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体制改革面临诸多障碍（精选五篇）

第一篇：司法体制改革面临诸多障碍

司法体制改革面临诸多障碍

洪晓静 虞江永

财政省直管县实施后，行政省直管县随即提上议事日程。近日，我们与衡阳市市县两级人大、公安、检察、法院的领导座谈，研讨中发现，由于司法体制的特殊性，适应行政省直管县的司法体制改革面临诸多障碍。

体制障碍

一是市级司法机关撤与留的障碍。

以司法审判为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条规定：“人民法院审判案件，实行两审终审制。”第一审在基层法院（县级人民法院），第二审在中级法院（市级人民法院）。第二十条规定：“中级人民法院管辖下列第一审刑事案件：

（一）危害国家安全案件；

（二）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普通刑事案件；

（三）外国人犯罪的刑事案件。”

调查中我们了解到，属于两审的案件，衡阳市每年在1400件左右，全省每年在三万件以上。第二十条规定的三类案件尚属保密，我们无法了解到具体数目。如适应行政省直管县的需要，撤去市中级人民法院，《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条和第二十条规定的案件将全部涌向省高级人民法院，这是无论如何也难以承受的。

如保留市中级人民法院，就会出现如下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市中级人民法院仍负责基层人民法院的二审，那么与现行的体制就没有什么区别，行政省直管县就是一句空话；第二种情况是市中级人民法院只负责城区人民法院的二审，不负责对县基层人民法院的二审，如此，当事人属市的案件审判就有四级（区法

院、市中院、省高院和最高院），当事人属县的案件审判就只有三级（县法院、省高院和最高院），当同一案件涉及到市与县，程序该如何走，就会发生混乱。由于受各种因素干预的不一和诉讼成本的不一，对当事人也不公平。所以说，这种构想的司法体制是一种跛脚体制。

二是权力产生合法性的障碍。

行政省直管县，首要的是解决权力产生合法性的问题。无论公检法的任何一家，也无论市、县司法系统内部是何种关系，都是依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其主要行政首长经选举后任命（如检察长、法院院长）或直接任命（如公安局长）的。实行行政省直管县，如继续由各县（市）人大组成代表团，选举市检察院检察长和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则问题又回到原来的起点--实质上的行政市管县；如按行政省直管县操作，各县（市）人大不再参加市人大选举，市公检法对县公检法的领导和指导则失去法理性基础，市公检法对县公检法办案的干预则成了违法行为，而且，在体制上设置司法部门的违法，这是不可以想象的。

三是司法架构特殊性产生的障碍。

财政省直管县以后，县摆脱市管辖的要求日益迫切。以公安为例，目前，国家对县级公安在财政上实行的是三级（即中央财政、省财政和县财政）保障，在财政上与市没有任何关系，而县公安局在人员编制上却受制于市，市对县的各项检查、督察、明查暗访又让县公安部门放不开手脚、动辄得咎。因此，县级公安直属省厅领导的要求强烈，而且，这也是省直管县的一个必经步骤。

如前所述，我们已经论证了中级人民法院存在的必要性，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章第七节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

关办理刑事案件，应当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以保证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这就十分明确地阐明了公检法三家之间的关系。我们不能想象没有审判的刑事拘留，也不能想象没有监督的司法，公检法三家一存俱存、一亡俱亡，这是现代国家司法行政最起码的要求。司法架构的特殊性，决定了司法体制本身就是司法改革的一大障碍，跨过这道坎，还必须另辟蹊径。

行政障碍

一是行政关系的障碍。

《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一章第八条第六款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本级人民法院院长和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选出的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须报经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提请该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公安机关组织管理条例》规定，市中级人民法院与县基层法院的关系为指导关系，市人民检察院与县人民检察院的关系为领导关系，市公安局与县公安局之间的关系也是领导关系。

行政省直管县后，市与县（市）同为省直管的行政单位，市与县（市）的关系成了平行关系，县（市）与市不再存在行政隶属关系，即使市比县（市）高半级，也不能对县（市）行使管辖权。与之相适应，司法系统的领导与被领导、指导与被指导关系，再无存在的理由，这既与现行法律法规相悖，也与现实需求相悖，成为行政省直管县，司法体制改革难以逾越的障碍。

二是编制与经费的障碍。

行政省直管县之前，司法机关办案经费略显不足。再以县公安局为例，由于有市公安局技术装备和技术力量的支持，经费虽有缺口，但问题不是很大。行政

省直管县后，县级公安局连必需的DNA检测设备都没有，技术装备投入需要加大；人员素质相对较低，培训力度需要加大；没有了市对县的支持，独立承担案件增多。因此，如再沿袭过去的投入规模，经费将严重不足。这是行政省直管县出现的新情况--资源不能共用，信息技术不能共享。

在人员编制上，据了解，警力配置占辖区人口比率，全国是万分之十，湖南是万分之八，衡阳市是万分之七点九，耒阳市是万分之六，衡东县则是万分之四点三。而在沿海发达地区，警力配置占人口比率已达到万分之十四。可见，在衡阳市，到了县（市）一级，警力严重不足。行政省直管县前，由于有市级公安局统一调配，协同作战，尚可弥补这一缺陷。行政省直管县以后，变成了各人自扫门前雪。由于任务加重，缺乏市级警力的支持、缺乏先进刑侦技术人才，原来的编制将远远不能满足实际工作的需要，这也必将成为行政省直管县的障碍。构想

1.打破地域界限，设立片区公检法

在与市中级人民法院领导座谈时，一提起审理案件，他们就颇感无奈。公检法的婆婆太多，有党委、政府、人大、政协和政法委；难度太大，各个方面的关系，扯不清，理还乱。比如说市中院要建房，这就涉及到规划、国土、建设、人防、消防、自来水、电业、天然气等职能部门，这些部门或多或少都有案子在法院，从而影响法院独立办案。可见，现有的司法体制，本身就存在弊病。

笔者设想，为避免现行司法体制的弊病，消除行政省直管县，司法体制改革存在的诸多障碍，应考虑撤去市级公检法机关，打破地域界限，设立片区公检法机关。以湖南为例，分别设立湘南、湘北、湘东、湘西和湘中片公检法，每个片区负责二到三个原市级架构行政区域的司法行政。

设立片区公检法。一是减少了婆婆的干预，使公、检、法真正形成三权鼎立的制衡机制。二是打破了地方保护主义，克服了人情风、关系网对司法的干扰。三是解决了行政省直管县、司法体制改革的难题。因此，设立片区公检法，这应当是目前的最佳选择。

2.理顺行政关系

一是理顺片区公检法与省公检法的关系。片区公检法与省公检法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片区公检法财政由省财政支出，人员由省公检法统一调配，直属省公检法领导，对省公检法负责。

二是理顺片区公检法与县（市）区公检法的关系。片区公检法与县（市）区公检法是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县（市）区公检法财政仍实行中央、省、县（市）区三级保障，人员主要通过招考，大学毕业生分配、调配等方式满足需要。为避免因改革幅度过大引发的混乱，县（市）区公检法行政上仍归当地政府领导，主要行政首长由地方人民代表大会选出，对人民代表大会负责。

片区公检法与县（市）区公检法的关系，定位为指导关系，这样有利于发挥县（市）区公检法的积极性，增强办案的独立性。

三是加强片区公检法之间的人员流动。片区公检法虽直属省公检法领导，人、财、物由上级掌控和调配。但片区公检法坐落在一个地方，时间长了，也会出现各种纠葛，产生新的人情风和关系网，这就有必要对片区公检法人员实行合理流动。而片区公检法直属省公检法领导，也为这种流动提供了可能。通过人员的流动，在减少司法腐败的同时，还可以学习各片区办案的经验，增长办案人员的才干。

在经费上，我们认为，应充分考虑行政省直管县后，县（市）区实际工作的需要，加大三级保障的力度，从而更好地完成打击犯罪、保护人民的职责。在编制上，我们认为，在按国家规定的名额配齐外，还要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进行合理调配。以治安为例，经济发达地区比经济落后地区案发率高，民风强悍地区比民风淳朴地区案发率高。衡阳市所辖耒阳市，民风强悍，经济较发达，刑事发案率占衡阳市的1/3～1/4，命案占衡阳市1/3，曾经一天发生三起命案，使得耒阳市公安局难以招架。衡东县民风淳朴，警力配置占人口比率虽低于耒阳市，却相对清闲。因此，警力的配置也要因地制宜，不能一概而论。

3.修改现行法律

一是要删除与行政省直管县相矛盾的法律条文。如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二章第二十一条，第三章第四十八条，人民法院组织法第二章第二十二条第三款，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三章第二十三条。

二是要修改容易产生歧义的法律条文。如宪法第三章第五节第九十七条，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二章第八条第七款。

三是要增加与行政省直管县相适应的法律条文。这里有大量的工作要做，由于行政省直管县是全新的事物，各项法律均没有涉及，这就需要对现行法律进行全面疏理，使法律规定与行政省直管县相适应。

四是要对“市”作出准确定位。明确市的职责、权限和法律地位。

第二篇：未来司法体制改革面临的具体问题

未来司法体制改革面临的具体问题

按照以往的惯例，十八大之后，中央将对新一轮司法改革进行全面部署，然后针对每一项措施制定具体的改革方案

未来司法体制改革面临的具体问题

文/蒋惠岭

本文来源《财经》杂志 2013-12-01 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下称《决定》）对司法改革作了全面部署。从此，关于司法改革的各种猜测与传言尘埃落定，包括“司法管理体制”在内的若干项司法改革措施赢得各界赞许。

