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论十大关系

第一篇：浅谈论十大关系

浅谈《论十大关系》

1956年4月，毛泽东作了《论十大关系》的重要讲话，围绕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都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基本方针，深刻论述了正确处理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的一系列重大关系。包括以下十个方面。

一、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

重工业是我国建设的重点。必须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但是决不可以因此忽视生活资料尤其是粮食的生产。如果没有足够的粮食和其他生活必需品，首先就不能养活工人。所以，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必须处理好。

二、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

我国的工业过去集中在沿海。我国全部轻工业和重工业，都有约百分之七十在沿海，只有百分之三十在内地。这是历史上形成的一种不合理的状况。沿海的工业基地必须充分利用，但是，为了平衡工业发展的布局，内地工业必须大力发展。

三、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

只有经济建设发展得更快了，国防建设才能够有更大的进步。

四、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

国家和工厂，国家和工人，工厂和工人，国家和合作社，国家和农民，合作社和农民，都必须兼顾，不能只顾一头。这是一个关系到六亿人民的大问题。

五、中央和地方的关系

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

六、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

反对大汉族主义。地方民族主义也要反对。要诚心诚意地积极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

七、党和非党的关系

共产党和其他党派应该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八、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

要分清敌我。

九、是非关系

党内党外都要分清是非。“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是团结全党的方针，我们必须坚持这个方针。

十、中国和外国的关系

坚持革命立场，还要谦虚谨慎，还要向外国学习。

这十种关系，都是矛盾。世界是由矛盾组成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要正确处理这些矛盾。要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的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实践证明，毛泽东主席当年所论述的十大关系，准确而深入地分析了当时的国情，认清了当时社会的各种矛盾。从而为切实解决问题奠定了基础。

矛盾总是存在的，而且会有新的矛盾出现。当代社会的各种矛盾，比如区域发展不平衡，资源分配不合理，医疗保障等制度分布不均，贫富差距扩大等等问题仍需我们切实分析。在急速发展的大环境下，我们仍然非常有必要像毛泽东主席那样，抓住社会的主要矛盾，逐个发现逐个解决。而毛主席当年所论述的十大关系，比如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如今仍需仔细思量。

第二篇：论十大关系

《论十大关系》读后感

1956年，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论十大关系》的讲话，这是在社会主义第一个五年计划取得成功的前提下，针对一些错误及不足处进行纠正。以下是我个人对《论十大关系》的理解：

经济上：发展农业，轻工业来辅助重工业的发展；发展沿海工业来辅助内地工业。做到了以先进带动落后，从而促进了两方面的共同繁荣。找到了我们的不足之处，针对性的发展。另外，注重国家，生产单位，同个人利益的统一，有利于调动了群众的积极性，为国家做更多的贡献。

政治上，在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之下，扩大地方的权力。这样能使地方办更多的事，使人民更贴切了解中央的路线方针，及相应的政策。同时确定了我党和其他党派的和平共处，相互监督的原则，为以后的和平共处做了铺垫。

军事上，注重建设国防，同时将投入的经费来控制在一定的比例上。将更多的经费投入经济建设上来。不在带一味的强调军事上的强悍及数量上的优势。

民族上，反对大汉主义，帮助其他少数民族的发展经济等。每个民族都是平等的，都是中国的一部分，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这样加强了中央对偏远地方的控制，赢得民心。

文化上，注重学习发达国家的先进科学技术和管理方法。吸收优秀的文化来帮助中国提高科学技术及民族素质。

这是一次非常重要的讲话。毛泽东在理论上正确的指出了我们当时的矛盾及问题，并且指出了改进的反复发，前进的道路。在当时落后的情况下，能分析出我们社会存在的症结所在，是非常不容易的。不管日后是否能贯彻以上的指示，但《论十大关系》为当时的我们明确了目标，指引我们前进。

对我影响最大的是他的辩证思想，用矛盾的，两面的角度考虑问题。文章中，不仅考虑了工业，又考虑到了轻工业；不仅考虑到了集体利益，又考虑到了个人利益；不仅考虑到我党，又考虑到了其他政党等等。对于学习而言，我应该重视文理的兼修，重视劳逸的结合；其次，对于生活而言，我应考虑到集体与个人利益的统一。《论十大关系》是一篇值得我们反复探究的著作，无论是当时还是对于现在都有其深远的影响。

第三篇：《论十大关系》读后感

《论十大关系》读后感

1956年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论十大关系》的讲话，是毛泽东花一个半月，听取中央政府34部门的工作回报后，在56年5月2号的最高国务会议上做的报告。从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国家，生产单位，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党和非党的关系；中国和外国的关系等十个方面论述当时中国在经济，政治，外交等方面在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中主要的问题。属于以毛泽东为首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对中国社会主义的积极探索。在讲话中，毛泽东以苏联的经验为鉴戒，总结了我国的经验，论述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十大关系，提出要调动国内外一切直接和间接的力量，建设社会主义。以此为起点，开始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最初有益的探索。《论十大关系》涉及我国的经济、政治与文化等各方面。

