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部门以犯罪事实立案的暂行规定

第一篇：关于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部门以犯罪事实立案的暂行规定

日期：2002102

3作者：高检院反贪污贿赂总局、渎职侵权检察厅

文号：[2002]高检渎检发第81号

关于印发《关于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部门以犯罪事实立案的暂行规定》的通知

2002年10月23日

[2002]高检渎检发第81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反贪污贿赂局、渎职侵权检察处(局)，重庆市人民检察院职务犯罪侦查局，军事检察院法纪经济检察厅，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反贪污贿赂局、渎职侵权检察处：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全国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工作会议精神，规范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部门以犯罪事实立案工作，推动查办职务犯罪案件工作的健康深入发展，现将《关于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部门以犯罪事实立案的暂行规定》印发给你们，请各地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并将执行中遇到的问题及时报告最高人民检察院反贪污贿赂总局和渎职侵权检察厅。

特此通知。

关于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部门以犯罪事实立案的暂行规定

第一条为了规范以犯罪事实立案(以下简称以事立案)，保证办案质量，提高办案效率，推动职务犯罪侦查工作的深入发展，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并结合职务犯罪侦查工作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以事立案是指人民检察院依照管辖范围，对于发现的犯罪事实，或者对于报案、控告、举报和自首的材料，经过审查认为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犯罪嫌疑人尚未确定的案件，所依法作出的立案决定。

第三条人民检察院对于符合本规定第二条规定的贪污、挪用公款、私分国有资产和私分罚没财物犯罪案件；滥用职权、玩忽职守等渎职犯罪案件，以及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的案件，经过初查，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以事立案：

(一)必须通过侦查措施取证的；

(二)证据可能发生变化或者灭失的；

(三)犯罪造成的危害后果可能进一步扩大的。

第四条侦查人员对案件材料审查后，认为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制作提请立案报告和立案决定书。

第五条经过侦查，有证据证明犯罪事实是有确定的犯罪嫌疑人实施的，应当制作确定犯罪嫌疑人报告。

第六条确定犯罪嫌疑人之前，不得对涉案人员采取强制措施，不得查封、扣押、冻结涉案对象的财产。

第七条确定犯罪嫌疑人后，不需要另行立案，直接转为收集犯罪嫌疑人实施犯罪证据的阶段，依法全面使用侦查手段和强制措

施。

犯罪嫌疑人是县处级以上干部，或是县级以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应当依照有关规定办理。

第八条经过侦查，没有发现犯罪嫌疑人的，应当终止侦查；发现案件不属于本院管辖的，应当依照有关规定移送有管辖权的机关处理；确定犯罪嫌疑人后发现具有《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规定的情形之一的，应当撤销案件。

第九条立案、确定犯罪嫌疑人、终止侦查、侦查终结，应当报检察长批准或检察委员会研究决定。

第十条采取以事立案方式侦查的案件，应当分别在作出立案、终止侦查和侦查终结决定后的三日内报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备案，重大案件报省级人民检察院备案，特大案件层报最高人民检察院备案。上级人民检察院收到备案材料后应当及时进行审查，发现问题应当及时予以纠正。

第十一条以事立案的案件应当纳入检察统计报表。第十二条本规定自2003年1月1日起施行。

第二篇：制约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工作的现实问题及对策

制约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工作 的现实问题及对策

开展“发扬传统、坚定信念、执法为民”主题教育实践活动，是全国政法系统贯彻中央关于开展“创先争优”活动部署的具体行动，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加强新时期政法队伍建设的重要举措。通过开展主题教育实践活动，对照“发扬传统、坚定信念、执法为民”主题教育实践活动要求，对全市制约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工作的现实问题进行了深入调查研究。

一、制约职务犯罪侦查工作的现实问题

查处贪污贿赂、渎职等职务犯罪，是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一项重要任务，也是检察机关履行法律监督职能、服务**市经济发展的重要体现。检察机关在职务犯罪侦查工作中，必须发扬革命传统、坚定执法为民信念，正确处理坚决惩治腐败与依法保障人权、加大办案力度与保证办案质量、严格执行法律与贯彻党和国家刑事政策等辩证关系，切实保障查办职务犯罪案件工作在法治轨道上健康发展。然而，随着近年来我市职务犯罪的日益复杂，办案难度越来越大，我们现行办案机制所固有的弊端和缺陷也日益显现，查办职务犯罪工作正面临新的挑战。

