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p_5A_电子公务：建设服务型政府必由之路

第一篇：Top_5A_电子公务：建设服务型政府必由之路

电子公务：建设服务型政府必由之路

12月17日，第四届数字中国发展高层论坛暨信息主管峰会“电子公务与数字城市”分论坛在北京大学百周年纪念讲堂举行。与会领导、专家、管理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围绕“电子公务与数字城市当前的发展状况”“电子公务与数字城市未来的发展趋势”“电子公务与数字城市应用成功案例”进行探讨，结合数字技术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广泛应用，总结了电子公务建设中方方面面的实践经验。

2007年初，温家宝总理签署国务院令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该条例进一步对政府部门在信息公开和数据资源共享中的职责进行了界定，将于2008年5月1日起正式实施。专家认为，公开政府信息，增强工作透明度，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必经之路。

进入21世 纪，推进政府信息化，构建电子政府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世界潮流，各个国家都纷纷加快了将新的信息技术应用于政府管理的步伐。在我国随着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 变，以政府为单一主体的行政管理模式正在被打破，以政府、公众、企业和非政府组织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公共管理模式逐步形成。各级政府越来越多地将信息技术 应用于公共管理，流行了若干年的“电子政务”概念开始被全新的“电子公务”概念所取代。电子公务不同于电子政务

主持人：很多人熟悉“电子政务”“电子商务”，而对“电子公务”一词还比较陌生，什么是电子公务呢？

邬伦：广义上来讲，电子公务就是依托信息技术，围绕公共产品的提供，充分考虑政府、企业、公众三个角色，展开的全要素公共事务管理。所谓“电子公务（eGBCP）”，顾名思义，也就是指利用信息化手段，高效实现政府、企业、公民（或社区）在生产公共产品过程中的事务。eGBCP（英文electricalGovernment-Business-Citizen-PublicProductsModel的缩写）是电子公务的模式，是指使用信息化的手段来实现GBCP（公务管理）的模型。

王从虎：我们认为，电子公务是指将现代电子技术应用于公共管理，构建起以政府、公众、营利性组织和非营利组织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良性互动、和谐高效的公共管理的治理模式。

主持人：前几年我们谈的电子政务，也是在政府管理中引入信息技术，以此提高政府的管理和服务效率，增加政府工作的透明度，提供给大众一个了解政府工作的途径。那么为什么现在又提出“电子公务”了呢？电子政务和电子公务有什么区别？

邬伦：在我国“十一五”规 划中指出，政府转型应该以公共服务为主要目标，加快行政体制改革，这就要求明确划分和严格规范各级政府在公共服务中的责任和权利，在此基础上深化各级行政 管理体制改革；此外，还需要加快构建以公共服务为目标的公共治理结构与公共服务体系，并按照这一目标推进事业单位改革。围绕公共产品的提供，充分考虑政 府、企业、公众三个角色，充分依托信息技术，展开全要素公共事务管理。而电子公务也就是在这个环境下产生的。

电子公务的核心驱动力是公众的需求，政府监管与企业服务的目标就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公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而电子政务更多的是关心政府本身的信息化建设。王从虎：电子政务在发展过程中呈现出一些问题。电子政务的主角是政府，政府与政府、政府与企业、政府与公众的关系等等都是以政府为轴心；内容局限于行政事务，没有涉及到社会公共事务；投资主体主要也是政府，政府巨额的投资与利用率不成比例，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

随着电子技术不断地渗透到政府管理领域，而政府管理又进一步发展为公共管理，单一的电子政务时代已经终结，而纯粹以政府为主导的电子政务也在走向消亡，取而代之的就是以公共管理理论为基础，电子集成技术为先导的电子公务时代。

电子公务所包含的内容更加广泛，更加丰富。首先应该包括以政府为中心的电子政务的内容，还应该包括以非营利组织为中心、以普通市民为中心、以营利组织为 中心通过信息技术实现参与公共事务的活动。企业对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与维护、公共企业的产品定价问题都属于电子公务的范围，这是电子政务时代所不具有的。

电子公务建设的核心在于平台建设

主持人：看来电子公务是适应现代政府管理方式而出现的，那么电子公务的建设应该如何开展呢？需要运用到哪些关键技术呢？

邬伦：电子公务建设的核心在于平台建设，包括一个中心、四个平台：首先是呼叫中心，提供多种便捷的接入手段，接收来自公众反映的事件信息；其次是监测平台，即利用各类数字监测、视频监控设备，掌握事件地点的动态数据；第三是服务监管平台，即提供公共关系管理、事件管理以及企业服务监管等支持；第四是业务 处理平台，即提供与政务对应的市政、供热、环卫、广告等的业务支持；最后就是指挥平台，具体办法就是通过大屏、视频会议、值班系统、决策支持等系统，为辅 助领导决策的有效性和科学性提供支持。基于这些平台，政府能够为市民提供各类个性化的服务（信息查询、问题跟踪、上门服务等），比如能够“送温暖”到户，或者方便企业上门服务；也能够通过提供各种的参与途径，方便市民参与公共管理、服务评价，有利于营造和谐社会。

电子公务适用于有政府、企业、公众共同参与的各类事务

主持人：具体来说，电子公务可以应用在哪些领域呢？能举例说明一下如今的应用情况吗？

邬伦：放眼各类公共事务领域（教育、医疗、文化、体育、娱乐等等），只要有政府、企业、公众三者在共同参与，就可以在eGBCP理论的指导下，从业务、功能和技术等方面综合考虑，进行电子公务的整体规划、顶层设计和系统建设。

吴刚：我举例讲讲北京城市室外空间管理的情况。城市室外公共空间管理现在成为城市管理的重要内容，大致有市容、环境卫生、居民行为秩序和市政设施维护四项内容。市政设施管理很好理解，比如北京有62万个井盖需要维护，数量每年还在增加，17个部门管理。薄弱环节在于居民行为秩序管理，过去没有这方面。

社会信息化系统未来的发展方向就是解决居民的参与问题。以往我们喜欢管物，用管物的方式来管人，其实对于公民行为的管理更需要社会参与。“部件”管理容易，但是“事件”管理很难，比如小商贩的问题，光靠城管人员就很难解决，需要居民的参与。现在北京正在试点，在居委会层面成立环境志愿者服务队，到时候社会力量为一线，城管大队是第二线，公安配合是第三线来解决这个问题。

再举个例子，目前清华园社区为70岁以上老人安装了“一按灵”应急呼叫系统。“一按灵”是一个无线电发射器,一部分和电话连接在一起,另一部分像手机一样，可以随身携带。当老人在家里发病时，只需按“手机”上的发射按钮，120急救中心就能收到救援信号，并能显示出老人所在的详细地址及基本情况。

未来电子公务的设想

主持人：目前，我国各级政府的电子公务系统还在逐步建立之中，请您谈谈未来电子公务应用的设想。

邬伦：我想首先应该整合各类城市管理热线到“12319”，实现公共服务一号通。

其次，应该通过建立呼叫中心，整合各类城市管理热线，统一呼叫，使得老百姓通过各种手段（电话、手机、E-mail、传真等等）均能方便接入，有利于提升政府服务效率和能力，提高公众对政府服务满意度。

