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保安公司法人治理产权改革及市场化运作的做法
文章标题：保安公司法人治理产权改革及市场化运作的做法
构建现代企业机制做大做强保安公司
——记路桥保安公司法人治理、产权改革及市场化运作的做法
台州市路桥区保安服务公司重组于1999年。7年来，公司从只有10万元启动资金，几名员工的小公司，发展成今天集人防、技防一体，下设9大部门，固定资产5000多万元的公司。路桥保安公司在发展过程中走出了一条具有路桥特色的道路，这是公安分局党委正确决策、按市场经济规律实行法人高度自治，走市场化运作道路的结果。
一、路桥保安公司现代化企业模式产生的背景
浙江是全国民营经济发展最快的省份，而台州的民营经济又是浙江省最快的地区之一。与其他地方相比，台州民营经济发展具有鲜明的特点，主要表现在民营经济已成为台州经济的主导，占经济总量的90以上，而且民营经济起点高，没有固定模式，在创新中发展，在发展中再创新；民营经济已成为改革、创新、发展的主要推动者，在参政议政，推动政府机构改革，企业科技创新、管理创新等方面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
促进台州经济快速发展的，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是市场十分发达、活跃。路桥作为台州市的核心区域，使得市场建设在台州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十分突出，并很快涌入了大批的外来务工人员，社会治安使得警力十分吃紧。路桥经济的发展特征以及日趋严重的社会治安形势，也引起了路桥区公安分局的广泛关注，而路桥保安服务公司的改革之路也正是在这种状况下铺开的。
路桥保安服务公司的前身只是路桥公安分局治安科的一个部门，在99年之前，一直以聘请管理人员的模式运行了五年。当时的保安公司受机制的影响，每接到一笔业务，不管大小，审批手续始终如一的繁杂琐碎，经常是一笔业务谈下来，还没开工，单是层层的审批手续已经弄得精疲力竭。这种政企不分的管理模式，使得保安公司业务无法展开，始终停留在了原地踏步的状态上。路桥公安分局党委领导目睹了这一现象后，经过认真考察，根据当地民营企业兴旺，市场发达、流动人口多等特点，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确立了路桥保安公司隶属于路桥区公安分局，经济上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业务上接受公安机关监督和指导的经营思路，并且确立保安公司完全拥有独立人事权。
二、建立科学、规范、有效的法人治理体系，根据分局党委的指示，路桥保安公司于1999年3月重组，保安公司从区公安分局脱离出来，形成独立的企业，并设立公司总经理。总经理带着从公安分局借来的10万元启动基金开始了创业之路，已经拥有经营支配权和独立人事权，人事制度实行聘任制，公司实行“金安塔”管理体系，经营活动完全实行公司化管理。公司建立了科学、规范、有效的法人治理体系，有效地解决了一般国有企业普遍存在的体制矛盾，实现了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合理配置权力、公平分配利益，明确了各自职责，建立了有效的激励机制，从而提高了工作效率，公司运行一年就还清了借来10万元创业基金，并使保安公司脱离了五年前亏损的状态，开始扭亏为盈，实现了公司重组时定下的经营目标，有效地提升了经营业绩。
三、深化产权改革，法人自治理体系初见端倪。
保安公司的原身因产权不明，激励机制弱化，员工工作没有积极性，在公司发展方面的投入严重不足，因产权不明，导致企业进入恶性循环，形成了干与不干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的状态，员工劳动积极性严重受挫，这种状况严重阻碍了保安公司的发展。现状告诉我们：只有建立清晰的产权关系，才能冲出所有权和经营权经常“打架”的恶性循环，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才能建立起来，企业发展才会有保障。
完善法人自治体系以后，路桥保安服务公司改革之路最大的突破就是触及了产权。在不改变保安公司国有企业性质和用途的前提下，把公司的经营权、所有权和处置权都真正交给了职工，使职工利益和保安事业完全融为一体。这样一来，保安公司变成了企业的自有资产，公司的经营权、所有权、处置权、收益权都在保安公司自身体现了，使企业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法人实体和市场主体。路桥保安公司抓住机遇，乘势而为，将改革进一步推向纵深，将企业内部合理布局、调整结构、整合资源、盘活资产，使路桥保安公司活力初显，推进了企业的战略重组。
四、公司不断适应市场格局的变化，走出了一条独特的经营管理之路。
公司创建之后，采用什么经营模式，将公司如何定位，成为公司发展的关键性问题。在分析社会发展变化和安全防范形势的现状后，公司领导打破了其他保安公司单纯依托人防发展保安市场，或先立足人防再发展技防的传统观念，大胆开展了立足技防，发展人防的“非常规”经营模式。
技防中心成立之初，总经理就大胆尝试设立专职业务人
员拓宽业务渠道的做法。公司对外招聘了七八名业务经理，并给每位业务人员下达业务指标，如果业务量超额完成，就可以领到其业务量相应的提成。这些业务经理在当地“人熟、地熟”，对当地的人情世故、地方经济和企业运行的动态了如指掌。他们所能获取的软信息是一般保安公司员工所无法做到的。因为掌握了本区企业的基本信息，一旦这些企业和商户需要办理保安业
务，业务经理能及时与对方联络，通过业务人员的上通下达，使公司能更好的认识客户的状况，也使客户更好的了解公司的各项政策支持，以及公司的发展状况，最终与客户达成了更广泛的协议，使业务量得无限扩大。这种操作模式使技防中心运营两年就实现了产值1500万元的喜人业绩。
公司还在些基础上及时扩展经营规模，于2000年取得了浙江省安全防范工程设计施工资格证书，于2002年取得了建筑智能化工程资质证书，这标志着公司可以承接工程造价在600万以内的建筑智能化工程，所承接的工程项目也从安全防范系统拓展到整个弱电建筑智能化系统。几年来，先后承接了中国日用品商城、浙江玉峰集团、浙江方林集团等多个大型综合工程，完成了路桥城区及周边乡镇道路监控系统工程的安装，在此基础上，公司还积极走出台州，开拓外地市场，进入了更为宽广的业务领域。
公司在承接安防工程上尝到甜头后乘势而上，运用科技优势，于2001年组建区域联网报警中心。区域联网报警中心是“110”报警功能的延伸和补充。发展至今，报警用户已发展到5000多户，每年共接警上万次，到目前为止抓获违法犯罪嫌疑人达到500多人，为客户挽回各种经济损失1000多万元，阻止或成功处理街面飞车抢夺等违法犯罪200多起，街面出警巡逻每年达到10000多次，有力遏制和打击了犯罪活动，赢得了广大客户单位的信赖和公安机关的好评。
几年来，技防中心规模日益发展壮大，现已扩展成为4个部门和1个中心的规模。公司也在1999年被评为浙江省“十佳”保安公司，并于2003年获得“浙江省重质量守承诺公众三满意单位”的荣誉称号。
