骨髓内皮细胞增殖研究论文（小编推荐）

第一篇：骨髓内皮细胞增殖研究论文（小编推荐）

【摘要】 本研究以内皮细胞培养液（EndoM）培养小鼠骨髓内皮细胞，探讨粒巨噬系集落刺激因子（rmGMCSF）对骨髓内皮细胞增殖的影响。用EndoM培养小鼠骨髓内皮细胞，通过WrightGiemsa染色计数内皮细胞集落、应用免疫荧光法观察内皮细胞表型；加入不同浓度的GMCSF，通过集落形成率、MTT法和流式细胞术检测内皮细胞生长周期，观察GMCSF对内皮细胞体外扩增的影响。结果表明： EndoM诱导的骨髓细胞可以生成内皮细胞集落，vWF检测呈阳性；集落形成率检测及MTT法测定均证实GMCSF对内皮细胞的增殖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生长周期检测结果显示，GMCSF处理组的细胞进入S期的比率为9.3%，而对照组为2.1%，说明GMCSF可以通过促使内皮细胞进入S期而加快细胞的分裂，促进细胞增殖；比较第1代和第4次传代后细胞的生长曲线，两者无明显差别，说明多次传代后的细胞仍保持传代早期的增殖潜能。结论： GMCSF对内皮细胞的增殖具有促进作用，经多次扩增传代后内皮细胞的增殖潜能无明显改变。

【关键词】 骨髓内皮细胞　GMCSF　细胞增殖

Effects of GranulocyteMacrophage Colony Stimulating Factor on Growth of Murine Bone Marrow Endothelial Cells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granulocytemacrophage colony stimulating factor(GMCSF)on the growth of mouse bone marrow endothelial cells.Endothelial cell culture medium（EndoM）was used to culture murine bone marrow endothelial cells.Endothelial cell colonies were counted under microscope by WrightGiemsa staining.The effect of different concentriation of GMCSF on the proliferation of bone marrow endothelial cells was observed by the formation of endothelial cell colonies, MTT and flow cytometry.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endothelial specific marker vWF was expressed by the colony cells ,GMCSF promoted the proliferation of bone marrow endothelial cell colonies and MTT confirmed the effect of GMCSF on promoting the proliferation of bone marrow endothelial cells.The result of detecting cell cycle showed that the rate of cells entering into S phase was 9.3% in GMCSF added group and the rate of cells entering into S phase was 2.1% in control.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cell growth curve between the first passage and fourth passage.It is concluded that GMCSF can promote the proliferation of bone marrow endothelial cells, the proliferation potential of bone marrow endothelial cells between the first and fourth passage no significantly changes.Key words bone marrow endothelial cells;GMCSF;proliferation

J Exp Hematol 2007;15(3):622-62

5目前，已有许多报道证明内皮细胞（endothelial cells, EC）、内皮祖细胞（endothelial progenitor cells, EpC）可以用来治疗缺血性心脏病以及各种疾病引起的肢体缺血［1,2］也可以用于组织工程的血管构建［3］，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Kawamoto等［4］报道，EpC对缺血心脏病进行治疗具有良好的效果，一方面减少了缺血组织的面积，同时改善了心脏的功能。Kalka等［5］则报道了利用EpC对肢体缺血的小鼠模型进行治疗，实验结果表明了EpC能显著增加缺血肢体的灌流，而且组织学检查发现缺血部位毛细血管的数目也大大增加。内皮细胞的来源有多种，可以从外周血、脐血及骨髓中获得［6］，而外周血中的内皮祖细胞来源于骨髓。从病人自体的骨髓中获得内皮细胞，一方面来源比较方便，而且也可以避免GVHD的发生。但是由于骨髓基质细胞种类多，难以分离纯化骨髓内皮细胞或内皮祖细胞。本研究用本实验室配制的内皮细胞培养液（EndoM）体外培养小鼠骨髓细胞，分离纯化骨髓内皮细胞及内皮祖细胞，并观察粒巨噬系集落刺激因子（rmGMCSF）对小鼠骨髓内皮细胞体外增殖的影响以及体外增殖后内皮细胞增殖机能的改变，这对临床运用内皮细胞或内皮祖细胞治疗疾病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动物

昆明小鼠，由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动物学部提供，雌雄不限，普通饮食。

主要试剂和仪器

IMDM为Gibco公司产品；新生牛血清购自杭州四季清生物制品研究所；重组小鼠粒巨噬细胞集落刺激因子（rmGMCSF）为R&D公司产品；vWF抗体、CY3标记的羊抗兔IgG为Sigma公司产品；MTT、二甲基亚砜（DMSO）为Sigma公司产品；酶标仪为Awarens公司产品；CO2 培养箱购自美国Forma。

小鼠骨髓内皮细胞及内皮细胞集落的培养

用颈椎脱臼法处死小鼠，在无菌条件下取出股骨，用IMDM冲出骨髓细胞，制成单细胞悬液，取1×106个小鼠骨髓单个核细胞种入1 ml含有15%新生牛血清的EndoM 培养体系，置于24孔板中，于37℃、5% CO2、饱和湿度下培养5天后,用胰蛋白酶消化，制成单细胞悬液，按每孔1×104个细胞种入24孔板，每组3孔。于二氧化碳培养箱内培养15天后计数内皮细胞集落数，以≥50个细胞的聚合计为1个集落。

内皮细胞的形态观察及vWF的检测

培养的骨髓内皮细胞集落经WrightGiemsa染色后，显微镜下观察内皮细胞形态。用间接免疫荧光法检测骨髓内皮细胞vWF。将内皮细胞培养于24孔板内放置的盖玻片上，当细胞间没有明显的间隙时，取出盖玻片，用pBS清洗，用4%的多聚甲醛固定30分钟，用pBS洗3次：2%的正常羊血清封闭4小时，加入v WF抗体，4℃过夜，用pBS洗3次，加入二抗CY3IgG，37℃孵育60分钟,pBS洗3次：置于荧光显微镜下观察。以本室建的小鼠骨髓内皮细胞株［7］为阳性对照，骨髓成纤维细胞为阴性对照。

不同浓度的GMCSF对小鼠骨髓内皮细胞形成集落的影响

取纯化的小鼠骨髓内皮细胞培养于24孔板中，每孔5 000个细胞，在基本培养体系（含1%浓度EndoM）的基础上分别加入5、10、25 ng/ml的 rmGMCSF，对照组不加入GMCSF，每组3孔。置于CO2培养箱培养15天，于倒置显微镜下记数集落数，≥50个细胞的聚合计为1个内皮细胞集落。

GMCSF对内皮细胞增殖影响的MTT法测定

将纯化的小鼠骨髓内皮细胞按5 000个/孔培养于96孔板，每孔0.2 ml，每组3孔。实验组培养体系中分别加入5、25、100 ng/ml的rmGMCSF，对照组内不加。在37℃、5% CO2、饱和湿度下分别培养5天和10天，取出培养板吸去培养液，然后加入无血清的IMDM 180 μl和20 μl MTT溶液，放入培养箱孵育4小时，吸去液体，各孔加入DMSO 150 μl，振荡10分钟，使结晶充分溶解。选择492 nm波长，在酶标仪上测定各孔的光吸收值（OD492）。

生长曲线

纯化的小鼠骨髓内皮细胞培养于96孔板中，每孔5 000个细胞，加0.2 ml含15%新生牛血清的基本培养液，并加入25 ng/ml的rmGMCSF。共种6组，每组3孔，培养5天后，分别于第7、9、11、13、15天用胰酶消化后计数细胞，每次3孔，求平均值，做出生长曲线。按公式 DT=t×1g2/(1gN-1gN0)算出第1代内皮细胞生长的倍增时间。

细胞周期的流式细胞术检测

无菌条件下取小鼠骨髓单个核细胞，按2×106个细胞种于6孔培养板中（2 ml培养体系中含15%新生牛血清的EndoM），置于37℃、5% CO2、饱和湿度下培养5天，然后吸去培养液，加入两种不同培养体系，对照组加含15%新生牛血清的IMDM，实验组加15%新生牛血清的IMDM和100 ng/ml的rmGMCSF，每组各10孔，置于CO2培养箱培养3天后，用胰酶消化细胞，200×g, 离心5分钟，用pBS洗涤细胞2次之后，用300 μl pBS重悬细胞，加入冰冷的乙醇（-20℃）约700 μl（终浓度为70%），将细胞放于-20℃过夜处理后，用流式细胞仪检测细胞周期。

细胞传代培养

取小鼠骨髓单个核细胞，按2×106个细胞种于6孔培养板中（2 ml体系中含15%新生牛血清的EndoM），置于37℃、5% CO2、饱和湿度下培养5天，然后吸去培养液，加入15%新生牛血清的IMDM培养液和100 ng/ml的rmGMCSF，促使细胞融合，再按1∶4传代于6孔板中，同样加入15%新生牛血清的IMDM和100 ng/ml的rmGMCSF，等细胞生长至融合，按1∶4传代，加入相同培养体系。按上述方法传4代后，绘制生长曲线，方法同前。公式 DT=t×1g2/(1gN-1gN0)算出第4代内皮细胞生长的倍增时间，并与第1代的倍增时间进行比较。

