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生产状况

第一篇：农业生产状况

岳阳农业的生产状况、特点以及状况

一、岳阳农业生产的条件、现状以及特点

1、条件

位于湖南省东北部北部，处于长江中下游平原，洞庭湖东部；岳阳北部与湖北隔长江相望，东部与江西接壤。其位于洞庭湖平原，海拔绝大部分在50 米以下，平原土质肥沃，水利条件较好，适宜发展种植业。且其处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区，温光资源充裕，具有发展名优和特色大米的基础。

2、现状与特点

岳阳主要的农业生产产品为优质稻。2004年全县水稻播种面积为99.18万亩，2008年127.54万亩，2010年达到142.9万亩。水稻生产复种指数由2005年1.85提高到2010年的1.97。今年全县共落实水稻计划种植面积145.9万亩，比上年增加

2.4万亩。其中早稻65.9万亩，晚稻计划78万亩，一季稻仅2万亩，双季稻生产达98.6%，基本实现双季稻化，保证了粮食播种面积。目前，早稻生长较平衡，长势好于往年，预计单产比去年有所增加。高档优质稻订单生产面积达到18万亩。粮食总产将达到70万吨，商品率达到60%以上。岳阳把工作的突破口选择在挖掘粮食增产潜力上，主攻单产，增加总产。通过加速良种的推广步伐，增加高产粮食作物面积。每年坚持建设1—2万亩标准粮田，增加5000亩旱涝保收面积。开展秸秆还田、测土配方施肥、提升有机质等措施，水稻单产从2005年起每年稳中有升。水稻总产实现连续七年增长，2004年总产47.41万吨，2008年55.71万吨，2010年达到65万吨，今年接近70万吨。

岳阳政府利用粮食丰富的优势，发展产业化经营，打造地方经济强势产业。在搞好粮食生产、促进粮食产量稳步增长的同时，把发展粮食产业化作为提高粮食整体效益、拉动全县经济全面发展的重要举措来抓，把粮食产业作为全县工业经济的支柱产业、作为招商引资的骨干项目来做，因而粮食加工业快速发展。目前，全县已有粮食加工企业40多家，其中铭泰米业有限公司成为省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福香米业成为市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全县粮食加工能力达到40万吨，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与粮农签订粮食定单30多万亩，收购粮食15万多吨，全县30%以上的商品粮实现未产先销，粮食产业年加工产值超过12亿元，仅此一项为农民人平增收100元。并且，加强粮食种植结构进一步优化。一是结合华容粮食种植传统开展区域化布局，将东山、三封寺、万庾等8个主产粮食乡镇规划为中高档优质稻产区。其它乡镇规划为普通优质稻产区；二是充分发挥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职能，开展专业化生产，推动粮食生产向集约化、专业化发展，提高优质率。铭泰优质稻米专业合作社每年订单种植优质稻超过10万亩。全县每年水稻良种补贴资金超过1000万元，涌现出了万庾镇塌西湖村、三封寺镇复兴村、护城乡万圣村等大批优质稻专业村。

二、汨罗农业生产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1、劳力不足，制约了农民扩大种粮面积的能力。近年来，在大力发展劳务经济的大背景下，我县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在这些外出务工的人员中，大部分都是50岁以下的青壮年劳动力。在家的基本是老年人、妇女和小孩。也就是说，全县

50岁以下劳动力16.9万人中有13.6万人在外务工，80%的农村50岁以下的青壮年劳动力资源都流出了农村，如果按农村从业人员来计算的话，这个比例还要高。东山镇黄合村劳动力不到700人，外出务工达500多人，留在家大多是文化程度偏低，种田水平不高的“半”劳力。由于缺少劳力，该村双季稻推广困难重重，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支部书记何云全今年将缺劳力的380多亩稻田全部承包种上双季稻。由于当前粮食生产的现代化程度还不高，种田仍然是一种劳动密集型的体力活，光靠留守农村的老人、妇女、小孩来承担，必将会影响农民扩大种植面积的能力，这也是我县今年将水稻生产“压单扩双控直播”作为粮食增产的重要措施来抓的主要原因之一。

2、效益偏低，影响了农民种粮的积极性。一方面农资涨幅过快，吞噬了粮食

涨价带给农民的利益。这几年粮食等农作物的价格涨幅较大，但种粮所必须的化肥、农药、雇工等价格的涨幅更猛、更刚性，农民从物价上涨潮中获得不多，农民的种植积极性受到农资价格上涨的压制。据调查，普通水稻的价格2009年平均92元/50公斤，2011年平均为112元/50公斤，涨幅只有21.7%。而农资、人工价格远远超过了普通水稻的涨幅，如尿素价格2011年为107元/50公斤，比2009年同期涨25.4%；碳铵价格为40元/公斤，比上年同期涨38%；康宽牌农药为9元/包，涨幅高达28.5%；农村雇工价格为100元/天，涨幅达42.8%。农资、人工的涨幅远远超过了普通水稻的涨幅，吞噬了粮食涨价带给农民的利益；另一方面水稻种植比较效益低。据调查，2009年以来，稻谷涨价在25%左右，但籽棉涨价幅度达136%，比较效益显而易见。东山镇红烈村农户黎文灿算了一笔账，种一亩早稻要种子21元（常规稻），化肥107元，农药20元，农地膜7元，抗旱排渍15元，育秧软盘19元，机耕机收140元，物化成本达329元。收益按保护价每百斤102元，产量按800斤计算，总收益为816元，收支相抵每亩纯收入487元（包括自己投工）。如果一个家庭种6亩早稻，纯收入也就2922元。正是因为这样，现在农民普遍存在一种“种粮管吃饭，赚钱靠打工”的思想。因此，没有一技之长或年老力衰只能在家务农的农民在种植意向上往往倾向于种植一季稻或经济作物，种植双季水稻的意愿不强；而只要有点手艺的，都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外出打工。

