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侦查硕士能否成为反职务犯罪的“催化剂”？

第一篇：评论：侦查硕士能否成为反职务犯罪的“催化剂”？

5月26日下午，最高人民检察院和中国人民大学联合培养职务犯罪侦查方向硕士研究生合作备忘录签字仪式在中国人民大学明德法学楼国际报告厅举行。最高人民检察院政治部副主任夏道虎、反贪污贿赂总局局长陈连福、渎职侵权检察厅厅长李文生、反贪污贿赂总局副局长马海滨、王利民、政治部教育培训部部长胡卫列、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高保京、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副书记兼副校长王利明教授、法学院院长韩大元教授等出席合作备忘录签字仪式。(6月2日法制日报)

网上一搜，有关职务犯罪的新闻高达几百万条，更据有关部门统计，2009年全国检察机关共立案侦查职务犯罪案件高达3.2万多件4万多人，其中涉嫌贪污贿赂犯罪25408件32176人，渎职侵权犯罪7031件9355人，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不仅如此，近年来职务犯罪还呈现出了年轻化、多元化的趋势，这些都给检察机关立案侦查带来了很大的查办和惩治难度。职务犯罪的新变化以及侦查有效性的要求，都亟需侦查人员素质和能力的提高并建立更加专业化的职务犯罪侦查队伍。因此，笔者认为最高人民检察院和中国人民大学此次联合培养职务犯罪侦查方向硕士研究生，正是期待这项举动能实现这一系列要求并成为反职务犯罪的一粒“催化剂”。那么，这一“催化剂”能够发挥作用吗?

了解法律的人都知道，侦查工作是与人“斗”的工作，而且要“斗”的不是普通人，多是有职有权有钱，社会阅历丰富，甚至有高学历、高智商，精通法律，懂得隐藏罪证、对抗侦查本领的人。面对这一类特殊的犯罪嫌疑人，检察机关侦查人员的水平和素质往往起着破案的关键作用。所以，最高人民检察院与人民大学法学院合作无疑是考虑到高校有这样的条件和土壤培养出法律理论水平高，涉猎各行业、国内外法律知识面广的高层次人才，能够给职务犯罪侦查领域带来一些尝试和先行的经验并给予这个领域一些震荡，从而推动职务犯罪侦查工作的与时俱进和不断创新。

当然，职务犯罪侦查工作是非常讲究实务操作的，侦查技能很难从书本上学到，需要在办案过程中加以锻炼和提高，在掌握书本知识基础上经过实际锻炼。所以，此次侦查硕士的培养不管是高检一方还是高校一方都可谓大下功夫，力求要实现在首批20名招收的学生中培养出实务性人才的愿望，另外，最高检还特派出反贪反渎领域的8位干将，出任兼职教授，每个硕士不仅有来自人大法学院的教授作为导师，还将接受来自反贪反渎一线的兼职教授的指导。有了这些重量级干将的披挂上阵，言传身教，不仅是20名学生的荣幸，同时也可以看出高检反贪反渎的大胆尝试和坚定决心。

此外，为了让侦查硕士们将理论与实际更好地联系起来，成为真正实干型的高层次专业人才，中国人民大学不但有针对性地为他们增加检察学、职务犯罪侦查学、职务犯罪侦查证据学、职务犯罪侦查实务、职务犯罪侦查技能等有关职务犯罪侦查预防方面的课程，还会组织学生到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部门进行3至6个月的实习，旨在掌握初步的办案经验。相信这些实战经验必定会给有志于从事职务犯罪侦查事业的侦查硕士们提供更好的演习战场，而如此针对性强的课程设置则在理论上很好地保证了能够培养出高、精、尖的专业侦查人员。

任何一个新事物的出现可能都会伴随着各种各样的评论，对于首批侦查硕士的培养也引来不少人的关注，有的认为是高检的一次作秀，有的认为是一种创新冲动，有的认为是“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一届20人的侦查硕士对反贪能起到多大作用?