五、大力开拓人防，实现业务全面发展，达到人防、技防共赢的战略目标。
在技防稳步上升后，公司开始着手人防市场的开拓。人防中心从建章立制开始，制订了人防管理一系列规章制度，建立了人防中心总经理、保安部经理、大队长、中队长、班长五个级别的阶梯式管理模式。人防中心总经理为人防总负责人，公司总经理对人防中心进行业务辅佐，同时下达了年度营业指标，并与人防中心负责人签定协议。年终考核超出营业指标的，按协议约定进行奖励；反之，没到完成营业指标的，则按协议约定扣除人防中心所有员工的奖金。
人防中心刚开始开展业务时，业务范围仅仅局限于酒店宾馆服务业、卡拉OK厅、按摩店等娱乐场所的保安派驻。在签订协议后，这种操作模式提升了员工工作积极性，服务范围逐渐渗透到了各行各业，以每年递增几十家服务单位，新增100多名保安队员的速度在不断向前发展，并呈逐年稳步上升的良好趋势。
业务范围进一步扩展后，针对路桥商贸城市的特征，人防中心开始着手于临时商业性活动保卫市场的开拓。由派出几名、几十名保安人员参加各种小、中型商业保卫活动开始，稳抓稳打，一方面抓优质服务树保安品牌，另一方面积极与商家沟通联系，逐步把保安派驻队伍扩展到几百人、上千人规模，发展至今，承揽国际汽车展销会、中国日用商品交易会、中国塑料制品交易会、“同一首歌”等为代表的大型文化娱乐活动、大型企业商务活动、公益活动、政府土地征用、全区房屋拆建、大型企业的安全保卫工作。目前，公司每年向社会各界派出上万人次的临时保安服务，在临时保卫项目上产值达到每年100多万元的可观收入。人防中心在签订第一年合同后，就实现了业务超额，接着每年都有新的突破。
目前，人防中心总人数已发展到800多人，服务单位200多家，保安员持证上岗率达到100％。据不完全统计，人防中心自成立以来，保安好人好事达到3000多起，见义勇为480多次，成功处理群众纠纷600多起，为公安机关提供破案线索360多条，协助公安机关抓获违法犯罪嫌疑人400多人次。路桥保安队伍凭借良好的素质，优质的服务，严格的管理受到省、市领导的好评，被广大客户誉为“保护神”，大大提高了保安的知名度和社会地位，成为公安机关一支不可缺少的辅助力量。
路桥保安通过多年的摸索，通过不断创新观念、创新管理、创新体制、创新技术已经形成了自己的品牌。路桥保安以其成功的、富有创新的管理变革，从战略发展的视角，揭示出其市场化运作的深刻内涵，为保安服务业提供了一种新型的管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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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中国市场化改革的异化及其治理(修改版)doc
权力结构、强化市场型政府和中国市场化改革的异化
唐志军
谌莹
向国成
一、中国市场化改革的八大异化
1992年，邓小平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谈话”。20年弹指一挥间。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市场的“无形之手”已取代计划的“有形之手”成为资源配置的主要方式。然而，在庆祝之余，值得我们警觉和重视的是：中国的市场化改革远未到位，而且许多方面已出现异化！这些异化主要表现在八大方面：
（一）市场观念深入人心，但反市场的声音此起彼伏
市场化改革30年以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仅中国的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位，人民的生产生活方式也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巨大变化。市场在极大丰富人民物质生活的同时，也极大增加了人的自由。正是因为市场经济给了人前所未有的富裕、多样化和自由，市场观念已深入人心。然而，随着收入差距的扩大，房价的猛涨，医疗、教育等领域的问题成堆，国有资产的不断流失，工程建设领域的豆腐渣泛滥，食品行业的安全缺乏„尤其是权力寻租的流延，对于市场化改革的不满之声开始浮现，并呈蔓延之势。尤其是近年来，在一些学者的质疑和鼓吹下，在一些政客追求政绩的冒进和推动下，中国的反市场声音越来越大，已严重混淆了人们的视听和搅乱了人们思维，使得“文革”和“计划”思潮在中国再次抬头。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警觉。
（二）市场规则初步构建，但公正性和约束力有待提高
经过20多年的修正和重建，中国已初步建立起了保证市场有序运行所需要的规则体系，各种规章制度得到了进一步完善。然而，迄今为止，这些市场规则的公正性和约束力却远未能适应和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在公正性方面，一是一些规则未能赋予市场竞争主体以平等的准入机会、资源获取机会和政策待遇；二是现有的某些规则未能有效惩处市场作恶者；三是在产权保护上，还存在歧视性；四是许多规则未体现程序正义。在约束力方面，很多制度其实是“失守”的-----空有条文，但却得不到执行，或者在执行中由于利益冲突而大为走样。而且，很多规则之间是相互冲突的，中央与地方、部门与部门、法规与法规之间存在诸多不一致和模糊地带。
（三）市场机制趋于形成，但垄断和管制问题尚未破解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总体上已基本建立起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由市场供求决定的价格形成机制。在诸多领域和行业，形式上的竞争格局似乎已经形成，价格主要由市场供求决定，并且成为决定市场胜负和引导资源配置的最主要力量。然而，我国的垄断 唐志军，湖南科技大学商学院，Email：838614649@qq.com；谌莹，湖南科技大学商学院，email：50858176@qq.com；向国成，湖南科技大学商学院，email：466125939@qq.com。本文是湖南省社科基金项目“权力结构及其变迁对中国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基于历史和比较的视角”（12YBA131），教育部重大招标课题“建立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长效机制研究”（11JZD018）、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一般项目“地方政府竞争下区际产业转移和承载系统的空间失配性和矫正机制研究”（13YJC79013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在写作过程中，本文得到了《南方经济》编辑、匿名审稿人、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经济系Winsemius教授黄有光、北京大学教授汪丁丁、中山大学岭南学院杨子晖博士、中国海洋大学庞春教授、东北财经大学王玉霞教授、湖南科技大学刘友金教授、贺胜兵博士等人的修改建议，特此表示感谢。当然，文责自负。和管制问题依然突出。在垄断方面，石化、电信、电力、金融、烟草等行业的垄断格局依然未打破，消费者在不得不承受高价低质的产品和服务之苦的同时，也不得不承受权益被漠视之苦。在管制方面，一是审批制改革还远未到位，许多项目从申报到立项所需要的审批环节过多、等待时间过长、费用过高、程序过于复杂。二是管制泛滥，从金融管制、土地管制到户籍管制、娱乐管制、网络管制„„管制无所不在、无所不包。三是管制呈现出部门化、地方化和易变化的特征。四是要素市场的管制与产品市场的开放之间矛盾凸显，要素市场还受到诸多管制，许多要素不能自由流动，也缺乏自主定价权。