3、生产分散，种粮无法形成规模效益。当前的粮食生产是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

制为基础的一家一户的个体经营。这种分散的经营方式的优点是农民有了最大的生产自主权，其缺点是生产缺乏统一管理，生产要素不能形成合力，无法形成规模效益。这也是目前种植粮食的效益偏低的一个重要原因。只有推进粮食的规模化种植，实现连片的机械化生产，才能够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状况。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又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制度，几千年来从未拥有自己的土地的农民，骨子里都有一种对土地的渴望和占有欲，都认为土地是自己的“命根子”。一部分农民情愿让自己名下的承包地季节性抛荒甚至全年抛荒，也不愿意交给别人经营。在缺乏一个合适机制的情况下，推进农村土地流转困难重重。调查三封、胜峰、万庾、东山、护城、终南、南山、鲇鱼须等7个主要种粮区乡镇，2011年调查区内农村土地流转涉及农户数为6650户，占总农户数5%左右，流动总面积为39678亩，占6%，但没有出现有1个流转土地种粮500亩以上的大户。

4、政策变味，刺激农民种粮的作用减弱。为了发展粮食生产，这几年国家出

台了一系列惠农政策，如：取消农业税，给农民发放种粮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实行粮食收购保护价等等。这些政策在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确保粮食安全生产、保护

粮农利益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经过这几年的实际操作，其暴露出来的问题越来越明显，这些政策刺激农民种粮的作用正在弱化。一是有些补贴资金的实际发放对象不合理。比如种粮补贴，中央的目的是作为生产性补贴给种粮户的，而实际操作上却是补贴给了稻田的承包户，种粮户不一定拿到补贴，有的甚至种一季稻的也可拿双季稻的补贴，种棉花的也可拿水稻补贴。生产性补贴实际已经变成了人头福利。变味的种粮补贴在持续刺激农民种粮积极性的功能上肯定会大打折扣。现实也正是如此，在2004年和2005年种粮补贴实施之初两年，农民种粮积极性非常高，全县稻谷播种面积增长非常快。而近两年，虽然国家的补贴力度在不断加大，农民种粮积极性却并没有同步提高，从2006年和2007年一季稻实际播种面积逐渐增多就可以看出这一点。就像东山镇党委书记黄建明所说的：粮食生产抓与不抓不一样，但补与不补一个样；二是国家支持粮食生产的优惠政策并没有给种粮农民带来同等的、实在的利益。一个典型的情况就是：每当国家出台支持粮食生产的优惠政策时，农资价格就大幅上涨。对于国家的优惠政策，农民只是一个 “中转站”，把好政策中转给农资生产企业和流通领域。农民只得其名，不得其实，空欢喜一场。最终的结果就是，政策刺激农民种粮的作用减弱；三是某些政策存在滞后性，不能给农民带来实际利益。如：粮食收购保护价政策。2011年国家确定水稻收购保护价为102-107元/百斤，而市场上目前稻谷早已达到130元/百斤，这种保护价对农民来说没多大的吸引力。

5、水利设施老化，增加了农民种粮的难度和成本。我县属典型湖区，低湖田

多，但同时东北部丘陵区高岸田也比较多，完善的农田水利设施对搞好粮食生产尤为重要。但是，我县现有的农田水利设施基本上是修建于上个世纪60、70年代，有的甚至是50年代。经过近几十年来的自然和人为的破坏，加上90年代以来，村集体和农户投在水利建设上的资金很少，对水利等基础设施维护做很不够，农业税取消后，这种情况更加严重。现在干渠渗水、支渠淤塞甚至中断等现象比比皆是，据调查，全县共有水库59座，其中中型水库3座，小

