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分析：带病投保也要赔付

第一篇：案例分析：带病投保也要赔付

案例分析：带病投保也要赔付

案情：

2011年1月7日，吴六英为自己的丈夫杜树怀在某中资寿险自贡中心支公司投保了一份万能险，保险期间为终身，基本保险金额10万元，保险费4000元。同时，吴六英还附加购买了一年期短险：无忧意外，基本保额3万元，及无忧医疗A，基本保额1万元。同年5月31日，杜树怀到地里种豆时不幸在坎边踏空，摔倒在一人多高的坎下，入住自贡沿滩区人民医院后被诊断为右胸肋骨骨折，并查出陈旧性肺结核、疑似肺癌。摔倒重伤之后，杜树怀的病情便越来越深。去年6月3日出院后即刻入住自贡市第一人民医院，出院时诊断为右侧胸部外伤，右侧第5跟肋骨骨折，右中肺癌等。6月23日，杜再次被送进医院，被确诊为肺癌。半个月后，2011年7月29日，吴六英和两个女儿向保险公司递交了理赔申请材料，要求赔付。保险公司接到材料后，迅速展开了调查，发现杜树怀曾因右上肢及胸痛半月于2010年11月11日入院，CT报告单载明其可能患有肺癌。而在投保时，保险公司业务员曾询问杜树怀，“过去一年是否患病去医院进行过检查或治疗，以及是否患有肺结核等呼吸系统疾病”等，但吴六英及杜树怀均作出了否定的回答。据此，保险公司认为杜树怀投保前“带病”而在投保时未书面告知。2011年8月18日，保险公司解除了保险合同，并通知吴六英不予退还保费。但考虑到吴六英家庭情况，保险公司10月11日还是退还了4000元保费。

分析：

“带病投保”一直被众多保险公司列入“免责条款”。但这并不意味着保险公司据此就拥有了尚方宝剑，一旦错过解除合同的法定期限，保险合同将继续有效，“免责”不再是护身符。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保险公司是否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解除了保险合同以及保险公司是否应该理赔；如果应当理赔，又该怎样确定理赔金额。

本案中，吴六英明知被保险人在投保前不足2个月内曾住院治疗，并被诊断为陈旧性肺结核，但在投保时未尽如实告知义务。根据《保险法》第二款和第四款等规定，保险公司有权解除合同，亦不予退还保险费。保险公司在知道投保人未尽如实告知义务后，是否已在法定的30日之内作出解除保险合同的决定是本案的关键。《保险法》第十六条第三款规定，自保险公司知道有解除事由之日起，超过30日不行使而消灭。根据相关资料显示，吴六英于2011年6月30日之前，向保险公司业务员递交了杜树怀因摔伤住院

理赔的全部申请材料，包括有杜树怀患有癌症的诊断记录，但是保险公司未及时进行审核。杜树怀死后，吴六英再次提起索赔，根据这些索赔资料，保险公司就应当知道有解除事由出现，但直到8月18日才作出解除合同的决定，已经超过法定的期限，解除权已消灭，根据合同的约定，应予以赔偿。不过，杜树怀并非意外死亡，故吴六英不能要求保险公司支付意外死亡保险金3万元。

第二篇：带病提拔案例(网摘)

统计称8成落马省部级官员涉腐后仍获晋升

李丽

2012年10月19日07:29 来源：中国青年报 手机看新闻

本报记者 李丽 实习生 翁菁

“近十年来落马的72名省部级官员中，近八成官员腐败期间职务得到晋升。其腐败领域集中在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而政治领域的腐败主要是买官卖官。”这是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硕士研究生涂谦的这个调查结论。

涂谦调查样本中的72名省部级腐败官员，来自人民网、新华网等媒体的报道，以及《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和各级纪检机关的公开资料。

根据涂谦的统计，目前，我国查处的省部级腐败官员大部分为副部级，所占比例近七成。其中，有31名官员被查处时的年龄在56岁至62岁之间，占到了总人数的43.1%；第二个比较密集的年龄段集中在49岁至55岁之间，共有19人。

涂谦对55个有明确的腐败时间跨度的样本进行了分析，其中，时间跨度为10年以上者21人，占38%；5至9年者25人，占45%；5年以下者9人，占16%；平均时间跨度为8.5年。

