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抗日战争共产党的的一些事情

第一篇：关于抗日战争共产党的的一些事情

关于抗日战争共产党的的一些事情

毛泽东在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七日在陕北洛川会议上的讲话摘要

“要冷静，不要到前线去充当抗日英雄，要避开与日本的正面冲突，绕到日军后方去打游击，要想办法扩充八路军、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要千方百计地积蓄和壮大我党的武装力量。对政府方面催促的开赴前线的命令，要以各种借口予以推拖，只有在日军大大杀伤国军之后，我们才能坐收抗日成果，去夺取国民党的政权。我们中国共产党人一定要趁着国民党与日本人拼命撕杀的天赐良机，一定要趁着日本占领中国的大好时机全力壮大，发展自己，一定要抗日胜利后，打败精疲力尽的国民党，拿下整个中国。“

”有的人认为我们应该多抗日，才爱国，但那爱的是蒋介石的国，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祖国是全世界共产党人共同的祖国即苏维埃（苏联）。我们共产党人的方针是，要让日本军队多占地，形成蒋、日、我，三国志，这样的形势对我们才有利，最糟糕的情况不过是日本人占领了全中国，到时候我也还可以借助苏联的力量打回来嘛！“

”为了发展壮大我党的武装力量，在战后夺取全国政权。我们党必须严格遵循的方针是“一分抗日，二分敷衍，七分发展，十分宣传”。任何人，任何组织都不得违背这个总体方针。“!彭帅因为发动百团大战，一直到解放后都备受批评（其理由竟然是因为

毛泽东在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七日在陕北洛川会议上的讲话摘要

“要冷静，不要到前线去充当抗日英雄，要避开与日本的正面冲突，绕到日军后方去打游击，要想办法扩充八路军、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要千方百计地积蓄和壮大我党的武装力量。对政府方面催促的开赴前线的命令，要以各种借口予以推拖，只有在日军大大杀伤国军之后，我们才能坐收抗日成果，去夺取国民党的政权。我们中国共产党人一定要趁着国民党与日本人拼命撕杀的天赐良机，一定要趁着日本占领中国的大好时机全力壮大，发展自己，一定要抗日胜利后，打败精疲力尽的国民党，拿下整个中国。”

“有的人认为我们应该多抗日，才爱国，但那爱的是蒋介石的国，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祖国是全世界共产党人共同的祖国即苏维埃（苏联）。我们共产党人的方针是，要让日本军队多占地，形成蒋、日、我，三国志，这样的形势对我们才有利，最糟糕的情况不过是日本人占领了全中国，到时候我也还可以借助苏联的力量打回来嘛！”

“为了发展壮大我党的武装力量，在战后夺取全国政权。我们党必须严格遵循的方针是”一分抗日，二分敷衍，七分发展，十分宣传“。任何人，任何组织都不得违背这个总体方针。”!

彭帅因为发动百团大战，在党内一直备受批评（其理由竟然是因其所发动的百团大战，暴露了八路军的实力）。

第二篇：学习和理解抗日战争与共产党的发展

抗日战争与中国共产党的发展

【内容摘要】

八年的全民族抗日战争是中国共产党发展史的转折点。抗日战争没有使刚刚年满十六周岁的年轻的中国共产党走向消亡，相反的是，中国共产党从容地接过历史赋予她的使命，在抗日烽火中发展壮大。她成功地把当时中国的国情与马列主义相结合，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这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和国民党进行第二次合作，共同抗日，并不断地加强党的建设，快速地发展党员，形成了一套属于她自己的理论——新民主主义理论。最终，在她的领导下，中国人民赢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关键词】党的建设

第二次国共合作 新民主主义理论 【正文】

抗战胜利是中国共产党发展史上极具历史意义的里程碑，历时八年之久的全民族抗战是中国共产党发展壮大的关键时期，八年抗战使中国共产党逐渐地走向成熟。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中国共产党抗日前后力量的对比、中共在国共的第二次合作中的地位与党形成的新民主主义理论这三大方面得到充分的体会。

首先看中国共产党抗日前后力量的对比。全国抗战爆发之前，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主要集中在红军和陕甘宁边区及其他一些小块根据地。在全国范围内，党的力量十分弱小，尤其是位于国统区的大多数党组织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极力破坏，此时，党的发展几乎停滞不前。随着抗战的发展，广大人民群众的觉悟到国难当前，惟有拿起自己手中的武器，配合中国共产党进行抗日，才能保家卫国，抵抗日本侵略者的入侵。党意识到了这是加强自身发展的难得的机遇，于是大力加强党的建设，发展党的组织，不仅在党领导的军队和根据地内快速地发展党员，而且在国统区和沦陷区积极努力地恢复和建立党的组织。到1938年底，共产党员人数由3万发展到50余万，此时党在全国范围内有着广泛影响。应该说，党员的发展逐渐从“多”数量转到“高”质量上来。到40年代初，党进行了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教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的整风运动，启动了一系列加强具有中国特色的党的建设的“伟大的工程”。这使全党特别是党内的高级干部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广大党员的思想政治素质和组织纪律明显增强，同人民群众建立了“鱼水之情”。至抗日战争结束时，中国共产党已成为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拥有120多万党员的全国性大党。

其次，在国共两党合作方面。众所周知，国共的第一次合作是在1924年。这年1月，由孙中山先生主持的国民党一大的召开，标志着国民党改组的完成和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建立，开创了国共合作进行大革命的新局面。但很快，在1926~1927年这一年的时间内，伴随着“三二〇”事变与“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等事件的发生，第一次国共合作宣告破裂了，随之导致大革命的失败。抗日战争爆发后，抵御外侮，救亡图存，成为全国各民族、各阶级、各政党最为紧迫的任务。中国共产党以拯救中华民族的危亡以己任，高举起抗日民族战争的伟大旗帜，积极推动与国民党的第二次合作。1937年9月22日~23日，随着中共中央宣言和蒋介石谈话的发表，宣布了国共两党以抗日为目标携手合作，标志着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毛泽东曾对此次的国共两党的合作给予高度评价，指出：“这在中国革命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这将给予中国革命以广大的深刻的影响，将对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发生决定的作用。”对比国共两党的两次合作，我们发觉，在国共的首次合作中，是以大多数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陆续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在此次合作中，中共始终处于被动的地位，因此不久就形成了国民党 “三二〇”、“四一二”的反共逆流。而中共在第二次国共合作中地位平等，中共还占据着主动的地位。究其原因，中共以拯救中华民族为己任，赢得广大人民群众的信任；而国民党由于其阶级立场所使然，十分害怕群众性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发展越出控制范围，尤其害怕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力量发展壮大，会危及自己的统治地位，便蓄意制造一起又一起摩擦事件，因此不得民心。古人云：“得民心者得天下。”中共赢得了民心，不断地审时度势，并制定对付各种复杂局面以及可能发生的突然事变的一系列原则、政策和策略。因而在八年抗战这一时期内，在天时、人和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不仅成为抵抗日本侵略者的中坚力量，而且快速地发展了自己，为后来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另一方面，在抗日战争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获得了巨大发展。其中，较为重要的是毛泽东提出的完整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等著作中，毛泽东深刻地说明了中国革命的规律和特点，精辟分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时代背景和革命的对象、动力、领导、目的、前途等根本问题，建构了比较完备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形态，并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法宝——统一战线、武装建设、党的建设，他还巧妙地阐述了三者的关系：“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战胜敌人的两个基本武器。统一战线，是实行武装斗争的统一战线。而党的组织，则是掌握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这两个武器以实行对敌冲锋陷阵的英勇战士。”

抗日战争极大程度上考验和锻炼了中国共产党，使中国共产党的威望空前提高。自此，中国共产党已经能够比较正确地掌握中国革命的发展规律，恰当而纯熟地处理各种复杂问题，在党的建设上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成为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强大的马列主义政党。

