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养老问题研究文献综述（共5则）

第一篇：中国农村养老问题研究文献综述

中国农村养老问题研究文献综述

邱梅芬行政管理09022103090218

摘要：当前，随着中国老龄化程度的加剧和大量务工人员的进城，农村的养老保障问题也日趋突出。研究解决好农民的养老问题，对经济建设、现代化建设及国家社会的稳定都有重大的意义。因此，本文整理总结了近年来学者对农村养老问题的研究文献，对各派观点予以归纳和评述，并提出自己的相关看法及需进一步解决的问题，希望对中国农村养老保障的改革有所帮助。

关键词：农村；养老保障；模式

研究目的和意义

根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农村65岁以上的老龄人口占农村人口的7.35%，已超过城镇1.05个百分点。另据预测，我国老年人口将以每年3%的速度递增，到2020年，我国老年人口将达到2.3亿，约占总人口的15%，劳动人口与老年人口的赡养比将下降到1:2.5。随着老龄社会的到来，农民的传统养老观念已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农民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主力军，为我们的经济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同时它也是最需要保障的社会阶层之

一。研究解决好农民的养老问题，是关系到农村经济、社会能否持续稳定发展的大问题。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及农村老龄化程度的加剧，原有的家庭保障、土地保障、集体保障构成的三角型保障体制逐步瓦解，于是养老问题显得更为紧迫。而长期以来，人们对于中国“三农问题”的关注多侧重于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方面，对于农村的社会和政治问题涉及较少。目前看，农村社会稳定仍然是全社会稳定的基础，仍然是关系到国家经济发展和现代化进程的现实问题，因此对农村老年人的养老问题进行探讨就具有一定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与农村养老保障有关的研究

一、农村养老保障研究的发展状况

20世纪20年代，我国著名社会学家潘光旦先生就做过养老的相关调查，并于1947年撰写了《论老年人问题》一文，这是中国社会学界第一次论及老年人问题。但国内真正全面地研究养老问题是始于20世纪80年代。总体来看，国内学者对城镇养老保障问题的论述较多，而对农村养老保障问题研究则相对较少。根据查阅的文献，我国农村养老问题研究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1.是对农村养老保障模式的初步探讨。当时农村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对传统养老保障方式产生巨大冲击，需要改造传统养老模式并发展其他的养老方式。相关研究集中于影响和冲击农村传统养老模式的因素分析和必要性分析。比如说万忠德的《21世纪我国农村养老模式的构建与前瞻性思考》，成海军的《中国农村养老方式的现状与前瞻》等。他们都对农村家庭养老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了自己对养老模式改革的看法。

2.是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分析阶段。当时政府推出农村社会

养老保险方案，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由试点逐步进入推广阶段。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理论和实践分析上，在研究必要性和可行性的基础上，又提出了种种配套措施。包括张晓燕《对加强中国养老保障制度建设的思考》，左学金《面临人口老龄化的中国养老保障：挑战与政策选择》，薛妮《陕西省宝鸡市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实践及其完善》，谢冬水《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制度变迁与创新分析》，卢海元《中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立条件分析》，陈志国《发展中国家农村养老保障构架与我国农村养老保险模式选择》。这些文献都深刻详细地分析了养老保险制度优点和不足，对我国的养老保险改革有很大作用。

3.是对家庭养老、社会养老和社区养老等各种养老模式的研究阶段。1998年政府机构改革后，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由民政部移交给劳动与社会保障部，受有关政策变动的影响，一些地区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陷入困境，农民的疑虑和不信任增加。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中国农村养老保障模式的选择上，提出了一些比较适合我国农村实际情况的养老模式，但由于农村的特殊性，养老模式还需要进一步的探讨。主要著作有袁春瑛《现阶段我国农村养老保障的更改选择——家庭养老、土地保障与社会养老相结合》，徐勤《农村的家庭养老能走多远》，穆光宗《“3+2”养老工程：中国特色的综合养老之路》，黄明媚的《对中国农村养老方式的初探》，蔡笑腾、白海军的《家庭养老缺失及我国农村养老策略构想》李思思、甘卓群的《中国农村养老问题探究——以陕西省宝鸡地区为例》，王国军《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必要性与可行思路》等。在家庭养老面临挑战的前提下，他们通过调查和研究对养老模式进行了探索，提出了居家养老、集体养老、养老保险等多种方式，而这些方式有的付诸实践，有的还需进一步的完善，以便更好的解决养老保障问题。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一）国内研究现状

近年来，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的日趋加剧，逐渐成为中国的一大社会问题，对农村养老保障问题的研究也越来越受到学者的重视。学者们都从不同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研究，概括起来，主要包括农村家庭养老的研究，农村社会养老保障的研究和农村养老模式的研究三个方面。

1．农村家庭养老的研究

家庭养老一直是农村传统的养老方式，其形成有着特定的文化和经济背景。

（1）文化背景

万克德论证了家庭养老在中国农村的丰厚的文化底蕴和历史渊源。[1]文中运用史料考证的方法论论证了“孝”在传统家庭中的重要作用。姚远运用考证法较为详细地论述了中国家庭养老是在弱化。【2】弱化的文化标志是，家庭养老正在从文化模式演变为行为模式，认为建立社会主义敬老文化是强化家庭养老的重要方面。王家春认为人类社会养老模式可大致分为两大主要模式：一是以欧洲为代表的高福利为主要特征的福利养老制度。一是以中国为代表的以家庭养老为主的养老方式。此文论述了“孝”不仅构成了中国儒学的核心，而且也构成了中国家庭养老的基础。

（2）经济背景

左学金针对家庭养老出现的问题认为应通过相关政策进一步鼓励家庭养老。如土地分配和遗产继承制度，保障儿女在结婚后承担父母的赡养义务。张仕平用抽样调查和对比的方法的得出具有说服力的结论：中国农村家庭养老的主导地位不仅具有心理文化根源，而且具有现实的法律和经济基础。[3]

2．农村社会养老保障的研究

农村社会养老保障的研究文献主要集中于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研究上，包括养老保险的可行性研究以及养老保险模式的选择

