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十七大代表选举看党内民主的实现形式

第一篇：从十七大代表选举看党内民主的实现形式

文章标题：从十七大代表选举看党内民主的实现形式

《中国共产党党员权利保障条例》是一部发展党内民主的重要党规，要求保障党员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和监督权，我们要在这四个方面积极探索党内民主的实现形式。

党务公开是实现党内民主的根本前提。党内民主权利的基础在于党员拥有对党内事务的知情权。如果党内充满着封闭性，普通党员

只有听命服从的责任和义务，这样就做不到党内民主。只有党务公开，增强党组织工作的透明度，才能真正实现党内民主。这次十七大代表选举，按照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逐步推进党务公开、增强党组织工作透明度的要求，适时通过新闻媒体公布十七大代表选举工作的安排部署、程序方法及有关要求。不仅公开了党代表条件、选举产生程序等重要内容，而且公开了代表名额如何分配、选举单位如何划分、代表构成比例和差额比例等基层党员关注的细节，成为党务公开的好例子。党务公开的内容和方式很多，我们要从迫切需要又能够做到的事情做起。如：提前公开各级党代表大会政治报告草案，广泛征求党代表、党员和群众的意见；公开党内职务空缺情况与选任条件，吸引和激发党员参与党内事务热情；公开被查处的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违法违纪的情况，促进党内监督；公开党费收支情况，提高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等等。

普遍参与是实现党内民主的重要基础。全体党员不论职务高低，一律平等，均享有党章规定的直接或通过代表间接地处理党内所有事务其中包括确定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权利。这是实现党内民主的重要基础。这次十七大代表选举，中央要求，候选人的推荐提名从基层开始，所有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参加。通过广泛深入的发动，保证基层党组织和党员的参与率。这些做法都是发展党内民主的创新，激发了基层党员的参与热情。我们要建立健全党内参与的体制机制，从制度设计上保证党员的参与权，如：建立制度，保证党员普遍参与各级党代表的提名推荐工作，参与党的各级干部的民主推荐提名工作，参与党纪党规的制订和监督执行，等等。

民主选举是实现党内民主的主要形式。民主选举是民主制度的关键，是发扬党内民主，保障党员行使民主权利和表达自己意志的重要形式。选举是党内民主的重要标志，只有切实保障党员的民主权利，拓宽党内民主渠道，扩大党员的知情权和参与权，真正落实党员的表决权和选举权，才能充分调动和发挥党员的积极性，创造严肃认真、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这次十七大代表选举，中央明确提出，选举单位召开党代表大会或党代表会议进行正式选举时，代表候选人一般应多于应选名额的15，差额比例比十六大时增加了5个百分点，进一步扩大了选举人的选择范围，在推荐提名阶段也普遍做到了差额推荐，成为发展党内民主的生动实践。我们要以此为新的起点，改革和完善党内选举制度，体现普遍、平等、公开、秘密投票等原则，制订并实行科学、有效、精细的选举程序和选举方法，积极推行差额选举并强化选举的功能，普遍推进党内选举。如：差额选举各级党委委员；党员直接选举最基层的党委、党总支和党支部的委员、书记；扩大党员或党代表提名的候选人比例；建立健全候选人和党员、党代表的沟通表达渠道，支持和鼓励候选人介绍自己和自己的承诺；等等。

党内监督是实现党内民主的重要保证。加强党内监督，是党内民主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实现形式，也是实现党内民主的重要保证。这次十七大代表选举，中央要求，对代表候选人初步人选考察对象进行考察时，要实行考察预告；研究提出的代表候选人初步人选名单要在选举单位范围内以适当方式进行公示，便于更加广泛地听取意见。这些保证和监督措施在以前都是没有过的，产生了重大而积极的影响。我们要严格执行《党内监督条例》，保障党员的监督权。如：完善党代会制度，扩大党代表常任制试点，发挥党代表的监督作用；改善纪委系统双重领导体制，进一步增强纪委监督的有效性；加强党内信访工作，保障基层党员的监督权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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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在部署党的十七大代表和省九次党代会代表选举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同志们：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决定，明年下半年在北京召开党的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省委八届十次全会决定，明年×月召开省第九次党代表大会。××月××日，省委召开了代表选举工作会议，省委副书记×××，省委常委、组织部长×××就全省出席党的十七大代表酝酿选举和出席省第九次党代会代表选举工作，提出了具体的意见和要求。下面，我就如何做好

我市出席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代表的酝酿推荐和××省第九次党代会代表酝酿选举工作，讲几点意见：

一、充分认识做好十七大代表酝酿推荐和省九次党代会代表选举工作的重要意义在部署党的十七大代表和省九次党代会代表选举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同志们：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决定，明年下半年在北京召开党的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省委八届十次全会决定，明年×月召开省第九次党代表大会。××月××日，省委召开了代表选举工作会议，省委副书记×××，省委常委、组织部长×××就全省出席党的十七大代表酝酿选举和出席省第九次党代会代表选举工作，提出了具体的意见和要求。下面，我就如何做好我市出席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代表的酝酿推荐和××省第九次党代会代表酝酿选举工作，讲几点意见：

