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十年砍柴：四载系一生——关于兰大的回忆与随想
四载系一生
---------关于兰大的回忆与随想
十六年前的盛夏，金城兰州槐荫蔽日。兰山脚下的火车站台上，泪眼纷飞，充溢着离愁别绪。我透过车窗，望见南面山坡上，一棵棵还未成材的树木，那是我们兰州大学的绿化基地。四年里，我们每年都要从红山根爬上去，为树苗松土、除草。“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蓦地南唐后主这句词涌上心头。对那个即将寄身于兹的都城，我有许多的憧憬，也有一丝丝惶惑。我不知道，兰大四载的受教，能否使我在满城冠盖的京华生存下去，进而崭露头角。
由此在上溯四年，那是一个初秋，天高云淡。我，一个湘中乡村长大的农家子，辗转了五十余小时，从这个车站出来，一路怯生生地打听，终于步行进盘旋路的兰大校园。在校医院南侧的7号楼303，我找到了那张属于自己的床位。疲惫之极，来不及和即将共度四年的兄弟打招呼，就躺下来酣然入睡。瘦弱、土气、从未有过城市生活经历的我毫不胆怯。因为我知道自己年轻，不惧怕未来所有的挑战，我以为四年很漫长，来得及尝试所有的新事物。
而今，我在这座钢筋水泥构建的森林里，栖身的时间已是大学时光的四倍，而且还要继续栖身下去。按理说，兰大对我而言，只是暂驻的驿站。可这驿站，却一次次在梦境中出现。夜深人静，我常梦回那个不大却精致的校园，小亭翼然，柳丝拂面，榆叶梅盛开。我明明知道那是梦境，我身在北京，离兰大关河万里，可舍不得从梦中醒来。
心理学家分析，梦中常出现的事物，一定是那种事物有一种密码植入体内。兰大，对我而言，植入了什么密码呢？让我人到中年还魂牵梦绕？是青春的激情？是友谊的纯净？是爱情的青涩？是，又不全是。
这是一个难以深究的问题，简单地说，兰大对我一生，是不可替代的。这不仅我把最美妙的四年韶华留在那里，还因为我的气质、我的品格、我处事阅世的方式、我求学为文的门径，都和兰大这所大学，兰州这座城市有着莫大的关系。
离校后的十数载里，我曾去过全国各地许多大学校园，如北大之燕园，中大之康乐园、武大之珞
珈山。身处其间，我总会设想一下，如果我在这个校园里度过四年，我又会是什么样子，我现在又将在哪里？我知道，没有如果，兰大是我的惟一。进这所大学，一定是上辈子结下的缘。
有一年《南方都市报》召开时评专栏作家的笔会，我应邀参加，在夜游珠江的船上，和党国英、刘洪波两位兰大师长坐在一起。我们谈到兰大，谈到兰大人的气质，以及有关兰大的许多往事。
曾有幸向秦晖、金雁伉俪请益，两位学长是中国人文学术界双剑合璧的仙侣。秦先生有时酒酣后，会露出孩子似的笑容，谈起他以“早稻田大学”（初中未毕业即下乡种田）的学历，直接考入赵俪生门下的传奇经历，还有他和金先生的爱情故事。
结识过许多兰大校友，或年长，或毕业未久，每个人的际遇不同，又来自天南海北，但因为在同一所大学里授业过，身上或隐或现地有某些共同的特质。我总结这种特质是质朴、真诚、坚毅，不尚浮华，骨子里多多少少有一份孤傲、自重。
以我有所交往的党国英、刘洪波和秦晖夫妇为例，为文为学，所注重的并不是那些被媒体爆炒的时髦概念，而是关于中国农村前景、中国社会转型等一些实实在在的问题。用秦晖的话来说，就是“真问题”，这些问题真正事关国运民瘼。这样的视角，这样的路径，不能说与求学或执教于兰大的经历没有关系。兰大，在教育部直属的综合性大学里，她是最落寞、内敛的一所，或许也是最土气的一所。但她扎根在黄河之畔，在厚土之上，这块土地，是我族文明的源头之一。兰大和兰大人，总把目光投向与我们这个民族生存关联度最高的区域，绝非偶然。且不说人文科学，即使是为兰大所特长的一些理工科专业，如化工，如核物理，如冰川学、如沙漠、草原的研究。这是一些需要大拙才可能有大巧的专业，耐得住寂寞、抗得住诱惑才能有所成就。
说到兰州大学，不能不提到她所在的兰州。我在校时，曾有人说过兰大由于地理环境的限制，老师流失严重，如果哪怕东迁到西安，在高教版图中的地位也会高得多。持此论者，其实只看到问题的一个方面。一所大学所在的地区固然重要，但绝非决定因素，否则的话，东部随便一所高校，用钱堆砌，岂不是很容易超过兰大？兰大在兰州，固然有其短，但也有其不可替代的优势。
陇原，从来就不是中华文明的核心地带，但陇原以及兰州在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却是不可替代的。北部的蒙古高原、西南的青藏高原、东部的黄土高原，在此处汇合，挤压、争雄中留下了通往西北狭长的河西走廊，这个走廊一直是中华民族的生命走廊。黄河在三大高原挤压的褶皱中，曲折蜿蜒，终于在兰州地区，突破重重关山，一泻而北上，从兰州开始，黄河流经的便是中华文明的中心地区。润泽河套，襟带秦晋，奔涌于中原，从齐鲁入海。说兰州是黄河所孕育的文明第一站，亦无不可。和中下游相比，此地或许环境过于恶劣，城池稍显窳陋，居民略输文采。但兰州以及陇原文化独特的气质，深深影响着兰州大学。大学，需要大师，需要大楼，但也需要有一种独特的气质。
兰州的气质是悲凉、内敛而静穆的，她处于山河之间，静静地阅过千年的兴亡盛衰。商贾们涉险求利、行走丝路上的驼铃，大将们万里拓边、扬汉唐声威的旗帜以及 春闺里的幽梦、无定河边的白骨，在兰州沧桑的眼神里，都化成黄河边那些个歌子。她不张扬，不媚俗，她甘于寂寞，千年来，渗透到骨子里的悲凉修炼成兰州这份宠辱不惊的静穆。
我以为，在中国名校里面，兰大气质犹如兰州较之于其他大都市。
2003年国庆长假，毕业十年的我和一些同学回到兰大，先在一草一木异常熟悉的盘旋路校区徜徉半日，然后跋涉到夏官营的新校区。走在有些空旷荒凉的新校区里，有同学说：这个校园，和我们有啥关系？我说：有，因为她还叫兰州大学。随便问一位年轻的学妹，她告诉我校园后面那座光秃秃的土山叫“萃英山”。我想萃英二字，有集聚英才之意，更有赓续兰大传统承继血脉气质之意。1909年，先辈筚路蓝缕，创立这所学校于萃英门时，当时目之所及，不也是荒凉的黄河滩，以及黄河北岸更为荒凉的白塔山？
清末是一个大变革的时代，内忧外患交迫，无数仁人志士在思索这个民族的前途。办现代实业、现代教育，成为席卷神州的热潮，处于苦寒之地的兰州亦有幸身被惠泽，我的湖湘先贤左宗棠驻节兰州，功不可没。左公虽逝，但改革的步伐没有停止。1905年朝廷下旨废科举，1909年用来开科取士的甘肃乡试贡院被改造为兰大的前身-----甘肃法政学堂。据我所知，今日如四川大学、云南大学、河南大学都是清末在贡院里兴办的。这种旧式贡院变成新式大学之举，正合“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之意。有意思的是，当时各地兴办的学堂，许多都是培育法政人才的。这是中国两千年来人才培养一种巨大的变革，科举取士，所考的是经义礼法。法政学堂，培育的是通现代政治、法律的新人才。这种人才培育模式的转变，是中国必须从一个古老帝制国家变为一个现代民主国家的缩影。两年后，清室逊位，民国肇始，但旧王朝里所办的学堂，却生机勃勃。一本著作比一个人，一所大学比一个王朝的寿命要长，是历史的常态。这就是文明的伟大魅力，帝王将相成尘土，而文明的力量能穿透时空。
在困境中崛起，在孤苦中坚守，这似乎是兰大过去一百年的历史经验。
抗战期间，半壁江山沦陷，兰州和重庆、昆明、成都一样，成为抗战的大后方，一大批著名的高校和学界精英播迁于此，抗战胜利后，全国百废待兴，战火未熄，然兰州文风之盛，犹有余韵。这时候，兰大迎来了一个关键人物-----校长辛树帜先生，他是湖南临澧人，算左公的同乡后辈。从他1946年任校长开始，至1949年，短短的三年间，他聘请了董爽秋、程宇启、陈时伟、段子美、乔树民、盛彤笙、水天同、顾颉刚、沐元中、左宗杞、杨浪明、王德基、张德粹、张怀朴、闻人乾、张舜徽、史念海、杨英福、唐家琛、李德麟等一大批知名专家教授来兰大讲课，使兰大从偏处一隅的地方性高校一跃成为全国知名的国立大学。
兰大在其发展的重要时刻，之所以能借“势”，关键是有一位目光远大、品行高洁而办事扎实的校长。上世纪50年代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原有的高等教育格局被打破，尽管兰大也受到一定的影响，如医学院被析分。但江隆基先生从北大流放至此，长兰州大学，又使兰大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容纳了一大批知名学者，使其学术地位再上层楼。一大批先生和江隆基一样，因政治运动波及而从其他名校“放逐”到此地，陇原成为他们在人生最灰暗的时期栖身之地，真可谓“人生不幸兰大幸”。
刚烈的江先生在“文革”初期自戕，兰大亦成为“文革”的重灾区。“文革”结束，邓公复出，科教改革成为改革开放的先声，兰大又迎来了再一次的兴盛期。其根本原因并非财力上得到极大的支持，而是兰大一大批被折腾被耽误十年的专家学者，如枯木逢春，积蓄的学术激情在短时间内喷发，形成蔚为壮观的胜景。
如果要讲办学的硬件，即通俗所言的“大楼”，直到我求学的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和兄弟院校相比，兰大实在是寒酸得很。教学楼仅有新、旧两座，中文系、新闻系蜗居在新文科楼七层；学生的住宿条件也不好，2、3号宿舍楼破落狭窄；连绿茵球场都没有，同学们只能在尘土飞扬中踢球；学生最主要的文娱生活是去简陋的礼堂看电影……这一切，并没有影响老师教真学问，学生求真学问。
我想彼时支撑兰大师生施教求学的，是一种不服输的精神。在硬件不如人的条件下，做出成就，更足以傲视他人。我毕业离校时，兰大学生的美誉度甚高，教育界有“兰大学生基本功扎实”之说。十六年过去了，检点自己以及熟悉校友的人生路，我对“基本功扎实”有着更深的认识。我以为，这种“基本功”，其一是接受新生事物的能力，即学习的能力。这点兰大的学生不比别人差，我们刚毕业时，外语、计算机等“时髦”知识不如北京、上海等地高校毕业生，但在工作中这种缺陷能够较快地弥补。其二是对现实问题的关注度和认识水平。我们的同学中，大言炎炎者少，可看现实问题，能透过各种概念、名词缠绕的外表，直指其核心部位。其三是适应国情的能力，即吃得起苦，受得起委屈。我记得毕业时我和另两位校友一起分配到北京一家破败萧条的国有大企业，工作、生活条件很差，那时候的大学毕业生还有“天之骄子”的感觉，同去的毕业生中弥漫着一种
失望、抱怨的情绪，甚至有人受不了这种压力而精神错乱。我们三位兰大毕业生对此种艰苦毫不在意，觉得社会本来就是如此，做好分内的事情就行。正是这种“只问耕耘，莫问收获”的态度，反而可能使努力有丰厚的回报。
近十年来，中国高等教育的规模扩张迅速，表现为招生数成倍增长，高等教育经费也成倍增长。由于兰大所处的地理位置，她能得到的经费，无法和兄弟院校相比，更由于改革的深入，人才流动的加快，教学科研人才远走高飞亦成为常态。有人说，兰大衰落了，你看看排名就知道。我以为这是皮相之论，每年各种高校排名无非是种游戏，不必太在意。大学之间的比较，也不是短时间内建了什么大楼，高薪聘请了哪位知名学者。所谓“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衡量一所大学的成就，关键还是看其培养的人材。兰大和兄弟院校地理环境的差距，不始于今日，抗战胜利时，不照样有后方学人买舟东归的潮流么？改革开放初期，兰州等地不也盛行孔雀东南飞么？今天再看，十年前、二十年前、三十年前，乃至五十年前，兰大毕业的学子和别人又有什么差距呢？只要兰大的精神气质尚在，自然会形成一种不断弥补缺陷不断培育新人的机制和文化。就如从萃英门，到盘旋路，再到夏官营，兰大每一个阶段，都能在荒凉中开垦出一片绿洲，给世人一种惊喜。兰大，在中国高等教育版图中不可替代的地位，亦将长期保持。
