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人民网评：满足新生代农民工合理诉求,破解“用工荒”
人民网评：满足新生代农民工合理诉求，破解“用工荒” 春节长假刚过，多地已传来“用工荒”的声音。“广州和东莞的部分工厂因为招不到工人不得不推迟开工日期，浙江流失的工人达六成以上。企业为了招工纷纷提高工资，有的起薪已到2000元以上，但反应并不热烈。”——半停工、工人流失、提薪，这些与“用工荒”同期出现的词汇总是如约出现在节后的此类新闻中。
“用工荒”近年的日益凸显，成因复杂，但其中不可不忽略的一个因素是：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诉求与用工现实之间的错位。以这个因素考量，随着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扩大，“用工荒”问题将愈发严峻，并长时间存在。
错位在何处？企业希望招收熟练工，能够在短期内就产出效益，并吃苦耐劳；但这些特征在新生代农民工身上表现并不明显。而新生代农民工对自己职业的定位，显然更高：个人的发展空间、工作环境、薪酬等平等性要求都在他们的考虑之中。与他们父兄辈农民工吃苦耐劳、默默无闻的特性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在用工方眼里，被打上了“心态浮躁”、“挑剔”、“耐受力低”、“不能吃苦”、“缺乏技术”等负面标签。如何看待这些负面标签？它们果真是一种“负面”，还是新生代农民工对自身的发展期许的合理诉求？
事实上，无论新生代农民工的诉求如何，他们的身份在城市里的身份始终是农民工。他们与传统农民工一样，面临共同的问题：工资拖欠、劳动合同签订率低、社会保障水平较低、职业健康安全保障不足、劳动权益保障问题。农民工在城市里所面临的生活、工作状况依旧未变。
据统计，我国现阶段的新生代农民工，即1980年及以后出生的农民工总数约有8487万人，占农民工总数的58.4%。这样一群受教育程度、平等意识和维权意识、个人发展渴求度都高于父兄辈的劳动力大军，在城市的劳动力市场上所遭遇的现实并没有改变。而他们不同于父兄辈的诉求和意识与坚硬的现实之间发生碰撞时，必然出现用工方眼里的诸多“负面”特性。去年年底，一份全国妇联、中国家庭文化研究会今天在京发布的《新生代进城务工者婚恋生活状况调查报告》显示，新生代农民工中，六成人会因为“工资比较低”、近四成人因为“没有发展机会”、“影响健康”等原因选择离开原工作单位，在多个工作单位和城市间频繁流动。在一个劳资双方平等博弈的视角看来，这与其说是“浮躁”的负面因素，不如说是一个庞大群体所表达的向上发展、平等意识和维权意识的合理诉求。
社会不能用他们父兄辈对这些权益保障不足的“耐受”来要求这一代农民工，已经亏欠了他们父兄辈农民工的，不能照旧让他们持续牺牲。如果我们仍旧以传统农民工的“美好品德”来要求这一代农民工，所产生的不仅仅是用工荒之下凸显的“错位”，同时也必将承受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农民工的家庭幸福和个人发展方面的负面影响，同时，矛盾积累之下，新生代农民工身上存在的不信任感等心态还可能为社会稳定产生极大的影响。
所以，“用工荒”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它的本质是一个社会问题。8000多万新生代农民工的合理诉求正成为一种必须严肃对待的命题，必须以与时俱进的方法恰当合理地解决，也期待这个问题在3月份即将召开的全国人大会议上成为代表的热点议题。
第二篇：新生代农民工利益诉求以及满足对策研究
前 言
新生代农民工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肩负着促进城乡协调发展的重任，满足新生代农民工的利益诉求对我国经济从“劳力增长”向“技能增长”和“智力增长”具有重要意义，是构成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由于农民以及农民工政治话语权的极度缺失，新生代农民工的利益诉求很难得到合理的关注和满足，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利益诉求进行梳理总结并进行满足对策研究就显得具有重要意义。
本人参考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描绘了新生代农民工的利益诉求五级层次图，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分析了满足新生代农民工利益诉求的现状以及存在的主要问题，针对满足新生代农民工利益诉求中两个重要瓶颈：资金投入不足和缺乏专项管理，提出了建立中央政府、务工所在地政府、用人单位和农民工2：1：1-0.5：0.5-0投入机制和中央专门管理、地方专职协调和资金专项使用的专项管理制度，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满足新生代农民工利益诉求的具体政策构想。一 新生代农民工的概念界定和利益诉求
1.1新生代农民工的概念界定
新生代农民工是指年龄在17岁到30岁之间，20世纪80年代以后出生在农村，又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相继来到城市打工的农民工。据2006年国务院政策研究室发布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显示，我国农民工总数大约2亿人，其中16－30岁的占61%，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我国农民工的主力军。
应当指出的是，以年龄作为农民工群体代际划分有一定的局限性，但目前的学术界和传媒大多采用此概念，本文为便于研究延用这一界定。另外，本文论述的是新生代农民工重要的利益诉求，但并不是新生代农民工所特有的，有些是适用于农民工整个群体的，本文不加以严格区分。
1.2新生代农民工的利益诉求
新生代农民工处在一个身份认同和自身定位的转型期，已经由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农民转型成为逐渐脱离土地和农业，独立于城市之中的新的阶层和利益团体。新生代农民工的特点极为鲜明且富于变化，正处在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直至性格及特点最终成型的阶段1。对“富于变化”的新生代农民工的利益诉求进行分析是比较困难的，但本文通过对近年学术界和传媒领域对新生代农民工研究成果的梳理和总结，结合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勾勒出了新生代农民工“极为鲜明”的利益诉求层次图。
图1-1新生代农民工利益诉求层次图
在新生代农民工马斯洛利益诉求层次图中，第一、二层是基本的利益诉求，其中找到工资较高且稳定的工作是最基本的利益诉求，掌握一技之长是基本诉求中最直接的利益诉求，而拿到工资和享受五险一金待遇是分别是基本诉求的初级和高级外延利益诉求；第三、四层是在没有获得城市户籍享受市民待遇之前的过渡利益诉求，是使新生代农民工更好地在城市生活的利益诉求，而且这个层次的利益诉求没有明显的层级关系，其中在城市拥有自己的房子或租住廉价住所是新生代农民工最渴望的利益诉求，而农村留守子女获得良好教育或城市 流动子女获得公平待遇则是他们最关心的利益诉求；第五层次是终极的利益诉求，也是我国农村问题中最难破解但却不可逆转的问题。
1.2.1掌握一技之长，找到工资较高且稳定的工作
新生代农民工在寻找工作时,并不像他们的父辈那样,单纯出于养家糊口的目的,他们更多地是在寻找适合自身发展、可提高自身技能的工作。因为新生代农民工渐渐意识到，他们干最累的工作却拿最低的工资，而且稍有差错就会被老板炒掉的根本原因在于他们没有一技之长，他们能干的工作别人也能做，老板上街一抓一大把这样卖苦力的人。Chen Shida, president of Zhejiang Academy of Labor and Social Security, said: “Unlike their parents, these young people want to make a living with their brains rather than brawn.” 2（浙江社会科学院主席陈诗达说：“这些年轻人和他们父辈不同，他们都想靠大脑而不是肌肉谋生。）由此可知，新生代农民工最基本的利益诉求是找到一份工资较高且稳定的工作，而为了实现这个诉求，掌握一技之长就成为他们最直接的利益诉求，因为专业技能知识是他们获得更好工作、更高收入和更大城市生活空间的必备条件。