近日，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一文对《决定》精神作了深度解读，又特别对今后司法改革的各项任务作了概要阐释。

本文无意重复各项司法改革部署，也无力对于各项司法改革任务的具体方案作出设计。但是，对于这些改革措施的研究讨论过程中提出的一些问题，以及一些已经明确的设计方案，本文将略加介绍，以便为今后研究设计具体方案作一些提示，以便大家了解以后具体制定改革措施确定时应当关注的问题。

限于篇幅，这里只选择《决定》所确定的司法改革任务中的十项重大措施略加分析。由于这十项改革措施都属于长期项目，特别是司法管理体制改革更是涉及面广、影响巨大，所以本文采用今后15年作为论述当前司法改革措施制定与实施的时间节点。

其实，有些措施从设计到确定，再到呈现效果，可能需要比15年更长的时间。

一、“法检省级统管”：司法管理体制改革

《决定》指出，要“推动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即所谓“省级统管”。孟建柱书记的文章认为，由于“将司法机关的人财物完全由中央统一管理，尚有一定困难”，所以“先将省以下地方人民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由省一级统一管理”。

中央的这一司改决策为司法界内外盼望已久。学界在司法管理体制改革的研究和讨论过程中，也曾提出过多种方案：一是中央统管，但就目前情况来看可以作为法院统一管理的最终目标。二是在中央不能实现全国统一管理的情况下，争取由中央统一管理最高法院和高级法院两个层级，省级统一管理中级法院、基层法院两个层级。这一方案可以防止各省形成省内自控的体系。三是各级法院的管理权限“上提一级”，即由上一级管理下一级法院的司法行政。这种方案可以最小程度地引起震动，力求改革的保险系数。

本文并不准备比较各种方案之优劣，因为各有各的长处，也各有各的困难。既然目前中央选定的方案是“省级统管”，那就应当努力设计一套“省级统管”的方案出来，并继续保持最高人民法院通过政策指导、规则制定、诉讼程序等实现全国法院法律适用标准统一的功能。

在研究司法体制改革的具体方案时，需要讨论很多重大问题。

一是省级统管的“人财物”是不是仅指人事、经费两项？或者省级统管是指法院所有司法行政事务的统管，即包括法院的各项管理事务，而不仅限于人事和经费？可能占主导地位的理解是把它作为司法行政管理事务的总称，并不仅指字面上的“人”和“钱”的问题。

二是“人财物”的省级统管，是由高级法院直接行使，还是由本地区的三级法院代表共同组成的委员会行使，或者是成立专门的法院管理局，仍需要进一步研究。

三是省级统管是由司法主导，还是行政主导？中国共产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曾提出过要将审判、检察工作与相关的行政管理工作分开，当时的一种解释是将法院、检察院的司法行政管理权交给其他部门或者由专门成立的司法委员会（或者法院检察院事务管理局）承担。由于种种原因，此项解释并没有得到普遍认可。同时，其中的理论问题也没有得到解决。今天，这个问题又一次摆到了我们面前。

四是省级统管是否仍然会允许一些事务的层级分权？中国大陆很多省的人口、地域比较大，因此法院也比较多，如江苏省共有124家法院，湖南省有140家法院。如果由省一级的法院管理机构统一管理辖区内所有法院，则可能因为过于“扁平化”而导致管理效率低下。因此，即使实行统一管理，仍然可以研究是否需要在市一级设立分支机构负责法院事务管理，或者委托中级法院管理本辖区法院的部分行政事务。

五是法院的所有司法行政事务是否都应当实行省级统管？是否可以根据各类事务自身的不同性质而采用不同的“统管”形式？如法官任免、法官纪律约束、重大事务管理、机关内务管理等。有些行政事务应当高度集中，有些则可以放权；有的需要通过民主的方式进行管理，有的则需要通过集中的方式进行管理。这在改革方案制定过程中应当认真研究、分类处理，而不是一概而论。

二、“司法预算独立”：法院经费的省级保障

法院“人财物”的省级统管中，经费保障是重要内容。根据中央的决定，地方各级法院、检察院的经费由省级财政统筹，中央财政保障部分经费。这虽然还不能说是完整的“预算独立”，但至少为司法预算独立提供了基本条件。

完整的“司法预算独立”包括几部分：一是法院的预算在国家的整体预算中单独编制和执行；二是编制法院预算的决定权在权力机关，行政部门在汇总、呈报司法预算时不得修改或减少；三是法院的预算比例在宪法或法律中应当有所规定，如1％或者其他适当的比例。

同时，司法预算独立也可以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对于作为中央事权的司法权来说，司法工作需要的经费理应由中央预算保障。但是，由于中国目前尚未具备这一条件，所以《决定》要求仍然以省级保障为主，中央的经费作为补充来源。因此，在某种程度上，目前的司法预算机制具有一定的过渡性，并不是理论意义上完全独立的机制。

至于如何平衡省级财政和市（县）级财政的经费负担问题，司法改革方案中也应当有所涉及。改变以往由同级财政负担司法经费的模式为省级财政负担，尽管绝对数量不大，但看起来也会或多或少地增加省级财政的压力。那么，是由各地方按照原来承担的司法预算数量缴省财政统一支配，还是由省级财政承担全部费用而不从地方收缴，或者是调整某些财政收入分配比例以增加省级财政的收入，这还需要在今后的方案中具体确定。

由于中国城乡差别、地区差异的客观存在，还应当考虑一些城市“收入高、消费高”的实际情况，采取一些变通的措施。可以将一些副省级城市、特区城市、计划单列城市等从省级统管的预算模式中独立出来，以照顾实际存在的不平衡现状。美国纽约州的纽约市就采取了这种模式，实行与全州其他地方不同的“市级统管模式”。

三、“法官统一任免”：司法人事制度改革的关键

法官管理权乃至整个司法人事管理权的范围十分广泛，其中“任免权”是核心内容。因此，在“省级统管”的人事管理模式中，法官的任免首当其冲。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受到宪法保障，因此法官一旦接受任命即可终身任职，非因法定事由并依法定程序不得免职。也正是因此，法官的任命和免职的权力便显得十分关键。

但是，这项权力由省级行使必须设计具体的管理方式，并应当考虑多项因素：一是法官、检察官数量较大。虽然有个别省区的法官不到2000人，但绝大多数高院所辖司法区的法官有几千人甚至上万人，另外还有几千名检察官。二是法官、检察官任免所涉及的相关部门较多，包括法院和检察院的推荐提名、组织人事部门的考核考察、权力机关的任命免职，以及法官和检察官的职前训练等。三是法官、检察官任命程序相对复杂，管理方式也不同于普通公务员，因此方案设计应当更加谨慎。

在理论界和实务界研究具体的管理机制时，也曾有过不同的方案设计。有的观点认为应当成立法官管理委员会，由来自法院、检察院、组织部门、人大、社会团体等领域的代表组成，负责法官提名之前的审查工作以及法官任职期间的管理工作。有观点认为，可以在省级人大建立司法委员会（或依托目前的内务司法委员会），负责法官、检察官任免事项。还有观点认为，可以按照法官等级分配任命权限，例如高级法官由省级人大常委会任免，而高级法官以下的法官授权省高级法院任免或各中级法院任免。具体的管理工作由高级法院或者由省级专门设立的法检事务管理局负责。这些观点都有一定的合理性，需要在设计时综合考虑。

四、“两区适当分离”：探索与行政区划适当分离的司法管辖区制度

对于国计民生和区域发展来说，行政区划涉及人民生活、资源分配、财政收入及治安管理等因素，有其特别的意义。但司法管辖区与上述因素的关系没有那么密切。受到司法管辖区划分直接影响的主要因素是司法资源的合理使用、当事人的诉讼方便与法院的审判效率（方便）等。

由于人们习惯把一个行政区划内有一套完整、齐全的功能（包括司法功能）当作一种传统的模式对待，因此倾向于各种机构的管辖区域范围完全一致。实际上，不同事务的管理（管辖）范围和方式会有所不同，涉及的区域也不必然甚至不可能与行政区划完全一致。例如，航空或铁路系统事务的管辖区域通常以航线或站线为基础，难以与行政区划吻合。

对于司法案件的管辖来说，一般情况下与行政区划不会发生大的矛盾，但如果完全按照行政区划与司法管辖区相吻合的方式划分，也会出现司法资源配置、诉讼便利、司法效率等问题。例如，有的地方法院案件数量不多，有的则过多，造成忙闲不均，浪费司法资源；有的地方法院管辖区域过大，有的则过小，也会造成上述问题。有的地方法院办公地点距离某些居民居住点比较远，其他地方法院的办公地点反而离案件发生的地区较近，这样便可能产生不方便法院审理和不方便当事人诉讼的问题。因此，确立一定的标准，重新考虑某些地方的司法管辖区调整问题，与行政区划适当分离，标志着司法制度更加成熟。

当然，司法管辖区的确定与“人财物”管理体制直接相关。在研究制定“两区适当分离”改革方案时，必须考虑法官的任免机构与管辖区域之间的关系。如果是一个行政区划的权力机关任命的法官去管辖其他行政区划的领域，难免会引发授权冲突。虽然中国在海事法院、开发区法院的管辖方面已经有所突破，但对于常态的地方法院司法管辖区的调整并不能当然适用。