这就是说，腐败官员在第一次贪污或受贿等腐败行为后，要将近9年才东窗事发。

涂谦仔细梳理了这些官员在腐败时期内的职务变化。除辽宁省原副省长刘克田、湖南省高院原院长吴振汉、国家统计局原局长邱晓华等少数人外，其余高官在腐败期内的职务均有变动，甚至有近80%的腐败官员职务得到了晋升。其中，何闽旭由浙江省劳动厅副厅长提拔为安徽省副省长。

“这些事例都意味着，腐败高官在此期间不仅能够‘自保安全’，而且还能经受组织考察、离任审计、财产申报等一系列外围挑战，到更高的领导岗位把持更大的权力。把持权力越大，其暴露的可能性越小，这是一个恶性发展趋势。”涂谦说。

涂谦的报告显示，高官腐败领域集中于经济领域、政治领域，且不少腐败高官同时渗透于两个领域，“复合型”腐败现象明显。

调查结果显示，这些官员中有31人涉及政治领域的腐败，主要表现是为他人职务升迁变动、人事录用和干预案件处理等提供便利。其中，涉及职务升迁变动即买官卖官19人、利用政治权力干预案件和打击报复举报人者10人、人事录用两人。政治领域的腐败主要集中于买官卖官。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李成言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买官卖官就是权力和金钱的交换，“你给官位，我给钱”。

一般来说，拥有任命干部权力的人要设定提拔的条件，比如要不要大学本科以上，要不要党校半年学习，“有了这些条件，这些人就去走后门、找资源，就实现了权力寻租。”李成言表示，官员升迁应由民主选举投票决定。

中央党校政法教研部教授林喆则认为，选拔干部时，民众必须参与对官员的考核，给他们的道德行为打分。“官员生活在群众中，群众对他们的一言一行都了如指掌，群众心中一杆秤。”

李成言表示，建立合法的财产申报制度是根本。目前，官员财产申报制度都是由各单位的纪检部门负责操作的，“仅仅在党内，先由书记说了算，再交给常委讨论，再上报，再下发，再公布，就完全扭曲变样了”。

“必须要把这项制度纳入法律框架内，使之合法化，用法律的威慑力进行监督。”李成言说，通过法律程序实施财产申报，就不是党组织掌控的问题，而是带有法律强制性，是对社会大众公开的，比如纪检和检察院可以联署办公，完成对财产申报的确认。

李成言认为，提拔干部必须公示，“看看他够不够资格，有没有政绩，财产多少，有无违法违纪问题”。

“在任的领导干部也要公示，既然走法律程序，必须一视同仁，老的和新的办法不一样，就不符合法律了。”他说，保护个人隐私不是不公示的借口。

环球时报：“大老虎”何以“边腐边升”?反腐败要从“小”

抓起

周少来

2014年06月16日09:44 来源：人民网-环球时报

手机看新闻

打印网摘纠错商城分享推荐

字号原标题：周少来：反腐败要从“小”抓起

近期，中央反腐力度持续加大，一批“大老虎”落网，大快人心。可以预见，总书记所说“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还将继续。反腐只是“一阵风”的疑虑已不攻自破。

我们同时也在反思，官员腐败源于何处？源于何时？贪腐“大佬”何以“边腐边升”。“小恶”之所以成为 “大恶”，衍生之链之所以延伸，全在于 “小恶”之芽没有被拦截并斩断。

“小腐不查，大腐难查”，是中式腐败的普遍特征。小腐败常常被忽视或容忍，带病提拔、边升边腐成为一种现象。“零容忍没有成为制度性约束”，“苍蝇”早晚练成“大老虎”，待到“大老虎”被抓被查，涉案复杂，贪腐巨大，政治影响恶劣。“大老虎”涉案人员及行贿受贿盘根错节，政治成本和反腐败成本剧增，成为反腐败困境之一。

“一把手”成为腐败多发的“重灾区”，原因何在？根源在于其位高权重，失于监督。身边人知情知底，但处于下位，无法监督，更有人还想结成“恩庇关系”，一路攀附升迁，更加不敢监督。有权监督的上位机构，鞭长莫及，不知情，不知底，难以构成日常化的全程监督。腐败网络式的“窝案”、“大案”由此坐大生成。等到一朝事发，“拔出萝卜带出泥”，“大老虎”之庇护下的“小老虎”、“小苍蝇”成串成伙，反腐败难度加大，反腐败链条延伸，成为反腐败的困境之二。

