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法制节目公信力的建立与对公众引导力的形成

第一篇：电视法制节目公信力的建立与对公众引导力的形成

电视法制节目公信力的建立与对公众引导力的形成烟台广播电视台 王宏 王明茜

“民无信不立”（论语），意思是说人没有信用就没有立足之地。一个国家不能得到老百姓的信任就要垮掉。中华民族的传统之一就是从建立个人的诚信开始，进而建立国家的诚信，从而建立起使人信服的国家的公信力。国家公信力通过政府、司法、媒介等向全社会体现。在诸多体现国家公信力渠道中，媒体又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媒体作为服务公众的大众传播工具，它的公信力如何？不仅关乎媒介本身的社会形象，更关乎社会公平、公正；关乎人心向背、关乎社会发展。因此，重视和建立媒体社会公信力，是媒介提升舆论导向引导力的前提，是促进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在飞速发展的当今时代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什么是公信力呢？《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使公众信任的力量”。是指在社会公共生活中，公共权力面对时间差序、公众交往以及利益交换所表现出的一种公平、正义、效率、人道、民主、责任的信任力。什么是传媒的公信力？现在比较一致的观点是：“传媒公信力是负有社会责任的传播者，通过大众传播媒介提供客观、全面、及时、权威的信息，并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同”。电视作为当前社会媒体的主力军、主流媒体，建立好它的公信力，意义更为重大。1985年上海东方电视台《法律与道德》栏目的创办，标志着我国电视法制节目的产生。经过近30年的发展到现在已经逐渐在全国各家电视台普及，其影响力越来越大，同时，由于多种原因法制节目的失实、触及隐私、编故事、有失公允的现象时有发生，法制节目的公信力受到了挑战。因此，造就法制节目的公信力以及发挥法制节目的社会公信力的作用十分迫切。笔者认为，真正建立法制节目的社会公信力应从以下方面入手：

一、信源的公信力。也可以认为信源可信度。随着互联网的迅速发展，受众对媒介传递信息可信度及对媒介间可信度不断进行接收比较，以探究新闻事件的真实性、可信度，从而确定是否相信。“耳听为虚，眼见为实”的传统观念已被颠覆。眼见的不一定为实，耳听的不一定为虚，关键看“谁”说的！这个“谁”就是媒介的公信度。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现象，同样一个新闻事件，电视播出来和网络报出来，受众往往相信前者。原因是电视媒介在长期的发展中而形成的真实、准确公众形象，并在社会中有广泛的权威性和信誉度，在受众中有深远的影响力，已经构成了公众信服的社会公信力。因此，媒介在日积月累中形成的真实、准确是构建社会公信力的基础和前提。既然有了公众的公信力，一旦出现了不真实的新闻报道、出现了“猜”出来的新闻、出现了“编”出来的新闻、出现了“策划”出来的新闻。那么，它的公信力一定大打折扣，使公众相信的国家媒介，沦落成小道消息的传声筒或制造谣言和传说的街巷痞子。

法治建设进程中的法制事件林林总总、复杂多变。法制节目选择什么样的事件提供给受众？这是地方台面临的一个现实的问题，观众打一个热线就报道吗？观众找上门来就站在所谓的“弱者”的角度报道吗？当然不能。烟台电视台20年法制节目《德与法》的实践是，虚心倾听观众的来访，认真接听每一个热线，在诸多的题材中，选择最具典型的案例进行采访分析报道，并在采访中，与当事人耐心解释所报道事件的理和非。在客观公正的前提下，进行充分的报道，伸张社会正义。烟台电视台法制栏目二十年没有因为报道内容失实事实和阐述观点偏颇而被投诉。法制节目在健康地成长。由此看来，记者对法治事件的报道必须做到：事件报道不含有虚假、猜测、推理和虚构成分；选准事件节点尽量展示新闻事件原貌，找准“第三者”的位置，做到客观；对事件报道重要事实不遗漏、不渲染，如小葱拌豆腐——一清二白，准确无误；保证当事人各方的话语权，不偏袒任何一方。唯此，才能获得信源的公信。

二、过程的公信力。所有法治事件的发生都会有一个完整的过程，因此，记者的采访也必然有一个完整的过程。在采访过程中，从社会效益的角度、从社会进步的角度着眼，而不是从经济利益的角度、从个人“愤青”的角度看待问题，注意事件全过程的了解和判断，客观公正地把握事件发展的每一个细节应是媒体保持其公信力的铁律。司法公正包括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前者是司法公正的根本目标，后者是司法公正的重要保障。整体公正与个体公正的关系反映了司法公正的价值定位和取向。司法上的程序公正是实体公正的保障。这也是法治记者应遵循的原则。同样，法制记者在采访中严格把握事件发展过程，也为提高法制节目的公信力提供保障。

