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程凯华《论赵树理小说中的农民形象》

第一篇：【作者】程凯华《论赵树理小说中的农民形象》

论赵树理小说中的农民形象

【作者】程凯华

毛泽东同志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来，赵树理是实践毛泽东文艺思想卓有成绩的作家。他先以太行山区的农民生活作为自己创作的肥沃土壤，用中国农民喜闻乐见的民族化、大众化的文艺形式，写出了《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等优秀的小说。解放以后，赵树理仍然以广阔的农村作为自己生活和创作的根据地，相继写出了《登记》、《三里湾》、《灵泉洞》、《套不住的手》、《实干家潘永福》、《锻炼锻炼》等作品。这些作品，通过血肉丰满的艺术形象，反映了我国农村的伟大历史变革，喊出了人民的心声，赢得了广大群众，特别是农民群众的喜爱。周扬同志称赵树理是“具有新颖独创的大众风格的人民艺术家”，“写农村题材的‘铁笔’、‘圣手’”，是最恰当不过的了。

赵树理根据农村各个时期的实际生活，塑造了多种多样的、栩栩如生的农民形象，这些形象可以称得上是我国文学史上塑造农民(包括他们的干部)形象的第一座丰碑。但是，仅仅根据这一点，还不能确定赵树理小说的全部价位，因为选择什么样的题材，塑造什么样的形象固然是很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作家在这些题材和形象里有什么新的发现，提供了哪些为过去的作家所没有提供过的新的东西。歌德说得好：

“现代最有独创性的作家原来是这样，并非因为他们创造出了什么新东西，而仅仅是因为他们能够说出一些好象过去还从来没有人说过的东西。„„

由此看来，独创性的一个最好的标志就在于选择题材之后，能把它加以充分的发挥，从而使得大家承认压根儿想不到会在这个题材里发现那么多的东西”(《歌德文学语录选》、《古典文艺理论译丛》(8)第一一五页)。

那么，赵树理笔下的农民形象究竟有哪些新的东西是过去的作家所没有提供过的呢？ 解放区涌现的新型农民——大家知道，在“五四”以来的小说创作中，鲁迅是第一个以农民的生活和命运为小说题材的。他笔下的农民大多备受苦难而尚不觉醒。经过大革命时期农民运动的高潮，到了三十年代，在深入发展的农村革命的推动下，一些左翼作家笔下开始出现了觉醒的反抗的年青一代新农民形象，如茅盾《农村三部曲》中的多多头，蒋光慈《田野的风》中的王贵才，叶紫《丰收》中的立秋、癫大哥等„„。但是在当时客观条件的限制下，山于作家没有真正深人到工农中间去，因而人物公式化概念化的倾向比较明显。赵树理笔下的农民形象则不同。象鲁迅小说所描绘的闰土、阿Q、祥林嫂等终生不幸的农民形象以及一些左翼作家笔下那种衣服是劳动人民的而思想是小资产阶级的农民形象，在赵树理小说中已不复存在，代之而起的是在党的教育下，在与地主阶级的斗争中，开始觉醒、成长的解放区的新型农民。

小二黑、小芹是步人中国现代文学领域的第一批新型农民的形象。他们从生活上和精神上都己摆脱了被压迫坡奴役的社会地位，坚洁共产党和民主政权是劳动人民和农村新生力量的支持者，因而勇敢地向以二诸葛和三仙姑为代表的封建落后思想，以及以金旺和兴旺为代表的封建恶霸势力展开了坚决的斗争，争取恋爱婚姻自由。当二诸葛收了一个八九岁的小姑娘作童养媳时，小二黑不认帐，他对父亲说：“你愿意养你就养着，反正我不要里”小芹也不认三仙姑为她定下的婚事，把聘礼扔满一地，对母亲说：：“我不管！谁收了人家的东西谁跟人家去！”对于潜伏在人民政权下的封建恶势力，他们也丝毫没有畏怯和退缩。当小二黑和小芹在窑洞里谈话，金旺要来捉他俩时，二黑理直气壮地说：“拿?没有犯了法！”兴旺要捆他送区上，他又说：“送到那里也不犯法！”这里可见解放区农村中青年一代的特色，同时也说明了党和民主政权对农村青年的深刻影响。由小芹的形象可以说：祥林嫂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爱姑身上的无畏的反抗性格在新的时代环境里已经获得合理的发展和成长了。赵树理从变革的时代生活中，发掘了解放区翻身农民思想上出现的新因素。

如果说在《小二黑结婚》中，还只是从争取恋爱婚姻自由这个角度描写农民对封建落后

思想和封建恶势力的斗争，新人物的性格展示得还不够充分的话，那么这种新人物的性格，到了直接表现农民对地主展开政治和经济上的斗争的《李有才板话》中，就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李有才是农民积极分子的代表和出色的民间歌手。他无家无业，完全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然而非常乐观和绕有风趣。李有才的这种性格决非一般的所谓“安贫乐道”，而是新时代的阳光在他身上的一种反射，是在和地主阶级的长期斗争中形成的。他的“气不死”的绰号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点。当阎恒元父子把持村政权的时候，决不同他们妥协。他以其独特的政治敏感和幽默的讽刺才能，随时随地创作出许多快板，无情地揭露地主阶级的阴毒和狗腿子的丑恶。李有才的性格深沉而又乐观，有.蔚度的政治热情和组织群众的能力，在阎家山的群众斗争中起了重要作用。李才有的确是老槐树下第一名“能人”，是农民群众中的诸葛亮。这个形象是具有典型意义的。显然，作者是通过这一形象来概括我国劳动人民的反抗性格和巨大智慧。象李有才这样成功的劳动人民歌手的形象，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还是初次出现的。

聚集在李有才周围的一群“小”字辈人物，是新一代农民的集体的形象。他们和老一辈农民有着显著不同的地方，就是敢说敢干。当阎恒元横行村里，“一手遮天”时，他们敢于放“冷炮”，敢于“扭扭劲”，顶着干，当阎恒元在丈地问题上耍“肮脏计”时，他们敢于把他的底子戮穿，李有才被赶走一r，他们接下他的工作，又把斗争的歌子编起来。在他们身上没有旧时代老一辈农民那种因袭的重负，有的只是对地主阶级的仇恨和翻身求解放的激情。他们正在苦难和斗争中逐渐成长起来，开始掌握自己的命运，成为阎家山的主人。

李有才及其周围的新一代农民，只有在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才能取得反对以阎恒元为代表的地主阶级的胜利。作品中的农村干部老杨同志这个人物形象的创造对于表现这一主题思想具有重要意义。老杨是一个雇农出身的优秀的党的农村基层部干，他老练，踏实，有魄力，尤其是有鲜明的群众观点，善于走群众路线。他一到阎家山就和老槐树底的群众成了知心朋友。而他的革命责任心和丰富的工作经验，又使他对周围事物有敏锐感觉。他刚到村公所，看到村长和武委会主任下棋的样子，就觉得不是门路，到了老秦家听他女儿说到“押地”，从小顺口中知道秋收还是“各顾各”，从农民唱的快板里听到“模范不模范，从西往东看”的话，他马上听出问题来，看出这里“工作不实在”，于是深人群众，向群众调查了解一步一步地引导农民组织起真正的农救会，改选了村政权，帮助农民取得了真正的翻身解放。在他身上体现着党对农民及其斗争的正确领导。作品把老杨同志和章工作员对照着进行描写，艺术地说明了党的优良作风是革命工作取得胜利的基本保证。这一形象为文艺创作塑造工农兵及其干部的英雄形象提供了宝贵经验。

中篇小说《李家庄的变迁》，同样是以农民和地主阶级之间的斗争为主题，同样塑造了农民积极分子和党的干部的形象。作品中的主人公铁锁是“小”字辈人物，但比小二黑、小芹、小顺、小保有更多的经历，因而也就更深沉，更接近成熟。他在地主阶级残酷的剥削压迫下遭到了破产的命运。现实生活的教育，使他逐渐地认识到青年共产党员小常所教给他的一些革命道理。后来他和农民中其他积极分子冷元、白狗等参加了党所领导的一系列斗争，锻炼成为优秀的革命战士。铁锁的经历，从一个方面反映了党成立以后农民如何走上革命的道路。铁锁是一个跨越了两个时期的农民形象，具有很大的典型意义，作者着力地刻划了铁锁的觉醒和成长过程，也就反映了历史发展的真实。

赵树理笔下的新型农民形象，在中国现代小说人物的艺术画廊中，是一个巨大的变化。这个变化，恰好反映了时代的特色。抗日战争时期，革命根据地已经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代，在解放区，有了党的领导，人民的军队，人民的政府。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深人穷乡僻壤，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得到了改革。千百年来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农民群众，翻身得解放，真正掌握了自己的命运，成为生活的主人，革命精神得到充分发挥。时代要求文艺表现农村中这个翻天覆地的历史变革，为新农民塑象。赵树理最早地承担起这一历史任务，自觉地描写农民在党的领导下觉醒成长的过程，揭示他们崭新的精神面貌。这是赵树理小说创作的历史功绩。

