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职员骗取巨额贷款购买彩票的行为构成职务侵占罪

第一篇：银行职员骗取巨额贷款购买彩票的行为构成职务侵占罪

银行职员骗取巨额贷款购买彩票的行为构

成职务侵占罪

[案情]

被告人龚某2006年3月至2010年1月任信用社农贷会计。其职责有：负责贷款审查，配合信贷人员落实资产保全措施；管理借据，严把信贷投放关；负责综合信贷管理系统数据的管理、监督，贷款审批信息的录入。2006年以来，龚某利用其担任农村信用社农贷会计的职务之便，采取冒用借款人、担保人的手段，伪造信用社贷款借据66笔，从本单位骗取贷款共计767万元用于购买彩票。案发前归还了本金97.5万元，余669.5万元无法偿还。后龚某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

[分歧]

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就被告人龚某的行为构成何罪有三种不同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龚某利用职务之便骗取贷款用于购买彩票，是一种挪用资金进行营利活动的行为，应以挪用资金罪追究其刑事责任；第二种意见认为，龚某虽然为本单位信贷会计，但其仅凭其本人职务权限不能获取本单位贷款，其只是利用工作上的便利条件，并非利用职务之便，应以贷款诈骗罪追究其刑事责任；第三种意见认为，龚某身为信用社农贷会计，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

为己有，且数额巨大，应以职务侵占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评析]

笔者倾向第三种意见，理由如下：

1．龚某骗取本单位贷款利用了职务之便。“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是职务侵占罪的构成要件，通说认为，职务侵占罪中的“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是指利用自己职务范围内的职权和地位所形成的有利条件，即经手、管理财物的便利条件，或指利用自己主管、管理、经手单位财物的便利条件。一个单位的每一项具体行为，从制定、决策、管理到执行有多个环节，每一个环节都有具体的实施者，每一个实施者都具有一定的职权。只要行为人在单位中具有行使某种公务的职权，且在实施非法占有本单位财物的过程中利用了该职权，即使仅凭个人的职权尚不足以对单位财物进行非法控制，还需要借助于其他人的职权，也不影响行为人利用职务之便的认定。

结合本案，龚某作为信用社农贷会计，虽然不具有贷款发放的决定权和经手权，但具有贷款审查和贷款审批信息录入的职权，正是这两项职权才给其伪造贷款借据创造了便利条件，虽然在其职权之外还需要贷款审批人的签字和出纳的交付才能取得贷款，但由于其伪造的借据已具备取得贷款形式要件，仍应认定其骗取贷款是利用了职务之便。

2.骗取本单位巨额资金用于风险性消费应认定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非法占有为目的是侵犯财产型案件的主观构成要件。对于欺诈型侵财案件，由于行为人实施非法占有财物的客观手段不具有直接

性，往往需借助于其他载体达到非法占有目的，如借用合同、冒用他人名义等，因此仅通过行为人某一方面的客观表现往往难以准确判定其主观目的。笔者认为，判断此类案件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之目的，关键是要把握好行为人的认识因素和意志因素。所谓认识因素，是指行为人在实施欺诈行为时对自己行为及其后果的社会危害性的认识状态。所谓意志因素，是指行为人基于对自己行为及其后果的认识而选择是实施或不实施这种行为的心理状态。如果行为人已经认识到自己实施欺诈的行为会给他人造成经济损失，仍追求这种结果的发生，就可以确认行为人具有诈骗的主观故意。

就本案而言，龚某骗取巨额贷款用于购买彩票，首先，作为一个智力正常的人，从其认识能力上来讲，应该认识到彩票是一种风险性极高的消费行为，一旦将资金投入就很难收回，因此其对骗取本单位贷款购买彩票会给单位造成经济损失的后果是明知的。其次，龚某在明知其行为的危害性的情况下，连续数年坚持不懈地实施这种危害行为，说明其主观上具有追求危害后果发生的心态。因此，龚某骗取本单位巨额资金用于风险性消费应认定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综上，龚某明知将贷款用于购买彩票后无能力偿还仍利用职务之便冒用他人名义骗取巨额贷款，给本单位造成巨大经济损失，符合职务侵占罪的主客观构成要件，应以职务侵占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因此，法院以职务侵占罪作出判决是符合法律规定的。

