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回忆我的入党介绍人
回忆我的入党介绍人
在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之际，不禁让我回忆起我的入党经历，想起我的入党介绍人---xxx、xxx。
我是在，xxxx年x月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表达了一名上进青年，积极靠近组织的热切愿望，当年我 岁，当时我在工作，也就是在这个时候遇到了时任xx长的xxx和xxx，(现已退休)他们不仅在工作上具体指导，生活上细心照顾，还时刻鼓励我思想上不断进步，一次次工作上的交流和思想上的沟通，让我目标明确，干劲倍增，在他们的影响下，经过几年来的工作实践和培养历程，我认识到党员就是一面旗帜，要在工作中起到先锋作用，处处严格要求自己，要坚持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要本着为人民服的宗旨，乐于奉献不图回报，在他们的感召下，我通过不断地学习和努力，终于在19xx年x月加入了党组织，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员。
在我加入党组织这些年来，我一直把xxx和xxx作为我的学习榜样。在这里我非常感谢xxx和xxx，是你们扶我上路，教我做人，我一定会努力工作，不辜负党的培养，不辜负你们的期望，为党的事业添砖加瓦。
第二篇：回忆我的入党介绍人
回忆我的入党介绍人
——郑玉国同志
开平区卫生局卫生监督所周明忠总想找个机会倾诉一下我对一位老兄长的感激之情，今天看到“回忆我的入党介绍人”这个标题，我不禁想起了以前的老领导，也是我的入党介绍人——郑玉国同志。在我的眼里，他很平凡，是一名再普通不过的共产党员。他没有什么光辉的形象和感人的事迹，也没说过什么豪言壮语，他只是一名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默默工作、无声奉献的卫生工作者。他所做的工作是普通、平凡的，甚至是不值一提的，可我却真实地感受到，正是这点点滴滴的平凡工作，他用实实在在的言行感染了我、教育了我。
记得他是1999年夏从卫生局调任卫生防疫站副站长的，主管后勤工会工作。他为人随和，和我们很快就打成了一片，我们都亲切的叫他“郑大叔”。每天他都会井井有条地安排好各项后勤保障工作，包括单位的车辆，食堂的伙食等，让我们没有后顾之忧的从事卫生监督工作。到了周末的工会活动时间，他会安排丰富多彩的娱乐活动，我们一起打乒乓球，打扑克，那时他还不会打乒乓球，现在想起他扭捏的打球样子真的很好笑，一周的紧张工作就在欢快的笑声中得到了放松。
作为领导，他具有勤奋好学、刻苦钻研的良好习惯。2002年他开始主管食品卫生监督工作。食品卫生监督是一项涉及专业性法律法规繁杂的工作，对他来说很陌生，是一项考验。当时他已是接近50岁的人了，但他仍然从头开始，自我加压，一点一点的学习，遇到不懂的地方他会主动放下架子，虚心地向下面的同志们请教，并利用日常工作和休息时间刻苦钻研主管业务，在较短时间内掌握了相关业务知识，很快他就进入了角色，适应了工作性质的转变，带领我们很好地完成了食品卫生监督工作。