第三篇：抗日战争中牺牲的部分共产党将领

抗日战争中牺牲的部分共产党将领

左权 １９０５年出生，湖南人，黄埔军校一期毕业，１９３５年加入中国共 产 党，时任八路军副参谋长兼任第二纵队司令员，１９４２年五月二十五日在山西辽县麻田牺牲

邓振询 １９０４年出生，江西兴国人，１９２７年出生时任中共江西省委副书记，新四军苏南军政委员会书记兼任行政公署副主任１９４３年八月三日在江宁县牺牲

彭雪枫 1907年出生，河南镇平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 产 党，曾任红军师长，时任新四军第四师师长兼任淮北军区司令员，1944年九月十一日，在河南夏邑八里庄于日军作战时牺牲。

杨靖宇 1905年出生，河南确山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 产 党，曾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兼任政治委员，时任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总司令兼任政委，1940年二月二十三日，与日军作战时牺牲。

赵一曼 1905年出生，四川宜宾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 产 党，1927年被派往苏联学校，1930年回国从事地下工作，曾任哈尔滨工会代理书记，时任抗日联军第三军第三团政委，1935年冬与日军作战时被俘，1936年八月二日在珠河县牺牲。

赵尚志 1908年出生，辽宁朝阳人，黄埔军校毕业，1925年加入中国共 产 党，曾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军长，时任抗联第二路军总指挥。1942年二月十二日在鹤立县作战牺牲。

项 英 1898年出生，湖北武昌人，1922年加入中国共 产 党，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处书记。时任中央东南局书记兼任新四军副军长。1941年在皖南事变中与三月十三日被叛徒杀害

龙树林 1911年出生，江西上饶人，1930年参加工农红军并加入中国共 产 党，1933年到苏联伏龙芝军事大学学习。回国后曾任红军教导总队训练处主任，时任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挺进队政治部主任，1939年五日，随三支队在度江北上江都县牺牲。

田守亮 1916年出生。安徽六安人，1929年参加红军1930年加入中国共 产 党，曾任红十五军团师长，时任新西军第三师第八旅旅长，1941年三月十六日在赴延安中，在连云港北海面牺牲

朱文立 1900年出生，广西百色人，1930年参加红军，曾任红军团参谋长，时任新四军第十五师十五旅副旅长，1942年一月在汉阳牺牲

刘别生 1915年出生，江西安福人，1927年参加红军，时任新四军第四十八团长，苏浙军区第一支队司令员，1945年六月四日，在浙江新登战役中牺牲。

刘宗英 1912年出生，江西兴国人，1929年参加红军，1931年加入中国共 产 党，曾任红军师政治部科长，时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六八五团长，1940年牺牲

严昌英 1913年出生，湖北人，1930年参加红军，曾任红军团长，时任新四军第一师三旅七团团长，1943年九月在江苏兴化县唐子镇牺牲。

杨文翰 1896年出生，江西横峰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 产 党，曾任县委书记，时任游击大队长兼任政委，1940年被捕，九月牺牲。

李东光 1902年出生，吉林浑春人，1930年加入中国共 产 党，曾任中共南满临时特别委员书记兼任宣传部长，时任中共南满省委组织部长，1937年七月六日在清源县牺牲。

李延平1903年出生，吉林延吉人，1932年参加救国军，曾任抗日救国军支队长，后组织派往苏联学习，回国后，任东北抗日联军第四军代理军长兼任第一任师长，1938年十月在与日军作战时牺牲。

巫恒通 1902年出生，江苏句容人，1938年加入中国共 产 党，曾任苏南第五行政专员公署专员兼任新四军新三团团长，1941年八月，在被日军俘后壮烈牺牲

吴 琨 1910年出生，四川万县人。1930年参加红军，曾任红军团长，时任新四军第三支队六团副团长，1939年九月在江阴牺牲。

吴载文 1911年出生，福建宁化人，1929年参加中国共 产 党，1931年参加红军，曾任新四军苏北指挥部第三纵队三团政委，时任新四军第一师七团政委，1941年四月十六日，在江苏盐城牺牲。

张学文 1915年出生，安徽霍丘人，1931年参加红军，曾任红军团长，时任新四军第七师游击支队副队长，1943年七月二十四日在安徽盛家桥牺牲。

陈芳明 1909年出生，湖南人，1929年参加红军，曾任红军营长，时任新四军第四十一旅三十一团副团长，1943年五月二十七人在安徽蒙城县牺牲

陈翰章 1913年出生，吉林敦化人，1932年九月参加抗日救国军，同年加入中国共 产 党，时任东北抗日联军师长，时任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第三方面军指挥，1942年十二月在吉林镜泊湖南湖头战斗中牺牲

范子侠 1908年出生，江苏丰县人，曾在国 民 党队任团长，九一八事变后投奔冯玉祥，1939年10月接受中共领导，改编为八路军，时任太行军区独立第十旅旅长兼任六分区司令员，1943年三月十二日在沙河县与日军战斗中牺牲。

范钦洪 1906年出生，福建永定人，1930年加入中国共 产 党，1934年参加红军曾任永定县书记，红军营教导员，时任新四军第六师十六旅政委，1943年在反扫荡中牺牲

林英坚 1908年出生，安徽金寨人，1929年参加红军1930年加入中国共 产 党，曾任红军二六三团长，时任新四军第二师五旅十三团长

易元鳌 1904年出生，湖北红安人，参加红军后坚持在豫皖地区三年游击战争，曾任手枪队长，时任新四军挺进纵队独立团长，1941年三月在安徽宿松县许家岭战斗中牺牲

周乐生 1911年出生，江西乐安人，1929年参加红军，1930年加入中国共 产 党，曾任红军团政委，时任新四军六十十七团政治处主任，1942年在苏南反扫荡中牺牲。、周启邦 1917年出生，江苏铜山人，1937年参加革命，曾任新四军团政委，时任新四军第四师宿东游击支队政委，1942年四月二十三日在安徽灵壁县牺牲

郑行剡 1912年出生，湖北红安人，1929年参加红军，1932年参加中国共 产 党，曾任红军营教导员，时任新四军淮南军区独立团政委，1941年十月在江苏六合县蚂蚁山战斗中牺牲

赵伊坪 1910年出生，河南堰城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 产 党，曾任中共豫东特委书记。时任中共西北区党委秘书长。1939年三月五日牺牲

钟效培 1914年出生，江西兴国人，1931年加入中国共 产 党，曾任中共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副部长，时任中共山东分局青工委书记，1942年十一月十一日在反扫荡中牺牲

聂庆泰 1904年出生，湖北黄安人，1929年参加中国共 产 党，1930年参加空军，曾任红军营政治教导委员，时任新四军五师十四旅四十二团政治委员。1942年五月在漕河镇牺牲

顾士多 1915年出生，河南罗县人，1931年参加红军，曾任红军团长，时任新四军第四支队九团团长，1940年安徽无为县牺牲

桂逢州 1914年出生，四川省人1932年参加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 产 党，曾任红军参谋长，时任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参谋长，1940年在安徽无为县照明山牺牲

柴世荣 1894年出生，山东胶县人，九一八事变后投奔东北救国军，曾任东北救国军第四路军司令员，抗日联军第五军军长，时任苏联北野营八十旅四步兵营长，1943年牺牲

徐世奎 1911年出生，湖北礼山县人，1930年参加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 产 党，曾任三十九师师长，时任新四军第四师七团政治委员，1940年九月在龙王山中牺牲

郭 敏 1912年出生，江西吉水县人，1929年加入中国共 产 党，1930年加入中国共 产 党，曾任红军团政委，时任新四军一师四团政委，1943年一月十七日在战斗中牺牲 高捷成 1912年出生，福建厦门人，1931年参加红军，1934年加入中国共 产 党，曾任冀南税务局总局长，时任冀南银行总行长兼任政委，1943年五月牺牲

曹德辉 1913年出生，江西省人，1930年加入红军，曾任红军团政治处主任，时任新四军第六师警卫团政治委员，1941年九月二十六在江苏江阴县和兴街战斗中牺牲

萧辉锡 1917年出生，湖北阳新人，1931年加入中国共 产 党1931年加入中国共 产 党，曾任红军团政委，时任新四军第七师十五团政委，1942年五月在安徽无为县牺牲。

黄 杉 1913年，安徽桐城县人，1937年加入中国共 产 党，曾任政治教导员，时任新四军第七师副团长

黄金德 1912年出生，湖北通城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加入中国共 产 党，曾任中央鄂南中心县县委书记，时任新四军鄂南独立五团政治委员，1941年在鄂城牺牲。