因此，司法管辖区与行政区划的适当分离，还应当以法检省级统管的实现为前提，这样在一个省范围内的“两区适当分离”便不再存在授权冲突的障碍。

五、“法官区别于普通公务员”：司法人员的分类管理改革 法官、检察官以及整个司法人员的分类管理已经推动多年。一方面，法官、检察官要与法院、检察院的其他工作人员分别对待，如书记员、辅助人员、助理、法警等；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方面，便是法官、检察官与普通公务员的分类管理的实现。

《公务员法》将法官、检察官作为公务员对待，同时又在第三条中规定：“法律对公务员中领导成员的产生、任免、监督以及法官、检察官等的义务、权利和管理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因此，《法官法》《检察官法》对法官、检察官的特别规定，应当优先适用。不过，尽管法律上已经确定了这一特殊管理的原则，但社会上的共识度仍然不高，推动这一改革措施的难度依然较大，最终导致《法官法》的落实不够到位。当前，法官管理应当区别于普通公务员管理这一改革措施，成为当前司法人事制度改革的重中之重，相关的研究讨论一直都在进行中。

真正实现法官与普通公务员的分类管理，重点应当考虑以下因素：一是履行职务的依据有根本区别。法官履行审判职责的唯一依据是法律，并加之以职业道德的引领，普通公务员履行职责必先以权力来源的指令为依据。二是履行职务的组织形式有根本区别。法官履行审判职责依独任庭或合议庭以及审委会的组织形式进行，审判组织所作裁判就是法院的裁判。普通公务员则需要遵循首长负责制的原则履行职责，层层负责，上下一体，最终由代表行政机关的首长以机关的名义活动。三是法官的等级和职级不影响法官行使审判权的效力，普通公务员的职务和职级代表着决策与服从的关系。

由此产生的法官与普通公务员的区别主要体现在招录、培养、遴选、任免、监督、惩戒、薪俸、退休等各个方面。《法官法》已经基本体现了这些区别，同时也还有一些需要明确和完善的地方，更有需要新增的内容。

因此，落实好《法官法》的现行规定并在此基础上修改和完善《法官法》的相关内容，将是改革法官制度、实现分类管理的重要手段。

六、“法官职业养成”：法官的招录和培养制度改革 在司法领域，实现正义的保障可以分为动态的制度保障和静态的队伍保障，两者缺一不可。因此，如何培养合格的法官便成为司法改革的基础性任务。近年来，中国在法官职业化建设方面付出了很大努力，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仍有很大改革空间。记得20年前搞审判方式改革时，圈里圈外热议的就是法官素质不适应的问题。今天在研究审判权运行机制改革方案时，大家仍然在谈法官素质不适应的问题。虽然问题已有“螺旋式上升”，但这的确让我们不得不反思中国法官养成机制的成功与否。这里将重点研究一下中央提出的“预备法官职前训练”作为法官法定任职条件的问题。

每一个法官都有其各自的成长背景和模式。但在体制层面上，世界各国法官的养成模式大概分两种：一是从优秀律师中选任法官；二是通过法律教育直接培养法官。采用第二种模式的主要是大陆法系传统的国家和地区，其一般做法是：法律系的大学毕业生通过难度颇高的司法考试之后，须经一年半到两年的职前职业训练，或者一段时间的法律实践，再通过考试之后，方可进入法官队伍，从助理法官或候补法官开始其法官的职业生涯。这一年半到两年的职前训练绝非高等法律教育的简单重复，也不同于研究生教育中对研究能力的培养。

职前训练至少可以发挥着四个方面的作用：一是吸纳最顶尖的法律人才；二是集中训练法律思维和司法行为模式；三是升华高等法律教育中所接受的知识；四是为法官区别于普通公务员的分类管理提供正当性基础，特别是薪资待遇方面的区别对待。

虽然两年职前训练并不能完全满足作为一个法官的所有职业要求，但与未经训练的人相比，受训者可以获得层次上的提高。再经过五年至十年的助理法官或候补法官磨炼，一个道德高尚、心智健全的法律人便能基本承担起作为公平正义最后一道防线的职责。

观察中国当前的法官养成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已被抛弃的“学徒式”培养模式（书记员－助理审判员－审判员）有其合理性，法律实践经验的要求也属正常，先作为法官助理的经历也能帮助法官成才。但比起许多国家采用的两年职前职业训练制度，所有上述做法在规范性、规模性、开放性、全面性、针对性等方面还有相当距离。而且由于通过司法考试后、担任法官职务前在司法辅助人员岗位上的积累并没有纳入法官职业培养的正规框架，所以在提高政治待遇、经济待遇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并不大。因此，目前理论界呼吁引进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普遍采用的职前职业训练模式的声音较高，应当在制定方案时认真研究吸收。

七、“健全法官职业保障”：突出法律职业特点的改革

从职业特点看，法官既要精通法律专业知识，又要有一定的工作经验和社会阅历，更重要的是必须以法律作为其行动的唯一依据。因此，如果没有充分的职业保障，法官便不可能完全实现其在法治过程中的角色，国家的法治大厦则会动摇。

根据法官职业保障的理论，职业保障主要包括几项内容：一是身份保障（又称职务保障），即法官依法独立审判，非因法定事实并循法定程序不得免降调职；二是经济保障，即法官应当获得与其所承担职责和职业特点相匹配的经济待遇；三是安全保障，即法官不因履行职责而受到安全威胁。

有关法官职业保障的理论研究已有很多，但社会上对于加强法官职业保障的共识仍然不高。人们通常会不由自主地以目前法官队伍的现状来抵制职业保障的提高，而不是把职业保障放在更高层次的循环中和更大的平台上考虑。对此，法官职业保障改革应当多管齐下、同时用力，正如孟建柱所说，“按照责权利相统一的原则，在严格司法人员任职条件、强化司法人员办案责任的同时，要为法官……依法公正履职提供必要的职业保障”。

关于法官薪资待遇的提高是健全职业保障的热点话题。仅以台湾地区为例，上世纪80年代初决定为法官提升“专业加给工资”时，社会上也有反对声音，来自普通公务员队伍的抗议更为强烈。但是，为适应法治建设的需要，打造台湾地区民主法治的实力，决策层最终还是为法官、检察官提高了比普通公务员高1倍至3倍的工资。根据台湾地区法官法的规定，法官按照等级确定薪酬待遇，并与行政职级相分离。据专家讲，台湾司法目前的公正度与当年这一项改革措施直接相关。目前，大陆也在经历着类似的过程，也已经走到了“必由之路”的路口。

八、“审者裁判、判者负责”：审判权运行机制改革

审判权运行机制改革是一个老话题，而目前正在经历着一个新的“轮回”。在20多年前的审判方式改革时期，“还权于合议庭”的目标十分清晰，而且成果十分显著。有些法院目前所宣称的“90％的案件”由合议庭或独任法官独立裁判的成果，即应归功于当时的改革措施。

但不可否认的是，法院内部的层级管理和呈报审批制度，导致司法裁判责任不清、效率不高的问题一直存在。即使在一些看似合议庭独立裁判的案件中，审判长实际上仍拥有较大的、明显的影响力。在审判委员会运行机制中，审委会通过会议制的讨论对一些法律问题作出裁判，而没有听取当事人的辩论意见。审委会除讨论法律适用问题，也讨论案件事实问题的现象比较普遍。这些做法都受到广泛批评。

为解决这些问题，根据中央部署，最高法院于2013年10月发布了《关于审判权运行机制改革试点方案》，部署了部分法院的改革试点。如果试点成功，则向全国推广。根据这一方案，改革的内容主要包括：

第一，一个审判庭内设有多个合议庭的，将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庭长、副庭长直接编入合议庭并担任审判长。其他合议庭的审判长应当从优秀资深法官中选任。条件成熟的试点法院也可以探索建立一个合议庭，即为一个审判庭的模式。这就把法院内最优质的司法资源从办公室搬回法庭，从审核把关转移到直接审判。减少管理层级，将审判组织扁平化。

第二，审判员独任审理的案件，裁判文书由独任审判员直接签署。合议庭审理案件的裁判文书，由案件承办法官、合议庭其他法官、审判长依次签署。院、庭长不得签发未参加合议审理案件的裁判文书。

第三，院长、庭长的审判管理职责不得超越界限，不得涉及案件的实体裁判事项。第四，在赋予法官独立裁判权的同时，要求法官接受严格的职业道德、纪律、法律、业绩考评、案件评查、上级法院评价、外部评价等方面的监督和约束。

第五，严格要求审委会委员的条件，大大压缩讨论案件范围，建立委员组成的合议庭审理重大复杂案件，建立提交审委会案件过滤机制等。

九、“事实审、法律审各有侧重”：改革四级法院职能定位

四级法院的职能定位改革是上一轮司法改革中“规范上下级法院关系”项目的一个延伸性子项目，最高法院已经做了深入调研。但因这项改革涉及审级制度、上诉制度、再审制度、证据制度、司法解释制度、法院内部组织制度等一系列问题，内容庞杂、理论性强，需要开展深入研究，审慎改革。

在新一轮司法改革中，孟建柱再次强调要“明确四级法院职能定位”，“探索充分发挥一审法院明断是非定分止争、二审法院案结事了、再审法院有错必究、最高人民法院保证法律统一正确实施的职能”。同时，要进一步规范和落实上下级法院的审级监督，确保审级独立。

其中，关于基层法院“明断是非定分止争”的职能定位，除了突出法院在化解纠纷方面的功能外，还要强化基层法院“事实审”的作用，力争通过第一审程序将案件事实进行“法律固定”，从而减少甚至消除上诉审中对事实的纠葛。另外，基层法院派出法庭的功能也应当加以改造，基层法院法官任职资格也应当与基层法院的职能定位相适应。

