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法学家谈工商登记制度改革的十大认识误区（模版）

第一篇：著名法学家谈工商登记制度改革的十大认识误区（模版）

著名法学家谈工商登记制度改革的十大认识误区

中国人民大学商法研究所所长刘俊海

全面深化工商登记制度改革，落实认缴登记制，由“先证后照”改为“先照后证”，由企业年检制度改为年报公示制度，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改革决策。为确保工商登记制度改革在全国范围内顺利进行，有必要澄清社会上的一些认识误区。

一是工商登记制度改革仅鼓励投资创业，忽视了交易安全。实际上，此次改革不但没有忽视交易安全，而且创新了债权人长效保护机制。法乃公器。负责任的立法者必须公允对待公司的所有利益相关者，包括但不限于投资者、债权人与劳动者。投资创业与交易安全同等重要。二者既有联系，也有区别与冲突。投资鼓励措施往往要求放松对公司资本制度的严格管制，但在客观上也会对债权人保护带来新挑战。此次改革强调统筹兼顾，既鼓励投资活动，也关注债权人利益。在创新债权人保护机制方面，既健全了事先风险防范机制，也注重强化事后权利救济机制。例如，《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方案》强调构建市场主体信用信息公示体系，完善信用约束机制，强化司法救济和刑事惩治，发挥社会组织的监督自律作用，强化企业自我管理，加强市场主体经营行为监管，是宽进严管兼顾、兴利除弊并举的改革举措。

但为展示自身雄厚的资本实力与信用，通常不会满足于注册“一元企业”。理性债权人一般也会对“一元企业”保持应有的警觉。2014年3-6月，全国新登记注册的“一元企业”有383家。“一元企业”的出现非但坏事，反而彰显了我国营商环境的自由度与包容性以及“法无禁止即可为”的法治精神。“一元企业”固然合法，但不宜提倡全民创设“一元企业”。为维护金融安全，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国务院决定规定的27类公司仍要严格遵守最低注册资本制度。

三是在注册资本实缴制改为认缴制以后，投资者可以随意认缴天价注册资本。实际上，股东在公司成立之后必须按照公司章程记载的资本缴纳时间、金额与方式等，及时足额地缴纳出资。从法理上看，股东认缴注册资本的行为构成了对社会公众与广大潜在债权人的承诺。倘若公司资不抵债、陷入破产偿债程序，认缴天价注册资本的股东必须在承诺认缴注册资本的范围内对公司的债权人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资本认缴制度下的公司实际上是“保证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以其认缴注册资本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建议广大投资者在认缴注册资本时量力而行，适度承诺，理性认缴注册资本，及时足额实缴注册资本。据统计，今年3-6月，全国新登记10亿元以上的企业仅有428家。因此，改革以后不会滋生大量虚报天价注册资本的公司虚设泡沫。

额足以偿债，但公司的每位特定债权人能否获得足额清偿并不确定，股东的实缴出资义务也必须加速到期。如果债权人足额获偿，股东可按其实缴出资比例分取剩余财产（包括补缴的出资）。例如，股东承诺在公司成立后100年实缴出资1000万元，公司成立三年后就因资不抵债而被债权人提起破产还债程序。在此种情形下，股东必须提前将97年之后才到期的1000万元出资义务履行完毕。这是契约精神的起码要求，也是公司制度严肃性的体现。

五是一人公司股东法律风险最低，甚至是可以高枕无忧的公司组织形式。一人公司产权归属明确，决策与执行程序灵活简便，可以避免股东之间的股权纷争与公司治理僵局。加之此番改革取消了一人公司10万元的最低注册资本限制，一人公司备受广大投资者青睐。例如，3月份在江苏省登记的一人公司有8092户，同比增长137.3%。股东选择一人公司固属投资自由，但本身亦有法律风险。根据2013年《公司法》第六十三条，“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此即法人人格滥用推定制度。倘若一人股东能够自证清白，可以免于对公司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倘若一人股东不能慎独自律，致使个人与一人公司的财产混同、人格混同，一人股东的连带责任风险就会到来。

六是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无实际用处。“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灯泡是最有效的警察”。强化企业的信息披露义务，尊重与保障交易伙伴与公众的知情权，提高企业信用信息的透明度，是维护交易安全的最为有效的基础性工程。严格的法定资本制尤其是最低注册资本制度的设计，旨在事先为债权人提供预防式保护。但由于该制度无法从根本上消除投资者的机会主义行为，加之公司信用信息的严重不透明，此种事先预防机制在实践中经常失灵。相反，即使债务人公司的注册资本微薄，股东认缴的股权资本亦未缴纳完毕，债权人只要能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地采集与分析债务人公司的资本信息、财务状况、经营情况及其他信用信息，也能睿智地选择诚信交易伙伴，淘汰失信公司。因此，公司注册资本认缴制的确立与最低注册资本制的废除并不必然损害债权人利益。换言之，债权人保护的关键在于债务人公司的透明度及其公信力。这就需要建立理性债权人教育

制度，提高债权人自我保护意识，增强债权人获取与分析公司信用信息的能力，降低信息搜索与加工成本，彻底破除对最低注册资本制度的迷信与过度依赖。为鼓励公司诚信经营，遏制公司失信行为，降低交易成本，控制交易风险，《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方案》强调构建市场主体信用信息公示体系。根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与国务院《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方案》，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http：//gsxt.saic.gov.cn/）已经正式开通。任何公众和债权人皆有权免费、快捷地查询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的相关信息。