今日萃英山上，树苗尚未成林，但再过几十年后，我相信一定树木葱茏，萃英山名副其实。只是，西北黄土坡上一棵树木的生长，其艰难的程度，远甚于植柳即活的江南。但越艰苦的地方成长的树木，其木质更坚硬细密，其生命力更顽强，如大漠胡杨。自然界如此，人类社会也如此。有幸在兰大度过四载年华的我，以此自许，我乐意我也相信，这四年所浸染的兰大气质，将深深地影响我这一生。
第二篇：丁玲：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回忆与随想
丁玲：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回忆与随想
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回忆与随想丁玲1980 王剑虹我首先要介绍的是瞿秋白的第一个爱人王剑虹。一九一八年夏天，我考入桃源第二女子师范预科学习的时候，王剑虹已经是师范二年级的学生了。那时她的名字叫王淑。我们的教室、自修室相邻，我们每天都可以在走廊上相见。她好像非常严肃，昂首出入，目不旁视。我呢，也是一个不喜欢在显得有傲气的人的面前笑脸相迎的，所以我们从来都不打招呼。但她有一双智慧、犀锐、坚定的眼睛，常常引得我悄悄注意她，觉得她大概是一个比较不庸俗、有思想的同学吧。果然，在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爆发后，我们学校的同学行动起来时，王剑虹就成了全校的领头人物了。她似乎只是参与学生会工作的一个积极分子。但在辩论会上，特别是有校长、教员参加的一些辩论会上，她口若悬河的讲词和临机应变的一些尖锐、透辟的言论，常常激起全体同学的热情。她的每句话，都引起雷鸣般的掌声，把一些持保守思想、极力要稳住**、生怕发生越轨行为的老校长和教员们问得瞠目结舌，不知如何说，如何作是好了。这个时期，她给我的印象是极为深刻的。她像一团烈火，一把利剑，一支无所畏惧、勇猛直前的队伍的尖兵。后来，我也跟在许多同学的后边参加了学生会的工作，游行、开讲演会、教夜校的课，但我们两人仍没有说过话，我总觉得她是一个浑身有刺的人。她对我的印象如何，我不知道，也许她觉得我也是一个不容易接近的人吧。这年暑假过后，我到长沙周南女子中学，后来又转岳云中学学习。在这两年半中，我已经把她忘记了。一九二一年寒假，我回到常德，同我母亲住在舅舅家时，王剑虹同她的堂姑王醒予来看我母亲和我了。她们的姐姐都曾经是我母亲的学生，她们代表她们的姐姐来看我母亲，同时来动员我去上海，进陈独秀、李达等创办的平民女子学校。原来，王剑虹是从上海回来的，她在上海参加了妇女工作，认得李达同志的爱人王会悟等许多人，还在上海出版的《妇女声》上写过文章。她热忱于社会主义，热忱于妇女解放，热忱于求知。她原是一个口才流利、很会宣传鼓动的人，而我当时正对岳云中学又感到失望，对人生的道路感到彷徨，所以我一下便决定终止在湖南的学业，同她冒险到一个熟人都没有的上海去寻找真理，去开辟人生大道。从这时起，我们就成了挚友。我对她的个性也才有更深的认识。她是坚强的，热烈的。她非常需要感情，但外表却总是冷若冰霜。她是一个失去了母亲的女儿。我虽然从小就没有父亲，家境贫寒，但我却有一个极为坚毅而又洒脱的母亲，我从小就习惯从痛苦中解脱自己，保持我特有的乐观。……但现实总是残酷的。我们碰到许多人，观察过许多人，我们自我斗争，但我们对当时的平民女校总感到不满，我们决定自己学习，自己遨游世界，不管它是天堂或是地狱。当我们把钱用光，我们可以去纱厂当女工、当家庭教师，或者当用人、当卖花人，但一定要按照自己的理想去读书、去生活，自己安排自己在世界上所占的位置。一九二三年夏天，我们两人到南京来了。我们过着极度俭朴的生活。如果能买两角钱一尺布做衣服的话，也只肯买一角钱一尺的布。我们没有买过鱼、肉，也没有尝过冰淇淋，去哪里都是徒步，把省下的钱全买了书。我们生活得很有兴趣，很有生气。一天，有一个老熟人来看我们了。这就是柯庆施，那时大家叫他柯怪，是我们在平民女子学校时认识的。他那时常到我们宿舍来玩，一坐半天，谈不出什么理论，也谈不出什么有趣的事。我们大家不喜欢他。但他有一个好处，就是我们没有感到他来这里是想追求谁，想找一个女友谈谈恋爱，或是玩玩。因此，我们尽管嘲笑他是一个“烂板凳”（意思是说他能坐烂板凳），却并不十分给他下不去，他也从来不怪罪我们。这年，他不知从什么地方知道我们在这里，便跑来看我们，还雇了一辆马车，请我们去游灵谷寺。这个较远的风景区我们还未曾去过咧。跟着，第二个熟人也来了，是施复亮（那时叫施存统）。我们认为他是一个好人，他是最早把我们的朋友王一知（那时叫月泉）找去作了爱人的，他告诉我们他和一知的生活，他们已经有了一个女儿。这些自然引起了我们一些旧情，在平静的生活中吹起一片微波。后来，他们带了一个新朋友来，这个朋友瘦长个儿，戴一副散光眼镜，说一口南方官话，见面时话不多，但很机警，当可以说一两句俏皮话时，就不动声色地渲染几句，惹人高兴，用不惊动人的眼光静静地飘过来，我和剑虹都认为他是一个出色的共产党员。这个人就是瞿秋白同志，就是后来领导共产党召开“八七”会议、取代机会主义者陈独秀、后来又犯过盲动主义错误的瞿秋白；就是做了许多文艺工作、在文艺战线有过卓越贡献、同鲁迅建立过深厚友谊的瞿秋白；就是那个在国民党牢狱中从容就义的瞿秋白；就是那个因写过《多余的话》被“四人帮”诬为叛徒、掘坟扬灰的瞿秋白。不久，他们又来过一次。瞿秋白讲苏联故事给我们听，这非常对我们的胃口。过去在平民女校时，也请另一位从苏联回来的同志讲过苏联情况。两个讲师大不一样，一个像瞎子摸象，一个像熟练的厨师剥笋。当他知道我们读过一些托尔斯泰、普希金、高尔基的书的时候，他的话就更多了。我们就像小时候听大人讲故事似的都听迷了。他对我们这一年来的东游西荡的生活，对我们的不切实际的幻想，都抱着极大的兴趣听着、赞赏着。他鼓励我们随他们去上海，到上海大学文学系听课。我们怀疑这可能又是第二个平民女子学校，是培养共产党员的讲习班，但又不能认真地办。他们几个人都耐心解释，说这学校要宣传马克思主义，要培养年轻的党员，但并不勉强学生入党。这是一个正式学校，我们参加文学系可以学到一些文学基础知识，可以接触到一些文学上有修养的人，可以学到一点社会主义。又说这个学校原是国民党办的，于右任当校长，共产党在学校里只负责社会科学系，负责人就是他和邓中夏同志。他保证我们到那里可以自由听课，自由选择。施存统也帮助劝说，最后我们决定了。他们走后不几天，我们就到上海去了，这时瞿秋白同志大约刚回国不久。上海大学上海大学这时设在中国地界极为偏僻的青云路上。一幢幢旧的、不结实的弄堂房子，究竟有多大，我在那里住了半年也弄不清楚，并不是由于它的广大，而是由于它不值得你去注意。我和王剑虹住在一幢一楼一底的一间小亭子间里，楼上楼下住着一些这个系那个系的花枝招展的上海女学生。她们看不惯我们，我们也看不惯她们，碰面时偶尔点点头，根本没有来往。只有一个极为漂亮的被称为校花的女生吸引我找她谈过一次话，可惜我们一点共同的语言也没有。她问我有没有爱人，抱不抱独身主义。我说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现在也不打算去想。她以为我是傻子，就不同我再谈下去了。我们文学系似乎比较正规，教员不大缺课，同学们也一本正经地上课。我喜欢沈雁冰先生（茅盾）讲的《奥德赛》、《伊利亚特》这些远古的、异族的极为离奇又极为美丽的故事。我从这些故事里产生过许多幻想，我去翻欧洲的历史、欧洲的地理，把它们拿来和我们自己民族的远古的故事来比较。我还读过沈先生在《小说月报》上翻译的欧洲小说。他那时给我的印象是一个会讲故事的人，但是不会接近学生。他从来不讲课外的闲话，也不询问学生的功课。所以我以为不打扰他最好。早先在平民女校教我们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穷人》的英译本时，他也是这样。我同他较熟，后来我主编《北斗》时，常求教于他，向他要稿子。所以，他描写我过去是一个比较沉默的学生，那是对的。就是现在，当我感到我是在一个比我高大、不能平等谈话的人的面前，即便是我佩服的人时，我也常是沉默的。王剑虹则欣赏俞平伯讲的宋词。俞平伯先生每次上课，全神贯注于他的讲解，他摇头晃脑，手舞足蹈，口沫四溅，在深度的近视眼镜里，极有情致地左右环顾。他的确沉醉在那些“独倚望江楼，过尽千帆皆不是……”既深情又蕴蓄的词句之中，他的神情并不使人生厌，而是感染人的。剑虹原来就喜欢旧诗旧词，常常低徊婉转地吟诵，所以她乐意听他的课，尽管她对俞先生的白话诗毫无兴趣。田汉是讲西洋诗的，讲惠特曼、渥兹华斯，他可能是一个戏剧家，但讲课却不太内行。其他的教员，陈望道讲古文，邵力子讲《易经》。因为语言的关系，我们不十分懂，就不说他了。可是，最好的教员却是瞿秋白。他几乎每天下课后都来我们这里。于是，我们的小亭子间热闹了。他谈话的面很宽，他讲希腊、罗马，讲文艺复兴，也讲唐宋元明。他不但讲死人，而且也讲活人。他不是对小孩讲故事，对学生讲书，而是把我们当作同游者，一同游历上下古今，东南西北。我常怀疑他为什么不在文学系教书而在社会科学系教书，他在那里讲哲学。哲学是什么呢？是很深奥的吧？他一定精通哲学！但他不同我们讲哲学，只讲文学，讲社会生活，讲社会生活中的形形色色。后来，他为了帮助我们能很快懂得普希金的语言的美丽，他教我们读俄文的普希金的诗。他的教法很特别，稍学字母拼音后，就直接读原文的诗，在诗句中讲文法，讲变格，讲俄文用语的特点，讲普希金用词的美丽。为了读一首诗，我们得读二百多个生宇，得记熟许多文法。但这二百多个生字、文法，由于诗，就好像完全吃进去了。当我们读了三四首诗后，我们自己简直以为已经掌握俄文了。冬天的一天傍晚，我们与住在间壁的施存统夫妇和瞿秋白一道去附近的宋教仁公园散步赏月。宋教仁是老同盟会的，湖南人，辛亥革命后牺牲了的。我在公园里玩得很高兴，而且忽略了比较沉默或者有点忧郁的瞿秋白。后来施存统提议回家，我们就回来了，而施存统同瞿秋白却离开我们，没有告别就从另一条道走了。这些小事在我脑子里是不会起什么影响的。第二天秋白没有来我们这里，第三天我在施存统家遇见他，他很不自然，随即走了。施存统问我：“你不觉得秋白有些变化吗？”我摇摇头。他又说：“我问过他，他说他确实堕入恋爱里边了。问他爱谁，他怎么也不说，只说你猜猜。”我知道施先生是老实人，就逗他：“他会爱谁？是不是爱上你的老婆了？一知是很惹人爱的，你小心点。”他翻起诧异的眼光看我，我笑着就跑了。我对于存统的话是相信的。可能秋白爱上一个他的“德瓦利斯”，一个什么女士了。我把我听到的和我所想到的全告诉剑虹，剑虹回答我的却是一片沉默。于是我们的小亭子间寂寞了。过了两天，剑虹对我说，住在谢持家的（谢持是一个老国民党员）她的父亲要回四川，她要去看他。打算随他一道回四川。她说，她非常怀念她度过了童年时代的四川酉阳。