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续保之担保人代垫还款行为效力的案例分析

第一篇：未续保之担保人代垫还款行为效力的案例分析

未续保之担保人代垫还款行为效力分析

案 情 简 介

1993年元月14日，被告黄云生向龙海角美镇锦宅村合作基金会借款2万元，用于购买农用手扶拖拉机，月息18‰，过期加息20%，约定还款时间为1993年11月30日如数归还，原告严南强为该笔借款提供保证。合同三方签有〈〈借款承还保证书〉〉一式三份。该款借期满后，因被告黄云生无力偿还，经与锦宅村合作基金会协商，黄云生又于1994年元月14日与锦宅村基金会签订〈〈借款承还保证书〉〉进行续借，该续借合同约定月息率仍为18‰，过期加息20%，约定于1994年12月20日如数归还，但该续借合同原告严南强未签字。续借期满，黄云生仍未能如期归还。但锦宅村合作基金会也未进行追讨。2000年间，因国家政策需要，需撤销农村合作基金会，撤销前，锦宅村合作基金会主动找被告黄云生商量偿还所借款项及利息事宜。于是被告黄云生于2000年6月28日归还欠款本金2万元。锦宅村合作基金会为其出具了结欠94年间所借款项本息42146元的证明单。2000年6月29日，黄云生向龙海角美镇锦宅村合作基金会借款22100元，借款用途为占用费转欠。2000年7月4日、5日严南强先后两次向基金会交纳黄云生名下的借款占用费1万元。严南强代黄云生偿还1万元后，向被告黄云生追偿代还款1万元及相应利息，遭黄云生拒绝，双方多次商讨无果情况下，原告严南强于2002年5月份向龙海市人民法院起诉被告黄云生，请求确认为被告代垫偿还锦宅村合作基金会欠款1万元有效，要求被告返还该代垫偿还款1万元及利息。

（这个民事案例，角色有法官，原告，被告，诉讼代理人，法警，书记员。总共15人，初步安排法官7人，原告1人，原告代理人2人，被告1人，被告代理人2人，书记员1人，法警1人。请你及时转发给我组其它学员，及早准备。4月.25日交。要写法律文书。法官写判决书，原告写民事起诉状，被告写答辩状。代理人写自己方的代理词。书记员写庭审笔录和合议庭笔录。所有人都要写心得体会。每个人的模拟法庭心得体会不少于2000字。）

被告代理意见要点

原告于2000年7月4日、5日为被告代垫偿还锦宅村合作基金会欠款1万元的行为无效。理由：

1、锦宅村合作基金会与黄云生于1994年元月14日签订的〈〈借款承还保证书〉〉上，即原借款的续借合同严南强并无签字，依法不须承担保证责任。

2、1994年12月20日到期的债务，如无存在诉讼时效中断的情形，至2000年已超过诉讼时效。但黄云生自愿还款又于2000年6月29日向龙海角美镇锦宅村合作基金会借款22100元，借款用途为占用费转欠，没有证据表明该行为与原告严南强有关，严南强亦无为该笔借款承担担保责任。

3、在严南强不须承担担保责任的前提下，2000年7月4日、5日严南强先后两次向基金会交纳黄云生名下的借款占用费1万元，该行为性质属行为人无代理权而以被代理人的名义从事民事行为，系效力待定的民事行为，若被代理人不予认可，则该行为无效。

综上，被告代理人认为，原告不负为被告借款承担担保责任的法律义务，在未经被告授权的情况下，以被告的名义向基金会偿还借款一万元，该行为系无效代理。人民法院应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第二篇：案例分析-关于部分抢劫行为未得逞的定性问题的分析

关于部分抢劫行为未得逞的定性问题的分析

我是XX电视大学的一名学生，现在就职于县直事业单位，最近旁听了人民法院的公开审理的一起抢劫案件，案件审理过程相对复杂，由于我学习的就是法律专业，所以对该起案件中的一些问题比较感兴趣，该起案件的焦点是抢劫行为中部分抢劫行为未得逞是否应当定性为部分抢劫行为的既遂。