一、充分认识做好十七大代表酝酿推荐和省九次党代会代表选举工作的重要意义

党的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关键阶段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做好代表酝酿推荐工作，是开好十七大的重要基础，直接关系到代表的质量和结构，影响到十七大各项任务的完成和党的领导作用的发挥；是巩固和扩大先进性教育活动成果，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的有利时机，对于增强党组织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具有重要的作用；是对广大党员进行党性教育和民主集中制教育的重要实践活动，对于进一步发展党内民主，充分发挥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将起到有力的推动作用。全市各级党组织要充分认识十七大代表酝酿推荐工作的重大意义，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认真扎实地做好代表酝酿推荐的各项工作。

省第九次党代表大会，是我省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也是影响我省全局和关系我省长远发展的一件大事。选好出席这次大会的代表，是圆满完成大会各项任务的基础，是开好大会的前提。省委对省第九次党代会代表选举工作高度重视，制定下发了《中共＊＊省委关于省第九次党代表大会代表选举工作的通知》，明确了省第九次党代会代表选举单位的划分、代表应具备的条件和代表的构成、代表产生程序和代表名额的分配等，对加强代表选举工作的组织领导提出了明确要求，各级党组织要认真学习，深刻领会，抓好贯彻落实。(请登陆http://www.xiexiebang.com/文秘资源秘书网）

二、严格标准，优中选优，确保推荐人选的先进性和广泛的代表性

中央和省委要求，党的十七大代表和省第九次党代会代表，应是共产党员中的优秀分子。酝酿推荐和选举两级党代会代表，要看工作表现，议事能力等，更重要的是看其思想政治素质。一是要看能否努力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武装头脑，指导行动，带头实践“三个代表”的要求；二是要看能否坚决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正确理解和认真贯彻中央的指示精神，自觉与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讲政治，顾大局，立场坚定，明辨是非，在关键时刻经得起考验；三是要看能否带头实践社会主义荣辱观，勤奋敬业，在生产和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有良好的思想作风、工作作风和生活作风，公道正派，清正廉洁，道德品质好，按照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四是要看是否密切联系群众，受到群众拥护，有较强的议事能力，积极并如实反映党员、人民群众的意见和要求，正确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忠实履行代表的职责。当前，要特别注意其学习贯彻《江泽民文选》和党的十六大以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的态度和行动，能不能认真学习领会其中的重要精神和观点，能不能把理论和实际结合起来，把思想和行动统一起来，并贯彻落实到实践中去。我们一定要按照中央和省委提出的代表条件，注意从以上几个方面把好思想政治素质关，坚决不能选政治素质不好或不廉洁的人当代表。

在坚持先进性的同时应该具有广泛的代表性。按照中央和省委的《通知》要求，党的十七大代表和省第九次党代会代表在坚持先进性的同时应该具有广泛的代表性。代表中既要有各级党员领导干部，也要有生产和工作一线的党员。要有经济、科技、国防、政法、教育、宣传、文化、卫生、体育等各方面的代表。适当增加生产和工作一线代表名额；女党员和少数民族党员应占一定比例。省委《通知》要求，各市州选举产生的省党代会代表中，各级党员领导干部不超过××％，各类专业技

术人员党员占××％左右，各条战线先进模范人物党员占×％左右；××岁以下（含××岁）的党员代表不少于××％。女党员和少数民族党员所占的比例一般应分别高于本地区党员总数中女党员和少数民族党员所占的比例。这一比例是分析代表构成情况，衡量代表构成是否具有广泛性的重要依据。我们必须通过积极有效的工作，使代表的构成比例达到省委的要求。这次省委

分配给我市出席省第九次党代会代表的名额是××名，其中包括省委提名的代表候选人×名。代表候选人要多于应选名额××％。省党代会代表中的党员领导干部，主要包括市领导、县（市、区）领导、市直部门领导和较大企事业单位领导；生产和工作第一线的党员，主要包括经济、科技、国防、政法、教育、宣传、文化、卫生、体育等各方面的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有贡献的专家学者、英雄人物以及其他先进模范人物。“十七大”代表中各级领导干部与生产和工作第一线党员的划分，中组部是这样明确规定的：党员领导干部，主要是指县以上党政领导干部，省以上党政机关厅局级以上领导干部，大型企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生产和工作第一线的党员，主要是指直接从事生产、科研、教学等工作的党员，也包括农村基层干部，中小企事业单位的领导人员和大型企事业单位的中层管理人员，地市以上党政领导机关的处以下干部。既担任领导职务又从事科研、教学工作的专家、学者可作为第一线代表。生产和工作一线的代表要尽量选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有贡献的专家学者、英模人物。工人、农民党员应有一定的比例，比十六大时要有所提高。