在日常的工作和生活中，他总是无微不至的关心体贴我们。有时候我们一起出去执法监督，由于工作量大，忙完工作已经到了12点，这时候大伙会打趣起哄地让他请客，每次他都“乖乖就范”，出钱请大伙简单地吃点什么，饭菜虽然不丰盛，但还是温暖了每一位在场同志的心。2006年的春节前夕，我在行政审批服务中心工作，有一天我接到了他打来的电话，告诉我到他办公室领取一份年货，我以为是单位发的，领完就走了。后来我才知道，那份年货是业务单位为答谢他一年的辛勤工作专门送给他的。他考虑到行政审批服务中心的工作不仅辛苦而且单调，所以把本该属于他的那份年货送给了我们。我看着眼前的年货，心里不由得感慨万分，他平时工作那么忙，竟然还想着在单位之外工作的弟兄们，怎能不让我们感动呢？
在对待工作的态度上，他认真细致、扎实肯干、任劳任怨、不计得失的品质深深的感染着每一位身边的同事。记得那是2007年1月份，他押护一批省厅下拨的贵重办公器材从石家庄返回唐山，由于中途堵车，他从早起8点上车一直到晚上将近10点钟才到达单位，一路上没有正式吃一顿饭。到单位后他立即组织卸车，忙上忙下，直到把这批器材转移到临时库房后才简单的吃了口饭。此时已是将近午夜，他又主动提出值班看护这批器材。大家都反复劝说，让他回家好好休息，毕竟他已经是50开外的人了，而且已经劳累了一整天了。但他就是不肯回家，当晚住在了存放贵重器材的房间，直到第二天这批器材分发到各个科室后他才放心地回家休息。
作为单位的党支部领导，他很少跟我讲什么大道理，我们在一起谈话总是很随意。他就象家里的兄长一样帮助我分析工作中的得失，人际关系的和谐相处，用他的人生经验帮助我不断地提高自己，充实自己。当我在工作中遇到困难或者不如意的事情时，他会语重心长的和我谈心，帮我出主意，想办法，让我度过了许多的难关。他曾不断地告诫我，用一颗平淡的心去对待工作中取得的成绩，用宽容的心去对待别人的误解，用坚韧的心去对待工作和生活中的困难，这样就可以保持一种健康的心理状态，做到淡泊以明志，宁静而致远。
如今他已经由于年龄关系提前离岗，而我也近不惑之年，曾经的热血青年已经变成中年人了。但我每每回想起我和他在一起工作的岁月，心里总是暖暖的。都说学生时遇到一位好老师，工作中遇到一位好领导是人生的一大幸事，我很庆幸自己两者都占据了。每当我在工作中遇到困难踌躇不前，甚至想放弃时，眼前总会浮现出他期盼的目光，耳边会响起他鼓励的言语，这些使我不得不重新鼓起勇气，以一颗强烈的责任心坚持了下来。我会在自己平凡的工作岗位上继续发扬他这种默默无闻、埋头苦干的工作精神，以一颗平常心去拥有那份简约的淡然。
第三篇：我的入党介绍人
我的入党介绍人
1997年，我参军来到部队，在场务连当了一名消防员。由于我勤奋好学，能吃苦，学习和工作都很出色，第二年年底，我就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那一年我19岁。
记得，我当时加入党组织的心情非常迫切。入党虽不论资排辈，但我还是顾虑重重。因为，我们连部有几个老战士面临退役，一般情况，领导会优先考虑他们的组织问题。闲时，我好到炊事班帮忙。炊事员刘忠武是个山东籍小伙子，能干，没多少文化。老刘脾气暴躁，处世果断，我们两谈得来。他是一名党员，看出了我的心思，就对我说，“好好学习，注意思想进步；好好干，成绩要突出。剩下的事，就让组织考虑吧。”每当我干劲不足时，他总是这么说。我付出的多，遭人误解、挤兑的也多。有时，我真觉得自己以是“遍体鳞伤，撑不下去了”。老刘骂道：“窝囊样，像个军人吗？”我的工作逐渐塌实了，七、八个新兵中，我很快被吸收为党的积极分子。
入党时，我的入党介绍人是连部的文书，他叫李峰。这个兵龄七、八年的老战士，很会处关系，话还没说，先是笑：“人活着要有追求，要有信仰，要有选择„„”另一个介绍人是炊事员刘忠武。
复员后，由于没有书信往来，我和这两个曾在我入党申请书中，留下过珍贵红指印的入党介绍人失去了联系，想来很是惋惜。今天，我是一名有着十多年党龄的党员了。
