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用领导学的内容解释权力的本质为什么是影响力
一、用领导学的内容解释权力的本质为什么是影响力
(一)、领导有多少种含义:
(1)领导—领导者(名词属性)
(2)领导—领导者作用于被领导者的一种活动(动词属性)
(3)领导—在某种条件下,经由意见交流的过程所实行出来的一种达到某种目标的影响力。„„罗伯特
(4)领导—一种说服他人热心于一定目标的能力。„„戴维斯
(5)领导—对组织内群体或个人施工加影响的活动过程。„„斯托格狄
(6)领导—影响人们自动为达到群体目标而努力的一种行为。„„泰瑞
(7)领导—是通过人际关系,借助某一种或几种力量来对他人行使影响,并使被影响者的行为和态度发生变化,以达到组织或团体的特定目标。许庆瑞主编《管理学》
(二)、传统领导观认为职权是有效领导和关键因素,甚至是唯一因素,有职权就能领导,有权就有影响力。概括为公式就是领导=权力。
现代领导观则有不同观点,著名的管理学家巴纳德称传统和领导观为“权力授予论”,认为是不正确的,奉行此观念的领导者的影响力可能不存在或大打折扣。巴纳德提出正确的应当是“权力接受论”,认为当下级和职工理解领导依靠职权所下达的命令,相信该命令符合组织和个人目标,且可以办得到的情况下,才能为职工授受,领导才能发挥影响力。后来的学者,发挥巴纳行署 的“权力接受论”,认为领导者要有效地发挥影响力,必要的职权是需要的,还要在下级和职工中树立起威信,变“压服”为“信服”,即:领导=权力+威信。
所以,领导权力狭义上说是职权,广义上是影响别人行为的能力,包括三个方面:领导者个人的专长权,即产生于领导者所拥有的专门知识或特珠技能;领导者个人的影响权,即来自于追随者认可的由个人经历,性格或榜样产生的力量;领导者担任的管理岗位所赋予的管理制度权力。前两种权力来自领导者个人的品德、知识和专长,是个人威信,主观性较强,领导者权力的发挥若来自这两种,则组织的稳定性将受到不稳定因素的冲击。后一种来自领导者在组织中的地位,是一种组织权力、职位权力,具有稳定性。权力是组织权力和个人威信的综合,是领导者对他人行使影响,使被领导者的行为和态度发生变化,以达成组织目标的重要手段。
(三)、由此可看出,领导的本质是一种影响力,即领导通过其影响力来影响追随者的行为以达到组织目标,影响力是一种追随、是一种自觉、是一种认同、是非制度化的。
二、争先创优领导内容
为进这一步巩固先性性教育活动的成果,建立党员保持先进性长效机制,更好地发挥赏的先锋模范作用,经县人大机关党支部研究决定,在全体党中开展“创先争优”系列活动。具体内容如下:
(一)、指导思想
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紧紧围绕县委提出的“构建三大经济中心区,建设五大产业大县,实现八个新”决策部署,以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主题,以保持和发扬党的先进性为核心,进一步提高党员队伍素质,增强党组织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
(二)、目标和要求
通过开展“创先争优”活动,鼓励先进,提高中间、鞭策后进,激发党支部领导班子成员和党员的开拓创新、敬业奉献精神,在党员中掀起比、学、赶、帮的竞赛热潮,使党员在争、难、险、重任务面前和工作岗位上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同时,通过党员带动、影响周围绕群众投入到日常工作中去,在县人大机关上下营造岗位争先进、业务争一流、个人争优秀的良好局面,促进各项工作顺利开展。