（1）养老保险的可行性研究

观点一:在农村建立起全面的养老保险制度条件已具备

据尚长风的推算，如果按照分批、分期、逐步推进的做法，只要以财政收入总额的 1% 左右就基本上能够解决农村养老保险对资金的需求。[4]卢海元认为只要对现行农村发展政策进行微调，政府就能既承担起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财政责任，又收到增加农民收入、启动农村市场、实现经济良性循环等多重政策效果。[5]申策和John Williamson提出建立一个覆盖全国农村的最低社会养老金制度的构想。[6]该构想不要求受益人付费，开始时养老金额要低，并考虑到地区之间收入水平的差别。这一想法的实施有利于加快农村脱贫，提高农民生活水平。

观点二：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条件尚不具备。

王国军运用保险精算技术对社会养老保险的可行性进行论证，结果是我国当前总体上不具备全面建立农村社会年金保险的条件。但由于我国区域差异较大，东部的区基本上具备投保条件，中部地区个别省份具备投保条件，整个西部几乎都不具备投保条件，因而在条件不成熟的地方，农村养老保险应缓行。【7】杨翠迎、张晖等人认为目前建立全国范围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障是不可行的，只有东部和中部一些省份才具备开展这项工作的条件。[8]

（2）养老保险模式的选择

模式一：分类分层。郑功成认为，一个较为合理的政策取向是对农村居民的社会养老问题进行分类处置，优先考虑已经非农化、城市化的农村户口劳动者，优先考虑响应国家号召的农村计划生育夫妇，优先在发达地区推进农村社会养老

[9]保险制度的建设和发展。陈志国认为中国应该改变目前农村既定的社会养老保

险制度模式，在经济较发达的农村地区可实施与城镇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接近的制度形式；在农村中等收入地区，农民的个人账户养老金可通过购买商业保险养老金产品来实现。总之，在一种渐进的动态整合中，逐步实现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与城镇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整合统一。[10]

模式二：“三结合保障”。杨翠迎认为，在中国社会经济转型的特殊时期，需要发挥家庭养老、社会养老保险、社区养老三种主流保障方式的合力作用，方能解决中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障的需要。中国农村养老保障的出路在于根据不同地

区的经济水平建立不同的养老保障模式，而且重点在于解决养老资金来源的问题。[11]袁春瑛认为，在中国目前的社会经济条下，多管齐下，提高土地的保障能力，使传统的家庭养老保障功能得以发挥，并在此基础上立足各地实际，分类推进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设，将家庭养老、土地保障与社会养老三者结合，才是最重要的。[12]

模式三：创新制度。卢海元指出，“实物换保障”是根据不同的对象，以特定方式将其拥有的农产品、土地和股权等实物转换为保险费，分别设计现实可行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方案。年轻农民实行“产品换保障”；老年农民和被征地农民实行“土地换保障”；进城农民工实行“产品换保障” + “土地换保障”的“双轨制”；乡镇企业职工实行“股权换保障” + “产品换保障” + “土地换保障”。[5]闫艾茹和孙洁认为，根据中国国情，政府目前不可能为农村社会养老保障提供巨额的财政补贴。建立个人账户储备积累、缴费确定型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是在总结试点经验的基础上，根据中国国情和农村实际做出的现实选择，也符合国际养老保险的发展方向。[13]

（3）关于养老保险研究的评论

第一，社会养老保险的作用已不容忽视。不过大量文献主要集中在对农村养老保险定性分析，缺乏从定量角度分析农村养老保险的可行性，而且学者偏重对发达地区的研究，对欠发达地区的养老保障问题的讨论十分缺乏。

第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模式仍处在争论之中，还需要不断的探索。在认可中国农村有条件建立社会养老保险以及政府应该承担该责任的基础上，学者提出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地对待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建立，从农村的实际出发，建立全面的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养老保险制度。

3.农村养老模式的研究

王国军的“三维”模式认为应该消除目前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实现城乡社会

[6]养老保险的有机衔接。景天魁的“基础整合”模式具体到养老保障，就是以“最

低生活保障线为基础，整合多元福利”。其主张把基础养老金和最低生活保障线统一起来，以便明确政府、企业与个人的责任。谭克俭的四种机制的模式，他对社会养老保障机制、社区养老保障机制、家庭养老保障机制和个人养老保障机制逐一进行了分析。穆光宗则提出了“3+2”养老工程的概念，即“以家庭养老、社会养老和自我养老为依托或者作为基本养老方式、积极发展社会化养老事业和社会化助老事业，以期在最综合的框架中解决好以多样化需求能不能以及如何得

[14]到满足为其实质的养老问题”。徐勤从农村家庭养老所面临的种种问题出发，强调“从长远的观点看，应该大力发展农村社会养老”。[15]万克德认为稳步实行“家庭——社会”养老双轨机制，才是我国农村养老的现实选择。坚持家庭养老为主，家庭养老与社会养老相结合，才是符合我国国情的农村养老的理想选择。

[1]成海军认为未来我国农村应建立以家庭养老为基础，社会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为主体，社会救助、社会照料和社会福利服务为补充的社会保障体系。[16]

此外还有些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和理论出发，设计我国农民的养老保障模式，如“内敛型养老保障模式“等。学者们见仁见智，提出的观点各有各的依据，总

体看来关于养老模式的研究呈现提法多，但同一性少的特点。这些模式是否真正可行，还需要实践的检验和衡量，需要我们进一步地研究探索。

（二）国外研究现状

国外学者对谁应该为老年人提供照料服务一家庭还是公共责任一给予了特别的关注。研究表明，家庭成员仍然是老年人获得照料的主要提供者。而且，随着老年人寿命的延长，子女对父母的照料越来越普遍。

有学者通过对欧盟国家的研究，提出了“国家和家庭共同负担长期照料”的对策性建议。也有学者认为，在家庭结构不再胜任老年照料任务时，社区应成为提供支持和保障的可靠去处。罗伯特·凯恩对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和德国等四个国家的老年政策进行了比较分析。她指出“前3个国家用同一语言且有相同的传统，而后者则许诺对长期护理将与急诊护理一样列入普及的保险项日。”但是“许多主要的社会计划是不能留给个人和私人方面的，它们要求有集体的行动以使其成为个人负担得起的计划。政府不是操纵者，而应作为协调者对此项努力负很自然的职责。在对老年人经济保障的研究中，詹姆斯主要关注了家庭和政府的协作关系。他指出，“世界将近一半的人口生活在绝对贫困中。贫困老年人则是一国的主要贫困群体，而且以农村老年人和老年妇女为最。”