工资近几年看长，按规定的百分比，我交纳的党费也增加了许多。有的同事说，“你交这么多党费，划不来”。我说，“入党不存在功利主义，交党费，是每个党员的义务呀——战争年代，许多人临牺牲前，把染上鲜血的党费，交到组织手上，他们图个啥？”
“十年弹指一挥间”，经我介绍入党的同志，也有几人。每当我给新党员当介绍人时，常常把我的入党介绍人的话给他们讲一遍：“人活着要„„”。我相信，他们在介绍“新人”入党时，也会把我的话讲给新党员听。
值此党的生日来临之际，我更加思念我的入党介绍人，李峰、刘忠武同志，你们在那里？你们还记得吗？我们曾唱过“同一首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王 洋 2011年6月7日
第四篇：我的入党介绍人
我的入党介绍人
专卖管理局刚组建的时候，我当人事干事。一天副局长找到我，要我到厅人事处去接刚到的土改干部，我立即骑上单车，直奔沙面而去。
厅本部在沙面沙逊大厦办公。我上到二楼，大厅已坐满了正等待各单位来领的土改
干部。土改干部的来源是多方面的，有南下大军，有曾在当地打过游击的游击队员，有学生，有如土改根子那样的土改积极分子。接干部的人事干事们往往出于本单位的考虑，把档案挑来挑去。回廊里的一张乒乓球台上摆满一堆堆分配好了的档案袋，有一个单位却坚持要把一份档案退回去。主持分配的一位副处长黑着脸把档案往我面前一扔说:“小范，你们是新单位，需要人。”档案袋躺在我面前，我首先看到的是“陈仕荣”三个字，抽出档案一看，立刻明白那个单位退档的原因。陈仕荣同志是个残废军人，右眼失明，右臂炸断，更要害的是在土改整队时受了撤销区委委员职务的处分。我仔细看了档案之后，把档案接了下来。我到大厅点名叫到这个名字，站起一个面颊瘦削，右眼窝深陷，宽大的袖管里隐隐只见半截手臂的人，他的右眼可能仍在发炎，不断眨动着。我向他点了点头，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第二天副局长把我找去骂了一顿。说我挑了什么干部，把没眼少胳膊的都要回来，还当什么人事干事？那年我才19岁，已有了5年革龄，正是心高气盛的年纪，哪受得委屈！我顶撞道:“他是为革命伤残的，是在打游击时面迎一颗手榴弹受了重伤的，你说这话有没有一点阶级感情？”副局长被激怒了，我们争吵起来。
我提出来不干人事工作，要求调动。不久成立监察室，我调过去当监察干事。监察室共有五人，由陈仕荣和一位姓何的转业干部负责，两人均为副主任。从那时起我就称他陈主任。老陈虽然身有残疾，但他不是一个只坐办公室的主任。那时的口号是“向苏联学习”，要求监察干部到第一线直接对企业日常业务活动进行监督检察，工作任务繁重，陈主任同我们一样，常常跑仓库、码头及业务科室，谈话、争论及查阅单据，极端严肃认真。不会骑单车的他，就只得步行或挤公共汽车，经常是一身汗水。他是个硬汉子，打仗不怕流血，工作不怕困难。他的伤口一直不好，我有些奇怪，后来才知道他负伤住的医院条件极差。游击环境，设在山野茅棚的医院，消炎用盐水，连做手术的起码工具都缺。他的手臂是用一把普通的木工锯锯的。医生锯不下去，是他自己夺过锯子锯的。他是重伤员，在疗伤和转移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还主动照顾战友，帮助院方做思想工作，后留院任指导员。他的行为与精神感动了很多人。一个同他一样出身贫苦的护士爱上了他，甘愿伴他终身。但老陈这样的硬汉是不会躺在床上要别人照看的，一解放就投入剿匪反霸、土地改革的新战斗。第一期土改临近结束时，他爱人老黄临产，时值炎夏，蚊虫肆虐，农会主动借出一顶没收来的蚊帐给老黄暂用，不料想土改整队时老陈因而被以贪污农民胜利果实论处，受到党内撤职处分。这对他当然是个很大的打击，但他并没有因此而消极。战争是考验，委屈是更大的考验。