社会主义时代的先进农民——在社会主义新的历史时期，赵树理小说中的先进农民具有

新的时代特色：赵树理突出描写了他们的社会主义觉悟、充足的干劲和实事求是的精神。他们是英雄，又是普通人。如《套不住的手》中的陈秉正，作家从他一双套不住的手突出地描写了他的勤劳不服老。按年纪他早应该休息了，可是他无论到哪儿，非干点什么活儿不可。逛会，他却为社里买五把桑权扛了回来，去参加劳模会，稍微有点空，就主动给招待所抬木料收拾院子。两次出门，他戴上了手套，但每次都因为要劳动，不愿再戴了。他把手套交还给儿媳妇时说：“这付手套还给你们吧！我这双手是戴不住手套的!”老舍曾说：“这是一篇手的赞歌。”“在这里，赵树理同志热情地颂扬了一位老农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最可爱的品质。”(《读<套不住的手>》，《文艺报》一九**年二十二期)陈秉正的朴实形象，完美地凝集了我国劳动人民对干劳动的无比光荣感，他比之赵树理以往作品中的新型农民形象有新的光彩。

同《套不住的手》相辉映，在《实干家潘永福》中，作者尽情地赞美了潘永福的“实干精神”和“经营之才”。作品着重描写了潘永福在一九五九年、一九六O年两年中的工作表现，用朴素的笔调，精确的数字，生动有力地表现潘永福在农村社会主义建设中勤勤恳恳、踏踏实实、埋头苦干的作风。这种实干精神，在生产和经济方面，表现为重“实利”，而不是为了摆花样给人看。求实精神是潘永福性格的核心。赵树理在一九五九年曾经提出，要表现新英雄人物，首先要善于识别英雄。在他看来，英雄应该“有远大的理想，一声不响，勤勤恳恳地在那里建设社会主义，别人知道他，也是这样干，别人不知道他，也是这样干”(《三复集·’当前创作中的几个问题》)。陈秉正和潘永福就是这样的英雄。作家塑造这两个形象，目的显然在针对一九五八年的“浮夸风”和“共产风”，来一个富有针贬作用的反驳。

在长篇小说《三里湾》中，作家付出了更多的力量，描写一个社会主义的先进集体。这个集体以王金生一家为代表。对党支部书记兼农业生产合作社副主任王金生，作者从多方而描写出他的领导才千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富有自我牺牲的精神，朴实、诚恳的工作态度。作者为他的出场作了独具匠心的安排，通过一本“奇怪”的笔记，反映了这位农民干部虽然识字不多，工作却有条有理。他把三里湾的问题概括为“高、大、好、剥、拆、公、畜、欠、配、合”十个字，说明他对当前形势有清醒的认识，并能按照党的方针路线采取适当的对策。作者又通过他带领党团员和群众进行秋收、整党、扩社、开渠，表现了他高度的政策水平和领导生产的能力，对思想落后的农民，他坚持正面的说服教育，他说：“争取一个人不容易，打击一个人马上就见效”，“只要不是生死敌人，就得争取。”而对不执行党的决议、热衷发展资本主义的党员范登高，则通过党内斗争，给予严肃的批评和处理。他对于生产的领导也较全面，农、林、牧、副各业，都注意发现。在王金生身上体现着党的农村基层干部的高贵品质和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这样一位比较实在又站在潮流前边的农村干部形象，比较早的出现在建国以后的长篇小说创作中，是富有启示意义的。

在《三里湾》中还塑造了王玉生、王玉梅，范灵芝、王满喜等一组农村青年积极分子形象。与《李有才板话》中的“小”字辈人物相比，他们已随着时代大大地成长了。比如作者写他们沉迷于农业社的各项技术改革中，表明了他们对农村社会主义事业的热忱，这是合作化运动中最初涌现出来的积极分一子和实干家。在这些人物身上正寄托了作家的热烈的理想一一用劳动的双手和科学的头脑去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同时也真实地反映了农民在合作化以后对文化、技术和知识的渴望。

总之，赵树理在《三里湾》中对社会主义新的人物新的性格作了有意义的探索。虽然这些人物还不够丰满，但更接近生活本身，朴素、真实、可信，显示了作家一贯的革命现实主义的创作精神。

赵树理笔下的农村先进人物朴素、真实、可信，是由两方面的因素决定的：一是这些人物的先进性主要表现在把革命精神和理想落实到勤勤恳恳、踏踏实实、讲求实效的工作和劳动中。二是这些先进人物的成一长，是党的教育和革命斗争生活锤炼的结果，又是农民作为劳动者的某些优秀品质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发扬，正如赵树理所说：“潘永福在参加了革命成为领导干部之后，他的工作、生活作风，“始终是在他打短工时代那实千的精神基础上发展的。”

背着各种因袭重担的落后农民——赵树理也真实地反映了农民在抛弃几千年来所形成的习惯、传统、弱点时的思想斗争，表现了在这个思想斗争过程中农民阶层中的一些落后面。在民主革命时期，赵树理就写了象二诸葛、三仙姑这样受封建思想毒害很深的人。在社会主义时期，既写了象范登高这样的长工出身、土改翻身以后却雇起长工的党员干部，也写了“糊涂涂”、“常有理”、“铁算盘”、“小腿疼”、“吃不饱”等落后群众。作家坚持革命现实主义创作方法，采取清醒的态度，把落后人物不愿抛开旧传统的复杂心理拿来示众，造成喜剧性的效果。

赵树理在谈到《锻炼锻炼》时说过：“这是一个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王聚海式的、小腿疼式的人，狠狠整他们一顿犯不着，他们没有犯什么法。„„对于他们这一类型的人，我觉得最好的办法是把事实摆出来，让他们看看，使他们的思想提高一步”(《三复集·当前创作中的几个问题》)。他还说过：“我每逢写作的时候，总不会忘记我的作品是写给农村的读者读的。”又说他写小说是为了“劝人”，“要不是为了劝人，我们的小说就可以不写”(《下乡集·随<下乡集>寄给农村读者》)。“劝人”就是教育人。他教育的对象，多数是农民群众和基层干部，属于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毛泽东同志早就说过：“人民大众也是有缺点的，这些缺点应当用人民内部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来克服，而进行这种批评和自我批评也是文艺的重要任务之一”(《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赵树理在描写落后现象时，正是采取这种立场和态度的。他对农民的落后面是严肃地进行批评的，也是满腔热情进行教育的。因此，我们从这种批评中可以感到作家推动社会前进的正确立场和积极的精神。茅盾对此有很中肯的分析：“他的爱僧极为强烈而分明，他站在人民的立场上，他不讳饰农民的落后面，然而他和小资产阶级意识极浓厚的知识分子所不同者，即不因农民之落后性而否定了农民之坚定的民族意识及其恩仇分明的斗争精神。在斗争中，农民是不但能够克服了落后性，而且发挥出创造的才能”(《论赵树理的小说》)。

赵树理在批评农民的落后时，又总是生动地描绘出旧思想、旧习惯势力处于崩债的前夕，新的生活、新的道德品质的洪流，最后一定冲破旧思想的堤坝，落后人物将随着新生活前进。例如，二诸葛终于“不再到别人跟前卖弄他那一套阴阳”，三仙姑终于下了决心，“把自己的打扮从顶到底换了一遍，弄得象个长辈人的样子，把三十年来装神弄鬼的那张香案也悄悄拆去。”“糊涂涂”等在大势所趋的情况下终于人了社。从这一点，读者也可见时代前进的足迹。赵树理重视时代变化给予他笔下人物的影响。诚如周扬所说：“作者是现实主义的，他不能把一个人物写成一个晚上就完全变了样子，„„他只是着重写了环境的力量，他虽没有告诉你他的人物转变得怎样，但却叫你不能不相信他们的转变”(《论赵树理的创作》)。