七是工商登记制度改革仅是工商部门一家之事，与其他部门无关。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工商登记制度改革是党中央与国务院的重大决策部署，事关政府机构改革与职能转变的成败，事关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重塑，事关经济体制改革的命运，事关社会公众的福祉。因此，全面深化工商登记制度改革，必须强调全国一盘棋。工商部门应继续在改革中积极作为，其他政府部门也应开拓履职，勇于担当。按照建设服务型政府和法治政府的基本要求，切实消除监管盲区，提升监管合力。例如，我国当前的企业信用信息体系建设存在碎片化现象。既有国家工商总局的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也有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的基础信用数据库，还有民间征信机构的征信信息系统。建议把产品质量、食品安全、工商登记、税收缴纳、工资支付、社保缴费等信息纳入诚信体系建设，实现诚信体系从碎片化到完整统一的过渡，以降低社会诚信风险。当务之急是，以工商部门的经济户籍库为基础，全面深度整合工商部门、央行、税务、公安、海关、法院等国家机关的各类诚信数据库，早日实现公司各类诚信建设数据库之间的互联互通与无缝对接，最终建成全国统一的跨地域、跨部门、跨产业、信息共享、快捷高效的公司信用信息数据库。又如，虽然工商部门在今年取消了年检要求，但有些行业监管部门仍然要求公司提交带有工商部门年检公章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因此，扭转政府部门之间的相互掣肘与协调不畅，迫在眉睫。

八是“先证后照”模式改为“先照后证”模式仅仅是办理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与申请行政许可顺序的简单位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重申，要“推进工商注册制度便利化，削减资质认定项目，由先证后照改为先照后证”；“深化投资

体制改革，确立企业投资主体地位。企业投资项目，除关系国家安全和生态安全、涉及全国重大生产力布局、战略性资源开发和重大公共利益等项目外，一律由企业依法依规自主决策，政府不再审批”。因此，“先证后照”制度向“先照后证”制度的改革，绝不是审批制度与登记制度在时间维度上的简单机械位移，而是全面削减和约束政府审批权、全面重构公权力、提升政府公信力的重大制度创新，蕴含着改革创新的巨大正能量。首先，“先照后证”制度可以提升公司的存活率，降低公司设立成本，促成公司尽快开展商事活动。该制度有助于确保发起人或股东在最短时间内从公司登记机关取得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和企业法人主体资格，进而名正言顺地与利益相关者开展经营活动，从事获得行政许可之前的其他开业筹备工作。即使在获得特定市场主管部门的行政许可之前或者公司最终未能获得行政许可，公司仍然可以开展法律法规不禁止、且不属于行政许可范围的其他经营活动，从而鼓励公司生产商品、提供服务，创造和积累财富。其次，“先照后证”制度可以倒逼行政审批部门的审批制度改革。此即“先证后照”制度产生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公司登记机关全面提高公司登记效率、快捷发放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的改革举措和巨大成效必然会倒逼和引发行政审批部门的一系列审批制度改革。建议审批部门积极推进三大改革举措：一是大幅取消阻碍投资创业的行政许可项目，严格限定负面清单的外延，从制度上消除钱权交易的腐败土壤；二是对于需要保留的行政许可项目自证清白，主动论证保留行政许可项目的必要性、正当性、合法性和可操作性，并主动征求消费者、投资者与专家学者的意见；三是对已经被法律确认为必要、正当的行政许可项目，全面提高审批效率，缩短审批时限，实现网上审批。

九是股东在公司成立后可以无所顾忌地虚假出资与抽逃出资。为推动投资创业活动，缩小刑罚的适用范围，避免虚假出资罪、虚报注册资本罪与抽逃出资罪（简称“两虚一逃”罪）的滥用，全国人大常委会2014年4月24日通过了《关于〈刑法〉第一百五十八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的解释》，对实行注册资本实缴登记制、认缴登记制的公司的适用范围问题，解释如下：“刑法第一百五十八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的规定，只适用于依法实行注册资本实缴登记制的公司”。这意味着，“两虚一逃”的罪名依然保留，但仅适用于依法实行注册资本实缴登记制的公司，而不适用于认缴登记制的公司。但实行注册认缴制的公司推行除罪化（去罪化）改革之后，瑕疵出资与抽逃出资的股东的民事责任与行政处罚仍不能免除。因为，新《公司法》第三十五条规定：“公司成立后，股东不得抽逃出资”，第二十八条规定：“股东不按照前款规定缴纳出资的，除应当向公司足额缴纳外，还应当向已按期足额缴纳出资的股东承担违约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公司法解释

（三）》第十三条与第十四条也规定了瑕疵出资与抽逃出资股东对公司债权人的补充清偿责任。因此，虚假出资与抽逃出资的除罪化改革并不意味着虚假出资与抽逃出资的零风险。广大投资者对此不可不察。

十是年检制度被年报制度取代后，公司可以肆无忌惮地在年报中造假。为了终结工商部门对公司信用予以信用背书的历史，鼓励公司慎独自律，真实准确完整地披露自身信息，此次改革取消了公司年检制度，并代之以年度报告制度，公司应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公司登记机关报送上一年度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公司年报披露的信息应当具有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与合法性。不仅工商部门有权随机抽查，公众也有权监督举报。在年报中弄虚作假的公司既要承受行政处罚，也将被载入经营异常名录。超过三年拒绝修复信用的，将永久载入经营异常名录，并列入严重违法企业黑名单。因此，年检制度改为年报制度并未削弱公司的信息披露义务。

第二篇：关于工商登记制度改革的十大认识误区

关于工商登记制度改革的十大认识误区

中国人民大学商法研究所所长刘俊海

二是注册资本最低限额制度的废除会导致“一元企业”泛滥。法定最低注册资本制度不仅阻止了诚信的中低收入者设立公司，而且无法预防失信投资者通过虚假出资和抽逃出资形式设立空壳公司。外强中干的法定最低注册资本无法为债权人提供充分担保，还会沦为失信投资者逃债的护身符。美国上世纪70年代前虽有法定最低注册资本制度，但因债权人保护效果不彰，严重抑制了投资活动，而在各州陆续废除。为弘扬公司自治精神，鼓励投资创业，我国废除了法定最低注册资本制度，授权股东自主确定公司注册资本。虽然股东有权注册“一元企业”，但为展示自身雄厚的资本实力与信用，通常不会满足于注册“一元企业”。理性债权人一般也会对“一元企业”保持应有的警觉。2014年3-6月，全国新登记注册的“一元企业”有383家。“一元企业”的出现非但坏事，反而彰显了我国营商环境的自由度与包容性以及“法无禁止即可为”的法治精神。“一元企业”固然合法，但不宜提倡全民创设“一元企业”。为维护金融安全，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国务院决定规定的27类公司仍要严格遵守最低注册资本制度。三是在注册资本实缴制改为认缴制以后，投资者可以随意认缴天价注册资本。实际上，股东在公司成立之后必须按照公司章程记载的资本缴纳时间、金额与方式等，及时足额地缴纳出资。从法理上看，股东认缴注册资本的行为构成了对社会公众与广大潜在债权人的承诺。倘若公司资不抵债、陷入破产偿债程序，认缴天价注册资本的股东必须在承诺认缴注册资本的范围内对公司的债权人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资本认缴制度下的公司实际上是“保证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以其认缴注册资本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建议广大投资者在认缴注册资本时量力而行，适度承诺，理性认缴注册资本，及时足额实缴注册资本。据统计，今年3-6月，全国新登记10亿元以上的企业仅有428家。因此，改革以后不会滋