老年福利政策是国外学界关注的另一个重点，尤其是现行福利政策、存在问题及解决方法方面。以欧洲为例，福利国家已经或正在改变其原有的老年福利政策，Allen Walker通过对欧职各国的研究提出，首先，应明确从公共部分转移给盈利或非盈利的照料服务的提供者的比例有多大。其次，要考虑到家庭几乎在满负荷地提供照料，没有多少余地来接纳转移来的照料服务份额了。再次，应根据使用者及其家庭照料者的需要，决定提供何种种类和水平的服务，即应该建立服务使用者导向的居家照料服务体系。[17]

总的来说，国外对老年保障的研究有四个特征：一是多角度，多视野，多学科；二是在经济保障的前提下，国外对老年保障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老年的照顾和料理；三是目前西方正逐渐认识家庭在老年保障中的重要性，开始采取一系列措施鼓励家庭对老年人承担与实施一定的义务；四是经济社会的转变给农村老年人尤其贫困老年的生活保障带来的冲击引起众多学者的关注。

三、有待解决的问题及发展方向

（一）有待解决的问题：

问题一：对于家庭养老学界存在着两种观点，一是社会养老终究会取代家庭养老，这是社会发展的方向；二是家庭养老作为中国的优秀传统，应该继续保持下去，但应该综合各种养老保障措施，使其共同发挥作用。那么该如何采取措施使它重焕光彩？

问题二：养老保险制度依旧存在着许多缺点，所以还需要不断的探索，寻求全面有效的养老保险制度。

（二）发展方向：

关于农村养老保障今后的发展方向，学术界目前的观点有同有异，相同的观点是一致认为传统的农村家庭养老尽管难以维持，但鉴于中国国情和农村社会经济发

展水平，家庭养老还将在较长时期内保持下去，继续担当农村养老保障的主要力量，同时要辅之以多种形式的其他养老保障方式。

结论

农村养老问题是关系农村经济建设、社会稳定的重大问题，在当前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显得尤为重要，值得我们继续的深入研究。在当前家庭养老面临挑战，社会养老还未全面实施的背景下，我们依旧应该将家庭养老作为主要的方式，积极寻求有效的方法研究农村养老问题，努力探索建立全面的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养老保障模式。

参考文献：

[1]万克德，世纪之交的中国农村养老问题透析，人口学刊，2000；1

[2]姚远，从运行环境的变化看农村家庭养老的发展，人口与发展论坛“农村家庭养老能走多远”，人口研究，1997；6

[3]张仕平，中国农村家庭养老研究，人口学刊，1999；5

[4]尚长风.国外财政政策实践及其启示 [J].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 ,2001;(4)

[5]卢海元.中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立条件分析 [J].经济学家 ,2003;(5)

[6]申策 ,John Williamson.中国农村老年人最低社会养老制度的必要性、可行性和可能的社会效益 [J].中国农村经济 ,2006 ；(8)

[7]王国军.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必要性与可行思路 [J].科技导报 ,2002 ；(9)

[8]张晖.我国农村应建立不同层次的社会养老保险机制 [J].人口学刊 ,1997;(6)

[9]郑功成.专家把脉未来就业和社保 [J].中国劳动保障 ,2002;(3)

[10]陈志国.发展中国家农村养老保障构架与我国农村养老保险模式选择 [J].改革 ,2005;(1)

[11]杨翠迎.建立农民社会养老保险计划的经济社会条件的实证研究 [J].中国农村观察 ,1997;(5)

[12]袁春瑛.现阶段我国农村养老保障的更改选择——家庭养老、土地保障与社会养老相结合 [J].农业现代化研究 ,2002;(6)

[13]闫艾茹.对建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思考 [J].理论探索 ,2003;(5)

孙洁.城乡统筹：构建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支点 [J].甘肃理论学刊 ,2004;(2)

[14]穆光宗，“3+2”养老工程：中国特色的综合养老之路，刘宝成主编，迎接人口老龄化挑战的战略构想（北京市“老人、家庭与社区照料”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市老龄协会，1998；12：104—108

[15]徐勤，农村的家庭养老能走多远，人口与发展论坛“农村家庭养老能走多远”人口研究，1997；6

[16]成海军,《中国农村养老方式的现状与前瞻》,广东社会科学，2000（3）

[17]杨彩荣，《农村养老问题研究综述 》，

第二篇：中国农村养老问题的调查报告

中国农村养老问题的调查报告

人总是要老的，这是一种客观的不可逆转的趋势。人老的直接后果就是获得生存条件的各种能力逐渐丧失，那么，曾经为这个社会做出过贡献的老人们在其获得生存的能力逐渐失去时，谁应该向老人伸出援助之手，为其提供物质和精神的帮助呢？这就是养老问题。随着计划生育政策在农村的实施，拥有中国大多数老年人口的农村地区将迅速出现家庭小型化的倾向。同时，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流动、农村年轻一代道德观念的下降等因素，都使得传统的家庭养老形式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不难想象，在新的世纪，农村养老问题将是我国最大的社会问题之

一。农村养老这个被我们回避了半个世纪的课题，在人权制度逐渐完善、社会物质文化水平不断提高的今天，我们已经没有了回避理由。

一、现代社会中国农村家庭养老方式面临的挑战

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和社会经济现代化以及人口流动的过程中，中国农村传统的家庭养老开始面临许许多多的挑战：

（一）家庭规模缩小、核心家庭增多、家庭功能弱化。1982年到1990年两次普查之间，家庭户规模从4.3人／户降到3.97人／户，到1995年中国1%人口抽样调查结果，平均家庭户规模降到3.9人／户，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平均家庭为

3.44人/户。中国的家庭结构也转变为以核心家庭为主体的结构，1990年核心家庭占家庭总数的67.31%，其中父母与未婚子女组成的完全核心家庭占57.81%，比1982年增长4.92个百分点。家庭户平均规模的缩小和完全核心家庭的增多导致纯老年户不断增加。1990年四普时城乡合计60岁及以上老年人生活在单身户和一代户中所占比例为25.6%。据1992年中国老龄科研中心对全国12个省市的一份调查，老人中一代户的比例，城市达到41%，农村达到43%。（7）