（一）型水库5座，小

（二）型水库51座。全县电力排灌机埠1433处1668台74306千瓦。其中，中型机埠14处100台21220千瓦，主排灌渠长690.4公里。目前这些设施中只有不到50%的还能勉强正常发挥设计灌溉效益。同时在家庭联产承包前按大面积灌溉思路设计的支渠系统，已经不适应一家一户的小面积灌溉了。水利设施的老化、功能的退化，大大削弱了其对农业生产的保障作用，加大了农民种田的难度，增加了农民种田的成本。丘陵区如果遭遇严重旱情时，农民用于水稻抗旱的成本非常高，平均每亩超过100元。湖区遭遇中等程度渍涝，每亩排渍费用不下于80元。调查南山乡南竹村，耕地面积1757亩，全村有大小塘坝39处，塘坝总面积234亩，分布在9个村民小组，以塘、机、渠相连自成水系。近两年年双抢期间干旱少雨，东湖水位低，村里组织五台机组抽水，多级提水上山灌田，最高抽水费用达每亩180元。渠道由于修建年代长，又缺乏经常性养护，现已是百孔千疮，渗漏严重。70千瓦固定电力机埠抽水灌渠需要5个多小时，到田水量不足30%，抽一小时的水只能灌2亩多田，耗费70元。而渠道渗漏严重地段野水渍田。2009年秋季抗旱，开机抽水三天三夜，才缓解180亩晚稻旱情。南竹全村共建固定电力提灌机埠8个，10千瓦以上机组9台，总容量173千瓦。分别建于上世纪六十年代至本世纪初，其中建于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居多，共5处6台，由于在建年代长，机电设备自然老化，功率小，耗电高，出水量低，运转不正常。双季稻区农业用水时间更为集中，需水量进一步增大，更加加剧了农业用水的供需矛盾，现有的农田水利工程已无法满足和保障现代农业发展的需要，农田水利工程设施发展滞后的局面展露无疑。

6、技术落后，加大了农民种粮的风险。一方面由于农村大部分文化程度相对

较高的青壮年劳动力都外出务工，在家种田的大都是一些年龄偏大、文化程度相对偏低人。他们一是缺乏改进种植技术的主动性，二是缺乏接受新的种植技术的能力，致使新技术难以推广；另一方面，由于这些年来，基层农技服务单位的经费投入严重不足，乡镇一级农技推广体系已很难发挥其应有的推广和服务功能，很多工作人员都离岗离职，据调查，全县乡镇农技站定编91人，实际从事技术推广的不到50%，大部分乡镇目前从事公益服务的技术人员只有1-2人，且待遇明显低于乡镇公务员或其他站所人员，公益性服务工作难于开展。新技术不能推广，农民还是靠传统的方式和经验种田，一旦遇上新的问题，就无法解决，这无形中就加大了农民种粮的风险。现在市场上种子、农药品种繁多，农民购买时普遍感到无所适从，对很多技术也是一知半解。

三、本地农业发对策

1、加强领导，增加投入。建议县委、县政府将粮食生产列入对乡镇综合考核的重要内容，分值要大幅度提高，由农业部门牵头制定具体的考核办法。建议县财政每年拿出一定资金，组织实施“万千百”粮食高产示范片建设（即县建万亩，乡镇建千亩，村建百亩粮食高产示范片），加强新品种、新技术、新农药、新农机具的引进、试验、示范等推广，提高粮食单产，增加总产。

2、保护耕地，培肥地力。耕地是进行粮食生产最基本的要素。保护好耕地，是搞好粮食生产、确保粮食安全的基本要求。保护耕地主要包括保护耕地数量、提高耕地质量、集约使用耕地三个方面。对基本农田挂牌保护，强化耕地质量意识，把耕地保育纳入“三农”工作的重要内容，严格保护耕地质量。开展土壤改良与测土配方施肥工程，农田污染预防与修复工程，保育生态农田工程等。集约使用耕地就是提高耕地使用效率的一个根本途径。一是要提高耕地的复种指数。政府应该采取措施，引导农民多种双季稻，减少双改单现象；二是要努力控制农村土地抛荒。建议由农办牵头研究制定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减少农村土地抛荒，尤其是要坚决杜绝连片的大面积抛荒。

3、加快土地流转，培养种粮大户。为了解决当前粮食生产过于分散、无法形

成规模效益这一现状，必须尽快建立一个有效的土地流转机制，把耕地的经营权集中起来，让一些种粮能手和经济实体去发展规模化种植、实行机械化生产。实现粮食生产由分散型向规模型的转变。一是要县委、县政府尽快出台与国家法律法规配套的符合华容实际农村土地流转规范性文件，让土地流转有法可依；二是要建立农村土地流转的信息平台，帮助农民了解土地流转供需状况；三是要建立农村土地流转的协调机制，帮助处理流转双方利益关系，规范土地流转操作；四是要对土地流入的种粮大户进行政策扶持。

4、强化农资市场管理。农资涨幅过快，加上粮食市场信息的不对称，吞噬了

粮农的利益，也吞噬了国家的部分支农政策，这已是不争的事实。因此一定要强化对农资和粮食市场的管理，以保护粮农的利益，提高他们种粮食的积极性。一是要切实加强对农资市场的监管，探索实行农资供应及经销商资格认证制度、定点制度。坚决杜绝假冒伪劣农资流入市场，防止坑农害农事件发生，维护农民的利益；二是要采取

有效措施，强化对国家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执行情况的监管，严厉打击粮食收购中的压价压质行为，确保粮农的应得利益不受侵害。