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毛泽东深刻的认识到重工业对一个后发展中国家的重要，只有拥有独立的工业体系，才能不受制于人。不管是美国还是苏联？50年代末中俄关系的恶化，就体现要想不受制于人，必须有自己的高科技体系和工业体系。不论是中苏的联合舰队，还是长波电台，如果中国人不明白这些高技术，不能造出自己的舰队和电台，这些只能是受苏联控制。农业和轻工业的作用在于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在于维护币值的稳定和社会的稳定，同时又有利于重工业的交流与发展。对于农业的发展，毛泽东重视高科技的作用，如袁隆平的两系杂交稻，引进美国高产化肥技术等，重视人民的作用。但是，过低的压低粮食价格，不利用农业的长久发展。

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沿海的地区要利用好原有的工业基础，让其发挥更大的作用。处于战争布局的考虑，要平衡工业分布，新建的工厂要大部分放在内地。现在很多人都说，我们备战了那么久，没有发生战争，浪费了大量的物资，拖累了国家经济建设。以代表的就是国家大规模的三线建设，浪费了大规模的人力物力财力。但是，我们要明白当年苏联陈兵中苏边境百万，我们能不准备吗？正是我们充足的准备，才是我们避免了战争，如果，没有准备，疏于防范，可能真的就有战争发生，这样的损失是不是更大。备战和防灾是一样的，我们都是防范于未然。又有人说当今的战争，全是高科技，导弹，卫星致盲，网络战等，你平衡工业布局有什么用？毛泽东的观点就是要做好战争准备，我们随时能打仗，敢打仗。如果让内地有了工业基础，我们就有了战争的战略缓冲地带，犹如二战中的苏联的西伯利亚工业基础。就是我们有了组织反击的能力，不管是再高的科技，也是不能一下把我们这么大一个中国消灭掉的。对印度的自卫反击战，我们打的是多么有战略，有战术，基本上和古巴导弹危机同起同落。

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毛泽东重视经济建设，降低军费，裁军。保证国家的财政更多的用于经济的建设。经济建设是国防建设重要基础，国防建设是经济建设需要的良好的国际环境的保证。同时毛泽东尤其重视核技术的发展，重视高精尖国防工业的发展。军工技术的进步，同样促进民用技术的发展。特别就是民用大客机运10，取得重大技术突破，并试航成功。

但是毛泽东从来就不是个教条主义者，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他始终认为苏联的建设是先例可循，但不能照搬苏联经验，应该从中国实际出发。证实毛泽东这种态度的最好实例，就是中国走了条和平的而有别于苏联的镇压和剥夺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突破苏联经济模式的思想就愈来愈明显。

《论十大关系》就是这一思考的重要成果。毛泽东曾说过：“建国后，前8年照抄外国经验，从1956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应中国的路线，开始反映中国客观经济规律”。他还说“十大关系的基本观点就是同苏联作比较。除了苏联办法以外，是否可以找到别的办法比苏联、东欧各国搞得更快更好”。1956年苏共二十大召开，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总结批判充分暴露了苏联模式的弊端。毛泽东“以苏为鉴”的思想更加明确了，如何避免苏联走过的弯路和如何突破苏联模式的问题便提上了议程。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指出：“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们还想走？”提醒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中要引以为戒。

促使我国必须突破苏联模式更强烈的动因，则是仿效苏联给自己带来的诸多问题。我国采用苏联经济模式在“一五”计划期间对有效地集中财力、物力和人力进行重点项目建设，对发展国民经济实行计划管理，保证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保证市场稳定和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曾起到积极的作用。但是“一五”后期，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和经济建设规模的迅速扩大，这种模式的弊端就越来越多地暴露出来。体现在：

1、所有制结构过于单一，难以适应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不平衡，多层次状况，在一定程度上拖了生产力发展的后腿

2、在经济管理工作中，中央集中过多，国家统的过死，压抑和限制了地方企业的积极性和机动性

3、在经济运行中忽视商品生产和市场的调节作用，既影响了流通又影响了生产

4、在分配上存在着重积累轻消费的现象，影响了劳动者的积极性。这些都影响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发挥。说明苏联模式已不能适应包括苏联自身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需要，于是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从中国实际出发，深入调查研究，提出了有别于苏联的具有自己特点的中国经济模式。主要有：

1、在工业化道路上，不是以重工业挤轻工业和农业，而是农、轻、重协调发展。苏联工业化道路是以重压轻，以重挤轻，用剥夺农民的办法，通过工业品和农副产品的剪刀差实现高积累来发展农业，结果造成重工业的片面发展和农业、轻工业的落后。中国“一五”计划直接受苏联影响，对农业和轻工业重视不足。毛泽东对这种情况深为忧虑，及时纠正了这种错误认识，指出必须用多发展些农业、轻工业的办法来促进重工业的发展。他从中国是个农业大国的国情出发，强调“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并把这提高到中国工业化道路的高度来认识。毛泽东指出：“工业化道路的问题，主要是指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问题。我国的经济建设是以重工业为中心，这一点必须肯定。但是同时必须充分发展农业和轻工业。”毛泽东提出的这种与苏联不同的实现工业