然而，笔者认为，任何事物有人议论说明还有希望，如果大家连议论的兴趣都没有了，就说明大家都失望了。更何况这是一次反贪队伍建设专业化的很好契机，正如一直在推动反腐机构职业化和专业化的清华大学任建明所说,“这应该是一个好的事情”。相信，利用这个契机以及反腐败工作在技术上和体制上的不断创新，一定会培养出大批实践性、专业化、高层次的职务犯罪侦查人才，届时侦查硕士就不仅是反职务犯罪的一粒“催化剂”，更将会成为打击遏制职务犯罪的一副“特效良药”。(徐晓颖)

第二篇：教育评论：文教授能否成为将来的梁先生

教育评论：文教授能否成为将来的梁先生

文教授出名了，尽管他在业界本来就很出名。这位名叫文国玮的清华建筑学院教授、城市规划专家建议，外来人口想要取得北京户口，可以考虑进行考试审核。这个考试分为几项，包括文化程度的考试等。同时，来北京工作，要有“工作许可制度”，没有工作许可就是“非法打工”，就要处理。

于是，文教授就这样出名了。地域歧视、脑残、黑瞎„„网上各类“板砖”纷至沓来。不过，笔者真的很佩服文教授的勇气。这类观点、方案的提出，肯定会遭受到来自各个方面的诟病，有谩骂的，有调侃的，甚至有人身攻击的。其实，文教授的教授身份是一名学者、研究者。当年，胡适先生就提出“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治学之道。文教授的假设确实比较大胆，只是或许还需要经过一系列的小心求证。

文教授还是一位城市规划专家。这个身份与他所在的清华大学的前辈梁思成先生比较类似，而且还都在建筑系任教。当年，梁先生向政府提出了新北京城的规划方案，建议将新的政府行政中心区放在旧北京城的西郊。梁先生从新行政区占地面积、交通联系、长远发展等几方面加以分析比较，论证如将这个新区放在旧城之内则将带来一系列不可克服的困难。当时，梁先生的方案遭受到来自多方面的否定，对他精神层面的打击要远远超过现在的文教授。梁先生方案遭到否定的结果，想来人们已经有目共睹了。

梁先生曾经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旧北京城像一个四合院，已经住满了人。现在，又有许多人要搬进来，不仅人搬进来，家具也要搬进来。这个四合院怎么能装得下呢，最后只能给拆了。果然，旧北京城的城墙给拆了，改造成了现在的二环路，二环路之外，又有了三环路、四环路、五环路、六环路，据说还要建设七环路。随着环路的建设，北京的“饼”越摊越大，“病”越来越多。

作为一名教授、城市规划专家，文教授面对看到的问题，提出自己的观点无可厚非，也体现了中国文人的精神。现在的北京确确实实有些“病入膏肓”——道路拥堵、大气污染、水源枯竭、垃圾围城„„其根本原因就是北京人口的膨胀。因此，治疗北京“城市病”的药方就是控制人口。

可是，在所有“非北京人”眼里，北京是全国人民的北京，凭什么不让在北京工作、生活。这个理由非常地理直气壮，几乎令人无法辩解。其实，大约20年前，北京市某届政府工作报告中，曾提出控制北京市的总人口。但是，这个控制总人口的规划不了了之。当年，否定这个规划的理由，也是北京是全国人民的北京。

如今，“北京人”的凭据就是北京户口，不论祖上是不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也不论自身是不是大学毕业留在北京工作。但是，有了北京户口的人，几乎都会抱怨现在北京的外地人太多了，以至于交通太堵了、地铁太挤了、房价太高了、入学太难了„„“北京人”手中的户口，有些像刘心武在《公共汽车咏叹调》中所写的“变心板”。那时，北京还没有那么多条地铁线路、没有那么多私家车、没有那么多公交车，人们上班都是挤公交的。车下的人总是奋不顾身地往车上挤，一旦站到公交车的踏板上便立刻不愿意车下的人再往上挤。这就是“变心板”的来历。

当然，现在的北京公交大部分地方的挤车现象得到了缓解，个中原因就是公交车的数量大幅增加了，轨道交通大幅分流了。事实上，解决城市人口的问题也就是扩大城市规模、分流城市人口。

然而，作为中国的首都，北京吸引八方宾朋的根本原因在于其核心性。5000年中国政治的核心就是中央集权，其中社会创造的财富也是向心汇集。因此，在中国人民心中，首都北京的发展是全国人民支援的，全国人民享用北京的基础设施、福利待遇也就是理所应当的。同时，权力、财富、资源的集中，也使得北京具有其他城市所不具备的众多的个人机会。

中国传统的文化促使北京成为全国人民向往的中心，但是北京也绝对不会出现以“科举”的方式设置进京“门槛”的局面。实际上，北京的人口管理的基础，在于中国各个城市的良性发展。当“非北京人”在各自生活、工作的地方，都能够有尊严地享受生活、享受工作的时候，谁还愿意做“北漂”呢？（来源：自媒体九宫八卦 郑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