一是职务犯罪初查制度不完善，初查成功率低。2008年至2010年，**市各级检察机关共受案4351件4570人，初

查3827件4017人；初查后立案2082件2206人，初查成案率仅为54.4％。客观地说，在初查后没有立案的线索中，还有相当一部分是有价值、可以立案的。造成初查成案率低的原因，（1）初查作为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的必经程序，仅有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工作规定，而没有被纳入刑事诉讼法中，这直接导致了初查制度在法律上的尴尬境地，使初查的方法、力度以及合法性均受到影响。（2）初查所获取的证据合法性受到质疑，由于初查并没有获得刑事诉讼法的承认，检察机关在初查期间所获得证据的效力在合法性上受到怀疑。（3）由于初查处于不规范的境地，也缺乏相应的监督。从而导致侦查人员自由裁量的空间过大，如何初查、怎样初查都由侦查人员自已决定，少问一句话、少记几个字，都有可能将案件“化掉”。这也是成案率低的关键所在。四是初查阶段的调查手段受到限制，面对复杂疑难的案件束手无策，从而贻误战机。由于缺乏法律授权，初查时不能采取强制措施，不能查封、扣押、冻结被查对象的财产，甚至也不能随意接触被查对象。侦查人员的初查犹如盲人摸象般艰难。随着贪污贿赂犯罪“抗药性”的不断增强，传统初查方式的落后与新时期职务犯罪的高隐蔽性之间的矛盾将日益突出。

二是规范化建设适应能力不强。随着我国法治进程的进步，立法对侦查工作的规定越来越严格。自刑诉法修改以来，如何在12小时内有效突破案件就成为摆在侦查干警面前的最大难题，在很大程度上困扰着侦查工作。自2008年６月１日起新《律师法》正式生效，众所周知，新《律师法》对

律师的会见权、阅卷权、取证权作了较大的修改，扩大了律师的权利，给侦查工作带来了更多不确定的因素，客观上更增加了反贪侦查办案的难度，职务犯罪侦查工作中，既要坚决查办案件，有力惩治腐败，又要严格做到规范执法、保障人权。

三是查案过程中整体缺乏支持、配合。职务犯罪侦查工作离不开其他部门的支持、配合，但同时我们自身又缺乏强力机制，所以只能依靠协调并由其他部门出于觉悟，才能开展工作，这样的配合只是一种可能性，而非必然性。在调研中，我们发现我市各（区）县院普遍反映当前办案一方面是缺乏协调配合，另一方面是查办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职务犯罪案件干扰多、阻力大，（区）县院自身很难冲破这种障碍。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案件的快速侦破。

二、正确运用主题实践活动成果，切实解决当前职务犯罪侦查工作难题的新思路。

任何工作都是在不断适应新要求、迎接新挑战、破解新难题中前进的，职务犯罪侦查工作也是如此，要把握新要求、认识新挑战、破解新难题，都需要冷静观察、仔细思考、沉下身子、掌握实情，从而发现工作规律，掌握工作的主动权。近几年，我院始终把侦查工作作为检察工作的重心，在经费保障、技术装备、人员配置、职级待遇上向侦查一线倾斜，在侦查工作中充分运用检察工作一体化机制，整体作战，智慧办案，努力克服初查成案率低、案件突破难等制约因素。2008年至2010年共立案查办职务犯罪48人，其中大要案

40人，有力促进了我市反腐败斗争和廉政建设的发展。2011年以来，我院立办职务犯罪15人，大要案率同比上升18%，职务犯罪侦查工作发展势头较好。

一是统一规范初查工作，完善职务犯罪初查制度。初查制度作为刑事诉讼程序的组成部分，其改革有赖于整个刑事诉讼制度的调整。在未有新的法律及相关司法解释前，初查仍是职务犯罪侦查部门查处依法贿赂等职务犯罪工作中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及工作方法。同时，对初查各环节上的实务问题也极有必要在现行法律框架中加以摸索、研究。因此制定一项符合法律规定、适应形势发展和初查工作特点、具有操作性的初查工作规则，以规范和加强自侦部门的初查工作，是解决当前初查尴尬法律地位的一项有效措施。我认为，对初查的规范至少应该包括如下内容：（1）初查的行使主体；（2）初查的使用对象和措施；（3）初查的监督方法。明确初查的任务和要求，细化初查方式，规范初查的法律文书，通过制度规定逐步拓宽初查模式。当然，在条件成熟了的情况下，我还是建议制定一部单行的反腐特别法规，于法有据则可以更灵活的解决反腐败过程中遇到的法律难题。