一九八二年二月十八日

第二篇：鲁迅小说中知识分子的形象和农民的形象

鲁迅小说中知识分子的形象和农民的形象

知识分子的形象

（一）觉醒反抗的知识分子

《狂人日记》中的“狂人”是一个真战士。他既是一个在半封建社会中因受迫害而致精神失常的患者，又是一个封建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叛逆者。“狂人”生活在封建大家庭中，耳闻目睹了家族制度和礼教的罪恶，从“满页都写着‘仁义道德’”的历史中，看出“满本都写着两个字‘吃人’！”毫不留情地剥去了历代反动统治阶级标榜的“仁义道德”的假面具，一针见血地揭穿了中国封建宗法制度下吃人和被吃的真实历史和现实。“狂人”是因二十年以前要“把古久先生的陈年流水簿子，踹了一脚”，受到以赵贵翁为代表的封建统治者们的迫害而致狂的战士。他在被迫害发狂以后，反复思考自己被迫害的原因，经过观察现实、研究历史，认识了旧中国是吃人的社会，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是吃人的历史，并识破了吃人者的各种伎俩，勇敢地起来同他们展开面对面的斗争，虽遭失败，仍不退缩，而是总结经验，同旧社会、旧家庭和旧我彻底决裂，最后找到了从“救救孩子”入手的新的革命途径，成为一个彻底反封建的战士。因而，从实质上来说，鲁迅《狂人日记》中的狂人是在战斗中逐步成长的彻底反封建的“精神界战士”。它真实地写出了一个彻底反封建的思想革命战士思想性格成长的过程。作品揭示出中国“四千年来”的历史“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揭穿了封建统治阶级种种吃人的“老谱”，提出了“将来容不得吃人的人活在世上”的社会理想，并向整个社会发出了“救救孩子”的战斗呼唤。鲁迅在《狂人日记》中，通过一个精神病患者的意识流程，展示出知识者自我认识能力逐渐增强的过程。狂人发狂之始，感到“精神分外爽快”；而以前的三十多年则“全是发昏”。这样，他就把自己从过去的常规性现实世界中分离出来，以迫害狂患者的视点来观察客观外界，从而有一种陌生感。路人那铁青的脸色，怪眼睛的目光，母亲打儿子时要咬几口的话语，狼子村吃人的传闻等，使他隐隐地感到不安，产生了人们是不是想吃自己的疑惧。在他冷静的观察和清醒的反思中，逐步觉察到他们是要吃人。在对历史的研究中，又从仁义道德中看到吃人的字眼。当他联想到自己也将被吃时，就产生出一种无比恐怖的意识。这种恐怖正是从麻木中清醒过来后的一种情感体验，也是清醒地认识到自己处境的自我意识的觉醒。同时，也逐步认清了食人者的手段：不敢直接杀了，怕有祸祟，而要逼他自戕。由此，也达到了对客观现实的清醒认识。对此，狂人并没有消极的顺应，而是力图改变这吃人的状态。于是，便去“劝转吃人的人”。但对大哥的劝告却换来疯子的恶名。从大哥的态度中，狂人进一步思索出妹子死掉的原因，并领悟到自己也许在无意中充当了吃人者的角色，也是这人肉宴席上的帮凶！这是何等残酷的现实，心情又是何等的悲愤沉痛：“有了四千年吃人履历的我，当初虽不知道，现在明白，难见真的人！”这悲愤的呼声冲破了中华民族在自我认识上的蒙昧状态，使人们认清了“中国人尚是食人民族”的本质。狂人从吃人认识的确立，到自己也将被吃的预感，再到发现自己也是一个食人者，这是一个从对现实的发狂到自我意识觉醒的过程，是一个自我认识能力逐渐增强的过程，是一个从不安、疑惑、恐怖到绝望的情感体验过程，也是一个从自我肯定到自我否定的过程，终究还是被封建统治者迫害致死。

（二）追求自由的知识分子

《伤逝》中的子君和涓生等，都是在狂人的呐喊声中最早觉醒的知识者。涓生和子君只是希望获得婚姻自主和爱情上的自由，可以说，是这个世界上一个小小的愿望，但那些“仁义道德”却容不下他们的叛逆，他们需要的是奴隶。一个“忠诚”的奴隶，在那些“德高望重”的封建卫道士和“铁屋子”里面的“沉睡者”们，他们都不允许他们的“屋子”里出现叛逆者！在那间“铁屋子”里，人们永远地维护着他们认为是无法替代，无法逾越的礼教精神。封建伦理道德，纲常名教，诸如节烈、孝道。“以不情为伦理，都是吃人”的东西，最低限度也是压制人的个性的东西。涓生和子君在追求自己爱情和婚姻的自由的时候，便触动了“仁义道德”者们。在他们的眼中，青年男女之间是没有爱情自由可言的，有的应该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一旦脱离了他们的准线，那就是“叛逆者”，当然，他们是不会让那些“叛逆者”好过的。于是，涓生和子君便生活在一个众人白眼的环境里。涓生和子君经过他们自己的努力，他们成功地同居了，找到了自己的爱情，在他们自己看来，一切都是幸福的。但在那些封建卫道士的眼里，他们这些坏纲乱常的“激进分子”是不允许存在的！“我觉得在路上时时遇到探索，讥笑，猥亵和轻蔑的眼光”人们为什么要用这样的眼光来看他们？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他们破坏了人们一直以来所认同的“道德”。封建的伦理道德沉重地压在每一位生活在“铁屋子”里面的人们身上，他们一旦脱离了这些准则，在社会上就难以走动。男女之间如果没有经过“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便结合，那就是“冒天下之大不韪”了，在社会里很难抬得起头来。一不小心便要落个身败名裂，更有甚者连命都保不住。但是在五四新思潮影响下成长起来的子君和涓生，都是具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的小资产

阶级知识分子,他们有个性解放，男女平等，恋爱和婚姻自主的新思想。为了争取恋爱和婚姻自由，敢于同旧势力进行较量，勇敢地背叛封建礼教和封建专制家庭，高傲地宣称：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力。这是子君反封建专制的战斗宣言。她和涓生同居，表现了她对封建道德和封建婚姻制度的勇敢的反抗。涓生和子君是勇敢的，对爱情也是真挚的，也是令人感动的。他们以强烈的批判意识重新估价现存的一切，发现和肯定人的价值，力图从过去的蒙昧状态中挣脱出来。他们谈论自由平等、婚姻自主，冲出封建家庭，表现出对传统文化的自觉反叛和与传统彻底决裂的勇气。这不仅是自我意识的觉醒，也是时代的觉醒，更是民族的觉醒。

（三）彷徨的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觉醒的自我意识同社会现实的矛盾对立,必然带来情感体验上的巨大痛苦。鲁迅在小说中, 往往把主人公放在极其痛苦的境地,来审视其灵魂颤栗、痉挛的过程,从而创造出具有深刻历史感的心理真实。《头发的故事》中的N 先生那愤世嫉俗的话语中,压抑着多少悲愤的情愫；《在酒楼上》吕纬甫那平静的叙述中,又凝聚着多少难以言传的痛苦。他把自己的做法视作无聊,就说明他的认识还未从以前所达到的高度上退下来,内心还有所不安,是一种不甘于此而又不得不如此的无可奈何的心理状态。尤其是孤独者魏连殳,要求平等自由,却被寒石山的村民看作异类;以平等的态度对待房东的孩子,却被认为低声下气；要求获得独立的人格,得到的却是冷眼、流言和失业。在现实的沉重压力下,自我意向进行反思他要寻求一种对现实的报复。他认为只有利用社会上普遍存在的等级观念,作为自己向社会报复的手段,才能成功。于是,他当上了师长的顾问,获得了尊敬,也失去了自我人格。这一转变伴随着痛苦的折磨,他在给申飞的信中,流露出无限的沉痛和悲哀,他意识到自己这样做是堕落、失败,无异于精神自戕、个性毁灭。他更加趋于内向,将本来的面目隐藏起来,而将玩世的态度示给人们。结果他胜利了,频繁的应酬取代了以前的孤独寂寞,众人的捧场慰藉着空虚的灵魂。如果他能心安理得于这捧场和颂扬的话,也许能保持心理的平静而免除痛苦，然而恰恰相反,他是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已经真的失败”,失去了往日的理想,失去了个人的尊严和人格。那“惨伤里夹杂着愤怒和悲哀”的长嗥里,既包含着对人的尊严的呼唤,也裹藏着巨大的痛苦和悲愤。这一切是难以靠精确的定量分析所能测定的,只能从心理趋向上来体验揣摸这痛苦的巨大容量。魏连殳徘徊于新旧势力之间。从行为方式上看魏连殳做军阀的顾问是向旧势力的妥协；但是，魏连殳的倒戈只是表面现象,在思想意识上他还能清醒地意识到这样做是失败了,还能感知到失败带来的痛苦。他那求自我实现而不得的痛苦,在个人与社会的冲突中无法解脱的悲愤,对于社会的失望,汇成了一种绝望的情绪。这种情感效应使他在自暴自弃中寻求一种对社会的报复,在报复中求得发泄这种情绪的快意,因而这是一种绝望的抗争。他在宾客应酬、打牌纵酒中求得一种自我麻醉,在对房东一家的耍戏中获得一种报复前仇的精神快慰。这是觉醒的个性意识在与社会争斗中败下阵来之后,经过自我调节达到与社会环境的一种表面的平衡和谐, 谁也不理解的孤独和悲哀依然存在于心底,外在的放浪形骸掩饰不住内心的痛苦。他彻底绝望了,对理想、对社会,也对他自己。因而不能说他的行为是对社会的消极顺应,而是一种变态的反抗。他要为“不愿意我活下去的人而活下去”,在结算往昔仇隙的快意中发泄郁结在心头的悲愤,在游戏人生中嘲弄黑暗的社会和愚昧的庸众。

农民的形象

（一）民愚昧的农民

阿Q是国民劣根性的典型代表。“精神胜利法”是阿Q性格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不敢正视自己的奴隶地位，用自欺欺人、妄自尊大的方法麻醉自己，在强者面前敢于忍受屈辱，自轻自贱，麻木健忘，对于弱者则加以欺辱，还自鸣得意。