1.2.2拿到工资和享受五险一金待遇
拿到工资成为新生代农民工的利益诉求，一方面是由于获取劳动报酬是付出劳动的农民工的基本权利，更主要的是新生代农民工的工资拖欠问题十分严重，因为缺乏社会经验或者盲目追求过高待遇的他们更容易被黑心的用人单位所骗用。新生代农民工想要享受五险一金待遇，更多是希望能保住他们拿到的工资，因为在劳动中一旦受伤或得病，没有工伤保险或医疗保险3的他们，不仅可能将辛苦挣得的工资花费掉，还可能赔上自己的下半辈子；同时也是希望国家用强制手段进行再分配以弥补他们付出与所得巨大差距，希望将来干不动可以拿到养老保险，找不到工作时可以享受失业救济，将来在城市买房时可以使用公积金贷款。在满足掌握一技之长找到稳定工作这个基本的利益诉求后，拿到工资就成了找到工作的初级外延利益诉求，享受五险一金待遇则是其高级外延利益诉求。
1.2.3在城市中拥有自己房子或租住廉价住所
2008年12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考察重庆时曾语重心长地对农民工说：“现代化建设取得今天这么大的成绩，离不开农民工。城里那么多高楼大厦，是谁建的？大部分是农民工建的”，但建成后的高楼大厦却无情地把农民工挡在了外面。农民工希望在城市中自己的一套房子，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他们渴望有朝一日居住在辛苦奉献多年的城市，而住房是阻挡新生代农民工成为城市市民最棘手的障碍。年复一年的春运提醒着我们，中国尚有如此多的人尚未实现安居和乐业的统一，每年年根支撑他们不辞劳顿千里归家的动力，既有短期团聚的甜蜜，更有长期分离的酸涩。他们渴望在城市有自己的一个小家，四五十平就可以，或者能够长期租住廉价干净的房子，每天辛苦劳动之后能和家人其乐融融的生活在一起。1.2.4 农村留守子女获得良好教育或城市流动子女获得公平待遇
据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的调查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对子女学历的期望大多数是大学学历、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学历，三者合计达89.1%，其中希望子女将来具有博士研究生学历的高达38.8%。新生代农民工对子女学历近乎不切实际的期待是他们复杂心理的表现：其一反映了他们对当今社会的深刻认识，对知识教育及文化的尊重、珍视和敬畏之情；其二反映了他们的自我否定，对自己受教育程度的不满；其三，出于“代偿”转移心理，他们寄厚望于下一代攀登自己没有达到的人生高度4。由于上述原因，他们竭尽全力让子女接受最好的教育，希望农村留守子女获得良好教育，城市流动子女获得公平待遇，是他们最关心的利益诉求。
1.2.5获得城市户口享受市民待遇
新生代农民工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缺乏甚至没有务农经验，土地情结淡薄，他们更熟悉的是城市的生活方式，渴望融入城市，不想做来了就用、用完走人的“候鸟”。新生代农民工渴望融入城市的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他们想享受捆绑在城市户籍上的就业、社保、住房、子女教育等一系列高福利待遇，但从我国近期处理农民工问题的思路研判，我国可能采用农民、农民工和城市市民的城乡三级管理制度，让农民工享受与城镇职工性质相同但福利水平较低的各项社会福利5，假定这样，上述四个层次的利益诉求的满足状况所附带的福利水平将低于城市职工，获得城市户口享受市民待遇也就成了新生代农民工的终极利益诉求。二 满足新生代农民工利益诉求的政治紧迫性
“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运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国是不肯动弹的。”鲁迅先生七八十年前先生所阐述的真理，对于七八十年后的中国社会依然是适用的，2003年孙志刚以被打死的生命终结收容遣送制度便是其血淋淋的证明。鲁迅的话和孙志刚的血表明，在中国的政治氛围中强调必要性和重要性的影响是非常微弱的，只有残酷的现实危机摆在面前甚至有些人流血的时候，中国的决策层才能在紧迫的氛围中推动中国动一下，因此本文将重点阐述满足新生代农民工利益诉求的政治紧迫性。
2.1满足新生代农民工的利益诉求事关收入再分配和经济复苏
我国国民收入分配的一个最明显趋势就是，政府收入增速明显过快，而居民收入所占比重则相对下降，从1998年至2007年，政府占国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从17.5%上升到24.2%，居民收入所占比重从68.1%下降至57%。而富裕起来的政府却专注于经济建设，在社会保障上投入的力度不足，从最近几年10%～11%的社会保障支出比重看，在国际上仍是一个相当低的水平，一些欧美发达国家的比重在50%上下，甚至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比重也在20%左右。收入分配体制的失衡，使得原本应该由普通百姓消费的资金，最终变成了政府的投资，政府又没能及时提供相应的社会保障体系，进一步加剧了消费率的下降。“出手要快、出拳要重”的4万亿投资使40%左右的投资率几乎已达增长的极限，尤其是金融危机爆发海外需求急剧萎缩的情况下，高投资并没有海外尤其是美国的高需求与之对应，最终必然是产品积压过剩，而扩大内需则成为事关经济复苏的关键因素6。
满足新生代农民工的利益诉求，加大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培训，可以实现政府和居民收入的再分配以促进消费，同时也有利于缓解当前巨大的农民工就业压力和实现国民经济从“劳力增长”向“技能增长”的转型；为新生代农民工建立相对完善的社保体系以及对其住房需求以及子女教育提供更多的福利政策，比单纯的发放消费券更能促使农民工放开顾虑尝试消费，而且从经济学理论来说，低收入人群的边际消费倾向高于高收入人群，分配给穷人比分配给富人更能刺激消费，也更能增加一个国家的整体福利；允许符合相关条件的新生代农民工获得城市户籍，不仅能够实现城乡的良性互动以有效促进城市化进程，而且能为农村土地流转腾出更大空间以促进规模化经营推进。
综上所述可知，满足新生代农民工的利益诉求不仅能实现政府和居民的再分配以提高国家的整体福利水平，而且对刺激消费拉动内需以摆脱本轮金融危机和实现经济触底反弹具有重要的杠杆作用。如果政府一味依靠加大投资来拉动经济“保八”增长，不仅会加重我国经济高投资低消费的结构性失衡，而且由此引发的失业、贫富差距加大等问题将严重威胁社会稳定。
2.2满足新生代农民工的利益诉求是减少犯罪和防止骚乱的最佳选择
新生代农民工的犯罪不断呈现出“两高”特点，一是在居高不下的农民工犯罪中占据高 比例，近些年天津市外来人口犯罪案件中，年龄在18岁至35岁之间的犯罪人数占到七成以上；二是在潜在危害巨大的青少年犯罪中占据高比例，据上海政法学院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教授吴鹏森调查，上海市青浦区近些年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不满16岁的外来务工人员子弟参与刑事作案的人数已占到六成7。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率不断增高，不仅对普通百姓的生命和财产造成威胁，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演变成骚乱的可能性持续升高，2005年法国骚乱8就给我国提了一个醒。
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社会环境方面主要是就业危机和机会缺少引起，自身素质不高，竞争力较差也是重要因素，2008年8月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一项调查也显示，新生代农民工眼中最大的社会不公平就是 “普通老百姓向上发展的机会太少”以及由此导致的分配不公。据此可知，要想有效地遏制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的不断蔓延，必须要满足新生代农民工各个层次的利益诉求，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技能和素质，让他们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向上发展的空间，同时通过社会保障、住房福利以及子女享受公平教育实现收入的再分配，提高其生活质量以减弱对社会的不满情绪。