生大量虚报天价注册资本的公司虚设泡沫。

四是投资者只要承诺在公司成立百年后再实缴天价注册资本，在有生之年就没有实缴出资义务。在当前公司登记实践中，已经出现了承诺出资期限过长的问题。如苏州某贸易有限公司延长出资时间至2061年10月，届时公司有的股东已超100岁。在通常情况下，股东按照章程中约定的出资金额、方式与时间履行出资义务。承诺的实缴出资期限到来之前，股东没有义务提前履行出资义务。但是，这并非绝对。在公司进入清算程序以后，股东承诺的实缴出资期限虽然还未届满，但该股东的出资义务视为提前到期。因为，股东认缴出资的承诺不仅在股东之间产生拘束力，而且在股东与公司甚至公司的债权人之间产生了法律效果。因此，公司进入清算程序可视为股东实际缴纳出资的义务已经加速生效。在破产清算程序启动后，资不抵债的公司无法全额偿债，股东的出资义务更有必要视为提前到期，以提高债权人的获偿比例。在普通清算程序启动后，虽然公司的剩余资产总额足以偿债，但公司的每位特定债权人能否获得足额清偿并不确定，股东的实缴出资义务也必须加速到期。如果债权人足额获偿，股东可按其实缴出资比例分取剩余财产（包括补缴的出资）。例如，股东承诺在公司成立后100年实缴出资1000万元，公司成立三年后就因资不抵债而被债权人提起破产还债程序。在此种情形下，股东必须提前将97年之后才到期的1000万元出资义务履行完毕。这是契约精神的起码要求，也是公司制度严肃性的体现。

资本登记制度改革方案》强调构建市场主体信用信息公示体系。根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与国务院《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方案》，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http：//gsxt.saic.gov.cn/）已经正式开通。任何公众和债权人皆有权免费、快捷地查询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的相关信息。

八是“先证后照”模式改为“先照后证”模式仅仅是办理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与申请行政许可顺序的简单位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重申，要“推进工商注册制度便利化，削减资质认定项目，由先证后照改为先照后证”；“深化投资体制改革，确立企业投资主体地位。企业投资项目，除关系国家安全和生态安全、涉及全国重大生产力布局、战略性资源开发和重大公共利益等项目外，一律由企业依法依规自主决策，政府不再审批”。因此，“先证后照”制度向“先照后证”制度的改革，绝不是审批制度与登记制度在时间维度上的简单机械位移，而是全面削减和约束政府审批权、全面重构公权力、提升政府公信力的重大制度创新，蕴含着改革创新的巨大正能量。首先，“先照后证”制度可以提升公司的存活率，降低公司设立成本，促成公司尽快开展商事活动。该制度有助于确保发起人或股东在最短时间内从公司登记机关取得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和企业法人主体资格，进而名正言顺地与利益相关者开展经营活动，从事获得行政许可之前的其他开业筹备工作。即使在获得特定市场主管部门的行政许可之前或者公司最终未能获得行政许可，公司仍然可以开展法律法规不禁止、且不属于行政许可范围的其他经营活动，从而鼓励公司生产商品、提供服务，创造和积累财富。其次，“先照后证”制度可以倒逼行政审批部门的审批制度改革。此即“先证后照”制度产生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公司登记机关全面提高公司登记效率、快捷发放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的改革举措和巨大成效必然会倒逼和引发行政审批部门的一系列审批制度改革。建议审批部门积极推进三大改革举措：一是大幅取消阻碍投资创业的行政许可项目，严格限定负面清单的外延，从制度上消除钱权交易的腐败土壤；二是对于需要保留的行政许可项目自证清白，主动论证保留行政许可项目的必要性、正当性、合法性和可操作性，并主动征求消费者、投资者与专家学者的意见；三是对已经被法律确认为必要、正当的行政许可项目，全面提高审批效率，缩短审批时限，实现网上审批。

十是年检制度被年报制度取代后，公司可以肆无忌惮地在年报中造假。为了终结工商部门对公司信用予以信用背书的历史，鼓励公司慎独自律，真实准确完整地披露自身信息，此次改革取消了公司年检制度，并代之以报告制度，公司应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公司登记机关报送上一报告，并向社会公示。公司年报披露的信息应当具有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与合法性。不仅工商部门有权随机抽查，公众也有权监督举报。在年报中弄虚作假的公司既要承受行政处罚，也将被载入经营异常名录。超过三年拒绝修复信用的，将永久载入经营异常名录，并列入严重违法企业黑名单。因此，年检制度改为年报制度并未削弱公司的信息披露义务。

第三篇：著名法学家谈十八大座谈会发言摘要

依法治国新节点

——著名法学家谈“十八大”座谈会发言摘要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于2012年11月8日开幕。胡锦涛总书记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中提出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强调要更加注重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报告里时常出现的“法治”二字和字里行间渗透出的法治精神，受到全国人民的热切关注，也使每一个法律人倍觉鼓舞和振奋。11月12日，中国政法大学召开“依法治国新节点——著名法学家谈十八大”座谈会，陈光中、马怀德、王卫国等知名教授，围绕如何更好地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保驾护航，展开了多维度、全方位的阐释和讨论。法学家们的精辟观点，传递的是法律人崇尚法治的无比信念，释放出的是中国共产党坚定不移推进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正能量。