关于二审法院的“案结事了”职能定位，则是对案件的事实问题和法律问题的终审裁判，法院在做好说理、说服工作的前提下，更应当注重以裁判的法律效力来息事宁人。

再审法院的“有错必究”职能定位看起来包括对事实问题和法律问题两方面的错误都要予以纠正，但从四级法院功能的系统观点来看，再审法院应当侧重于甚至限于纠正法律方面的错误，否则一审、二审的事实确定功能将因再审环节定位不准而遭废弃或削弱，最终会影响司法制度的整体功能。

最高法院的“法律统一适用”职能定位则更是突出了它的法律功能和指导功能，对最高法院的职责、程序、工作方式等提出了相应的要求。

十、“促进司法民主”：改革司法公开与陪审员制度

司法公开是15年以来每一轮司法改革都要推动的改革项目。在新的形势下，司法公开工作仍有一些不适应新需求的地方。

例如，受陈旧、落后的权力观念的影响，法院仍存在选择性公开、许可性公开的问题；由于程序正义观念不强，庭审公开这一核心环节依然没有完全畅通的渠道；随着新媒体运用范围的扩大，媒体报道与司法公开原则的落实之间存在某些冲突；由于公民权利意识诉求的增强，司法公开与个人信息和名誉权利保护之间的关系不容易平衡等。

鉴于司法公开对民主与法治的重要意义，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大报告将司法公开与党务公开、政务公开相提并论，《决定》具体要求“推进审判公开，录制并保留全程庭审资料。增强法律文书说理性，推动公开法院生效裁判文书”。

在文章中，孟建柱也十分敏锐地将庭审公开作为司法公开的首要任务。他认为，“庭审是审判的中心环节，是诉讼双方通过举证、质证、辩论主张权利的平台。庭审全程应该同步录音录像，并入卷存档。庭审全程录音录像，有利于约束审判人员的审判活动，促进诉讼参与人员依法行使权利，有利于为上诉审、监督审评判案件是否公正审理提供原始资料和客观依据。”如果能够实现庭审的自由旁听，方显司法权的民主属性，展现司法的自信。

裁判文书上网公开也一直是司法公开中的重要内容。目前，中国裁判文书网已经与各高级法院联通，这将成为中国法院裁判文书公开的一个最权威、最综合的平台。最近，最高法院发布了《关于推进司法三大平台建设的若干意见》和《关于人民法院在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规定》。这些都是新一轮司法改革中的亮点。

人民陪审员制度在前十年的司法改革中已经获得立法层面和操作层面的突破性进展，这一轮司法改革还会把它作为扩大司法民主的基本方式继续推进。“要扩大人民陪审员的数量和来源，建立随机抽选的机制，保障人民陪审员参审权利，提高陪审案件比例，切实发挥人民陪审员制度的作用。”

目前，全国共有人民陪审员8.7万人，而今年上半年全国法院审理的一审普通程序案件陪审率达71.7％，比2006年提高52％。按照以往的惯例，十八大之后，中央将根据《决定》的要求对新一轮司法改革进行全面部署，然后针对每一项措施制定具体的改革方案。

在这一过程中，将会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深入开展研究论证，力争制定出遵循司法规律、符合中国国情的改革方案。

作者为最高人民法院高级法官

第三篇：司法体制改革

司法体制改革：立案审查变立案登记制

发表时间:2014-10-29 8:25:50 内容来源:新京报 浏览:3 上传:0 作者: 全文(共2页)

■ 说明

司法不公问题十分突出

司法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我曾经引用过英国哲学家培根的一段话，他说：“一次不公正的审判，其恶果甚至超过十次犯罪。因为犯罪虽是无视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流，而不公正的审判则毁坏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源。”如果司法这道防线缺乏公信力，社会公正就会受到普遍质疑，社会和谐稳定就难以保障。因此，全会决定指出，公正是法治的生命线；司法公正对社会公正具有重要引领作用，司法不公对社会公正具有致命破坏作用。

当前，司法领域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司法不公、司法公信力不高问题十分突出，一些司法人员作风不正、办案不廉，办金钱案、关系案、人情案，“吃了原告吃被告”等等。司法不公的深层次原因在于司法体制不完善、司法职权配置和权力运行机制不科学、人权司法保障制度不健全。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针对司法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改革举措，这次全会决定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基础上对保障司法公正作出了更深入的部署。

加强公共利益保护

现在，检察机关对行政违法行为的监督，主要是依法查办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涉嫌贪污贿赂、渎职侵权等职务犯罪案件，范围相对比较窄。而实际情况是，行政违法行为构成刑事犯罪的毕竟是少数，更多的是乱作为、不作为。

全会决定提出，检察机关在履行职责中发现行政机关违法行使职权或者不行使职权的行为，应该督促其纠正。作出这项规定，目的就是要使检察机关对在执法办案中发现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违法行为及时提出建议并督促其纠正。这项改革可以从建立督促起诉制度、完善检察建议工作机制等入手。

在现实生活中，对一些行政机关违法行使职权或者不作为造成对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侵害或者有侵害危险的案件，如国有资产保护、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等，由于与公民、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没有直接利害关系，使其没有也无法提起公益诉讼，导致违法行政行为缺乏有效司法监督，不利于促进依法行政、严格执法，加强对公共利益的保护。

由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有利于优化司法职权配置、完善行政诉讼制度，也有利于推进法治政府建设。

以审判为中心避免冤假错案

充分发挥审判特别是庭审的作用，是确保案件处理质量和司法公正的重要环节。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公检法三机关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各司其职、互相配合、互相制约，这是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诉讼制度，必须坚持。同时，在司法实践中，存在办案人员对法庭审判重视不够，常常出现一些关键证据没有收集或者没有依法收集，进入庭审的案件没有达到“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法定要求，使审判无法顺利进行。

全会决定提出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目的是促使办案人员树立办案必须经得起法律检验的理念，确保侦查、审查起诉的案件事实证据经得起法律检验，保证庭审在查明事实、认定证据、保护诉权、公正裁判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这项改革有利于促使办案人员增强责任意识，通过法庭审判的程序公正实现案件裁判的实体公正，有效防范冤假错案产生。

——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

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

保证公正司法，提高司法公信力

公正是法治的生命线。必须完善司法管理体制和司法权力运行机制，规范司法行为，加强对司法活动的监督，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一）完善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的制度。建立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制度。任何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都不得让司法机关做违反法定职责、有碍司法公正的事情，任何司法机关都不得执行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违法干预司法活动的要求。对干预司法机关办案的，给予党纪政纪处分；造成冤假错案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健全行政机关依法出庭应诉、支持法院受理行政案件、尊重并执行法院生效裁判的制度。完善惩戒妨碍司法机关依法行使职权、拒不执行生效裁判和决定、藐视法庭权威等违法犯罪行为的法律规定。

建立健全司法人员履行法定职责保护机制。非因法定事由，非经法定程序，不得将法官、检察官调离、辞退或者作出免职、降级等处分。

（二）优化司法职权配置。健全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司法行政机关各司其职，侦查权、检察权、审判权、执行权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体制机制。

完善司法体制，推动实行审判权和执行权相分离的体制改革试点。完善刑罚执行制度，统一刑罚执行体制。改革司法机关人财物管理体制，探索实行法院、检察院司法行政事务管理权和审判权、检察权相分离。

最高人民法院设立巡回法庭，审理跨行政区域重大行政和民商事案件。探索设立跨行政区划的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办理跨地区案件。完善行政诉讼体制机制，合理调整行政诉讼案件管辖制度，切实解决行政诉讼立案难、审理难、执行难等突出问题。

改革法院案件受理制度，变立案审查制为立案登记制，对人民法院依法应该受理的案件，做到有案必立、有诉必理，保障当事人诉权。加大对虚假诉讼、恶意诉讼、无理缠诉行为的惩治力度。完善刑事诉讼中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完善审级制度，一审重在解决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二审重在解决事实法律争议、实现二审终审，再审重在解决依法纠错、维护裁判权威。探索建立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

明确司法机关内部各层级权限，健全内部监督制约机制。完善主审法官、合议庭、主任检察官、主办侦查员办案责任制，落实谁办案谁负责。

坚决惩治司法掮客行为

（三）推进严格司法。

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确保侦查、审查起诉的案件事实证据经得起法律的检验。

全面贯彻证据裁判规则，严格依法收集、固定、保存、审查、运用证据，完善证人、鉴定人出庭制度，保证庭审在查明事实、认定证据、保护诉权、公正裁判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明确各类司法人员工作职责、工作流程、工作标准，实行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制和错案责任倒查问责制，确保案件处理经得起法律和历史检验。

（四）保障人民群众参与司法。坚持人民司法为人民，依靠人民推进公正司法，通过公正司法维护人民权益。在司法调解、司法听证、涉诉信访等司法活动中保障人民群众参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保障公民陪审权利，扩大参审范围，完善随机抽选方式，提高人民陪审制度公信度。逐步实行人民陪审员不再审理法律适用问题，只参与审理事实认定问题。

构建开放、动态、透明、便民的阳光司法机制，推进审判公开、检务公开、警务公开、狱务公开，依法及时公开执法司法依据、程序、流程、结果和生效法律文书，杜绝暗箱操作。加强法律文书释法说理，建立生效法律文书统一上网和公开查询制度。