一、案情

被告人李某伙同王某、高某，于2010年7月4日23时许，在本县某路上，持刀抢劫被害人麦某的诺基亚3110C型手机1部，经鉴定，手机价值人民币270元。被告人李某伙同王某、高某，于2010年7月6日凌晨1时许，在某小区门口，持刀抢劫被害人赵某的诺基亚QD手机1部，经鉴定，手机价值人民币189元；欲持刀抢劫赵某的华硕牌X88S型笔记本电脑一台，未得逞，电脑经鉴定价值人民币1800元。后被查获。

被告人李某伙同于某（另案审理），于2010年3月至4月期间的一天中午，驾驶面包车在某医院住院部门口处，趁四周无人注意，盗窃跑狼牌TDR-45Z型兰灰相间电动自行车1辆，经鉴定价值人民币1800元。

二、审理结果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李某、王某、高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当场使用暴力劫取他人财物的行为，侵犯了公民的人身权利及财产权利，已构成抢劫罪。被告人李某伙同他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取秘密手段窃取他人财物的行为，侵犯了公民的财产权利，已构成盗窃罪。被告人李某、王某、高某抢劫罪行未被司法机关发觉，仅因形迹可疑被司法机关盘问后，主动交代自己的罪行，应视为自首，可依法从轻处罚；且被告三人部分抢劫犯罪行为系未遂，可比照既遂犯从轻处罚；鉴于涉案赃物已追缴，且被告三人当庭认罪态度较好，故可酌情从轻处罚。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3条、第264条、第25条第1款，第23条、第67条第1款、第69条第1

款第2款、第55条第1款、第56条第1款、第52条、第53条、第64条以最高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的规定判决：1.被告人李某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8年，剥夺政治权利1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6万元；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10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千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8年8个月，剥夺政治权利1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7万元；2.被告人王某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7年6个月，剥夺政治权利1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5万元。3.被告人高某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7年，剥夺政治权利1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4万元。4.随案移送的诺基亚手机1部发还被害人麦某；随案移送的折叠刀3把予以没收。5.尚未追缴之违法所得继续予以追缴，追缴后予以没收。

三、笔者关于本案的分析

本案主要焦点问题在于对三名被告人持刀抢劫被害人赵某手机、笔记本电脑的行为应如何认定。对此，审理中，存在以下两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三名被告人抢劫手机的行为已经既遂，抢劫笔记本电脑的行为未遂，应认定三名被告人部分抢劫犯罪行为未遂，可比照既遂犯从轻处罚。

第二种意见认为，三名被告人在持刀欲抢劫被害人赵某电脑之前，已将赵某的手机抢走，三人虽最终未劫走赵某的电脑，但其抢劫行为已经完成，构成抢劫罪既遂。在此，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理由如下：

第一，刑法分则规定的个罪是以实行行为为基准的。刑法思维是一种类型化的思维方式，刑法分则规定的具体的犯罪行为都是从千姿百态的具体犯罪行为中抽象出来的一种类型化的犯罪模型，它有别于自然行为。比如故意杀人的方法有很多种，动作也由一系列自然动作所组成，但刑法规定的故意杀人罪的实行行为就只抽象为“杀人”这个模型。在审判实践中，必须首先确立实行行为的概念原则，对自然行为予以梳理、归类，找到其对应的刑罚分则条款上规定的行为类型，否则就会被淹没在千千万万具体的犯罪行为中，无从下手。

