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健律师：党员不参与拆迁处罚之评论（范文模版）

第一篇：赵健律师：党员不参与拆迁处罚之评论（范文模版）

运用法律手段拆迁维权的探讨

——简评广东多地出台党员不配合拆迁被除名之规定

看到中国青年报的一篇报道，讲广东多地将党员参与上访和党员本人以及亲属不配合拆迁作为除名“不合格党员”的标准，毫无疑问，党章中当然没有这样的规定，那么，作为基层党组织有这样擅自增加处罚规定处理所谓“不合格党员”的资格，抑或是说权力么？党员就没有合法上访的权利吗？党员的正当权利、财产利益就可以被随意侵害吗？

今年1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加强新形势下党员发展和管理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会议上提出，要强化党员管理，严格党内组织生活，严明党的纪律，及时处置不合格党员，并且要对党员规模实施总量控制。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是中华民族的领导核心，不断净化党员队伍，这是无可厚非的，但这却成了一些地方政府滥用权力的挡箭牌。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每一个公民都有言论自由，并且赋予了公民监督权，在这样的规定下，党员岂不是被排除在公民之列？正如青年报文章中所引中央党校洪向华教授语，“设立信访机构的初衷就是保证下情上达，党员也是老百姓中的一分子，有权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此前也有信访局长自己上访的案例。”这样的规定明显是违反了信访机构设立的初衷的，最近几年，各地方政府每年都在维稳上面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但各地群体性事件反而有增无减，维稳压力越来越大。

笔者认为，这就好比大禹治水，只能用疏导的方法，各地方政府要转变执政理念，真真切切的保证基层言论渠道的畅通，相反，纵观各地竞相出台的相关规定却好比大禹的父亲鲧，总是在千方百计的堵，这不是长久之计，也和党中央的领导理念相悖。

作为一名专职的拆迁维权律师，我经手了无数拆迁案件，这其中当然不乏无事生非的“难缠户”，但是，绝大部分拆迁案件都是由于地方政府违法拆迁，或是拆迁补偿费用过低等原因引起的。现在，广州市的一些地方政府顺手牵羊，以响应党中央净化党员队伍之名，行滥用私权为违法拆迁保驾护航之实，真可谓是无所不用其极。近几年，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城市建设规划中由拆迁引发的血案，群体性案件正呈现逐年递增之势，地方政府不思出台相关规制拆迁行为、补偿方法的相关规章制度，反而把党员的维权权利给切掉了，难道党员就不会是违法拆迁的受害者么？难道党员的正当权利、财产利益就可以被随意侵害吗？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群体性事件研究专家单光鼐所言：“这些规定的设计者仍停留在‘敌对思维’。”“他们认为，凡是参与了群体性事件的，都是坏人，都应该被惩罚。我们一直呼吁，这种思维急需改变，要看上访事件中的具体矛盾，不能‘一闹就抓人’，不能简单归纳为上访就是有错。”地方政府的相关规定不仅限制了党员的合法维权行为，也把基层党员发挥热量，协助政府部门开展工作的作用给一刀切了。

笔者不支持那种动辄煽动打砸政府部门、自焚、报复社会的极端行为，那样于己于人都没有半分好处，现在是法治社会，无论是党员还是公民，都应该具有法律维权意识，尤其是党员，不应该作为一个事态的扩大者而存在，应该发挥自己的先进性，用法律手段规制地方政府的拆迁行为，引领人民群众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

——赵健律师 ***

第二篇：赵健律师解读最高院通报征收拆迁典型案例

赵健律师解读最高院通报征收拆迁典型案例

——司法公正是法律救济中权利保障的根本

2014年8月29日下午，最高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全国法院征收拆迁十大典型案例。发布会上，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庭副庭长王振宇表示，征收拆迁案件一直都在行政诉讼受案排行榜的前三位。近三年，国有土地征收拆迁案件平均在7000到8000件左右，2013年增长较大，达到8600件，未来此类案件态势也基本稳定在高位。最高人民法院此次通报征收拆迁十大典型案例，引起了社会各界广泛关注，记者就此采访了专业代理征地拆迁案件的北京京平律师事务所主任——赵健律师。

记者：赵律师您好，我们知道您在征地拆迁领域可谓是资深首席顾问了，是我国业内最早的专业代理征地拆迁案件的律师之一，很多的被拆迁人都称您为“拆迁维权第一律师 ”。那么作为一名资深专业拆迁维权律师，您是如何评价这次最高人民法院通报全国法院征收拆迁十大典型案例这一事件的?

