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读书 为人 做官
关于读书。古往今来，许多政治家、思想家、理论家都是从读书起步，勤奋好学、勇于实践、锲而不舍，从而踏上成功之路的。当今的时代，我们称其为信息时代，“知识爆炸”时代，可是有些所为的“官人”却不读书、不看报、不求知、不上进，满足于官欲，满足于现状，这样的“官人”必将被人民所不容，必将被时代所淘汰。无论是正在读书，将来要步入仕途的人，或是已经步入仕途的人，都要坚持读书，持之以恒，象革命老前辈毛泽东那样，活到老，学到老；象朱德那样八十高龄手不离卷，多读书、读好书、增加知识，提高品位，升华思想，与时俱进。
关于做人。中华民族历来讲究做人的道理，积累了丰富的知识和宝贵的经验。在人的一生中，做好人最重要，也最困难。一个人拼上三年两载，最多十年八年，或许能做成一两件事。而做人则是一辈子的事，有的弄不好一辈子也不会做人。相传，三国时关公曾用篆书给儿子关平写下12个字：“读好书，说好话，行好事，做好人。”虽然现在时间已经过去一两千年，但这12个字仍不失为为人处世的座右铭。对怎样做人，毛泽东在《纪念白求恩》一文中说：“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领导干部不论平时，还是关键时刻，都要做这样的人。
关于做官。现在我们仍用“做官”这个词，但其含义与过去有本质不同。所谓做官，就是党和人民给你一个为人民服务的机会和岗位。党章指出，党的干部是党的事业的骨干，是人民的公仆。领导干部要做人民的公仆，就应当像毛泽东强调的那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有句古戏的唱词，叫“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此所谓“做主”，就是要主持公道，竭力为群众谋利益。《阅微草堂笔记》载：一位没做出政绩的知县，受到阎王爷指责后，他委屈地说：“我虽然没有政绩，却两袖清风，连老百姓一碗开水也没喝。”阎王爷说：“你是知县，没把县里的事办好，就是失职。如果没喝过老百姓一碗开水也算功劳，不如在知县大堂刻个木头人，它根本就不喝水。”这则故事，也是对占着“公仆”的位子、不为民做事者的讽刺。做官是一时一地，党员干部就应当倍加珍惜自己的岗位，履职尽责，力求“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从实践来看，我们绝大多数党员干部经受住了考验，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保持了人民公仆的本色，焦裕禄、孔繁森、郑培民、沈浩等同志就是杰出的代表。但也毋庸讳言，有的领导干部做人民公仆的思想淡漠了，有的甚至成为腐败分子。陈云同志在建国初曾说，一些人“起初是干革命来的，以后是革命加做官。后来官越做越大，胃口也越来越大，有的人就只想做官，不想革命了”。这番话，对领导干部仍有重要的警示意义。
做人是基础，做官是手段，为群众做事是目的。一个人可以不做官，但必须做好人、做好事。清人郑板桥曾说：“读书中举，中进士做官，此是小事。第一要明理，做个好人。”做好人，比做事和做官更重要。一个人官当得怎样、事做得怎样，是做人的延伸和体现。做官一阵子，做人一辈子。做好人，是做事、做官的前提和保证。孙中山曾说，要立志做大事，不要立志做大官。一个人一旦为官，就对他做人、做事提出了更高的标准和要求。官职越高，责任越大，越要有很高的思想水平、道德素质和领导能力。领导干部只有先做好人，才会有人格力量，说话才有号召力、说服力、感染力，才能教育人、影响人、带动人，实施正确领导。领导干部有了良好的人格和道德，才能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与群众保持密切联系，全身心为群众服务。许多党员干部之所以能得到群众信任和拥戴，首先是因为他们是好人。
做官是为了为民做事，而不是为了升官。做官而不做事，或做事是为了升官，是错误的。现实生活中，有的人原来还不错，后来做了官，慢慢就变得会做官而不会做人了。这样的官不会是好官，也不能说是好人。好人不一定能做好官，但好官一定是好人。正因为如此，古往今来都强调“做官先做人”。朱基曾回忆他当年考进清华大学时，他的系主任对他说：上大学读书，一要学会做人，二要学会做事。无论做人、做事、做官，都要老老实实，不可沽名钓誉；都要踏踏实实，不在身后落骂名。有一位领导同志提出，领导干部“一要干活，二要干净。”这两者是统一的，就像车的两轮，只有同时转动，才能跑得稳、跑得快；又像鸟的两翼，只有两翼齐飞，才能飞得高、飞得远。
要把做人、做事、做官统一起来。首先，要追求为官的高境界。有人把领导干部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叫人怕的干部”，就是整天板着面孔，颐指气使，动辄训人。他当领导不是凭良好的品德和能力，而是手中的权力。须知，你在台上人家怕你，你不在台上，人家还怕你吗？悟透这个道理，就应该自觉走出这种为官的“低境界”。二是“叫人敬的干部”，这种干部为人真诚，作风正派，办事公道，学识渊博，能力较强，工作扎实。但应该注意密切联系群众；否则，可能会让人敬而远之。这是为官的“中境界”。三是“叫人爱的干部”，这种干部有第二种干部的优点，同时还能尊重、理解、关心群众，虚心听取群众意见和建议，与群众交朋友。我们应该追求这种为官的“高境界”。
第二篇：读书 为人 做官
2010年吉林甲级申论试卷答案分析
读书 为人 做官
温家宝总理在世界读书日参观国家图书馆时发表讲话，说明读书学习对个人和民族的重要性，指出“一个不读书的人，不读书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这与我国的古代观点”修身 齐家 治国平天下”的理论不谋而合。在时下，学习不再是某一时间段的连续学习，而是在工作中生活中点点滴滴的细碎生活中获取信息的手段。读书学习的目的不但在于解决一时遇到的问题，其更大的意义在于提升了我们的文化素养。
先做人，才能做好官。而要想做一个好人，首先要有较高的文化修养和内涵。阅读是提高修养的重要手段。然而在知识纷繁芜杂的信息时代，什么是好的知识？什么是值得我们学习的知识？什么是适合我们广大公务人员用来提升理论价值的书籍呢？这一个个的问题最终归属于我们急切的需要一个好的推荐书的机制。清晰明了的让广大干部了解适合本职工作的阅读范围和类别。这比起我们盲目的收集和泛滥的大堆文件来说，是一件省时省力的好办法。