梁云天 1903年出生，江西吉安人，1928年加入中国共 产 党，曾任红军营长，时任新四军第五师三十八团副团长，1941年八月在湖北礼山牺牲。

曾仁文 1907年出生，江西吉水人，1931年参加红军，曾任红军师政委，时任八路军后勤部参谋主任，1943年五月在山西前线牺牲。、蔡 武 1917年出生，四川阆中人，1933年参加红军，曾任红军支队政委，时任新四军五师独立团团长，1941年九月在河南信阳牺牲

廖海涛 1909年出生，福建上杭人，1929年加入中国共 产 党，曾任闽南红军第七支队政委，时任新四军第十六旅政委，苏南军政委员会主席，1941年一十月二十八日在江苏牺牲

熊梦辉 1911年出生，江西兴国人，1929年参加红军，曾任红军支队长，时任四新四军二支队三团团长，1941年二月在安徽无为县牺牲

冯达飞 1899年出生，广东连县人，黄埔军校毕业，曾任红八军代理军长，时任新四军教导总队长，1941年在皖南事变中牺牲

朱 镜 1901年出生，浙江觐县人，日本帝国大学毕业，1928年五月加入中国共 产 党，曾任中共上海局宣传部长，时任新四军宣传教育部长，在皖南事变中牺牲。

许权中 1895年出生，陕西临潼人，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曾任西安警备二旅副旅长，时任第四集团军中将参议，1943年在陕西被特务杀害

刘 英 1903年出生，江西瑞金人，曾任红军抗日先遣队政治部主任，时任中央浙江省省委书记，1942年二月八日被捕，五月八日被杀害于永康县

刘一鸿 1906年出生，安徽马鞍人，时任新四军第六师四十六团副团长，1943年五月在苏南牺牲。

刘治国 1915年出生，湖北枣阳人，1931年参加红军1934年加入中国共 产 党，时任新四军第十九团参谋长，1942年十二月八日在江苏涟水战役中牺牲

刘群先 1907年出生，江苏无锡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 产 党，后于博古结为夫妻，曾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女工部长，时任中央长江局工会主任，1941年在莫斯科被德机轰炸牺牲

刘震英 1917年出生，广西田东人，1930年参加红军，曾任红军团长，时任新四军第一支队第六团政治处主任，1939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在江苏丹阳牺牲

杜印宪 1916年出生，湖北钟祥人，时任新四军第五师十三旅政治部主任，1943年九月在湖北净山县南山被杀害

李 复 1908年出生，江苏宜兴人，时任新四军江南指挥部独立第二团副团长，1940年在江苏武进牺牲

李子芬 1910年出生，福建晋江人，1932年参加红军，曾任红一军团政治部组织部长，时任新四军政治部组织部长，1942年五月在上饶集中营被杀害

李和辉 1915年出生，江西吉水人，1930年参加红军，时任晋察哈军区第十九团团长，1940年八月三十一日因为参加战斗病情加剧牺牲

李宗南 1913年出生，直隶人，时任新四军豫皖挺进纵队独立团参谋长，1940年五月二十五日牺牲

邹耀堂 1915年出生，湖北阳新人，1930年参加红军，曾任红军营长，时任新四军第六师四十七团参谋长，1941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在江苏牺牲

汪德安 1912年出生，河南商城人，1929年参加红军，时任新四军淮南军区定远总队副队长，1942年一月二十九日在安徽定远牺牲

张正坤 湖南浏阳人，1929年参加红军曾任红军团长，时任新四军第四支队司令员，1941年在上饶集中营被杀害

张有来 江西余干人，1929年参加红军，曾任红军团政治处主任，时任新四军苏北军区滨海总队政治处主任，1943年三月十八日，在赴延安途中牺牲

陈宗胜 1911年出生，湖北礼山县人，1930年参加红军时任新四军第哦师五旅十三团副团长，1943年八月十七人在江苏六合县牺牲

周子昆 1901年出生，广西桂林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 产 党，曾任红三军军长，时任新四军参谋长1941年在皖南事变中被叛徒杀害

赵伯华 1902年出生，湖南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 产 党，曾任广东海陆丰地区红二团团长，时任新四军第六师十一团参谋长，1941年七月十五日在江苏江阴牺牲、胡 荣 1906年出生，湖南平江人，1927年参加红军，时任新四军第三纵队政治委员，1941年在皖南事变中牺牲

胡发坚 1908年出生，江西吉安人，1929年参加红军，曾任红一军团一师参谋长，时任新四军一支队参谋长，1939年三月十五日在江苏武进县牺牲、姚泽洪 1915年出生，湖北黄安人，曾任红军军工部部长，时任新四军第五师四十四团参谋长，1943年五月在湖北黄岗牺牲、袁国平1905年出生，湖南邵阳人，黄埔军校毕业曾任红八军政委，时任新四军政治部主任，1941年一月在皖南事变中牺牲、黄 诚 1914年出生，直隶安次县人，曾任清华大学救国委员会主席，一二九运动中任清华东西游行队伍总领队，随后任北平学联主席，时任新四军政治部秘书长1941年在皖南事变中牺牲

黄 骅 1911年出生，湖北阳新人，1929年参加红军，曾任红军团长，时任冀鲁边区副司令员兼任第一一五师教导第六旅副旅长，1943年六月在河北新海县牺牲

黄 道 1900年出生，江西横缝人，1923年加入中国共 产 党，曾任中共闽赣省委书记，时任新是一军驻赣办事处主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1939年五月二十三日在江西铅山河被杀害

符竹庭 1913年出生，江西广昌人，1928年加入中国共 产 党，曾任红一军团第二师政治部主任，时任八路军一一五师教导二旅政委，滨海区政委，1943年在江苏牺牲

彭 雄 1915年出生，江西永兴人，1929年参加红军，曾任红一军第四师参谋长，时任新四军第三师参谋长，1943年三月十七日在连云港牺牲

鲁雨亭 1900年出生，河南永城人，曾任国 民 党军法处长，1939年加入中国共 产 党，时任新四军第六支队第一大队长，1940年四月一日在河南永城牺牲

熊桐柏 1920年出生，湖北黄安人，1932年参加红军，曾任红军营长，时任新四军第五师四十二团团长，1941年十月在河南信阳青山店牺牲

李延平1903年出生，时任东北抗联二路军第四军代理军长，1938年牺牲

陈翰章 1913年6月14日出生敦化县，时任第一路军第三方面军指挥，1940年十二月八日于湾沟村牺牲 柴世荣 1894年出生，山东胶县人，时任抗联二路军第五军军长，1943年夏秋之际，柴世荣在执行任务中不幸牺牲。

王光宇 1911年出生，吉林德惠人，时任抗联第四军副军长，1938年12月，在五常县九十五顶山与敌遭遇，激战中，壮烈牺牲

陈锦秀，河南省固始县人，1912年出生，时任115师344旅688团团长，1938年1月22日牺牲于河北省平山县温塘镇

叶成焕，河南省光山县人，1913年出生，时任129师386旅772团团长1938年4月16日牺牲于山西省武乡县长乐村

第四篇：抗日战争

抗日战争下的中国

AP0903226吴玩玲

1937年7月7日，发生卢沟桥事变，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由此开始。自此，日本开始大举进攻，使中国的大片土地沦为日本的殖民地。日本在其占领区实行残暴的殖民统治。

日本对中国的大规模侵略和在中国部分地区的殖民统治，犯下了空前严重的罪行，给中华民族造成了极为深重的灾难。经济上，抢占耕地，低价掠夺粮食。日本侵略者还大肆掠夺占领区的土地及农产品。他们还推行“粮食出荷”政策，对农产品实行严格的统制和垄断，强迫农民将粮食等主要农产品廉价出卖給伪政府，保证日军的需求外，大部分粮食被运回日本国内；垄断工业，掠夺工矿资源。他们一方面加紧对沦陷区民族工业及资源的掠夺,一方面增加对军事工业及与掠取资源有关的工矿业的直接投资。其基本指导思想是发展东北,开发关内,以最快的速度掠夺中国的经济资源,为其漫长的军事战线提供急需物资；掠夺金银，滥发纸币；在文化上，实行奴化教育，企图以此来达到泯灭中国民众的民族意识和反抗精神，维护其殖民统治的目的。在政治上，在华北推行“治安强化运动”，华中“清乡运动”。日军还在其占领区掳掠和残害中国劳工，强迫一些中国妇女充当“慰安妇”。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犯下的罪行罄竹难书。据不完全统计，战争期间，中国军民伤亡3500多万人；按1937年的比值折算，中国直接经济损失1000多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5000多亿美元。