二是提高侦查科技手段，破解职务犯罪侦查难题。职务犯罪案件与一般刑事案件不同，其作案手段的隐秘性决定了其侦查手段及措施的特殊性，为有效打击这类犯罪，很多国家都允许侦查机关使用一些特殊的手段来对案件进行侦破，如电子监视技术、秘密录音技术等。相比之下，我国职务犯

罪所可以使用的手段则十分有限，尽管许多发达地区检察机关拥有足够的物质条件来配备先进的侦查设备，但由于缺乏法律支持，特殊的侦查手段无法使用。在反腐败的斗争中，高端技术手段的应用也越来越广泛，实践证明，合理而有效的科技运用对于查办犯罪能够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这些技术手段的应用对于提高侦查技能帮助良多，当然，技术手段的运用必须要用明确的授权和监督，才能保证不被滥用从而避免造成对个人合法权利的侵犯。

三是整合各种社会资源，加快侦查一体化工作机制。针对侦查机制存在的问题，我认为应当加快侦查一体化建设步伐。目前，我市的侦查一体化工作已经具备一定基础，市院成立了案管中心及侦查指挥中心，装备了远程指挥室等硬件设施，与公安、国安、电信等部门建立了户籍查询、上网追逃、技侦手段和电信查询等协作机制。但工作主要集中在协查上，案件线索管理和大案要案的统一指挥等侦查一体化的核心内容，涉及少、力度不够，侦查一体化机制在整合侦查资源、排除办案干扰阻力方面的作用没有得到充分体现。建议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加快检察机关的侦查一体化建设，设立职务犯罪侦查大格局。具体设想是，由市级检察机关统一行使线索受理、初查、立案、侦查权，各（区）县院反贪部门作为市院的派出部门，直接接受市院的指挥。理由是，随着经济的发展，通讯、道路已将地域界限变得不再重要。在**市，所有乡村都有公路连接，从市区到任何一个（区）县的任何乡村车程均不超过二个小时，交通的发达便利使地域相对缩小，客观上造就了管辖地域扩大的条件。另外，市院与

各（区）县没有人财物上的任何瓜葛，而且在行政级别上又高于（区）县，办案中可以放开手脚，没有顾虑，破解地方保护的怪圈。再有，由市院统一管理线索，统一分配案件，统一使用侦查设备，统一调配人力，可以有效地整合侦查资源，集中优势兵力办理大要案。最后，通过这一侦查格局的建立，还可以有效地促进各（区）县院之间互相学习，取长补短，提高侦查水平。

开拓创新永无止境，践行主题教育永无止境，我们要通过学习、思考、实践，不断加深对主题教育的理解和把握，把检察工作融入大局，在大局中思考和谋划检察工作。正确面对职务犯罪侦查工作面临的一些新的挑战，坚持“发扬传统、坚定信念、执法为民”正视困难，真正把主题教育转化为推动检察工作科学发展的坚强意志，谋划检察工作科学发展的正确思路，领导检察工作发展的实际能力，促进检察工作科学发展的有力措施，在新起点上推进我市检察工作健康深入发展。

第三篇：提升科技含量,促进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工作(李冬方)

提升科技含量，促进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工作

反渎职侵权局李冬方

一、现代科技侦查手段运用的理论基础和实践需要

(一)理论基础

技术侦查手段是以侦查权为基础。我国《人民警察法》规定公安机关可以使用技术侦查手段。该法第16条规定:“公安机关因侦查犯罪的需要,根据国家有关法律规定,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可以采用技术侦查措施。”我国《国家安全法》亦规定国家安全机关享有技术侦查权。国家安全机关、公安机关是我国的专门侦查机关,享有侦查权。上述法律规定只是增加了上述两侦查机关的侦查措施,扩大了侦查权的外延,但归根结底是以侦查权为基础。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享有对贪污、贿赂等自侦案件的侦查权,故在收集贪污、贿赂犯罪证据时也应有权使用技术侦查手段。