我们推荐的十七大代表、省九次党代会代表都限于＊＊市内。

按照中央的要求和省委的安排，我们在酝酿推荐代表人选时，既要考虑各级党员领导干部，也要考虑生产和工作第一线的党员，还要重视女党员和少数民族党员的比例，以及代表人选的年龄结构。同时，还要考虑代表人选的分布，力争做到各地、各条战线、各个层次都有代表，特别要注意防止出现生产和工作一线党员、女党员、少数民族党员比例偏低的现象，确保我市酝酿推荐及选出的代表在构成比例和分布上符合中央和省委的要求。另外，要注意省党代会代表与省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尽可能减少交叉。

三、广泛发动，严格程序，把发扬党内民主贯穿于代表酝酿推荐和选举工作的全过程

按照中央的要求，省委确定，酝酿推荐十七大代表人选的程序和办法是“三上三下”，即：党支部根据多数党员的意见提出代表候选人初步人选上报基层党委，基层党委根据多数党支部的意见对人选进行遴选，再拿下去征求党支部和党员意见，然后上报县（市、区）委；县（市、区）委全委会根据多数基层党委的意见对人选进行遴选，再征求基层党委意见之后，上报市委；市委全委会根据多数县（市、区）委的意见进一步遴选，并征求县（市、区）委意见后，上报省委。

按照中央的要求和省委的安排，各县（市、区）委、国有省属企事业党委、市直各系统党委，要按日程表要求于××××年××月××日以前将确定的初步人选的相关材料上报市委组织部组织科。各酝酿推荐单位要按照市委下发的时间安排表按时完成工作任务。

根据省委的部署，酝酿推荐和选举省第九次党代会代表的程序必须按照以下五个步骤进行：

×、县（市、区）委、国有省属企事业党委、市直各系统党委采取自下而上的方法进行推荐提名，经过上下结合、反复酝酿，在征求同级纪委的意见后，由党委常委会或党委会根据多数党组织或多数党员的意见，确定代表候选人推荐人选，上报市委。市委常委会根据多数党组织和多数党员的意见确定代表候选人初步人选考察对象名单。

×、市委对代表候选人初步人选考察对象进行考察。主要考察他们是否具备代表条件，特别要注重考察他们的思想政治素质和在重大政治原则问题上的表现。考察时，要实行考察预告。对所有考察对象都应征求所在单位党组织以及纪检、监察等有关方面的意见。

×、市委确定代表候选人初步人选名单并公示。市委根据省委分配的代表名额和代表条件、结构要求以及考察情况，确定提出代表候选人初步人选建议名单，征求同级纪检机关的意见，与省委组织部沟通。然后，由市委常委会按多于应选名额××％的比例，研究提出代表候选人初步人选名单，在适当范围内以适当方式公示。

×、召开市委全体会议，采用圈选的办法，确定代表候选人预备人选。

×、召开市第五次党代表大会进行选举。

按照中央和省委有关会议精神，借鉴以往的经验，各酝酿推荐单位必须在以下方面加大工作力度：

一是要广泛动员，充分发扬民主，让所有基层党组织和绝大多数党员都能参加酝酿推荐活动。各酝酿推荐单位要克服困难，精心组织，积极动员和组织广大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参与十七大代表和省第九次党代会代表的酝酿推荐工作。为了搞好宣传发动工作，省委组织部编印了十七大代表选举工作宣传提纲，各酝酿推荐单位要及时下发到基层党支部，传达到每个党员，同时也要把推选省九次党代会代表的主要精神一并传达下去。各酝酿推荐单位除了保证工作地点固定的基层党组织和党员都能参与代表的酝酿推荐以外，对那些工作地点不固定的临时党组织和流动党员，也要采取打电话、写信、征求意见等方式，组织他们参与两级党代会代表的酝酿推荐工作；对年老体弱、行动不便的党员，要登门访问；对放假在家的党员，也要逐个找回单位参加活动；对第一次没有参加酝酿提名的党员，要在补课的基础上，组织他们参加下一次的酝酿推荐。总之，要保证每一个基层党组织、每一名党员都能参加十七大代表和省第九次党代会代表的酝酿推荐工作，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基层党组织的参与面必须达到×××％，党员的参与面要力争达到×××％。

二是要坚持自下而上，上下结合，反复酝酿，逐级遴选。酝酿推荐十七大代表及省九次党代会代表必须按照规定的程序和步骤进行。为了便于党员了解两级党代会代表推荐人选的情况，征求意见时，要将人选的简要情况、生产和工作一线党员的主要事迹印发给所有的基层党支部。

三是要重视党员、群众的来信来访。在酝酿推荐过程中，对党员、群众反映的有关问题，无论是代表人选方面的，还是代表酝酿推荐方面的，只要线索具体，都要本着对党对同志负责的态度，慎重对待，认真核查，在查明情况的基础上，提出明确的处理意见。一时查不清或反映的问题和事实有出入的，要向反映人讲清楚。