没有全程监控式的反腐，法治化反腐水平难以提升。十八大后，公共舆论与广大民众越来越多地参与有效反腐，然而民主反腐的氛围还有待形成。国家、舆论与民众反腐败的制度合力需要整合。这是反腐败的困境之三。

如何走出反腐败的困境，提升反腐败的法治化、民主化水平，这是保持反腐败高压态势的制度保证和根本。让国家的反腐败机构权力更大，让舆论跟踪监督，让广大人民负起责来，从制度上保证反腐败从“小”抓起，反腐败从“腐芽”根除，形成国家、舆论与民众共同反腐败的强大合力。用法治化制度安排，构筑反腐败网络，是全过程监督权力，“从小反腐”的基础。▲(作者是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研究员)

第三篇：企业法律顾问案例分析：外资企业支付经济补偿金也要“封顶”吗？

企业法律顾问案例分析：外资企业支付经济补偿金也要“封顶”吗？

[案例]

徐先生是一家外商投资企业的老员工，1989年他直接招聘进入该企业任职，当时签订的劳动合同是无固定期劳动合同。现在由于单位股权变化后，工厂需要从上海搬迁到河北，而徐先生和大部分上海员工一样，都无法跟随工厂去外地工作，因此，他们就面临着一个解除劳动合同的问题。对于解除合同，双方并无争议，但是，双方在协商关于解除合同的经济补偿金时，单位提出这样一种说法：“就算是老员工，经济补偿金最多也只能给12个月的工资”，而徐先生认为：他仅仅在外资公司的工龄就已经有15年多了，/按照一年工龄给一个月工资的标准他应当拿到的是15个月的工资而不是12个月，徐先生很不理解公司关于补偿金“封顶”的说法，而单位也没有拿出任何有效的法律法规说服徐先生。双方对此争执不下。

[律师答疑]

作为最早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试点城市之一，上海市在企业用工制度的法规制定上是有其特殊性的。

早在1988年，全国远未开始实施劳动合同制改革之前，上海就已经在外商投资企业中强制推行了劳动合同用工制，当时出台的规范性法规是《上海市外商投资企业劳动人事管理条例》（1994年修正）。1996年上海市政府颁布了《上海市劳动合同规定》，/自此，外商投资企业适用《上海市外商投资企业劳动人事管理条例》，非外商投资企业适用《上海市劳动合同规定》，即劳动合同制度实行双轨制。直到2002年5月1日《上海市劳动合同条例》颁布，外商与非外商投资企业与员工新订立的劳动合同统一适用《上海市劳动合同条例》。2002年9月24日，《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上海市外商投资企业劳动人事管理条例>的决定》明确将其废止。

本案中，徐先生的劳动合同是1989年签订的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根据我国的法律适用原则，徐先生的劳动争议解决应当适用合同签订时的法律法规，即《上海市外商投资企业劳动人事管理条例》。这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新人新办法，老人老办法”。

根据《上海市外商投资企业劳动人事管理条例》，用人单位和劳动者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关系应当支付经济补偿金的情形有以下几种：

一、职工患病或者非因工负伤，在规定的医疗期满后不能从事原工作也不能从事外商投资企业另行安排的工作的；

二、职工不能胜任工作，经过培训或者调整工作岗位后，仍不能胜任工作的；

三、劳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致使原劳动合同无法履行，经当事人协商不能就变更劳动合同达成协议的；

四、在劳动合同中另有约定的；

五、外商投资企业宣告解散的；

六、外商投资企业不按照劳动合同约定支付劳动报酬或者提供劳动条件的；

七、外商投资企业以暴力、威胁或者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手段强迫劳动的；

《上海市外商投资企业劳动人事管理条例》同时规定，根据以上七种情形解除劳动合同关系所应支付的经济补偿金，最多不超过相当本人十二个月的实得工资。

本案中徐先生的情形正是其中第三项“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的典型代表，因此，单位支付徐先生经济补偿金时以12个月为限的做法还是有其法律依据的，相信徐先生可以理解。

第四篇：七寿险公司赔付仅230余万 投保产品重理财不重保障

七寿险公司赔付仅230余万 投保产品

重理财不重保障

http://www.xiexiebang.com 2011年07月30日 01:26 华夏时报

本报记者 胡金华 上海报道

对于“7·23甬温线”特大动车相撞事故，商业保险已经第一时间开始应对遇难者和受伤者的保险理赔事宜。

截止到7月28日，根据本报获得的来自全国7家寿险公司对于此次特大交通事故的理赔讯息，总赔付金额为237万余元。其中，平安人寿预计赔付的商业险金额为84.1万元，中国人寿(17.71,0.13,0.74%)的理赔金额为103.5万元。