(二)实践需要

检察机关是国家法律监督机关，肩负着查办和预防职务犯罪的神圣使命。检察机关查处职务犯罪的能力直接关系到检察职能的有效发挥，关系到人民群众权益的保障，关系到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和国家民主法治建设的进程。随着我国民主和法治建设的发展，反贪部门办案更要体现对人权的保护，传统的侦查取证方式已不能适应新时期反-1-

贪形势的需要。目前传统的侦查取证方式主要面临以下问题：一是长期以来，在检察机关的侦查实践中，存在着过分倚重犯罪嫌疑人口供破案的现象，侦查思路和取证方式单一，很少利用技术侦查措施获取、固定证据。往往由于口供的对抗力增强及不确定性，导致讯问的难度增大，使案件一波三折，最后陷入僵局；二是律师介入调查取证、证人证言稳定性减弱（甚至出现虚假证言的情况）增强了侦查活动的对抗性，加大了职务犯罪侦查取证的难度；三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犯罪分子的反侦查水平也“水涨船高”，作案手段日益翻新、犯罪伎俩更趋诡谲，利用科技手段实施的智能型犯罪也屡见不鲜，这些都对检察机关发现、查证和认定职务犯罪提出了新的挑战。

面对新的挑战，检察机关的侦查工作怎样才能在总体上得到明显地提高呢？多年经验给我们启示，即应用先进技术手段,运用智慧提高破案水平，依靠科技增强战斗能力。这就要求检察机关必须转变传统的侦查观念。在办案实践中，充分重视科技技术在案件侦破过程中的作用，提高运用技术手段侦破案件的技能，增强侦查工作的科技含量。

二、关于提高侦查科技含量的几点思考

(一)强化信息工作、建立案件线索管理和信息情报检索系统

职务犯罪案件具有高度隐蔽性的特点,侦查部门经常处于一种案件线索少、案源信息短缺的状态。面对这种情况,笔者认为可以通过建立案件线索管理和信息情报检索系统来解决案源枯竭、取证渠道不畅的问题。检察机关必须相应地加强侦查信息化建设,运用计算机对案件线索信息进行统一的收集、调配、备案等管理。配备专职信息侦查人员、专用计算机，专门负责查询及录入工作。同时，通过整合建委、房管、人口、出入境、边检、交通、网监、银行、工商、车辆管理等各种信息资源，建成以“职务犯罪信息管理系统”为主干的侦查信息系统，从而实现人口、电话、机动车、互联网用户备案、工商注册登

记、银联(信用卡)信息等多种信息的24小时全天候的即时查询。

(二)在侦查活动中注重现代监控方式的运用

传统的侦查方式以人力劳动为主要特征，科技含量低、侦查效率差、固定证据的能力欠缺，不适应新形势下的职务犯罪的侦查工作。要解决这一问题就必须由传统的侦查审讯方式向现代监控侦查方式转变。现代监控侦查方式，主要是利用审讯监控系统，在讯问犯罪嫌疑人时进行全程同步录音录像，通过远程指挥监控系统对审讯和收集证据的全过程进行跟踪监控，指挥侦查审讯全过程，并为侦查实时作出决策。同时在现代监控侦查方式下，还可以实现对犯罪嫌疑人的供述、证人证言、赃款赃物、物证书证、文检、司法会计鉴定和其它证据的场景

再现，使各种证据材料融为一体，形成证据的最佳组合，增强了证据的证明力，为认定案件性质提供依据，为证实和揭露犯罪提供有力的保障。

(三)运用手机监测设备确定犯罪嫌疑人、证人方位，以准确、及时控制侦查对象。这类设备主要运用于侦查对象、证人故意回避侦查，隐瞒自己真实地点，企图潜逃或拒绝指证。对已掌握一定证据，但尚未突破的，有重大罪行的案件，或尚未将犯罪嫌疑人追捕归案的案件，为了进一步收集证据，扩大侦查效果，可采用放长线钓大鱼的谋略，运用“电话监”获取线索和证明资料。针对老奸巨猾、死不认账又有重大犯罪的嫌疑人，可运用密摄、密录秘密提取其主要犯罪事实的证明资料,促使其全面交代。

