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起农民全面增收的长效机制

第一篇：建立起农民全面增收的长效机制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主题是生产发展、农民增收、生活宽裕，因此，建设新农村必须建立起农民全面增收的长效机制。根据新农村建设发展的迫切要求，笔者认为，应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要挖掘农业内部增收潜力。农业经济尤为重要，围绕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中心，着力调优粮、棉、油品种结构和种植布局。全面提高种植业的效益，实施“一乡一品”战略，提高特色产品基地的水平，形成自己的特色农业、品牌，增加市场的占有率。

二要突破性发展畜牧养殖。借助地方饲草资源丰富的特点，加快畜牧业发展步伐，这其中包括畜牧品种的改良、畜禽防疫、规模饲养、产品销售等，政府要加大扶持力度，提高科技饲养含量，增加农民收入，以提高养殖业在农民增收中的份额。

三要发展劳务经济。强化农民工的转移培训，开发农村劳动力资源，拓宽农民增收渠道。要在劳务输出集中的地方设立相应的劳务输出服务站或联络点，积极为外出务工人员办理相关手续，做好跟踪服务，使劳务输出走上组织化、规模化的轨道，构筑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提供优质的政策、法律、信息服务，切实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为农民工外出和回乡创业排忧解难，营造良好的发展空间。

四要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加快发展粮油深加工，畜禽产品加工，“菜篮子”产品加工和特色农产品加工业，通过不同的形式达到一村一品、一户一业的目的，大力支持和推动龙头企业发展，鼓励和扶持民营企业，个体、私营企业发展，真正使农产品加工业实现跨越式发展、集约化经营。

五要提高农民增收的组织形式，让农民从合作经营中得到更多的实惠。大力发展农贸公司、农产品购销联合体等流通实体，培育经销大户和经纪人。加快专业市场的规范和发展，促进农村市场与国内市场、国际市场的对接，千方百计搞活农产品流通，推动农产品的转化增值。要建立支持、保护、服务体系，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夯实农业丰收基础，加快乡镇综合配套改革，改进和加强对农民和农业生产的服务，全面落实惠农政策。

六要大力开发交通、服务、旅游资源。发挥好革命老区的红色旅游资源优势，抓住旅游黄金季节的时机，让旅游景点发挥出更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不断加大旅游景点的配套设施建设，为更多的游客创造良好的服务体系，让其看得开心、住得舒心，达到双赢。

此外，要不断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努力构建和谐社会，使新农村建设全面发展；要破除农村陈规陋习，铲除封建迷信，弘扬和倡导精神文明、健康向上的高尚情操，通过多种形式加大精神文明建设的投

入。同时，开展好党务、村务、政务公开，加强依法监督和民主法制建设，新农村建设才能呈现勃勃生机，进入发展的快车道。

第二篇：关于农民增收长效机制的方案

关于农民增收长效机制的方案

农民增收难是当前我镇经济发展中较为突出的问题，而欠发达村农民增收难的问题尤为突出。这一问题解决的好坏不仅关系到我镇经济能否又好又快的发展，也关系到农村乃至整个社会的稳定。提高农民收入水平，保证农民持续稳定增收，不能一蹴即就，而是要建立促进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

建立农民增收长效机制应立足于当地的生态环境、自然资源、区位条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农民素质等因素，以系统工程的思维和方法，多角度、多途径和全方位地整合有效资源和要素，根据不同区域的情况，特别是要充分考虑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前提下，将扶贫开发与农民增收相结合，开拓创新，因地制宜。

建议：

一、动员社会力量，配合政府行为，加大投入，进一步建立健全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与产业发展的投融资体制与机制。

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农业产业发展需要巨额资金投入，加大政府的投入是必需的，但单靠政府的力量不够，必须从农村金融、信贷、招商引资等多方面筹措资金。同时在基础设施建设上，引进谁投资谁受益的投入和管护机制，调动投资者的积极性，实现投资与回报的良性循环。通过基础设施改善促进产业发展，农民的持续增收才有保障。

二、选准主导产业，大力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

农业产业化，是增加农民收入的有效途径。在农户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基础上，把农户小规模经营与大市场连接起来，走产业化道路，是当前农民增收的关键。要认真研究本地区的自然环境、生产环境和生活环境，因地制宜地搞好结构调整，在产业结构调整上要根据当地的特点和优势，选准主导产业，大力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通过培育和发展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协会等形式，让千家万户的农民成为产业化经营链条中的一分子，依托产业链实现可持续增收。