第二，抢劫罪的实行行为包括侵犯人身的行为和劫取财物的行为。尽管对于实行

行为的概念尚有一定的争议，但在最基础的理解上，犯罪的实行行为指的是刑法分则中具体犯罪构成客观方面的行为，刑罚分则规定的抢劫罪犯罪构成的客观方面为“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抢劫公私财物”，所以，抢劫罪侵犯的是复杂客体，其行为由两部分构成，包括以暴力或其他相当手段侵犯人身，以及通过这种暴力压制取得财物。根据当然解释，这里的暴力指的是足以压制当事人反抗的一切行为，自然不仅指某一拳某一脚，抢劫财物指的是利用前行为的暴力状态劫取的所有物品，当然不仅指某一个物品。具体到本案中，无论是被告人李某伙同王某、高某，持刀抢劫被害人赵某的诺基亚QD手机1部，还是欲抢劫赵某的华硕牌X88S型笔记本电脑1台没有成功，都是其持刀抢劫他人财物的行为，都只构成抢劫罪一个行为，至于具体到抢劫了某个物品，根本不影响对行为的定性（当然抢劫特殊物品可能涉及到认识错误的问题从而影响定性）。一审法院片面地将抢劫手机和电脑的一个抢劫实行行为，割裂为抢手机和抢电脑两个行为，明显是错误的。

第三，具备劫取财物或者造成他人轻伤以上后果两者之一的就构成抢劫既遂。一方面，从司法解释的角度来看，只有既未劫取财物，又未造成他人人身伤害后果的，才属于抢劫未遂。这点从文义解释的角度看也非常明显，抢劫在罪名的表述上，用的是“抢劫公私财物”，而在司法解释中，既遂标准用的是“劫取财物”。具体到本案中，三名被告人抢劫他人手机、电脑等财物，虽然没有成功劫取电脑，但最后已经成功劫取了手机，自然构成抢劫罪的既遂；另一方面，从未遂犯的本质上来看，未遂犯与其他犯罪形态的本质区别在于犯罪未得逞，所谓未得逞，指的是没有发生行为人所希望或者放任的、行为性质所决定的侵害结果。而在本案中，行为人实施了抢劫行为，希望以暴力行为劫取他人财物，最终也通过暴力取得了他人的财物，从行为整体来看，很难说犯罪没有得逞。

四、案件的最终审理结果

本案一审法院宣判后，三被告均表示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二审法院经审理认为，上诉人高某、原审被告人李某、王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结伙当场使用暴

力劫取他人财物，其行为均已构成抢劫罪，依法应予惩处。李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伙同他人秘密窃取公民财物，数额较大，其行为已构成盗窃罪，应与其所犯抢劫罪数罪并罚。在案经查证属实的证据证明，上诉人高某与李某、王某在持刀欲抢劫被害人赵某电脑之前，已将赵某的手机抢走，三人虽最终未抢劫赵某的电脑，但其抢劫行为已经完成，一审法院据此认定高某、李某、王某部分抢劫犯罪行为系未遂，不符合我国刑法关于犯罪未遂构成要件的规定；在案经查证属实的证据证明，巡逻民警在对上诉人高某和原审被告人李某、王某进行盘查时，即发现了三人所带刀具及三人之前所抢手机，高某、李某、王某不属于仅因形迹可疑被盘查，而是在司法机关已掌握了他们涉嫌犯罪的客观证据的情况下，交待了自己的犯罪事实，因此一审法院认定高某、李某、王某具有自首情节亦不当，予以纠正。但依据我国刑事诉讼法关于上诉不加刑原则的规定，二审不再加重被告人的刑罚。上诉人高某所提其与李某、王某未抢劫被害人电脑一节，应认定为犯罪中止的上诉辩解，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一审法院根据上诉人高某及原审被告人李某、王某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及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所作出的判决，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审判程序合法，鉴于高某、李某、王某能够主动坦白犯罪事实，认罪、悔罪，犯罪所得均已追缴等情节，予以从轻处罚正确，高某、李某、王某所提一审法院对其量刑过重的辩解，缺乏法律依据，不予采纳。惟一审法院判决尚未追缴之违法所得继续予以追缴，追缴后予以没收，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予以纠正。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89条第（1）项第（2）项。第190条第1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3条、第264条、第56条第1款、第25条第1款、第26条第1款第4款，第69条、第52条、第53条、第61条的规定判决：1.撤销一审法院刑事判决第5项。2.维持一审法院刑事判决第1项，第2项，第3项，第4项。3.驳回上诉人高某的上诉。