(四)提高认识、强化应用

提高侦查工作的科技含量、优化侦查人员的专业结构，建立一支专家型的科技侦查队伍，是做好职务犯罪侦查工作的重要保证。一方面应当加强理论学习，提高侦查人员的科学素养，重点培养出一批具有较高科学素养、丰富实战经验、能够熟练运用现代科学技术的侦查骨干。另一方面应当切实把先进的科技装备转化为现实的战斗力。通过加强对侦查人员的相关培训，提升侦查人员运用科技设备的水平和能力，切实将高科技设备转化为现实的战斗力，为发现犯罪、证实犯罪、突

破案件提供服务，从而更有效地打击犯罪。

三、侦查人员在使用技术侦查手段时应注意的问题

1、适用技术侦查手段的主体必须是检察机关的侦查人员。

2、适用技术侦查手段必须有授权。侦查人员在使用技术侦查手段时应有检察长的授权。没有检察长的授权，任何侦查人员不得自行决定使用。侦查人员在提请检察长授权时须提交有关使用技术侦查手段的原因、价值的情况说明。经检察长批准、签发授权书。这在某种程度上可防止检察人员不适当地使用技术侦查手段。授权书上应写明技术侦查手段所针对当事人的姓名与住址、使用技术侦查手段的种类、范围和持续时间。

3、注重人权保障。采用技术侦查手段只能针对与犯罪有关的人和场所，不能随意扩大使用，侵犯公民人身权利。一般侦查措施能解决的，就尽量不用技术侦查手段，防止司法实践中以技术侦查手段代替其它侦查手段。

4、明确适用某些具体技术侦查手段的条件。检察人员在使用技术侦查手段时，要进行周密细致的计划和布置，善于利用各种有利条件，把握时机，争取用较小的投入取得较大的侦查效益，不允许在条件和时机都不成熟时贸然行动，暴露侦查目的和意图。

5、与其它侦查手段配合使用。技术侦查手段不是独立存在的，总是

依赖于或服务于其它的侦查措施，必须与其它的侦查措施配合使用，优化组合，将公开措施和隐蔽手段结合，内线侦查与外线侦查结合，使之发挥事半功倍的作用。

6、使用技术侦查手段要有灵活性和可变性。全面了解案情，了解与案件有关的侦查环境、侦查对象，因时、因事、因案采取相应的措施和手段，审时度势，如遇案情变化，要及时调整技术侦查手段及相应的侦查措施。

发展必须要有坚实的基础，提高侦查工作的科技含量，走科技强侦之路，检察机关不仅应加大经费投入，切实加强侦查装备建设，配备查办案件所必需的设备，而且要开发适用于各类职务犯罪案件管理、指挥协调、信息通报、信息共享的计算机管理体系，逐步实现侦查方式的转变。检察机关要紧紧围绕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服务，坚持以办案为中心，按照“加大工作力度,提高执法水平、确保办案质量”的总体要求，深化机制改革，增强侦查能力，提高侦查科技含量，全面夯实反贪工作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第四篇：试析职务犯罪侦查部门如何应对刑诉法对辩护制度的修改

试析职务犯罪侦查部门如何应对刑诉法对辩护制度的修改

来源：中国论文下载中心作者：苗继元编辑：studa121

1论文摘要 修改后刑诉法对律师辩护制度进行了完善，基本实现和律师法的衔接。相关规定在实施过程中必将给职务犯罪侦查工作带来不可忽视的影响。职务犯罪侦查部门必须通过改善现有的侦查工作机制，加强与各部门的沟通协调，找到一条应对之路。

论文关键词 修改后刑诉法 职务犯罪 辩护权

修改后刑诉法对于辩护和代理制度进行了全面修改和完善，规定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即可以委托律师作为辩护人，强化了律师会见权、阅卷权和调查取证权。这些制度的出台，进一步完善和保障了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法律地位和作用，充分展现了近年来我国法治进步的成果，对于推进依法治国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与此同时，这些规定也给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工作带来了新的冲击和挑战。

一、修改后刑诉法对辩护制度修改情况简述

仅就刑事诉讼侦查阶段而言，与1996年刑诉法相比，修改后刑诉法在律师辩护权方面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辩护人”介入时间提前