我的办公台在他对面，常看到他伏案写字的情景。右臂断了，他练习用左手写，那难度可以想见，汗湿的瘦颧骨上常因用力而泛起一层血色。他坚持着，磨练着，渐渐地居然写出了清晰的文字和流畅的文句来，他的毅力不能不令我起敬。他和有些老干部不同，不因文化较低而不动笔，他努力自己动手。我发现他汗流浃背伏案而写的不仅仅是监察记录、报告之类，还有他个人的申诉材料，他说他只相信事实与真理，希望世界上任何一个人都不被冤枉。每说至此，他那只塌陷下去的眼窝眨动得非常利害，因劣质瓷眼球磨擦而发炎红肿的眼皮里，流出带脓的泪水来。他的手臂也在发炎，我不明白为什么几年过去了，他的眼与手臂一直得不到很好的医治？为什么在那残损的身体里仍燃烧着旺盛的为真理而斗争的火？
后来，他和老何成了我的入党介绍人。
监察室和局领导的矛盾越来越尖锐。两三年间，职工对局长违反财政纪律、侵占职工福利金及其腐败的生活作风多有不满并多次向监察室反映，我们也多次向局长提出意见，但他一直置若罔闻，不屑一顾。无奈，陈主任主持监察室开了个会，要求大家坚持与不良倾向作斗争。会上大家一致同意将局领导的问题向上级反映，遂由我执笔向省纪律检查委员会写了一个报告。省纪律检查委员会派工作组进驻两个月之后作出结论，并给予了当事人以党纪处分。第二年开始整风与反右，我预感到那位局长要翻案，要报复，果不出所料，我成了批判对象。我的主要罪状是“反对党的领导”。我不服，于是局长发动周围的人同我划清界限，深揭狠批，以至于有人为了自保或捞取政治资本不惜去捕风捉影、无中生有地编造材料。在几个月的批判过程中，只有一个人一言不发，他就是陈主任。在那种政治氛围和政治压力下，我相信能这样做的人很少很少，也很难很难，比身处会场中心，不肯低头、不断进行辩驳的被批判者的我还要艰难。会场主持人多次厉声敲打他，甚至于点了他的名，他仍一言不发。仅余的左眼目光平视，穿过狂热的会场，穿过冰冷的墙壁，望向原野，望向战壕中的战友；他是一尊雕像，一尊让许多人在它面前汗颜、低头的雕像。
我被送到海南岛农场劳动近两年之后，回到广州，在厅办大朗农场继续劳动。这时身残的陈主任正下放在大朗农场任党委书记兼场长。他见到我，不像有的领导那样关心地劝我认错，只平淡地说:“要注意身体。”我心领话中“留得青山在”的厚意。我从海南岛回来时，严重水肿，他只能用这样的方式帮助我、鼓励我。陈主任没有把从海南岛回来的这批待罪之人当成劳改犯，而是当作“人”甚或“同志”。一次收割试种的肉草，每人都挑着200斤左右的担子从水田里走上岸过磅，正好他路过，有人拦住他向他报丰收，报大伙担子的重量，他听后高兴地鼓励了几句又说:“以后不要再挑这么重的担，不要弄伤了。”那年春节前，副场长要我们下塘给厅里打鱼，塘大拉网小，几十个人在塘里泡了三四个小时才打上二三百斤鱼来。正值寒流袭来，上岸后个个冻得浑身发紫，觳觫不已。陈主任正在食堂了解过节的供应，看到如此的一群人就问是怎么一回事。副场长告诉他说:“是下塘给厅本部打鱼。”陈主任不满地说:“他们过几天吃鱼就不行吗？正是寒流到来的时候叫人下水，不好吧！”副场长辩解:“不是想给厅报个丰收嘛！”陈主任愤怒了:“这种喜报不报也罢！”接着他吩咐事务长，晚餐给每个下塘的人增加一砵饭(半斤米)、四两酒。农场结束后，陈主任留在大朗办商业干部学校，任校长。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们对这位独目断臂、宁折不弯的“当权派”一点办法没有。再后来陈主任又调了几个单位，但一直没有他荣升的消息。我想这属必然，像他这样耿直的人，是不会与谋权者合流的。