(三)、“创先争优”活动的具体安排
在党员中广泛开展“共产党员做模范”、“一个党员一面旗帜”、“党员立功竞赛”等各种形式的创先争优系列活动,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和先锋模范作用,使“创先争优”活动真正从形式和内容上得到落实。
(1)开展教育活动。结合职业道德教育、警示教育、“三观”教育,增强党员爱岗敬业和遵纪守法和自觉性;加强党员几政治理论学习,重点学习党的十七大精神、科学发展观等内容。学后要求写一篇理论学习收获和或心得体会。
(2)开展专题讨论。通过组织党重温入党誓词,开展“入党为什么?党员图什么?为党做什么?”、“如何学行进、讲奉献、比贡献”、“在工作中如何体现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的讨论。将党员在“创先争优”活动中激发出来的政治、工作热情和奉献精神变为现实的工作动力。
(3)开展党员先锋岗活动。在部门之间、党员之间开展“比学习、比干劲、比创新、比贡献”的活动,通过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带动周围绕职工群众做好各项工作。
(4)围绕本职工作管理难点和重点,召开党员座谈会,让党员想办法,出主意,鼓励党员发挥更大作用。
(5)开展“金点子”征集活动,要求每位党员根据县人大机关的发展实际至少提一条合理化建议。
希望每一位党员以“创先争优”活动为契机,时刻牢记宗旨,争当实践科学发展观排头兵。要奋发有为,勇于创新;要甘于奉献,干事创业;要严格自律,牢固树立正确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做廉政勤政的典范。在工作上,要以上限为标准;在生洗上,要以下限为度。进一步发扬“勤奋学习、顽强拼搏、开拓创新、敬业奉献、争创一流”的精神,为我县经济社会发展创造良好的法治环境!立论:谢某优于马某。
论证:按照社会性来看,谢某社会关系比较好,善于协调这有利于今后发展,且社会关系不容忽视。副县长位置对于他来说比较灵活,能处理好;从综合性考虑,谢某优于马某,马某虽然能干,但作为领导来说不气管能干的;马某连结发妻子都能抛弃,他还能对谁好。此外,经济问题不可怕,可怕的是弄虚作假。结论:综合上诉原因,拟提名谢某人。
第二篇:人民日报:“转作风”本质是规范权力
人民日报:“转作风”本质是规范权力
2013-04-08来源:人民日报编辑:原碧霞 ——转作风、正学风、改文风之一
从转作风出发,无论是进一步公开政务,还是进一步完善监督,都需要有“自我革命”的勇气、“自我限权”的决心,惟其如此,中国的民主政治方能不断走向更高境界
中央力倡转作风,党风政风为之一新。从长江刀鱼、龙井新茶降价,到一些高档餐厅搞起团购,涟漪之广,足见投石之沉,有群众感叹:转作风,是动了真格了。
不过,即便动了真格、见了实效,还是有问题时而曝光:面对群众责问称“国务院太遥远”,矿泉水瓶装茅台、红塔山盒藏“熊猫”,机关食堂吃燕鲍翅……不一而足。新华社记者将对八项规定的应付心态,总结成九字经:观望风,变相吃,慢三拍。
这样的情况,说明对转作风,一些人看轻了、看浅了、看走眼了。或是认为只是些鸡毛蒜皮,因而转小了;或是认为只是要吹一阵风,因而转慢了;或是认为只是做表面文章,因而转歪了。这些人正该想想:转作风,为什么中央如此重视、社会如此关注?