（四）市场主体走向多元，但主体的不平等依旧突出
经过20多年的市场化洗礼和诱致，各路“神仙”纷纷下海----进入市场的洪流中搏击利益之浪潮。政府、企业、劳动者、消费者等主体无不以市场为寻利场，随市场的指挥棒起舞，在分工与交易、竞争与合作、规则与权变、诚实守信与机会主义中寻找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路径和方式。然而，直到今天，各市场主体的不平等依旧突出。这种不平等主要体现为：一是城乡间的不平等；二是地区间的不平等；三是“国”“民”间的不平等；四是政社、政企间的不平等。
（五）市场竞争变得激烈，但手段走向非法化和黑化
在利润的刺激下，自我决策、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越来越以利润最大化作为企业经营的最高宗旨和最大追求。这种利润导向，在很大程度上刺激着企业优化企业产权结构、完善企业治理机制、改进经营管理方法、强化研究开发、提高技术水平、重视人力资源、开拓全球市场、提高企业竞争力和品牌价值。然而，中国市场化改革中，与竞争日趋激烈相伴而行的是，市场秩序严重失范，竞争手段的非法化日趋严重，甚至走向黑化。一是市场道德沦丧、诚信严重缺失。二是恶性价格战遍地开花。三是假冒伪劣毒泛滥难抑。四是商业贿赂、欺行霸市行为猖獗。五是诋毁中伤绵绵不绝。
（六）创富能力不断提高，但收入分配失衡日益严重
随着市场竞争机制的构建、资源配置能力的提高、资本的不断积累和技术的不断进步，市场的创富能力得以空前提高。市场已成为人们创造和获取财富的最主要场所和最主要手段。然而，与市场创富能力不断提高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的收入分配严重失衡。一是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二是城乡收入差距悬殊；三是行业收入差距显著；四是地区收入分配不平衡。
（七）私人产品供给充足，但公共产品和服务严重短缺
改革开放30年，通过市场体制改革，我国较好地解决了私人产品的供给问题。目前，大多数私人产品的供给完全可以通过市场满足消费者的需求。然而，由于诸多约束，我国至今未明确公共产品供给的改革方向和模式，而是长期在市场化与政府主导之间犹豫、徘徊，导致公共产品和服务严重短缺。这些问题突出表现为：一是就业压力巨大，失业保障制度不健全。二是医疗改革滞后，医患关系尖锐。三是学前教育、义务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发展与人们的要求还相距较远。四是社会保障不健全，覆盖面还有待拓宽，社会保障水平不高。五是基本住房保障不到位。六是食品安全、环境安全等方面也问题多多。
（八）调控机制趋于健全，但规范性和前瞻性亟需改进
十四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不断完善调控机制，初步形成了在中央统一协调下，以计划、财税、金融部门为主，以间接手段调控引导市场活动的调控模式，各种调控机制和调控手段逐渐趋于健全，调控的能力和水平也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然而，我国的调控机制还存在诸多问题。一是规范性不够。突出表现为：一些调控措施和调控政策的出台并不具有程序合法 性，常常以行政手段代替法律手段和市场手段，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尚未理顺；调控政策常常以部门利益作为出发点，政策之间的协调性不够；约束性较差，未严格履行货币发行纪律和财政纪律。二是前瞻性不够。近年来，无论是对房地产的调控、通货膨胀的调控还是对金融危机的应对，都可以看出宏观调控的前瞻性和精确性不够，技巧还不够娴熟、手段还比较单
一、负面效应也比较大。
二、权力失衡是中国市场化改革走向异化的根源
为什么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会出现诸多异化呢？要回答此问题，需要从权力和市场的相互作用中探幽解密。
（一）权力和市场----人类配置资源的两种主要方式
在论及人类配置资源的主要方式时，张维迎迎在《市场的逻辑》（2010）1一书中指出，基于职位的权利体制(position-based rights)和向基于财产的权利体制（propertiy-based rights）是人类的两种基本的资源配置体制。而张五常也曾经深刻地指出，人类所知道的社会体制其实一共只有三种：第一种是私人产权，具有使用的排他权、收入权，以及经所有者同意向任何人让渡财产的权利；第二种人权利不是根据财产来界定权利的，而是根据等级或层级来界定的；而第三个体制则是，在这个体制中既不是完全根据社会等级来排序的，也不是完全根据产权来排序的，而是根据其贪污腐化的权力排列的。其实，无论是张维迎还是张五常对于人类资源配置方式的界定，它们的实质是一致的，即人类的资源配置方式主要是两种：一种是依仗权力、基于等级（职位）的资源配置方式；一种是依借市场、基于财产的资源配置方式。这是因为：一是权力天然地依从于等级（职位），而且腐败也是基于权力的。等级（职位）制的实质是权力在不同主体之间的非平等配置，等级（职位）高的人拥有的权力大，等级（职位）低的人拥有的权力小；而且，等级（职位）制下，由于权力主体间天然地非平等，就会导致权力得不到有效地监督和制衡，腐败也就成为一种必然。因此，基于等级（职位）和腐败的资源配置其实质就是基于权力的配置。二是财产权的清晰界定和有效保护是市场经济得以建立和运行的基础，缺乏对私人财产权的有效界定和保护，市场将由于交易成本太高而无法正常运行；而市场要实现其配置资源的功能，就要求交易主体间是自由、自愿和平等的，也就是说，要实现交易，你必须在获得你所需要的财产权利的同时让渡出一部分财产权利给他人，而且，这个交易的过程一定是自由、自愿和平等的，不能搞巧取豪夺。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基于市场的资源配置就是基于私人产权的资源配置。