修改后刑诉法第33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自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有权委托辩护人；在侦查期间，只能委托律师作为辩护人。被告人有权随时委托辩护人。”这条规定，将律师的辩护人地位从审查起诉阶段提前到侦查阶段，进一步保证了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有效的获取律师帮助的权利。

（二）会见程序改变

修改后刑诉法第37条第2款规定：“辩护律师持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要求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看守所应当及时安排会见，至迟不得超过四十八小时”。这也就意味着辩护律师可直接到看守所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再需要经过办案机关的批准、安排，这项规定为辩护律师和犯罪嫌疑人会见提供了极大地便利条件。

（三）律师权利扩大

修改后刑诉法第37第4款条规定：“辩护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了解案件有关情况，提供法律咨询等；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可以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核实有关证据。辩护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不被监听。”这项规定意味着律师在侦查阶段会见犯罪嫌疑人时，侦查机关将不再有权派员在场，也不能对律师会见的时间和次数进行不必要的批准和限制。此外，修正后刑诉法第37条第1款取消了辩护律师同犯罪嫌疑人会见通信的阶段限制，即律师在侦查阶段除可与犯罪嫌疑人会见之外，还可与其进行通信，这也是律师权利的一项重要扩充。

（四）明确规定三类案件可以限制律师会见

修改后刑诉法第37条第三款规定：“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在侦查期间辩护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应当经侦查机关许可。上述案件，侦查机关应当事先通知看守所。”这项规定从正面赋予侦查机关限制律师会见权力的同时，其实从反面也保障了律师的会见权，即只要不是上述三类案件，或者侦查机关没有事先通知看守所，律师即可不经批准直接会见犯罪嫌疑人。

上述四方面的完善与转变，被理论和实务界一致认为可以有效改变现阶段刑事案件“会见难”“辩护难”等基本问题，对于律师充分行使辩护权提供了极大地便利条件。但就职务犯罪侦查工作而言，因为现阶段的侦查工作特点，这些转变却给今后的侦查带来了较大的冲击。

二、辩护制度的修改给职务犯罪侦查工作带来新挑战

当前，我国职务犯罪侦查工作运行过程中存在着侦查手段较为单一，案件突破严重依赖口供，侦查工作缺乏现代技侦手段等特点，具体体现为：职务犯罪查办以“秘密性”为原则；职务犯罪查办依赖口供；职务犯罪侦查依赖强制措施的运用；职务犯罪侦查的技术侦查措施严重缺乏。职务犯罪侦查工作的现状是适应原有刑诉法而形成的办案模式而产生的，律师辩护制度的改革为职务犯罪侦查带来了以下几方面的冲击：

（一）口供的获取和固定难度加大

贪污、受贿案件具有其证明方面的特殊性，主观犯罪构成的证明往往决定了案件的定性。礼尚往来、借贷关系、公务消费、小金库等均可以成为逃避刑事处的关键理由。由此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则成为能否定罪的关键性证据。律师以辩护人身份出现在侦查阶段给审讯工作带来的不可控因素必然会增多，拒供、翻供、串供现象将频发。侦查人员和犯罪嫌疑人、律师之间由于权力和权利的“此消彼长”导致的“博弈”将更激烈，获取口供难度将更加困难。

（二）证据的获取和固定难度加大

在案件侦查过程中，一些犯罪嫌疑人和证人由于不了解侦查机关对哪些人采取了哪些措施，获取了哪些证据，因而不敢轻易翻供、毁证。而修改后刑诉法赋予了律师更充分的辩护权利，使得律师可以运用自己的信息优势和专业知识，在会见犯罪嫌疑人时告知其如何准备供述，并将获悉的案件情况带出，对关键案件证据进行掩饰或销毁。这对于一直以来都以口供获取证据的办案机关来说，无疑是一个获取和固定案件证据材料的巨大冲击。

（三）可能导致案情或其他案件线索的泄露和流失

修改后刑诉法对辩护制度的修改完善使得办案人员对案件的控制难度将增大。可能带来的具体问题包括：（1）律师可能将通过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阅卷获悉的信息提供给证人或被调查人；（2）在共同犯罪或彼此关联的窝案、串案中。律师将获悉的其他共犯或关联犯罪嫌疑人的供述或辩解提供给与这一供述或辩解存在利害关系的某个共犯或者其他关联人，从而使他们在有意无意间形成原本不存在的共同认识与表述；（3）在正在侦查的案件中，律师通过会见犯罪嫌疑人可能获悉尚未办理的其他案件的信息，而有意无意地提供给相关联的人。