面对日本的野蛮侵略，中国人民毅然奋起，英勇抵抗。中国人民在九一八事变后开始后开始的局部抗日战争，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卢沟桥事变是中国全国性抗战的开始，中国在东方开辟了世界第一个大规模的反法西斯战场。在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机关头，与当时国民党当局采取的不抵抗主义形成鲜明的对照，中国共产党率先举起了武装抗日的旗帜。抗日战争是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统一战线旗帜下，由中国各族人民和海外华侨广泛参加的全民族抗战。由于统一战线的存在，四亿五千万人民都动员起来，投身到反对日本法西斯侵略战争的洪流中，集中全国的财力物力于一个目标——抗日，日本侵略者因此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注定了他它必然失败的命运。早在1936年7月16日，毛泽东在接受美国记者斯诺采访时，就曾说过中国战胜并消灭日本帝国主义的实力将主要是依靠中国人民的大联合。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政治上，由于日本企图独占中国，全面发动侵华战争，使中国国内阶级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亡国灭种的威胁给中国一切政党和一切政治派别都提出了“怎么办”的问题。中国共产党首先主动摒弃前嫌，呼吁“无论各党各派间在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的不同，无论各界同胞间有任何意见上或利益上的差异，无论各军队间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敌对行动，大家都应当有‘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首先大家都应当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并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主张。第三党等中间势力认为，“国内任何矛盾，都大不过日本帝国主义者与中国的矛盾；各党派的任何分歧，都不能否认集中力量反日的必要”，并指出“现时中国一切的党派中，没有任何一个党派，具有单独负荷反日使命的力量。因此，‘反日阵线’只能由各党派各社团共同集结而成，决非某一党派所能包办”。在日本的步步进逼下，国民党的政策和态度也发生很大变化，甚至表示“在存亡危急之秋，更不应计较过去之一切，而当使全国国民彻底更始，力谋团结，以共保国家之生命与生存”，“对于国内任何派别，只要诚意救国，政府无不开诚接纳”，从而在实际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同意两党建立合作关系，共同抗战。可见，是抗日战争促成了国共两党的重新合作，催化了中国合作性政党政治和政党关系的恢复与发展。经济上，抗日战争对中国经济产生了重大影响。中日经济力量的悬殊，是日本敢于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基本条件。日本侵华战争的残酷破坏，野蛮掠夺，给中国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１０００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达５０００亿美元，大大地延缓了中国现代化和工业化进程。抗战期间，中国人民开展了对敌经济斗争。国民政府通过建立大后方基地、采取有利农业发展的措施、实行经济统制政策等，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通过开展对日物资禁运、破坏敌伪掠夺计划、发展生产、货币斗争、贸易斗争等措施，打破了敌人“以战养战”政策，增强了抗战的经济力量，为最终取得胜利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在文化上，中国文化虽然在抗日战争时期遭受巨大的战争创伤，但自五四时期开始高涨的新文化运动并没有中断，而是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救亡主张的导引下，进入以动员民众抗日救亡为主要任务的抗日文化新阶段。抗战文化的新发展一方面表现为各种抗日文化社团大量涌现，遍及各抗日根据地和后方各地，社团的规模也盛况空前，有力地推进了抗战文化的发展；另一方面是在文艺理论上突显时代性和现代性，强调文艺界和文艺要为抗战救亡这一最大的时代主题服务，文艺的战斗性明显增强，民族性也非常突出。文化界在利用戏剧等旧文艺形式进行抗战宣传的同时，也对旧文艺进行了改造，就文艺的大众化和传统文化艺术的现代性转换作了有益的尝试。与此同时，新文艺通过从大都市到小城市、从城市到乡村的转移和“文艺下乡”运动等途径得到大力推广，成为推动抗战的重要力量。抗日救亡不仅成为这一时期新文艺的主要目标和主体内容，而且成为新文艺发展的主要推动力。以新文艺运动为主流的抗战文化的发展是中国文化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仍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处于军阀混战时期，不过蒋介石的中华民国得到了暂时的象征性的统一，却依然政治腐败，贪官四起。社会上贫富差距十分大，有钱的就越有钱，没钱的就越穷，当时中国的货币财源只掌握在部分人，给中国的经济带来严重的损害。还有日本军队四处占领城市，给城市经济带来了毁灭性的破坏，使战后的中国工业经济都十分猥琐，十分落后。抗日初期，中国文化中的马克思主义在工人中广泛传播，共产党依靠马克思主义发动了南昌起义，建立红军，走向辉煌。中国抗日初期还有繁荣的新文化，各地文物都纷纷出土，对部分朝代的考古学也十分兴盛，可惜日本侵略者的打击，中国的文化从那个时候开始衰败下来。

第五篇：抗日战争

陈述性内容

1、总述

中国抗日战争（Anti-Japanese War），又称为日本侵华战争。是指在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由于日本帝国非法入侵中华民国引发的战争，主战场在中国大陆，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事之前与期间，最终以日本投降而告终。

这场战争在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名称。中华民国政府及多数华人称其为八年抗战、中日战争等等，简称抗战，中国共产党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称其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日本称其为日华战争（日语：日中戦争）或支那事变（支那事変），西方国家多数称其为第二次中日战争（把甲午战争称为“第一次中日战争”）。

2、战争经过

一、战争背景(1)矛盾深远

1894年甲午战争以中国战败告终，中国与日本签署了马关条约，日本利用条约中从中国夺得的赔款2.3亿银其中的80%利用来发展军事，从此日本开始加强对中国的侵略。1900年，因为庚子事变问题，日本作为八国联军的主力之一，占领天津、北京，并利用《辛丑条约》在京、津一带驻屯重 兵。1904年到1905年，日本在日俄战争中获胜，把俄国建立的旅顺口要塞攻占，并于对马海战中重创俄国波罗的海舰队，从俄国手中夺取了在中国东北的特权，更加加强了日本的野心。1910年日韩并合，更使日本有朝鲜作为侵略中国的跳板。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对德国宣战，入侵胶州湾的德国势力，进而占据山东。1915年，跟袁世凯签订《二十一条》，彻底取代德国在山东的特权。1928年，日本以保护侨民为名，试图阻止国民革命军北伐，炮轰南城，与中国北伐军发生交战，造成济南惨案，杀害了中国外交部山东交涉员蔡公时等十六人。最后，在蒋中正表面惩办参战主要军官之后，日军退出济南。

（2）“攘外必先安内”

时隔三年，1931年7月23日、九一八事变前夕，蒋介石发表《告全国同胞书》，号召“攘外必先安内”，“故不先灭赤匪，恢复民族之元气，则不能御侮；不先削平粤逆，完成国家之统一，乃不能攘外”。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趁张学良调动东北军主力入关参加中原大战留驻华北之机，由司令本庄繁亲自策划，在沈阳附近的柳条湖破坏了一小段南满铁路，诬蔑此为中国国民革命军所为，当夜向沈阳北大营之国民革命军发动进攻，标志着“柳条湖事变”，又称“九一八事变”的爆发。驻防沈阳的中国东北军参谋长荣臻、张学良声称奉了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严禁部下对日军作战（晚年虽承认是他自己的决定，但究其根本原因，仍是迫于蒋介石及其“中央军”的压力），但团长王铁汉等仍率部进行了抵抗，还有黄显声领导的沈阳警察成为东北为数不多的给予日军打击的武装力量。但他们皆战不胜日军，翌晨全城即告陷落，警察们在缴械之后大多被屠杀。东北主要军事负责人张学良引咎降职，后赴欧洲躲避舆论谴责。而大敌当前，蒋介石思想上犯了重大错误，坚持“攘外必先安内”，处于一定的战略思想“以空间换取时间”，但忽略了国人的抗日热情，推行“不抵抗政策”（此处有争议，一些资料上也说是少帅张学良决定的）。中共趁机加紧发展，在湘赣等地建立起多个“苏区”，并不断扩大.1931年11月7日，中国共产党在苏联国庆日在中央苏区创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首都设在江西瑞金）。此后，蒋介石不断发动对苏区的“围剿”，想消灭红军，但结果以“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而告终。