三、提高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组织化程度。

加强与劳动保障部门的联系，积极做好劳动力供求的调查、统计、预测和信息发布工作，建立健全劳务信息计算机网络和人力资源库，为务工和用工双方提供切实可靠的劳务信息。有规划有主导地将农村劳动力转移列为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业务范畴，引导、支持和培育农村劳务输出协会。

四、加强农村职业技术教育，提高农民素质。

强化农村普通教育阶段中的生产劳技课，即普教与职教的早期结合，或称“职业教育早期嵌入普通教育”。具体做法是：从高小每学年学一种力所能及的实用技能（主要是非农技能，或农业科技的实用技能），则小学毕业后学生已具备三种技能；初中三年再如此，则初中毕业后已具备六种技能，为农村新增劳动力今后实现转移就业打下基础。

结合“阳光工程”和“雨露计划”健全和完善农民教育培训体制，包括教材编写，专业师资队伍和学校建设、课程设置等，为农村劳动力转移从事非农行业提升就业能力。

积极培育和发展农民教育培训产业，如亦教亦产、产教合一的农民培训基地等，制定相关优惠政策，吸引各种资金、人才和技术进入农民培训领域，为加强农村职业技术教育从人、财、物等方面给予支持。

五、培养扶持一批增收致富的带头人。

各级政府应建立有效机制，不断从当地增收致富能力较强、具有一定发展潜力的农民中筛选出一批人才，进行文化知识、思想素质、专业技能和经营管理、法律法规等方面的学习培训，为他们提供外出参观学习的机会，提升他们的能力，充分发挥他们在建立农民增收机制中的带头作用。

六、从制度、政策、税收等方面扶持农民发展生产。

各级政府应在制度、政策、金融方面进行创新，认真落实和减轻农民负担的各项政策，减免税赋，最大限度地扶持农民发展经济效益较高的生产与经营活动，多元化开辟增收渠道，实现持续增收。

中共银川市西夏区兴泾镇委员会

2011年2月23日

第三篇：加快建立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

加快建立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

发布时间：2009年08月17日 17:23 作者：庞道沐

由于党中央、国务院及时采取发展粮食生产、增加农民收入、强化农业基础地位等重大措施，农民收入增长很快，２００４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长超过６％，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绩。但是我们也清醒地看到：这只是恢复性增长，农民增收的基础依然薄弱。要保持农民收入增长的好势头，关键是要在建立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上下功夫。

现阶段我国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农业生产，农业效益如何直接决定着农民收入的高低。与工业生产不同，农业生产受到自然条件与市场变化的双重制约。从自然方面讲，由于我国农业的物质技术装备程度低，农户经营规模小，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弱，特别是在应对自然灾害和重大动物疫情的预警机制尚未建立健全的情况下，农业生产一旦遭受自然灾害和重大动物疫情，农民的收入便会受到损害，轻则减产减收，重则劳而无获。从市场方面讲，由于我国农业信息服务发展滞后，农民难以充分了解市场信息，不能及时根据市场需求调整生产、品种和品质结构。在过去农产品供给短缺时，只要农业增产农民一般都能相应增收，但现在增产能否增收还要看市场需求状况。大宗农产品供给弹性较大，需求弹性却小，因此往往出现“谷贱伤农”的情形。此外，农民增收还受人为因素的制约。有的干部对农民增收的认识还不够到位，缺乏紧迫感和责任感，促进农民增收的办法不多、措施不力。同时，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不能有效转向非农产业领域，这也从一个方面制约了农民收入的增长。只有建立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增收难的问题。

建立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是一项艰巨繁复的社会系统工程。最根本的是要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贯彻落实中央各项扶持政策，既要从“三农”本身考虑问题、寻找出路，又要跳出“三农”，从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思考问题、研究对策；既要大力挖掘农业和农村内部的增收潜力，又要寻求解决农民增收问题的治本之策；既要着眼于发展，培育新的增长点，又要加快改革步伐，解决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