（四）拓展线索，深挖串案的难度加大

线索深挖和扩大是职务犯罪案件线索来源的重要途径，它可以使小案发展成大案，使单个案件发展成窝案、串案。线索深挖有时需要从犯罪嫌疑人的供述中发现蛛丝马迹，然后乘胜追击获取更多的线索资料。而律师通过有关权利的行使，不仅有可能使犯罪嫌疑人拒供、少供，让口供和证人证言变化的风险加大，而且有可能泄露案件的某些信息，从而给侦查中深挖线索，扩大战果增加困难。

三、职务犯罪侦查工作如何应对辩护制度修改带来的挑战

作为职务犯罪侦查部门面对刑事诉讼法关于辩护制度的修改完善，一方面要积极适应刑诉法的修正，从观念上转变侦查思路和侦查理念，努力提高职务犯罪侦查水平；另一方面，要通过侦查策略和手段上的转变，强化和完善职务犯罪侦查措施。

（一）侦查观念要转变

1.转变律师提前介入影响办案的观念。刑诉法修改后律师介入时间的提前和作用的提高，从表面上确实对案件的办理带来了压力和挑战，但从本质上看，也是我国是落实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原则，正确处理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的重要一步。辩护律师作为诉讼参与人，是刑事诉讼法建立控辩审三方架构的结果，是与公诉人、侦查人员承担不同职责的刑事诉讼过程的一分子，他享有的权利应当与公诉人是平等的，只是各自的职责不同。职务犯罪侦查部门必须转变观念，建立于律师之间的有效沟通、协调，才能将案件办扎实、办成铁案。

2.转变“保险立案”观念，树立“风险立案”理念。实践中，由于贪污贿赂案件查办对象往往具备一定的社会地位和影响，为了保险起见，检察机关一般是在收集到充分的证据后才决定立案侦查，而对于尚未获取犯罪嫌疑人供述的案件，一般也是对犯罪嫌疑人采取拘留逮捕等强制措施，利用信息不对称的优势，尽快拿到口供。随着刑事诉讼法对于律师介入时间和手段的修改，今后职务犯罪案件必将更加难以办理，其间遇到的困难和阻力也会更大。这就要求自侦部门在办案过程中，应当摒弃“保险办案”的理念，树立“风险立案”的作风，敢于迎难而上，加大办案力度，实现办案数量和质量的有机统一。

3.从“倚重初查”获取口供，转变为“初查侦查并重”全面收集证据。从近年来查办的职务犯罪案件流程来看，由于侦查措施较少，检察机关自侦部门往往会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在初查上，侦查阶段则多为履行立案、拘留、逮捕等形式程序，形成了“大初查、小侦查”的格局。刑诉法修订后，查办职务犯罪虽然有了一些冲击，但在侦查手段上也有了完善和补充，初查和侦查之间的关系必将由倚重初查获取口供，转向初查侦查并重且为全面收集证据。

（二）侦查策略、手段要转变

1.要进一步提高审讯水平，加强预审突破能力。首先，在审讯前要做足准备工作。修改后刑诉法要求职务犯罪侦查部门不能轻易接触被调查人，反之一旦接触就要做足充分的准备。这就要求预审人员对审讯对象的自然情况充分了解的基础上对嫌疑人的个性和特性形成判断，结合已掌握的证据，形成充足的预判。此外，律师在侦查阶段以辩护人的身份介入导致不可控因素增多，因此在做审讯预案时要争取穷尽所有可能，做到周密部署，没有遗漏。其次，审讯过程要注意证据的合理利用。修改后刑诉法给予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的时间和空间相对宽松和自由。因此，在讯问中审讯人员要更为注意证据的出示环节和时机，打破嫌疑人的侥幸心理，甚至可以选择在律师会见后再出示证据，出其不意的打乱嫌疑人心理防线，从而突破案件。

再次，审讯过程要高度关注。实际讯问中，审讯人员要比以往更为关注审讯中出现的各种情况，及时把握嫌疑人的细微变化，根据讯问变化调整讯问策略，追问到底。最重要的是摒弃以往那种长期作战、拘留逮捕后再获取有罪供述的心理，力争在第一次讯问时就达成讯问目的，成功立案。