厉行法治已成为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共识

马怀德（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十八大报告传递了一个很重要的信号，就是在中国的改革发展的方向路径上，已经取得了基本的共识，就是尊崇和实行法治。从十八大报告关于法治的论述不难看出，无论从破除妨碍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弊端，还是加快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抑或是加快完善文化体制改革，形成科学有效的社会管理体制，加快建立生态文明制度，都强调了法律的重要性。法治不仅是改革的有力保障，也是推动改革发展的共识，必须长期坚持，应该成为我们党的基本执政方式，也应该成为我们党领导干部的基本的思维方式。

陈光中（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十八大报告强调要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而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在于扩大民主、发展民主，这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要义。十八大报告关于依法治国有一些新的提法，譬如专门讲到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能力。这就要求我们的领导干部无论做什么事，要以法治的思维、法治的方式来解决问题，来推进改革，来维稳。公权力不能乱用的界限，就是法定的权力才能使用，没有法定的不能使用，并不是要规定禁止使用什么权力，你才不能使用。遇到矛盾、纠纷、冲突要依靠司法程序来合理解决，因为司法程序的特点，一个是和平的，一个是正当程序的，再一个是通常情况下，它的公正性是比较能够得到体现的。

王卫国（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院长）：依法治国的新节点就是新起点，就是经过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34年，当我们再次提起依法治国，是在今天政治体制改革的大框架里面讲的，应该说是反映了全党全国人民的心声，也反映了我们国家未来发展的实际需要。我把十八大报告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表述解读为四个目标，一个关键。四个目标就是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也可以理解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这个新阶段的新的十六字方针。在过去的34年当中，我们建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这是一个巨大的成就、巨大的进步，但相比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实现政治文明还有距离。提出十六字方针以后，紧接着一个最关键的问题，就是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保证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一方面，我们要在法律的实践当中，始终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性，另一方面，我建议在党的建设当中，包括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当中，一定要坚定不移地树立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性，每一个党员，每一个党政领导干部，都必须模范地维护尊重宪法和法律的权威性，考核提拔干部，首先要看他的法制观念强不强，有没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言行。

石亚军（中国政法大学党委书记）：十八大的召开为研究我国法治发展提供了重要契机。十八大报告中所提“五位一体”的建设目标具有很高的理论概括性和时代前瞻性，贴近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充分体现了党领导能力的成熟度。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在于权力配置的法治化，即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要相互制约，又要相互配合。中国政法大学将以十八大报告的主要精神为指引，不断深化改革，推进学校各项事业繁荣发展，促进教学科研、人才培养等各个领域再上新台阶。同时，学校还将进一步发挥法学优势，服务于我国依法治国的现实需要，为我国法制建设提供智力支持。

改革应建立在民主程序和法制基础之上

陈光中：报告里强调要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确保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重点是讲确保，我觉得确保这个文字是很有分量的，不是一般的保证，要确实保证，有效保证。那怎么通过改革确保呢？我觉得这个需要法学家，需要各个方面人士献计献策，来对司法体制改革提出方案，再加以实现，然后才能确保。这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我们党包括各级党的政法委，如何领导法院、检察院，这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我个人认为各级党委和政法委应当是既要合法领导，同时也要科学领导，尽量不要直接干预办案。要把党的领导纳入法治范畴，从而带动整个国家的法制建设，推动依法治国的实现。

李曙光（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十八大报告提出来要完善金融监管，其中主要有三个比较棘手的工作要做：一是利率市场化，二是民间借贷合法化，三是要划清民间借贷和高利贷以及非法集资界限。成功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一定要有法律的保障保驾护航，金融改革也是一样。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改善监管，鼓励创新，关注金融稳定，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加快立法，包括证券投资基金法修改，证券发行基金改革，加快发行体制改革，贷款通则的修改，以及防范金融风险等等。

卞建林（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院院长）：从十五大开始，就提出了要推进司法改革，十六大明确推进司法体制改革，2004年中央成立了司法体制改革领导小组，2008年又进一步开展了第二轮改革，十七大的时候提出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要优化司法自身配置，规范司法行为，要保证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围绕十七大60项具体任务，十八大报告在这个改革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了司法改革的目标和方向。我们应该回过头认真来总结，要真正找出现在妨碍司法的一些体制性的障碍，正确地界定司法在国家权力体系里的地位和作用，正确地厘清司法机关的相互关系。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目标，应该是建成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思维。

朱勇（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十八大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这表明我国开始进入依法治国的新的历史时期。推进改革的进程，是一个自觉自主的改革，就是执政党通过形成自己自觉的意识，自主的设计，自主的推进，自上而下这样的一个改革，这样能减少社会动荡。这次改革，是循序渐进的改革，无论从时间程序，还是总体布局上看。例如先外部，后内部，先表层，后外层。关于改革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的问题，我们谈改革，是不是启动改革，如何启动改革，什么时候启动改革，以什么样的方式启动改革，关键考虑的因素，就是必要性和可行性，我以为在必要性和可行性两个关键点上，可行性对于目前来说更加重要，任何一个制度，它都不具备这种终极性，都不是最完美的，都需要改革，都需要变化，改革不是简单的变化，不是简单的调整，不是简单的修改，而是正面的完善和优化，任何的政治体制都需要优化。

薛刚凌（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院长）：这些年，我们经济社会飞速发展，利益开始多元化，对这种多元利益框架下的治理，并不是我们的长项，所以往往顾此失彼，导致了很多的不公平，经济领域的不公平，竞争上的不公平，社会领域的不公平等等，也导致了社会普遍的焦虑感。怎么促进社会更加公平，我觉得法学界应该更多的贡献智慧，尤其是要通过制度建设来实现，完成从一元到多元的这样一个转型。这其中，政府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还是应该为实现社会公平做出更大的努力，也还有非常多的制度建设需要去完善。在发展过程中，统筹能力还需要加强，而且在体制里面，统筹机制没有建立起来，结果最后还是各自为政，所以加强统筹的能力建设，我觉得非常重要。另外，国家要提升政府的管理能力，要参与世界的竞争，要促进社会的真正的转型，提升政府的这种管理的能力，精细化的运作能力，都依赖于法律制度的建设，组织法的建设，上百个制度要去建设，任务非常艰巨，但对法律人而言，也是义不容辞的。