第三，应该积极推进行业管理网格化试点。这方面现在已经有了非常好的案例，下一步应该在区域网格化基础上，进一步推进行业管理网格化的试点工作，通过应用新的技术，将各行业要素加入单元网格，提高行业单位、政府间的联动、协同效率，提高公共服务能力。最后，要充分利用移动通信技术，推动移动政务的发展，并与移动、网通等运营商的紧密合作，鼓励公众采用移动通信手段与政府互动，逐步形成市民广泛参与城市管理的局面。■新闻链接

由北京大学等单位主办的“电子公务与数字城市”论坛日前在北京大学百年纪念讲堂举行。作为实现政府管理最有效的技术手段，电子政务已经走过了初级发展阶段。一种以公共管理为背景、以社会事务和公共服务为核心内容、以信息集成为载体的信息化领域———电子公务已经出现。

中国科学院院士倪光南在论坛上表示，与电子政务、电子党务、电子金融等相比较，电子公务在参与的主体、工作目标和流程、服务的对象等方面均有明显的不同。推行电子公务，对于提高政府办公透明度与资源共享具有重要意义。

与会专家一致认为，电子公务已经超越了传统电子政务所遇到的种种障碍，催生了以依托信息资源和信息技术向社会公众提供创新服务为核心目标的现代公共服务业，将开启一个“数字民生、人人信息”的时代。

第二篇：政务公开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必由之路

一部社会发展史也就是人类的社会治理不断文明化的历史，反映在政务活动中，也就是政务走向公开的方向所留下的轨迹。政务公开是社会治理体系开放性的基本标志。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这项工作，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多次下发文件，部署这项工作。各地区、各部门积极探索实践，在很多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积累了宝贵经验。当然，我们也要看到，与人民群众日益高涨的需求相比，我国政务公开还有很大的努力空间，特别是在一系列社会热点事件中，公众的质疑和批评也为政务公开提供了很大的动力。

深化政务公开是推进文明治理的重要举措

对于社会治理而言，民主化、公开化和开放性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我国政务公开的历程对于社会治理民主化的追求是有着启发意义的。回顾我国政务公开的历程，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村务公开。随后，逐步扩大到镇务公开、厂务公开、警务公开、检务公开等领域，创造了大量的“点题公开”、“全程公开”等鲜活的经验，为了总结、推广并规范这些好的做法，各部门、各地方政府制定了大量的法规文件以深化政务公开工作。2002年11月广州市政府率先颁布了《政府信息公开规定》，从2004年到2005年进入建章立制的高峰期。据不完全统计，到2006年4月底，中央政府部门发布的有关政务公开的法规文件达31部，而地方党政机关发布的法规文件达90部之多。伴随着《行政许可法》和《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颁布实施，中国基本确立了政务公开制度。

当然，制度的完善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一方面需要国家法律体系的统一和协调，另一方面需要整个社会观念和行为的转变，其中行政改革实践就是一个重要的制度完善过程。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一些地方政府创新行政方式，探索建立政务（行政）服务中心，公开办理以行政审批为主要内容的政务服务事项，产生了良好效果。实践的发展生动地证明，通过深化政务公开，将公开的要求贯穿于政务服务各个环节，使公开与服务相互促进、相得益彰，已经成为建设服务型政府的有效举措。2011年8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深化政务公开加强政务服务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将政务公开和政务服务结合起来，不仅将公开视为服务的重要内容，而且将公开作为服务的有效方式，这是对新形势、新期待的回应，是对现有政务公开制度的继承和发展。

一旦将公开和服务的理念引入政务活动，行政管理的改革创新便成为一个永续的过程。更为重要的是，这能有效地推进社会的文明治理，而文明治理是政治

文明的重要体现，政治文明是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志。一方面，文明治理意味着将“官”纳入治理范围，自我管理良好、行为规范，防止“公权”成为“公害”。另一方面，文明治理意味着政府对社会事务管理有方，政府需保证社会事务公正、有效、有序地运行。《意见》规定推行行政决策公开、推进行政权力公开透明运行、加大行政审批公开力度、深入实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着力深化基层政务公开、加强行政机关内部事务公开等深化政务公开的任务，《意见》要求统筹推进政务服务体系建设，这些无疑与文明治理的目标诉求是同一方向的。

党的十七大后，服务型政府建设已经成为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这在客观上反映了全球化、后工业化对社会管理（治理）提出的新要求。尽管服务型政府建设是一项更加巨大的综合性社会和政治工程，但是，以政务公开为切入点去寻求服务型政府建设的道路，则是最为可行的方案。所以，在今天，我们需要把政务公开与服务型政府建设联系起来考虑，通过政务公开而为服务型政府建设添砖加瓦，促进社会治理文明化。

公众参与是深化政务公开的不竭动力

根据《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的解释，政治可以被简要地定义为一群在观点或利益方面本来很不一致的人们作出集体决策的过程，这些决策一般被认为对这个群体具有约束力，并作为公共政策加以实施。公共政策的形成是一个集思广益、兼听则明的过程。只有努力创造和维持一种相互信赖的氛围，才能保证参与者形成的“意见网络”（issue network）具有稳定的流量和真实的意见表达。尽管群体代言人是理性地协商、交换、妥协的主角，但是公共政策的制定离不开“公众的敏锐嗅觉、主动参与和大声呼吁”，只有这样才可能更好地发挥公众的认同和提示作用，因为“呼吁有助于一个充满活力和积极向上的政治程序的形成，而漠不关心、麻木不仁的沉默却具有破坏性作用。”

当前，政府治理因为互联网的普及而受到了“权力多中心化”和“自主治理”的渗透，就如格里·斯托克（Gerry Stoker，1999）所言：“治理意味着一系列来自政府但又不限于政府的社会公共机构和行为。它对传统的国家和政府权威提出挑战，它认为政府并不是国家唯一的权力中心。各种公共的和私人的机构只要其行使的权力得到了公众的认可，都可能成为在各个不同层面的权力中心。” 政务公开、政务服务是政府治理的责任所在，是行政机构的社会承诺，但是在实践中往往因为延时和冷漠而转化为行政机构的“权力”。

公众的广泛参与是政务公开不断深入、政务服务不断强化的大规模、可持续、建设性力量。只有在公民的持续关注、广泛讨论之下，认识才能不断深入、共识才能不断达成。以北京市为例，在吸取了公众广泛讨论的意见之后，市级部门“三公”经费公开已经从“要不要公开”迈向“该怎样公开”的阶段，实现了公开时间、格式、说明、口径的“四统一”，这种“共同体式”的参与有效推动了行政透明度的不断改善。国际社会大量的案例研究表明，自上而下的服务正在被自下而上的服务所取代，通过汇集公民意见并告知公共部门和非公共部门改进公共服务，带来了真正意义上的透明政府，这种政府对于公众来说是透明的，而公众的需求又成为政务服务的出发点和归宿点。

从理论上看，政务公开是一种理念，是一切行政活动遵循的原则，按照这个原则去开展行政活动，就可以拆除政府与公众之间的篱笆，就可以有效地消除公众对政务活动的各种怀疑和误会，就能够有效地改善干群关系，就可以增强政府与社会间的信任。当然，开展政务公开与政务服务既可以选择传统行政的方式，也可以选择电子政务的方式。但是实践中，互联网已经成为一个最广泛、最常见的参政议政场所，成为公众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一个公共领域，互联网的自发性、多元化和交互性不断增强，它不仅超越了社会哲学意义上的公共领域，而且成为承载现实社会已经存在的各种公共领域的平台。那些希望获取政务信息和公共服务的行政相对人通过网络提交的公共服务申请、所表达的呼声或者怨言，不仅会获得广泛的社会认同，形成公共价值，而且也会转化为行政机构创新政务服务模式的动力来源之一。