统计学处理

实验数据为3次结果，以mean±SD表示。不同处理组两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应用SpSS软件分析，p<0.05表示有统计学意义。

结 果

细胞形态每孔种入小鼠骨髓内皮细胞5 000个，对照组加基础培养液,实验组在基础培养液的基础上分别加入rmGMCSF 5、10、25 ng/ml。与对照组相比，实验组集落数均明显增多（图3），说明rmGMCSF对小鼠骨髓内皮细胞的增殖有明显刺激作用。

rmGMCSF对内皮细胞增殖的影响

小鼠骨髓内皮细胞培养5、10天，分别进行MTT的检测，结果表明rmGMCSF对小鼠骨髓内皮细胞生长促进作用明显，各组与对照组相比差异显著（p<0.01）（图4）。

GMCSF对EC细胞周期的影响

运用流式细胞仪检测细胞周期，观察GMCSF对EC细胞周期的影响。结果显示GMCSF使细胞进入S期的比例为9.3%，与对照组2.1%相比有明显差别。此结果说明GMCSF能够促使细胞进入S期，加快细胞的分裂，从而促进了细胞的增殖（图5）。Figure 5.Effect of GMCSF on cell cycle of endothelial cells.A: group treated by GMCSF.B: control group.体外扩增传代对内皮细胞增殖的影响

图6为小鼠骨髓第1代和第4代内皮细胞的生长曲线。利用计算公式［DT=t×1g2/(1gN-1gN0)］计算出第1、4代细胞生长的倍增时间分别为30.25±0.55小时、31.67±0.26小时。第1代与第4代的细胞倍增时间相比，无明显差异，表明经体外扩增传代4次，仍能保持传代早期的增殖潜能。

Figure 6.Growth curve of the first and fourth passage generations of murine bone endothelial cells.讨 论

国内外对于骨髓内皮细胞的纯化报道较少，但已经进行了一些关于细胞因子对内皮细胞增殖影响的研究，如Yonekura等［8］报道VEGF可以促进内皮细胞的增殖，Rieck等［9］则报道bFGF可促进角膜内皮细胞的生长。我们此前曾报道了VEGF、bFGF、SCF、IL

6、GMCSF等对内皮细胞株的增殖有促进作用［10］。GMCSF对未经转化的骨髓内皮细胞增殖的作用尚未见报道。本研究中，我们用本室配制的培养基在较短的时间内纯化了小鼠的骨髓内皮细胞，vWF为阳性，并在此基础上观察了GMCSF对骨髓内皮细胞增殖的影响。应用基本培养基培养内皮细胞集落时，形成的集落数较少，加入rmGMCSF后，集落生成明显增多。MTT的结果亦支持GMCSF对小鼠骨髓内皮细胞生长的刺激作用。细胞生长曲线的结果表明，在含GMCSF培养的条件下，内皮细胞生长的倍增时间为30.25±0.55小时，经4次传代后细胞倍增时间无明显延长，表明体外培养扩增4代后，细胞仍能保持早期的增殖能力，GMCSF对骨髓内皮细胞的体外增殖有明显刺激作用。文献报道内皮细胞表面有 GMCSFR的存在，而内皮细胞本身也可以分泌GMCSF［11］。结合细胞周期测定的结果，可以认为，GMCSF促内皮细胞增殖的机制可能是GMCSF与GMCSFR结合，通过细胞内信号传递使更多的细胞进入S期来实现的。

【参考文献】

1Luttun A, Carmeliet G, Carmeliet p.Vascular progenitors :from biology to treatment.Trends Cardiovasc Med, 2002;12: 88-96

2Rafii S, Lyden D.Therapeutic stem and progenitor cell transplantation for organ vascularization and regeneration.Nat Med, 2003;9:702-712

3Zammaretti p, Zaisch AH.Adult‘endothelial progenitor cells ’.Renewing vasculature.Int J Biochem Cell Biol, 2005;37: 493-503

4Kalka C, Masuda H, Takahashi T, et al.Transplantation of ex vivo expanded endothelial progenitor cells for therapeutic neovascularization.proc Natl Acad Sci USA, 2000;97:3422-3427

5Kawamoto A, Tkebuchava T, Yamaguchi J, et al.Intramyocardial transplantation of autologous endothelial progenitor cells for therapeutic neovascularization of myocardial ischemia.Circulation, 2003;107:461-468

6Hristov M, Erl W, Weber pC.Endothelial progenitor Cells: isolation and characterization.Trends Cardiovasc Med, 2003;13:201-206

7王绮如，严燕，汪保和.小鼠骨髓内皮细胞系的建立.中国实验血液学杂志，1997；5：360-366

8Yonekura H, Sakurai S, Liu X, et al.placenta growth factor and 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 B and C expression in microvascular endothelial cells and pericyts.Implication in autocrine and paracrine regulation of angiogenesis.J Biol Chem, 1999;274: 35172-35178

9Rieck p, Oliver L, Engelmann K, et al.The role of exogenous/endogenous basic fibroblast growth factor(FGF2)and 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s beta(TGF beta1)on human corneal endothelial cells proliferation in vitro.Exp Cell Res, 1995;220:36-46

10周小莹, 王绮如, 黄艳红等.骨髓内皮细胞无血清条件培养液对骨髓内皮细胞增殖的促进作用.生理学报, 2005；57：199-204

11仲照东, 邹萍, 刘凌波等.利用基因芯片技术研究造血生长因子在脐静脉内皮细胞中的表达.中国实验血液学杂志，2004；12：637-639

第二篇：骨髓穿刺定位研究

骨髓穿刺术的形态学定位

（黎凤萍 李彩霞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医学院2009医学检验2班；指导老师： 刘文国）

[摘要] 目的探讨骨髓穿刺术的形态学定位方法。方法

在人体标本或活体上进行观测以探寻较为准确及简便的骨髓穿刺定位方法。结果

对临床上常用的五个穿刺部位进行形态学的观察与测量获得相关数据。结论

骨髓穿刺术的关键在于如何快而准地进行定位，若定位能够快而准地选好，将为诊断、治疗带来莫大的帮助。

[关键词]

骨髓；穿刺术；定位

骨髓是各类免疫细胞和血细胞发生及成熟的场所，是机体重要的中枢免疫器官。骨髓穿刺术是采集骨髓的一种常用诊断技术。其适应证为各种血液病的诊断，鉴别诊断不明原因的血细胞数量增多或减少及形态学异常；也可进行血液形态学、免疫学、细胞遗传学、分子生物学的分析和干细胞功能、病原生物学的检查等，从而了解骨髓的造血功能诊断疾病。骨髓穿刺术是获取骨髓的一种关键性的诊疗技术，骨髓穿刺点定位的准确与否直接关系到穿刺的成败，故穿刺点的形态学定位研究具有临床意义。材料和方法

材料：人体骨骼标本20副，人体标本6具，人体活体10人，手术器械若干，游标卡尺；方法：选定穿刺部位，通过观察定位及距离测量以获得穿刺点的准确定位方法。结果

我们就临床上常用的骨髓穿刺部位，通过对标本、活体进行观察和测量，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观测比较、测量和分析，获得了相关数据和结论。

临床上，常选用以下5个部位进行骨髓穿刺：髂后上棘，髂前上棘，胸骨，腰椎棘突，胫骨上端内则。其中髂后上棘是最常用的穿刺位点，我们根据现时的医学发展情况及医生诊断的需要，重点对髂后上棘进行了研究。

2.1 髂后上棘 取标本侧卧位，在标本剖开前使之双腿向胸部弯曲，使其腰骶部位向后突出，髂后上棘充分显露。用游标卡尺量得髂后上棘到骶骨中线的距离为30mm；然后把标本的臀部、腰部后背下方的皮肤，肌肉剖开找到髂骨的精确位点，作上标记，同时找到椎骨棘突，用卡尺量得到在骶骨正中脊至髂后上棘处水平距离为44.82mm。由于在活体上有皮肤和肌肉，所以有时难以确定骶骨正中棘的部位，也可以触摸腰椎，用卡尺量度第五腰椎垂直向下34.18mm处也就是骶骨正中棘与髂后上棘连线的交点。