“铁道部公布每位遇难者50万元的赔偿金，而尽管保险公司在每一次重大交通事故发生后能以最快的速度应对，不过这次动车相撞造成如此重大的人员伤亡，目前商业保险公司赔付的金额却是如此之低。”7月26日，上海保险市场一位资深人士如是分析。

火车意外伤害险“被隐藏”

在公众的印象中，在汽车站买长途大巴车票，车站会提供意外伤害保险，个人可以买或者不买；在机场或者航空票务公司，买飞机票，也有20元一份的航空意外险出售，唯独在火车站，很少看到附带的意外保险出售。

本报记者了解到，其实每一位旅客购买的火车票中，已经包含了一份火车意外伤害的强制保险。根据已经颁布的《铁路交通事故应急救援和调查处理条例》和《铁路旅客意外伤害强制保险条例》规定，铁路旅客最高将可从铁路运输部门获得17万元的人身伤害赔偿以及2000元行李损失赔偿。这意味着，此次事故中每一位遇难者铁道部将给予50万元的赔偿金中，将有17.2万元的火车意外伤害保险。

但是这一份火车意外伤害强制保险的价格又是怎样确定的？它和航空运输承运责任人的赔偿标准又有什么差异？

据记者了解，火车意外险要追溯到1951年，当时颁布的《铁路旅客意外伤害强制保险条例》中规定：旅客的保险金额，不论坐席等次、全票、半票、免票，保额一律为1500元，保费则为票价的2%。其后数次调整保额，到2007年9月1日颁布的《铁路交通事故应急救援和调查处理条例》中将赔偿限额提高到了15万元，而这次的赔偿则提高到了17万元。

这个数字是高还是低，也许一比较就能看出。

记者将其与新修订的《工伤保险条例》相比，其一次性工亡补助金标准为上一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0倍，以2010年的标准19109元计算，此一项赔偿金额为38.21万元，与火车意外强制保险17万相比，整整差了21万余元。

北京工商大学经济学院保险系主任王绪瑾对媒体介绍，在国内航线中，根据2006年1月29日国务院批准的《国内航空运输承运人赔偿责任限额规定》，对每名旅客的赔偿责任限额为40万元；在国际航线中，根据《统一国际航空运输某些规则的公约》的规定，对每名旅客的赔偿责任为10万特别提款权(约13.5万美元，合87万人民币)。两者的差距更远。

这不免让人质疑，为什么一旦出现意外死亡，乘坐火车和飞机所获得的赔偿差距如此大，此外，为什么几十年火车意外伤害的强制责任险费率始终是车票价的2%。

记者同时从相关渠道获悉，即使是这一份强制保险，也不是铁道部统一安排，而是由各个铁路局自主操作，有没有给旅客投保，投了多少等都不一样。记者询问上海铁路局相关人士，该人士称具体的投保信息应询问铁道部。

而来自保险公司的内部人士称，铁路系统一般采取自保方式，很少进行商保安排，相对于公路和航空，轨道交通事故率很低，铁道系统“肥水不流外人田”，很少让商业保险公司插手进来，保险公司也谈不下来。

商保赔付不多

火车意外伤害强制保险如是，商业保险在此次重大事故中的赔付更是少得可怜，尽管各家保险公司都积极应对，不过目前7家寿险公司公布的理赔信息，总共赔付只有237万余元。

平安人寿公布的理赔信息显示，共寻找到23位出险客户，有8位遇难，其中包括D301次动车司机潘一恒，这位司机投保的是平安常青树保险和铁路部门团险，赔付金额仅有5万元；太平洋(9.02,0.13,1.46%)寿险的一位出险客户投保的是“安贷宝”产品，赔付也仅有5万元；太平人寿的一位遇难客户投保的“吉祥安康”B款重疾险的赔付金额是15万元；新华人寿的一位出险客户获得的赔付是3.43万元，这位客户投保的是新华人寿的一款银保分红险，3年缴纳保费约为3万元，他出险后，所得到的赔付仅比其3年保费多了几千元。