生育率下降、子女减少和居住方式的代际分离还使得子女对老 年父母的照料产生了许多困难。子女多意味着老年人有较多的支持来源，独生子女现象的出现使得独生子女父母的养老变得异乎寻常的困难。总之，家庭的小型化和核心家庭的增多，使得家庭的养老功能弱化，同时居住方式的代际分离也意味着健康不佳的老年人在经济供养之外还面临生活不便、照料不够、精神苦闷等问题。

（二）竞争压力增加、人口流动加快、代际倾斜严重。现代社会人口流动越来越快，大量农村的年轻人进城打工。迫于岗位的竞争压力，忙于工作和事业，使他们无暇顾及老父和老母；同时，一些青年夫妇较重视子女的教育和成长问题，有限的时间、精力和财力都向独子或独女倾斜，产生了“重幼轻老现象”，这对老年父母的心理健康和实际的生活质量都产生了负面影响。

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存在的基础

加快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是我国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中国农民人口多，占全国12亿人口的74%，其中60岁以上的老人7285万，占农村人口的8.2%，并且以每年3%的速度递增。农村的社会保障体系应如何建立和完善，是整个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环节。我国“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指出：“农村养老以家庭保障为主，坚持政府引导和农民自愿发展多种形式的养老保险”。2010远景目标纲要为中国农村养老指明了方向。特别是指明了今后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发展思路，那么，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存在的基础是什么、是否已经成熟？能否替代家庭养老？”就成为每一个理论工作者必须关注的焦点。

根据笔者多年来对农村养老问题的研究，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存在的基础主要有：

（一）货币经济的发展

非货币经济决定了交换只能在相同的时间和空间进行，从而使生产者和消费者无法分离，家庭养老成为必然。只有到了工业化的现代社会，社会化生产达到了极度发达的程度，生产单位由家庭变为工厂，家庭成员各自都是独立的商品者，依靠参加社会化劳动而取得工资收入，即以货币经济完全取代非货币经济，老人才能挣脱作为生产单位的家庭的桎梏，用货币来购买自己喜欢的商品维持生存，参加社会养老保险的条件才算成熟。因此，由家庭养老向社会养老转变的前提条件就是现代化的货币经济的存在。哈瑞斯说：“我们正在用老年保险和医疗保险的办法取代工业化以前孩子照看老年父母的制度。当这一过程完成之后，父母孩子之间真正的反哺关系的遗迹也将消失”。（11）可见，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他们的社会处于非货币经济即农业经济阶段时同样也是实行的家庭养老，不可用其它方式取代。

（二）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完善

我国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起步较晚，许多地方现在还处于摸索阶段，国外没有现成的模式 供使用，国内没有完善的法律作依据，操作的时候难免有种种不尽人意的地方，不当的管理和不周到的服务都会影响农村参加社会养老保险的信心。“受管理体制改革、利息持续下调及政策变动等因素的影响，2000年中国大部分地区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事业，出现了参保人数下降、基金运行难度加大等方面的困难，一些地区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甚至陷入停顿状态”。（12）

从国外成功经验来看，养老保险制度越完善、服务越到位，投保者的热情就越高，保险基金也就越充足；反之，越没钱，服务就越无法提高，投保者越没有热情，保险基金就越不充足，周而复始，形成恶性循环。

三、当前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实施的现状

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在我国起步较晚，制度也不完善，再加上农民素质、社会心理、东方文化、社会化服务水平、农民对保险制度的信任度、非货币经济等等因素的影响，与城市职工养老保险相比，状况很不如意。尽管到1998年底，全国已有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2000多个县（市、区）开展了农村养老保险改革试点，有8200多万农民参加了养老保险。但以上数字对于8亿农民来说，社会化养老保险对大部分农民来说还是离他们较远。从目前农民缴费的情况看，人均缴费不到150元钱，根据他们的缴费额，几十年后，平均每人每月拿不到几元钱（相对于目前收入和消费水平）的养老保险金，根本达不到保险的目的。

但是，我们也不能不承认，随着农村经济情况的好转，部分参与社会保险并最终获得部分社会经济来源的条件已经产生：第一，除极少数未脱贫的地区之外，中国农民已经过上了温饱生活，很多农民已经在向小康生活水平迈进，具有了一定参加社会保险的经济承受能力。经济较发达的浙江省杭州地区农民，开展养老保险的乡镇覆盖率已达到95%，一些富裕的年迈农民通过一次性交纳几千元养老基金，已开始按月50元、60元不等数额领取养老保险金（13）。第二，随着全国保险业务的发展，社会影响的扩大，计划生育政策手段的强化等等，农民参加保险的观念不断增强。他们开始理解到了参加社会保险对自身利益的保障作用，自觉性不断提高。上海市早在1984年即顺应农民需要而推出了《农村养老保险暂行办法》，山东烟台从1989年开始，大胆地进行农村社会保险体制的改革，取得了极好的社会效果。

这种喜忧参半的现状是和我国的基本国情完全一致的。我国的农村人口多、生产力水平低、经济发展差距大，因而在养老问题上，各地情况差别很大，有些地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已全面覆盖，如东莞、温州以及山东的一些地方，而有些贫困地区，连一般的保费还无法收齐。由于目前我国农村地区经济发展仍比较落后，且地区间极不平衡，差异较大，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统一的农村社会化养老保险制度与现实情况相脱离。因此，在现有经济水平条件下及传统文化模式下，家庭养老仍然是我国农村老年人的主要方式。

四、解决我国农村养老的方式选择及立法的价值取向

根据当前中国农村的经济发展水平、传统文化模式、社会化服务状况以及养老的实际情况，笔者认为家庭养老仍然是中国农村中的主要养老方式，只不过这种家庭养老已不再是传统的家庭养老，而是以家庭作为养老的载体辅助于多种养老方式的农村养老模式。可以这样说，不管今后农村养老如何改革，家庭作为养老载体的地位是其他养老方式无法替代的。因此对于家庭养老中存在的问题及困难，我们应给予高度的重视，切不可以偏概全，随意放弃对家庭养老的研究和规范，更不可武断地认为社会养老保险能够完全替代家庭养老。