在未庄这个生活环境中，阿Q尽管受尽剥削和奴役，但是，在被压迫和被剥削时，阿Q不思通过现实的反抗和斗争，夺取本应该属于自己的东西，而是用“精神胜利法”来减轻痛苦，在虚幻的想象中获得一点儿心理上的自我安慰。例如，在赵太爷不认阿Q是本家，给了他一嘴巴之后，他心里想，“现在的世界太不成话，儿子打老子„„”如此一想，仿佛是阿Q统治着未庄的赵太爷，在这片刻时间内真的是他的儿子一样。然而，在另一方面，正是这个处于社会最底层、深受剥削和压迫的阿Q，在性格深处却又积淀着一种近乎残暴的“奴隶主”意识，一旦有条件或者面对弱者的时候，这种残酷就会表露无遗。“我不知道我今天为什么这样的晦气，原来就因为你！”在被“假洋鬼子”的哭丧棒打后，在酒店门口看到迎面走来的静修庵的尼姑。阿Q走过去就是一口唾沫，还伸手去摸尼姑新剃的头皮，呆笑说“秃儿！快回去，和尚等着你„„”“和尚动得，我动不得？”他看到尼姑满脸通红便觉得自己的勋业得到了赏识，听到尼姑带哭的声音更十分得意的“哈哈哈”大笑。被抢者压迫，他又反过来欺压更弱者。阿Q在幻想要参加“革命”，他想“革这伙妈妈的命，太可恶!太可恨!„„便是我，呀要投降革命党了。”阿Q的革命是什么呢？他真的只想通过革命争取属于自己的自由、平等吗？不是。“这是未庄的一伙鸟男女才好笑哩，跪下叫道‘阿Q扰民。’谁听他，第一个该死的

是小D和赵太爷，还有秀才，还有假洋鬼子，„„留几条么？王胡本来还可以留，但也不要了。„„”“东西，„„直走进去打开箱子来：元宝、洋钱、洋纱衫，„„, 秀才娘子的一张宁式床先搬到土谷祠，此外便摆了钱家的桌椅，——或者用赵家的吧。”“赵司晨的妹子真丑。邹七嫂的女儿过几年再说。假洋鬼子的老婆会和没有辫子的男人睡觉，吓，不是好东西！„„吴妈长久不见了，不知道在哪里，——可惜脚太大。”这就是阿Q的政治革命、经济革命和爱情革命吧！报私仇，捞一把、选美人。做了“强者”，就欺负“弱者”。阿Q很容易满足，当然他并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而是通过他的“精神胜利法”满足了他自己，以获得心理上的安慰。阿Q本来是给地主当牛做马，只是游艺会有个老头子称赞他“真能做”，他听了便很喜欢，很满足。阿Q头上长了癞疮疤，这是一个缺陷，但当别人开他玩笑时，他却怒目而视，说，“你还不配„„”于是觉得在他头上长的是“一种高尚的光荣的癞头疮”了。有一回，阿Q赌博，本来赢了很多洋钱，却在混乱中全不见了。他感到了失败的痛苦，但他在自己脸上用力的打了两个嘴巴，似乎打的不是自己，被打的是别人，片刻，他又转败为胜，心满意足了。甚至在已经面临被杀头的片刻，他还羞愧于自己在画押时画对的不圆，但他又立即自我解嘲：“孙子才画得很圆的圆圈呢。”

在鲁迅的小说里，阿Q可以作为一个最为独特的形象而独自作为一个类型人物。我们可以看到，在鲁迅略带嘲讽的语调中，阿Q的身上可以说是没有一点可亲的特质。他的“自欺欺人”、“精神胜利法”，他的“欺软怕硬”、“自我作践”，都具有相当大的普遍性。作为改造“国民性”的理想中的一个最大的成果，鲁迅成功地塑造了阿Q这样一个人物形象，把中国人的深层人物性格揭示得淋漓尽致，这是他的一个巨大的贡献。

（二）麻木的农民

鲁迅小说中的另一个被迫害的形象便是闰土。闰土是鲁迅小说中唯一一个从少年写到中年的农民形象。中年时期，他朴实憨厚但精神麻木，生活窘迫，完全被封建社会吞噬了，没有反抗，反而维护着封建等级制度。闰土这个朴实憨厚的农民，见了多年阔别的童年朋友，也是百感交集。他心头撞击着复杂的矛盾，“现出欢喜和凄凉的神情”，自然有许多话要奔涌而出，但也只是“动着嘴唇，却没有作声。”这矛盾反映了一个饱经沧桑的农民，感情上虽然是牵挂着童年真挚的友谊，但壁垒森严的阶级对立的现实是严酷的，最后还是选择了身份和社会需要的“老爷”的称呼，接着便是拉水生给“老爷”磕头。封建主义的等级被称为“老爷”的革命知识分子感到“气闷”，而闰土反而认为是合理的并去维护它。所以“我”的母亲要闰土还是“哥弟”相称时，他几乎是吃惊地说：“阿呀，老太太真是„„这成什么规矩。那时是孩子，不懂事„„.”这“规矩”不但扭曲了闰土的性格，污染了他的灵魂，而且也毁灭了人与人之间真正的平等的友谊。对于闰土的苦难，“我”和母亲曾感叹地说：“多子，饥荒，苛税，兵，匪，官，绅，都苦得他象个木偶人了。” 闰土从少年到中年的深刻变化，凝结着他大半生受尽封建社会压迫和剥削的苦难经历，也铭记着封建传统观念在精神上给他带来的巨大的负担和影响，使他“成为迷信的驯服工具”，而传统的宗法观念在此也成了“吃人”的元凶，他不仅吞噬着人的外貌，更吞噬着人的精神。

鲁迅对农民的关注立足于封建社会丑恶的现实生活，并深入到封建社会的本质灵魂深处，挖掘出病根，展示病态，积极寻求疗病的良药。他了解中国的农民，关怀中国农民，默默而又是赤诚地爱着中国农民、这种情感，在中国历史上，只有鲁迅是最无虚饰而又最热烈，最厚重，这种感情，贯穿在鲁迅描写他们形象的一个生活中的片段，或者半生事迹，或者是从童年写起，直到二、三十后的一切中。鲁迅不仅描写了封建时代农民生活上的贫困，而且描写了他们精神上的痛苦，揭示了他们的愚昧和麻木，揭示了造成他们困难的社会根源。他意在“重造国民灵魂”，唤起作为民族中大多数——下层人民的觉醒。

总之，鲁迅小说中对人物形象的塑造，深刻地揭露了封建制度，封建道德观念，封建的等级观念的怎样窒息人的灵魂、戕害人的内体。揭示了中国社会思想的冷酷和虚伪、愚昧和麻木、沉滞和落后。在表现这种社会思想状况的过程中，突出了对知识分子问题和农民问题的表现。知识分子的出路问题，直接联系着中国整个社会思想的改造，没有一个全民性的反封建思想启蒙，他们的个性解放的要求是不可能得到彻底实现的；农民是中国社会中人数最多的一个阶级，他们不但在政治、经济上受到最惨重的压迫和剥削，在精神上也受到封建思想和封建道德的严重束缚和无情摧残。在这样的现实下，鲁迅把希望寄托于未被封建思想污染的孩子身上。所以说，鲁迅小说中塑造的知识分子和农民的人物形象不仅全面反映着当时的社会现实关系，真正做到了个性与共性的统一，人物与环境的统一，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还把自己的、社会的希望寄托于其中。

第三篇：论鲁迅小说中知识分子形象

论鲁迅小说中知识分子形象

仇国胜 200403003232 内容摘要：鲁迅一生著作很多，但从小说而言，不过《呐喊》、《彷徨》、《故事新编》三部小说集，而在一共三十余篇小说中，他塑造了许多人物形象。而小说就是来塑造人物形象的，通过人物形象的塑造，来表达作者的观点。人物形象塑造的成功与否，关系着一部作品的成功与否。鲁迅的小说中，注重塑造知识分子形象的就有十五篇，显示了他对中国近代与现代知识分子命运的热切关注。而鲁迅自己就是这一代知识分子中的代表之一，他对知识分子的生活、思想、情感等等，有最深切的体验和感受。但是他超越于同时代的知识分子，能够更深刻、更冷静的分析知识分子的形象。通过这些知识分子的形象，可以反映他的思想，体现他的人格，展现他的艺术风格和内涵。关键词：鲁迅、小说、知识分子形象 知识分子形象的不同类型

孔乙己、陈士成之类——封建祭祀品型

《孔乙己》中的孔乙己和《白光》中的陈士成这一类型的知识分子，们的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一辈子受“八股取士”的毒害，完全是旧式知识分子。孔乙己终因养活不了自己而沦为窃贼，最后被丁举人打折了腿，在人们的笑声中悄然地离开了人生的舞台。陈士成这个连续考了十六次都未考中的老童生，也在“金榜题名”的幻想中耗尽了青春，以至精神完全失常，在想象中的财宝的白光的引诱下淹死在河里。

