案情介绍看，俞某已经因挪用资金罪另案处理。也就是说，银行职员俞某的行为属于刑法禁止的挪用资金犯罪行为。这也是银行或金融机构工作人员挪用资金或公款的常见手段。事实上，俞某的行为构成刑法第187条规定的吸收客户资金不入账罪和刑法第272条规定的挪用资金罪两个犯罪。首先，俞某高息揽储但未将所揽储户的资金入银行账户，此行为完全符合刑法第187条规定的吸收客户资金不入账罪的构成要件；其次，由于俞某基于挪用的目的，而在揽储后第二天即将客户资金挪用的事实来判断，俞某的行为又构成挪用资金罪。但究竟是一罪还是数罪？关键看该两个行为之间是何关系。由于吸收客户资金不入账是金融机构工作人员挪用资金（或公款）常见的现象，因此，可以认为二者具有吸收关系，即挪用资金罪吸收了吸收客户资金不入账罪，故俞某的行为构成挪用资金罪。

挪用资金罪属于职务犯罪，我国刑法第272条规定了行为人挪用后使用资金的三种情形：进行非法活动、进行营利活动和进行其他活动。进行非法活动、营利活动没有时间限制，而进行其他活动的，则有超过三个月未还的时间限制。这样，行为人挪用单位资金，若进行非法活动，一旦挪用即构成既遂；若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一旦挪用即构成既遂；若进行其他活动、数额较大且挪用时间超过三个月的，也构成既遂。据此，挪用资金罪属于即成犯、状态犯，即行为人对资金的挪用行为已经完成，只是其对银行资金的非法使用状态在持续而已。强调这一点，对于明确白某、王某与俞某之间是否构成挪用资金罪的共同犯罪，具有重要意义。就本案而言，白某和王某帮助银行职员俞某高息揽储的行为发生在2007年12月。在揽储成功后的第二日，俞某即利用职务之便将该揽储的资金挪用。储户要求取款的时间是2008年12月，因而可以肯定，俞某挪用资金的犯罪已经既遂。白某、王某得知俞某私自挪用高息揽储的资金的时间，应该是在俞某犯罪既遂之后。而对于既遂犯罪的事后帮助行为，除了刑法明文禁止的可以构成犯罪外，一般都视为事后不可罚的行为而不以犯罪论处。据此，白某、王某与俞某不可能构成挪用资金罪的共同犯罪。这里，涉及对学理上所谓“承继共犯”的理解问题。所谓承继的共犯，是指中途参与到正在进行的犯罪中的犯罪分子，与先行实施犯罪的人构成共同犯罪的情况。承继共同犯罪的成立条件之一，必须是犯罪正在进行中，或者犯罪尚未完成。如果犯罪已经完成，就不可能存在犯罪的参与问题。就本案来看，如果高息揽储过程中，白某、王某就明知俞某要挪用资金，并积极协助，无疑构成共同犯罪；或者俞某挪用这笔资金后进行其他活动尚未超过三个月，白某、王某参与其中，也可因中途参与行为构成挪用资金的共同犯罪。但是，正如前述，白某、王某明知俞某私自挪用资金的时间是在俞某犯罪既遂之后，因此，白某、王某显然已经失去了参与犯罪的机会，因而不能构成挪用资金的共同犯罪。

（三）白某、王某的行为不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

白某、王某的行为不能构成挪用资金罪的共犯，那么，有无可能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呢？从刑法第312条的规定可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是指行为人明知是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而予以窝藏、转移、收购、代为销售或者以其他方法掩饰、隐瞒的行为。

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是对上游犯罪的帮助，而该罪的上游犯罪，一般都是取得型犯罪。进一步讲，是除洗钱罪和窝藏、转移、隐瞒毒品、毒赃罪之上游犯罪之外的所有以取得为特征的犯罪。只有取得，才有所谓犯罪所得，才可能有犯罪所得的收益，因而才有成立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的余地。这里的犯罪所得，一般指因犯罪行为所直接带来的利益。犯罪所得的收益，是指因犯罪所得之物而产生的利益或者处理犯罪所得后得到的收益。如非法占用的耕地上所产生的利益、诈骗犯罪既遂后，诈骗所得产生的孳息等。另外，还需强调的是，该犯罪所得之“犯罪”，应理解为客观上的犯罪或事实上的犯罪，而不应当理解为按照犯罪构成评价的犯罪。否则，未满13周岁的人盗窃数额巨大的财物就不能视为犯罪所得，掩饰、隐瞒该所得、严重妨害司法活动的行为，就不能被追究刑事责任。这种结论显然不合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其本质是将犯罪所得、犯罪所得的收益的性质进行掩饰，使司法机关对犯罪所得及其收益无法正确认识，从而有效地追究犯罪者的刑事责任，或者说，行为人通过掩饰、隐瞒行为来帮助上游犯罪人逃避刑法惩罚，从而干扰司法机关进行的刑事司法活动。

本案中，俞某挪用资金，其所挪用的资金，不是其依法应当得到的财物，而是其犯罪行为直接获得的，因此，可以视为犯罪所得。这个结论应当没有争议。然而，白某、王某却不能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因为，一来，白某、王某不是对司法机关隐瞒；二来，其隐瞒的也并非俞某所挪用的资金，即隐瞒的不是挪用资金罪的犯罪所得，换言之，他们向储户隐瞒的是俞某挪用资金的犯罪行为，而非俞某所挪用的资金的性质，因而不能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

（四）对白某、王某的处理意见

白某、王某的行为性质，取决于他们所帮助的俞某的行为性质。如前所述，俞某高息揽储的行为是违法行为，所以，白某、王某帮助俞某高息揽储的行为也是违法行为。那么，其收取的好处费（4.2万元）是什么性质呢？我认为，该4.2万元好处费可以视为中介费用。白某、王某与俞某之间事实上可以默认为订立了“如果帮助拉多少储蓄就会给多少数额的报酬”的合同。尽管该合同的性质有违法之嫌，但在金融机构高息揽储普遍存在的现实中，白某、王某可能缺乏对其行为违法性的认识。换言之，他们认为这种行为并不违法，因而将该费用解释为违法的中介费也是说得通的。所以，白某、王某帮助俞某拉储蓄所收取的好处费，显然可以认定为违法所得。

但是，这里有一个十分重要的情节，即白某、王某在俞某挪用资金既遂后，应俞某之请求，帮助说服储户延期取款，以便俞某能够继续使用该款项，为了帮助俞某长期使用资金，白某、王某又向俞某索取了7.6万元的好处费。如果案卷中的证据能够证明白某、王某是基于对俞某惧怕暴露罪行的判断而索取，或者要挟俞某若不给好处费就不去做储户的工作、从而暴露其罪行而索取，则白某、王某可能构成敲诈勒索罪。但是，这必须有充分的证据来证明，断不能以案发后白某、王某各自主动退缴赃款的行为，就直接推导出白某、王某是犯罪后主动悔罪的表现，因而认定其构成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