综上所述，笔者的分析结果基本符合二审法院的判决。

第三篇：个案社会工作介入——“80后”城市独生子女之父母角色替代行为干预案例分析

个案社会工作介入——“80后”城市独生子女之父母角色替代

行为干预案例分析

摘要：随着社会的发展，近几年，“80后”以父母的角色登上了历史舞台，但是他们作为父母的角色常常被其他群体替代，尤其是孩子的祖父母（包括外祖父母），父母的角色替代对孩子身心健康发展不利。利用社会工作中的个案工作介入家庭，帮助“80后”父母重建亲子关系，认清作为父母的义务与责任。

关键词:80后；亲子关系；父母角色替代；个案工作

当今时代科技迅猛发展，信息急剧膨胀，知识飞速更新，文化呈现多元，当今的“80 后”面临着这样一个时代这对他们实现“自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80 后”在获得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的同时，也承受了更多的责任和压力：他们要通过个人奋斗以偿还数十万元甚至更多的房贷、车贷；他们要不断掌握新技术、收集新信息、学习新知识、更新旧观念以跟上时代的脚步。这就要求他们不得不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从家庭转移到工作和学习中，所以他们大都选择了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大多数的“80后”并没有亲自抚养自己的孩子，而是由孩子的祖父母（包括外祖父母）承担了教育孩子的责任，替换了孩子父母的角色。

（一）相关概念

1.“80后”的内涵

“80后”又称八零后，“80后”一词来源于国际社会学家们讨论社会发展一代名词。是指国家依法执行计划生育后所出生的一代人（计划生育发展的新阶段1979年至今）的代名词。以此讨论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用法制限制人类生育后所面临的问题及80年以后所出生的独生子人群所面临的生活、成长、文化发展问题。在“80后”这一代人身上具有鲜明的改革开放带来的彰显个性的时代烙印，故常与“90后”一同被探讨。后来此词被广泛的作为1980年1月1日-1989年12月31日出生的人群代名词。

2.“80后”父母角色替代的概念

“80后”不仅开创了自己的事业，承担起了社会责任，同时越来越多的“80 后”已经有了孩子，担当起为人父母的角色，因此他们又承担起了家庭教育的责任。但是，我们发现了这样一种现象，大多数“80 后”并没有亲自抚养自己的子女，而是由孩子的祖父母（包括孩子的外祖父母，下同略），即“80 后”的父母们承担起了其子女教育的责任，扮演着孩子“父母”的角色。这种现象就是父母角色替代现象的一种。

3.“80后”父母角色替代行为的表现

一些年轻的“80后”家长或因自己的工作繁忙把孩子的教育、或其他原因而把生活等责任全部推给了爷爷、奶奶、外公、外婆，这些祖父母们自觉地成为全面照顾第三代的“现代父母”，与孩子一起生活，代替孩子的父母教育孩子。

(二）“80后”父母角色替代行为的危害

家庭是独特的社会系统，家庭成员的关系建立在生物、法律、情感、地理和历史的纽带基础之上”[1]。家庭成员各自都承担着具体而明确的分工，因而构成了最基本、不可替代的关系。“家庭教育是指在家庭生活中，由家长、即由家庭里的长者（其中主要是父母）对其子女及其他年幼者实施的教育和影响，它对人的发展有主动的、积极的影响[2]。人的心理发展是一个连续的过程，特别是婴幼儿期是人身心发展的关键时期，孩子接受教育的能力随着生理发展而迅速发展，这时的家庭教育对孩子个性的形成、心理发展方向和水平都产生着深刻影响。“家庭教育的重要任务之一是夫妻双方调整自己的角色，应该承担起相应的责任。在日常生活中，身为父母要满足孩子的安全需要、被关照需要、控制需要及智力刺激需要等”[3]。因此，以父母为核心的家庭因素对孩子的成长所起的作用最大，而且这种作用是不可替代的。如果父母在家庭教育中缺席，将影响孩子的身心健康发展。为此，父母的角色替代就为孩子的家庭教育带来了各种问题。