就权力与市场的关系而言，依据不同的条件，它们既互为补充，又相互替代。因此，在政治学和经济学文献中，有一个著名的“国家悖论”(fundamental dilemma)命题。该命题最早是由政治学家巴里·温加斯特这样表述的：国家需要足够强大，才能具有足够的强制力，去做它该做的事，即执行合同；但国家又不能过分强大，以至于它可以不受约束，滥用自己的强制力，任意侵犯公民的财产和权利。制度经济学家道格拉斯·C·诺思则进一步从经济学的角度论证了“国家悖论”的存在，指出“国家的存在是经济增长的关键，然而国家又是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由于国家的本质是权力，经济繁荣取决于市场是否异化，因而，在我看来，“国家悖论”的实质也就是“权力悖论”或曰“市场异化悖论”，即一国的权力结构及其应用既是该国经济走向繁荣的关键，也可能是其走向失败的根源；既是该国市场走向健康完善的关键，也可能是其走向异化和混乱的根源。也是因为，由于市场的异化与否取决于 1 张维迎，《市场的逻辑》，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2010。市场主体的产权是否得到有效保护、市场契约是否得到有效执行、市场竞争是否充分、市场秩序是否规范，而这些都与权力息息相关。一方面，产权的保护、契约的执行、竞争的充分、秩序的规范都离不开来自政府（权力）的保驾护航、公正裁决和强有力的执行。而另一方面，政府又有可能利用手上的不受约束的权力来干预市场，以“掠夺之手”来攫取市场的果实。那么，在什么条件下，权力才能促进一国市场走向健康完善而不是走向异化呢？
（二）强化市场型政府----市场健康和繁荣之源
在奥尔森于2000年出版的《权力与繁荣》一书中，他将政府权力引入对经济增长分析之中，说明了国家权力与私人权利或政府与市场之间的相互关系决定了一国繁荣程度。他反复指出，经济成功有两个必要条件：第一，存在可靠且明确界定的财产权利和公正的契约执行权利；第二，不存在任何形式的强取豪夺。如果离开了这两个条件,社会经济繁荣绝不可能。只有在这两个条件充分满足的情况下,一个社会才能存在市场,才能让市场拓展到经济活动的各个方面。在此基础上，奥尔森提出了一个极其重要的、可以高度浓缩其长期增长理论的概念：强化市场型政府（market-augmenting government）。即：一个政府如果有足够的权力去创造和保护个人的财产权利并且能够强制执行各种契约，与此同时，它还受到约束而无法剥夺或侵犯私人权利，那么这个政府便是一个“强化市场型政府”。
另两个权力经济学大师则是达伦·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和詹姆斯·A·罗宾森（James A.Robinson）。2012年，在他们合著出版的《为什么有些国家会失败？》一书中指出，国与国之间的关键区别在于“体制”。繁荣的国家是那些培育了“包容性”政治及经济体制的国家，而那些体制变成“掠夺（攫取）型的”、权力与机会集中在少数的国家则注定要失败。他们写道：“包容型经济体制实施财产保护，创造公平的竞争场所，鼓励新技术及技能方面的投资，与掠夺（攫取）型经济体制相比，更能促进经济增长。掠夺（攫取）型经济体制的结构特征体现地是少数人从多数人手中攫取资源。”“包容型的政治体制支持包容性型经济体制，而包容型经济体制反过来也支持包容型政治体制„„这种政治体制通过多元的方式，使政治权力得到广泛分配，能够形成一定量的政治集中，建立法律和秩序，而法律与秩序又成为受到保护的产权及包容型市场的基础。相反，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手里的掠夺（攫取）型政治体制为了维持权力而加强掠夺（攫取）型经济体制。”此后，他在访谈中，专门谈到了中国。“根据我们的分析，” 阿西莫格鲁说，“中国正在掠夺（攫取）型的体制下实现经济增长——在一党制的威权控制下，一直得以垄断权力，以空前的规模动员资源，在极低的基础上实现经济爆发式增长，”但是这种情况是无法持续的，因为它不能培育一定程度的“创造性破坏”，而这种“创造性破坏”对于创新与收入增加是至关重要的。
（三）权力失衡导致中国市场化改革走向异化
1978年后，中国总体上采取的是渐进式改革。即改革先从经济体制入手，采取由易到难、由点到面的方式，通过不断的探索和试错，逐步把改革推向深入。
然而，中国的渐进式改革中会出现一个悖论。一方面，要告别原来的计划经济体制而走向市场主导的资源配置，就必须改变权力结构，通过放权让利，从集权走向分权。这包括：（1）向公民（家庭）分权。通过赋予公民（家庭）拥有自主择业权、经营权和消费权，逐渐地把公民（家庭）推向市场，使其成为市场的一个利益主体和决策单元，使他们的行为以利益为导向，并依靠市场竞争和市场交易来实现，而不是依附于政府的指令计划和定额定向分配中。（2）向企业分权。对于国有企业而言，通过对其大刀阔斧进行产权制度改革，或者将经营自主权和收益权下放给企业，使其成为一个追逐利润的独立法人主体；或者将国有企业私有化。而对于非国有企业而言，不仅允许其自由成立和自主决策，而且对其经营领域 和经营范围的限制也越来越少。（3）向地方政府分权。体现为：将一部分行政权力下放到地方，扩大地方政府的自主权，激发地方政府的活力；赋予地方政府进行制度创新的权力，放手让地方政府去大胆探索、改革试验；进行财政分权，使地方政府可以分享辖区经济增长的收益。（4）向社会分权。体现为：允许村民、社区自治；发展了自发性、自主性的行业协会、合作社、具有中介性的审计和评估机构、具有社团性质等社会组织；转移、让渡了政府的部分社会职能，让社会组织开始发挥其社会治理的职能和作用，承担一部分社会治理职能和社会责任。另一方面，渐进式改革却需要来自权力的主导，“中国的改革始终在权力的主导下进行,是一种典型的权力志向型的改革取向”。这是因为：（1）如果没有权力的主导，执政者或者担心改革偏离其预想的方向，或者担心改革的步伐太快、对社会造成太大的震动，或者担心改革中利益分化太严重，导致社会出现大的动荡。因此，为此，执政者需要用权力来约束改革的方向、速度和平衡性。（2）权力是利益的载体，如果不能对其权力进行赎买的话，掌权者就会希望在改革过程中，将权力嵌入到新的制度中，从而实现其权力租金的长期化和制度化。（3）改革的过程是个新旧制度交替的过程，在此过程中，由于惯性的力量，旧体制不会轻易退场，而新体制则由于其不完备性和脆弱性，而难以及时、全面替代旧体制。于是，就会留下一个制度真空或制度模糊地带。这样就为权力嵌入改革和嵌入市场提供了必然空间。（4）当权力获得来自市场的好处时，它就会贪恋市场，想方设法融入市场，并以新的形式固化起来，通过市场来获取稳定的、更大的好处。
于是，我们就可以看到，在中国渐进式的市场化改革中，权力在某些领域和某些环节退出市场的同时，又以其他的形式嵌入市场，与市场相伴起舞，既推动某些领域的市场化改革，又想方设法从市场中攫取权力租金。
当权力嵌入市场时，由于权力的强制性、非对称性和扩张性，会导致权力拥有着占据着高于市场的交易地位，从而轻易地撼动市场经济的基础----自愿、平等、互惠和开放。这样就不可避免的导致市场走向异化，导致：（1）权力者为将其权力租金最大化、长期化和稳定化，或者推行更多的管制，从而获取管制租金；或推行垄断，依靠垄断来攫取财富；或进行权力寻租和职务消费……（2）市场主体则不得不依附于权力，与权力相互勾结，通过各种巧取豪夺的方式来掠夺社会财富，从而导致商业贿赂等各种腐败繁衍、蔓延；（3）权力主体的掠夺性行为又刺激市场主体漠视市场道德，以各种非道德、非法的手段来缔造市场的非平等，从而导致市场秩序混乱、假冒伪劣毒泛滥；（4）财富向权力者和市场作恶者流动，导致财富分配不公；（5）缺乏力量相当的主体来约束政府行为，导致政府重视经济职能，而忽视公共产品的供给职能；或者忽视程序公正和机会均等，而以人治来代替法治，行为缺乏规范性。