据欧盟的一项调查，由于公民的积极参与，电子政务提供的20种一揽子服务的有效获取性已经从2001年的20%上升到2009年的66%，同时，在线综合集成服务已经从2007年的81%上升到2009年的92%。尽管存在政体差异，但是政务服务“以人为本”的特性预示着中外电子政务服务，不仅可以相互借鉴，而且具有共同的创新基础。当然，这也带来了新的问题。“数字化不平等”（digital inequality）可能会产生新的歧视，这就使得互联网普遍服务和国民信息素质改善成为政府必须优先解决的问题。

从我国当前的情况来看，由于社会构成的多元化，由于公众受教育程度和文化水平上的差别，“数字鸿沟”是一个短时期内无法完全解决的问题。但是，它决不能够成为阻碍政务公开的因素。相反，它会促进我们探讨政务公开途径的多元化，要求我们针对不同的人群去发现不同的政务公开途径。总之，政务公开是不

变的理念，而将其付诸实施的路径是多条的，只要我们坚定地抱持政务公开的理念，服务于这一理念的任何途径都能够发现，一切服务于这一理念的方法和措施都是有益的。

政务公开可以成为行政问责的有力保障

深化政务公开、加强政务服务的闸门一旦打开，就会调动起公众参与的热情，而且会形成一种“多米诺骨牌效应”，从而对民主决策、权力配置和民主法治等其他配套措施和制度提出全面要求。如果没有决心进行这些领域的改革，《意见》的效力会在颁布之后逐步丧失，逐渐走向衰竭。当然，更好地将司法力量和行政力量结合起来，尤其是将深化政务公开、加强政务服务与政府利益的驱动结合起来，是《意见》效力上扬、延伸到政策执行阶段的重要保障。我们相信，没有任何一个政府愿意看到谣言满天飞、公众怨言多甚至对政治安定形成威胁的局面。从这个角度看，政府部门其自身也是有着深化政务公开、加强政务服务的驱动力的。

事实上，政务公开对于改善政府自身的行政管理是有益的，特别是对于行政问责而言，政务公开可以提供一项有力的保障。在责任政府的理念下，近些年来，我国政府大力推行行政问责制，严格执行以行政首长为重点的行政问责制度，加大对行政不作为、乱作为行为的问责力度。但是，行政问责除了需要政府部门自身拥有实施的决心之外，除了需要来自党以及人大和政协切实有效地履行问责职能之外，还需要在公众那里获得有力的支持。所以说，政务公开，使公众获得政务的知情权，已经成为行政问责的有力保障。出于行政问责的目的，也需要大力推行政务公开活动。作为一种责任追究制度，一方面行政问责激励政府及其公务人员形成向公众负责的行政品质并严格履行职责；另一方面，也能够在约束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滥用方面发挥有效的作用。显而易见，行政人员在开展公务活动的时候必须拥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这种权力是行政人员根据实际情况而从实际出发解决问题所必需的。但是，在实践中，行政人员的自由裁量权如果得不到约束的话，就会被滥用，而且，会对政府的公信力造成极大的损害。在法治的思维路径中，西方国家一般是通过对行政自由裁量权的事后审查来矫正和预防其滥用的，但是，从实践来看，效果并不理想，特别是在中国这样一个人情社会中，事后的矫正往往会流于“大事化小”的状况。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通过政务公开去约束行政自由裁量权不失为一个理想的途径。

通过政务公开约束行政人员的自由裁量权，实际上是把行政问责机制前移的做法。也就是说，行政问责无非是对行政自由裁量权的约束和追究通俗表述，对行政人员的“不作为”和“乱作为”进行问责，归结起来，在理论上，就是一个对行政自由裁量权加以审查的问题。政务公开在这个问题的处理上所发挥的是过程控制的功能，而不是传统的事后审查的功能。特别需要考虑的一个问题是，我们今天所处的是一个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迅速增长的时代，政务活动经常性地遇到以往从未有过的事件和环境，许多问题在解决起来可能缺乏先例和既有的法律依据。在这种情况下，公众的意见就变得至关重要了。要想让公众参与到政务活动中来，就必须实现政务公开，让公众有更多的知情权。公众的知情是公众参与政务活动的前提，也是政务活动在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条件下不犯错误和少犯错误的保障。所以，通过政务公开而让公众获得知情权，反映了时代的要求，反映了社会治理文明化的客观必然性。

第三篇：建设服务型政府

法律类论文:贯彻十七大精神: 建设服务型政府

法律类论文:党的十七大报告从全面推进改革、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高度明确提出要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努力建设服务型政府。把建设服务型政府确立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继续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基本目标和方向，这非常正确、科学、重要。市委和市政府提出的“发展、创新、稳定、为民”的总要求和推进“五大战略”、破解“七大问题”、打造“平安杭州”、引领“和谐创业”、创建“生活品质之城”的中心工作，对我市建设法治政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众所周知，法治是政府管理的基础和方式，服务则既是一种基本的政府职能又是一种管理方式，服务型政府是法治政府，依法行政是服务型政府的内在要求，也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必由之路。服务型政府的建设是个长期而渐进的过程，意味着政府治理模式的重大转型，涵盖了从施政理念、组织架构、职能调整、制度供给、权力运行方式等多个方面，是综合性的系统工程。只有依法界定政府与企业、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依法规范政府的行为，政府依照法定的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履行职责，接受监督，政府才能更好的完成自己的角色。只有在法律的约束下，政府才能真正的为公民和社会的发展提供良好的服务。根据党的十七大报告有关精神，结合当我市依法行政工作实际，笔者认为我市应重点通过以下几个方面的建设，以此来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现建设服务型政府的目标：

一、进一步提高认识，更新观念，不断创新。

在新的形势下，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工作、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关键在于坚持与时俱进，坚持把依法行政、建设服务型政府作为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实现观念、制度和工作方式的创新。一是观念创新，就是要树立法的功能不仅仅是管理和惩罚，更重要的是确定行为规则，保护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促进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正确的法律价值观，树立法律制度以公民和市场主体的“权利”为核心，而不是以行政机关的“权力”为核心的观念。二是制度创新，就是要在依法行政工作中，注重构建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法律制度，并充分发挥法律制度在促进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方面的导向、规范和指导作用，减少对市场主体行为的直接干预，尊重和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为杭州的城市发展创造一个公开、公平、宽松、竞争有序和稳定可预期的良好的制度环境。三是工作方式创新，就是要转变传统的以行政机关为中心的行政行为模式，按照服务型政府的要求重新审视和调整现有工作流程和工作方式，制定并严格遵守体现公平与效率相统一的行政程序，降低行政成本，提高行政效率。

二、进一步完善和落实依法行政工作制度，注重实效。

推进依法行政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经过多年的努力，各级政府按照依法行政的要求，普遍建立了一些依法行政的工作制度，使各级政府的行政工作，初步有了一个可对照和遵循的规范以及标准。进一步完善和落实这些制度，应当是今后推进依法行政工作的重点。完善和落实各项依法行政制度，一是要统一认识，提高依法行政的自觉性，为各项制度的实施奠定良好的思想基础。二是要形成机制，使人们在制度的运转中不得不接受制度的约束和限制。三是要“赏罚分明”，使行政执法人员的行政行为在激励和制约下纳入制度规范的轨道。同样，完善和落实