投注在作风上的目光,与其说是要看住个人,不如说是要看住个人手中的权力。所谓作风问题,莫不是权力突破应有边界、背离应有准则的失控、失范问题。比如大吃大喝,花的既是公帑,还可能在推杯换盏中搞寻租;再比如文山会海,占用资源不说,更降低了行政效率。所以,转作风不仅是简单的转思想、转行为,而是更大范围、更深层次上权力运行的规范问题。好的作风,本身就是建立在对权力的合理认知、正确使用之上。
近年来,中国社会的一大焦虑,源自对权力随意行事、任意作为的反感。现实里广受关注的官员丑闻,社会上不断弥散的仇官情绪,民间流传甚广的揶揄段子,其根源固然有各种原因,但权力的不自觉不自律不自爱,是重要因素。这就是习近平同志所说“把我们党和人民群众隔开”的无形之墙。砌成这堵墙的不良风气,本质上是权力与权利的对峙。转作风,正是看到了症结,找到了切口,不仅要进一步改造权力观,更可成为规范权力运行的着力点。从提出改进作风的政治要求,到完善规范权力的体制机制,大张旗鼓的理念教育,逐渐变成踏石留印的制度安排:看住预算管好源头,财务公开实时监控,做好审计发现问题……从这个过程,能够清晰地看出转作风这把利刃,指向的是“限制权力”这一肯綮,由此向社会释放强烈信号:要用制度给权力套上笼头。
八项规定将“改进工作作风”和“密切联系群众”并提,正体现以转作风打破无形之墙的期许。过去,宗旨意识往往诉诸“感性的政治”。为群众扶危解难、与群众打成一片,因而被拥护、被爱戴,鱼水之喻、亲人之情,可为代表。而今天,13亿人可能就有13亿种利益,在赓续传统之时,宗旨意识也应体现“理性的政治”。公众看到权力被关进铁笼子、放进玻璃房,才会对执政者产生信任与尊重。这样打下的执政基础,不是仅仅依赖个人素质,而是源于制度化、规范化的权力运行,无疑更为牢固。
作风体现着现代权力伦理问题,作风建设也可以成为权力运行现代化的途径。这也意味着,转作风本质是一个民主问题。民主的精髓,是对权力的限制和监督,既要看到“权为民所赋”,也要做到“权为民所用”。新一届中央领导履新之初如此狠抓作风,深意正存于此。这契合了世界民主潮流的趋势,顺应了人民民主意识的提升,更是一个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执政党必然的选择。
从权力的角度看,作风、学风、文风三者,正是同一问题的不同层面,相互依存、相互联系,都关联着党风。正因此,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八届二中全会上才把“三风”作为一个整体来强调,严正告诫全党进一步转变作风、端正学风、改进文风。从转作风出发,无论是进一步公开政务,还是进一步完善监督,都需要有“自我革命”的勇气、“自我限权”的决心,惟其如此,中国的民主政治方能不断走向更高境界。
第三篇:“转作风”的本质是规范权力
“转作风”本质是规范权力
——转作风、正学风、改文风之一
人民日报评论部
2013年04月08日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中央力倡转作风,党风政风为之一新。从长江刀鱼、龙井新茶降价,到一些高档餐厅搞起团购,涟漪之广,足见投石之沉,有群众感叹:转作风,是动了真格了。
不过,即便动了真格、见了实效,还是有问题时而曝光:面对群众责问称“国务院太遥远”,矿泉水瓶装茅台、红塔山盒藏“熊猫”,机关食堂吃燕鲍翅„„不一而足。新华社记者将对八项规定的应付心态,总结成九字经:观望风,变相吃,慢三拍。
这样的情况,说明对转作风,一些人看轻了、看浅了、看走眼了。或是认为只是些鸡毛蒜皮,因而转小了;或是认为只是要吹一阵风,因而转慢了;或是认为只是做表面文章,因而转歪了。这些人正该想想:转作风,为什么中央如此重视、社会如此关注?