对于肥胖者，可用手指循髂脊轮廓在骶椎两侧触知或从患者头部10°角水下方向观察，髂后上棘是最低的一个区域，在该区找最低点，可触摸髂后上棘[1]。

[2][1]髂后上棘骨质较薄，骨髓腔大，髓液较丰富，比较容易刺入，安全性大，而且在患者背部进行取样，患者不易恐慌。

2.2 髂前上棘

取仰卧位（如有腹水或异常肿大脏器可以半侧仰卧[3]），双手指交叉放于头部枕骨下，暴露脐下至骶骨联合上段皮肤，操作时医生应双手夹住髂骨[4]，穿刺位点在髂前上棘顶端后约10mm较平坦处[1]，或者脐与髂前上棘连线中外1/3处。

另外，有的患者有大量腹腔积液，肝脾极度肿大，这类患者不应选用该部位，明显腹胀者会因穿刺针内滑在穿入腹腔的危险[5]。

该位点较硬，细胞增生度低，医生穿刺时稍为费力[1]，而髂前上棘后10-20mm处的骨面较为平坦，易于固定，操作方便。所以临床上常在髂前上棘后10-20mm进行穿刺，从而降低了手术的危险性。

2.3 胸骨

取仰卧位并将胸部用枕头稍垫高10°—15°，患者头稍后仰，充分暴露胸骨[3]。快速查找胸骨穿刺点有以下三种方法：

1、胸骨角正中部位上15mm处；

2、第二或第三肋骨间水平面上5mm~10mm处（或胸骨凹下10mm处）[6]；

3、胸骨柄

[6]与胸骨体相接处稍下方正中线上。

选择此部位胸骨较薄，骨髓细胞增生旺盛[7]，骨髓丰富，易于固定[3]，皮下组织少，压迫容易止血，但该部位距心脏和大血管较近，具有一定的危险性[7]。当其他部位穿刺结果不理想时，仍可考虑胸骨穿刺。

2.4 腰椎棘突

患者反坐于背靠椅上，双臂交叉放在椅背上，把枕头放在双臂上，使上身向前弯曲，背部尽量向后突，使棘突暴露得更加清楚。另外一种方法是使患者左侧卧，右臂抱着双腿，使腰椎明显暴露[1]。可选择第三、四腰椎棘突进行穿刺，选用棘突体而不用棘突尖。

选择这个部位的优点在于患者能够感觉的疼痛较少，但是有很大的局限性。大多数小孩的脊突端小而不要容易固定，部分成年人脊突尖硬不易刺入。

2.5 胫骨

取仰卧位并固定下肢，选定胫骨粗隆水平向下10mm稍内侧垂直刺入。因为胫骨骨质会随年龄增长变得坚厚，而且红骨髓逐渐被脂肪组织所代替变成黄骨髓，从而失去造血功能[1]，其中造血组织亦趋减少。所以胫骨穿刺只适用于2岁以下的儿童[2]。讨论

骨髓穿刺技术以及骨髓标本的采取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骨髓细胞学诊断的结论和效果。这点对血液病及其他病理改变诊断至关重要。在穿刺实际操作过程中常因患者的个体差异、年龄、胖瘦、心理耐受性配合程度、患者扁骨的厚薄及三维立体角度、患者的疾病性质、施术者的经验等因素而有所不同。医生只有术前对患者本身所带有的疾病进行综合的考虑，研究才能选取最恰当的定位位点。对解剖结构的掌握熟练是每一们穿刺医生的基本要求，人体的骨质硬度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加，不同的个体相同的骨构大小不尽相同，每一个穿刺点的骨髓腔大小也有很大差别。

很多时候，患者的心理因素更是影响手术进行、效果的另一重要因素。因此，术前医生可对患者做适量的心理辅导，说明其必要性和安全性，解除顾虑和不必要的紧张心理。选择棘突和髂后上棘的穿刺点，患者不能看到穿刺所用的医疗器械及穿刺操作过程，可减少其心理恐慌，此处是临床上较为常用的穿刺部位。

骨髓穿刺术是临床上一项既常用又十分重要的技术，也是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所必须具备的技术。骨髓穿刺术定位的技巧性很高。经过这次学术基金的研究，我们深刻地认识到在骨髓穿刺的整个过程中，骨髓穿刺的具体定位是最为关键的。作为一名合格的医务工作者，只有清楚认识人体的解剖位置，加之不断在临床上进行反复骨髓穿刺术的练习，才能取得骨髓穿刺的成功。

参考文献：

[1] 钟振宇 骨髓穿刺序程解析 淮海医药 2003年6月第21卷第3期 P197； [2] 唐宏 如何提高骨髓穿刺成功率 实用医技杂志 2007年1月第14卷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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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窦洪渠 雷霆 骨髓穿刺方法改进56例报告 川北医学院学报 2001年9月第 16卷第3期 P106；

[4] 郑潇潇 郑维扬 江千里 徐波儿 何美蓉 孟卫东 “五字诀”优化骨髓穿刺

培训体系 南京医科大学学报 2010年3月 第1期 P81；

[5] 张军 骨髓穿刺200例临床分析 实用医技杂志 2009年6月第16卷 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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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徐强 王丽红 5ml注射器行小儿胸骨骨髓穿刺40例 中国煤炭工业医学杂志

2009年1月第12卷第1期 P17；

[7] 彭楚明 肖灿辉 肖琴 苏咏泉 一次性注射针头在老年人胸骨骨髓穿刺中的

应用 中国医学工程 2006年6月第14卷第3期 P303；

[8] 李有国 艾玲 采用一次性注射器做婴幼儿胸骨骨髓穿刺50例 新乡医学院

学报 2002年8月第19卷第4期 P438；

第三篇：论文研究方法

论文研究方法

（1）归纳法：从个别性知识，引出一般性知识的推理，是由已知真的前提，引出可能真的结论。

（2）宏观分析与微观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宏观分析方法是对问题进行了总体的分析，微观分析方法是对问题的部分或个体对象进行分析。在分析我国中小企业融资难的成因时，既从外部环境，政策、制度角度进行了宏观分析，又从中小企业自身和融资机构这些角度进行了微观分析，三者相结合。

（3）访谈法：通过询问的方式，访员和受访人面对面交谈来了解市场情况的基本研究方法。

（4）文献研究法：通过对某一领域，某一专业或某一方面的课题、问题或研究专题搜集大量相关资料，通过分析、阅读、整理，提炼当前课题、问题或研究专题的最新进展、学术见解或建议。

第四篇：唐诗研究论文

魏晋南北朝与唐代诗歌比较

2010级古代文学研究生班

顾明佳

魏晋南北朝与唐代文学最大的不同就是前者是乱世文学，后者是治世文学，也是盛世文学，两者在前后有着密切的联系，但是也有很大的差别，体现了各自不同的特点。在我看来，总的特征表现为前者充满了凄婉哀怨，而后者却豪迈开阔、激情昂扬，在诗歌中更是这种体现。当然，这并不是一定的，其中也有其它方面的特征。这两个时期都涌现了一大批优秀的诗人，他们可能在创作风格上各有其特点，表现对象上也有不同，但是他们都无不取得了较高的文学成就，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我将从以下几个方面探讨一下两者的不同表现，以及产生这种表现的原因：

一、时代的不同

如果将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都称作乱世，也许并不过分。汉末的战乱，三国的纷争，西晋统一不久发生的“八王之乱”，西晋的灭亡与东晋的建立，接下来是北方十六国的混战，南方东晋有王敦、桓玄等人的作乱，北方北齐、北魏、北周等朝代的一次次更迭带来的斗争，南方宋、齐、梁、陈几个朝代的更迭带来的斗争，以及梁末的侯景之乱，再加上东晋、南朝的北伐，北朝的南攻，在这三百多年里，几乎没有多少安宁的时候。战乱和分裂，成为这个时期最主要的特征。战争使很多人丧生，伴随着战乱而来的饥馑、瘟疫以及人口的大规模的迁徙，不知又夺走了多少人的生命。这种状况在文学作品中得到了充分的印证，曹操的《蒿里行》说：“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还有陶渊明的《归园田居》中说：“徘徊丘垄间，依依昔人居。井灶有遗处，桑竹残朽株。借问采薪者，此人皆焉如。薪者向我言，死没无复馀。”这些都向我们描述了那个时代残破的画面。

唐代文学的繁荣，与唐代社会的发展有密切的关系。在唐太宗时期就打败了突厥等国，这些蛮夷国家都把唐朝君王推尊为天可汗，成为东亚的盟主。唐朝势力的强大，延续了一百多年，直至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而达到顶峰。在经济上也从隋末的大破坏中恢复过来，并迅速得到发展，至天宝中上升达到顶点。国力的强大，为文化的发展创造了极为有利的环境。唐代的立国者，对外来文化采取兼容的政策。唐太宗说过：“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整个唐代，从文学艺术到生活趣味、风俗习惯，都达到了全面繁荣，呈现较为开放的风气和多样化的趋势。总之，一切都在朝向积极的方面发展。

