刍议技侦手段在职务犯罪案件侦查中的运用实践

第一篇：刍议技侦手段在职务犯罪案件侦查中的运用实践

刍议技侦手段在职务犯罪案件侦查中的运用实践

日前,《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正处于征求意见阶段,其中涉及在职务犯罪案件侦查中运用技术侦查手段等相关条款增加和修改获得了社会广泛关注,引发了关于惩治犯罪与保障人权、公权与私权的合理配置等一系列问题的争议和思考,以下笔者就技术侦查手段在职务犯罪检察工作中的运用与实践,谈一些个人看法。

一、新形势下职务犯罪案件侦查工作面临的现状

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职务犯罪日益呈现出智能化、复杂化特点,现代侦查模式的转变和法律法规的修改也对检察机关的侦查措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新形势下如何破解职务犯罪案件侦查工作中的桎梏成了摆在检察机关面前的一道新课题。当前,职务案件侦查面临的现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职务犯罪案件呈现出智能化和复杂化。首先,职务犯罪作案手段智能化。伴随着信息社会的发展,职务犯罪的手段也呈现信息化的特点,与传统的作案手段有很大的不同。网络、计算机、信息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信息传递快捷,使相互沟通变得简单和不易控制,利用这种便捷、高效的信息手段或以信息手段为依托实施犯罪,比如有些权钱交易、利益输送更多会借助电子交易支付平台,给调查取证工作带来更大的难度。其次,职务犯罪作案方式复杂化。当前职务犯罪的实施手段呈现复杂化特点,不同于以往单纯的权钱交易、对财务账册的简单处理等方式,往往犯罪行为披着合法的外衣,在正常经济交往中故意虚设交易环节,使交易行为变得纷繁复杂,通过虚设交易链实施犯罪,徇私舞弊,中饱私囊,从而使侦查破案工作变得艰难。

第二,刑事证据规则和证明标准的严格化。职务犯罪案件具有“三无”即无受害人,无现场,无实物证据的案件特点,决定了职务犯罪案件的取证工作较普通刑事案件要困难得多,同时,《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的出台使得刑事证据规则与证明标准更趋严格性,它不仅全面规定了刑事诉讼证据的基本原则和主要规范,还进一步具体规定了对各类证据的收集运用、审查判断和排除非法证据的程序、证明责任及讯问人员出庭等问题进行了具体的规范。另外,此次刑事诉讼法修改草案更是在“非法证据排除”、“不强迫自证其罪”等一些偏重保障人权色彩的条款上对证据的认定作出了更加严格的规定。此外,《律师法》的相关规定使律师的会见权、阅卷权、调查取证权进一步拓展延伸,比如会见犯罪嫌疑人的时间提前,且不需要侦查机关批准,律师可以查阅检察机关的案卷材料,这些都使得案件检察机关逐步丧失对证据掌握的优势,使得传统的调查取证方式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可见,新一轮司法改革和新法律法规的制定出台对职务犯罪案件的调查取证工作提出了更严格的标准。

第三,侦查模式及措施手段传统化。首先是职务犯罪侦查过分依赖犯罪嫌疑人口供。司法实践中,受“口供中心主义”的影响,通常实行“由供到证”的侦查模式,即首先获取犯罪嫌疑人口供,再以口供为中心向外辐射,进一步获取书证、物证等其它证据。经过讯问如果没有获取较高质量的口供,一般难以成案;反之就能拍板定案。实践中“零口供”(即在没有口供的情况下仍然对犯罪嫌疑人予以定罪量刑)的职务犯罪案件成案的几率极低,口供成了立案与否的决定因素,形成了“口供为王”、“口供至上”的固定办案思维,这与“重证据、轻口供”证据原则背道而驰。另外,过分依赖犯罪嫌疑人口供容易造成侦查视野受其左右。在具体案件侦查中,由于过分依赖口供破案,外围侦查取证工作相对滞后,使侦查工作易陷入漫无边际的核查口供之中,侦查方向极不确定,不仅消耗了大量人力物力,还耽误了宝贵的调查取证时间。其次是过分依赖侦查人员的讯问经验及技巧。在讯问过程中,侦查部门一般采用“大兵团”轮番作战方式,侦查人员组成2-3个讯问小组,轮流对犯罪嫌疑人或证人进行讯问。在此种侦查模式下,为了获取犯罪嫌疑人口供,如不采取延长拘传时间、全天候连续不间断讯问等手段,案件就难以被突破;如采取了这些手段,案件就比较容易被突破,但同时侦查人员又会有刑讯逼供之嫌。在讯问中,侦查人员的讯问经验和技巧成了获取犯罪嫌疑人口供乃至最终成案的决定因素。