各项依法行政制度，也是一个排除各种障碍的过程，这一过程，不但需要激励人们的自觉性，也必须实行一些强制性措施。所以，完善和落实依法行政责任和责任追究制度，应当成为落实各项制度工作中重要的内容。因此，今后一段时期要围绕优化杭州市发展环境，提高行政执法的规范化水平和文明执法程度，重点抓好依法决策、执法人员培训考核、行政执法程序规范、行政执法责任和责任追究等项制度的完善和落实。

三、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树立政府新形象。

各级政府应切实把政府职能转到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上来。在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的同时，转变政府的执政理念，要从全能政府转变为有限政府、从管理型政府转变为服务型政府、从权力政府转变为责任政府，从而树立政府新形象，建立起真正的法治政府。各级政府需要认真总结近年来机构改革的经验，分析政府机构在职能配置、机构设置和运行机制中存在的问题，为下一轮政府机构改革作适当准备。在政府机构改革中，要按照精简、统一、效能和权责一致的要求，合理确定编制，依法设定职能，使政府机构的设置与市场经济的发展相协调，与行政管理任务相适应。

四、改进立法方式，提高立法质量。

制定政府规章，要紧密结合杭州实际，按照“不抵触、有特色、可操作、少而精”的原则精心开展立法工作。立法草案要有适度的超前性，在制度设计上有创新。要全面总结杭州改革开放实践中积累的成功经验，充分反映杭州经济社会发展的特点和需求，使制定政府规章更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要进一步完善公众参与立法的机制，拓宽公众参与渠道，使立法工作努力做到深入体察民情、广泛集中民智、充分反映民意。通过建立健全公开征求意见、专家咨询论证、立法听证、立法协调等制度，切实提高制度建设质量。继续开展政府规章立法后评估工作，总结经验，查找问题，力求提高制度建设的质量和效能。当然，这些措施对于区、县（市）和市各行政机关制定行政规范性文件也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为保证政府规章以及行政规范性文件的质量，应当严格执行《杭州市人民政府规章制定办法》、《杭州市政府工作部门规范性文件审查办法》和《杭州市行政机关制定规范性文件指导规则》，认真做好规范性文件的审查和备案工作。加大对政府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工作的监督力度，开展规范性文件上报备案情况的专项检查，并将检查结果列入本依法行政工作考核。各政府法制机构应当确定专门机构或专人负责备案审查工作，确保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从源头上防止违法行政。

五、完善行政决策机制，实现依法、科学和民主决策。

各级政府要建立决策调查研究、专家咨询、法律论证、重大事项社会公示和听证、重大事项集体决策、决策责任追究六项制度，实现政府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法制化。完善政府决策程序和决策规则，加强决策执行督查，形成决策执行的过程监督和反馈纠错机制。同时，要把决策制度的建立、决策的执行纳入绩效评估考核之中，对违法决策或决策失误者依法追究责任。

六、深化执法体制改革，规范行政执法行为。

行政执法行为从广义上说，包括行政许可、行政检查、行政处罚、行政强制和行政执行、行政裁决等行政行为。改善执法工作，规范执法行为，必须在“体制、机制、素质”上下功夫。一是要进一步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建立解决行政职能部门间权限冲突的法律机制，实现行政系统的协调运转。同时，要积极探索决策、执行、监督相协调的职能配置改革，继续推进综合执法和行政审批制度、行

政收费制度改革；建立行政执法协调机制，提高执法效率和水平；把综合行政执法与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工作结合起来，建立科学的综合行政执法体系。二是进一步规范行政执法行为。行政程序规范在行政法领域占重要地位，制定和完善执法程序对于规范行政执法行为尤其重要。行政执法机关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权限认真履行法定程序，加强行政执法的程序建设和执法文书的规范化管理，组织进行行政执法案卷评查。行政执法部门要统一本系统的执法程序和执法文书，规范案卷格式、内容，并加强对执法人员的培训，定期组织抽查，及时发现问题，提高行政执法水平。三是要严格实施行政执法责任制。行政执法责任制的核心，是把国家法律、法规、规章设定的各级行政机关的职权统一视为职责，体现了行政执法活动中各执法主体权力与责任的统一，实现了行政机关从权力本位向责任本位的转变。行政执法责任制的内涵，是将行政执法主体对外承担的法定职责确立为内部考核目标，其中科学确定考核目标是前提，层层分解执法责任是手段，切实做好检查考核是关键，严格实施奖优罚劣是保障。可以说，全面推行行政执法责任制是我市推行依法行政的具体体现，它要求对行政执法活动进行全方位的监督和规范。经过一段时期的实施，全市的执法水平得到一定程度的提高。但行政执法责任制的实行是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这项工作的实施还有待于从以下方面加以完善：（1）保证这项工作的实施能够切实推进依法行政，防止抓而不实。为了使行政执法责任制真正发挥作用，应主要抓住四个环节，即行政执法公示制、行政执法投诉制、行政执法评议考核制和行政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制。（2）使行政执法责任制的责任落到实处，加强考核监督。执法责任制和评议考核制是依法行政工作中相互联系的两个方面。推行执法责任制，确定了执法目标任务，就必须认真考核，否则执法责任制就容易变成简单的行政执法分工制。为此有必要加强行政执法责任制的评议考核，以保证行政执法责任制的顺利实施。四是大力加强执法队伍建设，提高执法队伍的整体素质。主要是加强培训，提高公务员办事的能力和水平，树立正确的依法行政观念。培训时要从实际出发，着眼于培养其依法办事的能力。同时，要加大考核力度。在公务员录用考试中，应加大行政法和与其申请职位相关的法律知识以及申请者依法办事能力的考核分量。完善执法人员的培训考核制度、执法责任追究制度，严格执法人员资格管理。

七、创新行政监督机制，提高监督效能。

按照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深化改革的重要环节。要抓紧制定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总体方案，着力转变职能、理顺关系、优化结构、提高效能，形成权责一致、分工合理、决策科学、执行顺畅、监督有力的行政管理体制......”的要求，不断加强和创新行政机关的层级监督。主要着眼于建立结构严密、制约有效的监督机制。一是完善以行政复议工作制度为核心的行政系统内部的层级监督制度。把行政复议制度作为政府履行层级监督责任、自我纠错的重要法律制度和妥善解决行政争议、化解人民内部矛盾、维护社会稳定的有效途径。通过行政复议案件的审理，及时有效地加强对具体行政行为的监督，切实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树立政府的良好形象。二是建立集中和定期清理规范性文件制度以及落实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制度。在现实生活中，在许多时候，行政机关是按照自己为自己制定的规则行事，在实践中容易导致滥用而侵犯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市政府194号令和杭政办函[2003]250号文件对市政府工作部门和各区、县（市）政府制定行政规范性文件做出了具体要求，为此应将加大对规范性文件前