如果政策制订忽视新生代农民工的利益诉求，将铸成大错，那将是中国的损失，也是中国的危机。中国的农民，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善良、最听话、最能忍耐的一个特殊群体，可是，一旦被激怒，又会骤然成为世界上最庞大、最无畏又最具破坏力的一支队伍！农民之所以安分守己，是因为他们还有“奔头”。最好不要把他们的卑微的“奔头”掐灭，否则城里人也不会有好日子过。三 新生代农民工利益诉求满足现状和存在主要问题
3.1新生代农民工利益诉求满足现状
3.1.1职业技能培训率低且效果不好，工资较低且工作变动频繁
据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的调查显示，新生代农民工月平均工资主要在1000-1500元之间，远远低于其所在城市的平均工资标准；而且他们工作频繁变动，甚至还有38%没有同单位签订劳动合同。他们工资较低且变动频繁最主要原因就是他们没有一技之长，从进城民工的总体情况来看，参加过专门职业培训的仅占10％左右，而且职业技能培训也很难满足用人单位的需要，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市政协副主席陈万志认为，有的地方政府组织的培训教学理念陈旧、教学手段落后、教学用品破旧，比如说，在进入数控时代的今天，一些地方举办的机床培训学习班，用的还是上世纪那些老掉牙的机器9。
3.1.2工资拖欠依然存在，五险一金参保率低且保险效果难以发挥
由于各级政府加大对拖欠农民工工资的监督和惩罚力度以及采用预先垫付的备用金制度等各项措施，工资拖欠得到了有效地解决但依然存在。在农民工的社会福利方面，目前只针对性出台了养老保险办法的意见征求稿，缴费比例比城镇职工有所下降，但异地续接的可操作性仍备受质疑；医疗保险、工伤保险等仍没有出台针对农民工的办法，其参保率一直较低，其中医疗保险大多仍采用农民的新型合作医疗保险，但由于新农合大多指定在所在地县级以下医院的花费可报销，而新生代农民工大多意外受伤或得病须在当地及时救治，致使医疗保险的保障效果不明显。总体上看，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保险存在参保率低、异地转接困难以及保险效果难以发挥等问题。
3.1.3居住状况不乐观，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未向农民工开门
据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的调查显示，新生代农民工有49.8%住在集体宿舍，居住条件绝大多数都比较简朴甚至简陋，农民工的身心健康、心理归宿、子女教育等权益难以得到保障。向城市贫困居民提供的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迟迟不向比城市贫困居民收入还低的农民工“开门”，农民工根本购买不起价格超高的商品房，有条件的只能租住在治安和卫生较差的城市郊区或城乡结合部，这么渴望融入城市的他们感受到极大地排挤，而且让孩子成长在鱼龙混杂的环境，严重束缚了新生代农民工的生活质量和制约了城市化进程。
3.1.4农村留守子女缺乏关爱，城市流动子女获取公平待遇难
农村留守子女在成长中存在“五缺”现象，即亲情缺“慰”、生活缺“助”、心理缺“疏”、学习缺“导”、安全缺“护”；另外，在实现农村中小学的义务教育之后，上高中（职高）特别是大学成本高的问题显得尤为突出，虽然职高以及大学的教学质量整体偏低以及就业前途堪忧，但上职高或大学仍不失为农村留守子女走向城市的一条捷径，国家有必要在农村推行职高和大学学费减免政策以创建一条向城市输运高素质的人才为主的城市化之 路。城市流动子女方面，虽然2006年义务教育法的修订以及我国在2008年春季免除城市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学杂费为城市流动子女进入公立学校扫除了理论上和经济上障碍，但由于城市公立学校隐形成本较多等因素进入城市公立学校仍比较困难；另外，城市流动子女不能参加当地高考，导致其上高中和大学的成本和难度增加，影响其技能和素质的进一步提高。
3.1.5获取中小城市户籍相对容易，大城市户籍难以获取
1997年中国政府发布的《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方案》规定，允许在小城镇有稳定就业或收入来源、有合法住所的农民在城镇落户，现在这一政策的适用范围已从小城镇扩大到中等城市。其中有合法住所最难满足，新生代农民工还寄希望于享受捆绑与户籍上的经济适用房或廉租房政策拥有合法住所，而合法住所却是获取中小城市户籍地一个条件，有合法住所的条件使新生代农民工获取中小城市户籍进入了死循环。我国现阶段户籍制度改革的趋向，2009年2月上海艰难破冰的户籍新政规定“居住证转户籍”应当同时符合5个条件：持有《上海市居住证》满7年；期间按规定参加城镇社会保险满7年；依法缴纳所得税；被聘任为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或者具有技师（国家二级以上职业资格证书）以上职业资格，且专业及工种对应；无违反国家及上海市计划生育政策规定行为、治安管理处罚以上违法犯罪记录及其他方面的不良行为记录的人员。其中最难符合的就是“在上海被聘任为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务或具有技师以上职业资格且专业及工种对应”，这几乎堵死了农民工获取上海户籍的道路。
3.2满足新生代农民工利益诉求存在的主要问题 3.2.1资金投入机制不合理导致财政资金投入不足
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资金投入大多实行政府、用人单位和农民工个人共同分担的投入机制，而这个机制在实际执行中阻力重重，这直接导致了用于农民工问题的资金投入不足。政府主要包括中央政府、劳务输出地和务工所在地地方政府三方，其中劳务输出地大多是中西部地区，地方政府财政本身就捉襟见肘，其对农民工培训资金以及农民留守子女教育的资金投入受到极大限制；而作为受益者的务工所在地政府财政虽肥的流油，但依靠城乡二元制度的袒护将农民工及其子女排斥在城市外，很少对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享受五险一金待遇、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保障以及城市流动子女的教育进行投入；这样政府中有效的投入实体就只有中央政府。让用人单位为农民工福利买单更是一种奢望，用人单位极力将农民工的工资向最低工资标准挤压，哪里还舍得花钱在农民工的培训以及为其缴纳社会保险呢？让农民工个人出钱更是不现实，一是本身工资就很低，二是政府有关农民工的各项福利安排的预期并不明朗，有可能竹篮打水一场空，不敢轻易投资。综上所述，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有效资金投入实体就只有中央政府，参照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资金投入比例推断10，政府、用人单位和农民工个人对用于农民工问题的资金投入比例应为1：0.5：0.5，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投入比例大概为1：1，假定政府期望对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资金投入1的话，实际有效的投入只有1/4,这直接导致了对解决农民工问题资金投入不足。3.2.2 农民工徘徊在城乡二元结构之间缺乏专项管理
