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民事诉讼功能为导向的审判监督程序终局性研究

第一篇：以民事诉讼功能为导向的审判监督程序终局性研究

审判监督程序终局性研究

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监二庭张彬

【摘要】审判监督程序从法律的设置目的来说，应当是当事人行使自己诉权的一个方式。但是由于之前立法方面的冲突，导致目前审判监督程序反而导致了当事人之间诉讼的无休无止，浪费了大量的司法资源。这一点要求必须能够在民事诉讼中，对于审判监督程序进行改造，使之能够成为真正由当事人行使的一项诉权，并赋予审判监督程序的终局性，来获得司法资源与司法公正的平衡。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明确审判监督程序的法律价值，并对现行立法进行必要的改造。

【关键词】审判监督程序 终局性 客观真实 诉权

根据民事诉讼法律原理，司法应当是一个社会中终极的纠纷解决办法。因此，民事判决应当拥有既判力和执行力。非经特定的程序，法院的民事判决的效力不得被推翻，同时必须无条件的得到执行。

在我国，民事判决的这一终局性效力依然有待商榷。主要原因就是由于审判监督程序的存在。根据目前的民事诉讼法，审判监督程序，也就是再审的提起，并不需要非常严格的法律标准。一般来说，只要程序违法，证据不足，事实不清的判决，只要经过当事人的申诉，都可以提出再审。

这样一来，理论上的法院两审终审制，就不再具有法律的强制约束力。而是由于审判监督程序的存在，从理论上来说，审判将成为一个没有尽头的程序。就像一个日本的民事诉讼法学者说的那样，如果民事诉讼只要发现了新的证据或者可能的判决错误，都要提出再审的话，那么民事诉讼将永无尽头。但是如果我们放着明显的审判错误而不去纠正，那么明显的也违背了司法的目的和目标。

在司法上，我们必须明确的一点就是，法律事实和客观事实是有很大的联系的，但是这两者之间也存在着巨大的鸿沟。我们如果承认法官并非全知全能的神，就必须知道，我们的判决总是会与客观事实存在一定的差距，而且这样的差距由于任何客观事实都无法真实的重现而永远无法得到消除。那么，对于客观事实的追求在司法上不是一个可以欲求的目标。那么司法追求的应当是法律事实。

法律事实需要法律上的证据予以确定，而在客观世界里，由于矛盾的普遍联系，从理论上来说，每一个行为都会在客观世界上留下一定的痕迹，而这些痕迹也会引起别的关联。客观世界里发生的行为本身就会如同水面上的涟漪一样，产生永无止境的证据链条。那么哪些证据能够采信，那些证据必须放弃，也成为了确定法律事实的一个重大问题。如果一味的强调发现新的证据就可以推翻过去的判决，进行再审，毫无疑问将是法院判决的终局性遭到破坏，最终损坏的是法律上的权威。法律真实在理想情况下应当与客观事实吻合，但是这只是一种理想在实际当中，法律事实与客观事实的越接近，需要动用的司法资源也就越多。有限的资源与客观事实的无限接近而不可抵达性，是司法实践中的重要矛盾。而审判监督程序的设立，就应当在这一对矛盾中间寻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去尽可能的在社会能够承受的情况下去追求司法的程序正义和实质正义。

如果我们要探究一个民事诉讼程序的正当性，以及构建一个民事诉讼程序，就不得不从民事诉讼的功能进行分析和研究。

一，民事诉讼的功能与民事再审的功能。

民事诉讼的功能主要是对民事争议按照一定的规则进行判决和裁量，以满足民事主体的权利要求，要求民事主体承担相应的义务，以实现法律的规定，使得立法意义上的法律成为实际生活中的法律。

按照诉权理论，民事诉讼的提出，是由当事人启动的，当事人的这一权利，是为民事诉讼法上的诉权。

诉权的性质是公法意义上的还是私法意义上的，还存在争论，一般而言，诉权是当事人民事实体法律上的请求权在诉讼程序中转化而成的。但是这一转化过程，需要国家的法律，主要是民事诉讼法进行明确的规定，否则诉权的存在就是一个无根之木，以至于在法院里会得到否定。同时，也并非所有的请求权都会自然而然的在法律上转化为诉权。一项请求权能够成为当事人的诉权，主要的依据还是在于民事诉讼法的规定。

那么诉权在民事诉讼法上，可以被分解为，一审案件的诉权和二审案件的诉权，以及审判监督程序的诉权。一二审的诉权的分立，是为了实现程序的正当。即，任何法律的救济都必须得到监督和检验。二审的诉权就是为了给一审的当事人提供救济。二审的诉权是由当事人独立进行行使。二审的诉权就是为了实现当事人对正义的需要，实现正当程序，起到最终能够使得司法具有终局性的一个步骤。