赵健律师：在此次最高人民法院通报的十个典型案例中，有关于对被征收人给予公平补偿原则，应贯穿于房屋征收与补偿全过程的;有关于保障被征收人可以选择货币补偿，也可以选择房屋产权调换的自主选择权的;有关于评估报告未及时送达导致被征收人申请复估和申请鉴定的法定权利无法行使，进而使得补偿决定本身失去合法性基础的;有指出补偿决定必须满足程序合法性、实体合法性两个方面的;还有关于违建拆除之前应当先通知相对人自行拆除，在当地张贴公告且不得在夜间拆除等等具有很大审判实践指导意义的案例，此次最高人民法院通报的这十大经典案例，大多数都更加偏向于保护被征收被拆迁人的合法权益，这无疑为那些依然漂浮在维权苦海的人们设立了新的灯塔，也为那些面对众多指向官方违法行为的行政案件而纠结的审判人员指明了方向。此次最高人民法院的案例通报，是我国法治进步的重要体现，对广大被征收被拆迁人而言无疑是具有很强的积极意义的，这将开启广大被征收被拆迁人法律维权的新里程。

记者：一般提起拆迁，很多人都会联想到“强拆”，到底发生强拆的原因是什么呢? 赵健律师：纵观我国征收拆迁历程，可谓是一部充斥着暴力与血泪的史书，自2011年《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颁布实施后，备受指责的行政强拆退出历史舞台，然而网络与媒体上时不时还是会出现与暴力野蛮甚至血腥捆绑在一起的“强拆”新闻，这些还只是被曝光的，还有不少非法强拆事件是大众所没有目睹的。这些现实存在的问题充分说明了《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在实施过程中并没有被完美演绎，究其原因不外乎是法律规定的模糊以及配套制度的不完善导致了各地随意操作的空间。比如说，《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二条规定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征收国有土地上单位、个人的房屋，应当对被征收房屋所有权人(以下称被征收人)给予公平补偿。然而，究竟什么才算是公共利益呢?地方政府为了修建一个带有盈利性的娱乐休闲广场而征收房屋是公共利益吗?公平补偿又是什么样的补偿?不得低于房屋征收决定公告之日被征收房屋类似房地产的市场价格，那么可以高多少呢?这些缺乏明确界定的概念无疑给《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的实施带来障碍，再加上各地方政府对政绩和GDP的狂热追逐，在征收过程中确实存在一些违法操作，尤其是在征收程序上的违法行为，使官与民争利的矛盾不断激化最后演变成一幕幕隆重上演的强拆新闻。

记者：据我了解，新的拆迁条例出台后国家取消了行政强拆制度，那是不是说只要被拆迁户不签协议，政府就不能强拆其房屋? 赵健律师：不能这样理解，自2011年《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实施以后，确实取消了行政强拆，但是也制定了相应的补偿决定程序。在房屋征收部门与被征收人在征收补偿方案确定的签约期限内没有达成补偿协议，或者被征收房屋所有权人不明确的，由房屋征收部门报请作出房屋征收决定的市、县级人民政府依照该条例的规定，按照征收补偿方案作出补偿决定，并在房屋征收范围内予以公告。而被征收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不提起行政诉讼，在补偿决定规定的期限内又不搬迁的，由作出房屋征收决定的市、县级人民政府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因此，不代表你不签协议，政府就不能拆你的房子了，依据相应的法律程序是可以申请法院进行司法强拆的。当然，如果是非法的暴力强拆，更不需要经过被拆迁人的同意了，而且在实践当中，这样的违法强拆屡见不鲜。