年复一年的春运将那些原本分散的外出务工者遽然集结至车站和码头，由此所形成的冲击则以较为极端的方式警醒着我们：尚有如此庞大的农民徘徊在城市和乡村之间，而我国政府对他们却缺乏专项管理，大多数是被迫将其纳入城镇职工管理或习惯性纳入农民管理，导致对农民工的管理制度设计缺乏针对性、执行可操作性不强以及期望效果难以发挥。2009年政府提出要着力解决大学生以及农民工的就业问题，在2009年1月下发《关于加强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采取六大措施促进大学生就业，但到现在为止也没有出台促进农民工就业的一个措施；中央政府除针对农民工出台养老保险办法以及上海、成都等地方政府制订包含老年补贴、工伤（或者意外伤害）和住院医疗三项的综合保险制度外，农民工社会保障大多被纳入并不适合农民工的城镇职工社保体系；城市针对城镇贫困居民提供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但国家却没有针对比城镇贫困居民收入还低的农民工住房需求出台相关的福利措施；虽然城市流动子女可以免费就读城市公立学校，但却没有针对城市公立学校隐形成本支出较多的情况对他们出台进一步的减免补贴政策。对农民工缺乏专项的管理，使农民工在城市的生活成本和精神压力巨大，也严重制约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健康发展，有必要在对农民工进行专项管理，建立农民、农民工和城镇职工的城乡三元管理结构。四 满足新生代农民工利益诉求对策研究
4.1满足新生代农民工利益诉求重要前提
4.1.1建立中央、地方、用人单位和农民工2：1：1-0.5：0.5-0投入机制
在“3.2.1资金投入机制不合理导致财政资金投入不足”中已经指出，农民工问题相关资金投入的有效实体只有中央政府，为保障农民工问题的有效解决中央政府必需加大资金投入，另外根据“谁受益谁负责”的原则，务工所在地地方政府也必须农民工进行资金投入。但以往中央和地方1：1的投入比例已经难以施行，房地产市场的低迷带来地方财政的重大支柱土地出让金减少让地方政府的融资难度剧增，与其每年向地方财力转移性支付不如减少地方政府的资金配套比例，不如加大中央政府投入减少地方政府配套。鉴于1994年税制改革后中央和地方财政6：4的比例，再考虑到中央可以采用发放国债等多多手段融资，中央和地方财政可采用2：1的资金投入比例。用人单位是农民工进程务工最直接的收益者，因此用人单位也要对农民工进行资金投入，可考虑采用1-0.5之间的浮动配套比例，但考虑到用人单位唯利是图的本性，一方面要采用法规制约否则不予办理年检等法律手段，另一方面采用中央财政补贴地方税收返还等经济手段。鉴于农民工本身收入水平有限，适宜少点出资以便登记管理等，可考虑采用0.5-0的浮动配套比例。这样，在农民工问题的资金投入上，假如中央政府出2元钱的话，就要让务工所在地地方政府强制配套1元钱，同时采用法律和经济手段让用人单位出1元至5毛，再根据实际确定农民工个人出5毛甚至不出钱。
4.1.2建立中央专门管理、地方专职协调和资金专项使用的专项管理
务工所在地城市特别是大城市对农民工采取的“打工可以，户籍不接”的政策，导致农民工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长期徘徊在城乡之间，处于无政府或多政府管理的状态，中央应对其进行专门管理，在国务院下设农民工管理委员会，以帮助其顺利实现从农村到城市的过渡。另外，国务院直属的农民工管理委员会应在市级城市垂直设立职能部门，落实农民工管理委员会的各项措施，各职能部门委派专员协调，并将其纳入当地政府的政绩考核。还有重要的一点，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用人单位以及农民工个人投入资金纳入专项管理，不再采用委托地方政府实施中央转移拨付的方式，采用农民工管理委员会直接拨付各市级城市垂直下设职能部门负责实施。这样，就形成了农民、农民工和城镇市民三元管理结构，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导致社会层级矛盾扩大化，但面对城市尤其是大城市对农民工的一味排斥，将农民工纳入专项管理避免被边缘化，仍不失为解决现阶段农民工问题的一个权宜之计。
4.2满足新生代农民工利益诉求的具体政策构想
4.2.1使培训单位向农民工提供满足市场需求的职业技能培训
新生代农民工第一层次的利益诉求是“掌握一技之长，找到工资较高且稳定的工作”，其关键点在于促使培训单位向农民工提供满足市场需求的职业技能培训，拥有一技之长的农民 工才能找到工资较高且稳定的工资。为实现这个关键点，首先中央政府及务工所在地地方政府要按照2：1的比例向培训单位提供培训补助作为利益吸引，但为促使培训单位提供满足市场需求的职业技能培训，要按照以下三个方面考核给予培训单位的补助金额已实现对其有效牵制：（1）培训农民工通过国家职业资格认证的数量以及成绩高低，已实现政府对培训效果的事后监督和为农民工获得城市户籍提供技能素质方面的认证；（2）培训农民工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数量、期限以及相关待遇等，已实现职业技能培训和就业挂钩切实提供培训效果，调动农民工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参加职业技能培训的积极性；（3）培训农民工对培训单位关于培训师资、培训内容以及是否满足市场需求等的评价，改变农民工在职业技能培训的弱势地位，已使农民工获取其想要的职业技能培训。
4.2.2使用人单位为农民工缴纳五险一金和实现社会保险跨城全国管理
新生代农民工第二层次的利益诉求是“拿到工资和享受五险一金待遇”，由于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解决，要重点解决的就是农民工社会保险缴费比例低、跨城转接困难等问题。其中缴费比例低主要是由于用人单位不愿农民工缴纳五险一金所导致的，要想促使用人单位为农民工缴纳社会保险，首先中央政府和务工所在地地方政府要对用人单位尤其是中小企业进行财政补贴和税收返还或费用减免等方式作为利益吸引，同时要对未缴纳的用人单位进行不予办理年检、干扰银行放贷等方式惩罚性督促，形成一个“用人单位为农民工缴纳社会保险获取补贴不缴纳受到惩罚”的局面；要按照以下三个方面考核给予用人单位的补助金额已实现对其有效牵制：（1）与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的数量、期限以及相关待遇等，为农民工维权提供法律保障和为农民工获得城市户籍提供就业方面的认定；（2）为农民工缴纳社会保险的比例以及缴费金额等，已切实保证该补助能满足第二层次的利益诉求；（3）农民工对用人单位发放工资、缴纳社会保险以及其他福利待遇方面的评价，同样为改变农民工在用人单位的弱势地位以及促使用人单位更好地对待农民工。阻碍农民工享受社保待遇另外一个重要因素是社保跨城结转困难，按照我国现行的养老保险转移办法来看，转保只能转个人账户的部分，但转入地将承担加上社会统筹资金计算出来的退休金，致使很多地方都不愿意接受外地转入，对于退保倒是大开绿灯。要促使农民工的社保合理流转，需要对农民工的社保基金进行跨城的全国统筹，纳入国家统一的农民工社保基金大账户，打破在各个城市之间的分割。
4.2.3制订针对农民工的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政策
新生代农民工第三层次的利益诉求是“在城市中拥有自己房子或租住廉租房”，工资收入低于城镇职工的农民工购买商品房大多是不现实的，但城市向贫困居民提供的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却不向农民工开放，要实现2009年两会“居者有其屋”的目标，中央政府就需要针对农民工出台区别于城镇职工的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政策，一方面要由中央财政拨付专项资金而不依赖于务工所在地政府出资进行建设，另一方面要针对农民工特点选在务工集中地区建设小平简装的经济适用房或廉租房。还有重要的一点，该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政策不能对所 有的农民工开放，要按照以下条件优先满足：（1）通过国家职业资格认证的等级、在城市签有劳动合同工作的期限以及在城市缴纳社会保险的年限等，以激发农民工提高自身职业技能水平和减少农民工在各城市之间的盲目流动；（2）有孩子在城市上学以及夫妻双方在同一城市共同工作的期限，已使农民工子女得到更多父母的关爱和接受较好的义务教育，同时提供农民工夫妻在城市的生活质量。
4.2.4使农民留守子女免费上高中大学和城市流动子女接受公平待遇