（五）加强人权司法保障。强化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知情权、陈述权、辩护辩论权、申请权、申诉权的制度保障。健全落实罪刑法定、疑罪从无、非法证据排除等法律原则的法律制度。完善对限制人身自由司法措施和侦查手段的司法监督，加强对刑讯逼供和非法取证的源头预防。

落实终审和诉讼终结制度，实行诉访分离，保障当事人依法行使申诉权利。

（六）加强对司法活动的监督。完善检察机关行使监督权的法律制度。完善人民监督员制度。司法机关要及时回

应社会关切。规范媒体对案件的报道，防止舆论影响司法公正。

依法规范司法人员与当事人、律师、特殊关系人、中介组织的接触、交往行为。严禁司法人员私下接触当事人及律师、泄露或者为其打探案情、接受吃请或者收受其财物、为律师介绍代理和辩护业务等违法违纪行为，坚决惩治司法掮客行为，防止利益输送。

对因违法违纪被开除公职的司法人员、吊销执业证书的律师和公证员，终身禁止从事法律职业，构成犯罪的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坚决破除各种潜规则，绝不允许法外开恩，绝不允许办关系案、人情案、金钱案。

■ 说明

跨行政区划设法院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深入发展和行政诉讼出现，跨行政区划乃至跨境案件越来越多，涉案金额越来越大，导致法院所在地有关部门和领导越来越关注案件处理，甚至利用职权和关系插手案件处理，造成相关诉讼出现“主客场”现象，不利于平等保护外地当事人合法权益、保障法院独立审判、监督政府依法行政、维护法律公正实施。

全会决定提出，探索设立跨行政区划的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这有利于排除对审判工作和检察工作的干扰、保障法院和检察院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有利于构建普通案件在行政区划法院审理、特殊案件在跨行政区划法院审理的诉讼格局。

建巡回法庭

近年来，随着社会矛盾增多，全国法院受理案件数量不断增加，尤其是大量案件涌入最高人民法院，导致审判接访压力增大，息诉罢访难度增加，不利于最高人民法院发挥监督指导全国法院工作职能，不利于维护社会稳定，不利于方便当事人诉讼。

全会决定提出，最高人民法院设立巡回法庭，审理跨行政区域重大行政和民商事案件。这样做，有利于审判机关重心下移、就地解决纠纷、方便当事人诉讼，有利于最高人民法院本部集中精力制定司法政策和司法解释、审理对统一法律适用有重大指导意义的案件。

——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

第四篇：司法体制改革

司法体制改革

杨小军

国家行政学院法学教研部副主任

课程前言

大家好，下面我们要讲的主题是关于“司法体制改革”。司法体制改革一直是一个老话题，说这个话题的时间已经很长了，但十八届三中全会将这个问题又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司法体制改革的目标和一些基本要求和内容，今天我们以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作为基础和结合当前司法体制改革的一些具体做法，介绍关于中国的司法体制改革。

我们讲三个问题：第一，为什么我们要改，即原因；第二，改是要达到什么目标，改来改去想干吗？它要达到目标是什么；第三，改哪些内容，我们就讲这三个问题。

一、司法体制改革的原因

（一）司法欠缺公平正义

现在来看第一个问题，中国的司法体制为何要改革？2013年1月在全国政法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习近平同志说：“要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在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中推进。”这是第一次讲到了一个标准问题。什么标准？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

第二，在2013年2月，中央政治局第四次集体学习，习近平同志有一个讲话，也重复了这个话，他说：“我们提出要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所有司法机关都要紧紧围绕这个目标来改进工作，重点解决影响司法公正和制约司法能力的深层次问题。”这两次讲话都提到了一个关键的命题，司法要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案件中就能感受到公平正义。2013年1月和2月两次场合习近平就讲这句话，这说明现在的人民群众在司法案件中没有感受到公平正义，至少没有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要不然为什么会提出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

公平正义是司法的生命，是司法的核心，是司法之所以要成为司法的一个价值所在。打官司法院是最后一个讲理的地方，是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如果最后的也不讲公正，那留它干吗。所以，全世界，包括中国，都希望司法是最公平的地方，所以法院的徽章标记，全世界法 1

院的门口都是天平，拿着公平的一把剑，眼睛蒙着，它看不见，这才能显示公平。习总书记讲的是中国为什么要搞司法改革的一个重要原因，当前的人民群众没有感受到司法的公平。

那你这么说了，司法认为自身是公平正义的，如最近查出来的很多在减刑假释、保外就医当中，它都是经过了合法程序，一个人被判了刑，在监狱里面服刑，然后过了两天，他就出来了，减刑、假释、保外就医等各种理由，减、假、保就出来了，他出来以后，你看这是不是不对？他说没有，我们都是经过考核给了分，然后监狱、监狱管理局、检察院、法院，所有的司法机关都参与了的，怎么会存在问题？我是公平正义的，减刑也是按程序做的，但观察者（老百姓）不这么认为，那为什么减、假、保出来的当官的比例多呢，为什么有钱的人多，为什么老板多，为什么官员多？那些不是老板、不是官员的人为什么就出来得少？所以最近新闻媒体上讲，有多少个官在牢房里面服刑的这些官，以及减、假、保出来的现在又重新被收了回去。这是没感受到，你说你公平正义，但老百姓说没感受，我们看到的不是这样的，你既不公平也不正义，这就是问题。

（二）司法公信力不足

那到底它正义不正义呢？我们来看，习近平对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在作说明的时候有这么一段话，他说：“这些年来，群众对司法不公的意见比较集中，司法公信力不足，很大程度上与司法机制和工作机制不合理有关。”这里面有三个命题，中央领导是如何来看待这个问题的？第一，群众对你有意见，而且还比较集中。我们先不说你有没有问题，我们先说群众对司法不公的意见比较集中。这么多意见难道你就没有问题了吗？你说你做得天衣无缝，你说你做得很好，我说我的件件案件都很公平正义，可群众对你的意见比较集中，“两会”的时候为什么有几百张弃权票对检察院和法院，这难道不值得我们注意吗？这是第一层意思。第二层意思，司法的公信力不足，习近平讲司法公信力不足很大程度上与XX有关，他已经确定了一个前提“公信力不足”，你让别人相信你，可是越来越多的人不相信你，不信你就是你的问题，所以这不是老百姓个别人的感受问题，既然意见比较集中就说明公信力不足，公信力不足你还在那儿叫唤说自己怎么地公平正义，那就有问题了，这是第二层意思。第三层意思，这种公信力不足，与体制机制的不合理也有关，所以才要改。所以具有这三层意思，第一，大家的意见比较大；第二，公信力不足；第三，在公信力不足当中存在各种原因，但与体制机制也有关。这是为什么我们要改司法的关键。

二、司法体制改革的目标

所以我们来看第二个问题，要改成什么样的？要达到什么目标？还是这句话，总目标是要加快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维护人民权益，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 2

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这个总目标里，首先是一个政治目标，你改来改去别改成资本主义的了，必须坚持道路是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在这个大前提下，我们来看它的三个目标。

（一）公正

第一，公正。公正是司法的生命。怎么改？如果改来改去，离个目标越来越远的话，或者原地踏步，那改革是失败的，所有的改革措施和改革内容都要围绕着如何增强司法的公正性来的。比如你这个法官，你怎么去裁决，比如说你抓一个人，公安机关抓一个人（犯罪嫌疑人），那你怎么去收集证据，那你会不会受到左邻右舍的影响，先入为主，把他认定为是个罪犯？这是公正性的问题。法院也好，检察院也好，你能否做到你的公正性，不受别人的干扰，着力地作出判断，依照法律，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

所以改革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去地方化”，何为去地方化？法院、司法机关的人财物的管理要归省上统一进行管理，县上不能管，市上也不能管，要将司法跟地方保持适当的距离。我们来举一个例子，一个派出法庭在乡里面，它是要审案件的，但乡党委、乡政府给它的要求是法院、法庭，你到我这儿来，你要配合我的工作，要围绕着乡党委，乡政府的中心工作来搞，这是冠冕堂皇的，他怎么会围绕着乡长的工作来搞，乡长说把那个农民的房子拆了，法院上去把那房子拆了。有一个游客发生纠纷了，乡长说这个事情需要处理，公安局上去，公安局上去就把他逮了。这是你替我分忧，司法替乡政府、乡党委分忧，这样一种体制和做法长时间下去会把乡镇的司法机构变成乡党委、乡政府的看家护院的走狗，怎么可能有公正？它就成了乡党委、乡政府的一个工作机构、一个附庸，一个“儿子”或“孙子”，那又如何谈得上公正？你应该是服从国家的法律，而不是去服从乡党委、乡政府，你连这个都做不到，你谈什么公正，所以这个改革一定要朝着这个目标，朝着这个目标绝不是一句空虚的话，这个制度上是需要进行动的。

（二）高效

第二，高效。对于中国的司法机构而言，当前的高效有一些是明确的，所有司法案件的办理都有一个期限，多少时间之内完成，你别小看它，世界上有些国家，甚至发达国家，对于法官是没有时间限制的，一个案件你拿过来，你爱什么时候审就什么时候审，你什么时候审查都可以，中国是有的，这个制度我们比欧洲国家有些制度还要好，要保证高效，我跟你限制个时间，你得把案子给我结了，你拖上个三年、八年，人都已经拖没了，有一句话叫做“迟来的正义不是正义”，因为这个正义已经失去了它的价值，至少它会打折扣，这是第一个，这方面我们已经有了，所以这个制度我们应该坚持下去。