我要她对我把话讲清楚，她只苦苦一笑：“一个人的思想总会有变化的，请你原谅我。”她甩开我就走了。这是我们两年来的挚友生活中的一种变态。我完全不理解，我生她的气，我躺在床上苦苦思磨，这是为什么呢？两年来，我们之间从不秘密我们的思想，我们总是互相同情，互相鼓励的。她怎么能对我这样呢?她到底有了什么变化呢？唉！我这个傻瓜，怎么就毫无感觉呢？……我正烦躁的时候，听到一双皮鞋声慢慢地从室外的楼梯上响了上来，无须我分辨，这是秋白的脚步声，不过比往常慢点，带点踌躇。而我呢，一下感到有一个机会可以发泄我几个钟头来的怒火了。我站起来，猛地把门拉开，吼道：“我们不学俄文了，你走吧！再也不要来！”立刻就又把门猛然关住了。他的一副惊愕而带点傻气的样子留在我脑际，我高兴我做了一件有趣的事，得意地听着一双沉重的皮鞋声慢慢地远去。为什么我要这样恶作剧，这完全是无意识和无知的顽皮。我无聊地躺在床上，等着剑虹回来。我并不想找什么，却偶然翻开垫被，真是使我大吃一惊，垫被底下放着一张布纹信纸，纸上密密地写了一行行长短诗句。自然，从笔迹、从行文，我一下就可以认出来是剑虹写的诗。她平日写诗都给我看，都放在抽屉里的，为什么这首诗却藏在垫被底下呢？我急急地拿来看，一行行一节节啊！我懂了，我全懂了，她是变了，她对我有隐瞒，她在热烈地爱着秋白。她是一个深刻的人，她不会表达自己的感情；她是一个自尊心极强的人，她可以把爱情关在心里，窒死她，她不会显露出来让人议论或讪笑的。我懂得她，我不生她的气了，我只为她难受。我把这诗揣在怀里，完全为着想帮助她、救援她，惶惶不安地在小亭子间里踱着。至于他们该不该恋爱，会不会恋爱，她们之间能否和谐，能否融洽，能否幸福，还有什么不妥之处，在我的脑子里没有生出一点点怀疑。剑虹啊！你快回来呀！我一定要为你做点事情。她回来了，告诉我已经决定跟她父亲回四川，她父亲同意，可能一个星期左右就要成行了。她不征询我的意见，也不同我讲几句分离前应该讲的话，只是沉默着。我观察她，同她一道吃了晚饭。我说我去施存统家玩玩，丢下她就走了。秋白的住地离学校不远，我老早就知道，只是没有去过。到那里时，发现街道并不宽，却是一排西式的楼房。我从前门进去，看见秋白正在楼下客堂间同他们的房东——一对表亲夫妇在吃饭。他看到我，立即站起来招呼，他的弟弟瞿云白赶紧走在前面引路，把我带到楼上一间比较精致的房间里，这正是秋白的住房。我并不认识他弟弟，他自我介绍，让我坐在秋白书桌前的一把椅子上，给我倒上一杯茶。我正审视房间的陈设时，秋白上楼来了，态度仍同平素一样，好像下午由我突然发出来的那场风暴根本没有一样。这间房以我的生活水平来看，的确是讲究的：一张宽大的弹簧床，三架装满精装的外文书籍的书橱，中间夹杂得有几摞线装书。大的写字台上，放着几本书和一些稿子、稿本和文房四宝；一盏笼着粉红色纱罩的台灯，把这些零碎的小玩艺儿加了一层温柔的微光。秋白站在书桌对面，用有兴趣的、探索的目光，亲切地望着我，试探着说道：“你们还是学俄文吧，我一定每天去教。怎么，你一个人来的吗？”他弟弟不知什么时候走开了。我无声地、轻轻地把剑虹的诗慎重地交给了他。他退到一边去读诗，读了许久，才又走过来，用颤抖的声音问道：“这是剑虹写的？”我答道：“自然是剑虹。你要知道，剑虹是世界上最珍贵的人。你走吧，到我们宿舍去，她在那里。我将留在你这里，过两个钟头再回去。秋白！剑虹是我最好的朋友，我不忍心她回老家，她是没有母亲的，你不也是没有母亲的吗？”秋白曾经详细地同我们讲过他的家庭，特别是他母亲吞火柴头自尽的事，我们听时都很难过。“你们将是一对最好的爱人，我愿你们幸福。”他握了一下我的手，说道：“我谢谢你。”等我回到宿舍的时候，一切都如我想象的，气氛非常温柔和谐，满桌子散乱着他们写的字，看来他们是用笔谈话的。他要走了，我从桌子前的墙上取下剑虹的一张全身像，送给了秋白。他把像揣在怀里，望了我们两人一眼，就迈出我们的小门，下楼走了。事情就是这样。自然，我们以后常去他家玩，而俄文却没有继续读下去了。她已经不需要读俄文，而我也没有兴趣坚持下去了。慕尔鸣路寒假的时候，我们搬到学校新址（西摩路）附近的慕尔鸣路。这里是一幢两楼两底的弄堂房子。施存统住在楼下统厢房，中间客堂间作餐厅。楼上正房住的是瞿云白，统厢房放着秋白的几架书，秋白和剑虹住在统厢房后面的一间小房里，我住在过街楼上的小房里。我们这幢房子是临大街的。厨房上边亭子间里住的是娘姨阿董。阿董原来就在秋白家帮工，这时，就为我们这一大家人做饭，收拾房子，为秋白夫妇、他弟弟和我洗衣服。施存统家也雇了一个阿姨，带小孩，做杂事。这屋里九口之家的生活、吃饭等，全由秋白的弟弟云白当家。我按学校的膳宿标准每月交给他十元，剑虹也是这样，别的事我们全不管。这自然是秋白的主张，是秋白为着同剑虹的恋爱生活所考虑的精心的安排。因为是寒假，秋白出门较少；开学以后，也常眷恋着家。他每天穿着一件舒适的、黑绸的旧丝棉袍，据说是他做官的祖父的遗物。他每天写诗，一本又一本，全是送给剑虹的情诗。也写过一首给我，说我是安琪儿，赤子之心，大概是表示感谢我对他们恋爱的帮助。剑虹也天天写诗，一本又一本。他们还一起读诗，中国历代的各家诗词，都爱不释手。他们每天讲的就是李白、杜甫、韩愈、苏轼、李商隐、李后主、陆游、王渔洋、郑板桥……秋白还会刻图章，他把他最喜爱的诗句，刻在各种各样的精致的小石块上。剑虹原来中国古典文学的基础就较好，但如此的爱好，却是因了秋白的培养与熏陶。剑虹比我大两岁，书比我念得多。我从认识她以后，在思想兴趣方面受过她很大的影响，那都是对社会主义的追求，对人生的狂想，对世俗的鄙视。尽管我们表面有些傲气，但我们是喜群的，甚至有时也能迁就的。现在，我不能不随着他们吹吹箫、唱几句昆曲（这都是秋白教的），但心田却不能不离开他们的甜蜜的生活而感到寂寞。我向往着广阔的世界，我怀念起另外的旧友。我常常有一些新的计划。而这些计划却只秘藏在心头。我眼望着逝去的时日而深感惆怅。秋白在学校的工作不少，后来又加上翻译工作，他给鲍罗廷当翻译可能就是从这时开始的。我见他安排得很好。他西装笔挺，一身整洁，精神抖擞，进出来往，他从不把客人引上楼来，也从不同我们（至少是我吧）谈他的工作，谈他的朋友，谈他的同志。他这时显得精力旺盛，常常在外忙了一整天，回来仍然兴致很好，同剑虹谈诗、写诗。有时为了赶文章，就通宵坐在桌子面前，泡一杯茶，点上枝烟，剑虹陪着他。他一夜能翻译一万字，我看过他写的稿纸，一行行端端正正、秀秀气气的字，几乎连一个字都没有改动。我不知道他怎样支配时间的，好像他还很有闲空。他们两人好多次到我那小小的过街楼上来坐谈。因为只有我这间屋里有一个烧煤油的烤火炉，比较暖和一些。这个炉子是云白买给秋白和剑虹的，他们一定要放在我屋子里。炉盖上有一圈小孔，火光从这些小孔里射出来，像一朵花的光圈，闪映在天花板上。他们来的时候，我们总是把电灯关了，只留下这些闪烁的微明的晃动的花的光圈，屋子里气氛也美极了。他的谈锋很健，常常幽默地谈些当时文坛的轶事。他好像同沈雁冰、郑振铎都熟识。他喜欢徐志摩的诗。他对创造社的天才家们似乎只有对郁达夫还感到一点点兴趣。我那时对这些人、事、文章以及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的争论，是没有发言权的。我只是一个小学生，非常有趣地听着。这是我对于文学上的什么浪漫主义、自然主义、写实主义以及为人生、为艺术等等所上的第一课。那时秋白同志的议论广泛，我还不能掌握住他的意见的要点，只觉得他的不凡，他的高超，他似乎是站在各种意见之上的。有一次，我问他我将来究竟学什么好，干什么好，现在应该怎么搞。秋白毫不思考地昂首答道：“你么，按你喜欢的去学，去干，飞吧，飞得越高越好，越远越好，你是一个需要展翅高飞的鸟儿，嘿，就是这样……”他的话当时给我无穷的信心，给我很大的力量。我相信了他的话，决定了自己的主张。他希望我，希望剑虹都走文学的路，都能在文学上有所成就。这是他自己向往的而又不容易实现的。他是自始至终与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他是一个文学家，他的气质，他的爱好都是文学的。他说他自己是一种历史的误会，我认为不是，他的政治经历原可以充实提高他的文学才能的。只要天假以年，秋白不是过早地离开我们，他定是大有成就的，他对党的事业将有更大的贡献。这年春天，他去过一趟广州。他几乎每天都要寄回一封用五彩布纹纸写的信，还常夹得有诗。暑假将到的时候，我提出要回湖南看望母亲，而且我已经同在北京的周敦祜、王佩琼等约好，看望母亲以后，就直接去北京，到学习空气浓厚的北京学府去继续读书。这是她们对我的希望，也是我自己的新的梦想。上海大学也好，慕尔鸣路也好，都使我厌倦了。我要飞，我要飞向北京，离开这个狭小的圈子，离开两年多一天也没有离开过、以前不愿离开的挚友王剑虹。我们之间，原来总是一致的，现在，虽然没有什么分歧，但她完全只是秋白的爱人，而这不是我理想的。我提出这个意见后，他们没有理由反对，他们同意了，然而，却都沉默了，都像有无限的思绪。我走时，他们没有送我，连房门也不出，死一样的空气留在我的身后。阿董买了一篓水果，云白送我到船上。这时已是深夜，水一样的凉风在静静的马路上飘漾，我的心也随风流荡：“上海的生涯就这样默默地结束了。我要奔回故乡，我要飞向北方。好友啊！我珍爱的剑虹，我今弃你而去，你将随你的所爱，你将沉沦在爱情之中，你将随秋白走向何方呢？……”暑假长江滚滚向东，我的船迎着浪头，驶向上游。我倚遍船栏，回首四顾，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独自长途跋涉，我既傲然自得，也不免因回首往事而满怀惆怅。十九年的韶华，五年来多变的学院生活，我究竟得到了什么呢？我只朦胧地体会到人生的艰辛，感受到心灵的创伤。我是无所成就的，我怎能对得起我那英雄的、深情的母亲对我的殷切厚望啊！在母亲身旁是可以忘怀一切的。我尽情享受我难得的那一点点幸福。母亲的学校放假了，老师、学生都回家了，只有我们母女留在空廓的校舍里。我在幽静的、无所思虑的闲暇之中度着暑假。一天，我收到剑虹的来信，说她病了。这不出我的意料，因为她早就说她有时感到不适，她自己并不重视，也没有引起秋白、我或旁人的注意。我知道她病的消息之后，还只以为她因为没有我在身边才对病有了些敏感的缘故，我虽不安，但总以为过几天就会好的。只是秋白却在她的信后附写了如下的话，大意是这样：“你走了，我们都非常难受。我竟哭了，这是我多年没有过的事。我好像预感到什么不幸。我们祝愿你一切成功，一切幸福。”我对他这些话是不理解的，因此，我对秋白好像也不理解了。预感到什么不幸呢？预感到什么可怕的不幸而哭了呢？有什么不祥之兆呢？不过我究竟年轻，这事并没有放在心头，很快就把它忘了。我正思虑着做新的准备，怎么说服我的母亲，使她同我一样憧憬着到古都去的种种好处。母亲对我是相信的，但她也有种种顾虑。又过了半个月的样子，忽然收到剑虹堂妹从上海来电：“虹姐病危，盼速来沪！”这真像梦一样，我能相信吗？而且，为什么是她的堂妹来电呢？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样才好。千般思虑，万般踌躇，我决定重返上海。我母亲是非常爱怜剑虹的，急忙为我筹措路费，整理行装，我只得离开我刚刚领略到温暖的家，而又匆匆忙忙独自奔上惶惶不安的旅途。我到上海以后，时间虽只相隔一月多，慕尔鸣路已经完全变了样子，“人去楼空”。我既看不到剑虹——她的棺木已经停放在四川会馆；也见不到秋白，他去广州参加什么会去了。