加快发展农村二、三产业，特别是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推进和健全以工补农、以工建农机制。要适时调整乡镇企业发展战略，用“集中、改制、换代”的思路来推进乡镇企业结构调整和体制创新、技术创新、管理创新，使其在吸收转移农村劳动力和发展非农产业方面继续发挥作用。注重工业化与城镇化的结合，小城镇建设以非农产业发展为先导，工业建设围绕城镇发展，把大量农村劳动力吸纳进城镇，融入到工业。加快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正确看待和公正对待农民工，形成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的制度。大力发展小城镇，完善城镇基础设施，继续支持小城镇建设投资，引导金融机构支持小城镇发展，同时改革小城镇的户籍制度，支持农民进城。建立社会保障制度，扩大保障面，建立进入城镇的非农产业人口的住房、就业、教育、养老和医疗保障体系。

以市场为导向，积极调整和优化农业结构。这是促进农民增收的主要途径。大量事实证明，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的主要原因，在于农业结构不适应市场的需求变化。现阶段调整农业结构应突出四个重点：一是推进农产品的品质结构、品种结构和区域结构的优化。要围绕主导产业、拳头产品进行战略性调整，加快优势和特色农产品基地和产业带、专业带建设，发挥本地优势，打造名牌产品，提高农产品竞争力。要树立大农业观念，大力发展畜牧业，抓好良种繁育和动物防疫体系建设，推动传统农产品更新换代。二是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重点解决企业资金短缺和精深加工水平低的问题，实现多层次、多环节增收。同时，积极支持多种形式的农民合作组织的发展，实现农业的规模化和集约化经营。三是加快农业标准化体系、农产品质量检测体系建设，全面推动农业标准化生产。四是按国际分工优化农业生产，大力发展优势产品和产业，并加快发展农产品加工业，提高科技含量，使我国的农产品更多地走向国际市场。

依靠科技进步，提高农业集约化经营水平和资源替代率，从而保障和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以保持农民增收。针对当前我国农业面临的耕地减少、水资源和环境恶化的现状，我们要以科技为先导，采取支持农业科学技术的有效政策，切实有力保护和稳定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要增加农业科技经费，深化科技体制改革，调整农业科学技术结构和教育结构。优先建设一支精悍的科技攻关队伍，发展多种形式的技术推广服务组织，强化农业发展的科技支撑体系，把提高品质作为科技攻关和推广的重点。大力引进推广先进实用的农业科技，强化对农民的培训，不断提高农民的科技素质，为农民增收、农业发展注入持久的动力。

坚持“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落实农民减负措施。“多予”，就是要给农业以“输血”式的支持和保护，不断增加农业投入，改善农业和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条件，实现由以农补工向工业反哺农业的转变。要加大信贷资金对农业的支持力度，健全重要农产品的储备调节制度和风险基金制度，建立与完善农业保险制度。当前尤其要抓紧建立和完善国家对农业特别是粮食等农产品生产的长期补贴机制，让农民得到更多实惠。“少取”，就是要切实减轻农民负担，系统全面地推进农村税费改革。免征农业税以后，要特别警惕免税不减负的现象发生。要精简乡镇机构、压缩人员、节减开支、理顺县、乡（镇）财政体制。规范收费管理，对现行涉及农民负担的各种收费项目进行全面清理整顿，坚决取缔各项不合理收费。加大监督监控力度，建立健全关于农村税费的法律、法规和监督体系，使税费改革步入法制化轨道。“放活”，就是解放农村生产力，实现农业资源在更大范围内和更高层次上的优化配置。要进行农业组织与制度的创新，大力推进农村各项改革事业，建立有效的人才和投入机制，吸引更多的资金、人才、技术投向农业和农村，发展规模经营。要从战略的高度把农村个体、私营经济作为农民增收的重要增长点来抓，动员更多的力量从事农村个体私营经济，尤其鼓励农民和返乡农民自主创业，在行业准入、税收、投融资、技术、信息、资源使用、人才政策等方面给予支持。要把农民工培训作为促进农民外出就业、稳定就业、长期增收的一项基础工作来办，调动全社会的力量参与农民职业技能培训，并在财政上加以支持。

建立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关键是要从本地实际出发，常抓不懈。要清醒地看到，随着新情况、新问题的层出不穷，影响农民增收的因素在不断变化，从而使农民增收政策的时效性增强了、风险性加大了。这就要求我们以更加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更加敏锐的目光，时刻关注农民收入的变动情况，未雨绸缪，及时采取有力措施，帮助农民规避风险、保证农民增收。还要充分认识到，由于农业的区域性和农民的地域性，决定了每个地方农民增收的主要制约因素是不一样的。因此，各地在建立健全农民增收长效机制，制定促进农民增收政策时，必须因地制宜。