投注在作风上的目光,与其说是要看住个人,不如说是要看住个人手中的权力。所谓作风问题,莫不是权力突破应有边界、背离应有准则的失控、失范问题。比如大吃大喝,花的既是公帑,还可能在推杯换盏中搞寻租;再比如文山会海,占用资源不说,更降低了行政效率。所以,转作风不仅是简单的转思想、转行为,而是更大范围、更深层次上权力运行的规范问题。好的作风,本身就是建立在对权力的合理认知、正确使用之上。
近年来,中国社会的一大焦虑,源自对权力随意行事、任意作为的反感。现实里广受关注的官员丑闻,社会上不断弥散的仇官情绪,民间流传甚广的揶揄段子,其根源固然有各种原因,但权力的不自觉不自律不自爱,是重要因素。这就是习近平同志所说“把我们党和人民群众隔开”的无形之墙。砌成这堵墙的不良风气,本质上是权力与权利的对峙。转作风,正是看到了症结,找到了切口,不仅要进一步改造权力观,更可成为规范权力运行的着力点。从提出改进作风的政治要求,到完善规范权力的体制机制,大张旗鼓的理念教育,逐渐变成踏石留印的制度安排:看住预算管好源头,财务公开实时监控,做好审计发现问题„„从这个过程,能够清晰地看出转作风这把利刃,指向的是“限制权力”这一肯綮,由此向社会释放强烈信号:要用制度给权力套上笼头。
八项规定将“改进工作作风”和“密切联系群众”并提,正体现以转作风打破无形之墙的期许。过去,宗旨意识往往诉诸“感性的政治”。为群众扶危解难、与群众打成一片,因而被拥护、被爱戴,鱼水之喻、亲人之情,可为代表。而今天,13亿人可能就有13亿种利益,在赓续传统之时,宗旨意识也应体现“理性的政治”。公众看到权力被关进铁笼子、放进玻璃房,才会对执政者产生信任与尊重。这样打下的执政基础,不是仅仅依赖个人素质,而是源于制度化、规范化的权力运行,无疑更为牢固。
作风体现着现代权力伦理问题,作风建设也可以成为权力运行现代化的途径。这也意味着,转作风本质是一个民主问题。民主的精髓,是对权力的限制和监督,既要看到“权为民所赋”,也要做到“权为民所用”。新一届中央领导履新之初如此狠抓作风,深意正存于此。这契合了世界民主潮流的趋势,顺应了人民民主意识的提升,更是一个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执政党必然的选择。
从权力的角度看,作风、学风、文风三者,正是同一问题的不同层面,相互依存、相互联系,都关联着党风。正因此,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八届二中全会上才把“三风”作为一个整体来强调,严正告诫全党进一步转变作风、端正学风、改进文风。从转作风出发,无论是进一步公开政务,还是进
一步完善监督,都需要有“自我革命”的勇气、“自我限权”的决心,惟其如此,中国的民主政治方能不断走向更高境界。
第四篇:购物中心本质是为品牌商家服务
购物中心本质是为品牌商家服务
——专访绿地缤纷城总经理王智明
崇晓萌
2012-6-15 10:51:10 来源:《北京商报》2012年06月06日
先后供职于万达、凯德和绿地这三家全国知名商业地产集团的王智明,2010年9月作为“光杆司令”被派到北京,独自挑起绿地缤纷城项目的大梁。现在,这个刚刚整体试营业半个月的商场已颇具人气,超过80%的商铺开业率更是让不少郊区购物中心经营者甚为艳羡。记者独家专访了绿地缤纷城总经理王智明,分享他对商业地产的独到见解。
高标准成就缤纷城
走进绿地缤纷城,很难想象这是一家尚未正式开业的购物中心。在品牌入驻率和人气方面,它甚至比市内一些开业两三年的购物中心项目更加成熟。
王智明认为,绿地缤纷城的“阶段性成功”,缘于团队的专业化和高标准。
“我们希望把缤纷城打造成一个‘可复制’的标杆,今后可以在其他项目中套用这个模式。因此我一直秉承‘三个一体化’,即开发与运营一体化、商业与物业一体化、招商与营运一体化,让购物中心进入良性运转。”在访谈中,王智明谈到了早期进行招聘的场景,以及与物业方产生摩擦的故事。“现在这个项目还没有尽善尽美,但看着它一点点做起来,这种成就感无可比拟。”