新生代农民工第四层次的利益诉求是“农村留守子女获得良好教育或城市流动子女获得公平待遇”，在满足第三层次利益诉求时将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政策优先向有孩子在城市上学的农民工倾向，可促使符合条件的农民工更多将孩子带在身边，另外要督促劳务输出地政府在农村寄宿制学校方面加强投入，缓解农村留守子女“五缺”问题；虽然大学的教学质量堪忧以及就业前景不明朗，但上大学仍不失为农村孩子进入城市的捷径之一，况且国家为那些考不上高中大学的新生代农民工提供了免费的职业技能培训以促使其融入城市，对这个文化水平相对较高的农村青少年就更应该提供免费的高中和大学教育以促使其更好进入城市，形成农村孩子通过“技能培训”和“知识升级”两条道路融入城市，为退经我国经济从“劳力增长”向“技能增长”乃至“智力增长”的转型。对于城市流动子女进入城市公立学校在制度上是可行的，但现实中仍面临重重阻力，一方面中央政府要强制各城市中小学接收不少于20%的农民工子女，另外选取较好的私立学校让农民工子女免费就读，通过进行财政补贴的方式对城市公立和私立学校进行补助，已使城市流通在城市有学上甚至接受较好的教育；对于让城市流动子女全部可以参加当地高考在目前是困难重重的，可以考虑允许在城市中考中排名前20%的城市流动子女参加当地高考，有限度的放开可能在务工所在地地方政府的承受范围之内，同时也激励农民工子女更好地学习。
4.2.5满足上述四个甚至某几个层次利益诉求就可实现
新生代农民工第五层次的利益诉求是“获得城市户籍，享受市民待遇”，根据1997年《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方案》规定，允许在小城镇有稳定就业或收入来源、有合法住所的农民在城镇落户，这样在满足上诉第一、三层次的利益诉求就可以获取城市户籍，但第二个条件“有合法住所”是很难满足的，可考虑效仿上海户籍改革的思路，转向对获取职业资格证书的等级、在该城市工作年限等要素转变；对于大型城市来说，提高资格证书的等级、在该城市工作、缴纳社会保险及所得税的年限仍为主要的入门因素。值得说明的是，上述各个层次并没有明显的顺序划分，在满足一定层次利益诉求之后就可能满足第五层次的，获得城市户籍又反过来促进各个层次的满足，尤其是第三、四层次利益诉求的满足。
结 语
由于我国政治制度的缺陷，农民以及农民工在我国政治氛围中话语权极度缺失，新生代农民工的利益诉求更是难以得到合理的关注和满足，而新生代农民工却是促进我国城乡协调发展的重要纽带，事关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和社会和谐发展，因此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利益诉求进行研究就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和政治紧迫性。
本人参考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描绘了新生代农民工的利益诉求五级层次图，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分析了满足新生代农民工利益诉求的现状以及存在的主要问题，针对满足新生代农民工利益诉求中两个重要瓶颈：资金投入不足和缺乏专项管理，提出了建立中央政府、务工所在地政府、用人单位和农民工2：1：1-0.5：0.5-0投入机制和中央专门管理、地方专职协调和资金专项使用的专项管理制度，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满足新生代农民工利益诉求的具体政策构想。
谢 辞
在我的毕业论文即将完成之际，我要感谢张艳欣老师给予的指导。从论文选题、论文结构以及论文的具体内容，张老师都给了我中肯得当的指导，在某些细节问题上还跟我进行了卓有成效的交流，经过她的指导使我的论文质量有了很大提高，再次为张艳欣老师的付出表示谢意。
通过本次论文的撰写，使我对农村问题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的利益诉求有了更深的认识，也深深地感受到农民以及农民工的生活是多么艰难和痛苦。作为来自农民的孩子，写论文的时候我经常想起我的父母亲，他们起早贪黑省吃俭用供我上学受尽艰辛，在此对我的父母亲致以崇高的敬意和无限的感激。
再次感谢张老师！祝你心想事成，工作顺利，身体健康！
参考文献
[1]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M].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 2006.[2]刘俊彦，吕鹏．中国新生代农民工发展状况及代际对比研究报告[M]．北京：中国青少年 研究中心，2007年第9号.[3]钱正武．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研究[D]．北京：中共中央党校，2006.[4] Wang Ying, Young migrants seek skills: Poll, China Daily, 08/03/2007: page3.[5]肖锋，胡赳赳，山鸡哥．都是农民：30年来城市与农民的纠葛[J].新周刊，2009，5.[6]谢九．2009两会特别关注：让利于民事关经济振兴[M]．三联生活周刊，2009，8.[7]于建嵘．法国骚乱提示中国未雨绸缪[N]．南方周末, 2007-04-25.[8]《中国经济周刊》评论员．春运遐想：农民工“居”与“业”能否统一[J]．中国经济周 刊，2008，5、6.[9]邓聿文．解决2500万农民工就业的几种思路 [N]．华尔街日报中文版, 2009-02-18.注
释
[1]观点转自：刘俊彦，吕鹏．中国新生代农民工发展状况及代际对比研究报告[M]．北京：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2007年第9号。
[2] Wang Ying , Young migrants seek skills: Poll ,China Daily, 08/03/2007: page3。[3]新生代农民工可能在劳务输出地缴纳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但新农合大多指定在所在地县级以下医院的花费可报销，而新生代农民工大多意外受伤或得病须在务工地及时救治，导致新生代农民工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形同虚设。[4]观点和数据转自：刘俊彦，吕鹏．中国新生代农民工发展状况及代际对比研究报告[M]．北京：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2007年第9号，有微小修改。
[5]根据2009年2月5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农民工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办法》征求意见稿，农民工个人养老保险的缴费比例从目前的职工工资总额的20%降为12%；农民工个人缴费比例则取消了8%的硬性要求，可在4%—8%之间自选。据此推断，我国处理农民工问题可能采用独立于农民和城镇职工的模式，参考城镇职工模式但降低相关指标。[6]观点转自：谢九.2009两会特别关注：让利于民事关经济振兴[M].三联生活周刊,2009，8。[7]数据来源：董振国，梁鹏，张军．缺乏务实观念 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观亟待矫正[N]．《经济参考报》,2009-3-20。
[8]法国骚乱：2005年巴黎，两名少年移民为逃避警察追捕，躲入变电站后遭高压电电击致死，激怒了对社会严重不满的法国第二代移民，他们放火烧汽车、学校、店铺引发骚乱，并迅速蔓延到法国全境，还涉及到比利时、德国、意大利等欧盟国家。法国第二代移民与我国新生代农民工十分相似。
[9]观点转自：蔡正奋．培训农民工要与时俱进 [N]．重庆日报,2009-03-10。
[10]根据卫农卫发〔2008〕17号《关于做好2008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工作的通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缴费比例为中央政府40元、省市县政府40元，个人20元，据此假定我国财政投入的一般规律为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其他利益相关方1：1：0.5。
