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氏叔侄”冤案审核人“女神探”接受追责调查

第一篇：“张氏叔侄”冤案审核人“女神探”接受追责调查

“张氏叔侄”冤案审核人“女神探“接受追责调查

2014年04月14日 04:36

来源：中国青年报 作者：庄庆鸿

原标题：“张氏叔侄强奸杀人冤案”启动追责

专家认为：监督司法不能只追责“女神探”一人

“对制造浙江张高平叔侄冤案的„女神探‟应追责。”这一声音，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得到了全国人大代表和民间舆论场的共鸣。

而今，追责终于启动。

4月9日，浙江省政法委政治部副主任朱巧湘称，调查组将对“二张”错案原办理过程中公、检、法各部门办案环节存在的问题进行全面调查，并将根据调查情况，严肃依法依纪追究责任。其中就包括了案件的审核人——杭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预审大队大队长聂海芬，她曾被称为“女神探”。

第三轮司法体制改革方案的出台，正进入倒计时。如何防止下一个“张高平叔侄冤案”？法学界权威学者表示，对司法的监督不应只依靠“拦轿伸冤”。

错案不是“女神探”一人之责

不是法律专业的读者可能问：“法律监督”究竟是做什么、管谁的？

实际上，这个不常用的专业词，管的正是许多网民深恶痛绝的“司法腐败”、“躲猫猫”、“喝水死”。它查到的，可能正是1年中最令公众震惊的冤假错案。

中国青年报记者比对了5年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从2010年到2013年，关于“法律监督”的章节内，从未提及任何具体案件。

唯独2014年的这一章，在五位数的数字之外，多了两个人名。

它们是两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案件——“张氏叔侄强奸杀人案”、“于英生杀妻案”。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的原话是这样的：“坚持有错必纠，对从申诉中发现的„张氏叔侄强奸杀人案‟、„于英生杀妻案‟等冤假错案，及时与人民法院沟通，提出依法予以再审改判的意见。”

2013年，全国检察机关对侦查机关不应当立案而立案的，督促撤案25211件；对滥用强制措施、违法取证、刑讯逼供等侦查活动违法情形，提出纠正意见72370件次，同比分别上升25%和27.3%；对证据不足和不构成犯罪的，决定不批捕100157人、不起诉16427人，同比分别上升9.4%和96.5%。

法律监督不能只追责一个“女神探”，而应成为制度性安排，这已是学者的共识。

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刑法室副主任、研究员屈学武认为，造成错案并非一家，也非“女神探”一人。

“从目前来看，我国地方法院判案的独立性是不够的。”屈学武说，“像张高平叔侄这样影响较大的案件，往往是由法院审委会决定的，最后很有可能是由法院领导层拍板的。所以，追究这样的错案，会牵扯到很多官员。”

浙江省政法委政治部副主任朱巧湘也在4月9日说，调查“并非只针对聂海芬一人”。屈学武认为，建立有效的错案追责机制没错，但是，“一概而论、一竿子打到底”的错案追责，可能导致将来出现“反效果”。

她提出，错案要追责，但也要区分不同性质。“有些错案是因为行贿受贿，这是应该严惩的。有些错案是因为办案人员技术层面的水平问题，就应该适度追责。比如不只是追责承办法官一个人，甚至和全法院考评都挂起钩来，反而可能导致司法人员有错不究、有错难究、有错不敢究。”

如何避免公检法“穿一条裤子”

“总体上说，检察院监督公安和法院是比较难的。”在采访中，刑诉法学泰斗、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陈光中直言不讳。

“张高平叔侄冤情得申，得益于检察官张飚的负责。”陈光中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但张飚查案也遭遇了多年的阻力。

公检法“亲如一家”、法律监督“下不了手”，正是多年法学界诟病所在。

华东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马长山认为：“检察机关是处理公检法职务犯罪的，但是，公检法之间经常形成一个„共同体‟的意识。这实际上很不利于法律监督。在一些地方的公检法部门，只有出了掩盖不了的大事，才会相互监督。”

在法律规定的权限内，检察机关对案件的监督只能是建议或者抗诉。

陈光中教授说：“现在很多人说，要强化检察院的法律监督，但我认为，检察机关的权力太大，也会产生职能分工的问题。强化权力，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这位享有国务院津贴的教授举了一个例子：“比如，检察院如果发现公安有超期羁押的行为，就可以建议其改进，如果建议两次不执行，就要强制监督，检察院在这个方面的权力是要强化的。”