吕纬甫之类——苟延残喘型

《在酒楼上》中的吕纬甫，曾是一个觉醒者，青年时到城隍庙里去拔掉神像的胡子，连日议论改革中国方法以至和别人相打起来，他在反封建和神权的时候态度鲜明、敏捷精悍的，但他在十多年后，由于对社会前途的绝望，变的行动迟钝，处事敷衍，神态也变的颓唐了。于是，成为了人生道路上不如意的独行者，只能做些自己也觉得无聊的事来消磨日子，消磨意志。他为死去数十年的幼弟迁葬，在衣服、骨骼、头发都找不到的情况下，包一包黄土装进棺材，以骗取怀旧的迷信和母亲的安心。一个那么勇敢坚定、敏捷精悍的战士成为了一个敷衍偷生的庸人。

魏连殳之类——自暴自弃型

《孤独者》中的魏连殳就是这类中的典型，他接受过近代科学文化知识的饿教育和新思潮的洗礼，有比一般民众较多的自觉自主意识。他对旧中国的社会黑暗强烈不满，经常以无所顾忌的言论和举动，对传统的封建意识和习惯势力进行抗争，对宗法社会里的制度和习俗表示极大的轻蔑和愤慨，也对青年一代、对未来怀有信心。但是，在现实的逼迫和环境的重压下，他的孤身反抗越来越无力，精神上越来越感到孤独和无望，一方面找不到改造社会的力量，另一方面又为社会所不容，终于一反常态，采取自暴自弃、玩世不恭的方式对社会进行报复，当了军阀部队里的一个师长的顾问，自己也成了黑暗的一部分。他从此躬行先前所憎恶、所反对的一切，排斥先前所崇拜、所主张的一切，最后在孤寂和冷漠中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子君、娟生之类——爱情悲剧型

《伤逝》中的一对恋人子君和娟生，是“五四”时期青年知识分子的典型形象，他们的饿思想带有明显的时代特色。争取婚姻自主和妇女解放，是“五四”时期广大知识分子普遍关心的社会问题，也是当时思想文化战线上反封建斗争的一个重要问题。在当时思潮的影响下，在反封建、争取个性解放的斗争中，男女主人公要求恋爱自由、婚姻自主，蔑视封建礼教，冲破牢笼，大胆相爱，并建立了小家庭，他们对封建势力的种种迫害和压力进行的抗战是坚决的。但由于缺乏远大目标，他么只能把自己束缚在个人奋斗的小圈子里。因此，一旦自由结合，达到了“婚姻”自由的目的，就沉默于短暂的“安宁和幸福”中，忙于家庭琐事为生计劳碌，逐渐变的消极颓唐、无所作为了。终于在顽固的封建势力严酷打击下，陷入绝境，走想失败，走向爱情的悲剧。

丁举人、鲁四老爷之类——封建走狗帮凶型

《孔乙己》中丁举人、《祝福》中的鲁四老爷等形象，都这种类型的代表，鲁迅先生并没有详细的刻画，只是一笔带过，但对于这些人，都是毫不留情的批判和揭露的。他们代表了吃人的封建社会、封建礼仪。孔乙己偷丁举人建立的东西而被打折了腿，表现了丁举人一类封建统治者对孔乙己这种下层知识分子的野蛮摧残。鲁四是封建势力的代表人物、封建礼教的积极维护者，非常迷信，虽然他从未打骂过祥林嫂，也没有克扣过祥林嫂的工资，但是，他所信奉的和宣扬的理学，却是从灵魂上拷问并处死祥林嫂的杀人不见血的罪恶力量。塑造知识分子时所抱的态度

鲁迅对他所描写的知识分子究竟主要抱什么态度，是否如一些评论者所说的主要是批判或批评？我们可以先考察一下鲁迅创作的用意和目的。鲁迅在谈到他怎样做起小说来时曾说是：“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出于此，他小说的取材“多来自病态社会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这是说，他小说的主人公多选取处在社会底层的人们，他们有着各种各样的痛苦，生活十分不幸，鲁迅希望儆醒人们起来改革这痛苦的人生。毫无疑问，鲁迅对赵大爷、假洋鬼子、赵七爷、丁举人以至鲁四老爷、高老夫子、四铭这些人，是毫不留情地给予揭露和批判的，因为正是他们代表了吃人的社会制度，批判的矛头不指向他们又该指向谁呢？就是对那些保守愚昧的人，诸如未庄的男女和城里围观阿Q杀头的“许多张着嘴的看客”，吉光屯那些怕自己变成泥鳅的老小，鲁镇上又冷又尖的人们，《示众》中爱看热闹的小市民„„，虽然他们并不是统治阶级，但从鲁迅“改造国民性”的观点看，他们都在自觉或不自觉地维持旧的社会秩序，所以鲁迅抑制不住愤懑的情绪，对他们也给予了严厉的鞭挞。至于涓生、子君、吕纬甫、魏连殳以至孔乙己等知识分子，鲁迅以他们作为小说的主人公，正象选中了阿Q、闰土、祥林嫂、七斤等贫苦农民一样，虽然对他们也有批评，但更多的是同情。即便是对待孔乙己、陈士成这样一类思想毛病比较严重的知识分子，鲁迅在深刻批评他们的同时，也不掩饰自己对他们遭遇的同情，愤怒地控诉毒害和葬送他们的黑暗制度，替他们大声喊出了“封建礼教吃人！” 塑造知识分子形象的社会意义

鲁迅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都刻划得深刻生动，有相当的典型性。他们都表现了巨大的社会意义，有以下几点：

首先，他们反映了整整一个时代。一个人的思想感情与其生活的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他的遭遇和命运必然反映他所处的社会和时代。鲁迅小说中的知识分子，从孔乙己、吕纬甫、魏连殳到子君、涓生，他们的悲欢离合，他们的喜怒哀乐，都不是无缘无故的。而是深深带着辛亥革命前后到五四运动时期中国社会的印痕。毫无疑问，在历代封建社会，只要科举制度还被作为一种控制知识分子的手段而存在，孔乙己和陈士成的悲剧就不可避免。读鲁迅这些作品，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了解近代中国的历史，认识新旧民主革命交接时期的中国社会。

其次，作品告诉读者，不容知识分子的社会是没落的社会，折磨和摧残知识分子最厉害的是封建主义。在资本主义社会，特别是他的上升阶段，资产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在最大限度地剥削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的同时，也给劳动者提供最基本的生活条件，以使劳动生产得以继续和发展。这一原则同样适用于脑力劳动者。为了鼓励知识分子进行创造，以便吸取他们脑力劳动生产的成果，甚至给予知识分子比体力劳动者略为优厚的条件。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能够发展，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原因。封建主义则不然，它实行的是专制主义，以一人或一家之利害为利害。为了维护其统治，对生产力最活跃的部分——人，采取各种各样的压制手段。特别是对待知识分子，因为他们比较有知识，能思想，这对专制独裁构成最大的威胁，统治者便采取能诱之以利禄则诱之，以把他们变成封建阶级的分子或奴才，对大多数知识分子则实行严厉的思想统治，在精神上倍加摧残和打击，在生活上把他们逼向绝路。因此，在封建主义统治下，知识分子即脑力劳动者几乎不可能有正常的生活。这样一来，封建社会的生产力也就得不到发展，长期陷于停滞状态，而社会也日趋没落。

第三，形象表明，知识分子需要进行世界观的改造，要和人民群众结合在一起，投身于社会斗争的广阔天地，这样才能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在吕纬甫，魏连殳，以及子君，涓生们生活的时期，工农群众的革命运动尚未广泛开展，现实还没有提供给知识分子和工农群众结合的广阔舞台。但是，历史毕竟指出了和工农民众结合的方向。少数先进的知识分子也开始意识并努力地在实际行动中加以贯彻。我们不应否认当时知识分子普遍感到苦闷的原因，但也应当承认我们主观上的原因。孔乙己，陈士成和后来的知识分子不同，是封建社会最后一批知识分子，在这点上就不用说了。至于吕纬甫，魏连殳，或是子君，涓生，他们不都有一个跳出个人的小天地，投入社会的大熔炉去的问题吗？吕纬甫显得是那样的形只影单，魏连殳则更是名符其实的“孤独者”。就是子君和涓生不也是那样靠自己个人的力苦撑苦战吗？最多他们相互鼓励和支援，也不过如“涸辙之鲋，相濡以沫”，到头来连这点“沫”也无济于事时，子君只好回到老路上去，而涓生也还是梦想着个人的奋翅高飞。这样，他还能有什么希望和前途呢？的确，小说表现的客观意义说明知识分子如果孤军奋战必然遭到失败，只有和工农大众的解放斗争以及全社会的解放斗争联系起来，才能取得胜利。参考文献

1、《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

2、《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3、《鲁迅小说解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主编：史志谨