三、治理中国市场化走向异化的基本途径
市场化改革中的异化给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健康发展带来了诸多负面影响，必须对此提高警惕、倍加重视，及时采取根治措施，引导其走向健康、有序和充满活力。鉴于中国市场化改革的异化病症，必须强化治理：
其一，提高认识、坚定信心，坚持市场化改革不动摇
由于知识、信息、人性等方面的局限，人类迄今为止，从来就没有一种制度是完美的。作为配置资源的一种制度，市场也同样如此，也会因为信息不对称、知识不充分以及外部性、垄断等因素而走向失灵。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依靠政府或其他形式来配置资源能带来更高的效率和公平。政府主导也会有其弊端，而且，一般而言，其弊端较之市场更多更大。由于改 革的起点约束和时间约束，我们离构建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因而出现异化是一个必然的结果。而且，这些异化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市场本身引起的，而是由于市场化改革不到位、某些关键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滞后而造成的。因此，我们必须深化对市场化改革的认识，找到更好的推进市场化改革的方向、路径和方式，并坚定信心，坚持推进市场化改革不动摇，在深化改革中，不断完善体制机制。
其二，强化制衡、约束权力，捆住侵扰市场的“掠夺之手”
就权力与市场的关系而言，依据不同的条件，它们既互为补充，又相互替代。一方面，市场的正常运行离不开权力，需要政府足够强大，具有足够的强制力，去保护产权、保证市场合同的执行和维护市场秩序，成为市场良性发展和运行的“协助之手”；另一方面，政府又不能过分强大，以至于它可以不受约束，滥用自己的强制力，任意侵犯公民的财产和权利。否则权力就会从“扶持之手”变成“掠夺之手”。从中国的现实来看，权力失衡和权力滥用恰恰是导致中国市场化改革走向异化的最主要病因。在市场的每一个领域、每一个环节几乎都有着权力寻租的影子。在市场制度的设计上，权力会嵌入其中，妨碍公正、透明、好的市场制度的构建；在市场进入和机会公平上，权力常常自设壁垒，拒绝赋予其他主体以公平进入和竞争的机会；在垄断的打破上，权力会为了延续既得利益而阻碍改革的推进；在市场秩序的维护中，权力常常玩忽职守，并与作假、作恶、施毒等势力勾结起来，成为公正有效市场秩序构建的挡路虎；在财富分配上，通过攫取巨额的“权力租金”，权力已成为社会财富的主要占有者„„鉴于此，必须加快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构建有效的权力制衡机制和架构，以有效地约束权力、防止权力滥用、避免权力成为侵扰市场的“掠夺之手”。
其三，深化改革、打破既得利益，取得关键领域改革的重要突破
我国市场化改革之异化还与关键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陷入困境息息相关。其中，政治、财税、金融、土地、石化、电信、铁路、烟草、收入分配等领域制度安排已明显不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亟需通过改革来破题。然而，在既得利益集团的阻碍下，这些关键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进展维艰，既与人民的期待相距甚远，也远远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为此，当前应加强顶层设计，坚定不移地深化改革，打破既得利益集团的阻碍，着力推进关键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力争在“十二五”期间取得重要突破。
其四，规范监管、加大整治，构建公平健康有序的市场秩序
公平健康有序的市场秩序是市场经济的应有之义。然而，我国目前市场秩序状况不容乐观，假冒伪劣毒泛滥，恶性竞争横生，政府管制寻租猖獗。这些行为既与市场主体的不道德不合法的寻利行为息息相关，也是政府功能紊乱、政府的“错位”与“缺位”并存的必然结果。为此需要：（1）强化法制，加快我国市场从无序到有序的演进。这些基础制度包括产权制度、契约制度、市场进出入制度、竞争制度、产品责任制度、舆论监督制度等。（2）重塑市场主体，完善市场发育基础。使市场主体真正成为权责利对等的完全承担者，使其基于市场诚信和道德，通过良性的竞争来追逐利润。（3）充分协调各种利益冲突，重构和引导各种利益关系，从根本上使各种社会经济主体无法从扰乱市场秩序、损害其他经济主体的利益中获得额外的收益。（4）规范政府监管行为，使其既有激励去加强监管，又缺乏机会去设置管制、进行寻租，更缺乏机会与市场作恶者沆瀣一气。（5）加强整治，尤其是加强对涉及民生安全和健康领域的整治，如药品、食品、交通等领域的整治。
其五，加强教育、提高诚信，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利益观
市场经济是利益驱动经济，对物质利益的过度追求，或把市场经济原则扩大到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都会导致道德领域评价标准的迷失，表现为极端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伦理观的盛行，以及以权谋私、权钱交易等腐败现象的出现。而中国当前市场化之异化也与其诚信缺失、道德沦丧紧密相连。为此，需要加强市场经济的道德教育，提高各市场主体的诚信度，帮助其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利益观。包括：加强正确价值观和利益观的宣传，帮 助人们树立起正确的价值观和利益观；以道德教育机制营造诚信的社会氛围；利用道德运行的社会评价和舆论机制，奖励诚实守信者，谴责背信弃义者和严惩假冒伪劣毒的作俑者；建立全国性的信用制度体系；发展各种社会行业性群众组织,加强企业自律建设；引导企业和个人走向诚信和规范。
第三篇：推进环卫行业市场化运作是一项改革
推进环卫行业市场化运作是一项改革，需要结合各地实际，总结经验，重点把握好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要坚持因地制宜。每个城市基础条件不一样，改革也不可能有统一的模式，在明确推进市场化运作目标的前提下，需要结合城市实际进行具体操作。在涉及企业改革改制、人员分流安置等方面，需要加强工作研究，落实政策措施，因地制宜制定可行的实施方案。