不过,王智明坦言,他对商场目前的品牌组合并不十分满意。“我们前期接触了很多快时尚品牌,还有我们认为很适合这个商场的品牌,但他们都认为大兴区的居民购买力不足,所以没有进来。”在王智明看来,商场内现有的很多商户,3年内都会进行升级调整。
购物中心
应是整合平台
在万达、凯德等大型商业地产集团的从业经验,让王智明对购物中心的功能有着自己的见解。他认为,购物中心应该是一个为品牌商家提供整合作用的平台,相当于为品牌商家服务。因此,细节的设计和对店面关系的协调必不可少。
“购物中心招商的关键问题,一是业态组合;二是品牌落位。”王智明认为,如何对购物中心的商家合理地进行组合,是一门大学问。
“走进一家购物中心,你会看到里边一般会按服装零售、餐饮、娱乐等业态区分。看似大家好像都这样组合,但有一些基本的原则,一定要坚持。”王智明介绍,以绿地缤纷城为例,购物中心定位为年轻时尚消费和家庭消费,但由于体量仅有5.5万平方米,因此早教、儿童娱乐、儿童摄影等,每个业态只招一家。“购物中心在招商时,不能过分看重租金,而是应该更多地考虑业态和品牌的组合,让商场内的品牌尽可能少地出现同业态竞争。”
此外,购物中心的另一个重要功能,则是让品牌之间实现良性互动。“比如说在美容店旁边,购物中心应该去规划一些美发店或者美甲店。通过商场对品牌的规划,让其实现收益提升。” 王智明表示。
北京商业
外扩趋势明显
在王智明看来,目前北京的商业地产项目占整个商业消费市场的比重越来越大,从体量来看已接近50%,此前那种“简单粗暴式”的盈利机会已经越来越少。现在的购物中心想要做好,必须要有“全产业链条”的经验。不仅要懂地产,还要了解购物中心在运营方面的需求。
绿地缤纷城开业后,王智明对南部地区的消费能力十分看好。“目前,北京等一线城市的消费外扩势头非常明显。一方面因为市内已经缺乏很好的地块;另一方面消费者也在外迁。”他认为,做郊区购物中心,一定不要止于“满足”当地当时的需求,要从长远角度着力改善、提升、引领市场发展。
虽然南部地区一直被看做北京市的商业洼地,但近年来,丰台区和大兴区也有了不少商业项目。除绿地缤纷城外,近几年开业的大型商业项目包括火神庙王府井、首地大峡谷、华联公益西桥店和银泰百货大红门店等等,被业内普遍看好的外资巨头英特宜家已于今年初破土动工。对于商场“扎堆”开到南城,王智明认为,这对绿地缤纷城而言利大于弊。“以大兴区现在的商业格局而言,说同质化竞争为时尚早。我们希望这个商圈可以在这些商业项目的共同作用下展现出更强的活力。”
第五篇:保护人权与限制政府权力是宪政的本质
保护人权与限制政府权力是宪政的本质
陈敏昭
(三门峡行政学院社会管理教研部 472000)
西方语言中的“宪法”一词,源于古拉丁语Constitutio,意为“组织、结构、规定”,其相关含义有以下三个方面:(1)宪法是有关城邦组织和权限的法律,不同于普通法,包括有关公民资格、公民权利与义务、城邦议事机构、行政机构和法庭的选任、权限、责任等内容。类似于当今的组织法,源于古希腊思想家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2)皇帝颁布的诏书、谕旨、敕令。以此区别于市民会议制定的普通法规,源于古罗马皇帝查士丁尼的《法学总论》;(3)是用来确认教会、封建主和行会势力的特权以及他们与国王等相互关系的法律。源于中世纪英国1215年的《大宪章》等。
在古代汉语中虽然很早就有“宪法”一词,但是其含义却很特别,既可以做动词用,也可以做名词用。作为动词指颁布、宣布或公布实施法律,如在《中庸》中有“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等;作名词使用,指一般的典章或制度,主要指刑法。如《国语·晋语》中的“赏善罚奸,国之宪法”,《管子·七法》中的“有一体之治,故能出号令,明宪法矣”,《韩非子·定法》中的“法者,宪令著于官府,刑罚必于民心”等,表达的均是类似含义。此外还指法令的公布、法律的实施等。如《周礼·秋官·小司寇》中有“宪,刑禁”,《周礼·秋官小宰》中有“宪表悬之,若今新布法令也”,《唐韵·集韵·韵会》中有“悬法示人曰宪”等等。