（3）危机重重

事变两个月内，日军占领中国东三省诸多主要城市，除在黑龙江遭到马占山部等的强烈抵抗之外，并未遭受重大损失。九一八事变后，中国东北民众自发组织了大量东北抗日义勇军抵抗日本军阀侵略，这些抵抗得到了关内民众同情和声援。部分中国学者视九一八事变为抗日战争的开始。1932年3月，日本在东北建立满洲国，其傀儡政府名义上的领导人是清朝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这政权其实是关东军拥有，他们以日満亲善大使作占领东北的借口，以继续进行侵略。国民政府面临“北有日军、南有共军，交相呼应，同时进逼”的危局。各地军人亦各自为政，不听中央调遣，山东韩复榘与刘珍年、陕西杨虎城与马青苑、四川刘湘与刘文辉，各起冲突，蒋费尽心机，“居中调停”，实为借机扩大地盘。

1932年1月28日，日本海军陆战队进攻上海闸北，一二八事变爆发。驻守上海的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粤军）在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的带领下展开回击，张治中率第五军（中央军）增援上海，双方陷入僵持。2月28日，英国、法国、美国三国公使介入调停。5月5日，中日双方签署《淞沪停战协议》，规定中国国民革命军不得驻扎上海，只能保留保安队，日本取得在上海驻军的权利，参与抗战的主力国军第十九路军不得不离开上海，赴福建剿共，第五军则撤退至苏州、南京一带，日本历来以压迫蒋介石惩办抗日军队的手段来打压中国军民抗日士气。6月，日本军阀全部退回日租界。日本军阀在中国北方的军事行动并没有停止，并将军队开进长城一线，进犯热河、察哈尔两省，史称“长城事变”。

1933年1月，日军进占山海关，开始向中国关内进攻。热河省会承德遭到袭击，仅10余天即告陷落，驻守热河的国军主要是东北军万福麟等部，抵抗意识极差。驻守平津的西北军第二十九军宋哲元率部抵抗，中央军第十七军军长徐庭瑶率所部3个师北上参战。同年5月，日本军阀向察哈尔进攻，并一度占领察北重镇多伦，然而不久冯玉祥和吉鸿昌发起组织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经过5天的激烈战斗，夺回多伦，并成功将日本军阀驱赶出察哈尔，保证了长城一线战事的基本稳定。二十九军、十七军等部队虽然奋勇抵抗，终不敌装备精良的日军和伪“满洲国”部队，长城抗战失利。5月31日，中日签署《塘沽协定》，国民革命军退出热河和冀东，日本打开了通往华北的大门。

1934年6月9日，南京日本总领事馆书记官因个人原因，出走藏匿，欲自杀。领事馆扬言“应由中国政府负完全责任，如无生还之希望，则日方将撤回侨民发动自卫。”并将上海的日本宪兵派往南京，日舰云集下关江面。由于领事馆的一名从事抗日组织情报收集工作的中国人员詹长麟提供的可靠消息，首都警察厅调查课长赵世瑞于紫金山一山洞中寻获藏本，而平息了事端，史称“藏本事件”。1935年5月，日本中国驻屯军声称天津亲日报刊《满洲晨报》社社长白逾桓、《国权报》社社长胡思溥被杀，是中华民国政府所为，不久又诬指受中国政府援助的东北义勇军进入《塘沽协定》中规定的非武装区（实际上当时的东北义勇军为独立的武装），再次出兵南下。蒋介石为避免事态进一步扩大，派遣大亲日派何应钦与日方梅津美治郎签订《何梅协定》，在部分满足日本要求的情况下，保证“取缔全国一切反日团体及活动”。同年9月，日本再度制造舆论，要求“华北五省（察哈尔、绥远、河北、山西、山东）自治”。因应这个事态，1935年10月4日，日本冈田启介内阁通过《鼓励华北自主案》，发表《鼓励华北自主案》，扶植当地的汉奸殷汝耕设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防止“赤化”。以上史称“华北事变”，它是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标志。

（4）第二次国共合作

1933年12月，福建蔡廷锴、李济深及其十九路军组织“中华共和国临时革命政府”，与红军签署《抗日停战协定》，力图挽救危局，史称“福建事变”。但由于蒋介石勾结日伪军对这支革命武装进行血腥镇压，加之当时中共领导人奉行的“左”倾关门主义政策，福建事变最终失败，蒋介石撤销了十九路军的番号，十九路军这支名扬四海的抗日部队的历史到此结束了。国民政府对日本的态度激起了中国国内许多人士的不满，这给刚刚完成长征的中国共产党带来了扩大影响力的机会。1935年底，中共中央召开了瓦窑堡会议，决定按照共产国际在西班牙的活动，以建立统一战线为方式抵御法西斯国家的侵袭。该年底，毛泽东发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不仅确定了这条统一战线的确立方式和理论基础，也提出吸取中国大革命时期的教训，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权掌握在共产党人手中。中共开始抛弃左倾的关门主义，主动和合围陕北根据地的东北军张学良、西北军杨虎城部磋商结成抗日反蒋的军事同盟。并借助各种渠道与国民党中央试探妥协的可能性。

一二九运动中学生在北平的活动同年12月9日，北平学生在共产党的宣传领导下，针对日本即将设立的非法政府“冀察政务委员会”展开了大游行。上万名学生在北平附近高呼口号，要求国民政府停止内战，联合抗日。冀察政务委员会内定的负责人宋哲元镇压了这次学生运动。在这种形势下，冀察政务委员会宣布延期设立，并极大的提高了共产党在中国尤其是华北地区的声望。这次学生运动的大部分骨干后来成为八路军和中共的新生力量，包括黄敬、李昌、谷景生、宋黎等。

但蒋介石依然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意图，并调遣撤回关内的东北军和西北军继续围攻共产党的陕北革命根据地——希望非嫡系军队和共产党的争斗两败俱伤。在此情况下，张学良及西北军将领杨虎城决定接受共产党的联合抗日主张。1936年12月，蒋介石亲自来到西安“督战”，12月12日，张、杨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对蒋介石实施“兵谏”。亲日派何应钦认为时机已到，积极鼓吹讨伐张杨，欲置蒋介石于死地，夺取全国最高统治权。一旦如此，全国就将爆发更大规模的内战，这正是日本人希望看到的。这次事变最后在国民党、共产党和其他势力的协商下，得到和平解决，国共两党也达成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协定，成为日后影响抗日战争的关键因素之一。西安事变后，红军、东北军、西北军的三位一体联盟被蒋介石瓦解。张学良被蒋扣押，杨虎城被迫出国，东北军被调往兰州、河南、安徽等处，被完全拆散。红军从陕北南下，占领了西安附近地区。周恩来、叶剑英、博古代表中共中央开始和国民党中央展开关于合作的谈判。大批在十年内战期间被关押的共产党政治犯被释放，其中最著名的是薄一波和陶铸。中共中央派遣刘少奇到天津指导北方局工作，刘少奇很快打开了华北地区的统战局面，号召平津学生支持宋哲元抗日。蒋中正开始全面积极加速进行抗战的政治、军事、经济准备，这包括在上海至南京一带修建了三道国防工事，进口了大量德国装备武装中央军。

二、战争经过

（1）战略防御阶段

第一阶段：从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到1938年10月广州、武汉失守，是战略防御阶段。

1、卢沟桥事变揭开了全国抗战的序幕。

中华民国最高统帅蒋中正在庐山先後发表谈话7月16日、17日，中华民国最高统帅蒋介石在庐山先后发表《对于芦沟桥事件之严正表示》谈话，表示：“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救国家生存。最后关头一到，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地无分南北，年不分老幼，皆有守土抗战之责！”，至此表明了对日本军阀挑衅的退让底线。7月28日、30日，日本军阀相继占领北平、天津，第二十九军退守保定一线。平津一带的大学纷纷迁移。7月31日，蒋介石发表《告全体将士书》：“……和平既然绝望，只有抗战到底”，宣告战争已经全面爆发。