剑虹的两个堂妹，只以泪脸相迎；瞿云白什么都讲不出个道理来，默默地望着我。难道是天杀了剑虹吗？是谁夺去了她的如花的生命？秋白用了一张白绸巾包着剑虹的一张照片，就是他们定情之后，我从墙上取下来送给秋白的那张。他在照片背后题了一首诗，开头写着：“你的魂儿我的心。”这是因为我平常叫剑虹常常只叫“虹”，秋白曾笑说应该是“魂”，而秋白叫剑虹总是叫“梦可”。“梦可”是法文“我的心”的译音。诗的意思是说我送给了他我的“魂儿”，而他的心现在却死去了，他难过，他对不起剑虹，对不起他的心，也对不起我……我看了这张照片和这首诗，心情复杂极了，我有一种近乎小孩的简单感情。我找他们的诗稿，一本也没有了；云白什么也不知道，是剑虹焚烧了呢，还是秋白秘藏了呢？为什么不把剑虹病死的经过，不把剑虹临终时的感情告诉我？就用那么一首短诗作为你们半年多来的爱情的总结吗？慕尔鸣路我是不能再待下去了！我把如泉的泪水，洒在四川会馆，把沉痛的心留在那凄凉的棺柩上。我像一个受了伤的人，同剑虹的堂妹们一同坐海船到北京去了。我一个字也没有写给秋白，尽管他留了一个通信地址，还说希望我写信给他。我心想：不管你有多高明，多么了不起，我们的关系将因为剑虹的死而割断，虽然她是死于肺病，但她的肺病从哪儿来，不正是从你那里传染来的吗?……谜似的一束信新的生活总是可爱的。在北京除了旧友王佩琼（女师大的学生）、周敦祜（北大旁听生）外，我还认识了新友谭慕愚（现在叫谭惕吾，那时是北大三年级的学生）、曹孟君（我们同住在辟才胡同的一个补习学校里）。我们相处得很投机，我成了友谊的骄子。有时我都不理解她们为什么对我那么好。此外，我还有不少喜欢我或我喜欢的人，或者只是相亲近的一般朋友。那时，表面上，我是在补习数、理、化，实际我在满饮友谊之酒。我常常同这个人在北大公主楼（在马神庙）的庭院中的月下，一坐大半晚，畅谈人生；有时又同那个人在朦朦胧胧的夜色中漫步陶然亭边的坟地，从那些旧石碑文中寻找诗句。我徜徉于自由生活，只有不时收到的秋白来信才偶尔扰乱我的愉悦的时光。这中间我大约收到过十来封秋白的信。这些信像谜一样，我一直不理解，或者是似懂非懂。在这些信中，总是要提到剑虹，说对不起她。他什么地方对不起她呢？他几乎每封信都责骂自己，后来还说，什么人都不配批评他，因为他们不了解他，只有天上的“梦可”才有资格批评他。那么，他是在挨批评了，是什么人在批评他，批评他什么呢？这些信从来没有直爽地讲出他心里的话，他只把我当作可以了解他心曲的，可以原谅他的那样一个对象而絮絮不已。我大约回过几次信，淡淡地谈一点有关剑虹的事，谈剑虹的真挚的感情，谈她的文学上的天才，谈她的可惜的早殇，谈她给我的影响，谈我对她的怀念。我恍惚地知道，此刻我所谈的，并非他所想的，但他现在究竟在想什么，为什么所苦呢？他到底为什么要那么深地嫌厌自己、责骂自己呢？我不理解，也不求深解，只是用带点茫茫然的心情回了他几封信。是冬天了，一天傍晚，我走回学校，门房拦住我，递给我一封信，说：“这人等了你半天，足有两个钟头，坐在我这里等你，说要你去看他，地址都写在信上了吧！”我打开信，啊！原来是秋白。他带来了一些欢喜和满腔希望，这回他可以把剑虹的一切，死前的一切都告诉我了。我匆匆忙忙吃了晚饭，便坐车赶到前门的一家旅馆。可是他不在，只有他弟弟云白在屋里，在翻阅他哥哥的一些杂物，在有趣地寻找什么，后来，他找到了，他高兴地拿给我看。原来是一张女人的照片。这女人我认识，她是今年春天来上海大学，同张琴秋同时入学的。剑虹早就认识她，是在我到上海之前，她们一同参加妇女活动中认识的。她长得很美，与张琴秋同来过慕尔鸣路，在施存统家里，在我们楼下见到过的。这就是杨之华同志，就是一直爱护着秋白的，他的爱人，他的同志，他的战友，他的妻子。一见这张照片我便完全明白了，我没有兴趣打听剑虹的情况了，不等秋白回来，我就同云白告辞回学校了。我的感情很激动，为了剑虹的爱情，为了剑虹的死，为了我失去了剑虹，为了我同剑虹的友谊，我对秋白不免有许多怨气。我把我全部的感情告诉了谭惕吾，她用冷静的态度回答我，告诉我这不值得难受，她要我把这一切都抛向东洋大海，抛向昆仑山的那边。她讲得很有道理，她对世情看得真透彻，我听了她的，但我却连她也一同疏远了。我不喜欢这种透彻，我不喜欢过于理智。谭惕吾一直也不理解我对她友谊疏远的原因。甚至几十年后我也顽固地坚持这种态度，我个人常常被一种无法解释的感情支配着，我再没有去前门旅舍，秋白也没有再来看我。我们同在北京城，反而好像不相识一样。又过了一个多月，我忽然收到一封从上海发来的杨之华给秋白的信，要我转交。我本来可以不管这些事，但我一早仍去找到了夏之栩同志。夏之栩是党员，也在我那个补习学校，她可能知道秋白的行踪。她果然把我带到当时苏联大使馆的一幢宿舍里。我们走进去时，里边正有二十多人在开会，秋白一见我就走了出来，我把信交给他，他一言不发。他陪我到他的住处，我们一同吃了饭，他问我的同学，问我的朋友们，问我对北京的感受，就是一句也不谈到王剑虹，一句也不谈杨之华。他告诉我他明早就返上海，云白正为他准备行装。我好像已经变成了一个老人，静静地观察他。他对杨之华的来信一点也不表示惊慌，这是因为他一定有把握。他为什么不谈到剑虹呢？他大约认为谈不谈我都不相信他了。那么，那些信，他都忘记了么？他为什么一句也不解释呢？我不愿同他再谈剑虹了。剑虹在他已成为过去了！去年这时，他是一种怎样的情景，如今，过眼云烟，他到底有没有感触？有什么感触？我很想了解，想从他的行动中来了解，但很失望。晚上，他约我一同去看戏，说是梅兰芳的老师陈德霖的戏。我从来没有进过戏院，那时戏院是男女分坐，我坐在这边的包厢，他们兄弟坐在对面包厢，但我们都没有看戏。我实在忍耐不住这种闷葫芦，我不了解他，我讨厌戏院的嘈杂，我写了一个字条托茶房递过去，站起身就不辞而别，独自回学校了。从此我们没有联系，但这一束信我一直保存着做为我研究一个人的材料。一九三三年在上海时，我曾把这些信同其他的许多东西放在我的朋友王会悟那里。同年我被捕后，雪峰、适夷把这些东西转存在他们的朋友谢澹如家。全国解放以后，谢先生把这些东西归还了我。我真是感谢他，但这一束信，却没有了。这些信的署名是秋白，而在那时，如果在谁那里发现瞿秋白这几个字是可以被杀头的。我懂得这种情况，就没有问。这一束用五色布纹纸写的工工整整秀秀气气的书信，是一束非常有价值的材料。里边也许没有宏言谠论，但可以看出一个伟大人物性格上的、心理上的矛盾状态。这束信没有了，多么可惜的一束信啊！韦护我写的中篇小说《韦护》是一九二九年末在《小说月报》上发表的。韦护是秋白的一个别名。他是不是用这个名字发表过文章我不知道。他曾用过“屈维陀”的笔名，他用这个名字时曾对我说，韦护是韦陀菩萨的名字，他最是嫉恶如仇，他看见人间的许多不平就要生气，就要下凡去惩罚坏人，所以韦陀菩萨的神像历来不朝外，而是面朝着如来佛，只让他看佛面。我想写秋白、写剑虹，已有许久了。他的矛盾究竟在哪里，我模模糊糊地感觉一些。但我却只写了他的革命工作与恋爱的矛盾。当时，我并不认为秋白就是这样，但要写得更深刻一些却是我力量所达不到的。我要写剑虹，写剑虹对他的挚爱。但怎样结局呢？真的事实是无法写的，也不能以她的一死了事。所以在结局时，我写她振作起来，重新鼓起生活的勇气战斗下去。因为她没有失恋，秋白是在她死后才同杨之华同志恋爱的，这是无可非议的。自然，我并不满意这本书，但也不愿舍弃这本书。韦护虽不能栩栩如生，但总有一些影子可供我自己回忆，可以做为后人研究的参考资料。一九三○年，胡也频参加党在上海召开的一个会议，在会上碰到了秋白。秋白托他带一封信给我。字仍是写得那样工工整整秀秀气气，对我关切很深。信末署名赫然两个字“韦护”。可惜他一句也没有谈到对书的意见。他很可能不满意《韦护》，不认为《韦护》写得好，但他却用了“韦护”这个名字。难道他对这本书还寄有深情吗？尽管书中人物写得不好、不像，但却留有他同剑虹一段生活的遗迹。尽管他们的这段生活是短暂的，但过去这一段火一样的热情，海一样的深情，光辉、温柔、诗意浓厚的恋爱，却是他毕生也难忘的。他在他们两个最醉心的文学之中的酬唱，怎么能从他脑子中划出去？他是酷爱文学的。在这里他曾经任情滋长，尽兴发挥，只要他仍眷恋文学，他就会想起剑虹，剑虹在他的心中是天上的人儿，是仙女（都是他信中的话）；而他对他后来毕生从事的政治生活，却认为是凡间人世，是见义勇为，是牺牲自己为人民，因为他是韦护，是韦陀菩萨。这次我没有回他的信，也无法回他的信，他在政治斗争中的处境，我更无从知道。但在阳历年前的某一个夜晚，秋白和他的弟弟云白到吕班路我家里来了。来得很突然，不是事先约好的。他们怎么知道我家地址的，至今我也记不起来。这突然的来访使我们非常兴奋，也使我们狼狈。那时我们穷得想泡一杯茶招待他们也不可能，家里没有茶叶，临时去买又来不及了。他总带点抑郁，笑着对我说：“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你现在是一个有名的作家了。”他说这些话，我没有感到一丝嘲笑，或是假意的恭维。他看了我的孩子，问有没有名字。我说，我母亲替他取了一个名字，叫祖麟。他便笑着说：“应该叫韦护，这是你又一伟大作品。”我心里正有点怀疑，他果真喜欢《韦护》吗？而秋白却感慨万分地朗诵道：“田园将芜胡不归！”我一听，我的心情也沉落下来了。我理解他的心境，他不是爱《韦护》，而是爱文学。他想到他最心爱的东西，他想到多年来对于文学的荒疏。那么，他是不是对他的政治生活有些厌倦了呢？后来，许久了，当我知道一点他那时的困难处境时，我就更为他难过。我想，一个复杂的人，总会有所偏，也总会有所失。在我们这样变化激剧的时代里，个人常常是不能左右自己的。那时我没有说什么，他则仍然带点忧郁的神情，悄然离开了我们这个虽穷却是充满了幸福的家。他走后，留下一缕惆怅在我心头。我想，他也许会想到王剑虹吧，他若有所怀念，却也只能埋在心头，同他热爱的文学一样，成为他相思的东西了吧。
第三篇：改革开放四十年回看与思考
改革开放四十年回看与思考
纵观世界风云变幻，回望中国百年沧桑，“开放”都是一个解码兴衰荣辱的关键词。40年前，中国开启了改革开放这场伟大革命，从此中国的面貌焕然一新，世界的面貌也为之一变。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工业国、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稳定器和动力源，书写了世界上“最成功的脱贫故事”……回首往昔，从农村到城市，从试点到推广，从经济体制改革到全面深化改革，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推动了中国和世界的共同发展进步。
历史，总是在一些特殊年份给人们以汲取智慧、继续前进的力量。今天，我们该如何看待改革开放40年这段历程？
时间的齿轮拨回到1978年，那时中国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人均GDP还不到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国家平均数的1/3；如今，整个欧元区的GDP只比中国多了不到2000亿美元。40年前的中国铁路运营里程仅为5万公里，不到9000台的火车机车中有8000台是蒸汽机车，电力机车不足200台，绝大多数火车时速只有40公里；如今，中国铁路运营里程达到12.7万公里，其中高铁2.5万公里，占全球高铁总里程的印%以上。40年前，中国尚处于计划经济时代，面临重工业太重、轻工业太轻的落后畸形产业结构；如今，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早已无可置疑，我们为全世界提供了45%的钢铁、25%的汽车、70%的智能手机、90%的笔记本电脑……