最后，审讯中要更要注重侦查谋略的选择和使用。辩护制度的修改对第一次审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甚至可以说案子能否获取有罪供述都依赖于第一次讯问的成败。这样，我们在讯问中就要更加注重侦查谋略的选择。在实践中，侦查人员要将政策攻心、情感催化，双管齐下、一箭双雕，循序渐进、顺藤摸瓜，抓住关键、重点突破等讯问谋略巧妙结合运用，力争迅速打开局面，为今后的立案侦查打下坚实的基础。

2.立案后加强证据收集工作，迅速强化固定证据。刑诉法的修改完善要求职务犯罪侦查

部门查办案件必须在“快”上下功夫，做到整合侦查资源，集中力量作战，提高办案效率。针对律师介入侦查环节出现的新情况，要防控犯罪嫌疑人翻供现象，巩固侦查成果。对于即将接受律师会见的犯罪嫌疑人，提前打好“预防针”，告知其违反法律妨害司法的严重后果。而对于已经接受律师会见的犯罪嫌疑人，应当及时进行突审，巩固原有供述，防止翻供。此外，还应加强侦捕、侦诉配合，随时掌握案件的动态情况，及时发现所取证据细节缺失等取证缺陷或者漏洞，采取措施加以补强，巩固取证成果，健全证据体系，保证办案质量。

3.充分运用技术侦查手段，逐步实现“由证到供”的转变。

从实际办案需要来看，笔者认为对职务犯罪侦查工作最直接也是最有效的技术侦查手段是测谎技术和通讯监听技术。职务犯罪嫌疑人智商普遍较高，反侦查能力较强，一般不可能积极主动地交代问题，使用测谎技术可及时获悉犯罪嫌疑人供述的真伪，对顺利开展侦查工作极为有利。实践中由于测谎仪器较为经济，且操作极便，因而应当广泛推广使用。此外，职务犯罪中利用通讯技术作案的情况也越来越多，因而，在职务犯罪侦查中使用通讯监听技术就很有必要。一方面，可以增强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工作的主动性，获取更多有价值的案件线索；另一方面，可以在被监听人毫无察觉的情况下进行的，具有极强的隐蔽性，直接获得第一手资料。

4.充分利用监视居住这样强制措施。此次刑事诉讼法修改过程中，对于监视居住的修改幅度是五种强制措施中最大的。从内容上看，此次修改涉及到监视居住的条件、场所、方式、检察机关监督等多项内容，从性质上看，监视居住被界定为一种介乎取保候审和逮捕之间的强制措施，是羁押的一项替代性措施。实践中一些案件由于种种原因可能无法及时获取犯罪嫌疑人有罪供述，或者需要继续侦查调取主要犯罪证据，这样就无法对嫌疑人采取拘留、逮捕的强制措施。为防止律师提前介入可能导致的一些不良情况的发生，职务犯罪侦查部门可以尝试运用监视居住这一手段。这样既可以将逮捕后的侦查时间两个月转为监视居住后的六个月侦查时间，又可有效防止犯罪嫌疑人和相关人员接触从而串供、毁证。

5.合理利用法律条文，让法律规定为办案所用。刑诉法的修改也不仅仅是对职务犯罪侦查的约束和限制，其中也规定了例外情况。这些例外情况的规定，顺应了侦查办案的实际规律，也在一定程度上为案件办理提供了便利条件。职务犯罪侦查机关在学习运用新《刑事诉讼法》的同时，要深入研究法律规定，争取在合法办案的前提下，合理利用法律条文，为办案提供便利，最大程度上实现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的双重目标。

6.加强律师队伍的监督管理，实现由“对立到合作”的转变。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机关应加强与律师协会的协作、沟通，进一步要求律师协会约束其会员的行为，规范律师合理行使会见权。可以尝试对于辩护律师给予书面提示，在会见前告知其享有的法律权利和义务，对于不应采取的行为给予提醒，使辩护律师能够自觉遵守相关法律的规定。相应的，自侦部门应对行使律师行使辩护权提供力所能及的方便，保障律师能够有效与犯罪嫌疑人沟通，促进案件的顺利查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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