置审查和备案工作，及时纠正不合法的规定。三是加强对行政许可行为的监督。严格按照《行政许可法》、《浙江省行政许可监督检查办法》、《杭州市实施行政许可工作制度》对行政许可实施机关行政许可行为实施监督，并将其列入行政执法责任制评议考核，通过平时检查和专项检查的手段，将行政许可实施机关是否依法设定行政许可、是否依法受理行政许可申请、是否依法审查并作出行政许可决定、是否依法收取费用、是否依法履行监督职责作为重点实施不间断的监督。四是建立行政处罚案卷评查制度。加强对重大行政处罚案件的审查，促进依法行政。制定《杭州市行政处罚案卷质量规范》、《杭州市行政处罚案卷质量评查标准》，对行政处罚文书进行规范。加强对各部门行政处罚案件的指导，加大对重大行政处罚案件备案的审查力度，通过开展联动检查及优秀处罚案件评选等活动，促使办案人员树立质量意识，提高办案水平。五是建立和完善执法纠错机制。实行投诉举报和责任追究制度，探索多样的监督形式。认真实行执法责任追究制度，明确执法主体，落实执法责任，使执法目标具体化，执法责任明晰化，从而有效地避免执法主体不清、责任不明、推诿扯皮现象。六是加快建立与信访、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相衔接的联动机制，及时化解行政纠纷。

八、加强行政复议和行政应诉工作。

认真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预防和化解行政争议健全行政争议解决机制的意见》，全面加强行政复议工作。加大行政复议的宣传力度，引导群众以理性合法的方式表达利益诉求。进一步规范行政复议办理程序，积极探索符合行政复议工作特点的新机制和新方法。对事实清楚、争议不大的行政复议案件，可以采用简易程序办理。对重大复杂、群众关注的案件，要通过建立行政复议庭审制度，采取公开听证、当面核实等多种方式，增强行政复议的透明度和公信力，提高行政复议的质量和效率。增强用协商、调解、和解的方式解决行政争议的意识，建立健全行政复议与调解有效结合的法律机制。各行政执法部门要配合和支持人民法院的行政审判工作，按照《杭州市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工作暂行办法》倡导和鼓励行政领导出庭应诉。对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和裁定要严格执行，对人民法院的司法建议要认真研究落实。

坚持依法行政，不仅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的重要要求，也是服务型政府健康发展的保证。法治化为服务型政府规定了权力边界和规则体系，如果不能做到依法行政，那么，服务型政府将无从谈起。我们相信，随着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实行，随着国务院制定的《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的贯彻落实，经过若干年的不懈努力，我市各级政府可以基本实现建设服务型政府的目标。

第四篇：如何建设服务型政府

一、什么是服务型政府

推进政府自身建设和改革，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大任务，也是我们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党的十六大报告第一次把政府职能归结为四个方面：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提出要“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改进管理方式，推行电子政务，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形成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服务型政府，是一个能够公正、透明、高效地为公众和全社会提供优质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政府。建设服务型政府是一项比经济体制改革更为艰巨的任务，要求政府从管理理念、管理职能、管理制度、管理手段和行为方式等方面，实现根本性转变。服务型政府的内涵至少应包括四个层面。

一是牢固树立为人民服务理念。政府的管理理念决定着政府的行为。树立为人民服务理念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前提条件。各级政府要树立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在政务活动中最大限度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做到保障民权、尊重民意、关注民生、开发民智。

二是强化公共服务职能。政府职能问题是政府管理的核心问题。建设服务型政府，必须明确并强化公共服务职能，向公众提供优质的公共产品和服务。这应成为各级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的核心职能。三是形成有效制度安排。没有制度保证，“服务”就会成为一句空话。要通过制度设计，加快形成政府服务运行机制。严格依法行政，维护法律的尊严，依法规范和约束行政行为。建立健全民主决策机制、政务公开机制、群众监督和参与机制。

四是改进政府管理手段和行为方式。政府应成为经济发展方向的指引者、经济关系的协调者和公共服务的供给者，做“精明的导航员”、“公正的裁判员”和“忠实的服务员”。整合行政资源，降低行政成本，提高行政效率和服务水平，增强政府工作透明度，提高政府公信力。

服务型政府具有以下六个特征：

民主责任。民主是服务型政府的前提。人民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主人，政府受人民委托行使权力。公民通过法定程序和渠道参与社会管理，表达自己的愿望。民主政治与民主行政在本质上必然是对社会和公众尽职尽责。责任政府，要求政府在提供服务时必须对服务对象负责。

法治信用。法治是现代行政的基本手段、发展趋向和根本标志，是建立合理的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市场、政府与公民关系的前提，因而也是服务型政府的重要保障。法治的实质是秩序，政府既是秩序的建立者，也是秩序的遵守者。权力意味着责任，法治意味着信用。一个法治政府必然是一个信用政府，必须做到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侵权要赔偿。

有限开放。现代政府是一个权力有限的政府。政府不是“划桨者”，而是“掌舵者”，它的主要职能在于弥补“市场失灵”。从一定意义上说，“管得最少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对公民开放，是民主政治的基本特征之一。只有制定相关政策和制度来保障人民参与政府决策、有效监督政府行为，才是真正开放的政府。

协调精干。协调，就是要求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上级政府与下级政府、政府与所属部门之间政令畅通，政府各部门之间协调一致，整个行政体系目标统一、合理分权、运转有序。精干，就是要求政府职能界定科学清晰，机构设置合理精干、分工明确、职权责统一。服务型政府应当是马克思所设想的“廉价政府”，即机构规模小、行政官员少、运行成本低。

公正透明。公平、正义和平等是政治文明的重要内容，也是政府行政的价值取向。政府公共性的根本体现，是保障公民的合法权利、保障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服务型政府应当是“阳光政府”，根据公众的需要提供政务信息，落实公民的知情权，给人民群众以更多的监督权，增强政府工作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度。高效廉洁。服务型政府必须高效行政、廉洁从政。高效，就是要求政府运转速度快，办事效率高，行政成本低，管理效益好。廉洁，就是要求政府及其工作人员廉洁从政，杜绝腐败现象，做到用权为公、执政为民，决不能以权谋私、化公为私。

二、为什么要建设服务型政府

政府服务社会、服务人民群众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如马克思本人就提出“公仆论”。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是“一切权利属于人民”。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是实现人民主权的工具，其一切活动都围绕为人民服务而进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建立服务型政府，是对我国政府改革和建设提出的新要求。

建设服务型政府，是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重要体现。我们党的宗旨和政府的性质决定了政府所做的一切，必须是也只能是为人民谋利益、为人民服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我国政府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是人民的政府，是在党的领导下履行国家政务职能的组织，必须模范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贯彻“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只有建立服务型政府，以服务人民、服务市场为己任，才能真正体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为群众诚心诚意办实事，尽心竭力解难事，坚持不懈做好事。

建设服务型政府，是参与全球经济竞争的客观需要。在当今充满竞争的世界中，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效率和质量，直接关系到企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哪里政府管理规范、投资成本低、办事效率高、服务环境好，哪里就能吸引更多的资金、技术和人才，实现更大的发展。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要求政府必须履行各项承诺，遵守世贸组织的“规则”。随着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的进一步深入，要求政府部门精简机构，转变职能和管理方式，从“越位”的地方“退位”，在“缺位”的地方“补位”，从以行政审批、指令计划为主要特征的管理手段中解脱出来，建立起新的体现服务型政府的管理体系。