1.影响孩子正确的角色定位

家庭是人在一生的成长过程中最初生存的社会环境，家庭成员是人最早接触到的社会群体，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也是人最先建立起来的社会关系。在社会环境中，人的生存与发展都有赖于正确的角色定位，因为这是参与社会分工、承担社会责任和达到自我实现的前提，这包括明确角色差异（如性别差异、年龄差异、职责差异等）、适应角色要求、接受社会行为规范等。在家庭环境中，祖父母、父母、孩子之间，男性与女性之间都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有不同的分工，承担着不同的责任，孩子通过日常生活和家庭教育分辨着不同的角色并定位着自己的角色，这都为孩子走入校园、步入社会及成立家庭后正确的角色定位提供了基础。如果父母在对孩子的家庭教育中长期缺席，孩子找不到父母的角色，而错误地用祖父母的角色代替，容易造成孩子的角色混乱或定位不当，甚至容易出现情感、言语和智力发育的迟滞现象。

2.不利于建立和谐的亲子关系

亲子关系是指父母与子女的关系。孩子的社会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在亲子相互作用之中进行的，亲子关系的质量决定着社会化过程是否顺利、是否发生障碍或缺陷，也决定着孩子社会化的水平，而且人格的核心部分和基本结构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亲子相互作用的产物。有了良好的亲子关系，孩子才会对人产生情感依恋、安全感，人类基本的信赖感也是在婴儿期因得到父母充分的爱而形成，而这都要基于父母与孩子的足够、有效的直接接触。尽管祖父母是孩子的至亲，但是也不能代替孩子的父母与孩子建立亲子关系。母爱是人生教育的第一课，只有在家庭里由父母实施，其他任何教育场所、任何人都是不能替代的。国外有关专家指出，在孩子出生后，母子之间相互作用产生的信赖感、安定感是孩子人格发育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孩子生存和发育的基础，也是孩子身心功能发育的基础。对婴儿期的孩子来说，母子是一种共生关系，这个时期母亲给予孩子的爱和孩子对母亲的基本信赖是联系在一起的。母子之间存在这种信赖关系十分重要，特别是 6 个月至 2 岁的孩子，最需要和父母长时间接触，若得不到满足，容易引起孩子离开父母的不安，导致情绪障碍。

3.不利于孩子形成健康的性格

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由于祖父母与孩子所处的年代相差太远，容易造成相互之间的沟通不畅，如果父母又很少与孩子沟通，孩子单独活动的时间就会较多。另一方面，现代家庭的独立性也不断增强，家庭间很少亲密往来、互通有无和共同协作，这对孩子的社会参与性和个人情绪的培养都会产生消极影响。孩子无法与人交流情感、思想，就容易形成孤僻、冷峻的性格，具体表现为自私、任性、孤独、霸道等自我中心的倾向。这种性格一旦形成，就会在孩子的成长中打下烙印，成为一种习惯性的情感特征，深刻地影响着孩子的需求、动机、目的、兴趣等。

4.不利于孩子正常的模仿学习

孩子是从模仿开始他们的学习生活的，而模仿的对象包括成人和同龄伙伴，二者各有其作用，是不能互相替代的。俗话说，父母是孩子最早的启蒙老师，父母的态度和行为对孩子人格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父母直接教育孩子善恶和行为的准则，孩子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去模仿父母的语言、思想、行为和态度等。父母的言传身教比任何成年人对孩子的影响都显著，父母在家庭教育中缺席，将使孩子失去最有价值的模仿学习的对象，影响孩子的成长进程。同时，父母在家庭教育中的缺席，不利于向孩子传授现代知识、思想、观念、意识等，容易加深与孩子的代沟。同龄人作为相互模仿的对象，其作用也是成年人70替代不了的。老年人采取静态的封闭的教育方法，限制孩子在户外玩、同龄人游戏，这就使孩子失去了同龄人之间相互模仿的环境。他们长期与老人生活在一起，模仿的对象是老人，导致他们形成一系列早熟的心理特征和行为方式，限制了孩子的社会交往和个性发展，缺乏合作精神。