5、进一步改进和完善支农政策。这几年，国家的支农政策对发展粮食生产起

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但是这些政策对农民种粮的激励功能并没有随着“含金量”的逐年提高而同步加强。因此，进一步改进和完善支持农政策已经迫在眉前。一是要严格执行政策不走样。对国家用于鼓励发展粮食生产的各项补贴，要严格按照“谁种粮、谁受益”的原则，把资金发到实际种粮人的手中。坚决纠正按承包户、把生产性补贴变成人头福利的简单操作办法。二是要坚决落实政策不缩水。建议政府组织力量对各项惠农政策的落实情况进行专项检查，对截留、克扣、挪用等任何贪污政策的行为，要进行严肃处理。

6、加强农田水利设施建设。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是农业发展的物质基础，是

农村经济、农村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设施。加强农田水利设施建设，可以提高农田的生产能力，降低农民种粮的成本，增强对自然灾害的抵御能力。这既是确保粮食安全的基本需要，也是全面推进新农村建设的迫切要求。一是要切实增加对农田水利设施建设的投入。要建立以政府投入为主体的多渠道、多元化、多层次农田水利投入体系。各级财政要加大投入力度，建立有效的投入增长机制，确保每年投入比例稳步增长。要整合相关部门的涉水资金，提高资金使用率。要引导农民对直接受益的水利设施投工投劳，鼓励民间资金投资兴建小型机埠、水库、小山塘等水利工程项目。二是要切实加强对农田水利设施管护，提高已建农田水利设施的使用效率和寿命。要抓好病险水库和骨干塘的除险加固、渠系清淤防漏，最大限度地发挥现有设施的作用。三是要扩大有效灌溉面积。一方面要延伸现有支渠系统，改大田灌溉为小田灌溉；另一方面要抓好干旱死角的整治工作，改善其灌溉状况。

7、完善农技推广和服务体系。农技推广服务是一项推动农业发展和技术进步的非常重要且富有成效的公益事业。它是提高农业生产活动的科技含量、推进农业现代化的必要途径。一是要增加对农技推广和服务工作的资金投入，建立农技推广事业经费投入的保障机制和稳定增长机制，从事公益性服务的农技推广人员的经费要全额纳入财政预算，待遇不低于乡镇公务员标准，加强县、乡、村三级农技推广服务网络建设。同时要鼓励农村群众性科技组织，开展农技服务活动，实行农技服务政府和民间两条腿走路的格局，为农技推广和服务工作提供机构保障。二是要加强对农技推广和服务队伍的管理，提高农技推广和服务人员的素质，强化农技推广和服务人员的责任。三是要大力推广粮食种植新技术。重点是推广优质高成品种、测土配方施肥、免耕栽培、科学田间管理、病虫害综合防治等节本增产技术，提高农民种粮食水平，降低农民种粮风险。

四、总结

岳阳---这片我生与死长于斯的土地，我深深的爱着它，不管斗转星移。这片土

地无疑是极具灵气的，不管是在地势、气候还是水资源方面，其及其适合人类居住。这也使其滋养了一大批的仁人志士。作为岳阳人，我深深的为之骄傲。作为岳阳人我也希望能为自己的家乡做出一番贡献。

第二篇：农业生产

互动关系，接触农科院农业研究所制定的各种战略以实现跨国交流和良好的社会口碑；认识当前西藏形势、环境条件等宏观现象，能够接触真实的实地操作，了解自身存在的不足，并积累一定的经验，为将来走上工作岗位打下良好基础。

实习内容

在实习的前两个星期，我们的主要工作就是下地对作物的长势进行分析，如株高、病虫害和当前生长发育阶段等分析。通过这些简单的工作，我了解到农学专业对作物分析的基本操作流程。当中任何一个环节出错都会带来繁琐的纠正工作。刚开始认为对于简单的记录工作完全可以胜任的我，慢慢麦在西藏仅有零星种植。广大农牧民群众缺乏对这一古老作物认识和了解，更谈不上科学管理，随着我区农区畜牧业的发展，燕麦不但是优质饲草，其籽粒还是优质饲料。其茎叶多汁、柔嫩、营养价值高，蛋白质、脂肪、可消化纤维均高于小麦、青稞秸秆，在西藏燕麦作为主要放牧，造成现在草场退化，产草量降低，载畜量下降，高原生态受到威胁。草畜矛盾和生态环境的恶化，客观上要求加强人工草场的建设，调整畜种畜群结构，挖掘潜力提高饲草供给能力，所以发展燕麦生产势在必行，且迫在眉捷，是解决西藏草畜矛盾日益突出和实现农区畜

2、西藏燕麦科研与生产现状

2000年以后西藏自治区粮油基本实现了自给，广大人民群众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西藏自治区党委政府提出：调整农业结构、扩大经济作物和饲草的种植比例。以此为契机，西藏农牧科学院农业研究所自2004年起，从全国不同省市引进优质饲草作物品种试种。尤其是自加入了“国家燕麦产业技术体系”并建立日喀则试验站后，从全国各相关燕麦研究机构引进200余份优质燕麦品种（系），进行品种筛选，从中选择出适宜西藏一江两河农区种植的优质燕麦品种：“白燕2号”、“农饲30”、“白燕8号”、“夏粮秋草”等栽培模式。使农民在短期内认可了燕麦是优质高产的饲草作物。