建设服务型政府，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职能范围是有限的，管理方式必须由指挥经济变为服务经济，管理目的在于纠正“市场失灵”，弥补“市场缺陷”。如果政府在市场活动中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就很难保证市场活动的公平、公正。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政府应通过发挥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的职能，为企业发展创造宽松的宏观经济环境和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通过加强社会管理，不断优化社会环境，营造鼓励人们干事业、支持人们干成事业的社会氛围，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通过完善公共服务体系，提供满足企业、社会组织和公民需要的质优价廉的公共产品，促进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文化生活和健康水平的不断提高。

建设服务型政府，是新形势下政府自身建设的客观需要。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政府组织结构日益扁平化，中间层级政府的信息传递功能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冗余。随着社会主义民主进程的加快，公民主体意识日益增强，参与经济社会事务管理的积极性不断提升。面对新的形势，政府应当具有灵活的管理体制，以对公民需求及环境变化作出及时、准确的回应。建设服务型政府，是人民群众的迫切愿望。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民主政治建设进程的加快，人民群众的民主意识、法制意识、竞争意识和参政意识不断增强，对政府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但由于受传统行政体制的影响，无论政府机关还是公务员，在履行职能过程中还有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如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严重，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行政审批程序烦琐，推诿扯皮，效率低下；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等现象屡禁不止；不作为、乱作为，办事缺乏透明度，吃拿卡要等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还未从根本上得到解决等。要通过建设服务型政府，改进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办事效率和服务质量，提高人民群众的满意度，树立人民政府良好形象。

三、怎样建设服务型政府

建设服务型政府，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从政府管理理念、管理职能、管理方式方法等方面，加强制度和机制建设，加快政府职能转变。重点应抓好以下几个方面。

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服务型政府，基础是理顺行政管理体制，核心是转变政府职能，突破口是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要继续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加快建设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要进一步合理界定和调整政府职能，集中精力抓好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要继续推进政企分开、政事分开、政资分开、政社分开，坚决把不该由政府管的事交给企业、市场、社会组织和中介机构。要认真贯彻《行政许可法》，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进一步清理、取消妨碍市场开放和公平竞争以及实际上难以发挥作用的审批事项。

坚持依法行政，规范政府行为。执政之要在于为民，行政之要在于依法。坚持依法行政，是贯彻依法治国方略的根本要求，也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必由之路。各级政府机关都要严格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履行职责，善于依法管理经济社会事务和其他行政事务。要以强化政府的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为重点，加强行政立法，提高行政立法水平。要改善行政执法，促进严格执法、公正执法和文明执法。要继续坚持各种行之有效的民主监督制度，确保公共行政权力的公正、有效运行。要强化政府机关问责制，树立责任政府形象，提高政府的公信力。

完善公共财政体制，健全公共服务体系。加快公共财政体制改革，把生产投资型财政转变为公共服务型财政，是政府履行公共服务职能的根本基础。要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加大对公益性、基础性领域的投入。建立严格、高效的财政支出管理体系，建立政府统一预算，增强预算的透明度和约束力。规范政府投资行为，合理界定政府投资主体和投资领域。规范政府收支管理。完善政府采购制度。改革政府资助体制，提高政府资助的公开性、公正性和经济社会效益。建立规范的转移支付制度，完善社会保障特别是社会救济、社会福利机制。全面推行政务公开，加快电子政务建设，增强政府工作的透明度。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改进行政质量，是加强政府行政能力建设的有效途径，也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的重要目标。要大力推行政务公开，使其成为各级行政机关施政的一项基本制度，贯穿行政权力运行的全过程。要加快电子政务建设，改善政府管理结构和方式，重塑政府业务流程，构建适应信息时代社会发展需要的政府组织形态。要建立高效政务服务体系，继续完善各级政府及部门的“政务大厅”，推行“一站式服务”，在基层建立“政务超市”。要创新行政管理方式，更加重视行政规划、行政指导和行政合同在政府管理中的作用，探索政府管理经济社会事务的新途径。要积极创造各种条件，让社会组织、企业和公民更广泛地参与公共事务管理。

第五篇：建设服务型政府

建设服务型政府

———基于科举制度残余“官本位”思想消极影响的视角

摘要：科举制度是中国古代的一种选官制度，而在科举制度基础上生成的“官本位”思想，则对中国现行的社会制度以及结构产生了极其负面的影响，贪污腐败，政府效能低下均是官本位思想的弊端表现，本文试图基于科举制度的角度，来对官本位思想的根源，及其表现和影响做以界定，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消除官本位思想的制度保证即从民本位的角度建设一个服务型的政府，更好的服务百姓。

关键词：服务型政府；官本位思想；科举制度

一．科举制度的历史演变

科举是中国古代的一种选官制度。魏晋以前官吏的选拔大多在贵族子弟间进行，而九品中正制是垄断世家操纵政权的工具，社会地位较低、具真才实学的百姓则被拒之门外。因此，隋文帝废除九品中正制创立科举制度，以期改变这种弊端。隋炀帝时期正式设立进士科，考察考生对时政的关注并按成绩选拔。科举制度在隋朝正式确立。隋唐的科举制度，初步实现了考生人人平等。考试往往和学校的学习过程有密切关系，各种专业的学校不仅中央有，地方也有。考生主要来自生徒和乡贡，隋朝四科取士，进士科为主。到了唐代，科

举考试日趋完善，考试科目设置比较多，但只有明经和进士两科最为常见，都属于“常科”。还有皇帝为某种特殊目的特意安排的科目，称为“制科”，名目众多。从武则天开始，还开科武举。宋建国以后很快开始重视科举制度，并超过了前人。这是科举制度的重要转折时期，皇帝还正式开了殿试，对稳固封建王朝有意想不到的作用。封建社会发展到宋朝，政治经济的需要对科举考试提出了新要求，使得宋朝成为取士最宽的朝代，考试的内容也发生很大的变化，更多涉及国家管理之道，考场纪律也逐渐完善，保证了考试的公正，科举制度得到发展。

元朝政权主要掌握在蒙古贵族手上，各族人被按等级划分为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和南人四等，重要官职几乎由蒙古人和色目人担任，科举考试对于元朝既有的用人格局影响不大。举行科举取士的规则也带有不平等性，比如对汉人和南人的考试内容要求比蒙古人和色目人多，考场次数也比较多，汉族考生要谋求一官半职非常困难。由于没有受到统治阶级的重视，加之考生被迫放弃学业另寻他路谋生，科举制度逐渐中落。由于元代对科举不太重视，科举有较长时间的荒废，导致社会人才缺乏。为此明政府制定了一系列优惠政策。随着明朝统治的逐渐稳固，科举制度走上正轨，学校制度也稳定下来。明代的科举，分乡试、会试和殿试三级。考试的内容主要是四书五经，主要考的是对经义的阐发，逐渐发展成为八股文，并一直延续到科举制度的结束。清代的科举考试分为童试、乡试、会试和殿试四级。但是清代的科举考试民族歧视依然存在，满人和旗人相对汉人有诸多优待。尽管政府对科考舞弊惩罚严厉，但八股取士的做法，僵化考生思维，限制人的主观性与创造性等制度上的弊端愈演愈烈，最终导致科举制度在清朝走向消亡[1]。