5.容易造成教育不一致

老年人有时注重实施家长权威，对孩子的教育过严或过宽，不接受子女的劝告，这会造成紧张的家庭氛围。同时，老年人的思想观念和掌握的知识有的已经比较落后，而“80 后”正站在世界发展的最前沿，两代人之间的代沟必然导致家庭教育观念和方法不一致，这都有可能引起家庭矛盾，对孩子的成长十分不利。另一方面，祖父母易对孩子过度关注，破坏了亲子间正常的依恋关系，这会导致“纵容型教养方式的极端形式”[4]，也就是说容易使孩子形成任性、冷漠、娇纵的性格。

（三）“80后”父母角色替代行为的原因

1.“80 后”本身的特点是内在动因。

所谓“80 后”，是指国家依法执行计划生育政策后出生的一代人（计划生育发展的新阶段是 1979 年至今），一般指城市独生子女，他们与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一同成长，见证了祖国由相对困难落后直至今日成就辉煌的奋斗历程。同时，他们在思想上、经济上、心理上、生活上和价值观上也都有其鲜明的时代特点。

(1)思想上，“80 后”是我国第一代独生子女，出生在物质相对贫乏但已经好转的改革开放初期，整个社会对他们都是宽容的、爱护的。作为独生子女，他们受到父母的关爱得天独厚，在思想上充分依靠父母。部分“80 后”成家立业后依然依赖父母，不愿承担责任而成为所谓的“啃老族”，他们自己尚且不想自立，又怎么可能承担起教育下一代的责任。

(2)经济上，“80 后”童年时期的物质条件相对于非独生子女，可以说是衣食无忧。在学生时代，父母总是最大限度地满足他们的物质需求，使他们养成了花钱无度的消费习惯。入职后，他们的薪水除了用于偿还房贷、车贷，其余几乎都用于日常消费，时常入不敷出，是基本上没有积蓄的“月光族”。在这种情况下，“80 后”的父母不仅替他们抚养孩子，而且还“顺带着”承担了抚养孩子的费用，使这种替代关系更加“名副其实”。

(3)心理上，“80 后”享受的父母的爱强烈而集中，同时，“80 后”作为一个群体从出现开始就受到全社会的关注，他们无时无刻不处在被关注、呵护之中，其心理健康的发育有独特的精神环境。虽然他们已经为人父母，可是“儿童期”似乎还未结束，不能认清自己身为父母的角色，无法承受被人依赖的压力，只好把这份责任转交给已经依赖多年并习惯成自然的父母。

(4)生活上，“80 后”是由父母照顾着长大的，多数是“家务低能”。有调查显示，“80 后”家庭中，20%由父母定期为其整理房间，80%长期在双方父母家里“蹭饭”，30%的夫妻把自己的脏衣服拿到父母家里洗，如果夫妻双方均为独生子女，这种情况就更严重。孩子的降生让他们手忙脚乱，加之对子女教育的重要性及规律缺乏理性认识，因此他们很自然地想到请经验丰富的父母来帮助，转而替代了自己在家庭教育中的角色。

(5)价值观上，作为市场经济环境中长大的一代人，一些旧的体制、价值观念正在“80 后”身上瓦解，新的价值观念正在他们身上重塑、建构、形成。他们对待家庭的观念与传统思想已经不同，甚至有的人家庭观念淡漠，在面对家庭与事业、精神与物质之间的冲突时，他们更愿意选择事业以及与之相伴随的物质财富，从而忽视了家庭责任。这样的生存方式和价值观念也对社会造成了强烈冲击。