人们曾有这样的忧虑，如果中国不改革开放，总有一天会被开除“球籍”。经过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人民的生活实现了由贫穷到温饱，再到整体小康的跨越式转变，中国社会实现了由贫穷落后到开放富强的历史巨变，并“彻底摆脱被开除球籍的危险”。“21世纪始于中国的1978年”，这是英国知名学者马丁·雅克多年前的判断，也是当今世界的普遍认知。40年众志成城，40年砥砺奋进，40年春风化雨，改革开放不仅深刻改变了中国，也深刻影响了世界。
一、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
40年改革开放历程中，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40年伟大实践雄辩地证明，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活力之源，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1.改革开放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
俄国革命家、哲学家、作家和批评家车尔尼雪夫斯基曾说，历史的道路不是涅瓦大街上的人行道，它完全是在田野中前进的，有时穿过尘埃，有时穿过泥泞，有时横渡沼泽，有时行经丛林。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次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变成了一个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模仿苏联建立起来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经济发展缓慢，人民生活水平不高，技术水平低，医疗卫生条件欠佳……当时的中国面临来自各方的严峻挑战，社会主义建设受到阻碍。邓小平同志曾大声疾呼，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我们党作出前所未有的历史抉择，领导人民开启改革开放伟大征程。
改革开放是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基础上，对原有体制进行根本性的变革，并逐步打开国门搞建设、不断扩大开放，将一个经济、社会、文化等比较落后的国家变成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因此，无论从解放生产力、扫除发展生产力的障碍上说，还是从政策的重新选择、体制的重新构建的深刻性和广泛性来说，抑或是从由此引起的社会生活和人们观念变化的深刻性来说，改革开放都是一场新的伟大革命。
今天，当我们回顾改革开放40年历程时会发现，改革开放开辟了发展的道路，打开了繁荣的大门。正如总书记所指出的，我们党靠什么来振奋民心、统一思想、凝聚力量？靠什么来激发全体人民的创造精神和创造活力？靠什么来实现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在与资本主义竞争中赢得比较优势？靠的就是改革开放。
2.改革开放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必然要求
生产力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最终决定力量。然而，在改革开放之前一段时期，我们并没有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邓小平同志曾表示，多少年来，我们吃了一个大亏，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了，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1978年，工人的月平均工资只有四五十元，超过八成人每天的生活费达不到每人每天1.25美元的国际贫困线标准，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只有日本的1/20、美国的1/30。
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我国落后的社会生产严重制约着人民生活的改善，解决温饱问题是当时广大人民群众的迫切需要。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
鉴于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中国开始了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僵化半僵化到全面改革、从封闭半封闭到对外开放的历史性转变，使社会生产力获得又好又快发展。短短40年，我国从一个一穷二白的落后国家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工业国、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并稳定解决了十几亿人的温饱问题，总体上实现小康，不久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3.改革开放是适应新科技革命和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
近代以来，英、德、美三个先后崛起的大国，无不是以科技创新能力为支撑，实现经济飞速发展的。而曾经的“海上马车夫”荷兰、昔日霸主西班牙等，都因错失科技革命机遇而被抛在后面。进入20世纪70年代，科学技术日益成为社会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决定性因素，以科技和经济为主要内容的综合国力的较量也日益凸显。1970年，一个美国农民能养活47个人。1971年，美国超过八成的家庭至少拥有一辆汽车。
再来看一下当时的中国。新中国成立后，科学技术有了很大的发展，在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中发挥了重大作用。但是，我国科技发展水平落后发达国家40年左右。在美国福特公司的汽车工厂，每个工人平均每年生产50辆车，而中国汽车工人每年只能生产1辆车。在法国，马赛索尔梅尔钢厂年产350万吨钢只需7000名工人，而中国武钢年产钢230万吨，却需要6.7万名工人。中国与世界的差距之大令人震撼，党和国家事业面临的压力之巨也前所未有。
1978年3月，党中央召开了全国科学大会。这是在国家百废待兴的形势下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是新中国科技发展史上一座重要的里程碑。大会明确提出了“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等重大论断，重申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一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此后，中国发展迎来了“科学的春天”。同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进一步为科技教育事业的大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如今，我国科技生产力获得大解放、大发展、大创新，我们不仅在量子卫星、高铁、超级计算机等多个领域傲视全球，在互联网经济中也引领风骚，移动支付、电子商务等互联网领域的创新，已然是中国崭新的技术名片。科技实力和创新能力显著增强，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增添了勃勃生机。4.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
人类发展的道路，从来都不是笔直的，我们总需要在历史的关键时刻或十字路口作出抉择。只有走上正确的道路，我们才能穿过历史的逼仄三峡，来到历史的开阔境界。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对基本矛盾的具体表现缺乏科学认识、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发展阶段的判断出现偏差等原因，我们在实践中出现了严重失误。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中国向何处去”又成为摆在中国人面前头等重要的问题。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旗帜鲜明反对“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
方向决定道路，道路决定命运。改革开放是一场深刻革命，必须坚持正确方向，沿着正确道路前进。总书记指出：“在方向问题上，我们头脑必须十分清醒。”我们的方向就是不断推动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而不是对社会主义制度改弦更张。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改革开放始终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这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逻辑起点，也是今天深化改革必须坚持的正确方向。搞否定社会主义方向的“改革开放”只有死路一条。历史上，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原因之一就是，社会主义在实践中将“改革”变成“改向”。