在亚洲,日本是比较早引进宪法概念的。1873年,日本学者林正明在翻译《美国宪法》、《英国宪法》时首次使用宪法一词。明治15年伊藤博文首次在正式文件中使用现代意义上的“宪法”。中文近现代意义的“宪法”由清末思想家郑观应从日文引入,郑观应在其所著《盛世危言》中要求清廷“立宪法”、“开议院”,实行君主立宪。
近现代意义的宪法概念,是在西方古代普通法律的意义上发展起来,即是在组织法的基础上发展的。首先,宪法是公民权利的保障书。1789年法国的《人权宣言》就明确宣布:凡权利无保障和分权未确立的社会就没有宪法。列宁也曾指出:“宪法是一张写着人民权利的纸”。由此看来,宪法与公民权利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其次,宪法是民主事实法律化的基本形式。民主是“大多数人的统治”,民主事实的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对公民权利和自由的确认和保障,而宪法的目的就在于此。宪法与民主紧密相联,民主主体的普遍化,或者说民主事实的普遍化是宪法得以产生的前提,基于宪法的根本地位和基本内容,因此可以说,宪法是民主事实法律化的基本形式,是一般法律形式所不具备的。其三,最主要的,是对权力的规范与制约,对国家体制的规定,对政府机构的职能、活动和政府与公民关系的调整以及规范国家管理的规定等。如美国宪法第一条规定立法权授予国会,并规定了国会的各种权力,第二条将行政权授予共和国总统,第三条规定司法权属于最高法院以及国会随时规定设置的下级法院,以及规定各州权力等。美国开国之初宪法虽然只有七条,但是对联邦和州的公共权力做出了明确规定和限制,防止权力烂用和侵害公民的人身自由和财产。相反,某些国家的所谓“宪法”却公开规定某个团体是“领导一切的”,赋予其绝对权力,这与宪政精神直接背离,虽有宪法之名,却无宪政之实。
近代宪法的产生
近现代意义上的宪法,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它的产生与近代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密不可分。首先从经济方面讲,是发达的商品经济奠定了其经济基础。欧洲中世纪的封建主义生产方式逐渐地被商品经济的生产方式所取代,而商品生产要求人们成为地位平等且具有独立人格的、自由的权利主体,要求建立自由平等的竞争机制,反对等级特权,要求限制权力专横与保障公民权利,以保障商品生产和交换的顺利进行。自由、平等、权利等观念,导致了民主制度的法律化,这就是宪法。
从政治条件方面讲,发达的民主政治氛围使得人们能够以宪法的形式来“限制君权”“保障民权”,使民主政治制度法律化、宪法化,借以维护自己的利益和地位,并将这种以追求平等自由为目标的政治规定在法律中,这就是法治。
从思想文化方面讲,民主的、大众的、科学的文化是宪法产生的文化条件。在欧美十七世纪开始的以宗教改革和思想启蒙为主的文化革命中,人们明白,民主与专制对立,大众与贵族对立,科学与神秘主义对立等。为适应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英国的洛克、法国的孟德斯鸠和卢梭等人提出“天赋人权”、“人民主权”“三权分立”和“法治”等学说,反映了新兴社会阶层的利益和要求,成为反对封建专制的重要思想武器,在观念上为宪法的产生打下的理论基础。
宪政发祥地:英国
英国立宪历史久远,是不成文法的代表,它最先产生了议会政治,建立了代议制度,为后来许多国家所仿效,被人们称誉为“宪政之母”。
英国宪政是在“光荣革命”过程中逐渐产生的(1628-1701年),其主要内容是:1628年科克勋爵等人向英国国王递交《权利请愿书》,其中制定了某些英国人权利的法律;1679年《人身保护法》的制定者们以此制约英国政府的权力,并且保证有权利反对自己认罪以及“以惩罚对付犯罪”;英国革命者在1689年的《权利法案》中限制了英王的权力并获得了言论自由和议会辩论的权利;随后在1701年的《王位继承法》中进一步限制了国王的权力。