第三篇：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难与用工荒
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难”与“用工荒”
一、前言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伴随着市场取向的改革大潮，大量的农民工开始涌现。时至今日，农民工的总体数量仍然在不断增加，且平均年龄正趋于年轻化，尤其是“90"后新生代农民工正逐渐成为农民工群体的主流群体。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程度较高，市民化、城市化倾向明显，具有更高的生活期望与更强的权利意识。也正是这些特征，当新生代农民工面临和第一代农民工相同或相似的社会处境时，许多人不免会产生更大的心理不适，进而做出不同的行为反应。他们在面对就业问题，也有了多元化的选择倾向，然而在自身技能和条件的限制下，普遍存在着眼高手低的现象，一定程度的造成了就业难与用工荒的矛盾局面。
二、新生代农民工概况
新生代农民工是指：出生于20世纪90年代，年龄在16岁——28岁，是在20世纪90年代末或21世纪初开始进入城市打工、经商的农村人口。他们大多是一毕业就进入城市务工，几乎没有务农经历，大多未婚，且受教育程度较高，与农村社会生活日渐脱离，而对城市生活则有着较为紧密的联系
由于年龄、成长环境以及受教育程度等因素的影响，新生代民工身上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被有关专家归纳为“三高一低”，即受教育程度高，职业期望值高，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高，工作耐受力低。
第一，文化程度相对较高。新生代民工普遍受到过相对规范的教育，许多人都已初中毕业，接受过九年制义务教育，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完成了高中学业，具备了较高的文化素质。所以，与上一代大多是文盲半文盲的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程度相对较高，多数人都接受了九年义务教育，更多的人接受了职业培训。另外，新生代民工成长在改革开放后较好的生活环境中，从小受到以城市文化为主题的报刊、广播和影视的影响，接受了多元化的开放价值观，他们的行为、观念已经相当城市化、现代化了。这不仅使得他们具有一定文化知识，也使得他们更容易接受新事物，可以通过报刊、书籍以及网络获取大量的知识和信息来为自己服务。
第二，职业期望值高。与父辈相比，新生代农民工的生存压力相对较小，这使得他们在找工作时不再单纯以工资看齐，而是越来越多地关注工作环境、发展前景和专业。因而他们在求职中，除了注重工资和福利待遇外，工作的发展前景，是否有职业培训也备受重视。此外，新生代农民工在就业上更倾向于第三产业以及有一定技术含量的工种，追求社会地位高、条件好、工资高的就业岗位，不愿从事高强度、高危险的苦、脏、累工作。
第三，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高。从生活方式的变化看，新生代农民工与老一代农民工在娱乐活动方面有着明显的差别新生代农民工从小接触的多是城市的大众文化，他们和城里同代人的差距相对较小，日常穿着、谈吐以及生活习惯基本都与城里人一样。受城市的大众文化和流行时尚文化的影响，他们也像城市人一样重视享受生活。城市文化的耳濡目染，生活方式的巨大差异，使他们不再适应农村的生活方式。
第四，工作耐受力低。新生代农民工中很多是独生子女，很多是跟着打工的父母在城里上学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完全离开了农村。另外，随着改革开放的推动下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在农村成长的新生代农民工没有像上一代农民一样经受生活的磨练，他们和城市孩子一样被娇惯，没有父辈的吃苦忍耐精神，在工作耐受力方面慢慢不能与他们的父辈相提并论。但与城里的同龄人相比，他们学业不精、缺乏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很多人初中毕业就开始打工。
三、新生代农民工特点
其实新生代民工与上代农民工的区别远不止这些，他们在思想观念、价值标准、工作需求、文化素质、法律知识乃至人生态度等方面与上代农民工都有着明显的不同。具体有如下几个方面【2】：
第一，消费观念更加开放。和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的消费观念更加开放。个人消费支出快速增加，不再为攒钱而使自己变成“苦行僧”——这是不同于父辈的显著特点。新生代农民工大多从学校毕业就直接进城打工，或是从小跟随着打工的父辈在城市成长。也正因为如此，城市人的消费观念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消费观念影响很大。
第二，生活目标明显转移。生活目标上，老一代农民工对自己赖以生存的土地十分记挂，终归要回农村去。而不少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长大甚至出生在城市，没有什么务农经历，因而他们没有父辈那么强烈的乡土情结。比起父辈，他们更希望留在城市中生活，对于城市的依赖感和归属感要远远大于农村。
第三，渴望的到社会认可。他们希望“有自己的事业”，希望有关机构组织开展各种技能培训；非常关注对人的尊重，希望被人们尊重和社会认可，希望参与城市的种种公共活动，体现自己的价值和融入城市群体。他们的“城市梦”也比他们的父辈更执著，他们中间大多数人不愿意在结束了若干年的打工生涯后回乡务农。
第四，社会保障需求高。新生代农民工对社会保障的需要大大超过第一代农民工。在心态和观念上，第一代农民工更接近于农民，对城市认同感较低，即使在城市中无法生存时，还有回乡务农的最后一条退路。第二代农民工更接近于市民，对城市的认同感较高，但与城市劳动力相比，由于缺乏必要的专业技能和进入正规就业市场的本领，心中过高的期望与所面对的非正规就业市场，形成巨大落差，在城市中无法实现真正立足，但也不愿甚至没有能力退回到农村中务农，成为了城市和农村之间真正的“两栖人”。新生代农民工不仅需要劳动权益的保护，而且需要社会失业救急网络的保障。
第五，身份认同的双重边缘化——被农村边缘化、被城市边缘化。一方面，城乡二元结构的削弱使得农民工实现了从农民到工人的角色转换；另一方面，城乡二元结构依然存在又阻碍政府对其身份的制度认同，于是角色转换与身份转换的背离使得农民工陷入身份认同的困境，形成“新二元结构”和自我隔离，难以融入城市。总之，新生代农民工在对自己身份作总体性的认知和评价时，呈现出模糊性、不确定性和内心自我矛盾性。
第六，价值取向发生变化。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消费意识增强，权利意识增强，自我发展意识增强，市民化意识增强。同时，新生代农民工价值观之消极表现也很明显。部分新生代农民工“厌农”、“弃农”思想严重，亲情意识较为淡漠，道德在一定程度上迷失。由于各方面原因，新生代农民工渴望融入现代城市文明，却遭到了城里人的漠视乃至歧视。强烈的被排斥感加剧了农民工在城市生活中的焦虑心理，促使他们更加自卑和敏感，个别甚至产生了强烈的被剥夺感以及仇视社会的心态。
四、新生代农民工就业难
新生代农民工对工作岗位比较挑剔，职业流动率是最高的，其跳槽频率是其父兄辈的近6倍。同时，他们缺乏必要的专业技能和职业本领，缺乏必要的专业培训、专业知识，不了解工业生产或现代服务业的基本规范，同现代非农行业对劳动者的要求还有相当大的差距。他们中接受过短期职业培训的仅占20%，接受过初级职业技术培训或教育的占3.4%，接受过中等职业教育的占0.13%，而没有接受过技术培训的占76.4%。没有过硬的职业技能，他们很难融入城市,并体面地生存。与此同时，社会越来越严峻的就业压力，特别是高层次劳动力就业重心下移的现象与新生代农民工就业期望高移的状态，加剧了他们的就业矛盾，使新生代农民工处于高不成低不就，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
从逻辑上讲，“用工荒”和“就业难”是一对矛盾的共同体，只要企业提高工资待遇，劳动者不挑不检，就一定能够解决就业问题。