（作者单位：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遂平县人民法院）来源：人民法院报

冀天福 王满良

第二篇：快递职工窃取快递物品的行为构成盗窃罪还是职务侵占罪（推荐）

快递职工窃取快递物品的行为构成盗窃罪还是职务侵占罪

【基本案情】

2013年8月至9月期间，被告人宋某、郭某受河南省某快递公司辉县市代理站点负责人雇佣驾驶厢式货车，该二人沿107国道从郑州市往某县运输该公司快递货物，在运输途中，将车内装有手机的货运箱划开，窃取他人手机五部，价值20000元。

【分歧意见】

快递公司配送点职工被告人宋某、郭某窃取快递件中的物品构成盗窃罪还是职务侵占罪？存在两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被告人宋某、郭某实际从事河南省某快递公司快递业务的运输，应视为该公司的工作人员。被告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其在运输货物过程中保管货物的职务便利，将货物占为己有，数额较大，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70条之规定，构成职务侵占罪。

第二种意见认为，被告人宋某、郭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结伙采取秘密手段窃取他人财物，数额较大，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4条之规定，构成盗窃罪。理由如下：托运人对交付托运的货物仍享有控制权；如果货物缺损时，快递公司不会向托运人进行全额赔偿；快递公司的司机无权打开封箱，盗窃封箱中的物品属于超越职权的行为，并未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仅是利用了工作便利；因刑法第253条第二款已有规定，应比照邮政人员以盗窃罪从重处罚。

【律师评析】

深圳知名刑辩律师马成同意第一种意见，理由如下：

1、作为犯罪侵犯对象的五部手机属于某快递公司河南分公司的财物。该案涉及的5部手机，是某快递公司河南分公司新乡市站点在代理业务关系中丢失的手机，是某快递公司河南分公司在为客户办理托运过程中丢失的。因公司保管、使用、运输中的他人财产是在公司的合法占有之下，所有权虽然属于托运人，但承运公司员工占有该财产后，公司往往要对财产所有承担民事责任，故公司财产权利实际受到了侵害，因此公司保管、使用或者运输中的他人财产应视为公司财产。参照刑法第91条第二款的规定“在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人民团体管理、使用或者运输中的私人财产，以公共财产论。”该款体现出在单位实际合法掌控中的他人财产以单位财产论的立法精神。故被告人占有的手机为该快递公司河南分公司的单位财产，而非该快递公司辉县市代理点负责人的个人财物或新乡市站点负责人的个人财物。

2、二被告人的主体身份：二被告人属于特殊身份还是一般身份。二被告人临时受雇于某快递公司河南分公司快递物品的运输，事实上形成二被告人受雇于该快递公司河南分公司，属于该公司的临时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的有关规定，固定工、合同工、临时工均为单位职工。二被告人从事该快递公司河南分公司快递物品的运输，与该快递公司河南分公司虽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实际从事了运输，两者之间存在“事实劳动关系”，依法应认定为单位工作人员。

3、二被告人实施侵占财物是利用了职务便利还是秘密窃取。认定行为人是否具有职务上的便利，不能以其是正式职工还是临时工为划分标准，应当从其所在的岗位和所担负的工作上看其有无主管、管理或者经手单位财物的职责，是否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占有的单位所有或管理、使用、运输中的财物。刑法第271条第一款关于职务侵占罪的规定，并没有对单位工作人员种类作出限制，并未将临时工排除在职务侵占罪的犯罪主体之外。也就是说，只要是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就符合职务侵占罪的主体要件。职务侵占罪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可理解为利用主管、管理、经手单位财物的便利条件。所谓主管：一般是指对单位财物有调拨、安排、使用、决定的权力。所谓的管理：是指具有决定、办理、处置某一事务的权力，并由此权力而对人事、财物产生一定的制约和影响。所谓的经手：是指因工作需要在一定时间内控制单位的财物，包括因工作需要合法持有单位财物的便利，不包括因工作关系熟悉作案环境、容易接近单位财物等便利条件。综上，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是基于行为人的职责而产生的。是刑法对特定主体实施侵犯单位财产犯罪行为进行单独评价的基本依据，认定行为人是否利用了职务上的便利，主要看该便利条件是否直接为工作职责内容所包括。本案中，被告人作为运输中的司机和跟车人，在郑州负责对货物的清单、并办理交接手续，在运输货物过程中，对货物有一定的管理权和经手权。被告人对快递运输中的货物，利用其管理、经手货物，实施掏芯手段将财物非法占为己有，完全可以认定利用了职务上的便利而窃取单位财物，从而构成职务侵占罪。