二、诗人经历以及思想感情的不同

魏晋南北朝时期，作家们既要适应战乱，又要适应改朝换代，一个人前后属于两个朝代甚至三个朝代的情况很多见。敏感的作家们在战乱中最容易感到人生的短促，生命的脆弱，命运的难卜，福祸的无常，以及个人的无能为力，从而形成文学的悲剧性基调，往往表现为及时行乐或沉迷声色，但是在其中却处处可见诗人的无奈，这种看似的发达，其实是一种身处乱世，抱负理想无法得到实现的凄苦悲哀。这一时期创作最多的生死主题、游仙主题、隐逸主题的诗歌，都是一种无奈的逃避，逃避这个乱世。当然，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门阀制度和门阀观念在这一时期占据了主导地位，士族和庶族的对立，下层寒士的仕途遭到阻隔，使他们心中郁结着愤懑与不平，更多的出现了凄婉的感伤情调在诗歌里。如鲍照将寒士的不平倾泻到诗中“对案不能食，拔剑击柱长叹息。丈夫生世会几时，安能蹀躞垂羽翼！”还有左思的《咏史》其二：“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形象的反映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社会情况。时代不给予他们机会，他们只有在诗歌中寻求一种解脱和表达这种苦闷。

在上面论述唐代的社会情况后，可想而知唐代诗人对人生普遍持一种积极的、进取的态度。国力的日渐强大，为世人展开了一条宽阔的人生道路，唐人入仕，较之前代有更多途径。所有的这些都使唐代士人有着更为恢宏的胸怀、气度、抱负与强烈的进取精神。他们中的不少人，自信与狂傲往往集于一身。如陈子昂的气概“方谒明天子，清宴奉良筹。再取连城璧，三陟平津侯。不然拂衣去，归从海上鸥。”李白更是这样一位自视甚高的人，他自比管仲、吕望、谢安，要立盖世之功，然后像范蠡那样，功成身退，“钓周猎秦安黎元，小鱼鵕兔何足言”。高适、岑参、王昌龄等都是如此，高适的“万里不惜死，一朝得成功。画图麒麟阁，入朝明光宫”，岑参的“丈夫三十未富贵，安能终日守笔砚？”即使是以沉郁顿挫著名的杜甫也要“致君尧舜上”，而自比稷、契。这些都可看出唐代士人对功名的渴望，积极入世，在诗歌中反映了出来，表现出昂扬的情调。唐人漫游、入幕、读书山林之风是不得不提的事实，他们热爱山水游赏，成为一代风尚，名山大川的游历，反映了唐代诗人对于自然美的向往，李白的“此行不为鲈鱼脍，自爱名山入剡中”。开阔了视野，亲近自然，陶冶了情趣，给诗歌带来了一种开阔清新的美。读书山林的风气在诗歌中表现为一种清幽明秀格调。

三、魏晋玄学与唐代佛道在诗歌中的反映

魏晋时期最大的特点是形成了一种新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它的理论形态就是魏晋玄学。它和老庄思想是联系在一起的，其中也有佛学的影响，但是不占主要方面。玄学中有几个重要的命题，与文学艺术联系较为密切的是崇尚自然、言不尽意、得意忘言。言有尽而意无穷，这个道理对于诗人和读者都不陌生，中国艺术的精髓说到底就在这里，而这正是受到魏晋玄学的启发而得到的。其实玄学作为一种思辨性的哲学是不宜直接转化为文学的，一个直接转化的例子就是占据了东晋诗坛达百年之久的玄言诗，其中包含了宝贵的理趣。诗人们将玄理融入日常生活，成为一种艺术特色，老庄玄理与山水之美相混合就产生了玄言诗。这一时期玄言诗的代表人物有孙绰和许询，但是这种诗也有很大的缺点，淡乎寡味、缺乏形象。孙绰的《道贤论》、《游天台山赋》等，都包含有玄理。支遁的《咏怀诗》五首也是典型的玄言诗，第一、二首直叙老庄哲理，语言枯燥，内容玄虚；后三首有游仙诗的意味，形象与玄理未能统一。第四首中所说“近非域中客，远非世外臣”，正是东晋士人受到玄学思想影响的表现。

唐代文学受佛教和道教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尤其是在人生信仰、社会思潮、生活情趣与生活方式上，时时杂入了佛与道。佛教对于唐文学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影响士人的人生理想、生活情趣反映到作品中来。如孟浩然在《陪姚使君题上人房》中的“会理知无我，观空厌有形”，李颀在《宿莹公禅房闻梵》中的“始觉浮生无住著，顿令心地欲皈依”，白居易在《观幻》中的“有起皆有灭，无暌不暂同”，这些都是在诗中对佛理的直接讲述。还有的表现为一种禅趣，一点禅机，如王维在《酬张少府》中的“君问穷通理，渔歌入浦深”，在《终南别业》中的“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唐诗中的空寂境界，明净和平的趣味，淡泊而又深厚的含蕴，就是从这里来的。佛教更为直接的影响，是唐代出现了大量的诗僧，如著名的“九僧”，还有惠崇等人。

道家思想对于唐人的影响主要是要求他们返归自然，多一点对于自然的亲和力，尤其在人生信仰方面非常突出，如在神仙思想的影响上，唐代的很多诗人都有神仙信仰。唐诗里有很多神仙世界的描写，李白笔下的泰山、天姥山等神仙幻境，李贺笔下五彩斑斓的神仙世界，李商隐笔下的圣女、嫦娥等形象，都是道教影响的显例。就连以写实著称的白居易，也在《长恨歌》的结尾幻想了一个神仙世界，使唐诗富有浪漫色彩。

四、著名诗人的对比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诗歌，鲍照可以算是一个典型代表。他生在乱世，将满腔的悲愁苦闷之情与怨愤不平之气发而为诗，这是其诗歌的突出内容，表现其建功立业的愿望和抒发寒门之士备遭压抑的痛苦，充满了对门阀社会的不满情绪与抗争精神，代表着寒士的强烈呼声。比如他的代表作《拟行路难》十八首，在平淡的外表下蕴含着深沉而又激越奔放的感情，暗示了失志后无可奈何的悲哀，表现了门阀制度的不合理和诗人怀才不遇的慷慨之情。这些诗歌的共同特点都是哀怨凄婉，细致感人，总是带有一种忧郁的情怀，这也代表了那个时代的诗歌氛围。

毋庸置疑，大唐的诗歌是以李白为代表的。李白那种浓烈、奔泻而出的感情，那种奔走的气势出现在他的每首诗里，敢于表现自己愤激不平的情绪，有着“济苍生”、“安社稷”的人生理想，独立不羁，不受任何约束。想象发兴无端、变幻莫测，展示了他狂放自信的人格风采。抒情如行云流水，一泻千里，豪逸悲慨、激昂向上，富有阳刚之美。他有强烈的主观色彩，洒脱的气质，作诗气魄宏大、意象优美。代表作品更是数不胜数，《行路难》、《蜀道难》、《将进酒》等等，都呈现了他的诗歌风采。当然，这也代表了大唐的诗歌气象，开阔宏大、感情激烈。

以上就是我对这两个时期诗歌的一点认识，还处于十分肤浅的阶段，希望在今后的不断学习研究中，获得更为深刻的理解。

参考文献：[1]霍松林.古代文论名篇详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2]张少康.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3]袁行霈.中国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4]朱东润.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第五篇：金融危机研究论文

一、居安思危

中国加入WTO之后有没有潜在的危机呢？当前，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如果中国经济遭遇挫折的话，最大可能莫过于金融危机。

在20世纪后期，在日本经济高速起飞之后，四小龙(香港、新加坡、韩国、台湾)很快甩掉了穷困的帽子。泰国、马来西亚、印尼的崛起更使人们对亚洲经济充满乐观。最令世人震惊的是中国的奇迹。二十年来，中国经济在体制转型过程中保持了高速发展。有的经济学家把亚洲经验总结成“雁阵模式”，好像亚洲经济就可以按照这个序列继续发展下去了。可是，1990年以后，泡沫经济的崩溃使得日本一头栽进了泥淖，直到今天还没有挣扎出来。雁阵序列，昙花一现。1997年，一场罕见的金融风暴横扫东亚。我们的邻居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一个接着一个倒了下去。现在已经很少有人再提什么“亚洲奇迹”了。有些国家“起个大早，赶个晚集”，好不容易把国内人均生产总值搞到三、四千美元，似乎已经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可是转眼之间，一个跟斗跌掉了一半多。亚洲各国已经尝到了金融风暴的厉害。

在亚洲金融风暴中，许多人认为中国在劫难逃。在1998年11月“经济学人”杂志的封面上，一艘挂着五星红旗的帆船眼看就要被卷入漩涡，旁边一行大字：“中国，金融风暴下一个牺牲品”。转眼之间，几年过去了，在沧海横流当中，唯独中国经济巍然不动。中国的稳定极大地遏制了金融风暴的蔓延，为亚洲经济以至于世界经济的复苏创造了转机。中国的贡献得到了各国政府以及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金融组织的高度评价。也许中国的出色表现冲昏了某些人的头脑。他们认为，亚洲金融风暴如此厉害，也拿我们无可奈何，今后还有什么可怕呢？