记者：在您之前从事的征地拆迁维权工作中，被征收被拆迁人法律维权面临的最大困难是什么呢? 赵健律师：对被征收被拆迁人而言，征收方违法还不算最坏的，更加恶劣的是被征收人在权益受损害时没有畅通的法律救济途径，虽然我国法律明确规定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可以提起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的权利，然而在实践中，复议机关作出维持决定的居多，而各地法院在面对民告官案件的审理中，基于行政管辖的原因，很难做到真正的独立公正审判。此次，最高人民法院针对征地拆迁案件通报出的经典案例，在一定意义上，无疑给审理征地拆迁行政案件的各级人民法院吃了一颗定心丸，相信在今后的类似案件审理中，法官定会参考最高人民法院通报的这些案例，必然会有更多的被拆迁人因此而受益。

记者：那是不是意味着这次最高人民法院通报全国法院征收拆迁十大典型案例后，在今后征地拆迁案件的审判中，各级法院都可以有案例作为参照了。赵健律师：恐怕事情还不能这么乐观，我们也观察到，此次通报的十大经典案例，都是国有土地上的房屋征收案例，那么集体土地征收而导致的拆迁案件又该何去何从呢?事实上，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城市的土地开发建设已经放慢了脚步，而随之不断增多的恰恰是城市周边的集体土地上的建设活动，那么自然，今后一定时期内，关于集体土地征收而导致的诉讼案件必然上升。而集体土地上的房屋拆迁，目前并没有直接的法律依据，主要是根据《土地管理法》和《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中土地征收的相关规定来执行的。关于房屋拆迁补偿，也只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集体土地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中就集体土地上房屋补偿适用问题的规定，“征收集体土地上房屋的补偿不能直接适用《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但可以参照《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的补偿标准予以补偿”。可是参照一词留给了当地征收部门自由发挥的空间，可以想象，在明确的法律依据缺失的一定时期内，集体土地上的拆迁注定是混乱的。我们也期待着因集体土地征收而导致房屋拆迁的补偿早日有相关的法律规定出台，至少，最高人民法院也可以通报或者发布一批具有参考价值的案例，使众多被征地被拆迁人受益。

记者：我们总是提“依法行政”，那么在征地拆迁过程中，作为征收方的官方到底应该如何作为? 赵健律师：按照我国目前的法治原则，对于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来说，凡是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就不能做;凡是法律没有明确授权的，就是其不得随意涉足的领域。一些地方出现的违法征收、暴力拆迁、非法罚没、暗箱许可等违法现象，无不是以维护权力为目标的权力本位在作祟，不仅超出了公权力的边界，而且对公民正当权益造成损害，反而影响了政府公信力和权威性。现实中，有的领导干部对法治的理解十分片面，一谈到法治，就是用法律来管理社会、约束公民，对于自身守法，只字不提。在我代理征地拆迁案件多年的实践中，很多作为被告的官方部门在庭审中竟然会说“你所说的法律程序都是理想状态，什么都按照法律的条条框框来做，那就什么都别做了”，这样的辩驳简直让律师瞠目结舌，这无疑暴露出地方执法者依法行政法律意识的严重缺失。事实上，法治的核心是限制国家权力的任意行使，法治首先体现为“治官”，而不仅仅是“治民”。依法行政不仅要求官方对行政相对人依法管理，还要求官方自身守法，依法管理并接受监督。记者：人民法院在征地拆迁的“民告官”案件中发挥的作用是什么呢? 赵健律师：拆迁补偿自古以来就是拆迁方和被拆迁方之间矛盾的根源，当拆迁方提供的安置补偿方案不能使被拆迁方满意的时候，问题也就出现了，一个想多要，一个想少给。当然，现实中确实存在个别老百姓，指望着以拆迁致富，要求的补偿是不切实际的非分要求，但是，大部分拆迁维权案件，都是拆迁补偿确实不合理所致。那么不管是依法行政的底线被打破，还是被拆迁人漫天要价，两者的矛盾产生后，司法救济便是被拆迁人可以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最后一个手段。司法程序若是还事实以公正，则可以消弭拆迁双方的矛盾，可是如果不能做到公正审判，那么走投无路的被拆迁人很有可能会丧失对法律的信仰转而变为以暴制暴，如此下去不利于社会稳定。