之所以说家庭作为养老载体的地位是其他养老方式无法替代的，主要原因在于：第一，家庭养老的成本较低。同居一室，家庭成员更便于照顾老人，无需由专人脱离生产而专职对老人进行看管，既不影响生产，又不影响养老，符合帕累托效率最优原则。第二，我国养老保险的社会化程度不高。由于诸多的原因，我国的养老保险制度在农村的全面推广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在养老保险的社会化程度还很低的情况下，家庭养老这种古老的养老方式不能随便地减弱或放弃。第三，家庭服务业不甚发达。即使人人都参加了社会养老，年老时有一笔可观的收入，但由于农村家庭服务业刚刚起步，从事家庭服务的人员十分有限，因而，如果没有家庭这个养老载体，老人们即使手中握着钱也仍然无法安度晚年。第四，思想观念、传统文化和生活习惯对老人养老载体选择的影响。传统的“子孙满堂”观念在农村依然根深蒂固，年老人随着年龄的增加，对家庭的依赖性、对子孙理解的渴望会进一步强烈。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拿到保险金的老人会选择离开自己的家人而与他人生活在一起吗？很显然，家庭永远都是最理想的养老载体。但是，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人的观念更新以及人口的流动对家庭养老造成了强烈的冲击，单靠原有的道德、法律法规对家庭养老进行规范已不能适应形势的需要。因此，建立完善的农村养老制度，必须将家庭养老放在重要的位置。

养老的载体与养老的内容是相辅相成的，家庭愿意承担养老责任，但没有物质上的支持，老年人的生活仍然无法得到保障；或者相反，老年人仅有资金上的保证，但无人对其进行照顾，其生活也是难以得到满足。所以，在巩固原有的家庭养老模式的前提下，必须在农村强制推广社会养老保险，使农民建立防患意识，在其年轻力壮、创造力最强时，能有少部分的储蓄，以备年老、多病没有生活能力时所用。

鉴于上述分析，根据我国农村的基本国情，参照“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中对农村养老的基本精神，我国农村养老立法的价值目标应该定位于：以家庭养老为主导，强化社会养老保险，引进商业养老保险，建立多种形式并存的农村养老保障体系。

综上所述，农村养老问题直接关系到中国农村秩序的稳定与农业的可持续发展，由于固有的道德体系的崩溃和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通过构建和不断完善农村养老法律体系来规范农村养老已是大势所趋。“以家庭养老为主导，强化社会养老保险、引进商业养老保险，建立多种形式并存的农村养老保障体系”的价值定位既符合中国农村的实际，又有利于操作和实施，相信其研究对国家今后的农村立法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第三篇：中国农村养老问题的调查报告

中国农村养老问题的调查报告

摘要：农村养老问题直接关系到中国农村秩序的稳定与农业的可持续发展，由于固有的道德体系的崩溃和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通过构建和不断完善农村养老法律体系来规范农村养老已是大势所趋好范文，“以家庭养老为主导，强化社会养老保险、引进商业养老保险，建立多种形式并存的农村养老保障体系”的价值定位既符合中国农

村的实际，又有利于操作和实施。

人总是要老的，这是一种客观的不可逆转的趋势。人老的直接后果就是获得生存条件的各种能力逐渐丧失，那么，曾经为这个社会做出过贡献的老人们在其获得生存的能力逐渐失去时，谁应该向老人伸出援助之手，为其提供物质和精神的帮助呢？这就是养老问题。随着计划生育政策在农村的实施，拥有中国大多数老年人口的农村地区将迅速出现家庭小型化的倾向。同时，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流动、农村年轻一代道德观念的下降等因素，都使得传统的家庭养老形式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不难想象，在新的世纪，农村养老问题将是我国最大的社会问题之一。农村养老这个被我们回避了半个世纪的课题，在人权制度逐渐完善、社会物质文化水平不断提高的今天，我们已经没有了回避理由。

一、中国农村传统的家庭养老的基础分析

养儿防老是中国农村几千年的传统养老方式，这种以家庭作为最基本的养老模式得以长期存在的基础是什么？对这个问题的深层次研究将成为我们设计今天的农村养老制度的重要参考依据。

（一）家庭养老的客观条件分析

1．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是家庭养老的前提条件

新中国建立以前的两千多年中，中国农村一直处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社会。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是一种不发达的经济形态，低下的生产力将农民紧紧地束缚在一块块土地上而无其它谋生手段，封闭的交往形式又使农民只能依靠自身积累经验而无其它获取知识的途径。于是，对土地和耕作知识的拥有就成了社会继承与世代交替的重要内容。土地是父母的私有财产，父母退出生产领域后，并不放弃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权，子女要想获得土地必须以赡养父母为代价。同时，子承父业是传统农民家庭的突出特点，后代不仅由父母抚养成人，而且还从父祖那里学会谋生的技能，继承一定的产业和土地，这种生活上经济上的高度依赖使得他们自觉服从父辈祖辈的制约，不敢有丝毫违抗。

父辈们靠土地生产生育，培育后代；子辈们靠土地维持生活，赡养老人，土地构成百姓们家庭养老的重要经济来源。为了确保农民拥有土地，历代政府实施了一系列土地分配政策，如井田制，占田制和均田制等。除了土地制度之外，政府还通过法律条文，严禁子孙与父母分家分财。《唐律•户婚律》规定，“诸祖父母，父母在，而子孙别籍异财者，徒三年。”《明律》规定，“凡祖父母，父母在，而子孙别立户籍，分异财产者，杖一百。”法律之所以如此规定，其目的就是为了稳定家庭养老的经济基础。

2．非货币经济是家庭养老的必要条件

马克思主义认为，“随着人类由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和后工业化社会，家庭赡养功能就慢慢脱离家庭而社会化。”（1）米特罗在《欧洲家庭史》中进一步描述道：“农民经济是一种无货币经济，以致于赡养老人只在家内是可行的，提供实物在超出一定距离时就会是不可能的，因为这需要用现金支付并用此钱购买食物，而在前工业时代，在农业地区中，这两个都是不存在的。”（2）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几千年来中国农村的生产力极其落后，工好范文业化程度很低，非货币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始终占有主导地位，在这种非货币的农业社会中，农民生产自己几乎全部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对于每一个人来讲，都要不停地生产以获得生活资料的供给，否则便无法保障自己的生活。而事实上，每一个人都有因年老而丧失生产能力的时候，此刻要想获得生活资料，就必须依赖于家庭其他成员的生产。很显然，非货币的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决定了家庭存在的必要性，也决定了家庭养老的必然性。