2、正面战场的展开

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定下了“以空间换时间，积小胜为大胜”的大方针，为了吸引日本把侵略重点放到日军难以施展的山川河流众多的东南，利用山川河流众多的地形抵消日军装备训练优势，尽量消灭日军有生力量，避免在利于日军装备训练优势发挥的地势平坦的华北平原与日军作战，扩大战场，分散敌军兵力，为中国争取部分战争主动权，蒋中正决定在上海发动战争。中国国民革命军扮作保安队进入上海市区。日军则以保卫租界为名，占领租界外的地区。8月13日，冲突爆发。遭日军轰炸的上海南火车站日军在1937年8月派出上海派遣军（三个月后增加到50万人），开始向上海进攻；中华民国则共派出中央军精锐和大批内地省份部队（但由于蒋介石与这些部队的司令关系恶劣，所以装备极差。而参加者包括川军、滇军、桂军、粤军、湘军等）合计70万人，与日军血战三个月之久，粉碎其“三月亡华”之战略，此即为淞沪会战。指挥凇沪会战的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先是冯 玉祥，后蒋中正亲自兼任。11月20日，中国国民革命军在伤亡25万人之后，被迫撤退，上海自此沦陷；由于下达撤退命令过于仓促，后方国防工事交接发生失误，加上中国抗战初期的军队训练素质极低，引致撤退演变为溃败。同一天，中华民国政府立即宣布将首都和所有政府机构由南京迁往陪都重庆，而军事作战中心则是先迁往武汉直到武汉会战后再迁往陪都重庆。虽然第二次淞沪会战中国方面在战术上是失败的，但是在战略上却成功的将日军吸引于中国东南，使日军主力陷入山川河流众多的地形，消耗甚大，导致日军无实力占领全部中国。上海国民革命军的持久抵抗，掩护了党政机关、学校和大批工商企业转移内地，为抗战保留了元气。

南京大屠杀

1937年的南京，日军暴行在上海遭到约4万伤亡的日本军队，在同年12月13日侵占南京，由于守将唐生智不久便弃城逃亡，所以南京城于4天后陷落。日军以持续数月的南京大屠杀作为摧残中国民众士气的手段，由于战争前夕中国国民革命军把所有逃生的方法都堵塞了，结果间接导致约三十万无辜的中国人被日本军队残暴地杀害（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统计为26万）。下令进行南京大屠杀的日军上海派遣军（后改称华中派遣军）司令官是松井石根，杀戮最严重的第六师团师团长是谷寿夫。

同年9月，日本为夺取山西丰富的煤炭资源，派出10余万陆军展开进攻。国民政府因应组织展开了太原会战，由于当时中国共产党的总部位于不远的延安。根据9月的国共合作协议，共产党奉命派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林彪115师协助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

1937年底，南京陷落之后，中华民国国民政府节节抵抗。但是因为山东省主席韩复榘临阵脱逃，致使黄河防线失守，山东大部失陷，交通要点仅剩鲁南的滕县、台儿庄。于是，1938年1月14日，蒋介石将其枪毙。

1938年2月，日军华北方面军企图南下和华中派遣军会合。中国国民革命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地区与日军激战，史称徐州会战。3月，第五战区司令李宗仁令川军王铭章所部防守滕县，因无援兵，滕县失守，王铭章师长自杀殉国。李宗仁队以西北军孙连仲第二十六路军在徐州以北的台儿庄与日军反复争夺，以西北军张自忠部五十九军和庞炳勋军团掩护台儿庄的右翼临沂战场，以中央军汤恩伯军团卷击台儿庄日军侧背，最终取得台儿庄战役的胜利，以毙伤日军一万多人的战果成为中华民国抗战以来最大的胜利，日军精锐第10师团遭到毁灭性打击，精锐第5师团遭到重创。但是南北两线日军源源不断增兵，这次胜利没有扭转徐州战场的局势。

黄河花园口决堤5月19日日军占领徐州，6月6日占领河南省会开封。6月9日，蒋中正命令在花园口炸开黄河南岸大坝，史称黄河花园口决堤。此举虽然暂时阻挡了日军南下，但是也造成了黄河下游的大规模水灾，造成上百万民众直接死亡或间接因饥荒而死，造成不知情的当地民众对国民党的不满。战后蒋中正调拨了大量资金修复黄河大堤，史称“黄河归故”，即恢复故道。参与会战的国民革命军分路撤退，粉碎了日军的合围企图，至此，徐州会战结束。会战后，有一部分国军留在鲁南苏北敌后战场，后蒋中正下令组建苏鲁战区，以东北军于学忠为战区司令。这部分国军坚持到1943年，被日伪军压迫，与中共军队摩擦也告失利，被迫退出鲁南苏北。华北日军除以主力进攻山东津浦线方向外，还以一部向河北平汉线追击，宋哲元率部节节抵抗，最后退至黄河以北的豫北地区。

1938年8月至10月的武汉会战是中日战争中规模最大的会战，参战日军达30多万人，中国军队达110万人，战争中日本损失8万人，因病减员8万人，由此丧失了战略进攻的能力。国民革命军大部脱离战场，安全撤退，一部留在大别山区敌后坚持游击，主要是桂系军队。武汉会战中，中国军队最大的胜利是兵团司令薛岳指挥的万家岭大捷，日军第106师团遭到毁灭性打击，阵亡4000人。10月21日，在大亚湾登陆的日军占领广州，第七战区司令余汉谋部退至粤北地区。10月25日，湖北重镇武汉三镇相继陷落。中国国民政府的作战中心迁往重庆继续抵抗。

日军在占领武汉和南方的广州后，战线拉长，无力作进一步大规模的战略进攻，转入休整。在会战期间，以卢作孚为首的民族企业家运送了大批军队及作战物资到前线，并将武汉地区的大批工业装备和人员转移到四川，在敌机狂轰滥炸下的川江航线为抗战胜利立下了殊勋。此外，苏联航空志愿队参加了 保卫武汉的空战。武汉会战迫使日军大本营不得不重新调整对华战略，改为政治诱降为主、军事进攻为辅的战略，以求尽快结束所谓的“中国事变”。政治诱降的主要对手是国民党总裁汪精卫（但到了1940年日本发现汪精卫政府在中国国内影响力甚小，且无法左右抗日力量最强的黄埔系军队，于是将蒋介石选定为诱降对手，但终未成功）。在历时4个多月的武汉会战中，中国军队伤亡40万人，中国军民以巨大的牺牲迎来了战争的战略相持阶段。

（2）战略相持阶段

第二阶段：从1938年10月至1943年12月，是战略相持阶段。

随着战局的扩大，战线的延长和长期战争的消耗，日军的财力、物力、兵力严重不足，已无力再发动大规模的战略进攻。敌后游击战争的发展和抗日根据地的扩大，使日军在其占领区内只能控制主要交通线和一些大城市，广大农村均控制在以八路军、新四军为主的中国军队手中。1938年9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问题，批判和克服了王明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坚持了独立自主的原则，保证了抗日战争的胜利进行。在此阶段，日本的侵华方针有了重大变化：逐渐将其主要兵力用于打击在敌后战场的八路军和新四军，而对国民党政府则采取以政治诱降为主的方针。日本侵略军集中了大部分兵力和几乎全部伪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了残酷的“大扫荡”。抗日根据地军民开展了艰苦的斗争，坚决地进行反“扫荡”、反“蚕食”斗争，敌后战场逐渐成为抗日战争的主要战场。在日本政府的诱降下，国民政府内亲日派头子汪精卫公开投降。同时日本的作战方针一改再改，由最早的“三月亡华”，转变为1938年11月第二次近卫声明的“东亚新秩序应由中日共同主导”、“共同防共”、“经济提携”等，并声称只要答应和解，就从华中、华南撤军，华北在名义上属于中国。日本仅用少量的资源即能引诱中国农工阶层加入皇协军的队伍，创造出大量的伪军，在经济上也诱惑资本受损的中国资产阶级，向他们开放日军占领区的实业投资。面对这些因素，中国国民政府中开始不断出现“中日和解”的声音。同年底，第三次近卫声明发表，除了更为温和的语气外，将建立“大东亚新秩序”的部分义务分担给中国，透过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的调停，藉以从侧面诱导国民政府和谈，并承诺和谈成功后废除在华不平等条约，归还租界。日本态度的转变引起了包括欧美国家与中国的注意，其中欧美研判三次近卫声明的目标由中国转向苏联，这样的行动将有助于各国的利益，与慕尼黑协定类似，希望将日本的战火燃烧到苏联的土地上，因而欧美各国开始向国民政府派遣游说团进行劝说，希望蒋介石在各方利益没有太大损失的情况下，与日本达成停战协议。受此影响，主张与日本媾和的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到达越南。他在1938年12月29日发表“艳电”响应近卫声明，提出与日本“恢复和平”。作为当时中国的第二号人物，汪精卫在战争最为紧张之时的这番言论，被视作公开的叛国投降，中国抗战的士气受到巨大打击。1939年1月1日，中国国民党召开临时紧急会议，永远开除汪精卫党籍并撤销其一切职务。之后发生“河内刺汪案”，蒋介石派出特务企图暗杀而不果。3月，汪精卫在军统策划的刺杀事件中生还，这使得他彻底投向日本，并于5月在上海与日方开展秘密谈判，年底秘密签订《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1940年，汪精卫在日本的保护下来到南京，以“还都”的名义于