四是要及时、高质量地报送相关材料。需报送的材料主要有人选登记表、人选名册、人选简要事迹和酝酿推荐情况报告，材料的报送必须符合要求，确保一次成功。

四、精心部署，明确任务，切实加强对酝酿推荐和选举工作的领导

十七大代表和省第九次党代会代表的选举工作，时间紧、任务重、要求高，政治性、政策性、程序性都很强。各选举单位党组织要高度重视，切实加强组织领导。

×、统筹安排，精心组织。要根据实际情况，挑选政治可靠、业务熟悉、作风过硬的同志负责这项工作。各级党组织承担着代表选举的具体组织工作，要在上级党组织的领导下，按照中央，省、市委的要求，对代表选举工作的各个重要环节，深入调研，周密部署，制定详细的工作计划和工作流程，对代表选举工作任务进行分解，并逐项落实到人，规定完成任务的方式和时间，保证选举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

×、深入细致地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党代表选举工作是党内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涉及到方方面面，特别是这次又提高了差额比例，落选的同志会多一些。我市由于市委换届选举同省党代会代表选举在同一次大会上进行，做好思想政治工作、保证党委换届选举工作和省九次党代会代表选举工作的顺利进行显得更为重要。我们一定要发挥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优势，围绕代表选举工作中可能出现的问题，有针对性地把思想政治工作做深、做细、做实、做好。要教育党员增强党性修养，自觉实践社会主义荣辱观，讲政治、讲团结、顾大局、守纪律，严肃郑重、积极审慎地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要教育党员正确对待差额选举和落选的同志，使他们认识到，实行差额选举，是发扬党内民主的重大举措，既然是差额选举，就必然有人落选，这是很正常的事。对落选的同志来说，能够被党组织和党员提名作代表候选人，就说明党组织和党员对自己的信任。党组织要及时找落选的同志谈话，鼓励他们放下思想包袱，继续做好工作。

×、坚决防止和查处各种不正之风。代表候选人的推荐提名和代表的选举，是一项十分严肃的政治任务，必须严格按照中央和省委提出的代表条件、代表产生程序进行。如果在代表候选人的推荐提名和代表的选举过程中出现不正之风，会严重影响党的威信，败坏党的形象。对此，各级党委必须给予高度重视。要针对工作过程中容易发生不正之风的部位和环节，采取切实措施，完善制度，加强监督。在推荐提名时，要教育党员正确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不凭个人感情、人缘关系推荐，更不能拉关系，搞串连，拉推荐票；党委要认真贯彻民主集中制，尊重多数党组织和多数党员的意见，充分酝酿，认真讨论，集体决定，防止少数人说了算。在选举时，要注意了解候选人和选举人的思想情况，掌握动向，发现苗头，早做工作，防止出现拉票现象。同时，教育选举人以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不投感情票、人缘票、地域票，更不能不讲原则，谁给好处投谁的票。作为代表候选人，决不能搞拉票贿选等非组织活动。对各种违规违纪行为，一经发现，就要严肃查处，对典型案例，要予以通报。

×、做好相关的宣传报道工作。为了创造良好的舆论环境，各级党组织要按照中央和省委的要求，坚持循序、适度，先党内后党外，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地做好十七大代表和省第九次党代会代表选举工作的宣传报道。重点宣传中央和省委关于代表选举工作的重要精神；宣传代表选举工作中充分发扬党内民主、走群众路线的情况；宣传基层党组织和党员积极参与推荐提名以及广大群众热情关注的情况；宣传选出的生产和工作一线代表的先进事迹等。要严格执行党的宣传工作纪律，把握好宣传工作的尺度，确定不同阶段的宣传重点，坚持集中报道与经常性报道相结合，报道结果与报道过程相结合，市级新闻媒体宣传报道与基层新闻媒体宣传报道相结合。各选举单位要按照市委的部署和要求，制定稳妥的宣传方案，认真组织好宣传报道工作。

这次会议以后，同志们要抓紧将会议精神向党委汇报，并结合本选举单位的实际，及时研究部署十七大代表和省第九次党代会代表的推荐提名工作。各推荐单位，要加强领导，精心组织，统筹兼顾，科学安排，确保高质量地完成十七大代表和省第九次党代会代表的推荐提名任务，以优异的工作成绩迎接党的十七大和省第九次党代表大会的召开。

第三篇：从陈独秀、李大钊与中共“一大”代表的关系亲疏看“一大”中央局书记的选举

从陈独秀、李大钊与中共“一大”代表的关系亲疏看

“一大”中央局书记的选举

江苏省宜兴市汇文中学

何平

摘要：陈独秀和李大钊被誉为“北大红楼两巨人”，二人在中共的创建过程中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在中共“一大”上，“南陈北李”的命运迥然不同：陈独秀当选为中央局书记，李大钊却连中央委员都不是，这就不得不让人产生疑问。本文仅就从陈独秀、李大钊分别与中共“一大”代表的关系亲疏方面分析一下“南陈”当选而“北李”落选的原因。