中国有一则著名的寓言叫做“刻舟求剑”。有一个人在渡船上一不小心把剑掉进河里，他不慌不忙，在船弦上刻个记号，打算到了岸边再捞。某些人就像“刻舟求剑”一样，他们就没有想到，之所以中国能够抵御亚洲金融风暴是因为那个时候尚且没有对外开放金融。我们有一道很好的防火墙。但是，一旦加入WTO，中国的外部金融环境就完全变了，这道防火墙将不复存在。时过境迁，如果拿昨天的皇历来讨论今天的问题，非出大纰漏不可。

亚洲邻国在对外开放金融领域之后吃了这么大的亏，难道我们还不应当从中吸取教训？讲经济规模大小，我们不如日本；讲经济发展的时间长短，我们不如四小龙；讲劳动密集产品的比较优势，我们和东南亚各国不相上下。他们纷纷中箭落马，难道中国就有什么先天的免疫能力，一定能够避免金融风暴的袭击吗？

美国金融家乔治·索罗斯在2001年11月谈到中国的金融体系时认为，中国的金融体系比日本和韩国的问题更大。他表示，“中国银行体系中的坏帐问题，在体系封闭的情况下，问题能够得以控制，但问题不解决，坏帐会越来越多。这是不能无限期拖下去的。尽管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这一问题，并在尽全力解决，但不进行深层次的改革，问题就无法解决。坏帐是由国有企业造成的，要想消灭坏帐，就必须重组国有企业”。索罗斯敦促，不要因为困难就畏缩不前。坏帐继续积累，将阻碍资本的有效利用。虽然中国的储蓄率高，但再高的储蓄率也不能无限期地支撑不断增长的坏帐。日本就是中国的前车之鉴！尽管索罗斯的名声不太好，但是，我们不能因人而废言。中国进入WTO之后，既然要对外开放，心里总应该有点数，一旦遇到外来的冲击，中国是否还能够控制金融局势？

有的经济学家判断说，至少一年内中国不存在金融危机。[2]这话一点都没有错。不过，这个判断的前提是维持目前金融业对内对外都不开放。实际上，只要中国不对外开放金融，再过三、五年也不会遭遇金融危机。在1997年金融风暴席卷亚洲的时候，有些国家和金融风暴好像是“井水不犯河水”，例如，朝鲜、缅甸、蒙古等。他们的老百姓恐怕从来没有感受到金融风暴的威胁。并不是他们的金融体系多么健全，关键在于他们没有对外开放金融领域。反之，那些实现了对外开放金融的国家，例如，韩国、泰国、马来西亚、印尼等，无不在金融风暴中损失惨重。由此可见，对外开放金融领域固然有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但同时也有被金融风暴袭击的危险。

目前已经有130多个国家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没有哪个国家因为入世而出现了严重的产业危机。反倒是金融危机在全世界频频发生。在最近10年内比较严重的金融危机发生了46次。金融危机的频率越来越高，其破坏性越来越强。中国入世以后，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在金融领域中潜伏的巨大的风险，因此，必须加倍注意防范金融危机。

中国政府在对付产业危机、环境保护、出口市场、失业下岗、农村收入下降、社会保障基金等问题上都有一些经验，但是，还没有处理过开放环境下的金融危机。中国金融当局对于垄断下的金融管理具有足够的经验。可是，一旦对外开放，金融风险的程度将迅速上升。有些金融官员对国际金融市场缺乏了解，自以为是，特别不虚心。这些都是非常危险的事情。最近吴敬琏指出，他不赞成中国经济一枝独秀的说法。中国经济潜伏着各种危机，如果不注意的话很可能遭遇金融危机。但愿他的忠告会引起更多人的注意。

如果我们没有作好准备，那么，下一个遭遇金融风暴的就很可能是中国。

二、金融改革举步维艰

2.1银行业改革，避重就轻，缺乏新意

只要认真查一下有关经济改革的文献，我们不难发现，金融领域并不是一个被遗忘的角落。在各种文件中几乎都把金融改革放在显要的位置。2002年2月的金融工作会议列举了六项金融改革的方向：金融监管要履行职责，加强金融监管；继续施行稳健的货币政策；促进金融体制、金融制度、金融业务创新；进一步增强货币政策的透明度；综合运用各种货币政策工具；灵活调控货币供应量等等。2001年10月8日人民日报(海外版)有篇文章“银行业，如何应对挑战”，作者开出了三条对策：第一，建立完善的金融调控体系，强化中央银行的金融监管能力，建立、健全多层次的金融风险防范体系；第二，控制银行业开放的速度和力度，尽快完善外资银行市场准入的条件和业务范围；第三，加快国有商业银行的机构重组，改革人事管理制度，提高服务质量，争取时间加快商业化进程。要下大力气解决不良贷款，改善银行的资产结构，根除导致出现不良资产的根源，等等。

一般来说，这些条条都没有错。但是我们会发现，在这里通篇说的是良好的愿望，是希望达到的目标，却没有告诉我们怎么样才能达到这些目标。难道以前中央银行没有要求建立完善的金融调控体系？难道没有要求改革人事管理制度，提高服务质量？难道在哪篇官方文件中没有提及要下力气解决不良贷款？如果以前没有提出这些口号，显然是严重失职。事实上，以前央行不知道讲过多少遍。确实，金融当局也采取了许多改革措施。客观地说，国有银行确实有了很大的进步，比前些年好多了。可是，金融改革摇摇摆摆，进进退退，始终没有取得突破性的进展。为什么这些经念了这么多年，银行业的问题非但没见到好转，反而越来越严重了？

无庸讳言，中国银行业的体制改革，从1985年开始，经过10多年来的艰苦努力，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需要讨论的是，我们所做的事情是不是最重要的。

我们不能说，改革中所做的事情不重要，但是，常识告诉我们，对于一个人来讲，换件新衣，梳洗一下是容易的。但是要想在舞台上唱好戏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对于一个企业而言，这个道理已经被大家所理解。时至今日，我们的银行业改革的整个过程就是不断进行梳洗打扮的过程，没有用多少时间练功。因此让这样的演员唱好戏肯定是难为他了。要想唱好戏，就要像抓中国的足球一样“从娃娃抓起”。在中国银行业改革过程中，有几个半大小伙出世，如民生银行、招商银行等等，到今天为止，这些小伙的戏倒是唱的不错。问题是，我们从改革之初，就推行了一条“禁止出生”的政策，不让民营银行出生，堵死了“从娃娃抓起”的路子。现在面对入世，我们明白了梳洗打扮解决不了问题，需要练功，但是又害怕生孩子。这样的逻辑是多么可笑。

看来，我们今天的确需要好好反思一下银行业的改革之路了。

2.2警惕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

在金融改革上有两个极端。一个极端是敷衍塞责，能拖就拖。另一个极端是莽撞上阵，欲速而不达。

自2000年夏，经济学界在全国范围内开始了民营银行的研究和探讨。许多学者都主张在对外开放金融领域之前首先对内开放。通过创建民营银行来完善国内金融市场的竞争环境，改变在金融领域的产权结构，在竞争中改善国有独资银行的经营管理。可是，这些建议碰上了一堵看不见的墙--“拖字诀”。既不反对，也不赞成，挂起来再说。由于正赶上2003年政府换届，许多重大改革措施无法出台。和世界各国一样，在“选举年”是办不了大事的。对此我们是完全理解的。由于入世后对外开放金融领域的日程已经确定下来了。还有不到5年的时间，外资银行就要在国内市场上享有国民待遇，从而对中资银行形成严峻的挑战。本来留给我们作准备的时间就不多，白白耽误了一年的时间，实在令人可惜。

不知道为了什么原因，在2002年3月，金融改革突然热了起来。在2002年3月23日人民日报上登了一篇文章“中资银行上演《生死时速》”。文章开头就引用了中国民生银行行长董文标描绘国有商业银行行为的一段话：“疯狂地吸收存款，疯狂地放贷，疯狂地制造不良资产，疯狂地处置不良资产”。读了这些报道，给人们一种感觉，为了推进金融改革，好像某些国有商业银行的负责人已经到了慌不择路的程度。近来，在深化金融改革的呼声中出现了一股商业银行上市热。紧锣密鼓，跃跃欲试。

在市场经济中只要稍有理智，哪家银行也不敢疯狂，也用不着疯狂。权力和垄断是诞生疯狂的温床。即使什么都不干也比匆匆忙忙地犯错误强。千万不能从一个极端跳到另外一个极端。弄得不好，会把金融改革引上歧途，闯大祸。