但现在有些人为了强化检察机关的权力，就建议检察院在公安机关办案的时候提前介入。陈光中认为这是一种误读。

“公检法机关分工负责，这是大前提。检察机关作为监督机构，是不能参与办案的，也不能联合执法。这是绝不能混淆或代替的，强化法律监督也必须有法律的依据。”陈光中认为，公检法三家的关系应当是“配合与制约并重”。

“三家的关系，目前是公安机关比较重头，公安机关对案件进行侦查，法院或检察院是很难推翻的。”

因此，他强调，公检法的关系，应该由侦查中心制转向审判中心制。“法庭的审判、证据都要公开透明，证人也要到场。”他还建议逐步公开公检法司官员的财产，“可以从新任命、提拔的人员做起，从严审查”。

监督司法不能只靠“拦轿伸冤”

除了检察官“仗义勇为”，老百姓的举报能起到多大作用？

据中国青年报记者不完全统计，2010年-2014年间，公开曝光的公检法司落马干部中，有37人来自公安系统，15人来自法院系统，3人来自检察院系统。

其中，司局级正副职的公检法官员落马最多，有60人。省部级正副职25人，县处级正副职9人，乡科级正副职6人。

他们是被自上而下地查出问题，还是被自下而上地举报？据中国青年报记者不完全统计，2010年-2014年公开曝光的公检法司落马干部中，至少有40人是因群众举报落马。

马长山认为，目前的“官民不互信”局面，影响了老百姓监督举报的积极性。“没有进入公众舆论的个人监督是很危险的，这限制了普通人的监督举报。只有让人们在监督时具有完全的安全感，社会监督才能发挥出应有的效果。”

他同时肯定，网络已经成为越来越多的人实现社会监督的平台。“网络是一个很好的民意出口，自媒体时代的老百姓可以有更多渠道、更直接地反映自己的意见。”

目前，中央巡视组各省负责人的手机号，也成为了广泛传播的热门信息。个别地方甚至出现了当地政府工作人员在巡视组驻地附近“截访”的情况。

但学者认为，对司法人员的监督，不能只依靠“拦轿伸冤”模式。

“公检法司系统本应是一片净土，这个地方的腐败是最可怕的，比一般官员的腐败严重得多。必须要建立完善的制度，来解决司法腐败问题。”陈光中说。

陈光中认为，目前社会对公检法司机关的监督作用，“发挥是不充分的”。

这位权威学者最后强调的是司法机关的公开透明。“要加强社会的监督作用，就需要扩大公众的知情权。公检法司系统应当主动做好信息公开，老百姓知道得越多，就越能够发表建设性的意见。”

第二篇：媒体称叔侄冤案办案“女神探”聂海芬将晋升

媒体称叔侄冤案办案“女神探”聂海芬将晋升

编者按

据律师朱明勇3月23日微博：因浙江张氏叔侄冤案出名的“女神探”聂海芬，目前正在北京接受晋升前培训，其警衔将由原警督晋升为警监。

另据媒体人石扉客微博：全国所有升监的高级警官都需先在公大进行例行培训，聂海芬因符合升监条件，确在这次警衔晋升培训名单之列。但浙江省厅并未直接报送聂，聂也未参加这次培训。

3月25日广东卫视播出的《社会纵横》节目，有杭州市公安局西湖分局人士透露，聂海芬被记大过一次，已不担任大队长。杭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称，聂海芬仍然在职，只是“很久不来单位了”。

2014年4月，浙江高院院长齐奇在接受新京报采访时证实，张氏叔侄案与萧山五青年案，没有发现是故意制造冤案，相关人员都是在组织内部，按照党纪政纪来问责。“对造成错案人的问责是必要的，但也要区分程度、情节。故意冤枉人和仅仅是判断错误、破案心切，还不一样。”

有人认为，聂海芬不是一线侦查人员，故不需要承担责任。张氏叔侄的律师朱明勇认为，作为把关人，聂海芬是此案的最终负责人。

聂海芬在此案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请看—— “既要查找证明证据打击犯罪，又要查找反证以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但往往以打击犯罪为出发点。”