二.官本位思想的概念界定以其产生根源

官本位的说法来源于经济学上的一个专用名词——金本位。金本位是指用黄金来衡量其他一切商品价值的货币制度，官本位是指以官职高低来衡量个人价值大小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在这里官本位思想是指以官职大小来衡量人们的社会地位和社会价值，以获取更高官职为人生目标，以谋取个人私利为最终目的的社会意识形态。这种意识的核心是“以官为本，官贵民轻。官本位思想必然导致对权力、官位、官员的崇拜和敬畏,进而导致长官意志、权力至上、官僚主义等的盛行。作为封建官文化腐朽思想产物的 “官本”思想，它是伴随着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社会的发展而形成、逐步强化并最终固化为人们心理和思维定式的。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建立但是并不完善的情况下，各种思想的存在并不是偶然的，它是有着多方面的原因的。

（一）中国古代科举制度对整个社会阶层错误的价值导向。中国古代文人素有参政议政的传统。“学而优则仕”的思想在中国源远流长。对于古代文人儒士而言,内圣外王是最高的人生目标和价值追求。内圣即“独善其身”固然是外王即“兼济天下”的前提和基础,“兼济天下”同时却也是“独善其身”的目的和归宿。一个人若不能施展报国之志,成就不朽之业,纵使道德修养达到极至,人格上却终究是有缺陷的。所以,孔子的“学而优则仕”既是对当时社会政治现实的真实描述,也为古代知识分子指出了实现人生理想的惟一的通衢大道[2]。

中国封建时代中后期的社会精英,主要是由地主、士绅与官僚这三个阶层的成员构成的。而这三个阶层的横向流动则是通过科举制度来实现的。与科举做官无关的学问被视为无用之学,做官以外的追求则被视为旁门左道,做不了官的被视为不得志,做官成为出人头地的“华山一条道”,官本位思想的泛滥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二）中国传统的以等级特权为核心的官僚体制为其提供了体制安排和制度保障。

官本位作为一种价值取向,是通过具体的体制设置和制度安排来实现和保障的,这就是以等级特权为核心的官僚体制。中国的等级官僚体制可以说是世界上最为稳固和鲜明的。等级是与权利联系在一起的。等级森严的意义在于,不同等级的官员享受不同的特权。等级与特权之间保持着严格的正比例关系,等级越高,特权越大,最下层的草民自然也就没有任何权利可言了。

与君主专制、等级特权密切相关,官本位体现为公权力的肆意扩张和非程序性的权力运作方式的泛滥,形成人治传统。官府成为权力的中心,官员倚仗权力可以呼风唤雨,恣意妄为。官员的作用被无限突出和夸大,百姓翘首盼望的是青天大老爷的清正廉洁,国泰民安的希望被寄托在官员个人的品德修行上,这就进一步强化了全社会的官本位意识。

（三）农耕社会对权威的服从以及血缘宗法制度和家国一体的社会结构是其文化生态根源。

权威是官本位思想生发的基础，农业文明恰恰需要权威,也造就权威，在中国历史上,很早就形成了“尚齿”、“尚爵”即尊老敬上的传统,《孟子·公孙丑下》明确指出:“天下有达尊三:爵一,齿一,德一。”“尚齿”、“尚爵”的一个内在根源,就是对历久以来的劳动经验的崇拜,而“尚齿”、“尚爵”的极端化,便是对官职、官位的向往与崇拜。

农业社会的特点就在于,“由千百个彼此雷同、极端分散而又少有商品交换关系的村落和城镇组成的社会,需要产生高高在上、君临一切的集权政体和统治思想,这便是所谓的‘东方专制主义’。”[3]自给自足的农业自然经济,为官本位提供了滋生、成长的温床,官本位也恰恰适应农业文明的要求,通过社会意识与政治架构的相互

渗透,从观念上层建筑和政治上层建筑两个方面为农业自然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保障和支持。

“家国同构”是中国古代社会独特的社会结构,由家庭而家族,由家族而宗族,由宗族而扩展到整个社会,国是家的放大和扩充,家与国彼此相通无碍,孝与忠二者相得益彰。在家中,父一言九鼎,是权威的象征;在国中,君是大家长,掌握着对天下人生杀予夺的权力。君权与父权互为彰显,地位与权力互为强化。由此,对地位和权力的崇拜和追逐,成为宗法制度所派生的社会心理之一。上至庙堂之高,下及江湖之远,对君、父地位的向往,对君、父权力的崇拜,弥漫、渗透于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心灵。同时血缘宗法制度其实质就是确立和巩固父家长制,强调父家长在家庭中至高的权威和尊卑上下的等级秩序。为了有效的控制百姓，赋予权力以合法性，各级官员也都被涂上了“父家长”的油彩,成为百姓的“父母官”。对地位和权力的崇拜与追逐落实到现实生活中,最终便表现为对官位、官阶的向往和对官员的敬畏。

从这个意义上我们也许可以说,与血缘宗法制度相伴随,与忠孝一体的伦理政治传统相伴随,官本位思想在古代中国获得了得天独厚的发展环境, 为古代中国的官本位思想打上了不同于其他国家的独特的烙印。

三.官本位思想的表现及影响

官本位思想的表现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官本位”思想泛滥

与经济体制改革的突飞猛进相对比，政治体制改革步履艰难。究其深层原因，干部队伍里浓厚的“官本位”思想是一个重要制约因素。不可否认，“官本位”意识的存在，既有历史积淀的原因，即封建的“官为贵”的思想的根深蒂固性。但更值得重视的是，现实生活给“官本位”思想提供了得以泛滥的各种条件。例如，从物质利益的角度看，一方面，“做官”有稳定的相对高的收入；另一方面，权力可以带来比工资高得多的灰色收入。同时，“做官”还可以为其家人和亲属带来荣耀和各种实惠。正是在此双重利益的驱使下，许多人把“官”仍视为百业之首，对“做官”才推崇倍至。“学而优则仕”成为一些人奋斗的目标和手段；“考官”热经久不衰；博士、学者以挤进 “官”的行列为荣；一些干部把官位视为命根子，削尖脑袋，千方百计寻找 “靠山”；升官，则喜不自禁，罢官、降级，则如丧考妣。

（二）官风不正，贪污腐败现象比较严重

权力本身具有两重性，既可用来为人民服务，也可用来谋取私利。在“官本位”思想控制下的权力必然背离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因为求官自保的私利足以使为官者丧失忠于职守的责任感，从而也就会淡化和丧失掉服务人民的意识。实事求是地说，现在封建官场上的一些陈规陋习在我们的干部队伍里颇有市场。一些人唯上不唯下，把主要精力放在自己的上司那里，打点关系，阿谀奉承；而对民意和普通群众的忧乐疾苦置若罔闻、漠不关心。一些人把工作岗位视为旧式官场，以玩弄权术为乐，以庸俗的中庸之道平衡关系，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更有一些党员干部扭曲手中的权力，在冠冕堂皇的外表和借口下，大搞权权交易、权钱交易、权色交易，索贿受贿，黥吞公款，聚敛不义之财，过着挥金如土、声色犬马的糜烂生活；还有一些人以 “官位”为媒介，结党营私，谋取小团体利益，甚至形成了一定规模的特权阶层，远远脱离了人民群众。凡此种种现象表明，在一些人那里，人民的“公仆”已蜕化为“官老爷”，“官本位”的思想已取代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三）“官本位”与“金本位”结合，封建遗毒与资产阶级腐朽思想揉杂在一起