综上所述,一些传统的侦查模式及措施已难以适应在新形势下职务犯罪侦查工作需求,有的甚至是和依法治国、保障人权的现代法治精神相去甚远。客观而言,职务犯罪侦查工作在调查取证方面已陷入困境,这一严峻的现状迫切要求职务犯罪侦查工作必须另辟蹊径,引入其他一些特殊的侦查手段,而采用技术侦查手段则应成为最佳选择。

二、技侦手段在职务犯罪侦查中的运用与实践情况分析

技术侦查手段是指侦查人员利用现代科技手段,秘密收集犯罪证据,查明犯罪嫌疑人的各种侦查手段的总称,它具有秘密性、技术性、程序性、辅助性等特征,主要包括电子侦听、电话监听、监控录像、秘密拍照、秘密录音、邮件检查、用机器设备排查等秘密手段获取某些物证的专门技术手段。当前,采用技术侦查手段在存在以下特点:

第一,技术侦查手段的科学性和可靠性。技术侦查作为一种秘密措施,之所以能够增强社会控制的威力,其根本原因在于开展技术侦查时,被侦查者处于自然行动状态,那些靠公开侦查手段不能发现的线索和证据,能够通过技术侦查手段获得,此时与犯罪事实有关的证据尚未受到被侦查者的破坏,证据材料比较真实。此外,通过此种手段所收集到的证据材料多以科学技术为载体,以录音、录像等视听资料的形式表现,受主客观因素的影响而失真的可能性较小,具有较高的可靠性和科学性,所以能够真正把职务犯罪嫌疑对象纳入视线范围,保证了职务犯罪侦查权的优化,有效提高了初查成案率,增强了检察机关办案的独立性,同时也可以避免由于过分依赖嫌疑人口供,致使办案人员违法取供,造成冤假错案的发生。

第二,技术侦查手段的便捷性和高效性。实施技术侦查往往依托的是便捷高效的现代科学技术,例如信息化手段、计算机网络、电子监听、电话窃听等方式,在案件侦查中只需花费较少的人力、物力、财力便能取得高质量的各类证据,这对摆脱目前传统办案模式中案多人少、口供获取较困难等困境无疑是一条终南捷径。同时,通过技术侦查手段获取的各类证据,在讯问犯罪嫌疑人过程中可以在合适的时间有选择地进行出示,能够有效地推翻犯罪嫌疑人的各种辩解,彻底击溃犯罪嫌疑人的心理防线,往往会获得意想不到的讯问效果,从而提升整个讯问过程的质量,大大缩短讯问时间。运用技术侦查手段获取的证据与口供相互印证之后便能获得更强的证明力,完全可以用来作为定案证据,因此,它的高效性和便捷性不仅体现在调查取证阶段,也体现在讯问阶段中对此类证据的准确把握和灵活运用方面,为整个案件突破提供有力支撑。

第三,技术侦查手段的合法性和合理性。首先,在合法性方面,检察机关在职务犯罪侦查中运用技术侦查手段并没有明确的法律支撑。现行法律授予检察机关的侦查手段依旧比较单一和落后,使得大多数检察机关只能依靠传统调查方式办案,严重制约了检察机关查办职务犯罪案件的能力。实践中,虽然检察机关可以根据案件侦查需要,采取与公安机关或国家安全机关

协商的方式,请求其协助使用技术侦查措施,但是,该方式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执行和操作也比较复杂,有时难免耽误侦查,不符合职务犯罪案件侦查的保密性和时效性特征。其次,在合理性方面,检察机关肩负着惩治腐败的历史重任。然而,法律赋予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权的权能和手段,与其担当的查处打击职务犯罪的职责不相匹配,严重制约了当前职务犯罪侦查工作的顺利开展。因此,此次通过修改刑事诉讼法,如果能实现“立法突破”,赋予检察机关对职务犯罪的技术侦查权,将会为“反腐败”效率的提高和精准率的提升注入技术动力,大大提升检察机关的技术反腐能力。