作为预审员的聂海芬，成了“神探”；预审作为刑事侦查的第一道屏障，不幸失守。

7年前，侦破张氏叔侄杀人案的巨大光环，照亮了“女神探”聂海芬，现在却让她在聚光灯下无处可躲。

2006年3月3日，时任杭州市刑侦支队预审大队大队长聂海芬接过勋章和证书，成为1960年以来惟一荣获全国“三八”红旗手称号的女民警。

《杭州日报》当时的报道描述：若非是置身颁奖现场，记者很难相信，这个有着一双亲切笑眼、一对甜美酒窝的窈窕女性，就是传说中那个专与死囚对话的现代女“提刑官”。

报道说，这位女预审员在近五年里，牵头主办重特大案件350余起，准确率达到100%，经她审核把关的重特大恶性案件，移送起诉后无一起冤假错案。

2006年4月13日，中央电视台第12频道《第一线》栏目推出“浙江神探”系列报道之“无懈可击聂海芬”，她所办理的诸多案件，只选了张氏叔侄杀人案。

偏偏这最得意的案子，成了冤假错案的典型。正是聂海芬的预审结论，推动张氏叔侄杀人案错案办结，随后经公诉、审判两个环节“错上加错”，最终偷走了叔侄俩十年光阴。

对于“女预审员问题”，浙江省公安厅副厅长徐定安称，“不管哪个环节、哪个人有问题，都该承担相应的责任”。

1“神”推测：只往有罪方向

2003年5月19日，安徽少女王冬被发现赤裸陈尸于杭州市西湖区留下镇一条水沟内，18日晚搭载被害人的老乡、货车司机张辉、张高平侄叔俩，被认为具有重大作案嫌疑。

根据上述央视节目，因为两个嫌疑人的口供一再反复，案发地西湖公安分局请求聂海芬“出马支援”。

“在这个案子之前聂海芬已经很有名，能力确实很强。”曾与聂海芬一起学习过的一位杭州资深警察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她受聘担任杭州市警校兼职教官，自编教材，向新人“毫无保留”传授自己二十多年的预审经验。

聂海芬出生于1965年9月，1986年参加工作后很快成为预审骨干，是浙江省“刑侦行家”。她担任队长的杭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六大队，负责主办全市公安机关市级管辖杀人、抢劫、爆炸、投毒等重大恶性刑事案件的预审办案工作。“女神探”介入前，俩嫌疑人已交代了叔叔协助侄子强奸受害人并抛尸的“犯罪事实”。问题是，事实真相还要依靠证据说话，但恰恰是现场取证陷入了困境。

摆在聂海芬面前的，是一起只有口供，没有任何物证的案件。在节目中，聂海芬坦言，当时既没有在被害人身上发现精斑等痕迹，也没有在车上找到任何物证，受害人指甲里留下的男性DNA，经鉴定与俩嫌疑人无关。

聂海芬决定先查证有没有第三个嫌疑人。在她的指导下，侦查员先后三次去安徽，试图找出被害人DNA鉴定中的另一名男子，结果一无所获。

于是，她“只剩下一种选择”——查证张辉、张高平的犯罪嫌疑是否属实。

她的招数是：抓关键细节，把细节串起来去思考；然后通过调查去固定或者判断细节的对错。细节何来？完全就是张氏叔侄的供述。

办案民警吴伟说，要把每个细节像电影的慢动作一样，一个一个固定下来，如果形成一致的共同动作，“那么这就非常客观地反映当时的情况”。张氏叔侄供称作案抛尸时听到水流声，但当地群众说，我们这条沟里平时没有水啊。聂海芬就带着侦查人员去调阅水文数据，看有没有下过雨，形成水流量，能让犯罪嫌疑人在抛尸时听到水声。

嫌疑人称强奸了受害人，但尸检没有任何残留物。聂海芬跟刑侦人员就去请教法医，法医分析说有可能啊，比如经一夜的水冲过以后，把被害人体内强奸的痕迹冲掉了。

聂海芬还做了多次侦查实验，比如找了辆货车从安徽开到案发地。经过聂海芬及侦查人员的艰苦努力，基于口供形成的“客观事实”就这样拼贴而成，“她的时间都是精确到秒的，距离是精确到米的”，最终在参与办案的民警吴伟眼里：“无懈可击”。

“女神探”的一系列动作，让办案民警们佩服不已。然而，几乎所有的推论，现在看来基本上都经不起推敲。比如，受害人尸体未有被强奸的遗留物，是可能被水冲走，但也有可能根本没被强奸。

浙江省一位公安系统人士说，预审工作包括查明案件事实和判断有罪无罪两项主要职能，“既要查找证明证据打击犯罪，又要查找反证以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但往往以打击犯罪为出发点。”