寻找“法治”的中国道路

王卫国：十八大报告提出的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给我们提出了新的任务、新的目标，比如说在科学立法方面，我们还有很多问题，特别是重点领域的立法，我们还要进一步去研究。在未来新的阶段，推行依法治国方针，法学家责无旁贷，当仁不让，应该首先是要坚定不移、旗帜鲜明地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其次是积极地参与，为完善法律体系建言献策，贡献我们的智慧和我们的劳动，同时我们还要充当严格执法和公正司法的监督者。法学家要有这么一种精神，做社会与良心的保管者，社会良知的代言人。

孔庆江（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院长）：过去30多年来，在党的领导下，中国的改革开放为中华民族积累了良好的物质基础，可以说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从未像今天一样，距离实现中华民族的完全复兴如此之近。如果说建立新中国是党引领中国人民走上中华民族复兴之路的第一步，那么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改革开放是中华民族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旗帜，沿着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朝真正复兴迈出的坚实的一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内，已经建立起相对完整的市场经济体制和一支相对应的相对完整的市场经济法律体系，这个市场经济原则为内核的法律体系，不但在过去，在我们积累物质的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且将为今后20年的经济的持续发展奠定了制度性的基础，无数的实证的研究表明，一国经济发展，离不开完善的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共产党按照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领导人民在社会主义制度内，建立的市场经济法律体系，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民族复兴的最大的贡献之一。历史已经证明，中国共产党有能力引领中华民族的复兴，那么历史也必将再次证明，中国共产党最终将带领人民实现中华民族的完全复兴，这是我一个法学工作者的内心感受，也是信心的来源。

曲新久（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院长）：市场经济可以说是法制经济。中国未来应该更重要的依赖和信赖市场，市场是配置社会资源的最好的手段。离开了市场，就永远没有中国经济的发展，温饱问题靠的是市场，小康社会依然要依靠市场。在市场之下，依赖和发展法制，最应该赋予中国公民更高的独立、平等和自由的价值，在此基础上再形成一些共识，比如说打破垄断，创造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环境。

于志刚（中国政法大学教务处处长）：如果把十八大中心问题概括为一个字的话，就是路，中国未来的发展道路，包括中国未来的法治建设道路。十八大报告还是比较好的回答了这个问题，厘清和讲明了依法治国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关系，也就是通过依法治国等七个方面的举措，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同时也表明了法治建设的中国道路，应当坚持完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要开拓创新，不走老路回头路。十八大报告充满着创新和开拓精神，未来中国的法治建设、法学研究也要在开拓和创新上下大力气，花大工夫，我们这些法学研究人员，要结合自己的专业，找准突破口，在法治建设的重点领域取得突破。比如，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初步建成，但是在信息时代、虚拟空间中，我们的法律基本还是空白，那么怎么加大网络空间法律建设问题，同时在无国界的这种现代社会，把我们的这种网络空间的秩序问题，抢先建立法律规则控制出去，是个法律的问题。

赵旭东（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副院长）：看了十八大报告，一个很重要的体会就是期待着中国法治国家建设的突破和加快。十八大确实是继往开来的一个时刻，在这个时候全国人民对中国的法治建设和发展，其实也是充满着新的期待，期待中国法治国家建设能够进入新的阶段，进入一个更高的层次。我认为中国未来发展和长治久安最重要的方面之一就是法治，在这一点上，十八大的报告可以说是明察秋毫。目前，守法和执法的问题应当是中国法治的短板，也是未来中国法治攻坚和突破的方向和目标，因此在这个时候，作为一个法律学者，我由衷地期待我国在未来发展当中，能够借助于法律的动力和护卫，永远稳定地持久地向前发展。在经济繁荣和生活幸福之后，我们的法治昌明，应该是中国人民更高的期待和理想，在这一点上，我觉得未来的中国不应该只是经济大国、经济强国，也应该是法治的理想国。来源：人民法院报2012-11-14第五版理论周刊

第四篇：土地制度改革六大认识误区

土地制度改革六大认识误区

华生原创 | 2013-11-07 18:41

我国城镇化发展的主要问题是土地城市化与人口城市化脱节，以至有两亿多农民工徘徊在城乡之间，几千万留守儿童与父母分离，这是中国现代化转型和人力资本升级的主要障碍。有意思的是，在新一轮制度改革的讨论中，人的城市化往往被一笔带过，而土地的非农使用即城市化使用却吸足了眼球。土地制度改革中许多似是而非的观念俨然成为正统和主流，下面就对当下流行的几个主要的提法逐一剖析。

误区之一：严格区分公益性与非公益性用地，缩小征地范围。

这个思路听起来完全正确，但这几年在实践中恰好是反其道而行之，当然如果真去做也完全不可行，故而口号与政策实践直接冲突，没有任何积极意义，只是造成了思想混乱，原因在于这个口号本身就是脱离实际的空谈。

首先，按这条思路去做，非公益性用地由市场谈判，公益性征地政府出钱。那么这意味着政府现行土地收益全部丧失，相反还要另外筹巨资进行公益土地征收和基础设施建设。这对于现在靠卖地还深陷债务泥潭的地方政府而言，显然是天方夜谭。因此，真要实行这条思路，先要停止土地财政，解决现有债务，还要给地方政府提供公益征地和城市基础建设的巨额资金来源。在所有这些条件都根本不具备也不可能具备的情况下，区分和停止非公益征地当然只能是空话。