二是要坚持规范运作。环卫行业属于公益事业，有其自然垄断的特性，其市场化运作不同于一般企业的市场化。在实施过程中，要严格按照国家和省有关法律法规以及政策要求，认真履行相关招投标制度，处理好竞标与竞价之间的关系，科学选择经营服务企业，要保持市场竞争主体的多元性。同时，市场化运作也对政府监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政府要进一步健全环卫行业管理机制，加强监管机构和能力建设，完善考核体系建设，做到既充分发挥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作用，又能做到在市场竞争的条件下，确保服务质量，不损害公众利益和安全。三是要坚持政府主导。环卫行业市场化运作的根本目的是推进环卫行业发展，提高环卫作业质量和服务水平，不断改善城市环境面貌。政府要发挥在环卫事业发展中的主导作用，注意引导企业积极推动环卫行业科技发展，加大环卫大型机械设备和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稳步提升环卫设施设备建设标准与质量，提高环卫行业机械化、信息化水平。同时，政府还要帮助企业解决遇到的困难和问题，要关心环卫行业职工的利益，监督企业切实提高环卫行业职工福利待遇，加强职工劳动保护，改善作业环境。
第四篇：德国市政公用行业市场化改革的做法及启示
德国市政公用行业市场化改革的做法及启示
——赴德国培训考察报告
贾希为
今年7月20日一8月10日，我随“北京市政府市政公用行业管理改革培训考察团”赴德国参加短期培训考察。在此期间，我们分别与德国大学教授、企业高级管理人员和市政府官员，就德国的城市能源、公共交通、水务、城市园林等市政公用行业管理和改革的做法进行了深入交流，参观考察了科隆发电厂、亚琛污水处理厂、柏林交通运输总公司、柏林水务公司等市政公用企业。德国市政公用行业管理改革的做法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一、德国市政公用行业市场化改革的背景
德国是一个社会市场经济国家。传统上德国政府曾通过建立或购买拥有不少国有企业。其目的是通过政府直接参与经济发展调节市场。德国的国有企业在二战后，在加快德国重建，维护社会稳定方面曾发挥了重要作用。德国先后于1959—1965、1970－1976、1982年至今三次对国有企业实行私有化。目前，德国的国有企业无论资产量还是企业户数都已不多。
德国法律规定，为市民提供水、电、气、热、公共交通、园林、住宅、地上和地下设施、学校等公共产品和服务，是地方政府的规定性自治事务，也就是地方政府按照法律规定“必须”履行的职责。因此，在几次私有化过程中，德国政府对市政公用行业一直非常慎重。由于具有自然垄断特征并具有很强的政治敏感性，地方政府在市政公用行业一直保持控股地位，不少领域还实行国有国营的形式。
德国政府逐步认识到，继续沿用传统方式建设和运营市政公用行业面临越来越多的困难。一方面，市政公用产品和服务需求不断增长，单靠政府投资资金明显不足。特别是东西德合并后的东部地区，过去建设严重滞后，地方政府财政收入不足。如，东西柏林合并后，出现两套城市管理机构，政府人员工资上升到每年70亿欧元，而整个收入每年只有80亿欧元，工资支出占到了收入的约88％，每年需要借债20－30亿欧元才能维持正常运转。另一方面，市政公用行业的国有企业经营效益和服务水平不高，不少企业亏损日益严重，巨大的财政补贴成为城市政府日益沉重的负担。因此，从1982年开始，德国对市政公用行业实行市场化改革。积极推行公私合作(PPP—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把竞争机制引进市政公用行业。这场改革还在进行中，但已取得了显著成效，不仅促使运营成本降低，服务效率提高，节约政府开支，而且扩大了融资渠道，加快了市政公用设施建设。
二、部分政府职能市场化运作
这项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对有些由政府部门直接提供的市政公用产品和服务实行市场化运作，对承担这些职能的政府机构进行企业化改革。具体做法如下：
首先，分步将有些政府部门转化成企业化组织。以姆尔海姆市为例，1989年政府决定将园林局等政府机构实施企业化改革。第一步，将其改为由政府全额拨款的类似国有企业的园林协会，同时成立园林监督委员会，相当于德国企业的监理会，其成员为议会议员，负责协会的重大决策或调整，将原园林局内设机构和下属单位按照企业经营要求进行调整，形成监督委员会——园林协会——下属生产企业的组织结构。这时协会还不是一个独立法人，但建立自己的财务中心和核算体系。第二步，逐步减少财政拨款，到2004年，财政只支付协会60％的费用。其不足部分需要协会通过经营收入解决。最终的目标就是将其转化成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国有企业。在完全转化成企业之前，协会享受公共机构免增值税的待遇。
其次，逐步将这些机构承担的义务实行市场化运作。姆尔海姆市园林局转化成企业化单位后，逐步将规划、施工、护理等业务通过公开招标等方式委托给社会。协会主要承担成本控制、园林警察、施工监督、技术监督和一些自己可以完成的其他业务。通过公开招标，还可以测算自己完成类似项目的成本。如果以后类似项自己完成更节约就尽可能自己实施。通过这种市场化运作，2003年一些公共场所相同量的清洁护理费用比1998年减少46.6％，草坪护理成本减少18％，这样就使在财政支付一定的情况下，自己效益最大化。又如，柏林的公共绿地和园林绿化过去一直是政府机构直接做。后来，通过改革政府机构，原来的职员除部分进行培训转岗外，其他人拿政府工资回家，业务通过招标让私有企业做，结果成本大大降低。
再次，按照新的职能定位进行职员管理。姆尔海姆市的做法是，对原有雇员继续留用，由财政支付这些人的工资，直至他们退休或转岗。从1999年到2004年，一线工作人员通过自然退休减少13人。职员空缺时按照企业标准用劳动合同方式招聘新职员。在新体制下，由于单位效益与个人绩效挂钩，每一位职员对协会的认同意识增强，越来越关心协会的成本和发展。到2004年在职员工资增加的情况下，实现了总成本不断下降的目的。
三、面向市场放开经营权
1、在坚持政府拥有所有权前提下，通过公开招标，让符合条件的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参与竞争，选择经营者。由于提供市政公用产品和服务是地方政府的法定职责，虽然政府把经营权委托给了企业，但责任仍在政府身上。因此，政府在委托给企业经营权时，严格市场准入，与企业签订严格的委托合同，明确规定双方的职责。
一是严格市场准入。参与竞标的企业必须具有相关成功经验，具有良好的资质条件等。这样既可预防不具备条件的企业进入该领域，同时一旦这些企业出现违约，有能力承担相应的责任。
二是明确经营企业违约必须承担违约责任。如，污水处理企业要保证按照联邦和州污水处理法规定的标准将污水处理达标后排放。如果不达标排放污水，作为责任主体的地方政府将受到处罚，并要对由此造成损害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赔偿。因此，合同必须明确规定，政府因此受到的处罚和支付的赔偿金最后要按合同处罚条款由经营污水处理的企业负担。
三是政府保证企业享有生产经营自主权。政府一旦将生产经营权委托给了企业，不得干预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政府主要从污水处理的结果进行监管。同时，企业行使经营自主权不能违反劳动、安全等法律法规。
四是政府必须明确经营企业获得合理收入。主要是指保证经营企业的收入抵补经营成本后获得正常的利润。