关键词：“南陈北李” 中共“一大” 选举 人际关系

陈独秀和李大钊都是中共党史上具有重大影响的人物，他们为中共的创建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在中共“一大”上，陈独秀当选为中央局书记，李大钊却无职务。这个疑问引发了不少学者的研究，但切入点都是“陈独秀为何会当选为总书记”，都从陈独秀的个人威望和社会影响力来考虑。主要是他作为“五四运动的总司令”(毛泽东语）和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在宣传马克思主义和中共的创建过程中的重大作用来探讨，从而证明陈独秀的当选是历史的必然。（1）也有人认为主要是共产国际的影响（2）。诚然，这些都是陈独秀当选的重要原因，但一次选举的成功与否，不仅在于被选举人自身的威望和影响力以及外来压力，还有其他诸多原因，其中，被选举人和选举人之间的关系亲疏就是一条重要原因。本文想就从这个方面探讨一下中共“一大”中央局书记的选举问题。

1921年7月23日，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参加会议的有13位代表，来自七个共产主义小组，分别是上海代表李汉俊、李达，北京代表张国焘、刘仁静，湖南代表毛泽东、何叔衡，湖北代表董必武、陈潭秋，广东代表陈公博、包惠僧（3），山东代表王尽美、邓恩铭，东京代表周佛海。本文要讨论的就是这些代表和“南陈北李”的人际关系情况。

（一）和陈独秀联系密切的共产主义小组

首先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代表。1919年五四运动后，陈独秀曾被反动当局逮捕，出狱后在李大钊的帮助下，借道天津去上海。许德珩回忆：“到了上海，这时，陈独秀的思想更激进了，他和上海一批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结合起来，继续主办《新青年》，发表宣传社会主义思想的文章。随后，他就积极地投入了创建中国共产党的活动。”（4）1920年5月，陈独秀在上海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李汉俊和李达都是其秘密成员。后在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的帮助下，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上海小组发起人之一的李达回忆：“我回到上海后，首先访问陈独秀，谈起组织社会革命党派的事，他说他和李汉俊正在准备发起组织中共，就邀请我参加，做了发起人。”（5）由此可以看出，上海小组成立之前，陈独秀和李达、李汉俊的关系就已经非常紧密。他们共同发起了工人周刊《劳动界》的出版，又一起在《新青年》编辑部工作，宣传马克思主义，开展社会主义讨论。在与无政府主义的大论战中，李汉俊和李达成为陈独秀的得力助手。陈独秀十分信任李汉俊。1920年底，陈独秀受陈炯明之邀赴广州担任教育委员会委员长，临行前安排李汉俊代理上海发起组书记，足见他对李汉俊的器重，虽然后来由于党的权利组织问题，二人发生分歧，但这并不代表他们个人关系的完全破裂，李汉俊仍对这位上海小组的首创者很尊重。另一位代表李达则早在1919年陈独秀被捕时就曾发表《陈独秀与新思想》：“我们对他应该要表两种敬意，一敬他是一个拼命‘鼓吹新思想’的人，二敬他是一个很‘为了主义吃苦’的人。捕去的陈先生是‘肉体的’陈先生，并不是‘精神的’陈先生。‘肉体的’陈先生可以捕得的，‘精神的’陈先生是不可捕得的。”（6）高度赞扬了陈独秀以及他的新思想，表明了对陈独秀的敬意。陈独秀对李达也很信任，让他主编《共产党》月刊，并亲自撰写了第一号《短言》。在陈独秀和李汉俊闹矛盾时，李达尽力斡旋,后来还曾代理上海小组书记。可见，李汉俊、李达和陈独秀的关系一直非常紧密。

湖南小组选派的代表是毛泽东和何叔衡。毛泽东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思想，显然是受到了李大钊的影响，他曾说：“我在李大钊手下在国立北京大学当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就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12）可以说李大钊是毛泽东的思想启蒙的引路人，而他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确立的指导者则是陈独秀。毛泽东也一直认为陈独秀对他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早在师范学校学习时，毛泽东就非常钦佩陈独秀的文章，把他看成是自己的楷模，并感慨：“前之谭嗣同，今之陈独秀，其人者魄力雄大，诚非今日俗学所可比拟。”（13）1919年7月14日的《湘江评论》创刊号上毛泽东撰写了《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我们对于陈君，认他为思想界的明星。陈君所说的话，头脑稍为清醒的听得，莫不从各如其意中所欲出。我祝陈君万岁！我祝陈君至坚至高的精神万岁！”（14）表达了自己的崇敬之情。更重要的是，毛泽东成为湖南小组的主要发起人，主要就是由于陈独秀先生的通信鼓励。张国焘回忆：“陈先生与湖南长沙主办《湘江评论》的毛泽东等早有通信联络，他很赏识毛泽东的才干，准备去信说明原委，请他发动湖南的中共小组。”（15）可以看出，毛泽东在“一大”前就和陈独秀联系非常密切，他曾多次到上海与陈独秀会谈，商讨建立党组织的问题，还有意邀请陈独秀来长沙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大会，后因陈独秀赴任广东未实现。毛泽东对陈独秀的建党活动和创办的《共产党》月刊评价也很高：“党一层，陈仲甫等已在进行组织，出版物一层，上海出版的《共产党》，颇不愧‘旗帜鲜明’四字（宣言即仲甫所为）。”（16）在毛泽东离开北京以后，尤其在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确立以及组织发起长沙党小组的过程中，陈独秀和毛泽东的联系频繁密切，这一点是李大钊远远比不上的。