但是再审过程中，提出再审的主体就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按照我国目前的法律，提出再审的主体主要有三个。第一，当事人对于二审的终审判决可以提出再审请求。第二，人民检察院可以对于生效的民事判决提出审判监督程序进行判决。第三，法院自身可以对自己产生错误的民事判决提出再审。

虽然在一个民事诉讼法中，对于再审的提出，规定了三个主体，但是再审提出的主体与二审提出的主体的差异，正是我们探究二审与再审的制度设计渊源的起点。

再审的主体主要有三个，第一个是人民法院提出再审，其中包括原审法院的院长和审判委员会提出再审，上级人民法院提出再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提出再审。这里的再审的提出，法理上的依据是我国宪法上，对于上下级法院的监督与被监督的规定。在组织架构上，上级法院及最高人民法院当然有权提出再审，这一提出，并非是当事人诉权的体现，而是国家公权力的介入。而本院院长和审判委员会有权提出再审，是由于在法院内部的领导与被领导关系，以及法院院长和审判监督委员会的负责制所推演出来的监督权。

而再审主体的第二个，是上级人民检察院可以对下级人民法院的判决提出抗诉。这一抗诉提出的法律依据也是来自于宪法上对于人民检察院职权的规定。人民检察院是我国设立的专职的法律监督机关，那么由其对于法院判决的监督提出也是来自于国家公权力对于民事诉讼的介入。

再审提出的最后一个主体是当事人，按照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八条和一百七十九条的规定，我国的民事诉讼当事人可以像原审法院或者是上一级人民法院提出再审，但是当事人本身并没有办法单独的发动再审。当事人提出的再审请求必须按照第一百七十九条的规定，由法院对再审理由进行审核，满足条件的时候才可以启动再审。而在我国，当事人对一二审证据的发动，是不需要经过人民法院的审核，而仅仅符合立案的程序性要件审查，既可以发动。由此可见，由当事人提出再审申请，并非是民事诉讼法当中，对于当事人诉权的再次确认，也不是当事人对自己诉权的行使，而是通过国家机关，将来自私人的诉请转化为国家公权力色彩的审判监督。

换言之，当事人的再审申请并非作为诉权的行使，而是作为国家机关发现审判错误的线索而被容纳进当前的民事立法。

综上所述，再审程序，也就是审判监督程序，并非是基于诉权的民事诉讼程序，而是国家公权力为了保证其自身的司法权威与司法公正，而介入民事诉讼的行为。再审的设立，是基于公法上的理由，而非私法上的理由，与当事人的诉权也并非有实质性的联系。

那么我们必须回答的一个问题就是，国家公权力对于民事诉讼当事人之间的私权利处分的介入是否具有正当性？同样我们还必须回答的一个问题是，当事人依据自己的私权利提出的再审申请是否必须经过法院的审核，进行私权利到公权力之间的转化才可以启动。

二，国外的立法例

《法国民事诉讼法》规定了四种情形可以成为提出再审的依据：1，判决做成后发现胜诉方的欺诈2，判决后取得胜诉方扣留的对案件的起决定性作用的书面材料。3，判决是根据判决做成后被承认或经判决宣告为伪造的书面材料做成的。4，判决系根据判决做成后经判决宣告为伪造的证明，证言和誓词做成的。

从法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上来看，提出再审主要是依据了当事人对于证据材料的欺诈和伪造，换言之，是基于当事人之间的过错而产生的再审的申诉权利。

德国的再审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取消之诉，适用于严重违反程序法规定的情况，比如法官人数不满审判的要求。二是恢复原状之诉，即由于当事人之一，证人，鉴定人的犯罪行为，导致判决的依据是假的，从而引起了判决的错误。

法国和德国的再审申请的提出，都是能够引起我国立法思考的。反观我国的再审提出，往往都是基于原则性的要求可以提出再审，对于法院和检察院发动的审判监督程序，往往仅仅原则性的要求，确实存在错误，对于当事人提出的再审申请，需要满足以下的条件则可以发动再审：

（一）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二）原判决、裁定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的；

（三）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是（伪造）的；

（四）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未经（质证）的；

（五）对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当事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书面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人民法院未调查收集的；

（六）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

（七）违反法律规定，管辖错误的；

（八）审判组织的组成不合法或者依法应当回避的审判人员没有回避的；

（九）无诉讼行为能力人未经法定代理人代为诉讼或者应当参加诉讼的当事人，因不能归责 于本人或者其诉讼代理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的；

（十）违反法律规定，剥夺当事人辩论权利的；

（十一）未经传票传唤，缺席判决的；

（十二）原判决、裁定遗漏或者超出诉讼请求的；

（十三）据以作出原判决、裁定的法律文书被撤销或者变更的。但是纵观上述的理由，与法国和德国的立法进行比较，能够明显发现，我国提出再审和欧洲的主要两个大国提出再审的侧重点是不一样的。我国侧重点在于证据本身不足的，而法德侧重点在于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存在过错的。