其次，如果真解决了地方政府的债务和资金来源问题，那么我们是否就真能严格区分公益性非公益性用地去改革征地制度呢？其实在城市化的快速发展转型期，这也是不可能的。因为在一个城市的城区扩大时，其所占用的公益性用地如道路、桥梁、绿地、公共设施等用地一般就要占四分之一左右，市场价值最高的商住用地大约也只占四分之一，另有一半是行政事业和产业等用地。公益用地分散在整个城区，与其它用地犬牙交错。挑选公益用地单独征收，根本无法操作。对被征地者来说，近在咫尺的邻居或邻村因为被规划为商住用地就可通过市场谈判要到高价，自己被规划为产业或公益用地就只能拿低价，这是根本行不通的。对公益用地征收来说，出低价人家不干，全按市场最高的商住用地出高价，政府出不起，对

公共财政和纳税人也不公平。故而这些年虽然提出了区分公益与非公益用地的口号，但政府颁布的政策却是征收土地实行“同地同价”，即同一块土地，不论其中各部分以后用于什么用途，都按一个价格征收补偿。这里的价格确定虽然有主观随意性，但至少在形式上对被征地者一视同仁，可以操作。否则相邻的土地，张三补高价，李四补低价，显然太过荒唐，也完全行不通。这是在实践中政府推行的“同地同价”，即不分公益非公益，都按一个价统一征收补偿的原因。

实际上国际经验也验证了这一点。在二战后实现经济起飞和快速城市化转型的经济体，如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都学习当年西欧特别是德国的经验，把旧城改造、新城区扩展统统列为公益事业，这样一来，至少在城市化转型阶段，就几乎没有什么非公益用地了。

所以，我国原有的土地财政和征地模式当然要做重大改革，但沿着现在流行的所谓区分公益非公益的思路走，看似捷径，其实是条死胡同。

误区之二：集体土地应与国有土地同地同权同价

土地性质不应按所有制区分，表面上看完全正确，也是这种观点义正词严、觉得自己立于不败之地的自信所在。不过这个命题其实偷换了一个概念，就是我国恰好将城市土地规定为国有，农村土地规定为集体所有，因此真实的问题不是土地的所有制区分，而是农村土地与城市土地的区别。因为即便是同一种所有制，如在台湾城乡土地都可私有，农地与市地（台湾的叫法）的区别依然巨大。所以台湾有“农地如粪土、市地是黄金”的说法。中国大陆也是一样，国有农场的土地在农村，同属国有土地它能否与城市国有土地“同地同权同价”呢？当然不能。相关法规明确规定，国有农场的土地只能与农村集体土地一样对待。可见，用途和规划管治是高于所有制的。农村与城市土地的根本区别不在所有制，而在用途与规划。在一定意义上说，所谓城市和乡村之分，就是土地用途和规划不同。如果规划相同，那就没有城市农村的差别了。这些年发展起来的新城区，都是因土地用途和规划改变投资建设从农村改变而来的。因此，在城乡土地问题上仅拿所有制说事，是把形式和表面当成了问题的实质。

那么，城乡的建设用地可否同地同权呢？问题是即便城市建设用地也是分为各种不同类型的，如商住、工业、道路等，各个类型之间并不同权。同种类型的地因规划不同也不同权。

因此，离开各种建设用地类型及每块地不同的规划要求，无论城乡都不存在什么同地同权一说。

进一步说，现在农村的所谓经营性建设用地，是原乡镇企业用地转化而来，充其量是个工业用地。我们知道城市工业用地与其它建设用地就不同权。城市工业用地本身也是就项目论价，每块地都不是一个价，也就是说，城市工业用地本身就不是同地同权同价，当然就更谈不上与乡镇企业用地的同地同权同价了。

当然，很多人强调城乡建设用地同地同权，主要想说农村居民的宅基地应当与城市的商品房用地同权。但他们混淆的是，城市居民的商品房用地是花钱购买而来，只有几十年土地使用权，房子面积是固定的，自己随便搭建就是违建要被拆除。农民的宅基地是年满18岁的村民就可无偿分得，是永久使用权，在宅基地上盖多大的房子自己也有很大的自主空间，土地性质、来源、付费、使用权年限、建筑规划要求都不相同的土地显然不是同地，当然不会同权。要使这两种土地同地同权，在法律上和经济上都要作出一系列重大修改。治大国如烹小鲜，在法律和财产关系上均未作任何改变时，就妄谈这两种土地同地同权，是要出大乱子的。

有人说，我们讲的同权，是指同样的抵押交易买卖的权利。城市居民可以卖房，农民为何不能卖宅基地？这是因为城市居民卖的是自己买来的商品房，而农民拥有的是按一户一宅分配的福利地。城市居民的保障房出售也有限制，不能自由买卖。城市居民卖了房还享有城市的失业、养老、医疗等各种保障保险。这些福利和保障都是不能变卖的。农民的全部保险和福利都在他平均分得的土地上，在他能移居城市落户之前，当然不能随便出售。农村宅基地流转意味改变农村一户一宅福利分地的大制度，需要整体规划，立法先行，哪里可以儿戏？

误区之三：集体土地应当允许直接入市，以后城市化发展不必先征收转为国有土地，城市中可以既有国有土地，也有集体土地，权利平等地作为城市建设用地交易，形成统一市场。我国法律现在讲的集体土地主要是指以行政村为单位的集体拥有的土地。这个集体是个地域概念，即出生和居住在这块土地的全体农民构成了这个集体。一个人因出嫁等原因迁出，就不再是这个集体的成员。因此这个村集体是以农村封闭固定的居住方式来界定的。但一个村庄一旦转为城市市区，固定人员的边界就被打破。城市市区的最大特点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对外开放，人来人往。显然再用固定居住在这个区域的人来定义集体是不行了，只能是以转为城区前的老村民作为集体。因此许多地方村改居后都是用股份公司的形式来持有这块土地，原村民的土地权利变成股权。从法律上说，当土地成为股份公司的财产时，它已不是集体所有，而与其它一般的公司拥有的资产没有区别，已经成为私产。公司若经营不善或被收购就变为别的公司或个人的私有土地。也就是说，农村村庄转为城区社区后，原农村固定区域内封闭成员的集体土地所有制就自然会瓦解，城区中不可能存在以行政村为载体的集体所有制。