高效里的第二个目标是要做到能够终结纠纷和案件。就一定有一个结点，我们一审、二 3

审、申诉、信访来回转，这谈何高效！一个案件十几年在这儿转，它没有一个退出机制，或退出机制非常地脆弱，这是不行的。这是目标的第二，必须要做到高效，这是两个方面的问题了。

第三，有些案件简易的，速战速决，不要都按着规矩来拖得很长，没有必要。当事人也清楚，原告也清楚，被告也清楚，大家都认可这个事情了，能简则简，不是每一个事情都要上至公堂，都要摆在一个大法庭去开决，其实这种例子，我们看过不少这样的例子，双方当事人都没有什么争议，这个问题解决起来对事实没有什么疑问，剩下的就是对责任的归属和法律的问题的争议，在这时候一个司法机构能够很快地作出一个决断以满足社会运转的需求，这是第二个高效的目标。

（三）权威

第三，权威，要确立法治的权威，就必须确立司法的权威，因为司法是保证法律实施的，但很遗憾，这么多年来，法院、检察院越来越没有权威了，司法的公信力正在不断地丢失，今天我们不是去讨论司法公信力的丢失问题，但这个事实我们要假定，我们将它作为一个前提，所以它的权威性不够，说的话也没人听，有的听，有的没人听，如果你说的，你判的满足他的需求，他就说这个法院是个好法院，法官是个好法官，但如果你判的东西不符合他的要求，那你就是一个贪官，法院就是不合格的。所以，我就接着告，一直告到满足为止，这个制度必须改，这样的话，司法就没有权威了，你让一个没有权威的机构来解决法律纠纷，怎么可能解决得了。我讲一个案子，有一个大学老师评职称的时候，他从副教授评为教授，然后教授委员会通过了，职称评定委员会通过了，通过了以后学校就应该发文，结果学校没发文以前说有人举报，说他以前填的一些工作量是假的，然后学校就去调查，调查了以后认为这个举报是属实的，因此学校就把他的教授资格给当住的。职称评定委员会通过以后，那学校再重新要发一份文件，我们靠文件来认定教授的资格，这个制度就是一个行政化的模式，现在学校就不发这个文件，文件里面没有这个老师的名字，这个老师就不干，他就到法院去告，法院认为学校这个认定是错的，所以法院让原告赢了，让这个被告（学校）输了官司，输了以后我们现在不要去讨论这个案件对与错，查得准还是不准，这些事情我们没法了解，我们只说一个问题。法院既然已经作了决定，那这时候它就应该生效了，它生效了以后生效了法院就应该服从，但学校不理法院，高校是一个厅局级，而一个基层法院的法官他甚至连个科长、科级都不是，所以这个法官更没有办法跟学校对话，它就不理他，不执行判决，一直拖下去，那这样的法院、这样的司法，在一个学校里面尚没有如此高的权威，它怎么去驾驭社会，驾驭国家机关？这种现象是不能发生的，因此我们的改革一定要有助于提升司法的权威性，说的话要管用，这就叫权威，当然权威是多方面的，从制度上来讲有权才有威，你要不给它一个权力，它没有一个终结点，4

它说完了以后后边还有人说话，这就不管用了。法院判了以后，信访还在后边管，那你法院顶什么用？什么制度上给它一个权力，一个终结纠纷的权力，这是第一，有权才有威；第二，法院要具有公信力，你不具备公信力谁听你的？权威要从公信力里边出来，所以这个制度建设里面，它是环环相扣的，你怎么样保证你的裁决是公平正义的，这是司法体制改革要达到的三个目标，公正性、高效性和权威性。

三、司法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

（一）改革司法管理体制

1、推动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

第三，该改什么问题？改哪些方面？司法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都包括其中了。第一，改革司法管理体制。首先是体制问题，体制里面包括第一项，推动省以下地方的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的统一管理，这是“去地方化”，法院不要成为县、乡、市，当地党委政府的一个部门。把人财物要统一归到省上去？为什么要把人财物归省上统一管理？是为了让它同当地的党委政府适当地保持距离，如果一套检察院，一套法院，完全的吃喝拉撒都靠当地党委和当地政府，它能不听当地党委和当地政府的话？是捏着它的命脉的，你发工资得我管，你的基本建设得我管，你的车辆的配置的钱归我出，办公楼的建设也是归我。你要是得罪了我，我就不批你的办公楼，你就建不成。人家国家机关都在发这个费用，那个费用，那法院、检察院你就不给你发，那你这个检察长、法院长能干得下去吗？领导又不喜欢，群众又抱怨，那是两头受夹板气，所以我们不是说要让它脱离地方，而是要适当地保持距离，保持这个距离让它能够做到公平正义。这是人财物拉出来，不要再归县上、市上管了，更不要归乡上管，直接挂到省上去，由省上统一管。

2、探索建立与行政区划适当分离的司法管辖制度，保证国家法律统一正确实施 第二，探索建立与行政区划适当分离的司法管辖制度，保证国家法律统一正确实施。这是管理体制的，管辖制度的错位管辖，错位管辖是指我们现在的司法管辖的区域制度和行政区划是完全一致的，比如一个区的行政区划，一个县的行政区划，一个省的行政区划，一个乡也是个行政区划，那法院、检察院，它也和这个体制完全融合，省法院对应的是省这个行政区划，市法院、市检察院对应的是市的行政区划，区法院、县法院对应的也是，乡镇也对应的是这个，完全重合，完全重合，这个制度我们实行了几十年，但存在着一些问题。它跟地方党委政府的关系就越来越紧密，它就越来越成为同级党委和政府的一个工作部门。它越来越它的话，所以案件放在它这儿，它就没有办法审。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告区政府的案子，区法院怎么 5

审？你让一区法院去审一个被告是区政府的案件，这就不好审了。另外一个，它当然不会把党委作为一个被告，如果区党委或书记打过招呼的案件，在本区域内它怎么审，所以，给它实行错位管辖，当然需要探索，怎么个错位才合适。比如像金融机构那样分大区，比如像有人提出那样，我们搞巡回法庭，我管一片，我和你错开，你这个县，县法院和县政府不完全在同一个区域，是否可以？我几个县归这个法院管行不行？或者说省法院派一个巡回法庭管这一片，那我就不归这一片的市、县管了。这也是能够增强司法适当独立性的一种制度性改革。24:45

3、建立符合职业特点的司法人员管理制度，完善司法人员分类管理制度，健全法官、检察官、人民警察职业保障制度

第三，建立符合职业特点的司法人员管理制度，完善司法人员分类管理制度，健全法官、检察官、人民警察的职业保障制度。这里的核心问题是要建立符合职业特点的人员管理制度。当年公务员法制定的时候，我们把公检法司都列为了公务员，即“大公务员”，但我们忽略了另外一个问题，司法里的公务员和普通公务员有它不同的特点，我们过分强调了它的统一性，而忽视了它的特殊性，这就是问题所在。所以，我们怎么来改？让法官的管理制度不能完全按行政化的方式来管理。比如一个案件的裁决，在行政机关一个事项是逐级请示的，在法院我们也是这种方式，现在也是这种方式，那这就不适合他。一个法官的晋升、录取、考核和一个政府官员的录取、考核几乎是一样的，没有体现司法人员管理制度的特点，这是不行的。这是第一，司法改革的体制问题。

（二）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

1、改革审判委员会制度，完善主审法官、合议庭办案责任制，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 第二，要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改完了就要运行，这个运行，如何运行？第一，改革审判委员会制度，完善主审法官、合议庭办案责任制，让审理者裁判，让裁判者负责。这是我们当前案件处理当中、运行机制当中存在的一个问题，按照我们的法律，这个案件最终要经过审判委员会，如果这个案件疑难、复杂、重大，它要经过审判委员会去作出决定。实际运行当中，岂止是审判委员会，我们还有法官，法官上面还有合议庭，合议庭上面还有庭务委员会、庭务会议，还有庭长、副庭长，然后还有主管副院长、院长，法院外面还有政法委、政府、党委、上级法院等，所以各个都能够影响了决定这个案件，这就出现了一个很奇怪的“审者不判案，判者不审案”的现象。审者不判，判者不审，这个案件是谁审理的，谁对事实、谁对案情、谁对当事人最了解？是这个案件的三个法官，他会调查事实，他会询问当事人，他会跟律师对话，他会去收集证据，执政，这个过程没有比这三个人更了解，这是审理者。但在这个案件最后拍板的是审判委员会，审判委员会是院长、副院长、各庭庭长，是大官。这些一、二十 6

个人又不审案件，他就坐在那儿听汇报，“你说这个案件怎么回事？”然后他再问一问这个问题那个问题，问完了以后说：“我看就这么定吧。”这就是典型的审者不判，判者不审，这个制度就应该被改掉。所以改成主审法官和合议庭办案制，法官和三个人组成的合议庭，你们三个人定这个案子，你定你就有权力，把这个权力给了你怎么体现？很简单，院长就不要再签字了，副院长就不要再签字的，庭长就不要再签字了，你就管好行政事务，案子上的事情由三个法官自己定，他们签发这个案件就可以打印，对外就发生效力。当然，还有第二个内容，不要看把这个权给了法官，但是你是否有负责任？出了事唯你是问。这是第一。