在电视法制节目的报道中，我们会发现“真实是新闻的生命”由于舆论受到社会效果的制约，有些真实的东西不能完全报道出来。尤其在法制节目的细节报道上，某些题材完全的真实报道有人称其“过实报道”可能不被许可，甚至可能违法。有的法制节目为争夺收视率，过细展现犯罪分子的作案方法，全面再现犯罪过程，披露司法机关的侦破手段，对未成年人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有的节目出现血腥场景被害人家属悲痛欲绝的表情、抓获犯罪嫌疑人时又打又压的动作。报道这些细节的内容都是记者现场真实的记录，无疑是真实的，即使真实，但是让人看后感觉很不舒服，甚至有呕吐之感，从社会效果看，不宜报道，有时会起到相反的作用。尤其使公众对执法人员虽有勇敢之赞，但同时也感到执法人员野蛮之嫌，甚至对执法人员文明素质产生疑问。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42条

第2款规定：“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在判决前，新闻报道、影视节目、公开出版物不得披露该未成年人的姓名、住所、照片及可能推断出该未成年人的资料。”2000年1月金华未成年人徐力一案，有关媒体的报道严重违反了现行关于未成年人保护的法律，在某些媒体的首次报道和追踪深入报道中，徐力的真实姓名、所在学校等关于嫌疑人的个人资料全都公之于众，造成了恶劣的影响。这件事说明，记者虽然坚持了新闻真实性的原则，想进行客观公正的报道，但由于法制观念淡薄，缺乏必要的法律知识而造成了违法。它的后果是，受众在接收信息的同时，对媒体的公信力产生怀疑，对未成年人的同情心超过了对媒体的信任。记者的采访不可能对所采访事件在报道中和盘托出，一定对采访事件有取舍，取什么、舍什么，一定有些选择。选择新闻事件当中的什么内容报道出去让公众知晓，并在社会上有积极的反响，这是我们的导向原则。它考量着一个记者社会知识、法律知识和对社会的认知能力、他的专业水平甚至他的世界观、价值观。因此，电视法制记者不同于其他记者的地方就是必须具备一定的法律知识，本着实事清楚的原则，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进行客观公正的报道。必须摒弃好奇心理、猎奇手段、减少事件细节的渲染。通过法制节目给人以启发、授人以智慧。以此才能保证社会公众对媒体的公信。

一个主流传媒负有正确传播社会价值观的责任。作为法治新闻工作者，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具有先进的法治社会的建设思想，具有公平公正的采访报道理念，并具有对于新闻原则的执着态度就是它的公信力的来源。也是聚集正能量，对公众产生正确引导力的前提和基础。

新闻传播业发展至今已四百多年的历史，为社会总系统的运作提供了有效的信息支持。中国电视法制节目开播也已经30年，电视法制节目为提高全民的法制意识，为提高广大群众的维权意识，为推动中国法治社会的建设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为维护社会秩序稳定、促进社会进步、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然而，如果电视法制节目的报道只注重犯罪细节的描写、报道让人痛心疾首又无可奈何的案例，看到的不是欺诈就是蒙骗、不是杀人就是越货，必将使公众眼前一片灰暗，看不到希望。那么，舆论的引导力一定会走向反面，一旦失控，同样对社会产生巨大的破坏。是坚持正确的社会引导力是推动发展，还是一味的追求“抓眼球”阻碍发展，法制记者能否坚守公平公正、法制节目能否具有公信力显得尤其重要。

媒体要负起社会责任，离不开其从业人员的努力。公众对媒体公信力起码要求是提供真实客观的新闻。人们对法制节目的要求除了客观、真实之外，还越来越要求具有法律的公平、道德的规范。当然也需要进行深度报道，这中间包括调查性报道、解释性报道、评论性报道等多种形式。这些不同类型的深度报道使法制记者成为社会中的一种力量，一种正义和勇敢的标志，成为产生社会公信力的优秀代表。

最后用我国新闻前辈郭超人先生一句话来结束本篇：新闻工作者“笔下有

财产万千, 笔下有毁誉忠奸, 笔下有是非曲直, 笔下有人命关天。”建立媒体公信力，发挥正确引导力，法制记者责任重于泰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