再深入一步，农村土地改革这些年来搞的“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政策，就等于是把这个集体土地界定给了土地承包时的那批农民。由于新增人口即后来出生的人口都没有土地权利，这样等当年承包土地的那批人老了不在了，这个集体也就没人和不存在了，可见这个原村集体及其所有成员的消失只是时间问题。因此，在城市化转型后，土地可以国有、私人占用（如现在城市的住宅用地），也可以土地私有，但唯独不可能存在的就是这个现在被许多人拿来作为旗帜的“集体所有”。希望将来中国城市里国有和集体土地所有制平等并存是一个不切实际的空想。从此也可以看出，如果以后城乡住宅用地全部都是国有私用，可以做到同地同权；或者以后城乡土地都是私有私用，也可以同地同权，但唯独在土地集体所有时，城乡住宅用地不可能同地同权。

误区之四：农村土地自由流转、抵押、交易买卖最符合农民利益

这种观点有一个最强有力的理由：农民可以卖粮卖菜，为何不可卖地？难道农民多一项权利反而不利于农民吗？这种观点强调不必担心有农民会因赌博受骗或生计被逼卖地，农民很聪明，农民的利益自己最懂得如何保护。

这种貌似铿锵有力的论证，其实主要混淆了两类不同的农民的概念。对于不在城郊的中国绝大多数农村而言，有两类农民。一类是准备不当农民、卖房卖地的原农民，一类是准备继续当农民的真农民。对前一类农民来说，他们确实不反对甚至欢迎土地的自由交易（只要村镇不借着这个名目软硬兼施地强迫他们流转）。但是他们也很明白，无论怎么自由，他们的那点土地、房子远离城市，在市场上卖不了两个钱。对他们来说最需要和最重要的是他们不当农民后能够在就业城镇安家落户、家庭团聚、安居乐业，而不致年龄一大，又被迫返乡（这是今天的绝大多数情况），那样他们既不能在城镇安居，回乡又失地失房，这是他们最可怕的噩梦。故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如果不是被迫，并不愿意放弃土地得一点小钱，而更愿意留着土地做个退路和保险。只有当他们真正在城市安居，融入城市成为市民，他们自然会考虑家乡土地处理。由此可见，打着为农民旗号要农民土地赶快流转，着急的并非农民，而是另有自己考虑的政府和另有所图的资本。由于资本去与每家每户谈判交易成本太高，因此资本下乡必有好大喜功的地方政府和官员引路、组织和操刀，因此这种流转行政干预的力度自不待言。

对准备继续务农的真正农民而言，他们欢迎离开的农民把土地流转给自己，但土地不加限制面向任何人的自由流转，并不符合他们的利益。因为在那种情况下，农民靠种地收益能付得起的那一点流转费根本无法与实力雄厚、可以将土地非粮化乃至非农化运作的城市工商资本竞争，因而土地自由流转不会使他们的经营规模扩大和经济状况改善，相反会因工商资本拿走大量土地进一步恶化他们的处境。这是为什么在城市化转型期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都严禁资本下乡购地的原因，也是美国最大的九个农业州立法限制农业土地资本化公司化经营的原因。因此，限制农地面向任何人的自由流转交易权，恰恰是真正务农农民利益的要求。

限制土地自由交易反而保护农民这句话并不荒唐，而是真真实实的道理。

实际上，纵观全球，即使是人少地多的美国，家庭经营也是农业生产的主导形式。对于人多地少的我们来说，即便20年后城市化率达到70%以上，仍会有4亿多农村人口，每家平均经营规模也只有20、30亩地，更接近于日、韩、台的专业农户规模。因此，资本下乡搞大农场脱离了我国人口资源的客观条件，只会加剧我国农村人口的流民化。

误区之五：小产权房是农民要求自主城市化的抗争，有其合理性，应在交纳一定的土地出让金后合法化。

这个命题中的农民也偷换了一个概念。能盖小产权房的农民不是广大农村的绝大多数农民，而是城中村和城郊的原住民。这些城中村和城郊的原住民其实主要已不务农，而是当起了地主房东，很多靠土地过上了寄生生活。这是因为在城市化过程中土地价值发生了严重的分化，城市郊区土地迅速升值，而广大偏远地区的土地则价格低廉。同样一亩地价差可达百倍、千倍。在城市化转型时代，重要的已经不再是占有多大的土地，而是占有哪里的土地。由于土地价值的升值和分化既不是由于土地天然的肥沃程度，也不是土地占有者的投入造成，而是由于人口聚集、公共财政集中投入和土地的用途和规划管制造成的。因此，城市化过程中对城市及城郊土地增值的重新分配（即孙中山所说的涨价归公），就和农业社会中平均地权的土地改革一样，对于保证社会财富分配的公平公正，具有决定性意义。在用途和规划管制下，规划就是钱，原住民的土地无权自由流转入市获益，否则，既破坏了社会公正，也是对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外来进城农民利益的挤压和伤害。

小产权房是城郊农民搭城市基础设施便车的逐利行为，本来没有任何必要美化。只要法治松弛，城市住宅用地即大产权地上居民违章乱建一样失控，是否也交点土地出让金合法化呢？许多地方小产权房在一波波抢建中盖到二、三十层，城区中在楼顶上建别墅等现象说明人的贪欲没有止境。因此，城乡所有违章建设都是破坏用途和规划管治，法治不彰的产物。在任何法治国家都是不可想象的。治理小产权房和所有违章建筑用过去合法、今后不准的办法只会刺激更大规模违建。真正的治理之道是区分不同情况，处罚得当，使小产权房及一切违规建设者付出必要的代价，不能轻易获利。这样才能恢复守法不吃亏、违法不得益的法治精神，杜绝后来者的仿效之心。