2、明确各级法院职能定位，规范上下级法院审级监督关系

第二，明确各级法院的职能定位，规范上下级法院的审级监督管理。不要小看，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内容。从法律规定上而言，要划分为两部分。从法律规定上来讲，我们的法律从来规定的上下级法院都是审级监督关系，什么叫审级监督？只有在案件的审理上你才能够监督他。你们是审理上、案件处理上的级别，而不是行政级别。因为这个法院是由地方人大产生的，和上级法院没有关系，这是法律规定的，从来没有变过，称为“审级监督”，比如这个案件你处理了，如果当事人不上诉就是我们说了算，上级法院也无权过问，如果当事人要上诉到你那儿去了，你有权决定这个案件的处理，所以我们之间的关系就是各审各的案件，在审理级别上的关系，这是法律规定的。这是第一。

第二，事实上早都不这样了，已经加了很多内容。它的审级监督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变成了一个上下级领导关系，比如上级法院管下级法院的人事，一个直辖市的法院、省市级法院几乎统管了全直辖市各个区县法院领导人的任免，我光通过这个人事任免权，我就能够控制你，那就把上下级法院变成了一个“老子”和“儿子”的关系了，不仅仅是审级监督了。这是第一。第二，上级法院开会、发通知、提要求说哪类案件我们不要接，哪类案件，我们必须加大处理，这不是审级计监督关系，这是我立规，你们去执行，比如我们规定，凡是房屋拆迁的案子，法院都不要受理，这是上级法院规定的，下级法院一听就都不受理了。这是事实上存在的上下级法院的关系，和法律上规定的审级监督关系已经失之千里了，法律没动，实际已经动成这个样子了。

所以，我们现在的司法改革要正本清源，要回来，回到法律上来，所以他讲明确各级法院的职能定位，最高法院主要是干什么的？省级法院主要是干什么的？基层法院和中级法院是审案件的，最高法院除了少量的案件的上诉审以外，主要是搞司法解释和司法政策的。省法院就是审级监督关系，不要自己也造一部分司法解释出来，现在很多省法院给自己造一批司法解释出来，按照法律规定，省法院就没权作司法解释，这个职能定位就存在问题。第二，要规范上下级审级监督关系，我们现在的做法，它违反了法律，它不规范，要把它纠正过来，有相当的 7

难度。因为让尝到甜头，得到权力的上级法院，你对它一规范，它的权力就没那么大了。那能否做到？可以拭目以待。

3、推进审判公开、检务公开，录制并保留全程庭审资料，增强法律文书说理性，推动公开法院生效裁判文书

第三，推进审判公开，检务公开，录制并保留全程的庭审资料，增强法律文书说理性，推动公开法院生效裁判文书。这是讲了一个司法公开问题。司法文明也好，司法规范也好，我们一直说它有一个核心的关节点是司法公开，对社会公开，对当事人公开。当事人能够监督到你，你作这个判断的理由是什么？你给有拿出来，这就叫公开。你认定它偷鸡摸狗的证据是什么？你把证据拿出来。你不能说，一方面认定你有问题，一方面我不告诉你认定的理由，认定的证据，这个证据是从何而来的，所以它要推行全过程（司法公开），司法公开是司法体制权力运行机制改革的一个重要的抓手。

怎么公开？它侧重讲了几个问题。第一个，全程录像，这个资料必须保留，录制资料，你审一个人，讯问一个人，开一个庭，这个过程必须要录制下来，而且这个资料要保留，不能说你录下来以后，你有选择性的，我录这儿不录那儿，这就成了PS，都是唬人的，要解决这个问题。第二，所有法院生效的法律文书都要公开，为了保护个人隐私，你可以把他的名字隐去，但是这个法律文书是要公开的。第三个，法律文书是要讲道理的，你得把内心认定的依据说出来，我才能够监督到你，在过去说这个人的民愤极大，不杀不足以平民愤，那你根据什么来说明民愤极大，你总不能上嘴唇一碰下嘴唇，就叫民愤极大。

4、严格规范减刑、假释、保外就医程序，强化监督制度

第四，严格规范减刑、假释、保外就医程序，强化监督制度，这是现在社会诟病比较多的问题，已经判刑入狱的人的减刑、假释、保外就医。现在讲的是两点，一点要严格规范其程序，其实我们现在在实践当中的减、假、保的程序就规范制度要求和操作过程而言，表面上的程序和制度没有大问题，它已经做得非常规范了，比如这个人被判刑入了监，那他是需要打分的，他在一天、两年、三年，每个月每天他的监管人员都要对他以量化的分数进行评价，比如给他分配的活，他有没有如期完成，他要是完成了，给他加两分，如果他活没做完，那就给他减一份，他是这样来的。比如有人想逃跑，有人想打架，然后他报告了，有一个好的表现，加两分。比如这个地方出灾害了，比如出现地震了，他帮着去救伤员，抢救物资，这就会加分。我们现在对于入监的犯人在制度化管理方面已经非常细了。

所以，严格规范减、假、保外就医程序，程序问题其实最核心的是在后面这句话，要强化监督。程序如果仅仅从字面来看我们已经做得很不错，但为什么还存在这些问题？比如打分，你的工作做完了，你守了规矩，那应该加两分，你抢救了人，应该加两分，你检举了他人的问 8

题，应该加两分，他是这样来的。但如果有人要造假，如果那两分、三分、三分不是这么来的，是因为这个人入了刑以后他找了关系，他使了银子花了钱，然后有人做通了工作，在他服刑的监狱里面给他的分数这么加上去了，那怎么办？比如他有钱，这个活他干不完，他让别的犯人给他干，然后他买他的劳动成果，我就是一个大爷，我不能干这么多活，到你这儿就是来改造的，改造的我也干不了，那就谁帮我干我给钱，有人就去干。其他的犯人，没钱的就跑去干，那干完了以后算我的，所以他的分就会加到他的名下。所以这不是一个程序问题，这是说一套做一套的问题，他这个说一套做一套，我们怎么能够发现？如果他这个材料一开始就是造假的，然后他从监区报到监狱，从监狱报到监狱管理局、检察院和法院的时候，你们那一堆法官坐在那儿顶什么用？我们来讨论一下，我们程序严格不严格？程序绝对严格，那要上会，要说意见，要说理由，要符合制度，领导要签字，张

三、李

四、王五都要过一遭，它严格地按程序走，但你就无法发现他的造假。所以，程序是表，问题的核心，里在于要监督，核心的问题是要监督。

那怎么监督？牢房是别人进不去的，公众监督的可能性是没有的。说老百姓监督，老百姓不可能跑到牢房里面去。那谁才能监督？检察院。所有的大的，对司法，对人犯的监督，对劳改场所的监督是检察院的职责，检察院为什么没有把这件事情监督出来？因为有一些检察院满足于形式，满足于材料上的审查，而不就地去调查核实，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以司法体制改革在这个减、假、保的问题上出现了这么多官员提前出来，出了这么多有钱人提前出来，这种丑闻难道是程序问题？不是，是真假的问题。只要审判机关、监督机关、管理机关实地去核实，实地去观察，实地去了解，实地去调查，我们就能发现这些蛛丝马迹，就能从根子上来解决问题，所以，这个制度改革的关键在于减、假、保的这套程序有没有人去真正实现有效监督。所以，程序建设不等于仅仅是一个过程建设，一个步骤建设，那这样是没有实际价值的，问题是在于它是不是真的，它真的一步一步走过来。另外一个，如果上边有人干预，有人要给这个人减，那你上了会以后告诉我怎么通，领导把下边的办事人员叫去说，这个人明天就要开会了，这个人的材料要上会，那你写个报告，给会上报告一下，意图是把这个人要减刑或保外就医，难道这个下属以后能够顶着干吗？你能回去查他法律，这个人不符合条件我就不干。那不是，一定会听领导，你就按这个写，你写完了以后给你的领导看，领导也同意，然后最后到真正发指示的大领导那儿，那当然，本来就是他的意图，这套程序也是假的，谁来监督？它是用行政背后后台运作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要讲的司法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是这么两大方面，一个是体制问题，一个是权力运行，我就讲这些。

总结

我们归纳一下，关于当前的司法体制改革，我们主要讲了三个问题：第一个，我们为什么要改，主要的问题是因为它的公平正义的欠缺，公信力不足，所以这些不足和缺陷一定程度上和制度有关，所以才需要改制度，这是第一；第二，改的目标，改来改去，我们最后衡量达到什么目标？也要看目标来衡量，一个目标是公正，这是最核心的，第二个目标是高效，不能变成拖拖拉拉的一个事情，第三个目标是权威，司法能够取信于民，这是权威的本质；第三，改革的主要内容，包括一个体制改革，“去行政化”、“去地方化”，第二个，司法权力在运行过程当中的改革，比如审者不判，判者不审的问题，如规范性和监督性的问题。由这三个方面的内容来构成了我们今天所讲的司法体制改革，我们要讲的内容就这些，今天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第五篇：有关司法体制改革浅析

有关司法体制改革提案演讲稿

------经济法1216班胡煜欣

各位亲爱的到场的同学们：

大家晚上好，今晚，能够有幸站在这里，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态度，倍感荣幸。首先，我想说的是自己并没有资格，没有足够的阅历和经验去评论有关司法体制相关问题以及司法与行政之间的联系。站在这里，我仅仅说一下自己对于司法，以及它与行政之间的关系的一些见解，和自己对于司法体制的展望。