（二）家庭养老的主观条件分析

1．传统的孝道思想是中国农村家庭养老的内在动力

在任何年代里，老人的赡养不仅是由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决定，而且还受到建立在这种生产力基础上的赡养观念的制约。历史上，我国的老年赡养是以孝为核心在家庭内部进行的，孝道思想在中国有着长久的发展历史和深刻的社会影响。儒家认为：“孝为百行之冠、众善之始，是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德之本也。”（3）所以儒家立教以孝为起点，“孝字上半部为老，下半部为子，有老人扶子之义。”（4）因此，孝的道德观最初是调解长者与小辈之间关系的行为准则。但是，到了封建社会，孝被抬到了极高的地位，成为一切道德观念和道德行为的起点，并做为封建伦理纲常的基础。封建统治者就是用孝束缚着每个人的思想和行为，孝的原则为：“父之所尊，子不敢不承，父之所异，子不敢不同”。（5）封建统治者重孝的目的是为了效忠，显然以孝治天下，本身就包含

第四篇：中国农村养老问题的调查报告

中国农村养老问题的调查报告

中国农村养老问题的调查报告

摘要：农村养老问题直接关系到中国农村秩序的稳定与农业的可持续发展，由于固有的道德体系的崩溃和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通过构建和不断完善农村养老法律体系来规范农村养老已是大势所趋，“以家庭养老为主导，强化社会养老保险、引进商业养老保险，建立多种形式并存的农村养老保障体系”的价值定位既符合中国农村的实际，又有利于操作和实施。

人总是要老的，这是一种客观的不可逆转的趋势。人老的直接后果就是获得生存条件的各种能力逐渐丧失，那么，曾经为这个社会做出过贡献的老人们在其

获得生存的能力逐渐失去时，谁应该向老人伸出援助之手，为其提供物质和精神的帮助呢？这就是养老问题。随着计划生育政策在农村的实施，拥有中国大多数老年人口的农村地区将迅速出现家庭小型化的倾向。同时，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流动、农村年轻一代道德观念的下降等因素，都使得传统的家庭养老形式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不难想象，在新的世纪，农村养老问题将是我国最大的社会问题之一。农村养老这个被我们回避了半个世纪的课题，在人权制度逐渐完善、社会物质文化水平不断提高的今天，我们已经没有了回避理由。

一、中国农村传统的家庭养老的基础分析

养儿防老是中国农村几千年的传统养老方式，这种以家庭作为最基本的养老模式得以长期存在的基础是什么？对这个问题的深层次研究将成为我们设计今天的农村养老制度的重要参考依据。家庭养老的客观条件分析

1．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是家庭养老的前提条件

新中国建立以前的两千多年中，中国农村一直处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社会。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是一种不发达的经济形态，低下的生产力将农民紧紧地束缚在一块块土地上而无其它谋生手段，封闭的交往形式又使农民只能依靠自身积累经验而无其它获取知识的途径。于是，对土地和耕作知识的拥有就成了社会继承与世代交替的重要内容。土地是父母的私有财产，父母退出生产领域后，并不放弃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权，子女要想获得土地必须以赡养父母为代价。同时，子承父业是传统农民家庭的突出特点，后代不仅由父母抚养成人，而且还从父祖那里学会谋生的技能，继承一定的产业和土地，这种生活上经济上的高度依赖使得他们自觉服从父辈祖辈的制约，不敢有丝毫违抗。父辈们靠土地生产生育，培育后代；子辈们靠土地维持生活，赡养老人，土地

构成百姓们家庭养老的重要经济来源。为了确保农民拥有土地，历代政府实施了一系列土地分配政策，如井田制，占田制和均田制等。除了土地制度之外，政府还通过法律条文，严禁子孙与父母分家分财。《唐律%268226;户婚律》规定，“诸祖父母，父母在，而子孙别籍异财者，徒三年。”《明律》规定，“凡祖父母，父母在，而子孙别立户籍，分异财产者，杖一百。”法律之所以如此规定，其目的就是为了稳定家庭养老的经济基础。2．非货币经济是家庭养老的必要条件 马克思主义认为，“随着人类由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和后工业化社会，家庭赡养功能就慢慢脱离家庭而社会化。”米特罗在《欧洲家庭史》中进一步描述道：“农民经济是一种无货币经济，以致于赡养老人只在家内是可行的，提供实物在超出一定距离时就会是不可能的，因为这需要用现金支付并用此钱购买食物，而在前工业时代，在农业地区中，这两个都是不存在的。”中国是一个农业大

国，几千年来中国农村的生产力极其落后，工本文转载自http://业化程度很低，非货币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始终占有主导地位，在这种非货币的农业社会中，农民生产自己几乎全部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对于每一个人来讲，都要不停地生产以获得生活资料的供给，否则便无法保障自己的生活。而事实上，每一个人都有因年老而丧失生产能力的时候，此刻要想获得生活资料，就必须依赖于家庭其他成员的生产。很显然，非货币的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决定了家庭存在的必要性，也决定了家庭养老的必然性。

家庭养老的主观条件分析

1．传统的孝道思想是中国农村家庭养老的内在动力 在任何年代里，老人的赡养不仅是由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决定，而且还受到建立在这种生产力基础上的赡养观念的制约。历史上，我国的老年赡养是以孝为核心在家庭内部进行的，孝道思想在中

国有着长久的发展历史和深刻的社会影响。儒家认为：“孝为百行之冠、众善之始，是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德之本也。”所以儒家立教以孝为起点，“孝字上半部为老，下半部为子，有老人扶子之义。”因此，孝的道德观最初是调解长者与小辈之间关系的行为准则。但是，到了封建社会，孝被抬到了极高的地位，成为一切道德观念和道德行为的起点，并做为封建伦理纲常的基础。封建统治者就是用孝束缚着每个人的思想和行为，孝的原则为：“父之所尊，子不敢不承，父之所异，子不敢不同”。封建统治者重孝的目的是为了效忠，显然以孝治天下，本身就包含了伦理和政治双重意义。在封建思想文化的熏陶下，广大农民总是认认真真地行孝，孝顺父母的意识逐渐成为中国农村家庭养老的内在动力。