三、国有银行的资本充足率

3.1国有商业银行的上市热

商业银行上市并不是一个新话题。深圳发展银行、浦东发展银行、民生银行已经上市。民生银行上市发行3.5亿股，筹资42亿元。招商银行、华夏银行也发布信息，希望在短期内上市。据说，招商银行获准发行15亿股，每股作价7元。集资额可望超过100亿元，成为目前大陆第二大上市公司。[3]在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中，中国银行上市的呼声最高。中国银行行长刘明康说，中国银行已经在2001年完成了在香港部分的重组，准备上市[4]。最近国有银行上市突然加温。在2002年2月金融工作会议以后，某些金融业负责人表示金融改革的重点是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所有制改革。其重点就是实施股份制改革，在条件成熟时上市。2002年3月16日温家宝在《中银论坛》上表示，国有银行可以组建为国家控股的股份制银行，完善治理结构，进而在条件成熟时上市。[5]

为什么国有银行如此急于上市？据说，银行上市的目的就是要筹集资金，使得银行能够达到资本充足率。

中国银行行长刘明康说，由于外资银行和国内商业银行间有六大差距，入世后要消除这个“鸿沟”需要10年左右。刘明康说，这六大差距表现在资本实力、风险防范、不良资产、治理机制、管理机制和IT建设等方面。[6]其中第一条就是要增强国有银行的资本实力，提高资本充足率。招商银行行长马蔚华在2002年1月说，商业银行在补充资本的机制上还不够健全。要解决这个问题，银行上市是一个很重要的途径。[7]因此，我们首先来研究一下国有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

3.2国有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严重不足

银行的自有资产(一级资本)在总资产当中的比例称为资产充足率。按照《巴塞尔协议》，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应当在8%以上，如果达不到这个标准就会影响银行的稳定性。

在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中，只有中国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超过8%，其他各家都远远低于这个标准(见表1)。世界十大银行在1999年的资本充足率为11.5%。花旗银行和美洲银行两大巨头的资本充足率都在12%以上，瑞士信贷银行为19.1%。中国国有银行的平均资本充足率只有5.7%。[8]

3.3赤字连年，有心无力

由于四大商业银行是国家所有，当资本金不足的时候，自然应当要求资产所有者注入资金。从理论上来讲应当由财政部向四大商业银行注入资金。事实上，财政部在1998年已经发行了2700亿特别国债，用以充实国有商业银行的资本金。能不能让财政继续注入更多资金，要看看目前财政的能力。可惜，由于从1985年至今，国家财政已经连续十几年出现赤字，数额连年攀升，2001年财政赤字高达2598亿元。很难指望国家财政向国有银行投入更多的资金。(见表2)

朱熔基总理2002年3月15日在记者招待会指出，在2002年国家财政赤字预算为3098亿元，占GDp的3%。国债余额累积数字达到25600亿元，相当于GDp的18%。(如果按照朱熔基总理在《国家工作报告》中提供的数字，2001年国内生产总值是95933亿元，那么国债占GDp的比重就是27%。究竟哪个数字正确？)如果仅仅从这几个指标来看，中国的财政赤字尚在可以控制的范围之内。问题在于国债的增加速度过快。中国财政赤字占GDp的比例在1997年为1.2%，在2001年上升为2.9%。债务负担率(国债余额占GDp的比例)在1997年为7.3%，到2001年上升为18%。根据《大公报》在2002年3月24日报导，在1998~2000年三年里，财政赤字平均年增长率达到62.3%，2001年可能还会增长20%。倘若继续增长下去，压力越来越大。俗话说，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不能越借越多，养成靠借债度日的坏毛病。

3.4隐性债务，触目惊心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统计的国债之外还存在着大量隐性债务，其中主要有三笔：社会保障基金、银行不良贷款、未登记外债。

(1)在社会保障基金的隐性债务中主要是养老金缺口。

众所周知，每个人都应当在年青时期积累些钱，等到退休之后可以用这些积蓄安渡晚年。国家也一样，为了维护社会稳定，应当给每一个公民都设立个人帐户，在这个人工作期间，不断地投入资金。待这个人退休之后，从个人帐户中逐年提取资金，发放养老金。在世界上各个工业化国家中都有一个非常庞大的养老基金，存了很多钱。羊毛出在羊身上，这些钱都是多年来民众积蓄的。社会保障体系就建立在这些基金的基础上。可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们根本就没有什么退休基金。劳动者的节余都被国家用于基本建设投资或其他用途。现在发放的退休金都是靠当年征收的各种税、费中支出的。这种操作方法叫做“现收现付”。也就是说，当前的劳动者在支付退休人员的养老金。直到前几年我们才刚刚开始扭转这个被动的局面，在名义上设立了养老保险的个人帐户。但是，这些个人帐户都是空的。这就是我们常说的“隐性债务”。

中国的人口结构非常特殊，除了由于平均年龄越来越大所造成的老龄化问题之外，[9]人口结构的分布也带来极大的麻烦。在60年代末，由于文化大革命，大中小学关门，上山下乡，抓革命、促生产，人口剧烈增加。仅仅在1965到1970年期间人口总数就增加了10454万。以后这个增速降低了下来，在1990到1995年期间只增加了6788万(见表3)。出现了人口分布上的扭曲。

60年代出生的那批人将在2025年前后退休。当他们退休的时候，正在上班的差不多都是独生子女。每一个上班的人需要负担的老人的比率将非常高。老人赡养率将从2000年的11%上升为2030年的25%和2050年的36%。也就是说，现在是平均9个人养一个老人，到了那个时候。3个劳动者要养一个老人。如果还要按照现收现付的办法来支付养老金的话，仅仅养老金一项就要刮掉工资收入的38.5%。显然，如此高的税率将摧毁国民经济系统。为了避免这一危机，我们必须要从现在开始逐步还债，充实个人帐户基金。

为了研究这个题目，世界银行的王燕，美国普度大学的王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翟凡和我建立了一个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用动态模拟方法探讨了中国社会保障系统的财政缺口。[10]我们的结论是，如果我们维持过去的“现收现付”体制，养老基金将很快出现收支缺口。按照1995年价格来计算，到2010年这个缺口将达到2060亿元。这个缺口将继续扩大，到2050年达到102730亿元。如果拿1995年价格计算的话，养老金隐性债务在2000年为63280亿元。那么到了2050年这个缺口将扩大为371390亿元(见表4)。

按照国务院体改办和美国安然保险公司的计算，这笔隐性债务在2000年大约在76000亿元左右。按照世界银行的估计，这笔隐性债务在70000亿左右。[11]社会保障的隐性债务是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但是，这笔债务却是非还不可，越拖问题越严重。

(2)另外一笔隐性债务就是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

世界著名的金融评级公司标准普尔在2001年10月9日说，中国的不良贷款总额在30000亿左右。也许标准普尔的估计不那么准确，按照官方数字，不良贷款占银行全部存款总数的25.7%，超过20000亿元。这个问题我们下面再详细分析。

(3)估计未登记的外债大约4000亿元。

除此之外，按照“债转股”的模式，一部分国有企业的不良债务变成了国有银行手里的股份。如果这些国有企业盈利的话，那么国有银行还多少能分到些红利。如果国有企业继续亏损，那么在国有银行手里的这些股票还不等于一迭废纸？

由于许多城市信用社和农村信用社不良贷款节节上升，为了防范金融风险，在1998年把它们合并成了100多个城市商业银行。除了上海商业银行等几个城市商业银行比较好之外，其余的城市商业银行里面不知道隐藏了多少不良贷款。到了一定的时候，这些坏帐都有可能转变成为国家财政债务。

地方政府、乡镇政府还有一大箩筐多多少少的债务尚未清理。

如果把这些隐性债务考虑进来，恐怕债务总额会超过了80000亿，相当于GDp的80%。[12]由此可见，中国的债务负担非常严重，绝对不能掉以轻心。[13]因此，要求从财政上来给国有银行充实资金恐怕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四、国有银行该不该上市？

4.1银行上市的基本条件

既然国家财政不可能向国有商业银行注入大笔资金，于是，有些人就开始动股市的脑筋，让国有商业银行上市，筹集一大笔资金，改善国有银行的资本充足率。

银行上市是否会成为金融改革的突破口？会不会出现“一股就灵”的奇迹？[14]

国有银行能不能上市？也许有人认为，这难道还成问题吗？四大国有银行是“国家所有，国家信誉”，只要国家批准，要上市还不是轻而易举？

事情未必如此简单。任何企业上市的前提条件是信息透明化。企业上市是直接融资行为，也就是说，企业为了扩大再生产，拿出一部分股权来换取外部资金。例如，企业自有资本1亿元，年利润1000万元。如果想把经营规模扩大一倍，需要资本2亿元，于是，这家企业通过上市，对外发行相当于1亿元的股票。如果企业的生产效益好，购买股票的人按照投资多少来分享利润。假若股票价格上升，股东们还可以从股票升值得到额外的收益。因此，上市的前提是，第一，企业要有自有资产，第二，要期望盈利。