三，我国与外国立法比较及我国现行再审条件的立法冲突

这种差别的背后原理差异是巨大的。当一个国家的审判监督程序的提出主要是基于过错的时候，那么申诉的提出主要是针对的过错的行为。是对行为的纠正。而我国的再审是基于证据不足，也就是法律事实与客观事实的差异被发现的基础上的，侧重点在于对于法律事实的纠正。这种巨大的差别涉及到在本文开始部分，对于客观事实与法律事实的差异。如果我们承认法律事实永远只能接近客观事实，而无法到达客观事实，就意味着，如果是为了确定客观事实，那么法律的诉讼将会由于证据链条的无穷无尽而陷于跳不出来的陷阱。而且与我国现行的法律已经产生了实际的冲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明确确立了证据失权制度，即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内不提供证据材料的，视为放弃举证权利。以后提出，即使该证据是真实的，也因为没有证据效力而不具有法律效力。既然证据失权制度已经合法化，那么我国民诉法第179条将“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作为法定再审事由之一，就与该制度存在明显的冲突性和对抗性，必须予以修正。二是现行规定仍具有相当的不确定性。例如，判断认定案件事实的主要证据是否充分，涉及到证明中的许多复杂问题，如对证明标准的理解和选择，对证据证明力大小的判断等。当事人和法院对这些问题完全可能产生不同的认识，由于证明标准和证明力的大小很难量化，发生分岐时也往往难以判定谁是谁非。适用法律确有错误这一再审事由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尤其是一些新型案件、疑难案件，本身有时就存在几种可能的处理结果。

按照以上的分析，我国目前提出再审是与我国目前的证据规则存在冲突的。在这种冲突中，将会使得我国目前的证据规则和体系，陷入虚无化的境地。事实上，在司法实践中，当事人根本不重视举证期限，举证责任，往往在法庭上进行证据突袭的情况比比皆是。而很多当事人也能够把握法院对于证据的举证期限和举证责任的不严格，而故意将很多证据拖延到再审的提出，为自己能够知晓更多对方当事人的情况进行诉讼谋划。这一点导致了在我国，虽然有着实际审理期限，但是依然会有很多当事人耽于讼累，就是由于，再审实际上已经使得我国的民事判决的终局性受到了损害。

四，确立再审终局性的必要性与措施

再审终局性的确立，其实就是在客观真实的追求与司法效率的追求之间寻找平衡点。究竟将哪一级地审理，当做终局性的，与国家的实际情况有着密切的联系。

而且审理的终局性并非是孤立存在的，他还与我国目前存在的其他权利救济途径存在着复杂的联系，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信访制度。信访制度在我国一直是一个民间情绪的发泄渠道，同时也是政府对于民间的权利救济对于官员的行政监督的重要途径。但是，不可避免的一个困境就在于，信访制度归根结底是一个行政处理方式，不具有任何的终局性，而且将很多的资源浪费在了信访的过程中，而中国的于建嵘教授也在进行大量的研究和分析后，得到一个结论，就是中国如果想要走向法治，就必须对信访制度进行改革乃至取消，换言之，将民间的纠纷，当然包括民事纠纷，纳入到法律管制的渠道中。既然存在这样的一个趋势，我们就必须反思我国目前的民事诉讼救济是否能够真的满足民事诉讼的要求。

目前我国的民事诉讼制度是两审终审制。但是目前来看，两审终审是不能够满足民事诉讼的要求的。那么我们有必要将再审作为对于两审终审的一个救济性的诉讼措施加以改造。使得审判监督程序能够真正的成为对于民事诉讼的监督，对于民事法律关系，在法律从层面上的救济。同时，为了维护法律的权威性，使得民事法律关系尽快的得到稳定，就必须树立民事诉讼的终局性，这一终局性应当体现在民事诉讼的最后一个法定程序，审判监督程序中。

具体来说，审判监督程序目前设置方式非常的模糊。那么第一步，就是需要将审判监督程序的发动进一步的明确化，取消目前的法院和检察院认为有错误就可以无限制的提出审判监督的规定。这一规定，虽然主观目的是好的，可以有错必纠，但是事实上，无限制的提出审判监督程序，可能成为一个诉讼陷阱，让当事人不断的陷于诉讼，而回避了诉讼中矛盾的真正的解决。

同时，在审判监督程序中，需要将民事诉讼主体的审判监督程序的申请再审权，改造为独立的诉权。因为只有将这项权利改造为诉权，才能够真正的将审判监督程序作为一个民事权利主体自我救济的一个法定渠道。避免国家公权力对于民间私权利的介入。这也符合目前民事诉讼法改革的大方向。

结语：

我国审判监督程序的启动程序与我国目前的证据立法，具体国情存在着冲突。有必要将审判监督程序中当事人的申诉权，改造为真正的诉权，并且赋予审判监督程序具有终局性，来避免无休止的诉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