4、关于刑法第253条第二款是专门针对具有特殊主体身份的邮政工作人员的立法，属于特别规定，而非一般提示性规定。根据罪刑法定原则，对于定罪的法律条款不可进行类推解释。该款明确针对邮政工作人员窃取财物的行为，二被告人非邮政工作人员，绝不可类推适用该条款。

【相关法条】

第二百五十三条【私自开拆、隐匿、毁弃邮件、电报罪；盗窃罪；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

邮政工作人员私自开拆或者隐匿、毁弃邮件、电报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犯前款罪而窃取财物的，依照本法第二百六十四条的规定定罪从重处罚。第二百六十四条【盗窃罪】

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或者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 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 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第二百七十一条【职务侵占罪】

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数额巨大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

第三篇：本案被告张某所犯职务侵占罪的行为是否构成余罪自首

本案被告张某所犯职务侵占罪的行为是否

构成余罪自首？

被告人张某职务侵占罪自2000年9月至2001年4月在代表南通丸宏农用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丸宏公司”)办理有关化工品的报关业务过程中，为获取非法利益，先后三次分别伙同他人采用伪造报关单证降低货物价格等方法，瞒关走私，偷逃应缴税款，其中张某参与偷逃应缴税款计人民币138370．40元。

被告人张某于2000年底，利用其担任丸宏公司报关员的职务便利，在与他人采用低报价格的方法，共同走私16200公斤“MO－CAP”农用杀虫剂偷逃应缴国家税款过程中，又将2美元／公斤的真实单价虚增为4美元／公斤后，向本公司虚支进口费用人民币74065.22元，连同应缴的进口税款合计人民币148130.44元一并汇入代理报关公司账户，进而从中分得赃款6200美元和20000元人民币。

被告人张某于1999年上半年至2000年上半年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在办理丸宏公司进出口货物委托运输业务过程中，故意抬高运价，套取公司资金合计人民币33000元，非法占为已有。

被告人张某利用担任丸宏公司业务员职务上的便利，在办理本公司向溧阳化工厂购买氯嘧黄隆农药的过程中，于2000年10月收受对方业务员黄某所送的人民币15000元。

另查明：本案系被害单位丸宏公司发现被告人张某经办本案三笔进口业务过程中，涉嫌利用职务之便，侵占本公司29万多元资金等问题，向南通市公安局开发区分局举报而案发。[争议] 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对被告人张某的行为构成走私普通货物罪、职务侵占罪、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没有异议。但对被告人所犯职务侵占罪是否应以自首论，即是否构成余罪自首，存在两种不同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南通市公安局开发区分局是以张某涉嫌走私普通货物罪移送南通海关走私犯罪侦查支局立案侦查，张某在被留置讯问时主动供述其在走私“MO—CAP”农用杀虫剂过程中，又将2美元/公斤的真实单价虚增为4美元/公斤后向丸宏公司虚支进口费用、套取公司资金的事实和在办理公司进出口货物委托运输业务过程中，采取抬高运价的方法，套取公司资金的事实，此二节事实在其主动供述前司法机关并不掌握，丸宏公司举报张某涉嫌“侵占罪”并不能等同于刑法意义上的“职务侵占罪”，故被告人张某所犯职务侵占罪应以自首论。

第二种意见认为，丸宏公司举报张某“侵占”本单位公款人民币29万余元当中，既有其“低报”货值，将本单位应缴税款偷逃后予以侵吞的“走私”犯罪所得，又有其利用职务之便“高开”货值，侵吞虚支的本单位税款的“职务侵占”犯罪所得，故在犯罪嫌疑人张某

主动交代前司法机关已掌握其走私及职务侵占的犯罪线索，故被告人张某所犯职务侵占罪不应以自首论。[评析] 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

我国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二款规定：“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论。”刑法理论上通常将此款规定的情形称之为“余罪自首”。1998年4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其中第二条将“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含义，界定为“与司法机关掌握的或者判决确定的罪行属不同种罪行”。这一解释，进一步确定了“余罪自首”中所谓的“余罪”只能是与已掌握罪行不同的异种罪行。从中可以看出，“如实供述”、“尚未掌握”和“不同种罪行”是成立余罪自首的三个必要要件，缺一不可。