4、《读鲁迅书》，上海古籍出版社，主编：何满子

论鲁迅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

作者：黄正清

转贴自：双石镇中学

鲁迅的小说集《呐喊》和《彷徨》主要塑造了两类人物形象，一类是辗转于社会底层，受尽压迫和蹂躏的贫苦农民，另一类则是命途多舛，穷愁潦倒的知识分子。作者对这两类人物的态度本来是十分清楚的，即认为他们都是“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对他们的悲惨遭遇寄予了深刻的同情；与此同时，也看到他们身上存在的这样那样的弱点、缺点，对他们作了诚恳的并且也是深刻的批判，希望他们能够摆脱现状，奋发努力地在人生的道路上前行。应该说，对这两类人物，鲁迅表示的同情和给予的批评尽管在程度上有所不同，但基本认识和态度是一致的。长期以来，评论者对鲁迅小说中的农民形象所显示的意义及作者对他们的态度，总的说来分析切合实际，即认为作者通过这些人物揭示了封建制度对劳动人民的摧残和迫害，以艺术的方式替他们喊出了内心的痛苦，博得了读者的同情。但是，对于知识分子形象，大多数评论者却认为他们的命运固然说明了封建礼教对他们的压迫和毒害，反映了社会的黑暗。但主要是显示了知识分子自身的弱点和缺点，即追求功名、个人奋斗、脱离群众、软弱动摇等，鲁迅刻划他们，就是要指出知识分子必须彻底改造。努力和工农群众相结合，作者对他们的态度虽有同情，但主要是批评。这种看法是否正确理解了作者的创作意图？是否符合鲁迅作品的实际？今天我们可以重新作一番探讨。

（一）知识分子在社会结构中并不是一个单独的阶级。在旧社会，由于他们的经济状况和所处的社会地位不同，有本身就是统治阶级或极力为统治阶级效劳的知识分子，有靠自己的劳动自食其力的知识分子，也有被压迫被剥削的知识分子。总的说来，本身就是剥削阶级的知识分子是少数，大多数知识分子（包括被称为自由职业者的依靠自己的知识和劳动谋生的知识分子，更不用说那些穷愁潦倒的知识分子）都和劳苦大众一样处在被压迫、被剥削的地位，他们也是被侮辱与被损害者，虽然由于知识分子掌握一定的知识技能，在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中处于较劳苦大众稍好的状况，但是，也由于他们思想活跃，反应敏感，统治阶级对他们的思想统治和政治压迫就较之一般群众为烈。而知识分子对所遭迫害又感受格外深刻，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更多感到精神上的痛苦。在革命到来前或革命退潮后，在未能投身于人民群众的斗争中时，他们便在反抗、追求、失望、挣扎的状态下生活。他们的人生呈灰暗色，缺乏鼓舞人心的光彩。这不是什么“世纪病”，而是黑暗社会在这一阶层人们身上的投影。塑造他们的形象，表现他们的生活，正可以从一个特殊的角度来刻划“病态社会”，让人们看到这些被压迫和被剥削者的痛苦和不幸。

在鲁迅的小说中，真正以表现知识分子生活为主题的作品有《孔乙己》、《白光》、《幸福的家庭》、《在酒楼上》、《孤独者》、《伤逝》等。在这些作品中，鲁迅塑造了三种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形象。他们虽由于所受教育和自身经历各不相同，生活和结局很不一样，但他们的命运大致相同，几乎都十分凄苦，在贫病和屈辱中悲惨死去的亦有其人。《孔乙己》中的孔乙己和《白光》中的陈士成是同一类型的知识分子；他们的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一辈子受“八股取士”的毒害，完全是旧式知识分子。孔乙己终因养活不了自己而沦为窃贼，最后被

第四篇：论《平凡的世界中的“农民”形象》

论《平凡的世界》中的农民形象

有这样一部作品总是让我久久不能平静，特别是当夜深人静一个人拿着这样一部书写了人世、人生、理想与现实的书的时候，不禁的我会发出这样一种作者所描写的人物和自己的相似度竟然会如此之高的感叹。不知为何，拿起这本书再放下的时候已然是几个小时后的事了。它是《平凡的世界》，我的平凡的世界。

像一个在追寻了世界上另一个自己的路上耽搁了太久了的看客，我深深的被这部作品里的故事情节，特别是书中所写的人物所深深打动，很多时候我是满眼心酸的走进这部作品的，孙少平的思想、孙玉厚的境遇、孙少安的坎坷等等无时不刻的在我混乱的脑子里游走。我可以这样理解吧，他们是一个时代的标签，由于标签太多，不经意之间我们都莫名其妙的被贴上了形形色色的性格，五颜六色的生活，或苦或甜，或酸或辣，那是一种回忆，一种曾经，一种永远也忘不了的存在。

直到现在，我还一直在想，《平凡的世界》到底是什么地方吸引着我。孙少平的人格魅力，他的执着，他的爱情，无一不在牵动读者的眼睛。我也时常会想像自己像孙少平一样揽工，还有下到井下挖煤，当然我知道我不可能有孙少平的人生经历，但是我可以具备少平的许多好的品格，一个人吸引别人的是他的品格。我相信劳动可以改变人，孙少平一开始不也是小学教师，后来去黄原揽工，还不是硬挺了下来，在年青的时候吃点苦，会对以后的人生有很多的好处。也许我的身体条件不行，但是我应该有自己的人生目标，并为之不懈奋斗。还有一年的时间我们就要毕业了，我们应该想想以后的路应该怎样走，不要徘徊不前，也不要妄自菲薄。思考的不多，不深，我只是个学生。

至于说到那个时代的市民形象，在文化大革命的时代背景下，个人崇拜的风行无疑会给老百姓在思想方面的突破造成了很大的困难，现在回过头去看，已经有了比较客观的评价。狐假虎威并受过革命教育的孙玉亭，禁不住财富诱惑闯荡世界的金富，以双水村中心自居的田福堂„„，说到底他们都是农民，很有时代特征的农民；苦受自己灵魂折磨的少平、受过良好教育的新时代青年田晓霞、高中毕业去学习驾驶的润生„„，他们说到底是知识分子，有的被那个时代耽误，有的搭上了时代的末班车的知识分子。从少安不安现状开办砖厂到少平抵不住出去闯闯，很大程度来讲，虽然他们是底层的劳动者，但是他们敢于走出那一步才是这部作品的目的之一吧。

这么多人物之中，最让我感觉得到一丝共鸣的莫过于少平了，当然很多人也有这个感觉，也许这就是我前面讲的标签现象吧。作为一个生活在农村的人来讲，少平的很多想法、很多做法我都有过，很多时候我总会问自己，难道我是在读我自己吗？这是这部作品的成功之处，也是我无法自拔的原因所在。每当没有人打扰的时候我就会沉浸在少平的故事里，现实什么的早已经忘的干干净净，有的只是在断断续续的记忆里搜寻着和此等情节相似的回忆罢了。我会想假如我也生活在那个时代，我会怎么做，我又能怎么做？也许我也是个知识分子，我会像少平那样受自己心里声音的召唤，走出属于自己的一片天？还是老老实实的待在自己那一亩三分地孤独的老死，一代接着一代„„我会不会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保持得住精神方面的温饱，会不会懂事的接过家里的重担，会不会适时的去想一想自己的爱人，想一想自己未来的方向又是何方？是的，孙少平是这样做的，甚至比这做的还多，一方面我们可以讲他做的不够，他很脆弱，另一方面可以说那是时代特征下知识分子的通病，谁的本性是这样的呢？现实和理想的矛盾，这个熟悉的论题又适时的出现在这部作品当中，这部永远不会发生在现在的作品。

我会庆幸，我们的时代抹过了他们的时代，我也会伤感，我们的时代建立在他们的时代之上。

那时候，我会像孙玉厚那样整天操持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整天会为了不至于挨饿而奔走，不敢有一丝的懈怠，劳动是那个时代的命哩！从孙少平下面的这句话里，我想我们可以更加清楚地窥探到那个时代市民的一丝心理，特别是农民的心理：“是的，我二十年来目睹了父亲在村中活的如何屈辱。我十八岁就为此而偷偷的哭过。爸爸和他祖宗一样，穷了一辈子而没光彩地站到过众人面前。如今他老了，更没能力改变自己的命运。现在，我已经有能力至少让父亲活的体面，我要让他挺着胸脯到双水村众人的面前！我甚至要让他晚年活的像旧社会的地主一样，穿一件黑缎棉袄，拿一根玛瑙嘴的长烟袋，在双水村的闲话中心大声的说着闲话，唾沫星子溅别人一脸。”典型的时代特征，典型的心理特征，典型的人物特征，饥饿—温饱—富裕，在那个即将思想解放的地方，究竟还会发生多么大的变化啊？