化的道路的具体途径，使50年代中期我国在农轻重比例关系上处理得比较好。

毛泽东探索有别于苏联的经济模式是在50年代初中期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当时对建设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认识不可能象今天这样充分和深刻，因而这种探索难免带有很大的局限性，也难免有失误。我们不应过分苛求一位探索者，因为探索真理终究比占有真理更可贵。无论如何，毛泽东毕竟迈出了探索的第一步，不论是经验还是教训，都已成为一笔宝贵的思想财富，为今天新时期的经济体制改革作了一定的准备。可以说，我们今天经济建设的成就是站在毛泽东这个历史巨人的肩膀上所取得的。我们不能忘记毛泽东的艰辛探索，我们不能割断历史。

第四篇：《论十大关系》读后感

《论十大关系》读后感

读毕《论十大关系》，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到在1956年，国家主席毛泽东根据中央农业、工业、运输业、商业、财政等十四个部门的工作汇报，从中国实际出发，从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着手探索了当时中国与苏联的不同，并从中总结出了关于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造的问题，归纳出了中国面临的十大问题，并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做了题为《论十大关系》的报告。在讲话中，毛泽东以苏联的历史发展经验为鉴戒，总结了我们中的国情和历史发展情况以及发展经验，论述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十大关系，提出要调动国内外一切直接和间接的力量，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以此为起点，我们开始了对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最初有益的探索。

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提出，目前我们所面临的十大关系分别是：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党和非党的关系；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是与非的关系；中国和外国的关系。那么，该如何面对这些关系，解决其中蕴含的矛盾呢？毛泽东给出了自己的扼要分析。

众所周知，建国初期，因为国内国外、主观客观等一系列因素，我们学习和模仿苏联的经济模式来搞我国建设。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种学习与模仿带有一定的必然性，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唯一的选择。苏联社会主义经济模式是二、三十年代苏联实行“一五”“二五”计划中逐步形成的，是在国际形势日益恶化，新的世界大战日益逼近，严重威胁社会主义苏联的生存的历史背景下形成的，是斯大林在十月革命后有限的实践经验和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主要来自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有关设想的基础上形成的。因而在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刚刚完成的时候，中国的政治经济模式都受到苏联的很大影响。但是中国不是苏联，马克思主义也并非僵化的教条主义，为了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相结合，探索真正适合中国的发展方式，我们国家要借鉴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当中出现存在的一些问题，来制定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方向方法，根据这些教训，少走弯路，引以为戒，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对于当时，苏联的建设模式的主要 特点是：

1、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方面，实行了以社会主义制度的生存为前提，以重工业，包括国防工业优先发展为核心的高速赶超型经济发展战略；

2、在经济制度上，消灭了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建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并实行与之相适应的单一的按劳分配制度；

3、在经济管理体制上，实行由国家行政手段调节的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并在运行机制上排斥商品生产和市场机制。

这一模式在30年代世界经济危机和二战中曾显示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无法比拟的优越性；在1940年初步实现了国家的工业化，用10年左右时间，跑完了欧美先进工业国家100年的工业化路程，并在50年代初一跃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工业强国。这更增强了对我国的吸引力。因而我国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一化三改”过程中引进了苏联的经济模式。但是，在1956年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我国的经济体制也基本形成了，它明显带有苏联经济模式的影响。社会主义改造实现的目标与苏联相同即建立高度集中统一的以行政调节为主的计划经济体制。这主要体现在：国民经济只剩下单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分为全民和集体所有制两个层次；取消市场，实行粮棉等重要农产品的统购统销政策，以行政手段干预经济生活；分配领域中实行低消费，高积累并趋于平均主义。

但是，毛泽东从来就不是个教条主义者，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他始终认为苏联的建设是先例可循，但不能照搬苏联经验，应该从中国实际出发。所以，在毛泽东的英明带领下中国走了条和平的而有别于苏联的镇压和剥夺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并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中国突破苏联经济模式的思想就愈来愈明显。

毛泽东曾说过：“建国后，前8年照抄外国经验，从1956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应中国的路线，开始反映中国客观经济规律”。他

还说“十大关系的基本观点就是同苏联作比较。除了苏联办法以外，是否可以找到别的办法比苏联、东欧各国搞得更快更好”。

所以，在1956年，在苏联模式的弊端暴露的时候，毛泽东“以苏为鉴”的思想更加明确了，如何避免苏联走过的弯路和如何突破苏联模式的问题便提上了议程。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指出：“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们还想走？”提醒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中要引以为戒。

在第一个“一五”的时候，我国采用的正式苏联的模式，在这期间对有效地集中财力、物力和人力进行重点项目建设，对发展国民经济实行计划管理，保证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保证市场稳定和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曾起到积极的作用。但是，在“一五”后期，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和经济建设规模的迅速扩大，这种模式的弊端就越来越多地暴露出来。

1、所有制结构过于单一，难以适应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不平衡，多层次状况，在一定程度上拖了生产力发展的后腿；