那么，读书的目的就是为了做好官，做大官么？人大教授周孝正的一项调查显示表明，很多官员对官场的权力斗争小说最感兴趣，甚至很多老干部也借鉴建国及文革过程中的权力斗争“历史”来学习官场经验。这难免让阅读这样一个培养自身书卷气的行为染上了诸多的功力色彩。这种迷失于实用主义和权力至上的读书理念释放着非常危险的信号。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社会主义诞生的摇篮-----苏联的解体，政权的颠覆离我们并不遥远。这样的历史悲剧的根源就是苏联的共产党员忽视了自身的修养及道德的构建，失去了共产党人理论上的先进性，痴迷于官场的权力纷争，最终导致了这样的历史悲剧。在读书这样的事上，我们不妨理想和浪漫主义一些，少一些现用现学的心态。毕竟，在阅读和学习的世界中，体会的不仅是知识的繁复无边，更是在之于学习后对于自身的理论高度提升。现在存在的一种很多的现象是文山会海的培训学习当中，文件冗长复杂，报告又长又难懂。这其中关键的因素就是理论学习的不够深刻：自己都没搞清楚，怎么让别人听明白？那就只好通过晦涩难懂的语言来掩盖稀里糊涂的理解了。
在这样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可以做的很简单，就是保持一种从容的心态，踏实的作风，认认真真的读一些好书，切实的提高我们自身的修养和素质，在理论的学习和创新上保持着共产党人的先进性。读好书，做好人，为好官。
第三篇：感悟为人与做官
感悟为人与做官
通过观看了中纪委摄制的警示教育片《沉重的代价》后，我颇受震撼，深深地体会到，领导干部最重要的是把握好为人与做官，必须首先做好人，做好人才能当好官，做不好人就不能当官，或只能是碌碌无为的庸官，不齿于人民、名败千古的贪官。
为人必须品行端正、真诚善良。
人的一生，从懂事那时起，就面临做什么样的人、怎样做人的问题，这是每个人都要作出回答的人生试卷。尤其是为官者学会做人确是相当重要的，但做人是一门学问，不靠遗传，不靠秘方，不靠权力，不靠“关系”，更不能部属代劳，完全取决于自身修养。这修养比作报告、出国考察要难多了。我认为人的一生不管是否成才，首先是要做好人,做一个有用的人。做人要把握三点：一要做一个品行端正的人。论语曰“修已以敬”，客观地指出了人的修养、品德对于个人价值的重要性。只有具备好的人品，做人才有底气，做事才会硬气，做官才有正气。一个品行端正的人首先要正直，只有正直才会有服众的底气和被尊敬的资格；其次要严谨，只有严谨才会有责任心，才会有工作务实，生活洁身自律；再次要忠诚，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事业，忠于职守，无愧于国家，无愧于百姓，无愧于社会。二要做一个真实坦诚的人。古人云：“君子修身，莫善于诚信。”“真诚换真心,诚信变真金”,这是现代人对诚信的理解。为人要做到真实可信必须保持一种坦率的态度。领导干部常常需要与人沟通，而人与人的沟通最好的方法就是坦率，开诚布公。三要做一个宽厚善良的人。第一，要有宽容之德。有人说，世界上广阔的是海洋，比海洋广阔的是天空，比天空广阔的是人的胸怀。这句话很有哲理，你越是宽容他人，就会被别人所宽容，作为一名领导干部要学会
1包容接纳与自己意愿相违背的言论和做法。第二，要有厚道之品。厚道的人心底无私，襟怀坦荡，光明磊落。领导干部只有具备厚道的品性，群众才会发自内心地拥护你、支持你。第三，要有善良之心。我们所处的社会好比一个大家庭，我们的基层央行也好比是一个小家庭，我们每位员工都要有这个家庭的责任感，都应该学会与人为善，永远保持有一颗善良之心，社会和单位将会更加和谐。
做官必须公正为民、廉洁守纪。
做官比做人的标准要高得多。官者，“管”也。管人之人，倘若没有拔尖才能，出众才华，凭何德何能去“群雁高飞头雁领”呢？作为一个领导干部，不论职位高低，在群众眼里都是“官”，都要面对如何做人、当官的问题。为此，作为领导干部要正确处理好做人与做官的关系，公与私的关系，正确对待名、权、位。一要牢记宗旨用好权。树立正确的公仆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把权力与责任统一起来，做到权大不忘责任重，位高不忘公仆心。二是心系群众不忘本。发扬爱民、亲民、为民的优良传统与作风，聆听民声，尊重民意，关心群众疾苦，认真解决与人民利益密切相关的热点、难点问题，像孔繁森那样“一个人爱的最高境界是爱别人，一个共产党员爱的最高境界是爱人民。”三是防微杜渐保清廉。工作上向高标准看齐，生活上向低标准看齐，发扬“两个务必”的精神，自觉置于党组织和群众监督之下，不徇私情，顶住歪风，经起诱惑，管住自己，教育好亲属子女，防患于未然。而要做到这些，最根本的是加强修养，不仅要加强党性修养，还要加强品质道德修养，从点滴小事做起，筑牢反腐思想防线，培养高尚的人格情操，像孔子《论语》所说，从“十五有志于学”、“三十而立”的年轻时代，就建立明晰的内心价值系统，把社会
压力变为生命张力，才能在“人生有限，自然永恒”的规律中受到心灵震撼，实现“七十从心所欲”的淡定从容。
“当官一阵子，做人一辈子”，“做人难，做官更难；人未做好，切勿做官。”这些凡人凡言的官场箴言警示我们，做人与做官是紧密联系的。做人是基础，是打底子，是管一辈子的，而做官则是一种职务分工，一种社会责任，是一时一地的事。有的人没有官职，没有财富，没有名望，但行为廉洁，人生价值高尚；有的人虽做高官，却没有人格品格做底子，结果必然栽跟头，而且官职越高摔得越重。因此，要当好官，做好领导干部，一定要先学会做人，做个正直、清白、言行一致、表里如
一、堂堂正正的人，也就是胡锦涛总书记要求的干干净净的人，这样的人做官，才能是深受群众爱戴的好官、清官。
第四篇：读书做官
“读书做官”古今谈 读书无用论不可逆转人们谈到“读书做官论”，总要追溯到孔夫子的“学而优则仕”。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误解。“学而优则仕”语出《论语-子张》，原文是：“子夏曰：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可见，说这话的人并非孔子，而是他的学生子张。当然这句话被收入《论语》，也肯定是体现或者说符合孔子的思想的。