3月30日成立“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同时日本发动了扫荡重庆外围的随枣会战和枣宜会战，希望国民政府能尽速投降。在这场危及战时陪都重庆的战役中，国民革命军第33集团军司令张自忠将军殉国。1940年夏，蒙古族展开了自发的抗日斗争进入相持阶段之后，日军由于军事进展过于迅速，兵力和后勤补给均不敷使用，只能保证对主要城市和军事据点，以及主要交通线的占领。

1939年9月，纳粹德国军队向波兰不宣而战，引发法国、英国向德国宣战，标志着绥靖政策的破产，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爆发。欧美列国放弃了将法西斯国家力量引向苏联的企图，一反早先要求中日和谈的态度，支持中国国民政府进行抗战。但德国军队进展超乎人们预料，连当时的欧洲强国法国在1940年6月22日迅速宣布投降，德国迅速组织力量对英国展开袭击。世界各地的战况均有利于法西斯。这一时期中国也出现了广泛的悲观倾向。在这种情况下，国共两党展开了不同形式的宣传，鼓舞抗战士气。其中三次长沙会战对日军造成重大打击；1941年薛岳指挥的第三次长沙会战歼灭日军5万多人。这一度改变了当时中国国内的抗战士气。一些不受国民政府指挥的民兵组织（如中国共产党、蒙古抗日游击队等）也开始逐步壮大。

敌后战场开始大多为国民党的地方部队所占据。另外还有民间与共产党等抗日团体，而敌后地区也成为各抗日武装的势力范围。随着日本对敌后大规模扫荡以及蒋介石“曲线救国”策略的影响，国民革命军敌后控制区大大减少﹐日军没有足够兵力长期守住这些地区。而八路军、新四军利用其灵活的游击战技巧生存下来，成为插入敌后的一把尖刀，使敌军不得安宁。

随着汪精卫等投日，几十万敌后的地方军阀部队投日，也有一部分不满意国民政府者投向共产党的部队。共产党成为敌后游击战的重要力量。至1940年7月，共产党已发展至近40余万人，并拥有约1亿人口的抗日根据地和近200万的民兵组织，这些部队除了反对日军之外，也经常出现各种摩擦，但究其原因，仍是蒋介石的地方顽固势力所挑起。百团大战后，日军推行治安强化运动，华北日军兵力达到47万[来源请求]，并集中了傀儡政权中投入战场的全部军队。为应对共产党方面的游击战术，采用了“保甲制”来断绝共产党军队与当地民兵的接触，设立无人区，进行极为野蛮残暴的“三光政策”，甚至使用违反国际法的生化武器来作战。共产党面对日军扫荡的压力下，全军实行战略转移，化整为零保留实力，开展各种形式的反“扫荡”斗争，如著名的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破袭战等。日军因无法找到八路军、新四军以及民兵武装，便把参与扫荡任务的日军为基础，发动一号作战，以消灭中国有生力量。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美国珍珠港后，日本的战略重心从中国转变为美国。翌日，美国向日本宣战，并呼吁世界各国对日本实施贸易制裁。12月9日，中国正式向日本宣战。不久之后，除了与日本保持中立的苏联以外，英国等同盟国也对日本宣战。从此中国不再独立对日作战，抗日战争正式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部分。美国加入二战后，通过滇缅公路和“驼峰航线”从缅甸、印度向中国运送了大批作战物资，支持中华民国继续抗战。

世各国的介入对中国而言带来了巨大的利益，这也是因为英美出于本身利益考虑而希望中国拖住日本陆军主力。因此，中国与英国签订了友好同盟条约，并与英、美等国签订协定废除了部分不平等条约，令重庆国民政府的国际地位上升。

香港时间12月8日早上8时，即珍珠港事件后仅数小时，由酒井隆指挥的日本军队从深圳向香港发起进攻，香港保卫战于此开始。12月25日，港督杨慕琦率驻港英军投降，香港沦陷。同时，日本在国内进一步征兵动员，将战场扩大至荷属婆罗门（今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英、荷、美在东南亚的殖民地，夺取当地产量丰富的石油、橡胶等战略资源。并派兵向英国远东军进攻，接连攻克英国统治下的殖民地；并在暹罗湾发动主力决战，将威尔士亲王号战列舰击沉，标志着日本在东南亚地区的扩张已无人能敌。

日本方面不满足于控制东南亚的油气资源，同时注意到滇缅公路对中国战场的意义，转而出兵缅甸，想意图切断滇缅公路，孤立中国。此时英国在远东的军队已无力抵抗日本的进攻，转而向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求援。于是，罗斯福与蒋中正磋商组建了盟军中缅战区，由蒋中正兼任司令，中国派代理司令长官杜聿明率10万名集合中国精锐力量的中国远征军（主要是第5军和第66军）进入缅甸与日本作战。原本中英两国军队预定在曼德勒筹划与日军会战，但是日军先夺取了英军控制的仁安羌，使得英军开始向印度方向退兵，于是日军迂回至国民革命军背后，令中国远征军右翼暴露，结果联合作战失利，远征军第5军被迫撤退到印度，第66军撤退回国。这次战斗中，黄埔将领戴安澜师长牺牲。最终缅甸被日本占领，滇缅公路中断，10万远征军经血战只有4万余人安全撤离。而杜聿明被召回，美军兼任中缅战区参谋长的史迪威将军和第5军的师长孙立人、廖耀湘则留下继续负责在印度编练军队。

1940年3月，他 在南京成立了伪国民政府，组织伪军，协同日本侵略军进攻抗日根据地。同时，国民党的反共倾向也日渐增长，蒋介石采取“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掀起了三次 反共高潮，妄图消灭共产党和敌后抗日根据地。中国共产党坚持“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方针，领导解放区军民一面抗击日伪军的“大扫荡”，一面打退了国民党的三次反共高潮，巩固和发展了抗日根据地。

开罗会议三巨头1943年11月，中美英三国元首在埃及开罗开会，通过《开罗宣言》，要求战后日本归还占领中国的所有领土，包括台湾及其附属岛屿。至1943年12月，日军在兵力严重不足的情况下，被迫收缩战线，华北方面军停止向抗日根据地的进攻。

（3）战略反攻阶段

第三阶段：从1944年1月解放区战场局部反攻至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是战略反攻阶段。

1944年，共产党领导的敌后军民在华北、华中、华南地区，对日伪军普遍发起局部反攻。与此同时，国民党正面战场却出现了大溃败的局面，先后丧失了河南、湖南、广西、广东等省的大部分和贵州省的一部。