一些“官本位”思想浓厚的人，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极易感染资产阶级的“拜金主义”。由于目前的中国在体制转轨过程中对权力缺乏有效的监督，一些人便利用权力大肆攫取金钱。其主要表现是：把做官与发财直接联系起来。一些党员干部把手中的权力作为筹码，搞权钱交易，贪污受贿、挪用公款，损国家、集体利益，肥个人腰包。把官位货币化，或明或暗进行买官卖官。一些握有官职升免权的干部利用

人事制度上的漏洞或明码标价，或变相鬻爵；有些地方因卖官过多而无法安置只好因人设位、因官设事，造成官员过剩、扯皮推诿，甚至也不时有因“买卖”不公而内讧，导致恶性事件，激化矛盾。买官卖官的恶性循环。变卖权力、出卖官职的重要原因在于，一些人把官位看作特殊的财富和商品，即这财不仅来自俸禄，更多的是来自外财。因此，一方面利用手中权力贪赃枉法、徇私舞弊，获取钱财；另一方面，也常常如法炮制“短、平、快”的发财“项目”，卖官。于是，进行新一轮的“买卖”交易又重新开始。

四．对清除官本位思想的思考——建设服务型政府

批判官本位是一项艰巨的历史任务，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而建设服务型的政府，则是从制度层面上抛弃官本位思想，树立民本思想的重要体制创新。如何建设服务型政府其路径选择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建立健全各项制度,建设法治政府。依法行政是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保障公民权利,防止政府滥用权力,保障社会稳定的基本条件

推进依法行政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要从上至下加强政府官员的法律意识教育,在思想上使官员树立法治行政观。建立严格的法律问责制,对不执行法律、违背法律而形成的各类严重失职和渎职行政行为,要依法追究责任。将政府履行公共职能的范围、程序以及相关的措施纳入到制度化、法制化的轨道,全面建设法治政府。首先,规范行政立法行为,进一步完善立法程序,探索建立立法听证制

度。其次,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行政许可法》的出台对转变政府职能,改变我国“审批”过多过滥、冗长复杂的现象将产生积极影响,是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突破口。政府只有切实把行政审批的范围减下来,实现审批行为的规范化,才谈得上向服务型模式的转变[4]。再次,规范行政事业性收费。建立和完善行政事业性收费听证制度,凡涉及到企业和市民收费项目的设立和收费标准的提高,都要认真听取企业和市民的意见。最后,全面推行官员问责制度。“问责制”是宪政民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责任政府”原则的体现。实行“问责制”根本的是要解决行政官员权责对等问题。制定官员问责制,各级各部门必须制定具体的实施细则,以法律或条例的方式来规定官员所负责任,失职受何种处分,依何种程序判定等,以此来砥砺官员,提高他们的责任心,从而提高他们为公众服务的态度和质量。严格追究推诿、扯皮行为的责任。

(二)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打造新型行政文化。有什么样的政府治理模式,就必然要有什么样的行政文化与之相适应

能否建构与服务型政府相适应的新型行政文化,是影响和制约服务型政府能否顺利实现的更深层的柔性层面。著名管理学家杜拉克指出,当今社会不是一场技术,也不是软件、速度的革命,而是一场观念上的革命。因此,服务型政府建设首先是一场政府管理理念的变革,它要求我们的政府和公务员彻底放弃“官本位”的文化传统,牢固树立为民服务的新型行政文化。具体说,就是要树立以民为本，顾客至上的民主理念;提高政府能力,改善服务质量的服务理念;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法治理念,并建构与服务型政府内在要求相一致的新型行政文化,主要包括服务型行政文化、责任型行政文化、效能型行政文化和法理型行政文化,从而有效地巩固行政改革的成果,最终实现服务型政府的崇高目标。

(三)完善政府绩效评估制度

政府绩效评估是以一定的时段为界限,根据政府管理的效率、效益、公平、秩序及公众满意度等方面的判断,对政府公共部门管理过程中投入产出所反映的绩效进行定量或定性的测量并划分等级,以期改善政府行为绩效和增强控制的系统过程。目前,我国政府绩效评估的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在政府绩效评估的制度、机构、程序等方面都存在着许多问题。因此,在建设服务型政府的过程中,建立适应我国国情的政府绩效评估体系就显得尤为重要。针对建设过程中存在的“要不要评估、由谁来评估、评估什么、怎样评估”等问题,应当通过以下几个方面尽快完善我国的政府绩效评估制度:一是建立科学的政府绩效评估指标体系;二是培育多层次、多元化的绩效评估主体。一方面要加强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对政府绩效的评估;另一方面,可以让公民个人、社会团体、大众媒体、中介评估机构通过一定的程序和途径,直接或间接地参与政府绩效评估,以保证评估工作的公正性。三是推进政府绩效评估法制化。不仅要从法律上对政府绩效评估的范围、内容、方式、程序等加以明确,还要给政府绩效评估机构以足够的法律地位和权限,以确保其工作的顺利展开。四是在评估的基础上建立激励约束机制,注重把精神激励与物质激励、团队激励与个人激励相结合。

(四)强化公务员队伍建设

事业成败,关键在人。建设服务型政府,必须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公务员队伍,当前应在控制数量、优化结构、提高素质上狠下工夫。要严把“入口”关,确保选人用人质量;要疏通“出口”,积极推行辞职、辞退制度;

要加强培训,搞好公务员的政治、理论、文化学习和业务培训,不断提高其整体素质和为人民服务的本领;要建立长效机制,依据《公务员法》和有关规定,根据新的形势和任务,建立和完善竞争择优的选拔机制、符合社会需要的培养机制、开放灵活的流动机制、与贡献相适应的激励机制,把公务员队伍建设纳入制度化、规范化、法制化轨道。

(五)彻底转变政府职能,改变由政府控制一切社会资源的状况和行政权力对市场的不正当的干预

这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的核心问题。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主要职责是宏观调控、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这就要求通过转变政府职能,解决好“越位”、“错位”、“缺位”问题。解决政府管理“越位”问题,应改变过去包揽一切的管理体制,缩小、分解政府的管理权限和范围,把不该由政府承担或政府管不了的职能转移出去,实现政府与企业、社会、市场之间的合理分工。解决政府管理“错位”问题,主要是理顺中央和地方之间、政府内部各部门之间的职能关系,明确各级政府、政府各部门的职责范围,避免因分工不当、责任不明导致政出多门、交叉错位。解决政府管理“缺位”问题,就是把应当由政府办的事情真正抓起来,负起责任,避免管理出现“断档”,公共服务出现“真空”。

结语：诚然，官本位思想作为科举制度的残余在当今现代社会仍然十分活跃，并导致了贪污腐败等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给整个社会带来了极其严重的影响，其表现也十分明显，对于官本位思想的根源及其表现和影响的分析，对于解决贪污腐败以及政府行政效能低下等问题都有着十分重要的借鉴作用，而建设服务型政府既是消除官本位思想的重要体制保证。

参考文献：

[1]黄惠丽.论公民意识的培育—基于科举制度残余“官本位”思想消极影响的视角[D].江苏教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2010(7).[2]朱岚.中国传统官本位思想生发的文化生态根源[J].理论学刊.2005(11).[3]冯天瑜,周积明.中国古文化的奥秘[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 1986.[4]赵杰:《服务型政府的新定位》,中国青年报2004年1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