英国宪政具有非常鲜明的特征:一是妥协性,其表现是政治上、经济上新兴者占据优势,但封建贵族的地位与某些财产仍得以保留,旧的制度外壳继续存在如皇家形式;中世纪的法律和习惯继续沿用,如1215年的《大宪章》等成为新宪法的组成部分,英王统治“万世一统”不可变易,比如今天的英王家族生活支出仍是国库的一项巨大开支,这反映了英国新兴革命者的不彻底性,它是两种势力相妥协的产物。因此,封建王权及其所代表的制度外壳被保留下来。当然,从另一方面讲,正是它的妥协性和包容性,才使得宪政能够获得大多数人的理解与支持;二是不成文性:英国宪法是在革命过程中逐渐产生的,是由一系列的宪法性文件积累而成的,形式上表现为不成文宪法,即英国宪法没有统一的成文宪法典,而是由许多分散的、不同年代产生的宪法性文件、判例、惯例所构成。不具备某些国家所谓的根本法的形式特征;三是灵活性,英国宪法经过数百年的历史发展,形成了不拘一格的宪法形式,具有保守性和不健全性的特点,因而可以灵活的变更并加以应用。英国宪法的这些特点有利于执政者解释与有效利用,这种代议制的权力制衡能保持政局稳定和政权巩固。
宪政典范:美国
美国宪法同英国宪法不同,它基本上属于一步到位的宪法,是在独立战争和协调内部关系的基础上形成的,美国宪法是世界上首部成文宪法,也是人类社会的第一部成文宪法典。美国宪法以1776年的《独立宣言》为先导,通过了《邦联条例》,建立了国家联盟,但由于松散而不适应发展的需要,因而有了立宪要求。开国英杰们于1787年5月召开立宪会议,制定了宪法,并于1789年3月生效。
美国联邦宪法具有以下特征:①具有独特的产生过程:为独立而形成《独立宣言》,同时具有反封建性质,为协调州际关系而产生,为适应对外关系才发展为《美国宪法》;②简短:《美利坚合众国宪法》制定之初只有序言和七个正式条文所组成以及27个修正案;③原则性强,美国宪法确认的基本原则有四个:a人民主权和有限政府即代议制政府原则(现代国家标志是打破神权的束缚,人民主权是现代国家合法性的依据);b权力分立和制衡原则;c联邦与州分权原则;d文职人员控制军队原则,有人把这一原则概括为“突出根本制度原则”;④国会地位下降,总统权力强化:美国是总统制共和国的政体、总体既是国家之首,又是政府首脑,他不对国会负责而直接对选民负责,这使得国会不能直接干涉总统行使职权,因此在长期政治实践中,总统的权力已大大超出了宪法给予的权限,可以说从代议民主制转到了行政集权民主制。
美政制完善,宪法相对稳定,并且为解释宪法留有余地,总统制所表现的权力分立,保证了社会的稳定与正常运转。
宪政本质
近代以降,各国宪法虽然内容纷呈,但在理念上与西方近代意义的宪法应当是脉络不断的,而近代意义的宪法,其根本目的即在于限制政府的权力,保障公民的权利和自由。近代宪法的基本特性为:宪法是人民依其自由意志所制定;宪法内须有基本人权的规定;为保障人权,须有权力分立制,而不可将统治归于一人或一个机关行使;在原则上应以成文宪法的形式规定其内容。概言之,近代宪法的实质内容,主要分为两部分,一是国家统治机构及其权限划分,二是公民基本权利保障。而就这两部分的相互关系而言,对于公民权利的有效保障有利于国家权力的正当行使,并且限制国家权力的初衷或基本出发点即在于保障公民权利,因而保障公民权利在宪法中居于核心的支配地位。
(1)对基本人权的保障
法国《人权宣言》所宣布的凡权利无保障的社会就没有宪法,说明宪法具有权利保障书的特性。从历史渊源来说,英国在17世纪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曾于1679年迫使议会通过了《人身保护法》以保障人身自由,1688年光荣革命胜利后通过的《权利法案》确认和保障公民的权利和自由;法国1789年革命胜利后即通过以《人权宣言》为序言的1791年宪法,进一步确认和保障公民的权利。不仅资本主义宪法如此,社会主义宪法也十分强调宪法对公民权利的保障。列宁深刻地说:“宪法就是一张写着人民权利的纸。”世界上第一部社会主义宪法——1918年的《苏俄宪法》,就将《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列为第一篇,可见社会主义宪法同样具有权利保障书的性质。