武汉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是董必武和陈潭秋。虽然到现在为止，并没有发现二人与“南陈北李”有过直接交往的资料，但武汉小组是由上海党小组直接促成的，作为上海党小组书记，陈独秀还是通过李汉俊和包惠僧等人和董必武、陈潭秋保持了很密切的间接联系。1920年2月4日，陈独秀应邀赴武汉讲学，并作了《社会改造的方法和信仰》的演讲，虽然讲学时间不长，但对武汉思想界和教育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当然也影响了董必武和陈潭秋等人的思想转变。和武汉小组直接联系的是李汉俊。上海小组一成立后，李汉俊即写信给董必武，请他在武汉筹建共产党组织。董必武对李汉俊一直很尊重，称他为“我的马克思主义老师”（18）。于是接到信后就和陈潭秋等人商量，迅速复信表示同意。与此同时，陈独秀在上海发展的党员湖北人刘伯垂，被陈独秀委派到武汉建立党组织。刘伯垂带回陈独秀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纲领的草案，分别找到董必武和陈潭秋等人。经过多次商议，发起成立了武汉党小组。其间，李汉俊受陈独秀所托，曾亲自多次到武汉指导建党工作，还在董必武家中专门讲《唯物史观》问题，以提高大家的理论水平。董必武也曾“邀请李汉俊到武汉中学作社会主义问题的讲演”。（19）可以说李汉俊代表上海党组织和武汉小组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包惠僧也回忆：“在我们活动的过程中，和其它支部也发生了一些关系。我们根据上海临时中共的指示，相互交换建党情况......我们同上海的关系较为频繁密切。”（20）不过，无论是李汉俊、刘伯垂还是包惠僧，都和陈独秀有着直接密切的联系，而陈独秀就是通过他们和董必武、陈潭秋建立了“频繁密切”的联系，虽然这种联系是间接的，但显然超过了没有和他们建立联系的李大钊。

广东代表是陈公博和包惠僧。陈公博是陈独秀在北京大学担任文科学长时的学生。在北大读书时就曾拜访过陈独秀。他虽然在政治上消极、观潮，但在思想上却不能例外地承受着新时代、新思潮的冲击和洗礼。当时北京大学是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主编陈独秀更是在进步学子中具有崇高的威望，陈公博也同样受到了他的影响和熏陶。1920年夏，陈公博、谭平山等人在北京大学毕业后回到广州，他们决定联络进步知识分子，创办一份大型的报纸《广东群报》，宣传新思想。在办报过程中，曾致信向他们的老师陈独秀请教，陈独秀复信表示热忱支持，希望《广东群报》能继承历史传统，激流勇进。陈独秀还专门为创刊号撰写了《敬告广州青年》一文，表示祝贺。在广东党小组的建立过程中，陈独秀和陈公博也建立了密切的联系。本来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广东已经建立了党组织，但成员大多是无政府主义者，陈公博等人并没有参加。1921年初，陈独秀赴任广州，着手改建党组织，首先找到的就是陈公博等人。经过非常热烈的讨论，认为必须摆脱无政府主义者，于是开始成立真正的共产党。期间，陈公博在宣传社会主义和实际活动中，发挥了一定程度的积极性，他仍担任《广东群报》主编，陈独秀则不时给予指导。陈独秀对陈公博一直很信任也很器重。包惠僧回忆广东选派参加“一大”代表时，陈独秀说，“可以派陈公博和包惠僧两个人去出席会议，陈公博是办报的，又是宣传员，知道的事情多。”（21）陈独秀因自己去不了，就把向中共“一大”提出的“关于组织与政策的四点意见”交给陈公博，由他带往上海。可见二人关系不同寻常。另一位代表包惠僧本是武汉小组的成员，原想去苏联留学，由于经费问题在上海逗留，遂被李汉俊派往广州找陈独秀。陈独秀是1920年2月在武汉演讲时结识包惠僧的，那时他是一名新闻记者。包惠僧回忆：“我以记者的身份专程到文华书院访问了陈独秀，我是抱着崇敬的心情去见他的”，“那时陈独秀的名声很大，号称新文化运动的‘三圣’之一。”(22)此后他们便建立了频繁的联系。包惠僧很尊重陈独秀，他说“在我的印象中，陈独秀是了不起的人，‘三圣’之一嘛。”（23）在广州期间，他们的关系逐渐建立起来。包惠僧回忆“在广州我的事情不多，没事就到陈独秀处去谈天。”（24）正是由于关系很好，在自己无法抽身时，陈独秀才会指派包惠僧去参加会议。相对而言，李大钊和陈公博、包惠僧联系不多。陈公博在北大时对共产主义兴趣不大，整个五四运动也只去发过一次传单，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先驱李大钊接触自然就不多。至于包惠僧，他在回忆录中清楚地记载他和李大钊是1922年初夏第一次见面。因此，显然比不上经常有联系的陈独秀。在广东小组的创建过程中，陈独秀更是和陈公博等人建立了深厚的情谊。况且陈独秀“对于广东，认为是革命的策源地，非常注意”，（25）而李大钊则主要负责北方党组织的建立，与广东代表没有直接联系，这也是很正常的。