2、在经济管理工作中，中央集中过多，国家统的过死，压抑和限制了地方企业的积极性和机动性；

3、在经济运行中忽视商品生产和市场的调节作用，既影响了流通又影响了生产；

4、在分配上存在着重积累轻消费的现象，影响了劳动者的积极性。

这些都影响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发挥。说明苏联模式已不能适应包括苏联自身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需要，于是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从中国实际出发，深入调查研究，提出了有别于苏联的具有自己特点的中国经济模式。

这样的模式主要有：

1、在工业化道路上，不是以重工业挤轻工业和农业，而是农、轻、重协调发展。苏联工业化道路是以重压轻，以重挤轻，用剥夺农民的办法，通过工业品和农副产品的剪刀差实现高积累来发展农业，结果造成重工业的片面发展和农业、轻工业的落后。中国“一五”计划直接受苏联影响，对农业和轻工业重视不足。毛泽东对这种情况深为忧虑，及时纠正了这种错误认识，指出必须用多发展些农业、轻工业的办法来促进重工业的发展。他从中国是个农业大国的国情出发，强调“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并把这提高到中国工业化道路的高度来认识。毛泽东指出：“工业化道路的问题，主要是指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问题。我国的经济建设是以重工业为中心，这一点必须肯定。但是同时必须充分发展农业和轻工业。”毛泽东提出的这种与苏联不同的实现工业化的道路的具体途径，使50年代中期我国在农轻重比例关系上处理得比较好。

2、在分配上，提出必须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在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一条中，毛泽东指出：“国家和工厂，国家和工人，工人和工厂，国家和合作社，国家和农民，合作社和农民，都必须兼顾，不能只顾一头。”在国家和职工的关系上，他指出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既要不断地保证增加国家的积累，满足扩大再生产的需要，又要使劳动者的收入每年有所提高。在国家和农民的关系上，他鉴于苏联推行义务交售制把农民挖得很苦，严重挫伤农民积极性的做法，主张要“兼顾国家和农民的利益”，在工农业产品交换中，要“采取缩小剪刀差，等价交换或近乎等价交换的政策”，“在合作社的收入中，国家拿多少，合作社拿多少，农民拿多少以及怎样拿法，都要规定适当。”这对于纠正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重积累轻消费的倾向，改善人民生活特别是农民生活具有重大意义。

3、在经济管理体制上，反对中央集权过多，主张给地方和企业以适当的权力。苏联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点机动权也没有”。毛泽东对此是不赞成的，他在中央与地方的关

系上，指出“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这对我们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比较有利。我们的国家这样大，人口这样多，情况这样复杂，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但毛泽东认为既要反对片面强调高度集中统一的倾向，又要反对那种不服从统一指挥而搞绝对独立的无政府主义倾向。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还认识到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管理方面的有益经验可供借鉴，“处理好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有些资本主义国家也是很注意的。它们的制度和我们的制度根本不同，但是它们发展的经验，还是值得我们研究。”这里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注意解决中央和地方关系的过程中，毛泽东已敏锐地察觉到不应该把企业看作国家机关的附属物，应适当扩大企业的权力。掌握一定的自主性。在《论十大关系》讲话后不久，他就提出允许企业成为“公开合法的半独立王国”。这里毛泽东实际上已经提出了经营权和所有权相分离的重要思想，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而在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的论述中，毛泽东就明确提出在社会主义经济占优势的情况下，从当时我国生产力水平低，经济比较落后这个客观事实出发，利用个体经济和某些资本主义经济作为社会主义的补充，搞多种经济成分并存以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必要性，并称之为“新经济政策”。这是他企图突破苏联单一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固定模式的一次可贵尝试。在同年召开的党的八大会议上，陈云等同志还提出了“三个主体三个补充”即国有经营为主体，个体经营为补充；计划生产为主体，个体生产为补充；国家市场为主体，自由市场为补充。对市场的作用有进一步认识。

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还指出要鼓励沿海工业的发展以促进内地工业的发展，加速经济建设以支持国防建设。以上这些思想尽管总体上还未摆脱苏联模式的影响，认识上也有局限性，但它们实际上已经明确或模糊地提出了中国自己的经济模式，在某种程度上已开始突破苏联经济模式，显露了有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一束可贵的思想火花。令人遗憾的是，毛泽东在实践中

没有把这些有益的探索和突破贯彻下去和进一步深入，在“大跃进”及“文化大革命”运动中重新陷入过去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并且日益僵化。

《论十大关系》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改革的一个优秀成果，同时又对社会主义改革具有指导意义。虽然它的许多可贵思想后来没能坚持下去，但是却具有很深远的现实意义。仅从改革的具体内容上看，如：“调整产业结构，强调农业的战略地位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对外开放与独立自主的关系等，仍是今天改革需要解决了的问题。而毛泽东对探索有别于苏联的经济模式是在50年代初中期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当时对建设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认识不可能象今天这样充分和深刻，因而这种探索难免带有很大的局限性，也难免有失误。我们不应过分苛求一位探索者，因为探索真理终究比占有真理更可贵。无论如何，毛泽东毕竟迈出了探索的第一步，不论是经验还是教训，都已成为一笔宝贵的思想财富，为今天新时期的经济体制改革作了一定的准备。可以说，我们今天经济建设的成就是站在毛泽东这个历史巨人的肩膀上所取得的。我们不能忘记毛泽东的艰辛探索。