2.3示范推广

第三篇：农业生产

农业生产 河北省气候条件较好，温度适宜，日照充沛，热量丰富，雨热同季，适合多种农作物生长和林果种植，利用不同地区的不同自然条件，形成了八个农业分布区

１.坝上高原牧农林区

２.燕山山地丘陵林牧农区

３.燕山山麓平原农区

４.太行山山地丘陵林木区

５.太行山山麓平原农区

６.低平原农区

７.冀西北山间盆地农林牧区

８.滨海平原农牧渔盐区

指导同学们小组讨论，分析河北省农业生产的优势条件有哪些。

1.平原面积大。是华北大平原的重要组成部分，面积广大，地形平坦开阔。

2.耕地面积大。现有耕地619.9万公顷，耕地面积广大。

3.土地类型多。河北省地势从西北向东南呈半环状逐级下降。高原、山地、丘陵、盆地、平原类型齐全，是五种地形类型齐全的省区。齐全的地形类型，为开展农业的多种经营提供了有力的条件。

4.中低产田面积大。开展中低产田的综合治理，使中低产田转化为中高产田，增产潜力巨大。

5.农业已有相当基础。河北是我国重要粮棉产区。现有耕地619.9万公顷，大部分的地区农作物可一年两熟，但各地耕作制差异很大。全省的粮食播种面积占耕地总面积的百分之八十以上，主要粮食作物有：小麦、玉米、高粱、谷子、薯类等。经济作物以棉花最重要，本省是我国重要产棉基地。邢台、邯郸素称“冀南棉海”。此外，油料、麻类、甜菜、烟叶也重要，与棉花合为本省五大经济作物。畜牧业是本省仅次于耕作业的重要农业部门。河北还是我国重要渔区之一，以沿海渔业为主，唐山秦皇岛是主要中心。本省盛产栗、杏、柿、梨等果品。

6.各类待开发的资源还很多。

（转折）虽然河北省发展农业生产的条件很优越，在农业生产上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在河北省发展农业的过程中叶存在着一定问题。引导学生进行分析。

1、水资源紧缺。河北省处于半干旱半湿润区，地表水时空分布不均，没有大江大河。春季河流容易断流。地下水已成为华北平原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柱。目前，石家庄、邢台、邯郸、保定、衡水、廊坊、唐山等城市的地下水开采量已占总供水量的70%以上。

2、旱涝灾害频发。河北属于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降水时空分布极不均匀。春季气温回升快，蒸发旺盛，降水不足，故春季多发旱灾。降水集中在夏季，且变率大，多暴雨。加之地势低平，起伏和缓，蓄洪、泻洪能力不足。不合理的开垦使地表植被覆盖率降低，涵养水源能力下降。导致水土流失加剧，泥沙淤积，下洪能力下降。因此在夏季，又极易发生洪涝灾害。旱涝灾害多发，极大影响了河北省的农业生产。

3、风沙。干旱时节尤其是春季，气温回升快，蒸发旺盛，地表干易起沙；春季多大风。地势又比较低平，起伏和缓，缺乏风力屏障。人类不合理的开垦，出现沙荒地，使风沙肆虐。

4、盐碱。干旱时节尤其是春季，气温回升快，蒸发旺盛，致使土壤盐分向地表积聚。地势低平，地下水位高，洼地排水不畅。在农业生产中，传统的灌溉方式如大水漫灌、只灌不排等，导致地下水位上升。5耕地面积逐渐减少。2005年末，河北省实有耕地总资源6396.2千公顷，占全省国土面积的35.3%，人均耕地0.1公顷，低于全国人均平均水平。2005年内增加耕地数量8.1千公顷，年内耕地减少数量53.4千公顷。耕地面积减少趋势仍未得到控制。

6、人口的增加影响人均粮食占有量。

为了更好地推进河北省的农业生产，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可以采取哪些措施呢

1.继续深化农村改革，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

2.加大农业投入

3.实行科教兴农战略

4.加强基础设施的建设，提高农业物质装备水平

5.积极推广农业产业化经营

6.抓好生态环境建设，实现可持续发展

河北省优势农产品产业带建设步伐加快。粮食生产，初步形成以京山、京广铁路沿线为重点的优质专用小麦产业带，区域内优质专用小麦种植面积占全省优质专用小麦的75%以上。以京山、京广铁路沿线和张承坝下地区为重点的优质玉米产业带，种植规模继续扩大，占全省玉米面积的80%以上。以沧州、廊坊等地为重点的优质大豆面积继续扩大，对全省的大豆生产带动力增强。以张承地区为主的马铃薯产业带和以冀东卢龙、冀中永清、冀南大名为主的甘薯产业带正在加快建设。棉花生产，形成了以邯郸、邢台、沧州、衡水为重点的黑龙港流

域优质棉产业带，面积占到全省棉花播种面积的79%。油料生产，以冀东、冀中和冀南为重点的优质油料产业带，成为全省油料生产的重点地区。蔬菜生产，以中心市场为依托，着眼于大生产、大市场、大流通，立足当地资源，发挥比较优势，突出区域特色，形成了区域化、专业化、规模化的生产格局。到目前，张承地区无公害错季蔬菜、环京津地区精特蔬菜、冀南地区茄果类蔬菜、冀中地区日光温室蔬菜、沧衡地区大中棚蔬菜、冀东地区中小棚和露地蔬菜六大特色产区格局已基本形成。