东京小组的代表是周佛海。当时日本小组一共只有两人，另一个是施存统。他们都是在陈独秀的指导下在上海加入党组织的。周佛海最初认识陈独秀是通过张东荪。周佛海回忆：到上海后，“张东荪告诉我，陈仲甫要见我。仲甫本是大学教授，主编《新青年》，鼓吹新思想„„有一天我和张东荪、沈雁冰去渔阳里2号，去访仲甫。当时吴廷斯基在座，他希望我们组织中国共产党„„经过几次会商以后，便决定组织起来。”（28）后来施存统去日本，陈独秀又写信给他，介绍他和在鹿儿岛就读的周佛海联系，建立中共日本小组，并指定施存统为负责人。可见，在“一大”召开之前，周佛海就和陈独秀有了直接的联系。在创建东京小组过程中又得到了陈独秀的指导，关系比较密切。而由于他每次回国时间不长，又都逗留在上海，因此和在北京的李大钊没有什么交往，受其影响自然就比较小了。

（二）和李大钊交往频繁的共产主义小组

济南小组的代表是王尽美和邓恩铭。济南党小组的建立是与李大钊的积极帮助分不开的，他在整个创建过程中起了指导作用。据《王尽美传》：“尽美同志同北京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李大钊等人的联系是比较早的。1920年3月，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立以后，在发展北京以外的第一批会员时，就吸收了尽美同志。”（26）王尽美结识李大钊是在五四运动期间，王尽美经常以山东学生会代表的身份去北京进行革命活动，曾得到李大钊的帮助和指导，李大钊热忱地向这位进步青年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知识。回到山东后，王尽美以北京为榜样，在济南也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从此以后，他们的联系就更多了。王尽美经常到北京去，向李大钊请教如何在山东开展革命活动，建立共产主义组织的问题，邓恩铭也曾代表山东学生界去北京参观学习。李大钊也多次派人到济南来指导工作。1920年9月，北京党小组建立以后，李大钊派陈为人来济南，找王尽美和邓恩铭等人，研究在山东成立共产主义小组的问题。陈为人受李大钊所托，介绍了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经验，对王尽美等同志的帮助和启发很大。在这个期间，陈独秀也写信给济南的老同盟会员王乐平，请他在济南发起组织共产党支部。王乐平是五四运动时在北京认识陈独秀的，以后一直来往密切。王乐平把信的内容转告给王尽美和邓恩铭，由他们负责组织党支部。两个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青年知识分子担起了这个重任。由此可见，对于山东党组织的建立，陈独秀和李大钊都付出了心血。但相对来说李大钊与王尽美等人关系要更密切，关系也更近。张国焘回忆：“北京小组除了在北京市区及四郊开展上述那些工作外，还在济南成立了另一个共产党小组和社会主义青年团。”（27）可以看出，以李大钊为核心的北京党组织对济南党小组的建立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而陈独秀只是通过王乐平和他们建立了间接的联系，影响没有李大钊那么深远。

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是在李大钊的直接领导下建立的。张国焘到上海时，陈独秀还曾专门和他谈过建立党组织的问题。张国焘回京后向李大钊报告会谈情况。李大钊认为“上海所拟定的要点都是切实可行的，在北京可以依照着发动起来”.（7）于是李大钊就和张国焘、张申府一同发起成立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由此可以看出，陈独秀和北京小组的建立也有着密切的联系，而作为中间联络员的就是“一大”代表张国焘。张国焘参加革命活动首先是受到了李大钊的影响，两人关系非常密切，张国焘回忆：“我景仰李大钊先生，虽然他是我的指导者，我们的相处却似朋友”，“由于李大钊先生的启发，认定一切问题从了解马克思主义着手，我才开始对马克思主义作较有系统的研究。”（8）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张国焘经常往来于京沪之间，和陈独秀的关系也非同寻常，他也非常推崇陈独秀。早在1919年9月16日，陈独秀出狱那天，北大同学会召开欢迎会，张国焘作为学生会干事致欢迎辞：“我代表北大同学，热烈欢迎陈先生光荣出狱，并对陈先生在狱中所受的迫害表示深切的慰问。”（9）后来他又在文中赞扬道：“陈独秀先生是人所共知的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这不但由于他的声望在当时起了号召作用，而且实际上他的确是组织中国共产党的最先发起者和设计者。他具有决心和信心，拟定发展中国共产党组织的初步蓝图，并从事实际活动。”（10）另一位代表刘仁静“在武昌中华大学附中时，就通过《新青年》等杂志开始接触新思想。”当时他就对陈独秀很崇敬，但直到1918年他考上北京大学预科时，才第一次认识了这位文科学长。由于陈独秀社会活动较多，刘仁静也没有和他有过多少直接的接触。真正对刘仁静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起指导作用的是李大钊。李大钊对这个年仅十几岁就投身革命的青年非常欣赏，称赞他“小小的年纪能奋斗”。当时李大钊主持北大图书馆，为进步青年提供了许多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材料和著作。刘仁静在他的指导下，广泛阅读了马列著作，并觉得“自己有理由把自己看成是马克思主义者”。在组织活动中，刘仁静也很积极，参加了李大钊发起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他对李大钊非常尊崇，认为李大钊“对我们的影响很大，事实上只有像他这种众望所归、号召力极大的人，才能真正起到组织领导的作用。”并称他“无疑是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灵魂。”（11）在李大钊的介绍下，刘仁静又成为北京党小组的成员，同李大钊建立起师生的深厚情谊，这些都是陈独秀无法比拟的（三）结论