有人说，让小产权房合法化可以解决外来农民工的住房问题。其实恰好相反。外来农民工现在还能在小产权房暂时栖身，正是因为其不合法，只能出租、不易出售。小产权房一旦合法化其房价就会立即向大商品房看齐，农民工就住不起了。珠三角的一些地方农地大部分被建成了出租房，原住民倒是成了地主，但外来打工者根本不可能真正安居，相反与原住民的对立和冲突不断发展。这说明让原住民成地主房东来实现中国的农民工市民化，完全是一厢情愿的幻想。

误区之六：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解决了城市用地指标的不足和乡村建设用地的闲置，是土地改革的重要途径。

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是土地与土地挂钩，还是只见土地不见人。挂钩这些年来赶了大

量的农民上楼，但我国农民工及其家属不能进城落户问题却越来越严重。反映了这种挂钩没有跳出土地城市化的巢臼，不能解决人的城市化的问题。相反，由于眼睛盯着农民的宅基地指标去挂钩生财，把城市拆迁扩大到乡村去了，搞得市场扭曲、鸡犬不宁。

实际上，城乡建设用地指标挂钩的叫法就名不符实。因为它实际上并非建设用地挂钩，而是行政力量安排的乡村所有建设用地与城市房地产用地挂钩，利用房地产用地的收益来推动挂钩。这种自己人为造出来的行政分配指标在政府组织下的挂钩，不是土地的真实市场价格，反而恶化了土地资源配置。

其实，在城市化过程中大部分农村人口进城就业安家，农民进城后需要的用地大大小于在乡村的用地，因此本来根本不存在建设用地的紧张问题。是我们对行政分配的建设用地指标的人为控制，造成所谓建设用地指标紧缺和房价高企，然后关上正门叫下面爬窗户，开口子让各地去搞增减挂钩、赶农民上楼弄指标。这种指标紧张和挂钩价格完全是人为行政制造的产物。结果在农民工大量进城的地区，严控土地供给，连大量外来工集聚的珠三角长三角的县城和集镇，外来工都根本无法落户，所谓放开户籍的只是没有人去和没有就业的中小城市，或对不愿进城的本地农民。这样造成几亿农民工城市化市民化受阻，经济增长乏力。与之相对照，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这几个二战后成功跨过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根本没有搞什么行政性土地控制和指标挂钩，而是在大量外来人口进城的地区，顺应市场规律放开控制，大量供应土地，使进城就业的农民都能安居乐业市民化。在农民大量举家离乡后，用税收等经济手段引导进城农民向留在村里的农民流转出售土地，国家财政资助开展大规模农田整理事业，使农田标准化、规格化，包括没有谋利动机地将空置的宅基地复垦。这样既顺利地实现了进城农民市民化，又使留在乡村的农民经营规模不断扩大，缩小了城乡差距，走出了城市化和农村现代化良性循环的道路。

由此可见，土地制度的改革，必须不做井底之蛙，跳出我们土地行政指标层层分解严格控制的思维惯性，突破土地财政的恶性循环，紧紧围绕人口城市化这个主线，才能真正走出符合人口流动和市场规律的全新大格局。

第五篇：中国对蒙古国认识的十大误区

中国对蒙古国认识的十大误区

1:中国人对蒙古国的称呼上仍然概念模糊，很多一批人包括官方媒体都把蒙古称为《蒙古人民共和国》甚至绝大一批人仍然叫《外蒙古》事实上蒙古自1992年开始就改名为《蒙古国》，全称也叫《蒙古国》。

2：对蒙古文字的疑惑，很多中国人对蒙古文字的认识只停留在旧蒙古文，而误以为把新蒙古文认为俄语，所以很多去过蒙古的人都说蒙古街头《除了俄语就是英语》，事实上蒙古把新蒙文和旧蒙古文并用以久，蒙古街头很少有俄文和中文，而且蒙古政府禁止俄文和中文出现在重要场合上。

3：很多中国人对蒙古国的国家地位仍然混淆不清，事实上蒙古比中国早28年建国，比中国早11年加入联合国，所以不论哪个角度阐述蒙古都比新中国早确立了国家合法地位，甚至蒙古还是最早承认中国国家地位的国家之一。所以中国人的《收复外蒙论》和不承认蒙古国的论调均属民间愚昧论调，甚至缺乏最基本的良知和理智。

4：绝大多中国人把蒙古跟朝鲜相提并论，事实上这两个神秘国度不论从整体还是价值观及民生方面相差十万八千里根本扯不到一起的两个国家。

5：很多中国人对蒙古的认识是多数牧民和游牧生活，这也是中国人乃至全世界对蒙古的最大认识上的误区，事实上蒙古还不到10%的人是以游牧方式生活的蒙古人，但是仅仅这少部分人撑着着世界第三大畜牧业国家的名称，而蒙古85%的人是过着城市生活，还有将近5%的蒙古中产阶级在韩国生活工作，所以蒙古本土基本没有中产阶级，看起来贫富差距非常明显。

6。中国人对蒙古的教育卫生医疗方面的认识只停留在新中国诞生时期的官方数据资料上，官方基本没怎么修改过统计数字。事实上蒙古接受良好教育（大学或以上）的人占65%，接受基本教育（9年制）的占98%，识字率为100%,是个没有文盲的国家，卫生和医疗方面蒙古积极吸取西方的制度，以政府为百姓买保险。

7：中国人对蒙古的认识是《马背民族》事实上蒙古百姓每4人中就有一部日韩轿车，8：中国人对蒙古的生活方式及娱乐消费上的认识基本上交了白卷，事实上蒙古的生活主要以休闲，网络，酒吧，为主，蒙古的电脑网络普及率比中国高40个百分点，同样蒙古也是跟西方一样喜欢过夜生活，崇尚自由时尚生活的民族。

9，很多中国人骄傲的说《蒙古80%的日用品来自中国》不错，确实如此，但是中国出蒙的货物里科技含量最高的是电暖壶，电池和台灯。还有化肥，水泥和钢筋。其次是中国的蔬菜瓜果和鸡蛋。

10，很多人认为蒙古是中俄之间的封闭国家，事实上蒙古的国际政治舞台上的交往和活跃成度远比中国高，但是中蒙因整体不合导致封闭没蒙古的所有消息导致国人对蒙古的认识一片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