那句话说行走在今生往世，我竟然不知道旁边还有一个自己。是啊，好像我就坐在这一个个鲜活人物的旁边，从他们的言语中思考着他们的世界，他们生活着的世界。这个时候，我变成了他们，他们还是他们自己。不只有痛楚，还有苦涩，也会有甜蜜，那种和现实世界格格不入的甜蜜，可这是存在的，只是太微弱了，微弱到我们不愿意相信会存在一般。这个世界不会承认什么一厢情愿的，就像虽然你一直在这个世界上苦苦追寻另一个自己，但你心里明明知道你只是一厢情愿罢了。

我无法从更深层的角度去解读些什么，因为我知道我只是个读者，我只有感觉罢了，当田晓霞被洪水吞没的时候，假如我是少平的话，我会想：有的时候我就会当世界上的爱人都消失了，尽管我还会为那些感人的故事流一流泪水，但我已经不会再对这样一个人如此倾心了，呵！难道这就是受伤的感觉吗？每个人都想找到自己的田晓霞，只是在很多时候，我们都擦身而过，把握现在，珍惜现在。我尝试着去推测这种现象的背后的寓意，比如一些知识分子还没有成长就被扼杀，是在批判老天吗？显然不是，制度吧，具体到什么制度，我就说不清了。有失落，有失望，也有无奈吧，制度，真是要人命的东西。生活没有如果，他们的命运告诉了我们。我们每个人的命运都受制于这个时代。我们不能完完全全的决定着自己的命运，我们要做的是怎样让我们更幸福。有远大的理想很好，想平凡的生活也好，这只是我们追求幸福的一种途径。

是的，我会为那个时代里的每一个人物感染，我感受到了他们的既淳朴又有心计，既想大干一番又安于现状的人物性格，农民的劳动品性，知识分子追逐内心不平静的品行，官员的尔虞我诈和务实实干的品性，总之，一切都是变化着的，百废待兴的中国大地，正等着一样一群人去经营哩！路遥先生说：“有时候当我在都市喧闹的大街上走过时，我常常会在一片人海中猛然停住脚步，我的思绪回到了遥远的陕北，我看见荒山秃岭之间，光着脊梁的父辈们在挥着镢头开垦土地，我虽然没有继承父辈的职业，但我永生崇敬他们伟大的劳动精神，没有这种精神，就不会有这个世界上的一切，艺术创作需要的也正是这种劳动精神。我们应该具备普通劳动人民的品质，永远也不丧失一个普通劳动者的感觉。像牛一样的劳动，像土地一样贡献。”那个时代的农民，以及农民的儿子，都在为一些摸得着摸不着的东西劳动着，是信念吧，暂且可以这么说吧，我找不到更好的词句了。

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失去了等待的耐心，内心里总是烦躁不安，像是第一生产队里那头生病的老黑牛，他们身体不舒服，他们的思想也不舒服，他们对这个世界的变幻莫测不舒服，然后他们就想去改变，变着变着也就更加烦躁、更加不舒服了。看不到希望是不真实的，是可怕的，幸运的是失望后总能看到希望，就像老话讲的那样：“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老百姓终究是老百姓，《平凡的世界》里的老百姓也不例外，就像这部书里说的那样：“人呐，都有自己一本难念的经；可是不同处境的人又很难理解别人的苦楚。”

第五篇：试论余华作品中的农民形象

试论余华作品中的农民形象

摘要：余华早期作品反映了作者与现实之间的敌对、紧张的关系，表现血腥、死亡和暴力。在1990年之后，苦难则成为他后期作品的主题，体现了一种从知识分子到民间的关注视角的转移。余华通过作品塑造了一批各具特点的农民形象，这些农民形象，从早期仅仅作为一种象征性的符号，发展到后期，寄托着余华的 人文主义情怀。从而使其完成了向更高一层的先锋创作的升华。这一转变，始终体现着余华对于“人”的关注，并通过对农民形象的塑造，体现了余华对于整个农民阶层生存状态的反思和思考。

关键词：余华；农民形象；苦难

一

“余华”，在嘉兴市图书馆的档案里是这样介绍的，“1987年开始，运用现代主义手法创作，在全国性刊物上发表了许多小说，引起国内文坛的注目，为中国先锋小说的主要代表作家。”⑴

如今，提到余华，似乎总是逃不开先锋小说。对于这一点，余华在1999年接受采访时说：“我从来没有觉得我是先锋作家，我的作品更不是先锋文学„„”⑵到了2002年，他在发表的文章中说：“当我在写作八十年代的作品的时候，我是一个先锋作家„„”⑶想要明白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首先必须要明白，什么是“先锋小说”。

先锋小说大致上出现在1985年前后，以马原的《拉萨河女神》、《冈底斯的诱惑》，残雪的《山上的小屋》，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是以这样一些人和他们的一些方面的探索为代表的。之后，到了1987年前后，又出现了一批人，像余华、苏童、格非、孙甘露等等，“实际上，先锋小说是个假概念”，⑷“先锋”这个词，原本是一个军事术语，按照《现代汉语词典》上的解释，是指“作战或行军时，脱离了主力部队的先头部队”。

也就是说，先锋的作用，是为主力部队开辟道路和探明情况、获得信息的，他们的命运是不知道下一步需要怎样。后来，这样的一个概念，被借用到文学中来，是指一部分人的写作和社会的主导潮流不一致的写作行为。这便是先锋小说的使命了：就是用自己的行为，去开拓一个未知的领域。马原他们，承担的便是这样的一个使命，而到了余华这一批人，先锋性已经不仅仅代表一种艺术上的探索和语言上的实验了，他更多的成为了“一种精神，一种姿态和一种自由状态，代表艺术上的前卫、思想上的超前，代表探索和创新。”⑸他们认为先锋不仅是那些让人看不懂的东西，真正的先锋性是保持作家写作生命力更长久的一种方式，他在本质上应该是一种自由、独立、创造的精神。这一点，在余华小说创作的后期，表现的尤为明显。余华本人对于自己创作的两次不同的鉴定，正是反映了这一转变。这一转变，其实是有着深刻的内部原因的：艾布拉姆斯在《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一书中提出了文学四要素的著名观点：他认为，文学作为一种活动，总是由作品、作家、世界和读者这四个要素组成的。到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德国的接受美学兴起之后，读者被提高到一个很高的地位，他们不仅是被看作一个被动的接受者，更重要的是被认为是一个主动的阅读者，是可以对作者产生影响，进而通过作品与作者建立一种平等的对话关系。在文学活动中，也是经历了这样的一种变化，即原先以作家为“主力”，转变为以读者为“主力”。在先锋小说的初期，由于过于注重对艺术手法、言语试验和叙述形式上变革，与广大读者的审美趣味产生脱节，致使读者“不买账”，先锋作家由于不能得到大众读者的认同而成为高傲的孤独者和战斗者。因此，先锋的回潮也就变的不可避免了，于是，对先锋性的追求转变为一种精神的追求。

二

在余华的整个创作中，也是可以分成这样的两个阶段的。陈思和指出，在20世纪90年代，“余华从80年代的极端‘先锋’写作，转向了新的叙事空间”⑹，并据此提出了“民间”这一概念。余华的这一转变是从《在细雨中呼喊》开始的，到《许三观卖血记》中完成的。从《活着》开始，余华完成了一次“华丽的转身”，不再仅仅关注知识分子，而是开始把眼光投入到人民中间，塑造出了一批各具特点的农民形象。

在中国古代传统的农业社会，民的划分是士民、农民、工民、商民四民。《汉书·食货志》曰“士、农、工、商，四民有业。”随着封建社会的瓦解和资本主义的发展，在中国社会形成了雇农、贫农、中农和富农等阶层。进入到社会主义社会之后，“农民”这一概念一般指的是生产资料——土地的所有者和劳动者，也就是贫农和中农。在余华的作品里，这些农民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

一类是以《现实一种》中的山峰、山岗兄弟为代表的。

在作品中，“他们并不比河流、树叶、街道和房屋来的重要”⑺，作者认为：“人物不应该有自己的声音，他们都是叙述中的符号。”⑻在他们的生活里存在着苦难，但是他们对于苦难、对于生活本身，显然没有过多的思考，人物失去了所有的理性和逻辑，一切被暴力所支配和控制。余华用一种平静、冷漠、客观的态度将事情记录下来。小说所叙述的暴力和血腥并不是通常所说的复仇，他们没有合理明确的动机和原因，所反映的是余华与外界现实的紧张关系“为什么丑恶的事物总是在身边，而美好的事物远在海角„„我和现实的关系紧张，说的严重一些，我一直是以敌对的态度看待现实。”⑼这使的余华并没有将重点放在人物的塑造上，叙述的重点在于故事本身。因此，他前期的作品中的人物，大多只是一个符号，只是为了完成叙述用的。