当前，一些敌对势力和别有用心者在那里摇旗呐喊、制造舆论、混淆视听，他们将改革开放定义为往西方政治制度的方向上改，甚至鼓吹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有市场经济。凡此种种，显然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事实上，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我们在涉及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等根本问题上，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决不会出现颠覆性错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得到充分体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我们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发展历程，创造了人类发展上的奇迹。可以说，改革开放每前进一步都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都深化了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都进一步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5.改革开放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数代中国共产党人义无反顾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团结带领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谱写了气吞山河的壮丽史诗。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统一、社会稳定。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找到了一条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进行了28年浴血奋战，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1949年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建立符合我国实际的先进社会制度。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完成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实现了中华民族由近代不断衰落到根本扭转命运、持续走向繁荣富强的伟大飞跃。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合乎时代潮流、顺应人民意愿，勇于改革开放，让党和人民事业始终充满奋勇前进的强大动力。在40年风雷激荡的岁月里，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进行改革开放，破除阻碍国家和民族发展的一切思想和体制障碍，无论是政治、经济、文化、人民生活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使中国大踏步赶上时代，改革业已融人中国制度的血液之中。
二、改革开放40年成就辉煌
凝视中国，如同欣赏一幅精心创作的画卷，无论局部还是整体，总有着升腾不屈的气势。40年来，改革开放使中国迅速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综合国力显著提高，人民生活极大改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充满生机与活力。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曾表示，40年前谁也不会想到中国会发展成为与美国相匹敌的全球性国家。1.从封闭型经济弱国到开放型全球经济大国的伟大转折
作为改革开放的第一个经济特区，38年前，深圳还只是一个小渔村，深圳农民一天收入不过1元，人均GDP只有606元；如今，深圳人均GDP突破18万元，是全国平均水平3倍之多，出口额连续25年居内地城市第一。深圳的发展成就，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从封闭型经济弱国到开放型全球经济大国的精彩缩影。
第一，我国经济增长创造世界奇迹。一是经济保持快速增长。1978年至2017年，我国经济的年均增长速度达到9.5%，我国高速增长期持续的时间和增长速度创造了人类经济发展史上的新奇迹。二是经济总量连上新台阶。GDP从1978年的3645亿元迅速跃升到2017年的82.7万亿元，增长了226倍，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三是人均GDP不断提高。1978年中国人均GDP仅381元，2003年跨过万元大关，2017年跃升至近6万元，成功实现从低收入国家向中上等收人国家的跨越。
第二，我国成为世界贸易大国。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之前的30年里，我国经济基础薄弱，物质生产匮乏，经济建设资金短缺，与世界经济交往的范围狭窄，中国进入了“闭关锁国”状态，国民经济走到了崩溃的边缘。改革开放以来，从沿海到沿江、沿边，从东部地区到中西部地区，从贸易到投资，从货物贸易到服务贸易，从“引进来”到“走出去”，逐渐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实现了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
从比利时根特市出发，“长安号”中欧班列装载着一辆辆崭新的沃尔沃轿车、SUV，全速开往中国西安港，送达我国消费者身边。繁忙的口岸、密集的跨境列车背后，是中国不断加大开放的步伐。1978年，中国进出口贸易额仅为355亿元；2017年，根据海关总署的统计，中国外贸进出口总值已经达到27.79万亿元，约为1978年的783倍。2018年4月，世界贸易组织发布的全球贸易报告显示，中国商品贸易出口继续位居世界第一位，商品贸易进口仅次于美国，位居全球第二位。
第三，我国是世界经济的发动机和稳定器。2017年11月13日，美国《时代》周刊在杂志封面上，用中文和英文两种语言书写“中国赢了”。封面文章作者布雷默说：“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经济可能仍将保持强劲和稳定，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将持续增长。”1978年，中国的经济总量仅位居世界第十位；2010年，居世界第二位，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总量占世界的份额由1978年的1.8%提高至2017年的15.3%。最近5年，我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更是超过30%，居世界第一位。在当前世界经济缓慢复苏的背景下，强劲有力的中国经济引擎，正逐渐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之一。2.从贫穷到温饱再到整体小康的跨越式转变
一位亲历改革开放40年的知名民营企业家曾在一次演讲中发出这样的感慨：“40年前让咱们做梦，不管你怎么努力做好梦，也绝对梦想不到40年后的中国会是今天这个样子。中国确实发生了谁也没法想象的天翻地覆的变化。”改革开放40年，我国的社会民生发生突变式的飞跃，“而我们就是飞跃时代的人”，正是改革开放以来人们共同的心声。
城乡居民收入连上新台阶。40年前，数亿中国人还在为温饱问题发愁，现如今，人民群众的收入水平显著提高，已经形成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中等收入群体。1978-2017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人由343元增加到36396元，增长超过100倍；我国农民人均纯收入由134元增加到13432元，增长约为100倍。
消费升级步伐加快。随着居民收入不断迈上新台阶，人们的需求层次越来越高。改革开放之初，人们消费主要以满足生存为主，吃饭问题在生活消费支出中占有重要地位；如今，舍得旅游的人多了，乘高铁、坐飞机变得平常；出了新款手机，很容易成为全社会的热议话题；电影还没上映，往往引发全民期待。国家统计局相关数据显示，1978年，中国城镇居民家庭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为311元，恩格尔系数为57.5%，处于刚刚温饱状态；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为116元，恩格尔系数为67.7%，还处于贫困状态。到了2017年，全国居民恩格尔系数为29.39%，比改革开放初期总体下降了一半多，第一次进人联合国划分的20%至30%的富足区间。随着我国消费的光谱越来越宽，消费的转型升级看得见、摸得着，“富起来了”已成为共识。
扶贫成就举世瞩目。改革开放前，我国城乡居民生活基本上处在温饱不足状态，1978年农村还有7.7亿贫困人口。按照现行标准计算，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的农村贫困人口累计减贫7亿多，农村贫困发生率从1978年的97.5%大幅下降到2017年的3.1%，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成为率先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国家。全世界每10人脱贫，就有7个来自中国。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海伦·克拉克曾说，中国将她的人民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从贫困中脱离了出来，我们呼吁各国分享中国的减贫经验。3.从世界舞台边缘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历史性提升
“认识你自己”，是一道贯穿古今的哲学命题。对于一个国家来说，这更是一道必答题。纵观中华民族前进发展，横看世界力量对比变化，在世界舞台的坐标轴上，中国从曾经的闭关锁国被边缘化，到重新走进世界舞台，再到走近舞台中心。