“学而优则仕”这一观点，历来有诸多不同解释。最流行的解释非“读书读得好了就可以去做官”莫属了。但这种解释，却无法理解前半句“仕而优则学”，因为按照下半句的解释，前半句应该解释为“当官当得好了就可以去读书”，而这在逻辑上是无法讲通的。把前后两句话联系起来看，就不难发现世俗的理解有很大的问题。
问题出在哪里呢？主要是出在对“优”字的理解上。这里的“优”字，不是“优良、优秀、优异、优胜”的意思，而是指“有余力”。这样一来，全句意思就豁然开朗、顺理成章了。
这样说有什么根据呢？当然是有的。
《说文·人部》：“优，饶也。”可知“优”的本义是丰富、充足、宽裕，后来才引申指优良，与“劣”相反。宋代朱熹《论语集注》对此的解释就是：“优，有余力也。仕与学，理同而事异，故当其事者，必先有以尽其事，而后可及其余。然仕而学，则所以资其事者益深；学而仕，则所以验其学者益广。”清代刘宝楠《论语正义》对此的解释是：“《说文》：优，饶也。饶，余也。言人从事于所当务，而后及其余，不泛骛也。”今人杨伯峻先生在《论语译注》中把子夏的话译为：“做官了，有余力便去学习；学习了，有余力便去做官。”大抵是不错的。但把“学”直译为“学习”，还欠准确。在笔者看来，“学”，在这里指的是“学问，做学问的人”，全句应该译作：“从政的人，有余力了才（可以）去做学问；做学问的人，有余力了才（可以）去从政”，更为恰当一些。
子夏在这里强调的是什么呢？显然不是读书、学习、做学问与做官、从政的因果关系，而是说从政的人和做学问的人都要首先立足于本职，从政的人要首先把政务处理好，做学问的人要首先把学问研究好，然后才能去考虑其他。做官与做学问之间，当然互相可以有所帮助。做官的人，政务之余研究学问，对其从政会很有帮助；做学问的人治学有成之后，通过从政来检验其学问、学说的正确性、可行性，对做学问当然也大有好处。
这样说来，“学而优则仕”与“读书做官论”其实是两码事，本不相干。从历史事实来看，也是如此。我们知道，孔子所处的时代，社会上并没有科举考选制度，贵族与平民之间壁垒森严。官吏主要是世袭的。有极个别平民甚至奴隶被任用为官吏的，也多出于别人的引荐或个人的自荐，属个别或偶然的现象。读书人想通过读书来跻身贵族阶层，或者走上政界，希望是很渺茫的。到了汉代，官员选拔制度是察举制，如“举贤良方正”、“举孝廉”等；魏晋之后，又实行九品中正制。这种情况下，“读书”与“做官”并没有直接关系。直到隋唐时期建立了科举制度，读书和做官才算真正联系起来。
如此说来，在科举制度之前，古人“仕而优则学”是比较容易做到的，“学而优则仕”的可能性却很小。所以，子夏是把“仕而优则学”放在前面说的。那么，科举制度之前，古人读书、学习、做学问，不能直接谋求官职，会得到什么好处呢？换言之，其读书的动力何在呢？
原来，古人读书有成之后，虽然不能直接做官，但却可以跻身于“士”的阶层。“士”，仍然属于被统治阶级。当时的人民，被分为“士农工商”四个阶层。四个阶层中，“士”的地位最高。
“士”作为一个社会阶层形成以后，就有了自己的价值观念，也有了自己的社会能量。像“士为知己者死”、“士可杀不可辱”等等，就体现了士族的价值观念。“士”之间可以集会结社，诗酒唱和，研究学问，甚至成为流派。“士”当中那些出类拔萃者，也就是士林领袖，往往有着很高的声望，有时对政界也能产生一定的影响。因此，政府官员甚至君主也
对他们给以相当的尊重。当然也有的被统治者礼聘为上宾，授之以官职甚至倚之为臂膀的。如姜子牙垂钓于渭水，被周文王聘请去做军师，成了西周的开国元勋；诸葛亮躬耕于南阳，被刘备聘请去做军师，成为蜀国的丞相等等。这类传奇式的际遇，一直是历代读书人所梦寐以求的。当然，“士”做了官，就不再是普通的“士”，而是“士大夫”了。
到了隋唐建立科举制度之后，从制度上打开了读书人通过勤奋读书、参加科举考试而走向政界的道路。“学习好就可以做官”成了一种社会现实，也成了一种普遍的观念，人们再说“学而优则仕”的时候，其意义就发生演变了。“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成为读书人可望可及的梦想，落魄书生高中状元、被招驸马的离奇故事也被人们所津津乐道。只要学习优秀，不问出身门第，就可以中举人进士，就可以入朝做官，从用人制度上当然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它的进步意义不仅在于可以为官员队伍提供数量充足、质量上乘的后备军，而且在于使出身平民的知识分子有了可能的进身之阶。科举制度，以“学优”为唯一标准，这在社会的一个重要方面体现了公平和公正。当然考场舞弊的情况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可以另当别论。正因为科举制度的长期施行，才使得后来被误读了的“学而优则仕”深入人心。这种观念，对社会文化的影响自然是巨大的。
科举制度当然也有很多问题。在我看来，最主要的问题是没有与时俱进。考试的形式和内容长期一层不变，明清两代八股取士更是一种倒退。如果能够顺应社会发展潮流，根据任职需要设立政治、经济、商业、军事等不同的考试科类，作为人才选拔制度来说，就是相当可取的了。
晚清末年（1905年9月2日），光绪皇帝发布了“废科举，兴学堂”的上谕。按照这份“上谕”里的意思，“学堂本古学校之制，其奖励出身亦与科举无异。”说明那时统治者心目中的“学堂”不过是科举制度的变种。实际上，这是有很大问题的。学堂（学校）的主要职能是培养人才，科举制度的主要职能是选拔人才，而当时的“新式学堂”却被同时赋予了两种职能，因此与西方现代学校就有了明显的区别。如果说，科举时代的读书人仅仅读书是不能做官的，只有在参加了科举考试并且高中之后才有可能做官，所谓“没有场外的举子”
就是这个道理；那么，新式学堂里的学生却可以免去这一麻烦，只要毕业了就可以进入包括政界在内的社会各界。
辛亥革命后，中国一直处于长期的混乱之中，教育制度虽不无变革，但却没有人能对其进行新的整体设计。
新中国成立后，教育制度发生了重大变化。我们的学校在形式和内容上，较多地搬用了苏联的东西。但在国人读书学习的目的上，却不可避免地带有科举时代以及民国时期“读书做官”的浓重痕迹。在培养和选拔功能合一方面，和旧社会的学堂则在某种程度上是类似的。应该是“有教无类”的学校，在入学的门槛上却于考试成绩之外设立了政治审查之类的关卡；而学生在大中专学校里只要能够毕业，就会成为“国家干部”，得到一份工作，领取一份工资。好在我们的国家十分庞大，各方面需要的人才很多，所以，国家包分配的制度能长期延续执行。经历了“文革”，出现了严重的人才断档，恢复高考后仍然可以较长时间由国家包分配。这种长期延续的分配制度，使“读书做官”的观念更加深入人心。当然这里的“官”已经不仅仅是政界的公务员，还包括各种企事业单位的工作岗位。“读书做官”的思想观念，尽管在“文革”中曾被大加批判，却没有也不可能批臭。