第四篇：近代农民流动状况、原因及其对农业生产的影响

——对江西省20个村实证调查的一项综合分析*

内容提要：本文通过对江西省20个村个案调查结果的综合分析，描述了近代历史上的农民流动状态及其成因，指出造成农民流动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社会不同阶层之间的利益争夺不是农民流动的主要成因。并提出正常的农民流动能自发地调节人口大量增长和土地资源紧缺所形成的矛盾，从而对农业生产产生促进和推动作用。解放后至改革开放前这段时期采取的禁止农民流动的政策，反而制约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也成为1990年代“民工潮”形成的内部因素。

关键词：农民流动、农业生产、农村研究、中国

本课题研究的20个村，皆系非随机抽样选取的样本。它们并不具有代表性、推论性，但具有一定的类型分析意义，即能对我国中部地区特别是江西农村几种不同经济社会状况村的农民流动与农业生产关系进行探索性研究。这20个村都在江西农村，因此这些村的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江西农村目前的大概面貌和现实处境。样本村的经济状况又怎幺样呢？从统计分析情况（见表1）来看，以稻作农业为主体依然是多数行政村产业结构的特征。2002年农民人均年纯收入在2000元以上的有2个村，占10%；在1500－2000元之间的有7个，占35%；1000－1500元的有6个占30%；在1000元以下的为5个占25%，其中有1个村的农民人均年纯收入在500元以下。同年，有60%的村集体经济没有纯收入，年收入在50000元以下的村占35%，在50000－200000元的村有15%，300000元以上的村为10%。而且大多数村已负有一定数额的债务，村干部的工作报酬能得到兑现的村只为35%。这些情况基本反映了江西农村乃至中国中部地区农村的普遍性特点。以稻作农业为主以经济作物为主以林牧养殖为主个体私营经济状况80%10%10%发达村5%，一般村15%，不发达村80%

资料来源：对20个样本村情况的调查

明清以降，闽、粤两省流民大规模入赣，人流的增多带动了物流的增长，江西丘陵和山区中的平静的乡村开始出现一定程度的勃兴。但这次流民的大“入侵”，也使江西的人口在短时期间急剧增长，人口与土地的压力，加上接连不断的战争，从此拉开了江西农民流动的序幕。

“安土重迁”是中国农民突出的心理特征。受这一传统观念的影响，在中国乡土社会广大农民惮于远徙。但中华民族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民族，由于受自然和社会条件的影响，在传统农业社会中，战乱、灾荒、虫害和瘟疫频繁发生，造成大量人口死亡和流徙。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本以走向衰落的晚清帝国，在经受西方坚船利炮的打击后，开始进入内忧外患的社会动荡期。处于中国中部地区的江西，虽然多为丘陵和山峦，农民的生活并不富裕。但由于其位于长江中下游地段，每一场战争都不可幸免。因此从十九世纪中叶开始，江西农村进入了一个由战争主宰的剧烈的社会动荡期。其中尤以太平天国、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这三次战争对江西的影响最大。20世纪初，积孱积弱的满清帝国象沉于西山的落日，走到了它历史的终点。辛亥炮响，全国咸与维新，江西各县的上空也相继飘扬起民主共和的旗帜。民国初期，江西各县政局还算稳定，地方治安依赖地方武装，尚称安靖。袁世凯反行逆驰复辟帝制失败后，军阀割剧与混乱的战火从此在江西南北大地蔓延，给广大人民群众带来深重的灾难。动荡的政局，不仅迫使商家和富户纷迁避祸，也堵塞了下层百姓的谋生之路，众多下层百姓“迫于生活无奈，不得不落山为寇”，败退的小股军阀部队又往往与他们沆瀣一气，这样就干起剪径打劫和绑票吊参的土匪生涯。如我们调查的样本村――东林村，当时就是这种状况，兴国到梅县要从东林村经过，在苏区革命前，“路上不安靖，民团、靖卫团时常搜抢客人身上的钱物”。[3] 与此相对应的是，囿于革命势力的强大与广泛影响等因素，江西广大农村的大多数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投身于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和保卫苏区根据地的军事斗争。大批青壮年踊跃参加工农红军或加入赤卫队等地方武装，或在各级苏维埃政府工作；于是在苏区到处出现父母送儿、媳妇送郎参加红军的景象。古竹村唐氏当时就有50名青年跟着该村的唐学理、唐得勇参加了革命，占当时唐氏青年人数的55.4%，还有20多人在各级苏维埃政府工作 [6]；东林村也有20多名青年农民参加了工农红军。1930年10月毛泽东对兴国8个农民家庭的典型调查中，8户人家有16－48岁的青壮年31人，其中共有14人在乡政府、红军预备队任职和外出当红军，约占45% [7]；在1928－1934年间兴国县共有80000万人参加了红军 [8]。这足以看出，当时在赣西、赣南的湘赣边区和闽粤赣边区农村劳力参军参战的广度和程度。从我们调查的处于苏区的7个样本村1934年底红军长征后的人员结构状况，也可以看出当时苏区劳力的参军参战的程度，在红军长征后很长一段时期内，东林村、肖田村、马岭村、古竹村、市田村、高汪村、沙田村都只剩下妇女、儿童和老人。这段时间在赣西乡村流传着“老太婆多、寡妇多、偷汉的女人多”的民谣，正反映了当时这一地区男女性别严重失衡的问题。内战过后，流亡异地的难民陆续返家，国民政府也曾力图恢复苏区治安和地方元气，苏区社会似乎升腾起重建家园的希望。但六年的杀戮给苏区各阶层人士留下了深深的冤仇家恨，于是，军事斗争、地富阶级的报复、宗族争斗、地方斗争等，依然贯穿于民国后期的江西苏区（温锐，2001）。肖田村和马岭村就在苏区革命后遭受国民政府军的毁灭性报复，部分自然村被烧掠，抓走妇女儿童50多人，数百人被迫流亡他乡谋生。