记者：很多人都说“民告官”案件百姓很难赢，真是这样的吗?人民法院要如何保护被拆迁人的合法权益呢? 赵健律师：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从法院审判的角度来讲，应当严格审查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作出公平、公正的审判。可是从目前的情况看，在大多数的征地拆迁案件中，因为法院与政府的管辖关系，使被拆迁人状告官方违法的案件中存在一些不公正的审判现象，也有一些法院因为不愿意审理民告官案件，就以各种借口和理由不予立案，这就形成了被拆迁人维权难的现实。因此我认为，在引导被拆迁者树立正确观念，合理要求赔偿，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问题的同时，还要进一步提升司法在拆迁工作中的保障水平和公信力。司法介入拆迁能否为被拆迁者权益提供有效保障，关键在于司法要对与拆迁有关的行政行为进行严格审查，这就要求司法机关的工作和决定不受地方行政或其他外力的干预，从而能在兼顾和平衡各方利益基础之上公正裁决、合法执行，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保护处于弱势地位的被征收被拆迁人的合法权益。我相信，此次最高人民法院专门通报全国法院征收拆迁十大典型案例，也是想给各级法院树立标榜，主旨就在于使各级人民法院在征地拆迁案件中更好地保护被征收被拆迁人的利益。

记者：好的，非常感谢赵健律师在百忙之中接受我们的采访，通过您的访谈，我们对此次最高人民法院通报征收拆迁十大典型案例的积极意义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相信广大的被拆迁人对今后拆迁法律维权也会怀有更多的信心和希望。我们也预祝赵健律师的事业越做越大，可以帮助更多的被拆迁人依法维护权益。

第三篇：赵健律师--湖北拆迁系列之二：从“土炮”卫士到理性维权

【事实概要】

马季泯（化名）是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金银湖办事处汪湖咀村村民，于1984年开始承包大队共25亩的土地和池塘，并在1985年元月1日获取土地使用证，有效期截止到2029年。土地承包经营开始之后，马季泯在其土地上以耕种稻谷、养鱼、种莲藕和养奶牛为生。

2006年4月，武汉市金银湖生态保护区管理处金泰公司以治理排污管道为由，与马季泯签订协议。协议中金泰公司以2480元/亩的价格征用马季泯11.8亩土地。2009年底，金泰公司欲以一万元的价格征用马季泯剩余的土地，遭到马季泯拒绝。

2010年2月6日，30多个拆迁人员到马季泯田地里准备挖庄稼，遭到马季泯用礼花炮抵抗后放弃，当声称第二日会再来。当天，马季民在亲友帮助下搭建了“土炮楼”。同年5月25日下午，又有一支一百多人的拆迁队，戴着钢盔拿着盾牌，在推土机和挖掘机的掩护下再次来到马季泯的地里。后者发现后立即爬上“炮楼”放了几炮进行反抗。后警方出动将强拆队伍驱散离开。

马季泯“土炮”维权在国内外引起不同程度的轰动以后，著名律师团盛廷征地拆迁律师团向这名勇猛的维权汉子伸出了理性维权的援手，委派王优银律师与赵健律师作为马季泯的代理律师。王、赵历经20余天的韬略维权后，以马季泯获得的签约结果在这场公益的法律之战中功成身退。

【办案掠影】 办案第一辑：薪火相传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

由于马季泯一案的核心问题在于“土地”，王优银律师与赵健律师介入后随即向武汉市东西湖区国土资源局申请公开关于马季泯承包土地是否已被征为国有的政府信息。同年6月21日，东西湖区国土资源局作出《关于信息公开的答复函》，称：东西湖区辖区内的土地全部属于国家所有，2005年12月5日经湖北省人民政府批准，湖北省国土资源厅以鄂土资函[2005]379号、380号文件同意使用国有土地639.6亩，马季泯承包的25亩土地全部在上述批准用地范围内。

这第一炮政府信息公开打得极为稳健，据其战绩，王律师与赵律师又分别提交了7份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书：向湖北省国土资源厅、武汉市国土资源局申请公开地批准文件鄂土资函[2005]379号、380号文件及附红线图；向武汉市发改委、东西湖区发改委申请公开恒大怡清雅筑项目（马季泯案所涉拆迁项目）的立项批准文件及予以立项批准的相关依据性文件；向湖北省建设厅、武汉市规划局、东西湖区规划局申请公开恒大怡清雅筑项目的规划许可文件。同年6月30日，湖北省国土资源厅作出《关于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书的答复意见》，告知马季泯：