第一，中国角色变了：从学习融人者到建设贡献者。2001年，加人世界贸易组织，成为中国全面重返世界舞台、融人全球化进程的标志性事件。之后，中国切实履行义务，学习、遵守、运用世贸规则。而当中国抓住全球化机遇，实现经济飞跃式发展，向世界经济舞台中心走近的同时，西方那些曾经大力支持全球化的“旗手”，如今却在不断鼓噪反全球化的杂音。
直面挑战，中国明确反对保护主义，着力倡导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从倡议并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到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新开发银行，从举办APEC会议启动亚太自贸区进程到推动人民币正式“入篮”……中国以坚定的信心和雄厚的实力，不断为完善全球经济治理提出方案、贡献智慧、落实行动。
第二，中国担当变了：从提供物质到思想引领。改革开放之初，世界分享到的是中国发展所带来的物质层面红利。随着中国逐步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中国不仅提供物质，更提供思想引领的方案，中国理念正在成功“全球化”。“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真实亲诚”的对非工作方针，义利兼顾、以义为先的正确义利观，结伴不结盟的伙伴关系，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同舟共济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念，不但创新发展了中国国际秩序观，也开辟了国际关系新愿景。在全球治理进程中，中国展现负责任大国的担当，为维护国际社会稳定、促进世界经济增长注入信心、贡献力量。
第三，中国心态变了：从贫弱焦躁到自信平和。无论一个国家还是一个民族，在崛起进程中，心态越平和，越能展示自信，赢得尊重，同时也越有利于彼此之间的和谐相处。而这种“平和”，更体现在“做好自己”上。改革开放之前，由于缺乏经验，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急躁冒进的错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保持自信平和、保持战略定力，牢牢掌握着自己命运，以自己的方式融入全球化大潮，不仅没有迷失自己，反而制度更加成熟，实力更加雄厚。
“我们要赶上时代，这是改革要达到的目的”，邓小平同志当年如此期许。改革开放40年，中国已经从过去那个现代化的“迟到国”变为现代化的“实践中心”；从当年经济面临崩溃的“欠发展国家”成长为“最有活力的新兴经济体”；从曾经的跟跑者发展为“让全世界仰望的‘北极星’”。德国《时代周报》网站从数据解读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斐然成就：数亿中国农民摆脱了贫困，村庄变成现代化的城市，高铁在大都市之间穿行，中国的经济繁荣让人难以置信。
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中国的今天，也就没有中国的明天。这是一条正确之路，正是改革开放这场新的伟大革命，让我们成功开辟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推动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让社会主义中国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这是一条强国之路，正是改革开放极大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使我们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位置，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这是一条富民之路，正是改革开放让7亿多贫困人口成功脱贫，形成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中等收入群体，人民生活从短缺走向充裕、从贫困走向小康。
三、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
历史从不眷顾因循守1日、满足现状者，机遇属于勇于创新、永不自满者。一切伟大成就都是接续奋斗的结果，一切伟大事业都需要在继往开来中推进。在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开幕式的主旨演讲中，习近平主席向世界明确表态：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1.坚定不移全面深化改革
如果说40年前开始的改革开放是中国人民“穷则思变”的主动变革，是中国人民最为自信和自豪的伟大壮举，那么，当前推进的全面深化改革就是中国实现新的更大发展的根本举措，是我们党在新的时代下带领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是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
第一，坚持改革的正确方向。旗帜引领方向，方向选择道路，道路决定命运。当今世界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人发展，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持续推进，世界格局进入深度调整期。在新的国际形势面前，我们推出的改革措施面临着诸多外界因素的干扰和破坏。目光转向国内，改革进行到今天，好啃的骨头基本上都啃完了，剩下的大都是难啃的“硬骨头”。如经济社会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等问题依然突出；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较大。我们必须有壮士断腕的决心、过五关斩六将的勇气，从我国国情出发、从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出发，加强党对全面深化改革的集中统一领导，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为任何干扰所惑，不求轰动效应，不做表面文章，继续积极稳妥地推进各项改革。
第二，推动改革向纵深发展。当前改革进入深水区，每一项改革都会对其他改革产生重要影响，每一项改革又都需要其他改革协同配合。如果总是某一方面的改革单兵突进，这样的改革不仅不可能走得好、行得远，甚至还会造成改革在一定程度上的异化。因此，我们要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这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内在要求，也是推动改革的重要方法。具体而言，经济体制改革当然要继续发挥带动引领作用，但是我们同样要加快推进政治、社会、文化、生态、党的建设、国防军队等各个领域的改革，通过各项改革的相互促进、良性互动，整体推进，重点突破，形成继续推进改革开放的强大合力。从国有企业改革到金融体制改革，从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到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从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到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我国正蹄疾步稳推进各项改革，打出一系列改革“组合拳”。
2.以更大力度推进对外开放
外资申请控股合资证券公司，沪港通、深港通相关交易额度扩大，抗癌药等28项药品进口关税宣布取消……一系列扩大开放举措纷纷落地，宣示了新时代我国始终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打开国门搞建设的坚定决心。
第一，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过去40年的经验告诉我们，放宽市场准入、积极利用外资既可以有效弥补国内相关领域投资的不足，又可以带动国内就业、增加税收。与此同时，一大批跨国企业通过进入中国市场，也为国际资本提供了巨大的投资机会和市场空间，优化了全球产业链的布局。目前，我国把大幅削减服务业准入限制和全面放开制造业作为重点，扎实推动银行、证券、保险等服务业开放措施落地，推动落实放宽汽车、船舶、飞机等行业外资股比限制。总书记指出：“开放还是封闭，前进还是后退，人类面临着新的重大抉择。”中国通过大幅放宽市场准入，向世界清晰地表明，谁在拥抱开放，谁在开历史倒车。
第二，创造更有吸引力的投资环境。“创造一个海洋，就会有鲨鱼成长！”投资环境好了，大鱼自己会来，小鱼也会长成大鱼。总书记曾指出：“投资环境就像空气，空气清新才能吸引更多外资。”创造更有吸引力的投资环境，站位要有高度。在前有标兵、后有追兵的现实面前，我们要以自由贸易试验区、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等开放高地建设为主要抓手，在投资、贸易、金融等方面对标国际高标准规则，找差距、补短板，追求改革新境界、放大改革新优势、实现改革新突破。创造更有吸引力的投资环境，靶向须得精准。投资环境改革中遇到的痛点、堵点、难点问题在所难免，要学会“对症下药”，以“店小二精神”做好“五星级服务”，突出政策的含金量和获得感。以深圳为例，深圳针对知识产权保护不够的问题，率先实施惩罚性赔偿制度，在提高知识产权损害赔偿标准、加大惩罚性赔偿力度、合理分配举证责任等方面先行先试。再如，针对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深圳发挥引导基金、担保增信、风险补偿、贷款贴息等支持政策作用，进一步扩大政策覆盖范围。