美国的创业板市场允许一些资金不足的企业上市。其前提条件是这个企业有良好的发展前景和优秀的管理团队。允许他们上市，实际上是让他们牺牲股权换取快速发展和成长的空间。不过，这样的公司更像是即将出现的经营前景看好的“民营银行”，而不是现在的国有银行。

现在，在国内有一股这样的“热”，叫做搭国有企业上市最后一班车。就是说，中国已经入世了，政府的照顾政策只剩下很短的时间可以公开使用了，必须要赶在2005年以前上市。否则，如果上市必须靠企业的质量，国有企业就再也没有机会了。看来，国有银行的上市问题正是这股“热潮”的产物。

4.2不良贷款知多少？

国有银行上市的第一关就是要弄清楚究竟有多少家当。企业上市时考虑的是净资产。如果企业注册资本是1亿元，但是欠别人的债务有2亿。那么，我们说这家企业资不抵债。别说上市，早就该破产倒闭了。金融机构的信贷资金中最多只有8%是属于自己的，其余的都是企业和老百姓存的钱。银行拿储户的钱放贷，如果出现了不良贷款，自然应当由银行负责。因此，在考虑银行的净资产时不仅要看银行的注册资本还要看它究竟有多少不良贷款。如果银行要上市，首先要把不良贷款的数字搞清楚。在这里有几笔帐非算不可。

第一，2002年3月24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在出席“中国发展高层论坛”时表示，国有商业银行去年底不良贷款比例为25.37%；按照这一估计，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总额大约为22898亿元。

第二，按照官方报导，被“剥离”到四家资产管理公司的不良贷款有15688亿元。四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成立了一年多了，已经完成了收购四家国有银行部分不良资产的任务。但是，资产管理公司在处置银行不良资产上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按照2001年9月底的数据来看，已经处理掉的和追回的不良贷款总数为1360亿元，占不良贷款总额的8.67%(见表4)。

众所周知，讨债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好要的必然先要回来。剩下来的不良贷款都是些硬骨头。就算四大资产管理公司讨债和资产重组的本事很大，能要回来30%就算很成功了，那么还有将近10000亿的坏帐。[15]无论把这些坏帐“剥离”到哪里去，坏帐还是坏帐。这是四大商业银行欠老百姓的钱。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储蓄者都有权把自己的存款要回去。老百姓不会去找那些资产管理公司，只能找当初收他们存款的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怎么来补这个窟窿？如果把这10000亿算进去，银行的不良贷款总额要上升多少？亚洲开发银行在《亚洲复苏报告》中估计，如果把转移到资产管理公司的不良贷款计算在内的话，中国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占总资产的比例将调整为37%(见表5)[16]。

第三，目前，国有银行计算不良贷款数目是采用“一滞二呆”的分类原则计算的。早在1998年的金融工作会议上朱熔基总理就明确指出，“我们不要盲目在所有领域都照搬国际惯例，但是在贷款分类这个问题上，我们必须采纳国际惯例”。在2002年3月5日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他再度强调“商业银行从今年开始要全面实行贷款质量五级分类制度”。[17]

可是，实行“五级分类”谈何容易。在1998年5月，中国人民银行在广东发动了一场中外闻名的“清分”试点。(清理银行资产，为贷款分类)。要求在广东境内的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和交通银行在3个月内完成所有金融资产的清理和分类工作。为此，中央银行从全国调集了200多名专家会战广东，打算在广东清理分类之后，将“五级分类”逐步扩展到全国。中央银行和各个商业银行成立了专门的清分办公室，并且将任务和完成任务的期限分解到了各个基层分支机构。广东的清分试点从1998年5月开始，到8月结束。可是，清分的结论却成了中央银行“烫手的山芋”。参加清分试点的人说，再弄下去，我们就要变成反贪局了。一直拖了一年多，1999年7月中国人民银行才对继续开展“五级分类”作出部署。在2000年9月，中央银行发布了《关于不良贷款的认定办法》，令人意外地重申继续以“一逾二呆”作为确定不良贷款的标准，其中确实有难言之隐。在2000年对银行的财务真实性和贷款质量进行全国性检查，连那些已经采用了“五级分类”的银行还要倒退回去，按照“一逾二呆”的数据来汇总数据。为什么中央银行在“五级分类”问题上会如此前后不一，自相矛盾？其中原因固然很多，但是很明显，“五级分类”揭露出来的? 涣即钍衷对洞笥凇耙挥舛簟薄18]

按照1997年以前“一逾两呆”的标准，贷款逾期3年才划为呆滞，借款人走死逃亡才划为呆帐，而按照“五级分类”，只要借款人不能归还本息30~90天就列入不良贷款。[19]假定国有银行认真地采用了“五级分类”，许多现在算为正常的贷款将变成不良贷款，不知道这样一来，银行的不良贷款还要上升多少？

第四，“五级分类”与“一逾两呆”的根本区别在于是否考虑信贷质量。如果一个企业借了10笔款，按照“五级分类”，只要有一笔贷款不能按时归还，这个借款者的信用评级就要下降，其他贷款都要列入问题贷款。可是按照“一逾二呆”，只要其他贷款尚未到期就不算。按照“五级分类”，信用评级恶劣的国有企业有多少？目前给国有企业进行信用评级的事情尚在讨论之中，倘若真的按照信贷质量来划分，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还要上升多少？

第五，四大银行的大部分贷款都给了国有企业，特别是贷给了目前上市的1167家企业，其中绝大部分是国有企业。当计算不良贷款的时候，是按照这些企业的帐面数字来评估的。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报告，在1996年底，32.2万户预算内国有企业拥有的资产总额为7.29万亿元，负债5.18万亿元。负债率高达71%。在这些企业的债务中逾期、呆滞、呆帐以及长期拖欠的不良债务占20%，超过1万亿元。[20]这些仅仅是帐面上的数字，真实数字恐怕更为严重。

有人估计至少20%的上市公司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假帐。“银广夏”就是一个例子。前不久还被称为资产质量特别优秀的好企业，说破产就破产了。揭开盖子来，尽是假帐。如果有许多上市公司隐瞒了巨额亏损，那么一旦搞清楚了这些公司的帐目，岂不是又要给银行的不良贷款大大增加一笔？

最近，央行要求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每年下降二个百分点，也就是要减少600亿。据说，这是央行新设的金融监管局的主要职责。实际上，这对于央行金融监管局来说绝非易事。央行的金融监管人员长期以来就像救火队一样在全国范围内奔波。说我们的金融业“四面起火，八方冒烟”真是一点都不夸张。目前，贪污腐败现象越演越烈，金融领域是所有寻租活动必经之途。拿这么有限的几个金融监管人员去对付“人心不古，党风日下”，实在是杯水车薪，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单一的金融监管渠道是无法对付日趋复杂的金融监管的。说声要减少600亿不良资产，下个指标容易，怎么实行？那些国有企业在继续亏损，到时候，银行敢不敢不再发放贷款？或者干脆叫他们破产倒闭？只要银行摆脱不了各级政府的控制，就别想摆脱来自于国有企业的坏帐。

说句不客气的话，别说每年降低600亿不良贷款，如果能够保持在现在这个水平上就非常不容易了。在1992年，银行系统的不良贷款还只有几千亿。眼看着突破了一万亿、二万亿。在金融系统中，人还是那些人，国有企业还是那些国有企业，经营环境还不如90年代初期，凭什么就能把不良贷款降下去？

银行上市要不要算清楚帐目？如果算清楚了帐，国有银行能够拿出来合股的资本究竟有多少？虽然银行的情况和企业不尽相同，但是基本道理是一样的。如果一家银行的自有资本是10亿，但是贷款的坏帐也有10亿之多，事实上，这家银行已经把自己的资本全赔光了。银行的钱都是别人的。凭什么拿别人的钱上市呢？如果不良贷款比银行的一级资本还多得多，那么凭什么上市？[21]倘若某个公司已经是资不抵债了，公之于众，还有人敢买这种股票吗？如果不告诉老百姓真话，靠造假帐上市，今后怎么办？

“家丑不可外扬”，如果国有银行不上市，那么，尽管现存的不良贷款数额巨大，但是还可以慢慢对付。如果一定要急于上市，岂不是掩耳盗铃，马上就要踩响这个大地雷？如果只是学者们在研究改革方案，呼唤危机意识，对社会的冲击极为有限。如果真的让国有银行登上股市，那么立即和广大股民的利益联系到了一起，想盖都盖不住，那个时候再说什么都晚了。

4.3能否把国有商业银行切块上市？

既然国有银行整体上市风险很大，弊多利少，那么能不能把国有银行切成若干块，先把那些资产状况和经济效益比较好的上市？这样作既可以避免由于国有银行规模过大对股市造成的冲击，又比较容易在上市过程中报告银行资产。例如，中国银行在海外部分资产总额1300亿美元，资产质量比较好，如果在海外上市肯定可以筹集到一部分资金。