一、2005年12月5，经省人民政府批准，该厅以鄂土资函[2005]379号、380号文件同意武汉市东西湖区使用国有土地共639.6亩。

二、建设占用需要使用国有土地的，只办理农用地转用审批手续，不涉及办理征收审批手续。

三、用地批文及红线图可去该厅查阅。办案第二辑：顺逢时宜的法律建议书

在连环而出的8个政府信息公开策略依案而施之后，王优银律师与赵健律师又迅速向主管恒大怡清雅筑项目拆迁事宜的东西湖区人民政府金银湖街道办事处递交了法律建议书，建议双方能够在合法的前提下平等协商，争取达成一致以使问题得到妥善解决，从而消除自制“火炮”事件已经造成的负面影响，这样既有利于维护政府形象，也有利于解决被拆迁人的实际问题。

2010年7月2日和3日，武汉市东西湖区一位副区长和一位局长先后来到马季泯家与之进行了交流，希望能协调解决此事。后在区政府的介入下，东西湖区人民政府金银湖街道办与拆迁人金泰公司开始积极与马季泯协商。7月6日，双方在拆迁补偿上达成了一致，签订了书面协议。

【律师说法】

这是一个彰显“变”字的时代，有自上而下的变，也有民间由点至面的变；有新锐高深的变，也有亦步亦趋的变。不过，倾听国民之心声，一个普天同注的话题则是权威中国向权利中国的变。这是一个玉汝于成的过程，也是一个规模庞大的过程，因为它要走出政治的迷信时代，也要走出金钱的迷信时代，而步入民权至上的理性时代。于是乎，这样的一个时代也就成为一个充满了各色话题的多面时代。

一行人说一行话。因此在这篇小文里，笔者仅仅谈论拆迁这个话题，再确切地说是谈论拆迁中的公权、私权博弈关系这个问题。这个话题可以说是众多拆迁话题中的话题之王，因为它关乎国家进步，也关乎民生保障，所以无论是旁观者还是亲历者总是忍不住对其侧目。

就像著名法学家江平教授所认为的，拆迁冲突是公权与私权的矛盾。房子的拥有人是私权的主人，而拆迁中则无处不体现公权力的身影——土地性质的转换、项目立项许可、国有用地使用许可、建设用地规划许可、拆迁许可等诸多行政权力的运作环节。但私权与公权之间却并非水乳交融，反倒有些泾渭分明。我们能看到三六九等的拆迁命运：漫天要价的被拆迁人、搭棚搭帐、居无定所的被拆迁人、走上无尽上访路的被拆迁人、获得理想补偿的被拆迁人。我们也能看到强力执法、联合执法、政府信任危机这些词藻所蕴涵的另一番景象。公权与私权的两权相争的极端事件一次又一次地挑战社会道德的底线，一次又一次地掀起社会舆论的高峰„„

但是，中华文化甚至人类文化都在久远的历史时期认可了和谐在社会生活中的举足轻重。那么，拆迁中的两权博弈是否也能走向这个美好的基调？笔者以为是可以的。因为法制与法治为它奠定了一座富有生命力的温床，只要公权部门从权力本位的强势地位退步到司法权的中庸地位，再有律之师者将法律精神动态发挥，使强者不至于太强，弱者不至于太弱，两权双赢格局的出现便有了很高的现实可能性！

第四篇：赵健律师经典拆迁案例之：苏州高新区经济发展和改革局被确认行政不作为违法

赵健律师经典拆迁案例之：苏州高新区经济发展和改革局被确认行政不作为违法

【事实概要】

被拆迁人马某的两处合法房产(一处位于苏州市浒墅关镇永安村、另一处位于苏州市浒墅关镇杨安村)，分别于2006年和2009年被实施了强制拆迁且没有得到补偿。马某认为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严重侵害，想讨个公道的说法，要求政府信息公开化。在事发后的两年中马某通过多种途径多次信访当地政府，每天除了要养家糊口外还要挤出时间去政府机关讨说法。然而信访的路上不会是一帆风顺的，每一次去或被推脱或无人问津，结果总是不了了之。途中的艰辛无人能体会。身为受害人的马某，明白了一个道理，只有拿起法律武器才能捍卫自己的利益，于是马某找到了北京京平律师事务所王炳峰、谷美玲律师并委托他们为自己维权。