首先，科学客观计算经营成本。主要包括两部分：固定成本和变动成本。其次，明确收入，包括收费收入和不足部分政府给予的补贴。其中收费收入主要取决于产品和服务价格的制定。市政公用产品价格主要由生产企业制定，但必须接受政府的监督，要进行价格听证等程序。价格调整的主要依据是物价指数和工资指数的变动。这样，政府补贴也就有了客观依据和标准。再次，委托企业经营的时间一般不宜太短，因为企业有一个适应过程，时间太短企业要面临太大经营风险。一般情况下，合同期限为10年，但可以先签一个三年的试用合同。
五是经营企业必须承担企业的财产保护责任。经营公司不能对已建设的企业财产任意处置，而且必须保证接受政府的监督检查。如果经营公司对企业的财产造成损失，必须赔偿。
六是严格市政公用企业处理经营利润。一般只能把占资产4％的部分用来分红，超过4％的部分一般不能分红，也不能用于投资到主营业务以外的其他领域。特别是得到政府补贴获得的收益形成的利润，超过4％的利润必须投到主营业务。没有获得政府补贴的业务收益形成的利润，可以用于投资到其他领域的业务，也可以用于分红。
2、择机出售部分国有股权，但政府仍然拥有绝对控股权。如果政府放弃控制权，由于信息不对称等多种原因，保证市政公用设施建设和运营的监管成本会很高。同时，一旦企业出现倒闭，政府不能像对待其他企业那样不管。如原东德的罗斯托克市曾将其自来水企业私有化，由于经营亏损严重陷入倒闭，最后政府只好接管。现在也有一些政府准备放弃绝对控股权，但决定采取持有黄金股的办法，在出售股权后对市政公用企业的重大决策进行控制。
德国城市政府出售部分市政公用企业股权，其目的有如下几个方面：一是增加政府收入，解决财政赤字。市政公用行业收入稳定，风险低，股权都能卖到好价格，选择适当时机出售部分股权能为政府带来巨大收入。二是增加对企业的投资，加快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出售合同一般都有明确条款，要求接受股权企业在一定年内追加多少投资。为此，政府一般都采取定向出售部分股权，要求接受股权的企业具有雄厚的资金。三是改善企业生产经营状况。一方面，政府在选择企业时要求接受股权的企业具备较好的经营业绩，有良好的历史记录，而且明确规定在若干年内，不得提高产品和服务价格；另一方面，接受股权的企业，为了增加利润，也会改进管理，降低生产运营成本。如柏林水务，经过议会通过批准，在1996年协议出售部分股权给法国水务，获得17亿欧元收入。协议规定，不能裁员，只能自愿退休或者自然退休；2003年前水价保持稳定；2009年前追加25亿欧元投资，70％用于管网和下水道。目前协议都得到执行。
四、多种方式吸引资金加快市政设施建设 市政公用行业市场化改革，在增量方面德国采取了政府与私营企业合作的方式(PPP)不断推进。
1、保付代理模式。政府建立项目，通过公开招标将某个项目委托私有企业建设，并给予建设企业20—30年的项目经营权，但政府保留将该项目购回的权利。私有企业以该项目未来经营的部分收益以债权的形式转让给信贷机构以获得相同数额的现金贷款用于项目建设和经营，利率通常比市场水平低。优点是：政府不用直接投资和经营，可以充分利用企业自有资金或者信贷资金进行建设经营；由于项目是私营企业与政府合作，融资时可以利用政府的信用，降低融资成本；政府拥有对该项目的最终所有权。缺点是：只适合那些能够运营获取收入的项目，如污水处理、高速路等，而对于那些不能运营的项目如城市道路则难以运作。
2、BT模式。融资方式基本与BOT模式相同，所不同的是投资建成的设施如建筑物、街道、桥梁等供市民免费使用，企业的收入来自政府今后的财政支付，一般为20—30年的报酬。优点是：政府不用一次拿出巨大资金，可以通过今后的财政预算逐年支付费用，这对那些不能运营的项目如城市道路等尤其实用。其缺点是：政府最后还是需要支付成本，而且由于财政预算程序复杂，还款周期长，在一定条件下可能会增加运作难度。
3、租借模式。政府通过招标选择私营企业，该企业融资设立项目公司与政府签订地产买卖或继承权合同，将政府拥有的地产出售给项目公司。项目公司然后将该建筑委托经营公司经营。同时，政府与项目公司签订租赁合同租借该建筑，一般为20年，分年支付费用。如，政府需要一栋大楼。只需说明这栋楼的用途、成本和交工期限。然后通过公开招标选择一家总承包商。由总承包商负责规划设计、融资建设工程中各个关节的问题，甚至包括以后的运营管理。如柏林市政府出资建设的柏林大学科技楼，通过这种方式不仅节约建设时间两年，而且比政府直接建设节约50％的成本。如果运营也交给总承包商，他们为了将来更方便节约成本运营，有时建设质量会更好。优点是：政府可以从出售地产中获得收入，同时，充分利用专业公司的专业技术、资金和管理资源，提高规划、建设水平，减少日常经营维护费用。私营企业可以从政府那里获得稳定的收入。
4、基金模式。由信托机构和信贷机构共同成立基金，通常采用股份有限公司或两合公司形式。基金通常运用自有资金(大约40％)和政府担保借贷(大约60％)运作项目，公开招标建设商。同时政府与基金公司签订租赁合同租用设施或建筑。
5、经营模式。由政府与私有经营企业组建新股份公司，政府与私有经营公司通常分别拥有70％和30％股权。政府跟股份公司签订长期经营合同(18年)，政府通过向居民收费支付股份公司费用，政府拥有合同期满收购私有经营公司拥有的股份公司股权的权利。股份公司向信贷机构贷款(主要是政府信用)。股份公司将经营权委托给私有经营企业经营。
6、合作模式。政府与私营公司共同成立产业公司，政府拥有51％的股份，私营公司拥有49％的股份。私营公司主要负责提供资金、技术和管理。产业公司用招标选择建设商。项目建成后又以招标的形式选择企业的经营者。
五、严格实施行业监管
德国在市政公用市场化改革过程中，建立严格制度，加强监管，保证改革平稳推进。一是政府保持对企业的绝对控股地位，即使是出售股权或建立公私合作公司，政府也最低持有51％股份，高的达75％。其目的是保证政府在特定时期能顺利履行其职责。二是建立特殊的法人治理结构，对企业的生产经营实施严格监管。通常，对市政公用企业成立股东大会——监理会——总经理。监理会由政府、银行、协会、职工等方面推荐的代表组成。监理会负责制定经营计划，审定企业决算，委任、撤职、解聘总经理，确定年终审计员。监理会设立顾问委员会(地区经济界代表)和管理委员会(外部专家)，对企业经营为监理会提供咨询服务。三是严格监管制度。由于这些项目有政府投资，或者向居民收费，因此议会对项目审查严格，同时这些企业还要接受环保、卫生、防疫等政府部门监督，防止损害公共利益。
六、东德私有化改革的主要做法
1989年东西德统一以后，德国政府立即着手对东德的国有企业进行私有化改革。他们的做法是，首先成立托管局，将东德国有企业划归托管局，由托管局具体组织实施私有化。
托管局处理东德国有企业的思路是，先将企业进行改制分类，然后区分不同企业进行私有化。东德当时有316家大企业，涉及资产价值1540亿马克(760亿欧元)，就业人数150多万人。托管局先将这些企业拆分成8000家企业，然后由将8000家企业细分成12000家企业，把那些配套企业、辅业分出来。然后对这些企业进行改制，并引进资金和技术进行改造。先期出售企业获得150亿欧元收入，对1600多家企业进行关闭，涉及160万欧元。在设计方案时兼顾考虑投资、就业、地方利益、产业政策等多方面的因素，在时间上力求越快越好，因为企业的价值随时间推移快速减少。经过1990年-1992年的准备，到1994年私有化基本完成。剩下的企业基本是无法出售的企业。最后，出售企业获得300亿欧元收入，托管局为出售企业进行的环境整治、清偿企业债务、追加基础设施建设等解决历史问题，还净贴30亿欧元。