各级党委、政府要从实践“三个代表”的高度，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高度，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高度，认识促农增收、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性、紧迫性。要防止政策在执行中走样，严禁为了地方和部门利益截留或曲解中央政策。要从经济全局和各方利益出发，综合分析评价，处理好局部效果与整体效果、直接效果与间接效果、当前效果与长远效果的关系，既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增加农民的近期收入，同时扎扎实实地抓好促进农民增收的基础工作，做到农民短期增收和长期增收的统一。各级领导干部要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精神，大兴求真务实之风，杜绝浮夸，力戒浮躁，不图虚名，不做表面文章，不提脱离实际的高指标，不喊哗众取宠的空口号，不搞劳民伤财的假政绩。要深入基层，到农民群众中去，倾听农民呼声，了解真实情况，解决农民生产生活中存在的问题。要把农民收入作为考核相关领导干部的重要指标。要抓好农村基层干部培训，提高他们带领群众增收致富的本领。农村干部则要切实和农民打成一片，切实尊重农民的意愿和选择，积极为农民增收出主意、想办法、办实事、多服务，真正成为农民增收的引路人、农民利益的维护者。

（作者：湖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第四篇：农民增收

农民增收

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中之重。“三农”问题，核心是农民问题，是如何提高农民收入、实现农民全面发展的问题。从一些发达国家的经历来看，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出现和解决有一个大体的先后顺序。最早是农业问题，即如何发展农业以保障工业化对农产品的需求问题；之后是农民问题，即如何提高农民收入，实现公共服务城乡全覆盖的问题；最终是农村问题，即大规模开展农村建设缩小城乡差距的问题。从我国现在所处的历史阶段观察，目前可能正处于由解决农业问题向解决农民问题转变的关键时期。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应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如何提高农民收入上。

资本“下乡” 家庭经营收入占比下降

农民纯收入可以分为四个组成部分：工资性收入（劳动报酬收入）、家庭经营收入（包括家庭经营农业收入和家庭经营二三产业收入）、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在农民收入的四大来源中，家庭经营收入占的比重目前仍是最大的。2009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为5153元，其中家庭经营收入2527元，占到49%。但是，这一比重却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2004年，这一数字还是60%。5年时间，下降了11个百分点，下降幅度还是相当可观的。家庭经营收入占比的下降，一方面是因为大量农民外出务工，农民工资性收入快速增加，这符合工业化城镇化发展的历史趋势；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大量资本进入农业农村经营领域，农民通过家庭经营中获得收入的比例不断下降，这是一个需要引起注意的倾向性问

在2008年全国农村经济收益分配格局中，农民经营所得最终占到可分配净收入的70.6%。这一比重在2003年为74.3%，2000年为77%，新世纪以来基本上每年下降一个百分点。与此同时，企业各种留利占可分配净收入的比重从2000年的5.90%提高到2003年的6.98%和2008年的9.01%；外来投资者分利占可分配净收入的比重从2000年的1%提高到2003年的1.69%和2008年的1.81%。在一些发达地区，这一下降趋势看得更加清楚。浙江省绍兴市数据显示，农民经营所得占可分配净收入的比重，已经由1989年的78%下降到1997年的64.2%，再下降到2003年的51.1%，到2009年，这一比重已经跌落到了47.3%的低水平。资本不足 阻碍农民合作获取经营利润

在农业农村经营领域，农民获得收入的比重下降，主要是因为现代农业建设步伐不断加快，农业生产经营中的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资本投入需要增加，而单个农户却缺乏必要的资本，从事经营的领域逐步收窄，大量资本趁机“下乡”，资本获得收入的比重逐步上升。畜牧业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规模养殖所占的比重稳步提高，1996年规模饲养量在全行业的比重还只有6.3%，2006年达到50%，2008年已超过60%。大多数规模养殖的是资本主导企业形式的养殖。真正农户主导的、家庭形式的所谓散养户占的比重逐步降低，农户逐步被迫退出畜牧业经营。统计数据上的表现就是，畜牧业占农业的比重不断提高，但出售畜禽产品收入占农户家庭收入的比重却不断下降。