如果在海外讨论这个问题，一定会把那些外国的金融专家和经济学家们搞得晕头转向，因为把银行切块上市的做法完全违背了经济学的常识和当前金融市场的发展规律。

首先，银行的资产必然是统一核算的。银行业就是金融服务业，为了提高服务效率，加速资金周转，就必然要扩大金融服务规模。在金融市场上，银行的规模效益非常显著，这就是为什么当前世界上的大银行要不断整合、兼并的原因。提出把国有银行切块上市的人如果真的主张要把国有银行解体分割，那么，显然违背了国际金融市场的发展趋势。

其次，由于地区差距和经营水平等原因，每个银行内部都有些效益较好的单位，也有一些亏损单位。有些吃肉，有些啃骨头。如果，单单把效益好的分行划出来上市，那么，那些效益不好的分行捆在一起，日子怎么过？

第三，在国有银行切块的时候，资产好办，负债怎么分？如果把效益好的部分划出来，把债务和不良贷款留给母行或者其他部分，上市固然没有问题，但是，随后就出现了一个矛盾：上市的部分要不要和母行保持联系？

如果上市部分完全独立，在资产所有权上和母行一刀两断，那么，母行的日子会更加难过，母行为什么要同意把自己最好的一部分划分出去？主张国有银行上市的目的是要帮助国有银行脱困，如此处理岂不是和上市的目标南辕北辙？

如果上市部分仍然留在母行体制内，那么上市部分就不能回避对母行不良贷款的责任。假若上市部分不向股东说明这些债务，那么就涉嫌欺诈。前不久破产的美国最大的能源公司安然公司(Enron)就是这样造假帐的。每当出现债务，安然公司就成立一家新的公司，让新公司把债务背走。这样在母公司的帐目上始终保持很好的利润记录。虽然安然公司得逞于一时，但是最终还是露出马脚，债权人追索子公司的债务，顺蔓摸瓜，还是找到了真正的债主，把安然公司告上了法庭。为安然公司作假的金融审计公司(安达信公司)，为此牵连上赔偿责任，已经濒临破产。我们的国有银行上市，要不要请那些国际著名的金融审计公司来审计？有了安然破产的教训，那些金融审计公司还会睁只眼、闭只眼吗？假若上市部分如实报告应当承担的不良贷款(并不仅仅是自身发生的不良贷款)那么，还上什么市？

金融改革的重点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加强对国有银行的监督改革，主要是要改变国有银行内部的管理机制，提高经营和监管效率。切块上市并不能促进四大国有银行内部的体制改革，也无益于明确银行产权，更谈不上促进国有银行的经营和监管效率。说到底，主张切块上市的人无非是想通过股市为国有银行圈些钱。至于说拿到这些钱之后如何料理后事就欠缺考虑了。钟伟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金融改革绝无陈仓可渡--评“银行上市年”》。[22]他指出主张银行上市实际上是“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对于不思改制的银行，没有理由相信它们上市‘圈钱’后会不把钱糟蹋光。”这个评论，一针见血。

与其切块上市还不如在体制外创建一些符合现代企业制度的新银行。与其在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的归属问题上纠缠不休，还不如维持国有银行的现状，在体制外发展民营银行。待到民营银行发展到了一定程度，形成了金融市场上的有效竞争机制，然后再来考虑对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造。

4.4股市容量有限，承受不了国有银行上市

主张国有银行上市圈钱的人也许忘记了前不久国有股减持的教训。沪深股市总值占GDp的50%左右。但是，其中三分之二是不能流通的国有股。据说是要为社会保障基金筹款，在市场上抛出一部分国有股。结果，国有股减持导致沪深股市狂跌，最后只好仓促叫停。

现在，老调重弹，国有银行上市，也打算从股市上捞一把。暂且不说这种做法是否合理，就从中国股市的承受能力来看，这一做法就很不明智。要将国有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提高1个百分点，至少需要800亿。要使中国四大国有银行达到所需的资本充足率，至少需要几千亿元。根据中国证监会的统计数字，从1991年至今，上海、深圳股市为上市公司融资总额为7796亿元。每年融资金额只有一、二千亿元。倘若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上市，每个都是大块头，一下子吸收巨额资金，还不得把股市压趴下来？

4.5国有商业银行上市应当缓行

假若没有作好准备，仓促将国有商业银行上市，只有三种可能：

第一，申请上市，但是在审计之后被揭露出来大量不良资产，不符合上市的要求。这些银行声名狼藉，偷鸡不着反蚀一把米。

第二，在国有银行上市过程中股市崩溃，和国有股减持一样，被迫中途叫停。

第三，蒙混过关，上市之后圈了股民的钱，但是由于国有银行基本上没有利润，没有红利，说不定在哪个地方出现局部的金融危机，导致民众信心动摇，最后，国有银行遭遇风险，同时也拖垮了股市。

国有银行上市本身就是一个悖论：如果上了市才能成为好银行，那么上市之前就不是好银行，而不是好银行则不应当上市。让国有银行迅速上市的主张颠倒了逻辑顺序。应当在银行上市之前提高资本充足率，使得银行成为一个符合国际标准的稳定的金融机构，然后再讨论是否应当上市。

至于说国有银行上市之后能否给股东带来利润？能否建立有效的现代企业制度，实行董事会的有效监督？能否通过上市提高效率，防范金融风险等等，这些问题都不是轻易能够回答的。有鉴于此，为了金融安全起见，国有银行上市还是暂缓为妙。

【注释】

[1]作者衷心感谢长城金融研究所同仁们的大力支持与帮助。感谢汤敏、彭恩泽等人对本文初稿提出的修改意见。文中如有谬误自然应当由作者负责。

[2]详见顾海兵、李扬等人在2001年的论文。

[3]参见《经济日报》，(台湾)，2002年3月20日。

[4]参见《信报财经新闻》，2002年3月20日。

[5]参见《人民日报》2002年3月18日。

[6]参见2002年1月19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7]参见慧丰，《中港台金融》研究简报，2001年1月。

[8]参见凤凰网，2002年3月6日。

[9]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将从1995年的7600万上升至2050年的3亿。参见世界银行《中国的养老体制改革》，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8年。

[10]参见王燕、徐滇庆、王直、翟凡，“中国养老金隐性债务、转轨成本”，《经济研究》2001年第5期，第3页。

[11]关于养老基金的隐性债务有不同的计算结果，其主要原因是各种计算方式对于经济增长率、通货膨胀率、资金回报率等有不同的假设。但是，各种计算的结论几乎完全一致：养老基金的隐性债务相当严重，必须认真对待。

[12]到2001年底，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到境外筹集资金以及外债共计6000亿美元。国家外汇储备、金融机构境外净资产和企业在境外投资共3500亿美元。外汇储备2235亿美元。从这些数字可见，中国大陆外债情况并不十分严重。特别是外债的机构比较合理，超过70%以上为中长期贷款。不至于对金融体系形成外来的威胁。

[13]在2002年出版的一本新书“中国梦：探索地球上最大的未开发市场”中，作者斯塔维尔研究了中国国有商业银行的未偿还借贷、政府及银行债券、外债等估计中国可能会面临巨大的债务危机，总国债可能达到GDp的75%。

[14]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萧钢表示，国有银行改革的三步曲是，第一，转变为真正意义上的国有独资公司，第二步，实施股份制改造，第三步，创造条件上市。还有人表示希望国有银行通过改制尽快整体上市。参见慧丰，《中港台金融》研究简报，凤凰网，2002年3月6日。

[15]在2002年3月24日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财政部副部长楼继伟表示，目前，国有银行剥离出1.4万亿元不良资产，较乐观的估计能收回4000亿元，损失可能1万亿，若把这1万亿元折算到某一年，国家债务占GDp的比重就会明显上升。

[16]美国银行的不良贷款普遍在0.67%以下，欧洲在2%以下。在2001年世界前20家大银行的不良贷款平均为3.2%。

[17]参见2002年3月6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18]详情请参阅王君，“中国贷款分类制度改革的经验和教训”，《中国经济论坛》，2001年10月号。

[19]在2001年中央银行公布的规定中已经把挂帐停息的时间由36个月减少为6个月，准备进一步减少到3个月。对于新出现不良贷款来说划分标准日趋合理化，但是对于已经出现的不良贷款尚未全面清理。

[20]参见王梦奎等《中国经济发展的回顾与前瞻》，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0年，第157页。

[21]中国工商银行副行长李礼辉在2002年2月在香港指出，商业银行在消化不良贷款方面难度很大。李礼辉表示，希望在数年内能将其不良贷款比率由高于16%降至10%以下，以便为将来的上市创造条件。而在此之前，工行三年内都不会考虑上市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