综合以上情况可知，中共“一大”召开之前，在各地党组织的创建过程中，陈独秀和这些小组的发起人和代表都有直接的联系，且大多关系比较密切。而李大钊除了和北京﹑济南两个党小组代表外，和其他代表基本上没有什么联系，就人际关系来说，明显比不上陈独秀。李达也回忆：“在‘一大’期间，有的代表称陈独秀为我们的领袖，代表们对陈独秀没参加大会深表惋惜。”（29）可见，代表们在会议召开之前，心目中就已经把陈独秀看成是中共的领袖了。到选举时，大家心里的意见也都比较一致。应该说，陈独秀的领袖地位就是在平时的人际交往中形成的。相反，李大钊由于种种原因，和“一大”代表们关系不是很亲密，因此落选也就难免了。仅从这个方面考虑，纵观十三位代表：陈公博没有参加最后一次选举中央局的南湖会议，刘仁静回忆说他选的是李汉俊（30），其余十一位代表中，李达﹑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周佛海应该都会选陈独秀；王尽美﹑邓恩铭则有可能会选李大钊；李汉俊和陈独秀闹过矛盾，态度不明确；至于张国焘，身受“南陈北李”二人的关怀与指导，他会选择谁，我们无法推测，不过这并不影响选举结果。陈独秀的支持率远远在李大钊之上。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陈独秀和“一大”代表的关系比李大钊要亲密得多，这应该是他当选为中央局书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1）范守信《党的“一大”为什么选陈独秀当总书记》，《新时期》1979年第1期；宋镜明、马建离《论陈独秀早期的历史功绩》，《武汉大学学报》1979年第6期；刘舜辉《陈独秀为什么会在中共“一大”当选为书记》，《江西大学学报》1983年第3期

（2）

濮清泉《我所知道的陈独秀》，《文史资料选辑》第71辑第32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80年

（3）

关于包惠僧的代表资格问题尚有争论：张国焘《我的回忆》、周佛海《往矣集》认为是武汉代表；陈潭秋《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回忆》，《包惠僧回忆录》认为是广东代表；刘仁静《一大琐记》认为不是正式代表；邵维正《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沙健孙《中国共产党通史》认为是陈独秀指定的代表。本文取包惠僧为武汉代表。

（4）

许德珩著《我和陈独秀》，《党史研究》1980年第4期，转引自《陈独秀印象》第89页，学林出版社1997年

（5）《李达自传》，《党史研究资料》1980年4月第8期，转引自《新时期》1980 年第5期

（6）李达《陈独秀与新思想》，《民国日报》副刊《觉悟》，1919年6月24日，转引自任建树《陈独秀大传》第18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

（7）张国焘著《我的回忆》第100页，东方出版社2004年

（8）张国焘著《我的回忆》第75页，东方出版社2004年

（9）朱洪著《陈独秀与中国名人》第324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1年

（10）张国焘著《我的回忆》第87页，东方出版社2004年

（11）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编《党史研究资料》第一卷，第61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

（12）斯诺著《红星照耀中国》第117页，河北人民出版社1992年

（13）朱洪著《陈独秀与中国名人》第2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

（14）陈木辛编《陈独秀印象》第6-7页，学林出版社1997年

（15）张国焘著《我的回忆》第94页，东方出版社2004年

（16）中国革命博物馆, 湖南省博物馆编《新民学会资料》第163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

（17）谢觉哉《谢觉哉文集》第543页，人民出版社1989年，转引自《大浪淘沙--中共“一大”人物传》第60页，人民出版社1989年

（18）董必武《创立中国共产党》，《共产主义小组》（上）第424页，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

（19）《董必武年谱》编辑组编《董必武年谱》第47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

（20）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编《党史研究资料》第1卷，第69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

（21）《包惠僧回忆录》第368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

(22)《包惠僧回忆录》第365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

(23)《包惠僧回忆录》第366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

(24)《党史研究资料》第1卷，第109--110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

(25)《“一大”前后》

（二）第417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转引自贾兴权《陈独秀传》第247页，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

（26）中共诸城县委,山东大学历史系编《王尽美传》第20页，山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

（27）张国焘著《我的回忆》第117页，东方出版社2004年

（28）周佛海《扶桑笈影溯当年》，转引自李新、陈铁健主编《伟大的开端》第40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

（29）《党史研究资料》第二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

（30）《刘仁静：回忆党的一大》，《关键会议实录》（上）第65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