资本逐步占领农业农村经营领域的局面，必须加以改变。要实现农民收入稳步增长，就一定要把农业农村经营领域留给农民，要让农民首先能够在农村通过经营获得收入。即使在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它们都明确限制资本进入农村占领农民经营领地。要解决单个农户资本不足和农业经营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矛盾，我们也应该学习日本、台湾等地的经验，大力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合作社），要通过机制创新，让合作社能够支配一定数量的资本，能够进入农产品加工流通领域，守住农业农村经营领域；要让合作社有能力获取农产品加工流通环节的利润，再通过合作社内部的分配机制，把这部分利润转换为农民的收入。

从数量上来看，近两年来，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速度很快。截至2009年9月底，全国农民专业合作社达到21.16万家，比2008年年底增长90.8%；实有入社农户约2100万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8.32%。但是，合作社发展质量还亟待提高。从目前情况看，合作社还不能很好地帮助农民以合作方式支配资本获取经营利润。当前，合作社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可以归结为三个方面：一是合作层次较低。绝大多数合作社局限在技术信息服务领域，真正能组织农户统一购买农资或销售农产品的为数不多，能开展农产品加工的更是寥寥可数。二是合作机制不顺。合作社内部规范的治理机制尚未真正建立起来，社员大会、理事会、监事会等机构不健全，社员不太愿意参与合作社的管理监督，合作社对社员的民主权力也不太尊重。三是合作积极性不高。农民入社动机不强，退社较为随意。入社后参与活动较少，合作社内部凝聚力不足，一些社员与合作社的交易量小于市场交易量，一些合作社与社员的交易量小于与非社员的交易量。

这三个问题其实是有因果联系的。第一个问题是根本，它是产生第二个和第三个问题的原因。只要合作社无法进入农产品加工流通环节，它就无法获得这部分收益，分给社员的也就不多，农户入社得到的利益自然不多。因此，农户入社的积极性不高，且随时可能选择退出。在这种情况下，显然难以建立规范的治理机制，这样的合作社发挥的作用不大，且随时面临解散的危险。由此可见，合作层次决定了合作收益，且直接影响到合作机制的建立及合作积极性的提高。而合作层次不高，主要是因为合作社缺乏足够的资本，没办法进入农产品流通加工领域。

推动合作社发展，要在加强政府服务、培养合作人才等多方面加大政策支持力度，但最核心的是要保证合作社能够占有足够的资本。只有这样，它们才能够作为合格的市场经营主体进入农产品加工等领域，才能够拥有为社员谋利的手段。为此，必须创新体制机制，搭建好为合作社提供金融服务的平台，推动产业合作和信用合作的结合。

交易份额认购成就新一代合作社

在20世纪90年代，西方传统合作社同样因为缺乏资本而陷入经营困境。这迫使它们进行制度创新，发展成为新一代合作社（New Generation

Cooperatives）。它们的做法值得我国借鉴。具体而言，我们在发展合作社时，首先要确定流通和加工的最佳规模，再据此确定所需资金数额，然后把加工规模分解成若干交易份额（deliver share）。社员入社时按规定必须认购交易份额，并同时要求按一定比例出资，通过调整比例，使得社员出资额之和刚好等于合作

社所需资金数额。交易份额规定了社员交售给合作社的产品数量，社员交售产品总数刚好等于合作社流通加工的最佳规模。如果社员当年产出不够，允许其从市场购买予以补齐；如果超出，超过部分由合作社视情况决定是否收购。

通过这一系列制度创新，就可以为我国合作社发展建立起灵活的筹资机制和资金利用机制。合作社在出售交易份额的同时获得了一笔稳定的资金，借此购买固定资产，开展农产品加工流通等业务。有了固定资产后，合作社就可以进入金融体系，获得银行贷款；就可以创办或控股农产品加工企业、铺设销售网络，获取加工销售环节利润。合作社利润按交易份额分配给社员，由于交易份额和社员认购资本额成正比，按交易份额分配也相当于按认购资本额分配。合作社通过参与加工和销售，扩大了社员合作的范围，也提高了社员分红回报率，增强了合作社对农民的吸引力。社员认购交易额的积极性增加，反过来又保证了合作社的资金来源，由此形成良性循环。