上世纪末我去看他，他说:“我一直相信，总有一天你会得到平反的；作你的入党介绍人，我从来没有后悔过。”前几年他去了，清贫一生，留下的只有一个真正共产党人的高贵品德。
我以他是我的入党介绍人为荣。
第五篇：我的入党介绍人
专卖管理局刚组建的时候，我当人事干事，我的入党介绍人。一天副局长找到我，要我到厅人事处去接刚到的土改干部，我立即骑上单车，直奔沙面而去。
厅本部在沙面沙逊大厦办公。我上到二楼，大厅已坐满了正等待各单位来领的土改
干部。土改干部的来源是多方面的，有南下大军，有曾在当地打过游击的游击队员，有学生，有如土改根子那样的土改积极分子。接干部的人事干事们往往出于本单位的考虑，把档案挑来挑去。回廊里的一张乒乓球台上摆满一堆堆分配好了的档案袋，有一个单位却坚持要把一份档案退回去。主持分配的一位副处长黑着脸把档案往我面前一扔说:“小范，你们是新单位，需要人。”档案袋躺在我面前，我首先看到的是“陈仕荣”三个字，抽出档案一看，立刻明白那个单位退档的原因。陈仕荣同志是个残废军人，右眼失明，右臂炸断，更要害的是在土改整队时受了撤销区委委员职务的处分。我仔细看了档案之后，把档案接了下来。我到大厅点名叫到这个名字，站起一个面颊瘦削，右眼窝深陷，宽大的袖管里隐隐只见半截手臂的人，他的右眼可能仍在发炎，不断眨动着。我向他点了点头，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第二天副局长把我找去骂了一顿。说我挑了什么干部，把没眼少胳膊的都要回来，还当什么人事干事？那年我才19岁，已有了5年革龄，正是心高气盛的年纪，哪受得委屈！我顶撞道:“他是为革命伤残的，是在打游击时面迎一颗手榴弹受了重伤的，你说这话有没有一点阶级感情？”副局长被激怒了，我们争吵起来。
我提出来不干人事工作，要求调动。不久成立监察室，我调过去当监察干事。监察室共有五人，由陈仕荣和一位姓何的转业干部负责，两人均为副主任。从那时起我就称他陈主任。老陈虽然身有残疾，但他不是一个只坐办公室的主任。那时的口号是“向苏联学习”，要求监察干部到第一线直接对企业日常业务活动进行监督检察，工作任务繁重，陈主任同我们一样，常常跑仓库、码头及业务科室，谈话、争论及查阅单据，极端严肃认真。不会骑单车的他，就只得步行或挤公共汽车，经常是一身汗水。他是个硬汉子，打仗不怕流血，工作不怕困难。他的伤口一直不好，我有些奇怪，后来才知道他负伤住的医院条件极差。游击环境，设在山野茅棚的医院，消炎用盐水，连做手术的起码工具都缺。他的手臂是用一把普通的木工锯锯的。医生锯不下去，是他自己夺过锯子锯的。他是重伤员，在疗伤和转移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还主动照顾战友，帮助院方做思想工作，后留院任指导员。他的行为与精神感动了很多人。一个同他一样出身贫苦的护士爱上了他，甘愿伴他终身。但老陈这样的硬汉是不会躺在床上要别人照看的，一解放就投入剿匪反霸、土地改革的新战斗。第一期土改临近结束时，他爱人老黄临产，时值炎夏，蚊虫肆虐，农会主动借出一顶没收来的蚊帐给老黄暂用，不料想土改整队时老陈因而被以贪污农民胜利果实论处，受到党内撤职处分。这对他当然是个很大的打击，但他并没有因此而消极。战争是考验，委屈是更大的考验。