具体分析本案：

（一）被告人职务侵占罪行已由被害单位丸宏公司举报

本案被告人于2001年4月在实施了本案认定的第三起走私普通货物犯罪后，即离开其所在单位丸宏公司，该公司在多次要求其交付税单等单据结帐、办理交接手续未果的情况下，初步查明由张某经手从公司以税款方式汇出的29万余元实际并未全部向海关纳税，张某对该资金有侵占嫌疑，遂向南通市公安局开发区分局举报，分局在对

案情初查后认为被举报人涉嫌走私普通货物犯罪，将案件移送南通海关走私犯罪侦查支局。从南通丸宏公司的角度，其认为张某未将经手的本公司应缴税款去缴纳关税，就是“侵占”了公司的资金。实际上分析本案被告人张某的主观故意，其目的是将本单位应缴税款偷逃后非法占为己有，而其实施的方法是伪造报关单证，低报进口货物价格、数量，从而瞒关走私，偷逃应缴税款，违反了海关法规，侵犯了国家对外贸易管制中关于普通货物、物品进出口的监管制度和征收关税制度，构成走私罪。至于在第二起中，被告人张某伙同他人将货值降低报关后，又将货值提高，向公司虚报应缴税款，从丸宏公司的角度，其意志还是将此款去缴纳关税，但实际上其不应承担此纳税义务，此款的所有权还是属于丸宏公司，被告人张某利用职务之便将此款侵吞，数额较大，构成的是职务侵占罪。总之，被举报的29万余元中既有张某与他人的走私犯罪所得，又有张某职务侵占的犯罪所得。虽然丸宏公司举报张某涉嫌的罪名是“侵占罪”，与司法机关最终确定的罪名“走私罪”、“职务侵占罪”不同，但根据《解释》第二条的规定，余罪自首成立的要件之一是与司法机关掌握的或者判决确定的罪行属“不同种罪行”，“罪名”上的差异并不能改变张某走私及职务侵占的“罪行”已被丸宏公司举报后浮出水面的客观事实。

（二）被告人职务侵占罪行已被司法机关掌握

南通海关走私犯罪侦查支局以张某涉嫌走私普通货物犯罪立案后，至丸宏公司调查并调取了相关书证，随即对犯罪嫌疑人张某留置审查。张某在被动地到案后，交代了其三次伙同他人采用低报货值，伪造发票、合同等报关单证的手段缴纳税款，却以进口货物原货值向本单位申领应缴税款，而将其中差价私分，达到非法谋利目的的走私犯罪事实；同时交代了第二起将货值降低报关后，又将货值提高，向公司虚报应缴税款74065.22元，连同该笔进口货物应缴税款合计148130.44元一次从公司汇出，将虚报的7万余元本公司财产占为己有的职务侵占事实。尽管侦查支局办案人员在讯问犯罪嫌疑人张某之前，主观上一直认为其涉嫌的是走私普通货物犯罪，但即使张某不主动交代，侦查人员完全可以通过先前调查所得材料掌握张某走私及职务侵占的基本犯罪线索，不能因为侦查人员认识上的误区并由此导致罪名的先后出现来否认罪行已被“司法机关掌握”，且“掌握”并不意味着司法机关对犯罪嫌疑人实施犯罪的具体过程、具体手段、方法的详细了解。

综之，张某所犯职务侵占的罪行已被司法机关掌握，不符合成立余罪自首的法定要件，不应以自首论。同样，本案中犯罪嫌疑人张某被采取强制措施后，主动供述其所犯职务侵占罪的第二起在代理本公司运输业务过程中，故意抬高运价，侵占公司资金的事实，因与司法机关已掌握的第一起其在代理本公司报关业务过程中，故意提高货值，侵吞虚报的税款的事实，二者在性质上属“同种罪行”，故也不成立余罪自首。但根据《解释》第四条规定，“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已宣判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罪行，与司法机关已掌握的或者判决确定的罪行属同种罪行的，可以酌情从轻处罚。”相反，被告人张某因涉嫌职务侵占、走私普通货物犯

罪，被司法机关采取强制措施后，主动如实供述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的犯罪事实，是“不同种罪行”，符合成立余罪自首的法定要件，故其所犯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应以自首论，并鉴于该犯罪情节较轻，一、二审均免予刑事处罚。（作者单位：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