只有为合作社经营提供足够的、可支配的资本，才能够帮助农民利用合作社实现对资本的集体占有和控制，才能够帮助农民占据农业农村经营领域并获取更多的收入。通过努力，目前农民经营所得占可分配净收入的比重每年下降一个百分点的趋势完全能够得以止住。单此一点，农民收入每年就能够增加0.5%。如果再能够把这一比重提高到2000年的水平，农民收入就能每年增加3.5%左右。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唯一的一个量化指标，就是要保证到2020年农民人均纯收入比2008年翻一番。换言之，必须保证农民收入每年6%左右的增长速度。通过制度创新，让农民通过合作社实现收入每年增加3.5%，对完成全会规定的目标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另外，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新一代合作社中，由于社员出资的数量始终从属于交易份额，而交易份额取决于农户生产的规模和与合作社的惠顾额，社员同时作为所有者与使用者的特征没有改变，合作社的本质属性没有改变。因此，引入资本后的新一代合作社仍然是基于农产品生产的合作，是劳动的合作，而资本的合作处于被支配的地位。它仍然是以自愿联合起来的生产者为导向的，而不是以投资者的资本增值为导向的。

第五篇：农民增收

农民增收的障碍解析

关键词： 农民增收 小康社会 农业产业化 合作组织

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而农业、农村、农民的问题已成为影响和制约我国全面进入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关键性因素。其中，农民增收始终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核心问题。改革开放以来，除初期农民收入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1979年-1985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平均增长15.18%，高于同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8个百分点外，以后城乡收入差距又开始拉大，1986年-1995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平均增速3.62%，低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2.5个百分点，98年-2003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平均增速为3.58%，两者差距扩大到了3.39个百分点，农民收入水平低，提高速度慢，直接影响了对农业的投入，迟滞整个农村社会的发展，进而成为制约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瓶颈”。

党的十六大从根本上确立了农民增收全局性的战略地位，没有农民的小康，就没有全社会的小康。十六届三中全会从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高度来推进涉及“三农”问题的各项改革。由此可见，扭转农民收入增速下滑，确保农民收入进入持续稳定增长的快车道，是我们党和政府一直非常关注的重大问题。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更是明确指出农民收入问题不仅是重大的经济问题，而且是重大的政治问题，文件要求全党进一步增强做好农民增收工作的紧迫感和主动性。

一、农民收入增速下降的原因

（一）体制的制约

1、农村上层建筑的不合理性成为农民增收的巨大障碍 基层政府冗员多，农民负担重，是中国“三农”问题中的突出问题。基层政府因人设机构，“对口”设机构，加上级政府下派与分流人员，致使近年来干部职数不断膨胀。据统计资料显示，2003年县、乡两级政权财供人口达到3000多万人，村级干部需要由村民负担的全国有730万人，实际供养经费6000多亿元，由农民负担的有2000亿左右。正如温家宝总理在记者见面会上所指出的那样，生之者寡，食之者众。因机构臃肿给农民造成的负担占农民实际负担的40%左右。不仅如此，近年来许多基层政府耗费大量资金建设所谓的“政绩工程”、“形象工程”，更是加重了农民负担。

2、城乡二元结构成为农民增收难以逾越的一个坎

随着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农村人地矛盾更加突出。目前，我国人口已增加到13亿，人均耕地减少到约1.2亩，由于人口分布不平衡，有1/3的省市人均耕地不足1亩，有666个县低于联合国确立的0.8亩的警戒线，463个县低于人均0.5亩的危险线。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被困在有限的耕地上，导致农民劳动收益率下降，农村剩余劳动力急需要从农村转移出来。但是，严格的城乡户籍管理制度和歧视性用工制度以及种种不合理的收费，抑制了人力资源自由流动的愿望，限制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与此同时，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和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工业经济也面临着减员增效的巨大压力，加上本身的资本积累能力有限，难以吸纳更多劳动力，城市本身下岗失业人数不断增加，就业与再就业压力增大，这就使得农村劳动力转移更加困难。

