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时评：信访“通”,社会才能少些“痛”

第一篇：人民时评：信访“通”,社会才能少些“痛”

人民时评：信访“通”，社会才能少些“痛”

基层工作压力再大，也绝不是暴力截访、侵犯公民合法权利的理由。某种意义上说，维权就是维稳

一位名叫赵志斐的河南洛阳男子进京旅游，只因与者同住一室，被当地派来的“追访者”当成者而遣返并打伤。日前，洛阳洛龙区政府已作出回应，对相关6名责任人进行处罚，其中涉事乡信访办主任被撤职，有关负责人向被错抓的赵志斐道歉。

如此做法，也算是对“误抓”的及时问责与补偿。但，假如赵志斐是一个真的户，不存在“误会”一说，难道就可以“押回打伤”吗？群众的合法权益该如何保护？

并非杞人忧天。当洛龙区警方提醒赵志斐父亲“你儿子要吸取教训”，“这次是被误抓还找到了，下次找不到咋办”，无意中也披露了一个令人心寒的事实：一些地方的非法截访甚至是暴力截访，看来并非“偶然”。

在我国，信访是由法律法规予以保障的公民权利。在司法救济尚不到位的国情下，信访制度作为一种权利救济，是利益协调的重要通道，对公民维护自身权益、缓解社会矛盾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当前中央强调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背景下，作为加强群众工作、协调利益、化解矛盾的信访制度，更成为重要一环。

也正因此，中央领导才多次强调要“切实把信访工作作为党的群众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带着对群众的深厚感情，更加积极地回应群众提出的合理诉求，更加主动地解决好群众的现实困难”。

然而，至少从赵志斐事件中展现的当地强大的“截访能力”可以看出，中央的要求、群众的利益在某些人眼中，远不及自己的位子与帽子重要。有些地方官员既不愿积极从源头化解矛盾，更害怕越级乃至赴京失了自己的颜面，想方设法掩盖问题、阻截信访通道。源头治理变成了源头堵截甚至“暴力截访”，社会管理中的这种野蛮做法，既是对中央精神的异化，也是对公民权益的践踏，还可能因此引发恶性事件。

就在日前，监察部、国土资源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务院纠风办等四部门联合对今年上半年发生的１１起强制拆迁致人伤亡案件进行了严肃处理，问责了57人，其中副省级１人。这一方面显示了中央对维护群众合法权益、禁止违法拆迁的坚决态度，另一方面，案件中拆迁户多有数次信访却未果的经历再次提醒人们：当信访无法成为调解利益、化解矛盾的渠道时，许多问题就可能上升到对立、对抗乃至致人死伤的极端状况。

基层治理千头万绪，维稳任务艰巨，但这不是治理者暴力截访、侵犯公民权利的理由。只有治理者真正把群众利益放在心中，真正做到中央要求的“执政为民”，真正维护好群众的信访权利，让信访制度切实成为“通道”，由此，才可能化解矛盾、避免激化，从而减少转型期的社会痛点。从这个意义上说，维权就是维稳。

第二篇：2012国考热点：信访“通”,社会才能少些“痛”

基层工作压力再大，也绝不是暴力截访、侵犯公民合法权利的理由。某种意义上说，维权就是维稳。

一位名叫赵志斐的河南洛阳男子进京旅游，只因与上访者同住一室，被当地派来的“追访者”当成上访者而遣返并打伤。日前，洛阳洛龙区政府已作出回应，对相关6名责任人进行处罚，其中涉事乡信访办主任被撤职，有关负责人向被错抓的赵志斐道歉。

如此做法，也算是对“误抓”的及时问责与补偿。但，假如赵志斐是一个真的上访户，不存在“误会”一说，难道就可以“押回打伤”吗？上访群众的合法权益该如何保护？

并非杞人忧天。当洛龙区警方提醒赵志斐父亲“你儿子要吸取教训”，“这次是被误抓还找到了，下次找不到咋办”，无意中也披露了一个令人心寒的事实：一些地方的非法截访甚至是暴力截访，看来并非“偶然”。

在我国，信访是由法律法规予以保障的公民权利。在司法救济尚不到位的国情下，信访制度作为一种权利救济，是利益协调的重要通道，对公民维护自身权益、缓解社会矛盾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当前中央强调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背景下，作为加强群众工作、协调利益、化解矛盾的信访制度，更成为重要一环。

也正因此，中央领导才多次强调要“切实把信访工作作为党的群众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带着对群众的深厚感情，更加积极地回应群众提出的合理诉求，更加主动地解决好群众的现实困难”。