1937年7月，日军侵华，抗日民族战争全面爆发。为保家卫国，江西人民穿起戎装，奔赴抗日战场。1944年，国民政府发起“十万知识青年从军运动”，在“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宣传鼓舞下，江西大地掀起了从军高峰，据不完全统计，抗战期间仅兴国县征兵人数达13977人 [9]。虽然抗战期间江西因参军参战形成的劳力外流的趋势仍如以前，但与苏区革命战争时比，奔赴抗日战场的青年劳力人数还是有所减少。而与从军劳力外流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整个抗战时期有一股巨大的人口迁入流涌入江西。1937年8月，日军发动“八&# 除了遭受战乱的影响外，江西还频遭自然灾害的危害。据夏明方（2000）的研究表明，仅在民国时期，江西省遭受大型自然灾害的次数就达15次之多。1915年有19个县遭受水灾；1921年有47个县分遭水灾或旱灾；1924年有40个县110万人遭水灾；1925年有41个县100万人遭受特大旱灾造成大饥荒；1928年47个县遭大蝗灾；1929年45个县遭受大蝗灾12县遭旱灾；1931年45县202万人遭受大水灾；1932－1934年连续遭大水灾；1934年又有74县遭旱灾，该年水、旱灾共造成灾民774万人；1935年鄱阳湖各县洪水决堤，50个县232万人受灾，“数十万饥民涕泣逃荒” [11]；1937年51县遭水灾；1939年34县遭旱灾；1943年42县14万人遭水灾；1948年有70个县240万人遭水灾。同时在鄱阳湖周边各县和赣江下游，由于受血吸虫病的肆扰，“男死、女嫁、小孩长不大”，江西省星子县海会乡杨府里村1000余居民在20年代末期即已死绝，随后迁入的河南移民1000多人，又在后30年内死亡殆尽。

如果说战乱、灾荒、虫害和瘟疫是造成人口大量死亡和外徙的外在原因，那幺人口繁殖所形成的人土矛盾，就是人口大量迁徙的内在原因。人口的繁殖速度过快，生存资源（主要是土地）短缺带来的生活压力，使得一些宗族不得不分化徙居，形成农民流动的另一种景观。如古竹唐氏先后有子孙徙往江西的莲花、安福和广西等8个地方去开创家业；吴村的吴氏也先后有子孙分支徙居江西南丰、临川和湖南澧陵、福建彰州等地；康山村的章氏也有分徙江西赣南、广东韶关等地；肖田村的肖氏也有分徙江西赣南、湖南茶陵等地……不过，从个案研究的情况看，如古竹村、市田村、马岭村、康山村、滁山村等都还出现了一些人出外做生意或经商的现象，当时他们主要流向是家庭所处地的州府，也有去南昌、长沙和广西南宁的，而滁山村则主要是到云南去做药材生意。

1949年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后，在党和人民面前存在着很多困难，面临着很多考验。为了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党先后领导和组织一系列的重大斗争。1950年6月在北京召开了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提出党夺取革命战争胜利后面临的最大课题是如何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根据这一部署，从1950年冬开始，在新解放区占全国人口一半的农村党领导农民进行了土地制度的改革。土地改革虽然没有改变小农经济的个体性质，但因废除了封建的土地制度，个体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中国农村生产力得到了一次大解放，农业生产得到大的发展。在进行土地改革时，江西农村还处于自给自足的“半自然经济”状态下，为此农民会根据自己的家庭生活所需来作出耕作种植的选择，如古竹村、吴村有种植棉花，东林村有种植烟草，马岭村有种植芝麻和苎麻，肖田村有种植花生，朝阳村有种植白莲。但土地改革运动的推行、粮棉统购统销政策的实行和合作化运动的实施，正如黄宗智（2000）所指出的，中国乡村社会旧的，以分散、自立的小农经济为基础的政治体制被巨大的、以集体化和计划经济为基础的国家体制所取代，农民的耕作和生产也由自上而下的经社合一的政府组织统一计划和安排。同时使得多种经营的经济形式被改造成单一的农业经济，小生产者在得到土地的同时也逐渐失去了生产经营上的选择权。至1956年，这些村在种植结构上基本是单一的水稻种植 [13]，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和农业生产的活力，至此从源于生产的自主性而走向了源于生产的政治性。