中央财经大学保险学院院长郝演苏在微博上指出，这些保障功能极低的理财产品，理赔金与客户所付保费相比，没有高出多少，就是存单返还罢了！

记者还发现，在所有寿险公司理赔的客户中，竟然没有一例是投保了保费低、保障高的交通意外伤害保险。

“这是国内保险业的悲哀，在投保人投保意识不高，甚至对保险的本质不了解的情况下，分红险是最主要的产品，而最基本的保险产品却往往被投保人、保险业务员以及保险公司都忽视了。”一位保险业内人士如此感叹。

7月27日，友邦保险上海分公司总经理洪志强表示，保险首先注重的是保障功能，投保人如果投保，最基本的就是先买意外险和医疗险，在保险产品的金字塔结构中，这两个险种是最基本的，其次再购买重疾险、定期和终身寿险、分红型年金险，最后才是投连和万能保险。

记者也了解到，在保险市场上，简单的意外伤害保险产品比比皆是，而各家保险公司在网站上都推出了很多意外险产品，一年的保费不过百元，投保程序也很简单，廉价的保费能获得高额的保障，对于经常选择交通工具出行的人来说，是为自己也是为家人提供一份保障的方法。

已有4人参与

第五篇：案例分析

分析评估企业应收、预付账款发生的坏账损失税前扣除是否符合条件。

3、案例分析

案例

1某塑料编织有限公司，增值税一般纳税人，2004年12月份、2005年1月份会计报表相关数据余额如下：

2004年12月份会计报表年末余额中预付帐款120万元，原材料320万元，应付帐款580万元，预收帐款85万元；2005年1月份会计报表年初余额中预付帐款0，原材料240万元，应付帐款465万元，预收帐款0。原材料、预付帐款、应付帐款和预收帐款2005年初余额较2004年末余额分别减少80万元、120万元、115万元和85万元。

经评估分析及企业约谈说明，存在以下几个涉税问题：

① 2004年8月份购设备支付120万元，未取得发票，未作固定资帐； ② 2004年11月收受某物回公司虚开的废旧物资发票二份，货物废塑料，金额80万元；

③ 2004年8-12月销售给某农资公司编织袋85万元，未开具发票申报纳税，挂预收收款。

3、货币资金的流量变动分析

案例

2某轮胎模具有限公司，增值税一般纳税人，2004年12月份会计报表年末余额中短期借款125万元，较年初增加75万元，且企业经济总量及经济指标较去年未发生相应变化。

经评估分析及企业约谈说明，并要求企业提供短期借款相关书证材料，另对提供短期借款的企业侧面了解，发现存在以下几个涉税问题：

① 提供给轮胎模具有限公司短期借款的企业，为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从事轮胎模具加工，成立时间2004年8月，规模较小，存在巨额短期借贷资金可信度较低；

② 轮胎模具有限公司2004年8月职工集资45万元组建轮胎模具加工小规模企业，另将设备磨床一台30万元、存货磨坯一批45万元投放到了小规模纳税人处，作企业启动。轮胎模具有限公司帐务处理：借“现金”75万元、贷“短期借款” 75万元。轮胎模具加工企业为其加工模具，以加工费抵顶设备、存货款，双方都不开票申报纳税。

③ 设备磨床30万元8月份投放时为帐面净值，但未作帐务处理，仍提折旧至今。

（三）存货与纳税评估分析

案例3 某轻型商用汽车制造有限公司2005年1-6月销售收入17893.32万元，上期留抵677.47万元，销项税金3041.86万元，进项税金3964.51万元，已纳增值税50.33万元，进项税转出16.19万元，期末留抵1634.26万元。存在疑点是期末留抵税金大，是否存在商品发出而未开票申报纳税的现象。

经根据企业2005年6月份会计报表数据评估分析及企业约谈说明，并要求企业提供相关书证材料，分析结果如下：

① 上年留抵余额为677.47万元；

② 2005年6月底存货余额较年初新增5351.81万元，其中：新增材料存货（包括外购件）3190.34万元，增加留抵税额542.36万元；新增在产品存货（不含工费）892.99万元，增加留抵税额151.81元；新增产成品存货1268.48万元（其中材料动力占生产总成本比例为92.48%），增加留抵税额199.43万元；另外2005年4-6月材料存货估价入帐数980万元，减少留抵税额166.60万元；

③ 综上1-6月影响增值税留抵额因素值=677.47+542.36-166.60+151.81+199.43=1404.47万元；

④ 纳税申报期末留抵与影响增值税留抵额因素值差额229.79万元,其原因是：2005年1-6月“折扣与折价”1353.18万元，虽部分取得购货方税务机关“销货折让证明单”，但皆尚未开红冲发票给购货方，却已在申报销售额中扣减，涉及销项税金230.04万元，应补增值税230.04万元。