由于学校同时具有培养和选拔两种职能，进入高一级学校就意味着可以获得较高的职位和待遇，教育中的“应试”倾向就不可避免地产生、发展并愈演愈烈了。
随着教育的发展和普及，毕业学生对政府机关和国家举办的公益事业单位来说已经远远供大于求，而多数企业单位成为民营性质，也不再欢迎硬性分配的大中专毕业生，国家包分配的制度就走到了尽头。“读书”直接“做官”从此成为历史。
但国家机构毕竟还是需要不断补充新鲜血液的，而我们的学校中又没有培养公务员的专门学校，于是，各级公务员考试应运而生。人才选拔机构与人才培养机构的职能分工又开始显现出来。现在，仅仅上了大学取得某种学历并不等于有了就业的职位，只不过是具备了参加人才选拔考试的基本条件，必须经过人才选拔招聘的考试考核才能进入政界或其它岗
位。尽管很多人对此还不够理解，甚至引发了新一轮“读书无用论”的思潮，但这一趋势却是不可逆转的。
第五篇：湖南省委组织部长黄建国论为人与做官
湖南省委组织部长黄建国论为人与做官
一、人生须常回首
人要不断进步，要获取成功，有三部曲很重要：一是超前思考，化不利为有利。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早一点谋划，可以争取主动。二是稳步推进，积小胜为大胜。要注重实干，注重积累。有渐进量变，才会有质的飞跃。三是善始善终，变理想为现实。起步容易，鲜克有终。慎终如始，方无败事。做好这几步，离不开总结经验。忘记和能记，是人的两大本能。人不能忘，是活不下去的；如不能记，也不会生存得好。‚不铭记过去的人，注定要重蹈覆辙‛。历史是最好的老师，如果你一次没学会，它将不断地重复。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总结经验，既是终点，也是起点。人应该每天做一点自己不想做的事。美国哲学家詹姆斯说的这句话，是一个真理，是进步的阶梯。有句话与这个观点相近：容易走的都是下坡路。每天做点困难但却有益身心的事，每天淘汰自己身上不合时宜的东西，这是逼自己进步的办法之一。不是自己淘汰自己，就是被别人淘汰，这是适者生存的‚进化论‛。如有的人坚持每日必记、每事必记，几十年如一日，锻造了坚韧不拔的毅力，也使自己在不断超越中得到净化和升华。即便是自己所长，注意总结，予以确认，加以肯定，也有助于使之得到弘扬。正如商业及电脑巨子罗斯？佩罗所说：‚凡是优秀的、值得称道的东西，每时每刻都处在刀刃上，需要不断努力才能保持刀刃的锋利。‛天方国古有神鸟名‚菲尼克司‛，满500岁后，集香木自焚，复从死灰中更生，鲜美异常，不再死。郭沫若的诗《凤凰涅●》中的‚菲尼克司‛，就是中国所谓的凤凰。凤凰本是‚神灵之鸟‛，尚且要在500岁之后‚火焚再生‛，可见新陈代谢这一宇宙中的普遍规律，对任何事物更是概莫能外了。它启 示我们，在知识上要不断汰旧求新、吐故纳新，不断地重新进行学习，勇于扬弃陈旧之物。幼稚的脱去胎毛，换上成熟的羽毛，长出坚硬的翅膀，才能翱翔万里、直冲云天。老鹰在经过一段长空搏击之后，羽毛也会老化，翅膀也会有损，非下决心‚脱毛‛不可。凤凰的‚火焚‛，悠悠500年才有一次，我们的知识和经验的‚脱毛‛，却容不得这样漫长的岁月，也不可能只‚脱一次毛‛便可受用终身。必须树立时时地‚脱毛‛、不断地‚脱毛‛、活到老‚脱‛到老的思想。恩格斯45岁时学微积分，毛泽东同志晚年还自学英语，他们都不把年岁大作为不再学习的借口。它还启示我们，在个人思想修养方面，也需要不断否定、超越，才能获得清醒、获得激情，才能振奋起来、进步起来。人生须常回首。人生要经常进行阶段性的‚大盘点‛，及时回首得失成败，总结汲取经验教训，以便为此后的人生做好减过避祸和免败求成的精神准备。人的智慧在认识自身短处时，表现得最为突出。总结经验、盘点过去，千万不要护短，不要怕家丑外扬。暴露了痛疽，方可得到疗效。吐故纳新实际上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只有经过苦痛，才会有真正的吐故，才能获得扎实有用的新知。如有的人把自己犯错误的原因归结为外因，全然不反思个人之过、主观之错，这样怎么能变得聪明起来呢？有的人把自己成长进步慢归咎为没有跑关系、找后台，以为别人被提拔都是靠走旁门左道，而不在提高自身素质上下功夫，这样如何能获得进步呢？总结经验要善于辩证思维，找准问题的症结。毛泽东同志是最善于从哲学高度总结经验教训的，给我们做出了榜样。在总结大革命和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时，他指出，固然有敌我力量悬殊的客观原因，但更重要的是主观原因，特别是革命党自身的原因。认为‚非战之罪，乃天亡我‛的说法是错误的，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敌人强大是原因，但战之罪，干部政策之罪，军事冒险主义之罪，是主要原因。机会主义是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从而 得出了‚一个政党要引导革命到胜利，必须依靠自己政治路线的正确和组织上的巩固‛的结论。由此可见，总结经验要有正确的思想方法，才能既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看到问题本质，抓住主要矛盾，找准努力方向。总结经验要科学、要客观，必须注意学习哲学，成为自觉的辩证论者，以提高思维的准确性和深刻度。思维的深刻度，决定着领导工作的成功率和事业成效的递升度。而要优化思维品质，提高思维层次，恩格斯认为，‚除了学习以往的哲学，直到现在还没有别的办法。‛哲学是使人聪明的学问。潜心学习，坚持数年，必有收益。季羡林先生讲：‚知识分子大概是分为三类：先知先觉的，后知后觉的，不知不觉的。第一类是少数，第二类也是少数。‛领导干部要通过学习理论、武装头脑，增强自觉性和主动性，成不了第一类，至少不做第三类。学习科学理论，学习各种知识，重在联系实际、解决问题、指导工作，讲形象点，就是要‚做湖南猫、抓湖南鼠‛。尤其应注意联系个人的思想和工作实际，在改造主观世界上下功夫。能否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关乎到学习成效的大小和真假。17世纪的英国学者托马斯？富勒说：‚知识使好人更好，使坏人更坏。‛塞缪尔？约翰逊说：‚有知识而不正直是可怕的。‛罗素说：‚科学是一种权力，而任何权力都可善可恶。‛知识具有两面性，不解决学习的动机问题、方法问题，学了不见得必有好结果。边学边思、边学边干，实现从必然向自由、从此岸到彼岸的飞跃，我们才能更好地做人和做事，完成好担当的使命。