总而言之，《论十大关系》揭开了我国社会主义全面改革的序幕。在《论十大关系》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位开拓者先驱的飒飒英姿，我们看到的是中国前进路上的坎坎坷坷，看到的是中国未来的闪闪曙光！

中国需要更多的像毛泽东一样的开拓先驱，需要更多的像《论十大关系》一样的指路明灯。

中国加油！

第五篇：《论十大关系》读后感

很早就听说过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但一直没抽时间来拜读，今天读了这篇论文转变了一些对伟人毛泽东一些看法，过去由于毛泽东的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所犯的一些错误的，个人误以为毛泽东对社会的建设方面没什么厉害的建树。《论十大关系》让我认识到了毛泽东不仅在革命的军事理论方面思想深刻认识深远而且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也有着深刻辩证的开拓和总结性的思想认识。从两个方面融合起来来说明一下读《论十大关系》后的感受，一方面说一下从文章中感受到的毛泽东的个人品格和思想的魅力，另一方面说一下对文章内容的理解。

毛泽东从本源上来说是一名书生，可是他并不像一位书生，因为他有着哲学家的思想，战略家的眼光，更像是思想家，军事家。毛泽东最伟大的地方在于他的思想，毛泽东首先是一位思想家，个人觉得我们的领袖善于思考而很注意总结，他能从中国古代的农民战争中认识到人民对革命对历史的推动作用，于是有了毛泽东军事理论中关于建设人民军队和发动人民战争的这一空前的伟大的军事观点。思想家的伟大在于他睿智和深刻的认识，毛泽东对中国的社会各阶级及革命的具体形势和路线有着很深刻和长远的的认识，正是这一认识使得的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走向了正确和光明的道路，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求得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毛泽东就像一个站在时代之巅看时代，跳出战争看战争的人，具有对时代和战争清晰长远的思想认识，这些使他成为了时代的领导者和革命的领袖。

从毛泽东对十大关系的论述中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很会辩证的科学的分析和看待问题的人。在讲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时首先就认识到了农业，轻工业的基础地位以及农业轻工业对重工业的促进作用。毛泽东指出，在稳步发展重工业的同时，不能忽视生活资料尤其是粮食的生产，科学地定位了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关系，提出多发展一些农业和轻工业，在保障人民生活需要的基础上发展重工业以便重工业更多更快的的也更稳固的发展的长远的观念。这是符合当时中国当时的经济条件的比较科学的发展方案。在处理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上要充分利用和发展沿海的工业基地，以便更有力量来发展和支持内地工业。在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问题上进行了辩证的分析，国防建设是以经济建设为基础的条件的，在强调加强国防建设的重要性时，提出把军政费用降到一个适当的比例，增加经济建设费用。只有把经济建设发展得更快了，国防建设才能够有更大的进步。在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问题上，提出科学的统筹兼顾的方针政策，就是三者的利益必须兼顾，不能只顾一头，既要提倡艰苦奋斗，又要关心群众生活；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问题上，辩证的论述了中央与地方的统一与独立的关系，要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地方的权力，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在党和非党的关系问题上，共产党和民主党派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在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问题上，必须分清敌我，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在是非关系问题上，对犯错误的同志要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要允许人家犯错误，允许并帮助他们改正错误。

从讲述中还可看出毛泽东善于总结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方面的经验和教训，以此为鉴，科学的对待，学其之长，避其之短，辩证地学习，改正其错误更好地发展自己。在处理农轻工业与重工业上避免苏联的只重重工轻视农业的错误做法，在处理国家与农民关系上注意照顾农民利益，避免了苏联模式对农民的挖苦。在处理中央与地方上不能学苏联将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的死死的，一点机动权都没有的做法，主张学习西方一些资本主义的制度经验，注重发挥地地方的积极性，不能将地方框得太死。在处理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上主张各民族平等友好相处，团结互助，纠正苏联不正常的民族关系。在论述中国与外国的关系，提倡学习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包括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科学管理方法，要反对不加分析地一概排斥或一概照搬。可见毛泽东对学习的看重和他弃其糟粕，存其精华的辩证科学的学习方略。

另外我们还可以看出我们的伟人毛泽东积极的人生态度，不卑不亢，谦虚谨慎，不骄不馁。在中国工农业不发达科学技术水平低的条件下，鼓舞群众鼓起劲来，“要把民族自信心提高起来，把抗美援朝中提倡的“藐视美帝国主义”的精神发展起来”，不可骄傲翘尾巴，主张一贯的学习作风，“不但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要向人家学习，就是在几十个五年计划之后，还应当向人家学习。一万年都要学习嘛!这有什么不好呢”。囿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和认识上的局限性, 毛泽东未能明确提出“对外开放” 这个概念。但他的学习外国的思想已明显地显示出他外为我用的思想。这思想对指导今天的对外开放, 无疑有积极的意义。