2．享受天伦之乐的本能是中国农村家庭养老的精神动力

人是社会的动物，不仅有物质上的需

要，而且有精神上的需要。老人害怕孤独，乐于和儿孙生活在一起，于是在长辈与晚辈之间形成一种强烈的群体感情，这就构成了家庭结构变化的向心力，形成一种牢固的封建家庭关系，成为一个团结的整体，具有强大的保护职能，共同保护家庭成员和财产安全。每个家庭成员都脱离不了家庭生活，更脱离不了家庭成员之间的相互依赖。而且家庭还有一定的稳定性，每个人都重家庭，轻个人，为了家庭的生存、利益和光荣，个人便可以忽略，为了维护家庭内部的和谐，个人必须各安其分，在人伦规范所界定的范围内，将自己的社会角色演好，而个人的真实意见和感受则慎藏于角色、行为之后。于是又形成近代农民家庭的内聚性和封闭性，主观上要求赡养老人必须在家庭内部进行。

3．政府的强力推行是中国农村家庭养老的外在动力

中国传统社会自实施君主专制制度以来，国家权力日益集中在极少数人的手

中。在“家天下”的政权模式下，统治者为了确保统治权力，努力造就国家利益至上的原则和绝对服从的心态。孝的本意是顺从和“无违”，将孝扩展到政治关系方面，就形成了“以孝移忠”的思想观念。另外，老年人是政府业绩的形象代表。在传统社会，老年人是知识和智慧的代表，更是国泰民安和国运长久的象征。乾隆三下江南，其间五六次都有百岁“人瑞”迎驾道旁，他认为是“太和之气”，“用征寿世”的吉兆。显然，当老年人被赋予国运和德治的象征意义时，家庭养老就不只是家庭的私事，而是政府的公事了。因此，历朝历代的政府官员都将维护家庭养老作为国家任务进行推动。政府强力推行家庭养老的标志有三：第一，有负责相关事务的中央和地方行政机构或专司其职的官员；第二，有保障家庭养老的制度和法规；第三，有维护家庭养老的思想观念和道德。中国历史上的家庭养老是通过民政部门主管，县级机构直管，吏部考课，监察部门分

察，孝文化灌输等逐渐纳入政府行为范畴的。

二、现代社会中国农村家庭养老方式面临的挑战

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和社会经济现代化以及人口流动的过程中，中国农村传统的家庭养老开始面临许许多多的挑战：

家庭规模缩小、核心家庭增多、家庭功能弱化。1982年到1990年两次普查之间，家庭户规模从人／户降到人／户，到1995年中国1%人口抽样调查结果，平均家庭户规模降到人／户，第五次人口普查平均家庭为人/户。中国的家庭结构也转变为以核心家庭为主体的结构，1990年核心家庭占家庭总数的%，其中父母与未婚子女组成的完全核心家庭占%，比1982年增长个百分点。家庭户平均规模的缩小和完全核心家庭的增多导致纯老年户不断增加。1990年四普时城乡合计60岁及以上老年人生活在单身户和一代户中所占比例为%。据1992年

中国老龄科研中心对全国12个省市的一份调查，老人中一代户的比例，城市达到41%，农村达到43%。生育率下降、子女减少和居住方式的代际分离还使得子女对老年父母的照料产生了许多困难。子女多意味着老年人有较多的支持来源，独生子女现象的出现使得独生子女父母的养老变得异乎寻常的困难。总之，家庭的小型化和核心家庭的增多，使得家庭的养老功能弱化，同时居住方式的代际分离也意味着健康不佳的老年人在经济供养之外还面临生活不便、照料不够、精神苦闷等问题。竞争压力增加、人口流动加快、代际倾斜严重。现代社会人口流动越来越快，大量农村的年轻人进城打工。迫于岗位的竞争压力，忙于工作和事业，使他们无暇顾及老父和老母；同时，一些青年夫妇较重视子女的教育和成长问题，有限的时间、精力和财力都向独子或独女倾斜，产生了“重幼轻老现象”，这对老年父母的心理健康和实际的生活质量都

产生了负面影响。

老年人平均寿命延长、患病率、伤残率上升、自理能力下降。随着农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老年人的寿命也在不断延长。同时，随着年龄增长，老年人口健康状况有所恶化，患病率、伤残率会上升，自理能力下降，将更多地需要日常护理、生活照料和社会服务。这一切必将加大家庭的负担，也必将导致年轻人消极拒养老人情绪的增加。

各种挑战因素的结合使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开始瓦解和分化，这就是子女养老和在家养老相分离的态势，而且子女对老年父母的照料和慰藉也不象过去传统模式下那么密集和经常了。这是传统家庭养老制度在现代化冲击下的一种变革。导致这种变革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但以下两个因素在农村正在逐渐突出：第一，两代人的居住偏好。喜欢分开过，是现代人特别是青年人的时尚，也可以说是人的现代性的一种表现。对我国14省市的一项调查表明，2/3的农村青年婚

后一二年都要建立自己的小家庭。在老人那一端，也有个图清静、少麻烦的想法。第二，家庭人口外流或外迁因素。子女不在身边，在外地学习或工作，条件不成熟，两代人只好分居两地。显然，作为家庭养老，无论是传统模式抑或现代模式，有二个基本因素决定家庭养老的质量，一是1 2 3 下一页

第五篇：中国农村问题的研究

社会实践调查报告

中国农村问题的研究，目前似乎都集中在提高农民收入上面。但是，在如何提高农民收入的问题上，却有着不同的认识。一些经济学家看到了中国农村金融制度的缺陷，认为只有发展农村金融，才能保证农民有条件进行再生产。也有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的农民收入太低，是因为存在着工农业产品之间的剪刀差问题，只要提高农产品的价格，就能增加农民的收入。

上述观点从资本运营和生产经营两方面考虑到了农民的利益，但是，这些主张在中国的农村未必行得通。道理很简单，中国的农村问题不在于融资困难的问题，也不在于农产品价格过低的问题，而在于传统的自然经济无法融入现代市场经济的问题。即使金融机构深入到乡村各个角落，农村的经济也未必能够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因为靠数千元或者数万元的资金支持，是无法将传统农业改造为现代农业的。同样道理，对于那些生产量很少的农民来说，提高农产品的价格固然可以帮助他们脱贫，但未必能够帮助他们致富。凡是那些发财的农民兄弟，除少数种田大户外，大多数是通过从事非农业劳动积累起财富的。中国的农村改革必须变换思路。