然而，至少从赵志斐事件中展现的当地强大的“截访能力”可以看出，中央的要求、群众的利益在某些人眼中，远不及自己的位子与帽子重要。有些地方官员既不愿积极从源头化解矛盾，更害怕越级上访乃至赴京上访失了自己的颜面，想方设法掩盖问题、阻截信访通道。源头治理变成了源头堵截甚至“暴力截访”，社会管理中的这种野蛮做法，既是对中央精神的异化，也是对公民权益的践踏，还可能因此引发恶性事件。

就在日前，监察部、国土资源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务院纠风办等四部门联合对今年上半年发生的１１起强制拆迁致人伤亡案件进行了严肃处理，问责了57人，其中副省级１人。这一方面显示了中央对维护群众合法权益、禁止违法拆迁的坚决态度，另一方面，案件中拆迁户多有数次信访却未果的经历再次提醒人们：当信访无法成为调解利益、化解矛盾的渠道时，许多问题就可能上升到对立、对抗乃至致人死伤的极端状况。

基层治理千头万绪，维稳任务艰巨，但这不是治理者暴力截访、侵犯公民权利的理由。只有治理者真正把群众利益放在心中，真正做到中央要求的“执政为民”，真正维护好群众的信访权利，让信访制度切实成为“通道”，由此，才可能化解矛盾、避免激化，从而减少转型期的社会痛点。从这个意义上说，维权就是维稳。

第三篇：人民时评：福喜违法数年,捍卫食品安全需要社会共治（范文模版）

人民时评：福喜违法数年，捍卫食品安全需要“社会共治”要改变违法成本低、执法成本高的现状，需要强调食品安全的社会共治，形成对违法违规者的多元威慑

日前，美国独资企业上海福喜食品有限公司被媒体曝出大量使用过期变质肉类原料生产加工食品，肯德基、麦当劳等洋品牌“中招”。继三聚氰胺事件、双汇瘦肉精事件之后，这一事件再次促使人们追问：在食品安全法律相对完备的情形下，如何更好促进法律的有效实施？

如果把执法看作是一场战争，那这是一场力量极不对称的战争。多年来，在保障食品安全的路径上，我们过于依赖公权主导的法律实施。然而，与其它法律的执行不同，在食品安全执法中，执法机构明显处于弱势地位。违法者使用非法添加物的过程瞬间可以完成，且成本极低，其它种类的食品安全违法行为也不易被发现；而执法机构发现问题则必须依赖高科技，同时会产生巨额资源耗费。违法成本低，执法成本高，改变这一不对称的模式，需要强调食品安全的社会共治，通过多种渠道形成对违法违规者的多元威慑。

食品安全法律的实施是一个系统工程，绝不是执法机构单方的事。对劣质产品予以淘汰，这首先是公权的责任，同时也是市场的责任。正因如此，近年来，食品安全社会共治被充分强调，这正是当下保障食品安全所迫切需要的。在福喜事件中，无论下游企业是否知情，他们都有义务采用安全的原料生产食品，因此，消费者“用脚投票”的市场选择，必然使下游企业对供货商的食品安全形成强大的倒逼，这有利于食品安全秩序的形成。同时，民众的执法参与、法律诉讼，市场机制和社会组织功能的发挥等，也是社会共治的重要路径。食品领域的民众维权、公益诉讼，一定程度上可以提高违法者的违法成本，促使经营者自律；而消费者组织、行业协会等社会组织在法律实施中也具有独特功能。政府应从更广的视野去看待这些力量，对他们给予充分的支持和更大的生存空间。民众的执法参与，可以增加执法机构的执法能力，政府有必要合理引导，发挥其积极作用。

例如，近年来，全国绝大多数地方出台了专门针对食品领域的有奖举报制度，对食品安全法律的实施起到了较为积极的作用，但也要看到，这些制度在奖金设定、保密等方面不同程度地存在一些问题，影响了制度应有功能的发挥。在这次事件中，福喜方面承认违法行为已经存在数年。这种长期的生产加工食品的行为必然会涉及很多人，通过有奖举报制度，本应能争取到这些人对违法事实的举报。因此，通过这一事件，也应促使我们对有奖举报制度进行完善，摒弃立法过程中过度重视执法部门单方需求的做法。

社会力量的参与，最终都是直接或间接促进公权对法律的实施。要形成两种不同机制的最佳合力，必须进一步加强公权监管，以形成足够的威慑力。福喜事件表明，使潜在的违法者真正感受到法律的威慑力，一方面有赖于我们常说的“使违法者倾家荡产”的法律责任，另一方面更在于执法者应该有较强的发现违法行为的能力。这种能力的提升，首先有赖于对食品企业抽检执法的安排严格保密，何时抽检、如何抽检应该成为执法机密。只有这样，才能时刻维持公权的威慑力。其次，应尽可能提高对食品企业的抽检率。抽检率越高，威慑力就越强，食品安全的法律也越会受到尊重和敬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