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提出了许多对社会主义建设有着开创性的见解和思想。《论十大关系》体现了实事求是, 走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思想。毛泽东说“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 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 他们走过的弯路, 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 少走了一些弯路, 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 可见毛泽东已清楚地认识到, 中国的革命之所以取得成功, 就是因为以苏联为鉴, 走了自己的路, 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要取得成功, 同样必须走自己的路。提出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方针是毛泽东思想灵魂的体现。他的这一思想, 引导中国人民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 为邓小平探索关于社会主义建设依靠力量的理论打下了基础。提出了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设想毛, 提出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反对官僚主义、精简机构、实行多党合作以及加强党的建设等一系列重要思想, 体现了毛泽东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主观愿望。体现了经济体制改革和协调区城经济的思想。建国以来, 我国的经济体制模式基本上是仿效苏联的。在所有制结构上, 公有制占绝对优势, 在产业结构上, 过于偏重工业建设, 在管理体制上, 是高度集申的中央集权制。随着实践的不断发展, 毛泽东意识到这种经济管理体制已越来越不利于我国的经济建设了。国此他强烈要求摆脱苏联的经济模式, 改革经济体制, 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新经济体制。

毛泽东长期致力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 虽然在探索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挫折, 但也得出了许多重要成果。邓小平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改革都就吸取了毛泽东的有益成果。；《论十大关系》体现了坚持从实际出发，辩证的看待和处理中国面临的十大重要关系，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起到了指导性意义，为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奠基石。

《论十大关系》读后感

1956年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论十大关系》的讲话。在讲话中，毛泽东以苏联的经验为鉴戒，总结了我国的经验，论述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十大关系，提出要调动国内外一切直接和间接的力量，建设社会主义。以此为起点，开始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最初有益的探索。《论十大关系》涉及我国的经济、政治与文化等各方面，本文主要从毛泽东探索有别于苏联的经济模式这一方面谈一点心得体会。

众所周知，建国初期，因为国内国外、主观客观等一系列因素，我们学习和模仿苏联的经济模式来搞我国建设。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种学习与模仿带有一定的必然性，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唯一的选择。苏联社会主义经济模式是二、三十年代苏联实行“一五”“二五”计划中逐步形成的，是在国际形势日益恶化，新的世界大战日益逼近，严重威胁社会主义苏联的生存的历史背景下形成的，是斯大林在十月革命后有限的实践经验和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主要来自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有关设想的基础上形成的。

它的主要特点是：

1、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方面，实行了以社会主义制度的生存为前提，以重工业包括国防工业优先发展为核心的高速赶超型经济发展战略；

2、在经济制度上，消灭了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建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并实行与之相适应的单一的按劳分配制度；

3、在经济管理体制上，实行由国家行政手段调节的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并在运行机制上排斥商品生产和市场机制。这一模式在30年代世界经济危机和二战中曾显示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无法比拟的优越性；在1940年初步实现了国家的工业化，用10年左右时间，跑完了欧美先进工业国家100年的工业化路程，并在50年代初一跃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工业强国。这更增强了对我国的吸引力。因而我国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一化三改”过程中引进了苏联的经济模式。1956年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我国的经济体制也基本形成了，它明显带有苏联经济模式的影响。社会主义改造实现的目标与苏联相同即建立高度集中统一的以行政调节为主的计划经济体制。主要体现在：国民经济只剩下单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分为全民和集体所有制两个层次；取消市场，实行粮棉等重要农产品的统购统销政策，以行政手段干预经济生活；分配领域中实行低消费，高积累并趋于平均主义。

但是毛泽东从来就不是个教条主义者，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他始终认为苏联的建设是先例可循，但不能照搬苏联经验，应该从中国实际出发。证实毛泽东这种态度的最好实例，就是中国走了条和平的而有别于苏联的镇压和剥夺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突破苏联经济模式的思想就愈来愈明显。《论十大关系》就是这一思考的重要成果。毛泽东曾说过：“建国后，前8年照抄外国经验，从1956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应中国的路线，开始反映中国客观经济规律”。他还说“十大关系的基本观点就是同苏联作比较。除了苏联办法以外，是否可以找到别的办法比苏联、东欧各国搞得更快更好”。1956年苏共二十大召开，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总结批判充分暴露了苏联模式的弊端。毛泽东“以苏为鉴”的思想更加明确了，如何避免苏联走过的弯路和如何突破苏联模式的问题便提上了议程。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指出：“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们还想走？”提醒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中要引以为戒。

促使我国必须突破苏联模式更强烈的动因，则是仿效苏联给自己带来的诸多问题。我国采用苏联经济模式在“一五”计划期间对有效地集中财力、物力和人力进行重点项目建设，对发展国民经济实行计划管理，保证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保证市场稳定和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曾起到积极的作用。但是“一五”后期，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和经济建设规模的迅速扩大，这种模式的弊端就越来越多地暴露出来。体现在：

1、所有制结构过于单一，难以适应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不平衡，多层次状况，在一定程度上拖了生产力发展的后腿；