关于公民权利保障的更深层次的认识是,应当处理好多数主义和弱势主义之间的关系。传统的公民权利理论从保护多数人的利益出发,认为民主就是多数决定,公民权利就是保证多数人(处于社会底层和中层的第三等级)能够享有和少数人(国王与贵族)相当的权利,因此其关注的中心在于剥夺少数人的特权,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当然是宪法中公民权利保障的重要方面和必然阶段,然而在民主观念已经深入人心的现代社会,保护少数派尤其是易受歧视的弱势群体,应当成为现代宪法与人权保障的主流,这种发展可以说是个体主义意识形态与集体主义意识形态之间的对立所造成的,或许可以将之称为弱势主义的人权保障观。不难发现,在现代宪法当中,受到质疑的公共权力除了传统的行政权力之外,代议机构的立法者成为新的被“怀疑”对象——因为代议机构的活动原则就是多数决定主义,他们常常倾向于追求那些反映多数派利益的决定。
(2)对国家权力的限制 国家统治机构的组织与权限划分是宪法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由于宪法规定了主要国家机关的组织、职权、活动原则和方式以及它们的相互关系,因此宪法实际上成为授予行使国家权力的根据;另一方面,由于宪法规定了国家机关行使权力的范围、程序与方式,因此宪法同时也是对国家权力行使的限制。政治权力是国家实现社会的安全、秩序和正义必不可少的工具,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与政治权力对各种社会关系的调整与维护是密不可分的。但是,由于权力本身又具有扩张性和侵略性,因此政治权力又常常被滥用,成为侵犯公民权利和自由的重要根源。为了防止国家权力的滥用,近代启蒙思想家极力鼓吹国家权力的分立,即将国家权力按照权能分配给不同职能部门并相互制约。最重要的分权理论是由洛克和孟德斯鸠提倡,经麦迪逊发展而来的“分权与制衡”学说,它在《联邦党人文集》中得到了最充分的表述。在立宪主义中,分权原则包括两个层次上的权力分立,即职能性分权和地域性分权。
英国最早确立了立法权和司法权的分立制度。17世纪40年代英国爆发资产阶级革命,1688年光荣革命确认了议会主权,1701年的《王位继承法》确认法官除两院弹劾外不得免职,法官的独立标志着司法权与行政权的分立。“三权分立”在不同国家与不同时代有不同的体现,不过相同的是,迄今为止,几乎所有的成文宪法都规定了某种形式的职能性分权。英国宪法学家韦德曾经总结了现代国家分权原则的含义:在三个国家机关当中,同一人不得成为一个以上的国家机关的成员,例如内阁成员不得同时兼任议会议员;政府的一个部门不得控制其他国家机关或干涉其工作,例如司法机关应当独立于行政机关;某一政府机关不得行使其他政府部门的职权;不存在绝对的权力分立,分权的目的在于权力制约。实际上,西方的三权分立并非真正分离,经常存在权力部门对于同一权力的交叉行使。当然,主张分权并不一定是反对权力行使的交叉,有限政府思想的核心是对政府权力的有效控制,并以此来保障公民的自由和权利,权力行使的一定程度的交叉无碍于此。
在分权原则与法治原则之下,立法机关权力有限的理念就相应产生了,因为民意代表所代表的民意是不完整的。从历史上看,曾经出现过大量由民主产生的暴政,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罪魁祸首希特勒就是通过民主选举当选为德国最高统帅的。因此,对于代议机关应当进行适当限制。从目前各国的实践来看,立法机关的权力通常受以下几方面的限制:其一,不得制定某些法律。如不得通过公民权利剥夺法案或追溯既往的法律。其二,在中央和地方关系方面维护地方自治。其三,限制征税权。除此之外,立宪主义者还力图通过宪法的分权原则防止立法机关吞并其他部门;主张召开会议向人民呼吁、加强公众的舆论监督等。在实行两院制议会制的国家中,则通过两院的分工达到制衡立法机关的目的。
2010年5月23日星期日,上阳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