在一个夏日的午后，一个儿童无意的过失，打开了暴力的闸门，暴力的洪水波涛汹涌，将所有席卷而去。山岗的儿子皮皮抽打还是婴儿的堂弟，最后，将他摔死在水泥地上，阳光下流出了第一摊血，山峰为了报仇，让皮皮舔尽地上的血，然后将他一脚踢死，阳光下流出了第二摊血，山岗将山峰绑在树下，让狗舔他的脚底，残忍的弄死了自己的兄弟，山峰的妻子借助公安机关杀死了山岗，并冒充山岗的妻子，将尸体捐出，最后山岗的尸体被一群医生兴高采烈地肢解和瓜分。在余华的笔下，人与人之间不存在任何温情，仅有的只是相互之间的仇视和伤害。甚至是在父母和儿女之间，而这些原本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被认为时最具温情的。

另一类则是以《许三观卖血记》中的阿方和根龙，特别是以《活着》中的福贵为代表。《许三观卖血记》是以许三观的几次卖血经历为主线的，在作品里，还有两个人，虽然在篇幅上所占不是很重，但是在情节的发展线索上，他们却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根龙和阿方是和许三观的父辈们生活在一个村庄里，因为生活所迫，他们也和许三观一样，一次又一次地去医院卖血。他们有着农民式的精明和算计，在卖血前要喝水，并告诉许三观喝水的时候“要喝中间的水”，喝过水之后，水就会浸到血里。这样人身上的血虽然淡了，“可身上的血就多了”，⑽而且卖过血之后，要上馆子去吃一盘炒猪肝，喝二两黄酒，补一补身子。后来因为卖血，阿方的身体败掉了，而根龙则死在了医院。在作品里，余华并没有交待他们为何要这样一次又一次的卖血，以至于到了不顾自己性命的地步，但我们从许三观的经历是可以很容易的猜想得到原因的：贫穷，国家政策的失误，天灾人祸的打击。我们假使一个农民，到了二十岁的时候可以独立耕种，但就农业经济来说，无法多产，只有节用，所谓“三年耕，有一年之蓄”，照一般情形论，年年丰收，是绝对不会的。平均下来，三年中总会有一个荒年，或水灾或旱灾或虫灾。只要来一个荒年，那么三年的积蓄就完了，而且人活于世，生老病死总是免不了的，脆弱的农业经济使农民的生活经不起任何大的打击。我们可以想象，只有生活实在过不下去了，他们才会冒着生命的危险，一次又一次的到医院卖血，况且耕田并不是一个赚钱的职业，“卖一次血能挣二十五块钱，在地里干半年的它也还是那么多”⑾，农民的劳动已经被贬低到了如此的程度，而当时的国家形势也是不允许农业人口转业的。广大的劳动人民，特别是农民，他们的生活水平一直是很低的，他们所面临的生活是困难的，他们一次次的卖血，不过是把血当作一种商品，拿去换钱，以求渡过难关。血是生命的精华和本质，失血代表了生命的死亡和结束，用生命来做生命的交换，这不仅是一个阶层的悲剧，更是一个民族的悲剧。

福贵是这样贫苦农民形象的典型代表。他原本是地主的儿子，是个“很有身份的人”，家里“有一百多亩地”⑿，但他年轻的时候败光了家产，成了一无所有的穷人，从此脱去了绸衣，穿上了粗布衣服，吃着自己种出的蔬菜和粮食，过着可以温饱的日子。小说是以“我”在夏日的阳光下，听福贵讲述他的人生之旅起笔，归于黄昏老人故事的终结。而福贵的故事本身也是一个完整的回环。这种循环的叙述方式，把整部小说串联起来，同时在故事里面又有故事，层层循环。

“为何哭泣，如今我不应忧伤，为何叹息，朋友已不能重相见，为何悲痛，亲人去世已多年，我听见他们轻轻地把我呼唤。我来了，我来了，我已年老背又弯，我听见他们轻轻把我呼唤。”这便是那首美国民歌《老黑奴》的歌词。对于福贵来说，是他一生的预兆：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先后有七位亲人离他而去，只剩下一头老牛伴着他，死亡一直笼罩着他的生活，但他“却充满了欢乐，”甚至在脸上的皱纹里都“积满了阳光和泥土”⒀，“他时常流出浑浊的眼泪，却不是因为悲伤，他们在高兴时甚至是在什么事都没有的平静时刻，也会泪流而出。”⒀饥饿和贫穷造成了生活的苦难，在战场上，“成包的大饼一落地，弟兄们像畜生一样扑上去乱抢，叠得一层又一层，跟我娘纳出的鞋底一样，他们嗷嗷乱叫着和野狼没什么两样”⒂，饿着肚子是打不了仗的，而且在农村，也到处充斥了饥饿和贫穷。因为饥饿，农村人可以为了一小根番薯而抛弃人的尊严，因为贫穷，福贵把女儿凤霞送给了别人，因为贫穷，儿子有庆上学时为了不使鞋子跑坏，在大冷天赤着脚跑去上学，因为饥饿，家珍骨瘦如柴，患了病仍得撑着去干活，因为饥饿，外孙子苦根吃豆子被撑死。

还有那未知的命运：福贵家道中落因而保命，龙二使福贵破产却在大富大贵之时被革命政权枪毙，解放后春生春风得意当上县长，却在文革中一落千丈，上吊自杀。我们设想，如果福贵当年在与龙二的那场豪赌时，听从家珍的话适时收手，勤俭持家，至少那剩下的一百亩地还是可以保住的，如果福贵在战场上被解放军俘虏之后，参加革命，没准他也能够象春生那样成了一县之长。但是在时间的轮回中，龙二被枪毙，春生也死了，而最贫穷的福贵却守着自己残破的家顽强的活着。在这一循环中，生死、善恶、美丑、爱恨不在只是二元对立，而是自然的此消彼长。苦难本身是可以反抗的，而命运却无从反抗，当一切无可反抗，反抗也无意义的时候，象福贵那样尊重生命，好好的活着就是对死亡的最好的抗争。“福贵凭一己之力，依靠生命的本能承受着并抵抗着悲剧命运的频频袭击，于苦难极限处善待生命，”“对于他们来说，自杀就是招供，招供自己已经被生活所击垮，或者招供自己不理解生活。一个最有生命力量的人不是选择自杀，而是选择活着。”⒁俄狄浦斯弄瞎了双眼，他依然选择活着，福贵承受着生命不能承受之重，也依然选择活着。生存是对死亡的最大嘲弄，特别是当生存变的无比艰难的时候。余华正是通过这一些农民形象的塑造表达了自己对于人生、人性的思索。

三

余华的早期作品对于人性恶的揭示是大胆和深刻的，相比于一些“大团圆”的结局，给人以更大震动。他从不回避现实世界带给自己的混乱感，在暴力和混乱面前，文明只是一个口号，秩序更是失去存在的空间。他把人类的理性的外衣撕开，沉浸于对暴力和血腥的世界，而不作出现实的判断，只是一个冷静的叙述者，一个话语的暴君。到了90年代，对于“苦难”主题的反复渲染，从某种程度上代表了余华对于传统的回游，并通过农民形象的塑造显示了自己对于苦难的不同层次的认识，即体验、忍受、消解，并进一步提出了缓解苦难生活的三种方式：回忆、忍耐和幽默，表达着自己对于人的生存状态的悲天悯人的情怀，企图为小说中的人物乃至整个受难的人群寻找出路。这个出路就是“希望”。不论是根龙、阿方还是福贵，他们对于生活从未有过失望，即使是到了战火纷飞的战场上，所有的人枕着子弹睡觉，每一分钟都有可能有人死亡，但就是在这样极端的情况下，福贵想的最多的，也还是活下去，和家人团聚。“希望”二字对于人的努力和幸福具有不可思议的力量，“希望”之所以是件美好的东西，因为他永远不会消失。

总之，余华从80年代的“苦难的受难”，到90年代的“温情的受难”，始终体现了余华作为一个作家对于人的关注，而农民阶层作为整个社会阶层的最底端，他们所面临的生存困境也就越是严峻，余华通过农民形象的塑造实现了自己的创作宣言：“我只是一个作家。我的兴趣和责任是要求自己写出真正的人，确切的说是真正的中国人”，“作家应该关心真正的人，只要写出一个真正的人，就是写出了广阔的人群。”（16）

参考文献：（1）参考“嘉兴市图书馆”网站资料

（2）张英，《写出真正的中国人——余华访谈录》，北京文学，1999，（3）余华，我的文学道路，当代作家评论，2002，（4）（4）格非，何谓先锋小说

（5）王达敏，余华论，上海人民出版社

（6）陈思和，余华：由“先锋写作转向民间之后”，文艺争鸣，2001，（1）（7）叶立文，访谈：叙述的力量——余华访谈录，小说评论,2002,(4)（8）叶立文，访谈：叙述的力量——余华访谈录，小说评论,2002,(4)（9）《活着》中文版自序，上海文艺出版社(10)《许三观卖血记》，上海文艺出版社(11)《活着》，余华，上海文艺出版社，25页（12）《活着》，余华，上海文艺出版社，7页（13）《活着》，余华，上海文艺出版社，37页（14）王达敏，余华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5）《活着》，余华，上海文艺出版社，57页

（16）叶立文，访谈：叙述的力量——余华访谈录，小说评论,20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