我的办公台在他对面，常看到他伏案写字的情景。右臂断了，他练习用左手写，那难度可以想见，汗湿的瘦颧骨上常因用力而泛起一层血色。他坚持着，磨练着，渐渐地居然写出了清晰的文字和流畅的文句来，他的毅力不能不令我起敬。他和有些老干部不同，不因文化较低而不动笔，他努力自己动手，范文《我的入党介绍人》。我发现他汗流浃背伏案而写的不仅仅是监察记录、报告之类，还有他个人的申诉材料，他说他只相信事实与真理，希望世界上任何一个人都不被冤枉。每说至此，他那只塌陷下去的眼窝眨动得非常利害，因劣质瓷眼球磨擦而发炎红肿的眼皮里，流出带脓的泪水来。他的手臂也在发炎，我不明白为什么几年过去了，他的眼与手臂一直得不到很好的医治？为什么在那残损的身体里仍燃烧着旺盛的为真理而斗争的火？
后来，他和老何成了我的入党介绍人。
监察室和局领导的矛盾越来越尖锐。两三年间，职工对局长违反财政纪律、侵占职工福利金及其腐败的生活作风多有不满并多次向监察室反映，我们也多次向局长提出意见，但他一直置若罔闻，不屑一顾。无奈，陈主任主持监察室开了个会，要求大家坚持与不良倾向作斗争。会上大家一致同意将局领导的问题向上级反映，遂由我执笔向省纪律检查委员会写了一个报告。省纪律检查委员会派工作组进驻两个月之后作出结论，并给予了当事人以党纪处分。第二年开始整风与反右，我预感到那位局长要翻案，要报复，果不出所料，我成了批判对象。我的主要罪状是“反对党的领导”。我不服，于是局长发动周围的人同我划清界限，深揭狠批，以至于有人为了自保或捞取政治资本不惜去捕风捉影、无中生有地编造材料。在几个月的批判过程中，只有一个人一言不发，他就是陈主任。在那种政治氛围和政治压力下，我相信能这样做的人很少很少，也很难很难，比身处会场中心，不肯低头、不断进行辩驳的被批判者的我还要艰难。会场主持人多次厉声敲打他，甚至于点了他的名，他仍一言不发。仅余的左眼目光平视，穿过狂热的会场，穿过冰冷的墙壁，望向原野，望向战壕中的战友；他是一尊雕像，一尊让许多人在它面前汗颜、低头的雕像。
我被送到海南岛农场劳动近两年之后，回到广州，在厅办大朗农场继续劳动。这时身残的陈主任正下放在大朗农场任党委书记兼场长。他见到我，不像有的领导那样关心地劝我认错，只平淡地说:“要注意身体。”我心领话中“留得青山在”的厚意。我从海南岛回来时，严重水肿，他只能用这样的方式帮助我、鼓励我。陈主任没有把从海南岛回来的这批待罪之人当成劳改犯，而是当作“人”甚或“同志”。一次收割试种的肉草，每人都挑着200斤左右的担子从水田里走上岸过磅，正好他路过，有人拦住他向他报丰收，报大伙担子的重量，他听后高兴地鼓励了几句又说:“以后不要再挑这么重的担，不要弄伤了。”那年春节前，副场长要我们下塘给厅里打鱼，塘大拉网小，几十个人在塘里泡了三四个小时才打上二三百斤鱼来。正值寒流袭来，上岸后个个冻得浑身发紫，觳觫不已。陈主任正在食堂了解过节的供应，看到如此的一群人就问是怎么一回事。副场长告诉他说:“是下塘给厅本部打鱼。”陈主任不满地说:“他们过几天吃鱼就不行吗？正是寒流到来的时候叫人下水，不好吧！”副场长辩解:“不是想给厅报个丰收嘛！”陈主任愤怒了:“这种喜报不报也罢！”接着他吩咐事务长，晚餐给每个下塘的人增加一砵饭(半斤米)、四两酒。农场结束后，陈主任留在大朗办商业干部学校，任校长。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们对这位独目断臂、宁折不弯的“当权派”一点办法没有。再后来陈主任又调了几个单位，但一直没有他荣升的消息。我想这属必然，像他这样耿直的人，是不会与谋权者合流的。
上世纪末我去看他，他说:“我一直相信，总有一天你会得到平反的；作你的入党介绍人，我从来没有后悔过。”前几年他去了，清贫一生，留下的只有一个真正共产党人的高贵品德。
我以他是我的入党介绍人为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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