二、为官应重德性
德才兼备，是我们党用人的大政策、大原则、大标准。德与才是相辅相成的。德和才是支撑人字的撇和捺。没有德字这一撇，不成其人；没有才字这一捺，人难自立。德是才的统帅，才是德的资本；德乃人之魂，才乃人之胆；德胜才是君子，才胜德是小人。德才兼备德为先。成人比成才重要，为官应重德性。做人要通过做事来体现，来实现价值，来检验成败。做事要通过做人来引导方向，来提供动力，来保证后果。方向一错，全盘皆误。因此，做人应先于做事，人性应重于灵性。1960年，陈毅同志曾讲过这样一段话，一个空军飞行员，如果开不好飞机，那总不好吧；然而，飞机开得再好，开到敌人那边去了，反过来打自己的国家，那就更糟了。这段深入浅出的话告诉我们，无能固然不好，无德就更不好，才高而缺德是灾难。作为党的各级执政骨干，我们要高度重视德性问题，致力提升自己的道德水准。
要强化道德意识。大量事实证明，有德才有得，有诚才有成。许多人之所以成功，得益于细微而不起眼的美德。正如伏尔泰所说，‚造就政治家的，绝不是超凡出众的洞察力，而是他们的人格。‛人格德性是最重要的，能力则总是相对而言的。人格的力量，是最可靠的事业资本。林肯说：‚坚守人格，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一种力量。‛林肯所以享誉世界，重要之点在于他公正自持、廉洁自守。林肯去世后，陆军部长史丹顿说：‚这里躺着的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完美的统治者。‛人格比‚名‛更崇高，比‚利‛更伟大。最有效的资本是我们的信誉，它24小时不停地为我们工作。有了这张绿卡，成功将为我们一路放行。对领导干部来说，要高度重视德的问题，防止懒官、庸官、贪官、淫官占居重要位臵。即便在民主不断扩大、法制日益健全的情况下，也还是要注重选用德高望重、人格完善的领导者，防止觊觎权力、善于伪装的奸佞小人。作为个人来讲，一定要具备履行公职的良好品行和职业操守，做到表里如
一、言行如
一、始终如一。对组织、对事业、对人民，一定要诚实守信，不偷不吹不装不假。‚你可以一时欺骗所有人，也可以永远欺骗某些人，但不能永远 欺骗所有人。‛人格低下的人，最终是要露马脚、被唾弃的。要严格道德自律。‚喊破嗓子，不如做出样子。‛领导干部在践行‚八荣八耻‛荣辱观、树立道德新风尚方面以身作则，就是无声的命令。这里有三种境界，其一是不做恶事；其二是多做好事；其三是社会楷模。达到第一种境界是小有所成，达到第二种境界是有较大成功，达到第三种境界是有巨大成就了。领导干部讲重德性，首先要讲大德，即坚定理想信念，坚守政治原则，坚持服务宗旨。具体讲，就是要忠于党、爱祖国、为人民。同时要模范遵守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在社会做个好公民，在单位做个好职员，在家庭做个好成员。这些都得从自己做起，从现在做起，从小事做起。我们在学习科学理论的时候，就深深感到，经典作家不仅具有真理的魅力，更具有人格的魅力。马克思说：‚我们都是坚持为八小时工作日而奋斗的，可是，我们自己的工作时间常常超过八小时。‛1868年4月30日，马克思在写给恩格斯的一封信中这样说：‚我在几天之内，就满50岁。如果那个普鲁士少尉对你说：‘服役已经20年，仍旧是个少尉’，那么我可以说：‘年届半百，仍旧是个赤贫者’。‛这无疑大大增添了理论的说服力和感染力。如果说的一套，做的一套，对人一套，对己一套，怎么可能让人信服、跟着来做呢？共产党员、领导干部一定要按中央的要求，按党章的要求，处处严于律己、时时做出表率。讲道德自律，不能忽略细节、轻视小事。小和大是相对、相交的，是会转化的。拿遵守‚三德‛来讲，能不能保持‚慎独‛，在无人监督、没人认识的环境里，自觉遵守约定俗成的道德规范，做一个文明守法公民？能不能模范执行职业操守，严格行业自律，坚持依法行政、公正办事？能不能弘扬传统美德，善待老人、妻子和孩子，建设和睦家庭？许多细节和小事，常常影响着大节，折射出领导干部的道德品行。‚白天想上班，晚上想回家‛的人，比那种不思工作总惦念着牌局、不顾家人总沉醉于饭局的人，要健康得多、高尚得多。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搞得家庭四分五裂的人，在人们心目中也是要丢分的。‚不扫一屋，何以扫天下？‛我们常犯的错误有4种：知识不足的错 误，经验不足的错误，能力不足的错误，德性不足的错误。这几种错误，都应当努力避免，尤其要着力防止犯德性不足的错误。要注意道德积累。我们经常会对自己的记忆力不满，却从来不怀疑自己的判断力。很多人都能根据自己身体部位的问题去看医生，但少有人认为自己的脑子出了问题。人们往往在自认为最清楚的事情上犯错误。谁都觉得自己缺钱，包括那些不缺钱的；谁都不觉得自己缺德，包括那些缺德的。一个人的德性，无论好与差，均为日常思想和行为的‚零存整取‛。正所谓老来疾病，都是壮时招得；衰时罪孽，都是盛时作得。某些人的下场，如罗柯斯所说：‚他们收割的，正是他们种下的。‛我们要使自己的道德品行达到较高层次，有时需要从改变生活习惯开始，从日常小事逐步做起。北宋史学家司马光每天都早起，怕睡过头，给自己做了一个圆木枕头，稍微一转动，头就落在木床上，人就惊醒起来。司马光把这枕头叫‚警枕‛，意在鞭策自己，不可松懈懒惰。一个人对他人讲信用相对容易，因为受到外在力量的约束、监督，会迫使其恪守承诺。而对自己讲信用则要难得多，因为那只是自己内心的声音，唯一能监督的只有自己。但唯有持具这样一种坚定心力的人，才会出类拔萃，因为这是他超凡脱俗的地方。齐白石的成功在于对自己讲信用，始终固守着一个对自己的承诺。他规定每天作一幅画，从不间断。85岁那年，有一天连画了4张条幅，已经很累了，又画了一张后，写了这样的话：‚昨日大风雨，心绪不宁，不曾作画，今朝制上一张补充之，不教一日闲过也。‛正是雷打不动的行为准则，造就了他炉火纯青的画艺。德性需要积累，有积累才会有升华。要坚持道德修养。‚取法于上，仅得其中；取法于中，不免为下。‛效法上等的，仅得其中；效法中等的，不免得其下。