（五）预提费用、待摊费用与纳税评估分析

1、预提费用：成本费用中预先提取但尚未支付的费用。

2、待摊费用：是因权责发生制而产生，指已经支出，由本期和以后各期分摊费用。

3、企业会计报表预提费用、待摊费用余额变动分析

① 预提费用年终是否有余额，是否有故意调节当期成本、损益的嫌疑； ② 待摊费用、预提费用中是否有擅自将期间费用或不应计入成本费用的其他支出转入此科目处理，从而达到调节产品成本和当年损益；

③ 待摊费用与开办费，评估分析开办费是否按期推销，着重针对新开办企业而言。

4、案例分析

案例4 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成立于2004年1月，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主要经营纺织品与服装，为新办商贸企业，经国税批免新办商贸企业2004企业所得税50万元。2005年6月对其2004增值税及企业所得税税收执行政策情况进行综合评估。

经对企业会计报表数据审核分析，发现下列几个疑点：

① 2004销售收入总额619.91万元，利润总额147.60万元，销售利润率为23.81%；销售利润率偏高，是否存在少结转销售成本现象；

② “待摊费用”余额为0，主要指“开办费”；

③ “固定资产” 余额为0，是否经营场所为租赁，租金是如何支付的。经企业约谈说明，排除相关疑点，并发现存在以下几个涉税问题： ① 销售利润率偏高的主要原因是咨询服务收入141.02万元，占总收入的22.74%，且其成本费用较低；

② 2004年2月一次性支开办费5.17万元列“管理费用”，未按规定摊销；

③ 经营场所为租赁,年租金12万元，按合同规定年初支付，取得发票在2005年1月，租金列2005年1月“管理费用”

成本分配与纳税分析

① 评估分析企业是否擅自改变分配方法，调节当年盈亏

② 结合材料（商品）、产成品明细表余额、材料（商品）盘存表，评估分析企业是否有多结转成本现象。

案例5

某热合金有限公司成立于2003年6月，增值税一般纳税人，主要经营金属材料（镍），商业流通企业。2005年10月对企业2004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税收执行政策情况进行纳税评估。

经对企业2004会计报表数据和纳税申报表的评估分析，发现二个疑点：

① 2004销售收入10319.35万元，已纳增值税11.43万元，平均税收负担率0.11%，期末留抵30.74万元。增值税税收负担率偏低，且留抵税金偏大，是否存在隐瞒收入或虚列进项现象；

2004年利润总额744.43元，销售利润率0.001%；应纳税所得额19.22万元，应纳、已纳企业所得税6.34万元。销售利润率明显偏低，成本费用是否存在不按规定列支现象。② 2004年利润总额744.43元，销售利润率0.001%；应纳税所得额19.22万元，应纳、已纳企业所得税6.34万元。销售利润率明显偏低，成本费用是否存在不按规定列支现象。

根据企业会计报表数据及企业约谈说明资料加以评估分析： ① 增值税评估分析

A、运用存货变动测算增值税税收负担率

（A）存货期末较期初减少33.30万元，影响进项税金5.66万元；（B）估价入帐材料期末较期初减少252.03万元，影响进项税金42.84万元；

（C）期初留抵0.65万元，期末留抵30.74万元；

（D）增值税税收负担率的测算值=（11.43+0.65-30.74-5.66+42.84）/10319.35=0.1795%.B、运用商业流通企业毛利率测算增值税税收负担率

（A）商品销售成本10196.55元，商品毛利率1.19%，毛利率较低是增值税税收负担率偏低的主要原因；

（B）期间费用中运费32.50元，抵扣进项税金2.45元；

（C）增值税税收负担率的测算值=（1.19%×17%×10319.35-2.45）/10319.35=0.179%.C、存货变动增值税税收负担率的测算值与商品流通企业毛利率增值税

税收负担率的测算值基本相符

② 企业所得税评估分析

销售利润率明显偏低的主要原因： A、商品镍毛利率较低；

B、期间费用较大，其中运输费全年支付32.50万元； C、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调整后应纳税所得19.22元。③ 自查补税说明

发出商品40.85万元应在2004年9月份确定收入实现，却在2005年4月份确定销售，销售成本40.50万元，毛利0.35万元，税费0.02万元，应调增应税所得额0.33万元，补企业所得税0.11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