日军在太平洋战场的形势恶化，兵力不足与物资紧缺到惊人的程度：橡胶、钢铁被列为国家资源，禁止向民间出售；华北地区的资源生产遭到当地民兵与八路军连续不断的袭扰，绝大多数地区丧失了生产能力。为了取得东南亚地区的物资，必需打通中国沿岸的航线，于是日本发起了豫湘桂会战。日本华北方面军轻易击溃汤恩伯在河南省的大军，第36集团军总司令李家钰阵亡，结果日军打通了平汉线之河南至武汉段。之后，华中日军乘胜追击，在第四次长沙会战中击败薛岳，一路追击至湖南南部重镇衡阳。黄埔将领方先觉率部顽强抵抗47天，最终城破，方先觉自杀未遂，后被俘。华中日军与华南日军又联手发起桂柳战役，一路占领广西，打通湘桂铁路，最后打到贵州独山，震动重庆；另一路则从衡阳南下与广州北上的日军打通了粤汉铁路。全国舆论哗然，各界痛斥。此役日军事先精心准备，兵力也经过大大补充；国民革命军一方面因为长期的“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另一方面精锐部队被史迪威调往西南战场，加之腐败成风、军人素质低下，导致豫湘桂会战的大溃败。日军最终控制了华南交通动脉粤汉铁路，将“大陆交通线”完全打通。

豫湘桂溃败的同时，中国远征军和中国驻印军发动了滇西缅北大反攻。1944年5月，由卫立煌将军指挥的中华民国远征军强渡怒江，发起滇西反攻，先后攻克日军坚固防守的松山、腾冲、龙陵，收复西南失地。

（4）日本战败投降

1945年2月，英、美、苏签订《雅尔塔协定》，规定在欧洲战争结束后三个月内，苏联应对日宣战。中国没有被邀请参加。由于美英是以牺牲中国的主权（如承认外蒙古独立），来换取苏联对日出兵的条件，也被称为“远东慕尼黑”阴谋。

1945年2月以后，虽然日本军阀在豫湘桂会战后已基本上打通了大陆交通线，但是由于经常受到来自于内地的美国空军的攻击，再加上太平洋战场已日益吃紧，盟军正逐步逼近日本本土，于是为了消灭美军在中国的飞机场以维持大陆交通线的通畅并早日结束中日战争以集中全力于本土防卫，1945年3月起日军先后发动豫西鄂北会战和湘西会战。在河南，日本军阀于3月下旬从豫中会战之后的防线以东向西发动攻击，其前锋一直冲到西峡口。在湖北，3月日本军阀向西北部发动攻击，于4月8日攻陷老河口；不过之后国民革命军随即发动反攻，收复了除老河口之外所有被日军占领的地区。在湖南，日军以空军基地芷江为目标，于4月向湖南西部发动攻击，但是在国民革命军抵抗之下，日军遭受大挫败而退回原阵地。之后国民革命军乘胜追击，向广西地区发动反攻，于5月27日收复南宁，6月29日收复柳州，7月27日收复桂林，8月收复广西全境。此外，国民革命军原本预定于8月收复广州以打通中国对外运输要道，因为日本投降而未实行。

1945年7月26日，美、英、中三国共同发表波茨坦公告，敦促日本无条件投降，否则将予以日本“最后之打击”。由于此时美国的原子弹已试验成功，美国新总统杜鲁门对于苏联的参战并不抱太大兴趣，所以未邀请苏联协商或署名，造成苏联颇为不满。

1945年8月6日，为了避免采取大量伤亡的登陆战以及在先苏联一步拿下日本本土，美军在日本广岛投下第一枚原子弹，3天后又在长崎投下第二枚原子弹。苏联红军也根据《雅尔达密约》，随即在8月8日对日宣战，发动八月风暴行动，并立刻于于8月9日出兵中国东北。此时的日本关东军兵力仅有70万人部署在中国东北和朝鲜半岛，苏联红军投入到远东战场则多达150万人，双方的装备也相差悬殊，于是苏联红军在中国东北横扫日本关东军。

同时，由于美国的核武打击与苏联军队的参与，中国内部开始有人感觉到抗日战争终结之日即将到来。毛泽东主席发表《对日寇最后一战》，抗日战争进入全面大反攻阶段。将原本分散的抗日根据地一一连通。国民党方面也在美军空运、海运帮助下，迅速占领各大城市，接受日本投降。共产党军队则接收经营许久的中小城市、乡村地区，但是在苏军协助下也收复了一个省会城市张家口。而且八路军、新四军因为长期敌后抗战的缘故，控制了大量铁路干线，增加了远在西南方面对敌正方的国民革命军接收日占领区的难度，为日后解放战争打下了坚实基础。1945年8月15日正午，日本裕仁天皇通过广播发表《终战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8月16日，苏军总参谋部发表声明指出：“日本天皇8月15日所发表的投降声明，仅仅是无条件投降的一般宣言，并未向武装部队发布停止敌对行动的命令，而且日本军阀仍在继续抵抗，因此，日本尚未实际投降……远东苏军将继续对日攻势作战。”此段时间，由于日军的敢死队出动，导致苏联伤亡颇为惨重。战事直到8月23日苏军占领旅顺港口才真正结束。

9月2日，日本外相重光葵在美国军舰密苏里号上正式签署投降书。9月9日，在南京陆军总部举行的中国战区受降仪式上，日本驻中国侵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代表日本大本营在投降书上签字，并交出他的随身佩刀，以表示侵华日军正式向中国缴械投降。至此，抗日战争胜利结束。

评价性内容

抗战时期中国社会背景：当时国民政府的外交是基本成功的，力促美国修改中立法，限制对日贸易，尽量争取财政援助。国民政府施展了种种手段，力图操纵中美关系的发展方向，使中美关系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就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走上了中国所期望的道路。抗战前期，中国还撇开意识形态的分歧，争取到了苏联的大规模援助，并尽可能地延缓德国与日本的靠拢过程，从德国也获得相当数量的军事物资。这些举措最大限度地孤立敌国、争取友邦的外交方针应该说是明智的，并基本取得成功。

近代历史上，中国由于政治腐朽与经济衰退，无法遏止西方列强的侵略与压迫，在列强一次次进攻面前败下阵来，最后引起列强的瓜分狂潮。在列强强加的不平等条约体系的束缚中，中国一步步沉沦，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到抗日战争开始时，中国的国际地位无足轻重，在世界事务中无力发挥作用，没有与强国平等对话的资格。虽然中国人口众多，仍被国际社会视为一个弱国。在日本军队大举入侵、中国面临亡国危险的紧急关头，过去曾经是一盘散沙的中国达到了空前的团结，“前线将士，牺牲流血。各党各派，精诚团结。各界人民，协力救亡”，形成了谋求国家独立解放的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到了抗日战争后期，特别是在国际社会规划战后世界格局的时候，情况发生了根本性变化。1942年1月，26个反法西斯国家在华盛顿签署《联合国家宣言》。尽管英国与苏联对中国的大国地位尚有怀疑，但美国认为中国已成为同盟国四强之一，力排众议，主张中国在宣言中领衔。而在1943年的开罗会议上，美国总统罗斯福在谈话中表示，中国应作为四大国之一参加此后的国际机构，而中国也确实以大国身份积极参与筹划当时及战后的重大国际事务。特别是在计划、筹备成立联合国的过程中，中国成为主要的发起国和创始国。1945年6月26日《联合国宪章》签字后，中国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中国国际地位的这种变化，是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中经过长期浴血奋战获得的。正是由于中国战场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显示出重要的军事价值，由于中国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贡献，才使中国取得了在国际事务中相应的发言权。近年来，对于中国的抗战如何牵制日军主力向东南亚的转移及与德国的配合；中国的持久抗战如何导致日本陆军主力改变实施进攻苏联的战略，使苏联避免两线作战，得以全力对德作战；中国如何在本身承受巨大军事压力的情况下，从反法西斯战争全局考虑，派出中国远征军协助英军在缅甸作战；以中国军队为主体的盟军如何在缅北最早发起反攻；中国战场如何与太平洋战场互相配合、互相呼应、互相支持，使日本侵略者处于腹背受敌的两线作战，从而加快日本法西斯的失败等问题，越来越成为抗日战争史研究的重要课题。研究这些课题，使中国的抗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有机地融合起来，不仅深化了抗日战争史的研究，更重要的是从理论上论证了抗日战争是中国从弱到强的转折点，是中国与中华民族复兴的枢纽。

战争胜利意义：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人民一百多年来第一次取得反对外来侵略斗争的胜利。它大大增强了全国人民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的抗战，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中国的国际地位提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