2、在经济管理工作中，中央集中过多，国家统的过死，压抑和限制了地方企业的积极性和机动性；

3、在经济运行中忽视商品生产和市场的调节作用，既影响了流通又影响了生产；

4、在分配上存在着重积累轻消费的现象，影响了劳动者的积极性。这些都影响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发挥。说明苏联模式已不能适应包括苏联自身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需要，于是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从中国实际出发，深入调查研究，提出了有别于苏联的具有自己特点的中国经济模式。主要有：

1、在工业化道路上，不是以重工业挤轻工业和农业，而是农、轻、重协调发展。苏联工业化道路是以重压轻，以重挤轻，用剥夺农民的办法，通过工业品和农副产品的剪刀差实现高积累来发展农业，结果造成重工业的片面发展和农业、轻工业的落后。中国“一五”计划直接受苏联影响，对农业和轻工业重视不足。毛泽东对这种情况深为忧虑，及时纠正了这种错误认识，指出必须用多发展些农业、轻工业的办法来促进重工业的发展。他从中国是个农业大国的国情出发，强调“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并把这提高到中国工业化道路的高度来认识。毛泽东指出：“工业化道路的问题，主要是指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问题。我国的经济建设是以重工业为中心，这一点必须肯定。但是同时必须充分发展农业和轻工业。”毛泽东提出的这种与苏联不同的实现工业化的道路的具体途径，使50年代中期我国在农轻重比例关系上处理得比较好。

2、在分配上，提出必须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在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一条中，毛泽东指出：“国家和工厂，国家和工人，工人和工厂，国家和合作社，国家和农民，合作社和农民，都必须兼顾，不能只顾一头。”在国家和职工的关系上，他指出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既要不断地保证增加国家的积累，满足扩大再生产的需要，又要使劳动者的收入每年有所提高。在国家和农民的关系上，他鉴于苏联推行义务交售制把农民挖得很苦，严重挫伤农民积极性的做法，主张要“兼顾国家和农民的利益”，在工农业产品交换中，要“采取缩小剪刀差，等价交换或近乎等价交换的政策”，“在合作社的收入中，国家拿多少，合作社拿多少，农民拿多少以及怎样拿法，都要规定适当。”这对于纠正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重积累轻消费的倾向，改善人民生活特别是农民生活具有重大意义。

3、在经济管理体制上，反对中央集权过多，主张给地方和企业以适当的权力。苏联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点机动权也没有”。毛泽东对此是不赞成的，他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上，指出“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这对我们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比较有利。我们的国家这样大，人口这样多，情况这样复杂，有中央和地

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但毛泽东认为既要反对片面强调高度集中统一的倾向，又要反对那种不服从统一指挥而搞绝对独立的无政府主义倾向。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还认识到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管理方面的有益经验可供借鉴，“处理好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有些资本主义国家也是很注意的。它们的制度和我们的制度根本不同，但是它们发展的经验，还是值得我们研究。”这里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注意解决中央和地方关系的过程中，毛泽东已敏锐地察觉到不应该把企业看作国家机关的附属物，应适当扩大企业的权力。掌握一定的自主性。在《论十大关系》讲话后不久，他就提出允许企业成为“公开合法的半独立王国”。这里毛泽东实际上已经提出了经营权和所有权相分离的重要思想，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此外，在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的论述中，还朦胧地认识到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过于单一，计划经济的统购包销政策的一些负面效应，影响了生产力的充分发挥，而且给人民生活带来许多不便，开始对我国的所有制结构与经济运行机制有了一些反思。不久，毛泽东就明确提出在社会主义经济占优势的情况下，从当时我国生产力水平低，经济比较落后这个客观事实出发，利用个体经济和某些资本主义经济作为社会主义的补充，搞多种经济成分并存以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必要性，并称之为“新经济政策”。这是他企图突破苏联单一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固定模式的一次可贵尝试。在同年召开的党的八大会议上，陈云等同志还提出了“三个主体三个补充”即国有经营为主体，个体经营为补充；计划生产为主体，个体生产为补充；国家市场为主体，自由市场为补充。对市场的作用有进一步认识。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还指出要鼓励沿海工业的发展以促进内地工业的发展，加速经济建设以支持国防建设。以上这些思想尽管总体上还未摆脱苏联模式的影响，认识上也有局限性，但它们实际上已经明确或模糊地提出了中国自己的经济模式，在某种程度上已开始突破苏联经济模式，显露了有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一束可贵的思想火花。令人遗憾的是，毛泽东在实践中没有把这些有益的探索和突破贯彻下去和进一步深入，在“大跃进”及“文化大革命”运动中重新陷入过去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并且日益僵化。

毛泽东探索有别于苏联的经济模式是在50年代初中期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当时对建设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认识不可能象今天这样充分和深刻，因而这种探索难免带有很大的局限性，也难免有失误。我们不应过分苛求一位探索者，因为探索真理终究比占有真理更可贵。无论如何，毛泽东毕竟迈出了探索的第一步，不论是经验还是教训，都已成为一笔宝贵的思想财富，为今天新时期的经济体制改革作了一定的准备。可以说，我们今天经济建设的成就是站在毛泽东这个历史巨人的肩膀上所取得的。我们不能忘记毛泽东的艰辛探索。