我国在历史上一直是以行政权为主导的国家，行政权在我国历史由来已久，并在历史上一直是代替司法权、立法权统一行使其职能的，司法权作为一种“舶来”的权力直到近代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南京临时国民政府才开始受到中国政府的重视。由于历史发展的缺陷与后天发展的不良环境，司法与行政在中国其实不像西方现代各国那样成为与一对相互制约的权力，行政权的独大占用过多的资源，导致司法权的发展缺乏足够的资源来壮大自身的力量以对其制衡，而最终的结果是行政权越发强势，司法权愈发软弱，集中体现在行政司法化和司法权不够独立两个方面，下面就这两个问题具体分析我国现行体制下司法权与行政权的关系。

(一)司法行政化

司法行政化是指：司法机关在内部结构、管理方式、运行机制等方面，套用行政机关的模式，并且在体制上没有完全实现司法审判和司法行政的分立，从而呈现出的一种行政化倾向。从新中国成立至今，中国的司法行为模式是一种典型的行政化的司法行为模式，这种式样，具有明显的民族特色和时代特征，是与中国悠久的历史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相结合的，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首先，司法机关的行政化管理，亦即法院内部的行政化管理，我国法院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并对其负责，现实中表现为法官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选举产生，并由其任免，法官由同级党委极其人事组织部门考察和管理。法院在接受党委、人大领导的同时又要上级人民法院的垂直领导，上下级法院关系行政化加上法院内部要接受审判委员会的领导，使法院基本上成为一个半行政化的机构，事事报批，时时待命，在重大案件的审判上不敢负责，推卸责任，缺乏创造性。

其次，法官制度的行政化。法官作为司法机关中依法履行审判权的审判人员，在司法机关中处于重要地位。司法公正能否顺利实现，直接取决于法官在案件审

理中是否正确地适用了法律。法官素质的高低、法官制度是否合理，已经成为司法体制改革进程中的重要问题之一。我国的法官制度构建于建国初期，但是从一开始就是按照党政干部制度的模式来设置的。司法机关依然实行的是政府行政部门的人事管理制度，人员参照政府公务员来管理，法官也如同政府公务员一样，实行着“职位制和品位制相结合，以职位制为主”的职级制度和工资制度，使得法官也有副科级、正科级、副处级、正处级、副厅级、正厅级之分，同为法官，可地位并不一定平等，甚至还有上下级隶属关系。在法官的补充和选任方面，也是行政意味浓厚，虽然近年来在学历和知识层次上法官的门槛逐渐增高，但是法官的选拔却依然和公务员以及其他行政领导干部一样，必须经过地方政府人事部门或党的组织部门研究、审批。可以说，一名法官从进入司法机关起，就已经完全的被“行政化”了，法官在这种体制环境下，“独立”显然是很难实现的。

(二)司法不够独立

司法权是指国家司法机关依据法定职责和法定程序，具体应用法律处理案件的专门活动，具体而言是法院适用法律处理案件的权力，其核心是审判权。司法权和行政权在本质上是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国家权力。行政权的主动性、倾向性、应变性、传授性、先定性、主导性使得行政机关当然形成了层级化、高效化、核心化、强力化的体制结构和管理方式，而这种体制显然与司法权的被动性、中立性、终极性不相适应，再加上我国司法机关内部司法审判和司法行政的合一化设置，司法机关在承担着司法职能的同时还履行着部分行政职能，从而使司法机关的独立受到了影响。主要体现在：

首先，无独立的司法资源。司法机关的财政预算受制于行政机关，司法赖以运行的资源也由同级人民政府划拨，行政机关掌握司法机关的经济命脉是使行政权得以渗入司法审判的深层次因素，司法机关在这种状况下在审理行政案件时不得不有所顾忌，这种明显带有行政化倾向的司法权难以保证法院审判的公平、公正。

其次，由于司法机关的行政化管理和对行政机关的依赖，导致司法权在我国不能作为一种有效的权力独立行使，无法发挥对行政权的制衡作用，而更多的是受到行政权的干涉，被行政权所牵制，无法发挥司法权应有的维护公平与正义，保证法律的权威不被侵犯的作用。在现实社会中往往出现行政代替司法裁判的现象，司法的最终裁判职能被行政所代替，行政权成为一把掌控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万能钥匙，哪里有问题，行政权就出现在哪里，如果政府能很好的作为人民的公仆而服务，这样一种行政权必将造福于人类，但权力一旦失去制约，必将被滥

用，这是万古不变的真理，所以，各尽其责，各守本分，达到相互制约与平衡才是最理想的状态，司法权不够独立带来的危害不仅是制度上的失衡，而且将导致整个社会生活的混乱

三、完善我国司法独立制度的具体措施

针对前述我国司法制度中存在的问题，笔者建议采取以下具体改革措施：?

（一）理顺党对法院工作的领导体制?

地方各级法院是党和国家设在地方贯彻执行国家法律和党的方针政策，履行国家司法职能，维护国家法制统一的国家的司法机关，不是地方的司法机关，不应该受地方党政机关的领导和制约。为维护司法独立、公正和法制的统一，应落实法院在国家机构中“一府两院”的宪法地位，法院系统应实行人、财、物条条管理，由党中央直接领导最高人民法院党组，然后法院内部则逐级由上级法院党组领导下级法院党组。法院的组织人事和对法院贯彻执行党和国家方针政策和法律的领导工作由各级法院及其上级法院的党组和党委负责。地方党委对设在本地方的人民法院只在法院贯彻执行党和国家重大方针政策上有监督指导的权利。地方党委不能领导法院的工作，不得干预法院具体案件的审判工作，否则以违反党纪论。同时，法院党务与审判业务要脱钩，在组织上不能将党务和审判业务混为一体，管党务的不能管业务，管业务的不能管党务，这样可以防止或至少减弱因上下级法院党组的领导关系对审级独立的影响；?

（二）修改法官的任免程序?

现在世界上法官的任免程序和方式大体上分为三种，一是任命制，二是选举制，三是任命加选举制。我国是单一制国家，为维护法制的统一性，司法人员的任命权应统一行使，具体可采取选举加任命制，即党中央通过全国人大常委会或者主席团提名，提请全国人大选举产生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全国人大常委会根据最高法院院长提名任命最高人民法院其他法官和各高级人民法院法官。中级法院和基层法院的法官均由其上一级法院院长提请上一级人大常委会任命。地方各级法院的院长则从法官中产生，法官按照法定标准，通过国家严格的考试取得资格的，非因法定事由，未经法定程序，不受罢免。?

（三）改革现有的法院人事管理机制和法官制度?

对外不能独立的法院和法官难保司法公正，而将诺大、独立的司法权赋予一个无能，甚至腐败的法官无异于灾难！?

司法不独立、不公正和腐败既有法院外部制度的原因，也有法官制度和法官自身的原因。改革现有的法院人事管理机制和法官制度，首先应将法院的人事管理与地方组织人事部门分离，归由法院系统。将法院工作人员分为两类，一类为勤务人员，由法院直接向社会招聘；另一类即为法官，基层法院法官由国家向社会公开招考，符合法定条件的，由人大任命为法官。中级以上法院的法官从下一

级法院的优秀法官中产生。以后的升、降、免职等均按《法官法》由法院直接按程序办理。同时，制定严格的、高标准的法官任职条件，淘汰不合格法官，精化法官队伍，保证法官队伍的高素质和高层次；提高法官待遇，增强法官抵御物质诱惑的能力。?

（四）改进法院财政管理体制?

法院经费由地方财政供给，在财政上受制于人有碍司法独立；法院直接收取各种诉讼费用和实际执行费，也不利于法院的廉政建设，应改为法院的财政开支，包括法官的福利待遇，一律由国家财政统一负担，根据人员、案件数量等因素，按定额直接划拨至各级法院或由最高人民法院代管。法院不得自行创收，不收取任何费用。对诉讼费用，法院只负责计算数额后，交由国家有关收费部门负责收取，上交国库。?

（五）在人大设立专门的司法监督委员会完善人大监督制度?

根据“谁也不能成为自己案件的法官”的原则，当法院或法官本身违反法律时，就产生了一个谁来裁判的问题。因此，可以在人大设立专门的司法监督委员会，行使准司法权，一是对法官的职务犯罪案件组成特别法庭依法审理。二是对法院在适用法律可能损害立法权力的情形下，根据当事者或其它关系者的申诉，纠正错误的司法解释，并作出一般性的立法解释。?

（六）改革现行的执行制度?

执行职能和审判职能是两种性质不同的职能，执行职能从其本质上说是不符合司法权性质的，而将这样一种职能附加于法院就会使法院的性质变得模糊不清。法院只应是专门的审判机关，如果承担执行职责，那么执行结果势必会影响裁判的效力，进而使人们对法院的公正权威发生质疑，使司法权力受到损害，因而应将执行从人民法院的职能中分离出去，交由司法行政部门负责，司法行政部门可以为此设立专门的执行警察。?

（七）改革法院内部的管理机制?

建立严格的审判责任制是保证司法公正的重要条件。要一改过去审与判、权与责相分离的状况，真正做到谁审案，谁判案；谁判案，谁负责就必须彻底摒弃现行的院、庭长层层把关，签批案件的用行政手段管理审判的传统模式，还权合议庭和独任审判员。“法官除了法律就没有别的上司”（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77页《莱茵省议会的辩论》），法官对案件的具体处理无须事先报院、庭长审核同意，除须报经审判委员会讨论的案件和法律规定由院长签发的法律文书外，所有案件的处理一律由承办案件的审判组织自行裁决，所有案件的裁判文书一律由审判长或者独任审判员签发。要逐步缩小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的范围。同时还要严格错案责任追究制，从严惩处违法违纪审判的法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