但上文我们已经分析过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特征和职业期望，这与我国目前创造的就业岗位大多属于生产性和劳动密集型的就业岗位的现实情况不相符。
“用工荒”是针对我国农民工的用工荒，主体特征是劳动密集型企业生产性和加工性的工人缺乏，如机械加工、设备操作工、电子电器产品装配等，具有区域性、行业性和阶段性特点，发生在我国的珠三角和长三角。
造成“用工荒”和“就业难”同时存在的原因有一定的客观原因存在。首先，经济结构失调。
“民工荒”荒的是不太注重学历的普工，“就业难”难的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民工荒”意在说明中国现在需要大量民工，大量无知识人员，大量廉价劳动力，中国工业的大部分还停留在劳动密集型行业；“就业难”却又说明了中国有大量的知识密集型人才，高学历人才，但却没有那么多的企业可以接受他们。一边是劳动密集型企业缺人，一边是知识密集型的人才找不到工作——结构性失业。中国的高等教育已经培养了大批知识密集型人才，但中国经济却还停留在劳动密集型为主，还没有上升到知识密集型为主的时代，或者更确切地说知识密集型企业还没有多到能接收现有知识密集型人才的程度。
“80后”、“90后”的新生代农民工逐步成为民工主流，更加加剧了“民工荒”的现实。新生代的农民工与第一代相比，大多接受了较好的教育，学历越来越高，养家糊口的压力也远没父辈大，择业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们更注重生活品质、自由度、发展机会等，不愿意做流水线上的普工。
从岗位的数量限制上来看，技术密集型的就业岗位已然未达均衡，如现代服务业、文化创意产业、先进制造业等研发性、知识性的技术岗位，未能形成国际竞争优势，不具有区域性、行业性和阶段性特点。同时，随着我国教育制度的改革和高校的扩招，每年都有大量的大学生面临着毕业找工作，他们与新生代农民工相比，无疑受到了更加全面的系统教育，综合素质较高，更加的适合技术密集型和知识集中型产业。这对新生代农民工形成了很大的威胁。
新生代农民工有技术不愿当普工，老一代农民工没精力没能力当普工，于是直接反映出中国整个经济结构失调的现状。其次，劳动力市场失衡。
“民工荒”有一部分“荒”的是民工们的心态。民工在城市的工资待遇很低，并且还会经常受到各种歧视。在经济大面积回暖之后，对于某些农村剩余劳动力来说，城市不再是向往的地方，家门口的收入即便是低，但也可以活得更有尊严。于是导致民工求职市场的求大于供的失衡。
而新一代青年农民工求职却不同于老一辈民工的想法。他们认为自己接受了技术培训，拥有了知识，习惯了城市的生活，再回到农村过着收入低，生活质量差的日子，是极不情愿的事情。结果便是新一代青年民工扎堆挤进数量有限的好的工作岗位。
可是找不到民工的企业为什么不去录用这些有知识的人才呢？其实原因主要出现在青年民工的不愿意将就心态。大多数招不到工人的企业主要是从事于低技术低利润空间的行业，意味着只能支付起廉价的工资，并且从长远看来发展上升的空间很有限，这些就业机会都得不到大多数青年民工的认可，与他们理想的奋斗目标相悖。而能够提供好的用人单位对所选用的职员提出了较高的技能要求，他们能支付较高的工资，相应的他们也需要员工具有较高的劳动效率，而大多数青年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有限，并未得到系统的职业技能培训。因此，“民工荒”与“就业难”现象便顺应而生了。
第三，资源禀赋逆转。
所谓的“民工荒”与“就业难”现象就是，民工的价格变贵了，大学生价格下降了。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张维迎教授提供了一组数据，“大致来讲，现在我们每年新增的找工作的毕业生当中，初中生是800万，大学生将近500万，高中生是200万。可以这样讲，现在要在市场上要找一个小学文化程度的人比30年前找大学文化程度的人难两倍，基本上是找不到的。
现在新就业人群中55%是初中生，30%是大学生，15%是高中生，这是一个大体的状况。”然而，当今市场对普工需求依然很强烈，但是供应数量却在下降。愿意从事普工的，往往都是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甚至更多都是初中毕业或者小学毕业的劳动力，但随着高等教育普及，这个群体的数量越来越少，并且，与此相对应的大学生又不愿意从事普通工人的工作，大部分都希望从事相对体面的工作，但是相应岗位却有限。
现在的局面就是，中小学学历劳动力是稀缺资源，因为少，所以价格高；而大学生等高学历劳动力则是富集资源，因为多，所以显得廉价。劳动密集型企业不愿提高普通用工的工资，并且没有处于价值链的低端，怀抱远大理想的青年农民工看不到未来发展的上升前景，因此出现了“民工荒”；技术密集型企业所要求的门槛对于未接受高等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的青年农民工来说相对较高，这一道技术屏障直接将很多人排除在外，同时，每年大学毕业生的大量增加都会直接将这块本来就不大的蛋糕瓜分的只剩零星，结果便是青年农民工的“就业难”。
第四，劳动密集型产业中西部转移。
近年来沿海地带开始进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不少劳动密集型企业向经济欠发达地区转移。“金融危机”加速了产业升级和换代，使得中西部地区制造业、服务业长足发展。于是农民工外出打工有了更多的目的地。再加之这几年国家惠农政策力度加大，农业生产效益增加，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意愿降低。由于产业升级转移正在处在一个过渡期，仍然有一部分密集型企业留在珠三角、长三角等地，他们需要大批农民工，而上述原因又都直接导致这些地方求职人数减少，从而“民工荒”程度加剧。
第五，全球经济危机的滞后效应。
全球经济危机使得中国东部外贸出口公司经营状况不景气，大量民工被辞工返乡。2010年以来，即便是中国经济明显好转，倒闭的外贸公司又重新活了过来，但仍然难以抹去被辞民工们的“失业”阴影。谁都不知道在这风口浪尖处，中国经济究竟能好多久，外贸公司能拿到多少订单，自己的饭碗又能继续保几年。他们既没有户口，也没有保障，更没有收入来源，“失业”阴影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经济回暖后“民工荒”的现状。虽然中国经济回暖，但美欧各国经济复苏并不明显，国内工人不开工，便向中国下定单，可是收购价格上不去，而中国这边闹“民工荒”，民工工资上涨，导致企业两头难。这种情况下中小企业资不抵债，日益亏损，便撤出市场，剩下的只是垄断性大企业，结果本来可以解决一部分青年农民工就业的职位消失了。然而只有垄断性大企业，又对产业升级极其不利，中国的加工企业将仍然长期处在产业链的最底端，于是恶性循环，加工企业仍不能有效地帮助解决大量技能型或知识型就业岗位。
五、解决“民工荒”与“就业难”并存的对策建议
要解决这一矛盾的问题，必须要政府的政策扶持和青年农民工自身观念的转变这两方面来同时进行。
第一，加快产业升级，调整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到今天，对外向型工业的依赖过分严重，东部沿海劳动密集型企业让中国经济腾飞的同时也带来了经济结构失衡的后果，体现在劳动力市场就是知识型白领岗位供求不足，而对普工或低端蓝领岗位需求旺盛。调查数据显示，我国能够产生大量“白领”岗位的第三产业的比重远远低于发达国家，而接受了义务教育的青年农民工们又不会甘于从事一些低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工作。应对“民工荒”与“就业难”，治本之道就是进行产业升级,逐步摒弃劳动密集型产业。杜绝盲目扩大投入，不引进产能过剩的项目。产业结构调整要主动地由劳动密集型向知识密集型转变,这样才能提供更多的服务性、技术性岗位。这不仅能够满足新一代农民工技能提升的新需要，而且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就业难的“结构病”。
第二，国家政策制度相应倾斜。