读了《论十大关系》有感

1956年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论十大关系》的讲话。在讲话中，毛泽东以苏联的经验为鉴戒，总结了我国的经验，论述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十大关系，提出要调动国内外一切直接和间接的力量，建设社会主义。以此为起点，开始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最初有益的探索。《论十大关系》涉及我国的经济、政治与文化等各方面，本文主要从毛泽东

探索有别于苏联的经济模式这一方面谈一点心得体会。

众所周知，建国初期，因为国内国外、主观客观等一系列因素，我们学习和模仿苏联的经济模式来搞我国建设。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种学习与模仿带有一定的必然性，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唯一的选择。苏联社会主义经济模式是二、三十年代苏联实行“一五”“二五”计划中逐步形成的，是在国际形势日益恶化，新的世界大战日益逼近，严重威胁社会主义苏联的生存的历史背景下形成的，是斯大林在十月革命后有限的实践经验和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主要来自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有关设想的基础上形成的。

它的主要特点是：

1、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方面，实行了以社会主义制度的生存为前提，以重工业包括国防工业优先发展为核心的高速赶超型经济发展战略；

2、在经济制度上，消灭了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建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并实行与之相适应的单一的按劳分配制度；

3、在经济管理体制上，实行由国家行政手段调节的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并在运行机制上排斥商品生产和市场机制。这一模式在30年代世界经济危机和二战中曾显示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无法比拟的优越性；在1940年初步实现了国家的工业化，用10年左右时间，跑完了欧美先进工业国家100年的工业化路程，并在50年代初一跃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工业强国。这更增强了对我国的吸引力。因而我国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一化三改”过程中引进了苏联的经济模式。1956年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我国的经济体制也基本形成了，它明显带有苏联经济模式的影响。社会主义改造实现的目标与苏联相同既建立高度集中统一的以行政调节为主的计划经济体制。主要体现在：国民经济只剩下单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分为全民和集体所有制两个层次；取消市场，实行粮棉等重要农产品的统购统销政策，以行政手段干预经济生活；分配领域中实行低消费，高积累并趋于平均主义。

但是毛泽东从来就不是个教条主义者，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他始终认为苏联的建设是先例可循，但不能照搬苏联经验，应该从中国实际出发。证实毛泽东这种态度的最好实例，就是中国走了条和平的而有别于苏联的镇压和剥夺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突破苏联经济模式的思想就愈来愈明显。《论十大关系》就是这一思考的重要成果。毛泽东曾说过：“建国后，前8年照抄外国经验，从1956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应中国的路线，开始反映中国客观经济规律”。他还说“十大关系的基本观点就是同苏联作比较。除了苏联办法以外，是否可以找到别的办法比苏联、东欧各国搞得更快更好”。1956年苏共二十大召开，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总结批判充分暴露了苏联模式的弊端。毛泽东“以苏为鉴”的思想更加明确了，如何避免苏联走过的弯路和如何突破苏联模式的问题便提上了议程。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指出：“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们还想走？”提醒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中要引

以为戒。

促使我国必须突破苏联模式更强烈的动因，则是仿效苏联给自己带来的诸多问题。我国采用苏联经济模式在“一五”计划期间对有效地集中财力、物力和人力进行重点项目建设，对发展国民经济实行计划管理，保证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保证市场稳定和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曾起到积极的作用。但是“一五”后期，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和经济建设规模的迅速扩大，这种模式的弊端就越来越多地暴露出来。体现在：

1、所有制结构过于单一，难以适应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不平衡，多层次状况，在一定程度上拖了生产力发展的后腿；

2、在经济管理工作中，中央集中过多，国家统的过死，压抑和限制了地方企业的积极性和机动性；

3、在经济运行中忽视商品生产和市场的调节作用，既影响了流通又影响了生产；

4、在分配上存在着重积累轻消费的现象，影响了劳动者的积极性。这些都影响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发挥。说明苏联模式已不能适应包括苏联自身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需要，于是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从中国实际出发，深入调查研究，提出了有别于苏联的具有自己特点的中国经济模式。主要有：

1、在工业化道路上，不是以重工业挤轻工业和农业，而是农、轻、重协调发展。苏联工业化道路是以重压轻，以重挤轻，用剥夺农民的办法，通过工业品和农副产品的剪刀差实现高积累来发展农业，结果造成重工业的片面发展和农业、轻工业的落后。中国“一五”计划直接受苏联影响，对农业和轻工业重视不足。毛泽东对这种情况深为忧虑，及时纠正了这种错误认识，指出必须用多发展些农业、轻工业的办法来促进重工业的发展。他从中国是个农业大国的国情出发，强调“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并把这提高到中国工业化道路的高度来认识。毛泽东指出：“工业化道路的问题，主要是指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问题。我国的经济建设是以重工业为中心，这一点必须肯定。但是同时必须充分发展农业和轻工业。”毛泽东提出的这种与苏联不同的实现工业化的道路的具体途径，使50年代中期我国在农轻重比例关系上处理得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