第三，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一带一路”建设是我国扩大对外开放的重大举措。目前，全球140多个国家和地区积极响应和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联合国大会、联合国安理会等重要决议也纳入“一带一路”建设内容。2013-2017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货物贸易额累计超过5万亿美元，对外直接投资超过700亿美元。截至2017年底，我国已经在20多个国家建设75个境外经贸合作区，为有关国家创造大量税收和就业岗位。肯尼亚《民族日报》曾刊文称，肯尼亚标准轨距铁路“马达拉卡快线”是“一带一路”倡议的一部分，是使肯尼亚成为中等收入国家的“愿景2030”发展计划中的“旗舰项目”之一，将为非洲崛起奠定重要基础。这条中方提供90%融资并由中国企业修建的铁路，正是中国梦与肯尼亚梦相汇的地方。此外，巴基斯坦总理沙希德·哈坎·阿巴西对“一带一路”倡议表示了强烈支持。他曾表示，“一带一路”建设远不止是一种基础设施方面的合作，这一倡议将大大有助于在分化的世界中打造命运共同体。今后，我们将继续秉持和遵循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把“一带一路”建设成为顺应经济全球化潮流的最广泛国际合作平台，让“一带一路”建设更好造福各国人民。
第四篇：”我与改革开放四十年“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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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改革春风扬帆远航
当改革开放的春风刚刚吹拂神州大地时，我出生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的一个普通农村家庭。小时候学费是一块八角钱，却是一笔不小的开支，那时全家都舍不得吃的鸡蛋，才两分钱一个。穿的是打满补丁的粗衣，吃的是黄面窝窝，父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土坷垃里刨食，虽然解决了温饱问题，但经济还是相当困难。那时点的是煤油灯，走的是泥巴路，能看到一辆汽车都让儿时的我兴奋不已。一到下雨天，我们要当心屋里会漏水。整个村子没有几台电视，大家为了能看到心仪的港台连续剧，一到晚上就早早地搬着凳子去占位置。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暖暖的幸福就像寒冬季节诱人的阳光一样蔓延开来。在政策的引导下，在农村科技的扶持下，在市场经济的带动下，合作医疗、教育富民、公粮、余粮等种种粮食征收的取消，农民越来越富足了。农民兄弟接二连三的从农田里脱离出来，有的外出务工，有的跑起了运输，有的到城里拉起了建筑队，有的开店经商搞副业，经济收入都有了质的飞跃。电话机、洗衣机、冰箱、热水器、微波炉等家电也陆陆续续到了位。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家的房子也已经翻建两次，有了明亮的玻璃窗、有了漂亮的瓷地砖、有了宽敞的客厅、有了舒适的卧室……。而最值得一提的，我始终认为该是传统农村茅坑向卫生间的转变，让我告别了雨天不敢上厕所的痛苦，也告别了捂着鼻子心惊胆战上厕所的历史。
改革开放使我们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成功实现了由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状态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我是七十年代出生的青年，在改革的洪流中，我逐步成长，在开放的春风里，我看到了幸福的变化，在我懂事的二十多年里，家乡的草房改建瓦房，瓦房改建成楼房，楼房又在规划改建社会主义新农村住房；一条条新修的水泥路实现了“村村通”；没有了农业税，他们更加珍爱他们的旱地水田，精心打理他们的房前屋后。他们日日劳作，辛勤耕耘，他们连年丰收、喜气洋洋，家家户户有了彩电，有的村民还有了自己的汽车，这些都是改革开放在农村最伟大的社会实践。
网上看到这样一个段子，讲的是现在年轻人的困惑，段子说的是：当我们读小学的时候，读大学不要钱；当我们读大学的时候，读小学不要钱；当我们还没成功是必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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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工作的时候，工作也是分配的；当我们可以工作的时候，找工作是难的；当我们不能挣钱的时候，房子是分配的，当我们能挣钱的时候，房子是很难买得起的。尽管这里有许多调侃的意味，其实也给了我们很多启发。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一定会碰到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改革的终极目的就是修正错误，求得更大的发展。我们作为改革开放受益最大的群体，我们更有责任、有义务接过前辈的接力棒，尽自己的全力为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贡献力量，让我们乘着改革的风帆奋力前行。
成功是必须的
第五篇：毕业四十年同学聚会主持词与毕业四十年聚会主持词
毕业四十年同学聚会主持词
开场主持词
男：尊敬的各位老师，女：亲爱的同学们。
合：大家上午好！
男：时光易逝，岁月催人，四十年弹指一挥间。我亲爱的同学们，你们好吗？
女：日月穿梭，春夏秋冬，一弯浅笑，笑醉多少柔情。一抹清愁，送走了多少年少过往！我亲爱的同学，你们过的幸福吗？
合：时光如此安然，岁月如此静好。
男：无数次，我徜徉梦里，希望再次聆听那久违的声音，凝视久别的面孔，打开尘封的记忆，回到美丽的青春。
女：无数次，我总是重温我们在一起的时光，在梦里梦到你们，在心底里一直有个愿望，期待可以见到当年的那些男孩女孩，看看他们现在的样子，这成了我一生最大的心愿。
男：四十年的翘首企盼，终于化成了今天的欢声笑语，汇成了你我的心潮澎湃！
女：四十年的怀恋与牵绊，终于凝成了今天的幸福时光，汇成了你我欢乐的海洋。
合：今天，我们相聚了！
男：尽管路途遥远，同学们还是从全国各地赶来，怀着满腔的热忱，带着久别重逢的渴望。
女：最让我感动的，我想也是能够感动大家的是，**同学不仅发来了祝福贺词，他还为聚会赞助人民币*万元。在此，对他的这份赤诚之心表示衷心的感谢！
男：可记否，教室里我们学海苦读求知忙。操场上，我们奋力拼搏展英姿，意气风发、神采飞扬。
女：可记否，宿舍里那一串串青春的乐章，我们憧憬未来、心怀梦想，欢声笑语，在那个叫做青云的美丽校园，它承载我们生命中最美好的三年时光。
男：高中三年，是你让我的人生不缺少回忆，同时也增加了几许离愁，几多甜蜜。
女：高中三年，我们琴心驭志，珠玉阳纯，播种希望，收获友谊，更有初恋和爱情！这些
都将成为我一生不可多得的财富。
男：一辈同学三辈亲，那是岁月无法更改的旋律。
女：一日同学，百年兄弟姐妹，那是割不断的情，那是分不开的缘。
男：岁月无情，一些同学已然不见，白云苍狗，时光变迁，我们也渐近黄昏，但我们知道，老去的只是容颜，年轻的心，会一直陪伴我们每个春夏秋冬，每份苦辣酸甜。
女：岁月沧桑，洗不尽我们的纯真与浪漫，仿佛昨日重现，情还是那份情，笑脸还是那张笑脸，无论世事如何变迁，这份同学情谊，就像陈年的老酒，味道醇厚而久远。
男：多少次的魂牵梦萦，多少回的心驰神往，我们怀着对老师的敬意，带着对同学的眷恋。今天，我们终于相聚了，女：多少次的心灵呼唤，多少次的深切叮咛，今天，我们相聚了，欢聚在这鲜花簇拥、喜庆浓郁的宴会大厅，共同回首那段被青春燃烧的岁月。
男：在这个难得的金秋吉日，同学们，让我们高举酒杯；
女：在这个激动人心的时刻，同学们，让我们纵情开怀，合：重拾往日的欢笑，共享这美好的时光！
毕业四十年聚会主持词
尊敬的老师、尊敬的校长、亲爱的同学们：大家上午好!
期盼已久的毕业四十年聚会，今天终于如期举行了。这是我们四十年的分别，四十年的魂牵梦绕，四十年的期待。
1972年，我们怀着同一个梦想，相聚于xx中学，结下了难以忘却、难以割舍的同窗友谊。那时我们17-8岁，青春年少，是人生最美好、最靓丽的时光。教室里有我们的欢笑，操场上有我们的打闹，煤油灯下有我们挑灯夜读，学工学农、车间、田间有我们劳动的汗水，食堂河边有我们的嬉戏，寝室大统铺有我们的滚打，菜地有我们的种菜的身影，瓦屋上有我们晒菜干的情景，玻璃瓶里有我们黄豆、咸菜、辣椒酱的记忆，这些尘封四十年的往事，回到母校，就不由自主的涌现出来，而且还是那么的亲切，那么生动，那么感人，那么让人难以释怀。是母校给予我们无限的回忆。
1974年，我们离开母校，在那火红的年代里，我们奔赴不同的工作岗位，在各条战线上奋发图强。有的同学回乡务农，在广阔天地里锻炼成长；有的同学招工进厂，在车间里贡献聪明才智；有的同学与旧教育制度决裂，走上了工农兵求学之路；有的同学迈向军旅生涯，穿上绿色军装，保家卫国，在解放军大学校里茁壮成长；有的同学在恢复高考后，又走进课堂；有的同学紧跟改革开放，在商海里摸爬滚打。是社会给予我们无限的发展空间。
四十年，弹指一挥间。四十年前，我们家庭没有电话，个人没有手机。学校档案室几次搬迁，没有了档案。我们彼此失去了联系，模糊了彼此的记忆。一晃就成了60岁左右的老人。此次聚会来之不易，是同学们带着别后40年的情感，经过半年时间的筹备，才有了今天的相聚。特别是同学名单的回忆、人员的通知，耗费了不少的时间和精力。尤其是得到了母校朱校长、陶必亮校长的大力支持，并提供强有力的后勤保障；得到了唐古健同学的积极倡导和经费支持；得到了刘训林、陈正才、张官元、罗井根、吉玉梅、陈亚芹等同学的精心组织和周密安排；得到了赵成俊、石以刚、钱钦栋、袁才和等同学的认真筹备和积极落实；得到了同学们的积极参与。为此，我建议同学们，以热烈的掌声感谢母校，感谢朱校长！感谢恩师王学凯先生的到来！感谢为我们这次聚会而辛勤筹备的各位同学！
亲爱的同学们，尽管我们在筹备过程中，想方设法的联络，不辞劳苦的奔波，仍然有不少恩师、不少同学联络不上，他们分居在大江南北，分散于全国各地。使筹备工作有很多不如人意，很多不足，恳请老师、同学谅解。今后我们将继续联络，争取下次同学聚会时，人来的更全，事办得更好，情况掌握的更实。值此聚会之机，我对尊敬的朱校长、王老师、亲爱的同学，以及因故未能参加本次聚会活动的老师和同学，送上亲切的问候和良好的祝愿!祝愿敬爱的老师身体健康，阖家幸福！祝愿亲爱的同学心想事成，万事如意！祝愿母校蒸蒸日上，兴旺发达！
今天同学会分三个阶段。上午成立同学会，为第一阶段；中午聚会午餐，为第二阶段；下午同学交流，为第三阶段。根据筹备组分工，我主持第一、第二阶段。第三阶段由刘训林同学主持。现在进行第一阶段。
一、首先，有请母校朱校长讲话，请大家欢迎。
二、校长语重心长的讲话，让我们为母校骄傲，为母校自豪。是母校让我们结下深厚的同学友谊，是老师让我们学到文化知识，一生受用。现在有请王学凯老师讲话，请大家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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