如果我们为人处世要达到‚不褪色、不染色、有特色、很出色‛的境界，就应当把目标定得高一点。如果我们想要得到更多的玫瑰花，就应当种植更多的玫瑰树。在 前进的道路上，搬开别人脚下的绊脚石，有时恰恰是在为自己铺路。专栏作家哈里斯的朋友对报贩说了声‚谢谢‛，报贩却冷嘴冷眼，没有理会。哈里斯问：‚这家伙态度很差，是不是？‛朋友说：‚他每次都是这样的。‛‚那你为什么还对他那样客气？‛‚为什么要让他决定我的行为？‛这是一句耐人寻味的话。如果每个人都能这么想、这样做，可以减去多少无端的烦恼。一个人只要自身有教养，不管别人举止怎么不适当，都不能伤他一根毫毛。以德报德是正常现象，以怨报怨是平常现象，以怨报德是反常现象，以德报怨是超常现象。能忍别人所不能忍，方能为别人所不能为。加强道德修养，很重要的是能够有效驾驭自身欲望。人都有七情六欲。巴尔扎克说：‚欲望是支配生命的力和动机，是幻想的刺激素，是行动的意义。‛欲望具有两重性，它是天底下最厉害的东西，既能使人进步，也能使人堕落。你不想占有，你囊中是空的，但你身轻如燕；你若占有了，身心会受到挤压，就得付出代价。‚欲‛字与‚火‛字常连在一起，表明两者有着相似的热势与疯狂，控制不好，就将毁掉一切。事因知足心常乐，人到无求品自高。控制欲望，可以得到财富；控制餐饮，可以得到健康；控制情绪，可以得到快乐；控制感情，可以得到幸福。学会控制，可以获得很多。在自我控制中加强自我修养，我们就能够获得更好的德性。
三、关键是心境好 心境俗称‚心胸‛，又名心地、心田，是指个人心神表具的境界，包括心思、心念、心情、心灵、心态等。人生在世，求生存、谋发展，会产生诸多的心理问题、心态表现。医学研究和实践表明，心境是人身的健康之源、自强之本、长寿之根。心境决定着人生的命运。心境好，病难找。生病的人，大多与精神压力有关。心境好，抗打击能力就强，能够从容应对各种风险和挑战。心境不佳，承受能力就弱，遇到一点小挫折可能就倒下了。人应当经常调整自己的状态，调理自己的心境。养身重在养心，补体重在补脑。药补不如食补，食补不如神补。人只能活一辈子，不能活两辈子，应懂得善待自己。在百忙之中，应为自己营造心灵的港湾，修筑生命的驿站，使身心得到栖息，以便胜任事业的重荷。自我养心，健康心境，关键要学会调摄。有人主张用‚顺、慎、和‛三字诀，来促进良好心境的形成。顺，就是顺其自然，顺随四季气候变化养心，顺理依章处臵矛盾和纠葛，凡遇不如意事，顺其来去，不背忧虑包袱，否则劳心伤神、损害健康。慎，就是谨慎处事，凡事做最好努力，又有风险防范预案。谋求最好，虑及最差。这样不怕一万，只怕万一，规避了万一的风险，进可以成功，退可以安全。和，就是和谐为上，心平气和，从容镇定，坦然面对一切。要知道，虽然在你上面的有的比你弱，但在你下面的更有比你强的，比你富裕的人千千万，比你困难的更有万万千，持有这种心境意念，就能够气顺神闲，过好每一天。养心的核心是个适度问题。中华传统养生学一再告诫，精神情志活动要适度，体力房事要适度，饮食五味要适度。苏东坡有‚三养‛之说：安分以养福，宽胃以养气，省费以养财。诸事再好，适可而止，贪多嚼不烂。适可而止是人生哲理，适度是健康之母。心境理智平和，便会过滤掉不利的思想和情绪，就能够看到柳暗花明，从而维护良好的身心状况。拥有健康不一定拥有一切，而失去健康必会丢掉一切，为了可持续的健康，我们要注意养心补脑，使自己始终保持一个好的心境。正确对待困难挫折。清人王永彬在《围炉夜话》中讲，‚人面合眉、眼、鼻、口以成一字曰‘苦’，知终身无安逸之时。‛他认为，‚两眉为草，眼横，鼻直，而下承口，乃‘苦’也。‛这形象地揭示了人生难免困苦忧患，故历来有‚忧患人生‛之说。我们常讲：祝你一帆风顺，祝你万事如意。这只是一种愿望，实际不可能都‚风顺‛，都‚如意‛。而坎坷和挫折，倒是一种常态。有一些不顺利、不如意，也未必都是坏事。吃得苦中 苦，方为人上人。有位老人在草地上发现一个蛹，就带回家去，蛹壳上出现裂缝，蝴蝶挣扎了许久，身体似乎被卡住了，一直出不来。老人于是把蛹壳剪开，帮助蝴蝶脱蛹而出。可是，这只蝴蝶身躯臃肿，翅膀平扁，根本飞不起来，不久便死去了。原来是蝴蝶失去了成长的必然过程。蝴蝶的成长须在蛹中经过痛苦的挣扎，直到双翅强壮了，才会破蛹而出。人的成长也是如此，‚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可能是一种必然，一道门槛。不经过挣扎、挫折、磨炼，是很难脱颖而出的，也很难健康成长。吃苦贵在先，也是人生的一种本钱、一份财富。古罗马塞涅卡说：‚没有谁比未遇到不幸的人更加不幸，因为他从未有机会检验自己的能力。‛遇到不幸，能够泰然面对，就能渡过难关，也使自己得到磨炼。凡事想开了是天堂，想不开是地狱。‚自古人间苦无边，看得高远境如仙。‛汽车轮胎之所以能在路上支持那么久，是因为它可以接受一切，能够化解各种压力。有的人接受不了残酷的现实，一旦事与愿违，就改变了初衷，动摇了信仰，陷入了极度悲观，进入了抑郁病态。现在有很多东西在减少，如精神乐园，有许多东西在增加，如精神病院，这或许是一大成因。培根讲：‚幸运所需要的美德是节制，而厄运所需要的美德是坚忍，后者比前者更为难能。‛宠辱不惊，我们当有这种大度、这种定心。正确对待成败得失。民国元老、书法家于右任，饱经沧桑，却一生淡泊，荣辱自安。有人问及他高寿之道，他指着家中一对联，笑而不语。对联的上下联是：‚不思八九，常想一二。‛横批：‚如意‛。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有道是‚最完美的产品在广告里，最完美的人生在悼词里，最完美的爱情在小说里，最完美的婚姻在梦境里。‛如果求全责备，倘若心为物役，患得患失，就只会被悲观、绝望窒息心智，人生的路途注定是如负重登山、举步维艰。常想一二，就是用心感恩、庆幸、珍惜人生中那如意的十分之一二，就能渐入淡泊之境。有人说： ‚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如此而已。‛该得的一定会得到，不该得到的不争不急。有这样的心态，才能处在一种智慧状态，做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知道满足的人不会受辱，知道适度的人不会遇险。苏东坡的‚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之所以成为千古名句，是因为它形象而诗意地揭示了一条普遍规律：不圆满是自然界乃至人类社会的惯常现象。明白了这个道理，或许就可以‚战战兢兢，即生时不忘地狱；坦坦荡荡，虽逆境亦畅天怀‛。