（二）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滞后，难以为农民增收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是指社会各方面通过各种形式向农业经营者所提供的农业生产各个环节所需要的各种经济和技术服务的总和。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要求：“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要推进制度创新，增强服务功能”。但是作为农村社区内部向农民提供各类服务的主要承担者农民自治性组织――—村民委员会的建设明显滞后。不少地方尤其欠发达地区，村干老化、无人干的现象十分普通。农村税费改革后，村级财力下降幅度很大，就我市而言，好一点的村级财力只有2万多元，少的村不足1万元，加上转移支付仍不足以支付村、组干补贴。严重挫伤村两委成员及组干的工作积极性，农村基层组织不稳定因素增加，加上缺乏有效协调组织，“一事一议”难以实施，农业基本建设和村里的社会事业无人问津，不少村级组织实质上已经陷入瘫痪。与此相应农村传统的合作经济组织合作功能丧失贻尽，在传统的合作组织中最为重要的两大组织供销合作社和信用合作社，已经完全背离了初建之宗旨。不再是农民自己的组织，它们中绝大多数已经异化为赢利性企业。不少地方供销社实质上已经分解成个体工商户，它们完全以自身的利益为准绳同农民打交道，逐渐演变为与农民博奕的市场主体，它们的服务宗旨荡然无存，逐利已成为其经营的根本目标。另一大合作组织由社员入股，为农民提供金融服务的主体——农村信用社早已脱变为“官办”金融机构，股份合作制名存实亡。在商业化经营的目标的影响下，同时也因为农户的贷款具有分散、量小、交易成本高、风险大等特点，信用社的支持重点偏移到民营企业或乡镇企业，甚至干脆转移出农村。20世纪90年代以来，通过各种途径转移出农村的资金每年有2000亿元左右。其次，农业产业化水平低下；农业产业化通常被称作“公司+农户”的经营方式。它以农产品加工、营销企业为“龙头”，根 据自愿、互利的原则，与农户建立稳定的农产品产销关系。应当讲在初级农产品的供给处于总量阶段性过剩的形势下，这是解决农民增产不增收的主渠道，但是由于多种复杂的原因，这一经营模式的绩效没有很好的显现出来，反而问题非常突出。具体表现为：一是“龙头”企业难寻，欠发达地区尤甚，难以表现出带动效应。二是由于公司与农户并没有建立起良好的市场信用关系，“订单农业”的履约率低。三是由于农民组织化的程度低，谈判的地位低下，公司在剩余价值的分割上往往占据主动，依旧是资本支配劳动，农民的利益得不到有效的保障。

（三）农民素质偏低，影响了农民参与市场的竞争能力，最终影响到农民收入的增长。

人力资本理论明确提出：人力资本的积累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教育是使个人收入分配趋于平等的重要因素。教育投资作为人力资本投资，是增强农村社会发展的根本。但是现行教育费用制度造成农民受教育机会存在着严重的不公平。现在的农村教育体制设置，基本上仍然按照小学村办、初级中学乡办、完中县办的原则设立。由于基层政权财力有限，农村教育投资远落后于城市。据调查资料显示，普通小学的教育经费农村人均水平为519.16元，城填的人均水平为841.11元，初中生的教育经费农村人均水平为861.64元，城镇人均水平为1423.85元。义务教育水平差距尚且与此，更不用说农村继续教育了。不少县、乡在“双基”达标过程中负债累累，难以成为农村教育的投入主体，教育经费的不足导致农村各类教育水平难以提高，是造成农村劳动力素质低下的根本原因。中国农村劳动力素质状况问卷调查显示，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农村劳动力达到54.9%，但文盲、半文盲劳动力仍占8.5%,接受过农业职业 教育的仅占农村总劳力的7.3%，接受过有关资格培训的人数仅占劳动力的5.7%。农村劳动力受教育的程度，直接影响到谋求就业的机会、取得收入的渠道。现在，随着城市二、三产业结构调整力度加大，对劳动力素质要求的越来越高，不少原本在城市打工的低素质劳动力不得不重新返回农村，失去了取得工资性收入的机会，导使非农收入减入，农民收入的提高受到直接影响。

农民增收问题，就实质而言是二个方面：一是减负；二是农业收入和非农经营收入增长。因此要彻底解决农民收入增长问题，我们必须减法、加法一起干，建立和完善农民收入稳定增长的机制。

二、促进农民增收的对策

（一）切实做到精简机构与层次减轻农民负担

我国目前政权有中央、省、市、县、乡五级，可以说层次太多，而且均对口设置机构，机构与人员膨胀严重。从1998年开始，中国开展了乡镇撤并精简机构工作，到2003年底，五年撤并了7400多个乡镇，乡镇总数由撤并前的46400多个减少到39000多个。现在不少地方也正在进行撤村并村工作。随着农业税费改革的进一步深入，不少以农业税为主要收入来源的乡镇，将逐步失去相应财力保障。因此，新一轮的行政管理体制必须要有大动作，以适应农村发展的新要求。可以考虑分几步走直至彻底减少政府层次。第一步，小村并大村，撤乡并镇。从水平层面彻底减少机构与人员。第二步，撤县建市撤销县级政权，把镇级政权改为派出机构，形成“3+1”行政格局。即政府层次分为中央、省、市三级，加上镇一级派出机构，从垂直层面减少机构与人员。同时重新界定和明确中央与地方政府职能，划分好各级政府事权，并给予相配套的财权。从现行政权运行的机制来看，县、乡两级政权职能主要是贯彻和执行中央和上级 政府的方针政策，实质上是执行机构，执行机构重置只会增加行政成本，导致效率低下。农业税的停征将使不少县、乡（镇）政府的行政事务大为减少，人员将更加富余。根据精简效能的原则，“3+1”的行政体制不仅可行，而且很有必要。而且这样变革对发展小城镇建设，推动农村城市化的进程，最终打破超稳定的中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具有积极意义。