【办案掠影】

团队王炳峰、谷美玲律师接手后，立刻展开了法律调查程序，以书面形式向政府各个机关、部门申请了信息公开，要求公开房屋所在地拆迁建设项目的所有信息。然而，苏州高新区经济发展和改革局在收到申请人寄达的申请后，没有出具任何法律意义上的文件。

面对这种严重的行政不作为行为，王炳峰、谷美玲律师于2013年7月21日以委托人的名义向苏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提起申请行政复议，请求确认被申请人不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职责违法，并责令被申请人依法答复。苏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于2013年7月25日决定受理。经过书面审理查明，苏州高新区经济发展和改革局在收到申请人的申请以后没有在法定期限内予以答复，确认被申请人的行为违法。

【律师说法】

“知己知彼百战百胜”这是信息重要性在战争中的体现，在拆迁过程中往往被拆迁人处于一个信息不对称的被动局面，这势必造成了拆迁维权的被动，而本案中律师利用其丰富的经验对于政府故意不予公开的不作为进行复议后获得了需要的信息，不仅仅对这种官僚的行政作风予以了纠正，更重要的是为以后维权奠定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

第五篇：赵健律师--湖南拆迁系列之六：百战经典—征地补偿增长三倍中的法律玄机

湖南常德市徐子文（化名）先生等12户农民同属一个村小组，承包的土地于2024年12月31日才到期，截至目前尚有14年经营权，2009年年初开始，当地国土资源局及村委会就以县重点工程的名义要求收回徐子文先生等农民的土地承包权，补偿每亩3万元。

徐子文先生等人认为补偿明显偏低，开始漫长的上访之路，各部门走了一圈后，非但没有解决问题，等来的却是县国土资源局作出的《责令限期交出土地通知书》要求徐子文先生等限期交出土地，否则将依法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此时开发商已经将施工机器开到农田周边，并试图强制占地施工，被徐子文先生等人集体阻止。

形势已经是弩拔弓张，一触即发。而徐子文先生等12户农民却一筹莫展，如何才能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经过大家认真研究后，选择了北京市盛廷律师事务所王优银与赵健律师。王优银与赵健律师在当地代理过数起征地拆迁案件，战果不俗，而且正义感非常强，不被收买，承诺只为被拆迁人维权。

经过讨论大家一致选择后与律师事务所签订了聘请律师协议，王优银、赵健律师和团队中陈延军律师三人组成了维权专案小组介入此案。面对复杂的形势，专案小组研究认为，征地案件的根本就是征地批文，打就打其根本，釜底抽薪，动其根本，即可有逆转的可能。

经过快速准备，在接受代理24小时内，专案小组即代为提起了关于批准征地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复议。立案后，专案小组又针对《责令限期交出土地通知书》在法定的复议期限内提起行政复议，并同时向人民法院递交了行政起诉书。经过数番较量，专案小组得到一个结论即该县国土资源局占地行为属于超征收范围用地，即典型的少批多占形式。

此时已经胜券在握，县国土资源局违法已成定局，在省政府的干预下，徐子文先生等人在补偿增长近三倍的情况下与县国土资源局签订了一份补偿协议，其中律师费、差旅费一项就超额补偿了被征地农民10万元。

律师释法：在征地维权案件中，盲目的上访一般很难解决问题，因为抓不住重点与违法点，除了消耗大家的维权决心与毅志外，也很容易被以“违法上访”打击。找到最合适的专业律师，才是最佳的选择，也是补偿增长的背后玄机。

本案中王优银、赵健、陈延军律师组成的维权专案小组，只所以能在短短的三个月内帮助大家实现了近两年来自发维权没有实现的补偿目标，就是充分运用了王优银律师创建的征地拆迁“组合诉讼”维权理论，从不同的违法点，层层深入打击，最终逼其就范。

当然此案的完美解决也给一些地方政府提出一个示范，在依法治国大环境下，一定要关注民生，维稳需要一种政治智慧，在法律与地方经济冲突的情况下，给老百姓一个满意的补偿，多方共赢，体现“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的执政理念也是最佳的一条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