私有化的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协议出让。这种方式的优点是快。由于协议主要靠谈判达成协议，谈判过程也不够透明，企业价格的确定往往不是最好的。特别是遇到谈判拖延，时间越长，企业的价值缩水越多，对购买者越有利。二是上市出售。这种方式基本没有成功使用，主要是很难根据企业过去的情况确定企业的现值。三是招标拍卖。一般用于小企业。托管局出底价，价高者得。购买小企业的有经营者，也有为了扩张市场的其他企业。这种方式的优点是有利于就业。无论哪种方式出售，关键是对企业价值的评估。其中主要是确定企业的现值和未来价值。现值包括固定资产，特别是房产价值。未来价值包括市场潜力。通过综合得出企业的效益价值。操作难题是现值和效益价值的差异。如东德的汽车厂，有当时未来16年的订单。但这不是面向市场的订单，市场化后这些订单就没有市场价值，在评估时要充分考虑。对于买主来说，如果购买一家企业不如新建一家企业，就不会购买。同时他们还要考虑政府给予什么优惠政策。
私有化过程中遇到最大问题主要有两个：一是就业。由于东德实行低收入高就业政策，新的投资者购买企业不可能保留那么多职工，必然有部分员工下岗，有的企业需要裁减一半以上员工。二是原来的企业技术差、管理差，资金缺乏，需要追加很多资金才能保证购买后正常运营。因此，在托管局出售企业过程中，买主只要承诺追加投资，保证就业，政府有时还补贴购买者，以促成企业转让成功。在东德私有化过程中，德国政府共计拿出了30亿欧元补助。但也有一些投资购买者，在购买企业后不兑现承诺的。他们往往会说，现在环境条件发生了变化，如要继续追加投资，保证就业，企业就难以经营下去等等。最后政府由于考虑到破产面临的更多问题，也就不了了之。
七、几点体会和启示
德国关于市政公用行业市场化改革和对东德国有企业私有化改革的主要做法，德国专家认为，由于国情不同，即使照搬到西方其他国家，也会遇到困难。但是我们认为其中的一些思路对我们还是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推进市政公用行业市场化改革是大势所趋。由于我国市政公用行业建设相对滞后，特别北京正处于加快筹办2008年奥运会的关键时期，不仅对市政公用产品和服务需求的数量不断增加，而且质量快速提高、呈现多样化趋势，因此，必须尽快改变过去政府单一投资的模式，加快投融资体制改革，加强与私营部门合作，积极探索多种模式，扩大融资渠道，吸引多种社会资金，加快市政公用行业投资建设。
(二)推进市政公用行业市场化改革必须明确目标。从根本上讲，市政公用行业市场化改革是要引进竞争机制，使市政公用设施建设和运营公开化、透明化、制度化、规范化，从而实现成本一定的条件下，建设和运营效率逐步提高，或者数量和质量一定的条件下，建设运营成本逐步降低。不能把市场化改革简单等同于私有化，因为这只能导致国有垄断变成私有垄断。不能把引进竞争机制理解为转移或免除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职责。也不能把市政公用行业改革理解为促使该行业企业以利润为目标进行经营，因为很多市政公用产品的效益难以定量化为经济效益。
(三)推进市政公用行业改革必须同时改进和加强监管。由于市政公用行业的特殊性，推进市场化改革过程中，如经营权放开、出售部分国有股权，对政府的监管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首先要逐步完善和严格市场准入，对进入该行业的企业的技术、经营管理、资金实力都应有明确的标准。其次，要促进监管科学化、客观化、透明化。无论是存量改革还是增量改革，要尽可能使用公开招标等手段，防止黑箱操作。第三，监管技术和手段要逐步提高。对市政公用设施建设和运营成本尽可能定量化核算，保证使用政府补贴的建设运营落到实处。
(四)推进市政公用行业市场化改革必须精心设计方案。无论是行业改革还是企业改革，都必须根据改革目标和实际情况，精心设计改革方案，兼顾各方面利益。一旦条件充分，要抓住有利时机快速推进，力争以最低的成本实现改革目标。如，公开招标经营企业时，要努力完善协议，应尽可能把参与各方的权利和义务规定清楚。
（作者单位：北京市国资委研究室）
第五篇：某县社区基层治理经验做法：制度“微改革”促进服务效能显著提升
某县社区基层治理经验做法：制度“微改革”促进服务效能显著提升
根据上级安排部署，按照“政治引领、标准提升、基础规范”的工作思路，在城市基层治理中坚持“小切口、大纵深”，深入推进党的制度“微改革”。针对社区治理难题，通过党建引领，在新小区、老旧楼院中组建一批“十户长”队伍，促进服务效能提升，着力解决了一批群众“急难求盼”问题，切实提升社区群众安全感、幸福感、满意度，实现群众自治。
一、深化党建引领，完善治理“三联”。
针对小区（楼院）治理单位多元，未形成合力，强化多元联动，形成治理构架。组织联建。坚持党建引领，抓住责任主体，建成“镇党委-社区党委（总支）-小区党支部-红色业委会-楼栋长（十户长）”联动体系，理顺治理体系。党员联用。开展“双报到”“党员义工日”等活动，让党员主动“亮身份”成为“十户长”，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广泛引导各类党员进社区、进小区、进楼院，充实小区（楼院）示范力量。资源联享。通过整合社会组织、驻地单位、企业等资源，充实小区治理专业力量。二、强化队伍建设，抓好培育“四环”。
针对治理队伍力量不足，坚持抓队伍，通过“选育管用”四个环节，育强“十户长”治理队伍。重选人。通过组织推荐、业主自荐、群众联荐等方式选择政治可靠、素质较好、作风扎实的人，优中选优，从源头上强化治理力量。强育人。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社区定期组织开展业务和政策学习，不断“充电”提高素质水平。精管人。实行奖惩积分机制，对于无法胜任、履职不力调整一批，对于表现突出、重大贡献集中表扬一批，特别优秀“十户长”提出推优入党或推荐进入社区“两委”后备力量。活用人。让“十户长”参与到疫情防控、创文创卫、基层治理等工作中，密切联系群众工作，打好服务基层“最后一米”。
三、优化服务规范，当好治理“五员”。
针对基层服务管理不规范，各类服务管理不一，“十户长”带头做好群众的五项服务联络员，畅通治理渠道。当好信息员。建立微信群，及时收集负责区域民情民意，并收集上报楼栋长、小区党支部等。当好宣传员。做好疫情防控、防火防诈、安全防控等政策和法律法规宣传，及时推送就业、医保等民生信息。当好调解员。排查居民群众、小区与物业等矛盾纠纷，及时协助楼栋长、小区党支部等做好矛盾化解。当好组织员。疫情战时状态下，做好联系居民情绪安抚、物资保障、隔离监督等工作。当好协管员。配合小区党组织、业委会、楼栋长开展群众动员。对困难群众给与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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