（二）建立健全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

1、推进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制度创新

现行的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功能的发挥主要是依靠乡、镇党委领导下的党、政、经基层政权的组织体系，一个以农民为主，为农民服务的农村社区合作组织一直就没有建立起来，小农户与大市场矛盾始终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因此，必须对传统合作组织进行改造，支持农民按照自愿、民主的原则，发展多种形式的农村专业合作组织。通过制度变迁探寻农户以最低成本，最快捷方式，顺利实现小生产与大市场的对接，提高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

2、积极推行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

农业产业化实质上是一种集约化、市场化和社会化的农业，它的核心是把传统农业中相互分离的产前、产中和产后连接起来，实现产、供、销一体化。农业产业化是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带动力量，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农户找到了龙头企业就等于找到了市场。可以有效避免农民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的盲目性，同时也可以顺利实现农产品与市场对接，解决农民增产不增收的矛盾。因此，各级政府要不遗余力地加强对龙头企业的创业扶持与服务，安排支持农业产业化发展的专项资金，较大幅度地增加对龙头企业的投入。同时也要加 强引导与监督帮助农民与之建立起合理的利益联结机制，切实保护农民的利益。

（三）努力为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增加非农经营收入

目前，农村中有5亿劳动力，农村剩余劳动力达2亿多。2002年底与1996年相比，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年纯收入中，非农经营收入比重已从29.26%提升到51.7%成为农民收入增长最大的亮点，而支撑农民非农收入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农民外出务工。因此，如何为农村富余劳动力开辟“绿色”通道，引导农村富余劳动力合理、有序的移动是各级政府工作中的重中之重用。在二00四年中央发布的一号文件中，中央为破除农民工进城的体制性障碍提出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这无疑极大激发了广大农民进城务工的热忱。但是我们也必须清醒地看到，随着科技进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农村富余劳动力与城镇下岗失业人员双增的态势不可避免。城镇就业压力的加大对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构成障碍。目前，进城务工的1亿多农民中，农民身份并没有变化，大多数人不能也不愿意摆脱原先赖以生存的土地，使已经转移的农村劳动力处于不稳定的就业状态，难以完成形式和本质都兼备的就业领域转移。因此必须改革现行“户籍管理制度”，降低农民进城门槛。同时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坚定农民退出农村的决心。积极推动小城镇建设，增强小城镇吸纳农村人口、带动农村发展的能力。落实一号文件鼓励农民自主创业的各项措施，增强转移劳动力资本积累能力，实现农村富余劳动力稳定有效的转移。

（四）提高农民素质，提升农民的竞争力

目前农民素质的偏低的状况，已经成为制约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农村劳动力转移、农民增收的关键性因素，农民收入低又进一步影响到农民家庭对子女的人力资本投资和教育消费。使他们的新生代在掌握知识和技能方面处于劣势地位。因此，农村教育体制变革势在必行。首先，调整中、小学校布局，实行资源重组，加强农村中、小学师资队伍的建设和培训，提高师资水平。其次，改革农村教育费用制度，严格实行义务教育一费制，同时完成九年制义务教育投入主体由县、乡（镇）政府向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的转换。以彻底改变农村中小学学生人数比例与费用比例的巨大反差；第三，加强农民继续教育和科技培训力量。利用农村教育制度改革的整合资源，创办农民培训学校或农民夜校，鼓励各类教育培训机构、用人单位开展对农民的职业技能培训。采取多渠道的办学模式和灵活多变的教育方式，切实提高农民的素质。

参考文献：

《十六大报告》 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 二OO四年“中央一号文件” “人民网”的有关数据资料

安庆市委党校讲师

钱晓春

2004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