聂海芬的问题是，只顾查实，忽略证伪。所有的方法，都是冲着证明嫌疑人有罪供述的合理性而去，“其实就是有罪推定”。

2预审员：审查缺失 此次浙江高法翻案，判决书认为不排除第三人作案可能，尤其以比对上DNA的勾某某嫌疑最大。

遗憾的是，勾某某2005年犯下一起强奸（未遂）杀人案，作案手段与王冬案非常相似，该案审核人正好也是聂海芬，但在之前的审讯中她“未曾发现勾某某具有作案嫌疑”。

此前的DNA鉴定结论，虽已明确指向与张氏叔侄无关，但仅凭有罪供述，他们依旧被认定有重大犯罪嫌疑。

而最新的判决书中，最让人惊讶的是，当事人的有罪供述，系侦查过程中警方使用“牢头狱霸”袁连芳迫使诱逼作出。

而“神探”聂海芬用以推理串连的各种细节，均基于两位嫌疑人的供述；然后，她想方设法加以印证。

残酷的是，这些供述是当事人被迫捏造的。浙江高法的判决书确认，从同监犯获取及印证原审被告人有罪供述等侦查程序和行为不合法，本案“不排除公安机关在侦查过程中有以非法方法获取证据的情况”。

聂海芬是否对可能存在的非法取证完全不知情？在央视节目中，她说，“处于惊魂未定的状态下，经过突审，开口了，两个人都讲了。”

错误从侦查的一开始就铸就，而作为预审员，聂海芬本有可能也有责任发现并予以纠正。与国外的预备性审理不同，预审在中国存在于公安机关内部，在1979年刑诉法和侦查、拘留等并列写入公安机关职能；1996年刑诉法修订时明确，“公安机关经过侦查，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的案件，应当进行预审，对收集、调取的证据材料予以核实”。2013年开始施行的新刑诉法，这条规定原封不动。

自1996刑诉法第一次大修之后，公安机关开始推行“侦审合一”，聂海芬所带的预审大队，就隶属于刑侦支队。但无论分合，预审存在于侦查程序中，但有别于侦查且责任重大。在“侦审合一”后，对办案警察的要求是：既能侦查，又会预审。

1979年公安部制定的《预审工作规则》称，预审人员的职责是，查明嫌疑人有罪或者无罪，查明犯罪情节的轻重，正确地认定犯罪性质和罪名，检验核实侦查所获的罪证材料是否确凿，“保证不放纵敌人，不冤枉好人”。按照浙江省公安厅徐定安的说法，预审承担的是破案后、移送起诉前对相关证据材料审核把关并形成诉讼卷宗的职能。

按照规则，预审人员对被捕的嫌疑在二十四小时以内，必须进行审讯，“对证人所陈述的事实，应当问明来源和根据”；对嫌疑人的申诉和嫌疑人提出的反证，都要认真查对处理。预审员在发现不应该逮捕的时候，还应立即报告领导人予以释放。

广州《羊城晚报》记者曾拿出聂海芬照片给张氏叔侄看，二人均很确定地表示，“没见过”。记者追问有无被女警官提审过，二人均坚决否认，叔叔说“从头到尾都没有女人审过我”，而侄子说，只有在提取DNA鉴定时，“一个女警员来给我取了指甲、毛发”。

南方周末记者在本案的案卷记录和一线侦查材料中，也没有找到聂海芬的名字。

在此案中，预审的一些禁止性规定，也没得到执行。最明显的莫过于，禁止刑讯逼供，而像袁连芳这类协助公安机关侦查的特殊人员，原则上“不得作为证人”。

作为预审员的聂海芬，成了“神探”。预审作为刑事侦查的第一道屏障，则不幸失守。

不过，在杭州的公安系统，不少人对聂海芬报以同情和肯定态度。有人就提到，她现在的职务还是大队长，依然在一线工作。

2011年7月，在浙江省广播电台的《我是党代表》节目中，这位现代“女提刑官”再次登场。节目举的两个案子，都是讲述她如何突破嫌疑人的心理防线，使其认罪伏法。

“不放过一个坏人，不冤枉一个好人。”在节目中，她再次道出自己的座右铭。

但对于一个预审员来说，这句话作为座右铭是否合适？在5月6日《人民法院报》所载最高法副院长沈德咏的文章中恰好对这句话有所论述：“我们的观念中常有„不冤枉一个好人，不放过一个坏人‟的认识，但要有效防范冤假错案，做到„不冤枉一个好人‟，让无辜者获得保护，那就有可能会„放过‟一些坏人，这种制度风险是客观存在的，在这个问题上社会各方面都要有心理准备，这也是维护刑事司法公正、防范冤假错案必须要付出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