2.“80 后”父母的特点是催化剂

“80 后”的父母多出生于上世纪 50 年代，他们经历过挨饿、失学、下乡、下岗，这份理想与现实辛酸与奋斗交织的生活体验，让他们有了更豁达的心态、更丰富的经验，更充沛的精力，同时他们也树立起了一个信念：自己吃再多的苦，也不能让孩子再和自己一样吃苦，因此，当看到孩子面临困难时就再次伸出了援手。“80 后”的父母依然未摆脱一切为孩子代劳的习惯，一旦孩子遇到困难就倾力相助。同时，他们思想中固有的奉献精神也会指导他们甘愿为孩子解除后顾之忧，使孩子集中精力工作和学习以更好地承担社会责任。随着“80 后”走入社会，他们的父母逐渐退出了历史的舞台，可是，这些已经奋斗了大半生的人们面对着退休后大量的空闲时间感到无所适从和精神空虚，因此，自愿替子女抚养第三代，这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种精神慰藉和情感需求。

（四）个案社会工作对“80后”父母角色替代行为的介入

1.个案社会工作的概念及功能

(1)概念

个案社会工作是采用直接的、面对面的沟通与交流，运用有关人际关系与个人发展的各种科学知识与专业技术，对案主进行工作。通过心理调整与环境改善，协助案主解决困扰的问题，改善其人际协调关系，完善其人格与自我，从而增强其适应社会生活的能力，以维护和发展个人和家庭的健全功能，增进其福利。

(2)功能

助人。对于存在适应不良的个人和家庭，个案工作可以促进其：改善生活环境：经济补助、职业介绍、争取权利、协调人际关系 弥补案主在其社会化过程中的不足和失败：正确认识自我、他人，领悟角色规范。调节和治疗案主由于人格不健全所导致的不适应的心理状态和机制：宣泄焦虑、领悟自身的问题、重建人格、增强人格的成长和适应。

促进社会稳定。通过改善个人和家庭，使其更好地适应社会，消除社会不稳定的因素，维护社会秩序。

2.案例介绍

王大妈（化名），女，今年56。儿子儿媳均为“80后”，儿子是某乡政府机关干部，儿媳在某乡小学担任教师，两人结婚5年，育有一女，4岁。因为两人工作地点的原因，儿子和儿媳经常不在家，因此孙女出生后一直由王大妈和老伴照顾。现今孙女上了幼儿园，王大妈想做回以前的生意，多挣点钱，觉得孩子大了，自己的儿子和儿媳应该开始教育照顾孙女，但是儿子和儿媳总以工作为由，在家时也各玩各的，不与孙女进行过多的亲子互动，也不让王大妈出去做生意。王大妈希望儿子和儿媳履行父母的责任和义务，照顾教育孙女，自己也好出去多挣点钱补贴家用。

3.具体方法操作

(1)与案主所在家庭建立联系，进行沟通，查明情况，争取工作上的配合。

笔者首先与案主所在家庭取得联系，了解案主家庭成员的情况，查明事情原委，确立工作，帮助案主解决面临的问题。

(2)与案件有关人员进行面谈，寻求解决途径

笔者与案主进行一次面谈，通过谈话，感受到案主的无奈，并开导案主，会帮助她解决眼前问题。笔者找到案主的儿子和儿媳，在此谈话中，儿子很配合，但是儿媳的情绪有点激动，笔者安抚她的情绪，和她谈作为父母应尽的义务和该有的责任，以及父母角色替代后对孩子造成的负面影响。经过两次谈话，案主的儿子和儿媳观念有所改变，深刻的认识到了作为父母的责任与义务，对亲子关系有所重视，决定以后扮演好父母的角色，教育爱护自己的女儿。

(3)鼓励案主保持良好心态。

由于案主的积极争取，以及案主儿子和儿媳的良好配合，笔者也提供了很多有关亲子关系的信息，事情解决的很顺利，案主可以做回自己的生意，案主儿子和儿媳也决定学习成长为合格的父母，并且孝敬父母。

参考文献：

［1］［3］A·卡尔.儿童和青少年临床心理学［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3、4.［2］赵忠心.家庭教育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5.［4］R·A·巴伦.黄敏儿，王飞雪等译.社会心理学（第十版）［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3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