当遇到春风得意的人生顺境时，我们就不至于忘乎所以而乐极生悲；当身处凄风苦雨的人生逆境时，我们就能心平静气而坦然处之。人有时会产生失落感，这是因为总在与他人比较。人在沼泽，身在囹圄。换一个角度风景就不一样了，你就是世界，你就是幸福，你就是未来，你就不失落了。失去不一定是损失，也可能是获得，正如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而塞翁得马，焉知非祸。英国思想家罗素，上世纪70年代初来到中国四川，意在帮助民众解除痛苦、获得幸福。在乘竹轿上峨眉山时，他发现累得满头大汗的轿夫们丝毫没有怨气和烦恼，反而很乐观和风趣。罗素陡然心生一丝惭愧和自责，我凭什么去宽慰他们，凭什么认为他们不幸福？坐轿子的人未必是幸福的，抬轿子的人未必是不幸福的。人生之幸福，在每个人的心中。认为自己聪明的人是愚蠢的，认为自己幸福的人是幸福的。有人讲：‚快乐就是身体的无病痛和灵魂的无纷扰‛；也有人认为：‚有书真富贵，无病大神仙‛；还有人主张用减法求快乐，‚退一步海阔天空‛，‚少吃一口安稳一宿‛，‚财富生不带来死不带去‛，这些话都是教人减法处事。有人这样评论比尔？盖茨：最聪明的地方不是他做了什么，而是他没做什么。南怀瑾说：‚宇宙间的一切道理，都是一增一减，非常简单。‛生活中做减法远比做加法难，做好了有助于我们成就大业。正确对待进退升降。有人讲，做人之难，从官场可窥见一斑：当不了官，难；当了官升不上去，难；当了官穷 于应付勾心斗角，难；当了官发现自己不过如此，更难。钱钟书说：‚想做官的人就像猴子，向上爬的时候，就露出了自己的红屁股。‛要做一个好官，需‚起得比鸡早，睡得比狗晚，吃得比猪差，干得比牛多‛。有人原是单位的‚头儿‛，后来退下来，‚头儿‛前加了个‚老‛字，成了‚老头儿‛，身价和处境就不一样了，门庭若市成了‚门可罗雀‛。兰州玉泉山公园有副对联：‚高处何如低处好，下来还比上去难。‛有人感叹：‚高处不胜寒，人间有温暖。‛这都从一个侧面讲了为官之忧之愁之难。尽管如此，想当官的依然大有人在，且呈急速增长之势，超过了职务资源的可供量，造成供需矛盾。想当官未必都是坏事，很多人也确是当官的料。应广开才路，不拘一格，把人看清选准用好，防止‚苍蝇叮菩萨----看错人头‛。作为个人来说，也不能把当官看得过重，看成是唯一的出路。而且要凭素质、走正门，不投机钻营。跑来要来的官，当着有什么意思？能不能当官，不仅有个人素质问题，还有机遇问题。为了班子建设的加强，为了结构比例的优化，为了年轻干部的成长，总是需要一些人做出牺牲的。碰到了这种情况，应当想得通。花开自有花落时，万物都有始有终，领导干部手中的权力也是暂时的，离退休了，没权了，理当顺其自然、坦然对待、泰然处之。有个地方新闻报道中，把现任市长写成了‚原市长‛，媒体负责人忙着作检讨。市长风趣地说：‚没关系，我总有一天要变成原市长的，不过你们写早了一点。‛有进就有退，有上就有下，这是必然规律。为官需要有这样一种心态。领导干部也是人，‚既然不是仙，难免有杂念。‛有人讲，想不开时，可以去看看‚三座山‛。一是井冈山，中国革命牺牲了多少英烈，与他们比，我们岂不是太幸福了？二是普陀山，看佛的大境界、大度量、大胸怀、大慈悲。三是八宝山，无论什么级别的官员、多么有钱的富翁，到了这里都是一缕青烟飞天外，个人得失实在是小事，不要动不动就想不开。还有人建议，人在 浮躁之时，不妨去三个地方看看。一是常去医院看看，你会觉得在这个世界上，只有身体是最重要的。二是常去监狱看看，身陷囹圄，失去自由，那才是最痛苦的。三是常去火葬场看看，无论什么级别、荣耀、富贵，在这里实现了最终的平等。很多东西都是身外之物，不能为之弄得神形憔悴。如果有了权和钱，却失去了尊严，没有了健康，活着又有什么 乐趣？
四、廉政要共努力
廉政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是一项战略任务，需要全党参与、全民参与，需要协同联动、共同努力。党内与党外、纵向与横向、机关与基层、整体与个体，都能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才能够把风气搞正，把廉政搞好。增强廉政自觉。搞廉政建设，领导干部的自律很重要。监督总是外在的，也非常有限。制度是死的，要靠人来执行。所以，领导者带头自律，这是首要的。《后汉书》中记载了一则杨震‚四知‛的故事。东汉时期，杨震奉命出任东莱太守，中途经过昌邑时，由杨震推荐任职的县令王密拿着10斤黄金来拜见杨震，感谢他的提拔。杨震坚决不收。王密说：‚黑夜没人知道。‛杨震却说：‚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怎么说没人知道呢？‛为官公罪不可无，私罪不可有。为了坚持原则，总要得罪一些人，这是难免的。滥用权力，谋取私利，这是极不应该的，也是可以避免的。孟子说：‚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仰起头来看看，自己对天无愧，低下头来想想，自己对人无愧。做官应当光明磊落，问心无愧。为官意味着一种责任、一种牺牲。自由度越来越小，隐私权越来越少，这是领导者应当付出的成本。台湾一政治观察家对马英九提出4项建议：‚知慎行，更应知慎言；有风度，更要有气度；重谋体，更要重实体；见其大，更应见其小。‛这是很有见地的。领导者要求真务实，给群众以真实感，实惠感，不能搞形多实少的花拳绣腿。寓言中的黄鼠狼说，夜里尽可能想方设法肆无忌惮 地偷鸡吃，白天则要像模像样热热闹闹地去给鸡拜年；蛇说，凡事最要紧的是摆姿态，我虽然本性不移，但关键时刻一脱皮，人就不好说三道四的了。生活中是不乏其人的。如同无聊的肥皂剧引不起观众发笑，就自造一个笑声，用笑声引人发笑一样，有些乏味的演说打不动人心，就故意将声音提高八度，制造一个被掌声打断的事实。领导干部要把群众装在心里，把工作做到实处，亲民要有真感情，爱民要有真举措，利民要有真成效，这样才是真正履行了党的宗旨，做到了执政为民。明确廉政责任。搞好廉政建设，人人都有责任。领导干部既要独善其身，洁身自好，又要兼济天下、风正一方。党风正则干群和，干群和则社会稳。回顾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几乎任何一个朝代，在其创始阶段都能很快收拾**残局，进而迅速走向黄金时代。但要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就不太容易了，需付出更多的智慧和辛苦。