三、技侦手段在职务犯罪案件侦查中的运用与实践策略

由于技术侦查措施是一种能够增强社会控制威力的秘密手段,所以此次刑事诉讼法草案允许检察机关使用监听窃听等技术侦查手段引发了“秘密侦查侵犯公民隐私”“公权力偷偷摸摸搞扩张”等诸多质疑,质疑背后凸显的是民众的集体焦虑,焦虑的核心即对个体权利保障力度的不满、对公权力扩张的担忧。如何在司法实践中运用好技术侦查这把“双刃剑”,不能因噎废食,笔者结合基层院侦查部门工作实践,认为需从以下几方面加以应对:

第一,需对运用技术侦查手段审批程序严格规范设计。在司法实践中,与其不规范地使用技术侦查手段,不如将其制度化,不能简单理解为公权力扩张,反而有助于规范、制约公权力的使用,这是完全有必要,也是侦查法治化的一种体现。需要设计一套严格的审批程序来规范技术侦查手段的运用,主要体现在:

1、使用主体及审批程序。此次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对技术侦查规定了“严格的审批手续”,笔者认为如此定义过于笼统,应当用细则加以具体化来增强可操作性。比如改为“经过省一级公安或检察机关负责人批准”等方式加以严格限制。同时,在司法实践中,确实有一些利用技术侦查手段侵权或者谋取私利等行为,鉴于此种情形,应该从制度上对从事技术侦查工作人员违法滥用职权,侵犯公民权利的行为加以严格规定,对违反规定的行为依法追究其纪律或法律责任。

2、取得证据的使用原则。通过技术侦查手段取得证据的证据可以称为科技证据。科技证据能否作为证据使用,一是看证据的取得是否与人权保障价值相冲突,二是看其结果的可靠程度。为满足上述两个条件,科技证据在使用中,除坚持证据法的一般原则,即必须提交法庭,经控辩双方相互质证,查证属实的同时,还必须满足有其他辅助证据相互印证的条件,即单一科技证据排除使用原则。

第二,需对技术侦查手段运用进行严格限制。对技术侦查手段的限制使用,目的是保障被追诉人人权可能受到的侵害,不能忽视侵犯被追诉人人权的现象。目前西方法治国家在此方面的普遍性做法是:一方面不断强化刑事程序的人权保障能力,一方面不断强化刑事诉讼的犯罪控制能力,赋予侦查机关以越来越多的取证手段,例如美国《综合犯罪控制与街道安全法》规定,对贿赂犯罪案件等十二种重大复杂案件可以采用秘密监听手段。所以,应通过立法明确规定可以运用的技术侦查手段种类,从而排除一些极为特殊且严重侵犯公民隐私权的技术侦查手段。

另外,除了限制技术侦查手段的种类之外,还应当对此种手段运用的程度、范围和对象作出严格限制。一是坚持重罪原则,只有重大复杂、取证难度较大的案件才可以使用技术侦查

和秘密技术措施。二是最后手段原则,只有在采用常规手段无法查清案件事实时才能使用。三是合目的原则,只有为了侦查犯罪的目的,而不能用于其他目的,且必须在立案后才能采取。四是自愿原则,适用于测谎和催眠实验等特殊技术侦查措施。

第三,需对技术侦查设施建设提供有力保障。早在2002年最高人民检察院作出了长远规划,明确了“科技强检,提高侦查科技含量”的检察工作目标,并提出《关于加强检察机关侦查部门现代化建设的实施意见》,这就迫切要求各级检察机关需大力加强职务犯罪侦查的技术研究,大力提高技术装备水平,大力提升侦查措施的技术含量,实现侦查手段科技化,使检察机关在犯罪嫌疑人到位之前实现技术侦查,并最终使得检察机关在行使法律监督职权时能主动去发现和纠正违法犯罪行为成为可能。

此外,要通过案件侦查模式的转变来培养、锻炼一批善于使用技术侦查措施突破大要案的侦查业务骨干,更新他们的科技知识储备,提升科技装备运用水平,打造一支业务精通、技术过硬的高科技人才队伍。通过实施科技强检战略,不断加强技术侦查设施建设和人才队伍建设,彻底改变目前职务犯罪高新技术化与侦查职务犯罪手工作坊化进行较量的现状,为侦查部门在调查取证和讯问办案中占领获取与运用证据的科技高地夯实坚固基础,逐步建立起一套装备精良、信息畅通、突破有力和高效运转的职务犯罪技术侦查手段运用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