在我看来，当今中国农村问题千头万绪，但归纳起来大体上形成三大矛盾：

第一，农业集约化生产与家庭承包经营之间存在矛盾。现代化农业要求规模化大生产，而家庭联产承包制决定了，在中国大多数地区

不可能实行规模化生产。“席地经营”不可能获得高额的回报。除了在山东等一些地区农民通过塑料大棚生产，获得相对较高的农业收入以外，绝大多数从事粮食作物生产的农民都不可能从承包田中获得丰厚的回报。虽然国家一再提高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并且千方百计地降低农民购买生产资料的费用，但是，农民从农业耕作中所获得的收益仍然远远低于出外打工所获得的报酬。这不是中国独有的现象，在其他国家，农业效益递减也是一个整体趋势。与其他发达国家规模化生产的农业相比，中国的农业没有比较优势。作为阶段性的改革成果，家庭联产承包制在中国农村经济发展中曾经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现在看来，家庭联产承包制已经难以适应现代化生产的需要。因为从制度基础上来看，承包责任制是建立在集体所有制经济基础之上的，一种转型时期的特殊生产分配关系。由于土地的集体所有制性质，决定了家庭联产承包法律关系主体具有虚拟性质，作为发包方的集体所有制组织与承包人之间存在着利益冲突的问题。当集体所有制组织的利益与土地承包人的利益发生冲突时，集体所有制组织会毫不犹豫地破坏业已形成的土地承包关系。农民作为土地的承包者，虽然可以通过村民自治组织来保护自己的权利，但由于自治组织同时也是发包人，这样就出现了农民无法通过农村内部的组织机构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的问题。近年来，虽然不断有学者呼吁，通过合作社或者农会的方式将农民重新组织起来，但现有的农村生产关系阻碍了农民的联合。更重要的是，随着农村人口的不断增加，人均耕地面积越来越少，中国的土地承包合同关系不得不经常性地发生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建

立在农村承包经营责任制基础上的一系列制度都面临失效的危险。一些地区农民撂荒土地，其实是想用一种非常消极的办法来摆脱目前中国农村所面临的矛盾关系，但由于他们的农民身份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完全脱离建立在承包责任制基础上的一系列法律关系。中国的农村承包责任制已经变成了阻碍农业现代化的制度设计。

改变这种状况当然不能操之过急。在没有更好的制度加以替代的情况下，政府应当积极引导农民走合作化的道路，通过农村互助组织逐渐地实现规模化生产，并且自发地与市场接轨。在一些商品化程度比较高的农村地区，农民内部之间的分工已经非常普遍，土地的集约化经营也基本上实现。政府部门应该在稳定现有生产关系的前提下，积极鼓励农民探索更加科学有效的发展道路。

面对国际集约化的农业生产，中国建立在家庭联产责任制基础上的农业耕作规模过小。今后应该在条件允许的地方，大力发展集约化农业。

第二，农业人口的严重过剩与城镇化发展的滞后之间存在矛盾。提高农业劳动效率，必然会出现越来越多的失去土地的农民。这些农民要么涌入大城市，要么被就地安置。近年来，关于城市化和城镇化的争论，其实质就是关于农民安置方式的争论。城市化固然能够一步到位，但城市化所带来的巨大的社会成本是发展中国家难以承受的。在城市化的背后，是城市布局的合理性问题，更是城市的基础设施和吸纳能力的问题。当城市控制在合理的规模状态，并且能够在一定区域内进行合理的布局，那么，城市化和城镇化之间没有大的区别。我们应该抛弃这样的思维模式：那就是在现有的不合理的城市布局前提下，各执一端，讨论城市化还是城镇化的问题。在我看来，中国现有的城市布局并不能适应未来发展的需要。在广大的乡村普遍缺乏资金流动、信息流动和实物流动密切结合的小城镇，因此，今后应该更多地建设符合农村需要的小城镇。

但是，小城镇的发展必然会带来土地使用的矛盾。当前中国一些地方的经济开发区热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中国农村城镇化发展所带来的问题。在一些开发区，已经形成了新型的小城镇。政府在清理和整顿经济开发区时，应该注意小城镇的正常发展与经济开发区盲目建设之间的区别，通过政策引导和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将经济开发区逐步改造为吸纳农村剩余劳动人口的小城镇。

在一些不赞成发展小城镇的学者看来，城市化才是解决当前中国农村人口过剩问题的唯一出路。他们反对小城镇发展，认为这样会降低土地的使用效率，形成资源的极大浪费，助长假冒伪劣产品的泛滥。但是，应当看到，城市的设计不是搭积木。在城市的布局已经初步定型的情况下，成倍地增加人口会导致城市功能的急剧萎缩。城镇化虽然不能在现代化的道路上一步到位，但可以在短时期内有效解决农村剩余人口的出路问题。

第三，农村村民自治和政权机构不断扩张之间存在着矛盾。村民自治在中国当代有着多重含义，从民主发展的角度来看，它是中国民主改革的先导；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它是尊重农民经营自主权的必要形式；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它是农民自主管理的社区组织结构。

但是，中国农民自治机构面临着政权机构扩张所带来的压力。在许多地方，村民自治委员会成为了代表政权机关收取税费的“二政府”，成为了上传下达的管理组织。在一些农村，农民的自治组织和党的基层组织之间也存在着紧张关系，农民的自治事业面临难以为继的局面。

事实上，在当初的自治制度设计中，不是没有考虑到农村村民自治所面临的各种问题。但由于我国政权机构不断扩张，乡镇政府人员队伍庞大，如果不从自治组织获取必要的费用，机构就难以运转下去，所以，乡镇机关普遍存在着干预村民自治的现象。这种干预既是利益的诉求，也是传统行政思维观念的延续。如果不改革中国的行政体制，减少或者约束政府的行政权力，那么，中国农村村民自治制度就难以继续发展。

可以说，农业集约化生产与承包责任制之间的矛盾是中国当前农村许多矛盾的根源，而农业人口的严重过剩与城镇化发展滞后之间的矛盾是导致中国当代农村问题加重的根本原因，村民的自治组织和政权机构的紧张关系是产生一系列问题的导火索。解决中国的农村问题，不但要从提高农民收入入手，而且还看到农业发展中所面临的前所未有的危机。在解决三农问题时，不但要从生产关系方面思考问题，而且要从上层建筑方面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跳出既定的思维模式，才能为中国当代三农问题的解决开出合适的药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