我们现在处在转型期，可以说也是腐败的易发期。肉眼最常见的毛病是两种相反的极端：近视和远视。近视的人只留意身边的问题，看不到全局，不谋划未来，忽略整体与发展。远视的人容易忽略问题和实干，不明白‚万丈高楼平地起‛的道理，不肯按部就班地走，不屑于一点一滴的努力。我们要防止这两种倾向，既要有危机感，又要树立信心，既要有紧迫感，又要打持久战，既要重务实，又要把握好大局和长远。我们每位领导干部，在严格自律、接受监督、当好表率的同时，要认真承担分管范围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任务，积极参与本级领导班子对本地、本系统、本单位的部署安排，加强监督检查，掌握落实情况；加强对配偶、子女和直接分管的下属单位、负责干部以及身边工作人员的教育管理，及时指出问题并督促纠正，出了违法乱纪案子的，要支持查处；敢于对本级班子成员进行监督，勇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大力支持执纪执法机关开展工作。搞好党风廉政建设，既要加强教育，又要从严惩治，把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结合、预防为主 落到实处。当年太子朱标曾劝朱元璋不要杀人太多，朱元璋把一枝荆棘摔在地上，让太子捡起来。荆棘多刺，太子无从下手。朱元璋把荆棘的刺全部拔光，把光秃秃的荆棘塞到太子手中说：‚我这些做法，都是为你削除荆棘上的尖刺啊。‛新加坡的反腐口号是：‚让腐败者在政治上身败名裂，让腐败者在经济上倾家荡产。‛惩治腐败是维护公平正义、促进社会和谐的利剑。我们要按照中央的部署和省委的要求，坚决惩治腐败，以震慑罪犯、取信于民。
健全廉政制度。要重视抓好廉政制度的建设，建立‚不愿为‛的自律机制、‚不敢为‛的惩戒机制、‚不能为‛的防范机制。一些腐败问题的产生和腐败现象的滋生，究其根源，背后都有着不合理、不公正、不科学、不适合、不健全的制度体制的影子，而且这些旧体制、旧制度出于某些制定和执行者的利益驱动和路径依赖的惯性，不仅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还有可能改头换面进一步强化。美国的公务员道德法对上至总统、国会议员，下至最低一级公务员的行为都进行了详细而严格的规定和限制，以防止公务员‚不付费搭便车‛等权力腐败现象的滋生和蔓延，并对违反者给予有力惩处。美国国会设有专门的道德委员会和公务员犯罪处，其职能是对政府官员和公职人员的道德操守予以有效监督，凡违背道德又不够刑事犯罪者，皆由道德委员会监督其主动辞职，违法者由公务员犯罪处移交司法机关依法惩处。意大利出台了国家公务员《道德法典》，对公务员几乎所有的行为都作了限制性规定。在芬兰，公职人员如果接受商界的任何吃请和游山玩水，都将被视为受贿行为。在香港，公职人员接受吃请，如果一顿饭的费用按就餐人员平均分摊，超过公职人员月薪的1%，就属于受贿行为。这些年来，我们在廉政制度建设上，是大有长进、很有成效的。存在的问题是，有些制度还没有，有些制度尚不配套，有些制度难操作，有些制度执行不力，特别是涉及人、财、物方面的规章制度，硬化、细化、量化 不够。我们要增强制度意识，切实抓好已有制度的落实，防止流于形式、形同虚设；总结党风廉政建设的实践，及时将成功的经验和做法上升为制度；着眼于新的形势，大胆进行 探索，借鉴‚他山之石‛，制定一批新的规章制度。发展廉政文化。要整合各种资源、协调各种手段、利用各种渠道，努力培育氛围、营造环境，通过耳濡目染、潜移默化，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健全起来、深入人心，使反腐倡廉成为一种自然、成为一种必然，使廉洁自律成为一种共识、成为一种共为。国外有则故事，说某国举国之人误喝了一种魔水，弄得全都言行乖张、疯疯癫癫的。有一个人未喝，尚能清醒。但大家却众口一词地说这个人疯了，因为他的言行与众不同。最后这个人被逼无奈，只好也喝了魔水。此后，其言行与众无异，人们便来庆贺他的康复。这就是文化的力量、环境的力量。不管什么样的水，只要到达海洋，它就是海水了；不管什么样的水，只要流入阴沟，它就是臭水了。有的地方，‚一把手‛极贪，谁要当官都要给他送钱，在这种氛围下，不送礼的人日子就很难过。‚不送礼从你做起，不收礼从我做起‛，风气才能好转。有的地方，领导干部‚在台上鬼画桃符也是墨宝，下台后写了白送也没有人要；在台上说假话也有人‘深刻领会’，下台后说真话也没人理会；在台上不想赴宴天天有宴席，下台后极少有机会光顾宴席；在台上不想开会也要去居高临下，下台后想开会也只有春节茶话会；在台上去哪儿都是‘感谢光临’，下台后回家都不受欢迎；在台上不想办的琐事有人抢着办，下台后急需办的难事也没人愿管。‛台上台下如此泾渭分明，难怪有的人认为‚有权不用过期作废‛，难怪多少公仆怕当主人。消除官本位弊端，淡化权力之势利，要靠文化的力量。发展廉洁文化，促进廉政建设，当前一个重要的问题，是要敢于讲真话，勇于听真话。1956年，毛泽东在武汉针对一个座谈会上与会者只唱赞歌的倾向指出：‚大家说一样的话，千篇一律，这不是党的 传统。在一大时有争论，二大、三大、四大、五大等都是如此。党魁这么讲，下面就跟着讲，人们不用自己的语言讲话，而用领袖的语言讲话，你们不能看脸色行事，尤其不要看我的眼色行事。我的脸色是千变万化的。‛这在眼下仍有针对性。‚心里早有口不言‛，是《红楼梦》中贾宝玉的一句唱词。今天也有人信奉‚言多必失‛、‚祸从口出‛，‚王顾左右而言他‛。这种状况，不利于培育健康的同志关系和良好的党风民风。中国有句古语：‚打是亲，骂是爱，不打不骂是祸害。‛如今不提倡打人骂人，但这话是很有道理的。严格要求是亲、是爱的表现，对人的成长进步大有益处。改变这种状况，也得先从领导干部做起。大多数领导同志都明白‚拍马屁的人是为了骑马‛、‚吻你手的人是想砍你手的人‛这个道理，但一回到现实中，却又往往喜欢被人吹着、捧着、抱着、供着，容易听信顺耳谗言，听不进逆耳忠言。两千多年前的齐人邹忌对齐威王说：‚吾妻之美我者，私我也；妾之美我者，畏我也，客之美我者，欲有求于我也。‛战国时的荀子也讲得一针见血：‚谄媚我者，吾贼也。‛领导者有此清醒，谄媚者还能作祟吗？健康的民主生活和人际关系还愁建立不起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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