在土地改革运动基本结束后，我国从1953年开始执行国家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从而掀起了第一轮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高潮。为了加快工业特别是重工业的建设和发展，我国采用了“以农养工”的基本政策，通过工农业产品剪刀差的方式，形成了农民向国家、向工业建设贡献力量的重要渠道。至1958年，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建立后国家与农民的第一轮“密月” [14]，随着人民公社制度的建立就这样草草结束了。回顾解放后农民迁徙权利的变化过程，我们就可发现，随着20世纪50年代“土地改革运动”、“互助组”制度和合作化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开展，造就了一套自上而下的经济控制和行政控制网络。从此，公民的流动和迁徙权利被剥夺了，并且形成了城市和乡村的二元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这种状况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才有所松动，但严格地说，这些制度到现在仍还在延续而未能彻底改革。从我们调查的20个村来看，在改革开放前农民的流动基本上是处于禁止，当时的政策条件下农民流动（或转移）的方式（见表2）主要是政策性流动，以及像新基村、芳山村出现因工业化带来的农民非农化；还有就是开发建设性移民，如浙江新安江水库建设导致大量库区居民迁入江西被插花式安置在很多县市的农村，如吴村、新基村、柳田村、泉溪村和康山村都安置了新安江移民。当然也还是有少数的自发性流动，如外出做手工匠或搞副业。

表21950－1979年间农民流动（或转移）的方式

从20个样本村的情况来看，在1956年前，江西农民的流动都还是比较自由而又频繁的。自明清以来至1949年，造成农民流动的原因是相当复杂的，从前面的分析来看，主要有外在原因和内在原因两种，外在原因是因为战乱、灾荒、虫害和瘟疫等因素，内在原因主要是人口的大量增长带来的生存资源紧缺。当然，因这两种原因作用而形成的农民流动，在清朝晚期洋务运动之前是在农村与农村之间的流动，这是中国乡土社会一直以来所固有的农民流动方式。而自晚清洋务运动以来，工业化的发展所引发的对产业工人的需求，及其带来的自然经济的解体和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的差距，使得农民的流动变为从农村向城市的流动。不过，这只是农民流动走向出现变化――开始由农村向城市流动的主要原因，而不能说成是推动农民流动的主要原因；虽然自然经济解体、近代中国工业发展对近代以来特别是民国时期的流民产生具有一定的作用，但从我们的个案调查结果来分析，这一作用不宜过于夸大。因此，从历史的视角来看近代农民流动的原因，通过对20个样本村的调查分析我们就可发现，在解放前江西农民流动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几次大的农民流徙是因为战乱和灾害而致，而在正常的流动中，既有人口压力（人多地少）带来的迁徙如宗族的分化徙居和转移，有经济压力迫于生计而迁移如逃荒、外出打长工或短工等，有经济（利益）趋动如外出做生意或经商等，还有外出求学及其它原因而造成农民的流动。中央农业实验所的研究结果（见表3）也证明了这一特点 [19]。如果从农民生存生活的基本目的出发，把农民的流动分为谋生型、谋富型和发展型三种类型的话，那幺表3中的前四项（天灾、匪灾、人口压力和经济压力所产生农民流动）属于谋生型，而表3中第五项――经济（利益）吸引和趋动则属于谋富型，表3中的第六项――求学则属于发展型。

表31931－1933年间江西农民离村原因统计单位：% 美国学者威廉•彼得逊根据移民的处境、动因和目标将移民类型分为五种，即原始型、强迫型、推动型、自由型和大规模型（夏明方，2000）。如果从前面分析的江西省农民流动状况，结合威廉•彼得逊的观点来分析，可以看出，出于自然灾害和瘟疫而形成的农民大量流徙就属于原始型移民；战乱期间富裕家庭和贫困农民因不堪强制性捐赠和税赋的压力而产生的流动，以及解放后出现的大量大型水利工程建设项目移民，属于强迫型移民；农村家族因人口大量增加所产生的人多地产矛盾而产生的分化徙居是属于推动型移民；农民外出做生意或经商、做手工匠而形成的流动及后来的青年农民为进入工业企业做工流入大城市而形成的大量农民转移，是属于自由型移民；明清时期因人口大量增长产生的对食物的需求和玉米的种植带来的经济效益导致的，大量农民到江西、湖南及长江中下游的其它省份和福建等省的山区进行垦荒而产生的移民，属于大规模型移民。不过在期间也出现了三次时段性衰退：第一次是在太平天国后期；第二次是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第三次在抗日战争时期。这是与江西在这三个时段间的历史特点相吻合的，因为这三个时段江西处于大战乱之中，战火所带来的对生命的忧虑、繁重的捐赠和赋税，使得民不聊生，大多数农民不得不背井离乡、流离失所，这种农民的非正常流动的结果是大量耕地撂荒无人耕种，导致了农民家庭生产的破产和农村经济的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