新生代农民工对享受社会保障和城市公共服务的要求比较高，就业机会、工资水平等因素对于农民工的就业选择和流向都会产生直接的影响。要增强对求职者的吸引力，提供好相关的综合服务，保障其合法权益才是长久之策。国家应当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出台相关政策法规，切实保障农民工权益，提高农民工工资性收入，提供良好的工作环境。在促进农村发展方面，国家应继续加大对农业政策的扶持力度，中央及各地应大力推出惠农政策，从而保证农民工回乡就业，这将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整个经济结构优化升级。
同时国家还应当全力支持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转移，对在中西部发展的企业实施一定的优惠政策，鼓励其发展；对东部沿海进行技术密集型转型的企业给予一定的补贴和政策支持，推动其升级转型。国家需要继续加大对大学生就业的重视，比如，在企业与高校之间建立起一个基于信息沟通的合作机制，使得高校能够根据用人单位的及时反馈对具体的课程设置、培养目标等进行修正。这种沟通与交流为大学的改革和大学生的就业工作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国家还可以对企业实施一些优惠政策，用来支持高校的就业体验制度及相关活动。对于积极支持和参与大学的就业体验制度及其活动的企业，国家将给以一定的补偿或奖励，甚至是某些方面的优惠。这样的制度不仅为大学就业指导教育的开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对于大学毕业生职业观的形成和就业经验的积累也提供了直接的帮助。
第三，加大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系统的专业技能培训，让他们能有一技之长可以在社会中增强自身的竞争力。
现有培训体系应该体现出健全市场化的培训运作机制，在培训机构的认定、招生、培训、职业技能鉴定、职业介绍等环节中贯穿市场原则，形成一个按市场经济规律办事、能充分利用各种资源的新生代农民工技能培训体系。
首先，新生代农民工技能培训应以市场需求为导向。
在发展方向上应该立足于就业市场需求。针对中国农村劳动力系统接收农村职业教育和培训的比例较低、用工市场技能型人才普遍短缺、体能型劳动者越来越难以就业的现状，需要职业教育和培训机构根据劳动力市场的变化，以满足市场需求为导向，把技能培训与就业市场紧密结合，将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前的引导性培训、求职过程中的技能培训和就业后的岗位培训紧密联系起来，坚持岗前培训与长期培训相结合。采取灵活、有效、节时的培训方式，合理安排培训内容，适应新生代农民工的不同培训需求。培训机构应该结合新生代农民工的实际情况，积极发展订单式培训，保证培训的针对性，保证新生代农民工参加培训后的就业率，培训机构应该灵活安排培训时间，实行随到随学的办学模式，满足不同时间段新生代农民工的培训需求；培训机构应该逐步加大对新生代农民工技能培训结构调整、新生代农民工技能培训体系和培训能力建设的支持力度。
其次，培训内容要有针对性、实用性。在培训方法上，要注重采用案例教学法、工学交替、到实习基地实训和现场实践教学等灵活多样的培训方法，强化实践性教学环节，突出技能培训，使新生代农民工学有所用，学有所得；在培训内容上，应该加强就业技能培训力度，重点开展技术含量高、就业前景好、市场需求大的技术工种培训，并鼓励他们积极参加职业技能鉴定，取得相应的职业资格证书。
再次，增加劳动力培训市场供给。规范劳动力培训市场的服务系统。建立和完善城乡劳动力培训市场服务体系，鼓励各类培训机构和中介组织主动参与劳动力就业市场体系建设并发挥积极作用;建立和完善农村劳动力资源库、农民职业技能培训人才资源库、培训信息资源库、城镇用工信息库、劳动力市场需求信息库和就业跟踪资料库等，奠定农村劳动力就业市场体系的基础;加强劳务输出流转的信息服务工作，组织业内人士定期调查并公布劳动力市场供求状况，定期发布劳务信息，引导农民外出务工，提供规范的劳动力市场服务。
第四，增强对青年农民工的社会关爱，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择业观和价值观。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欲求与愿望须正确认识和评价。
当前他们欲求和愿望很多,但不外乎集中在：其一，向往城市的生活方式和质量。其二，想在城市安家落户享有城市居民的待遇。其三，工作岗位、工作条件与脏、苦、累、险远点。其四，收入水平除正常生活外有积蓄，不是就业人员的最低水平等。从这些利益诉求的实质上看，不外乎是一个公民或是有正常欲望的人合乎本能和时代特点的基本要求。如果认为是正常要求就不会歧视，就不会从贬义的角度来评价他们的诉求。
同时，要引导新一代农民工正确的价值观，要让他们自己对农村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消除对农村自卑和逃避的心态。吸引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对加快农村经济的发展是很有必要的。吸引新生代农民工返乡从事农业活动，国家政策要大力鼓励支持农村培训，才能解决新生代农民工不会农活、回乡没事干的尴尬。多数专家还认为，让农民愿意从事农业活动的最好办法就是创造好的农业生产环境，包括加快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民生活环境，拓展农村周边二、三产业的发展。
新生代的农民工相比他们的父兄辈，具有很多的优势，他们有一定的文化，又有一定的理想，思想也比较活跃，适应社会的能力也比较强。但是，这些优点也正成为引发新生代农民工心气浮躁的原因。这让他们有时候对自己的估价太高，对部分岗位的要求也比较高，对于利益的要求脱离了现实。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往往看不上低收入的体力活，又没有机会找到高收入的工作，往往形成“心比天高，命比纸薄”的无奈和郁闷心态，产生需要宣泄和释放的欲望。成了既融入不进城，也回不了农村的“边缘人”。他们既没有丰富的社会实践经验，又喜欢“北上广深”的繁荣，认为好的地方才能展露自己的才华，带着金子总会发光的信念到东部沿海城市求职，于是造成东部人才竞争激烈。他们无法规划自己的人生，走一步看一步，得过且过的心态相当盛行。他们的职业期望与现实的就业市场需求不相适应，难以适应企业转型的需要，高不成，低不就，无法在城市中实现真正立足。
因此，这些状况有可能会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认同，并阻碍他们的再社会化和社会融入过程，使其既不愿或无法回归农村，又很难融入到城市主流社会。因此，分析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特点，对于理解农民工这一群体的发展变化以及提出相应的解决农民工问题的对策建议是十分重要的。适时的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状况进行调查，有助于对其思想动态、存在的困难与问题进行了解，以便及时采取措施，以使其在社会化大发展的浪潮中继续大力发挥生力军的强大力量，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第四篇：新生代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困境破解
新生代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困境破解
宣 天
2012-10-9 15:28:25来源：2012-9-24 人民论坛（总第374期）
【摘要】新生代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现状令人堪忧，主要表现在文化生活单调、娱乐方式单一，婚恋交友范围狭窄、与异性接触少，生活压力不断增大、心理健康少受关注等。这不利于农民工的身心健康，同时也会给社会发展带来负面影响。为此，我们应从制度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等方面下功夫，努力提高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水平。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精神生活；困境
“新生代农民工”主要是指80后、90后中外出打工的群体，这一群体目前有1亿人，约占农民工总人数的60%。他们出生以后就上学，上完学以后就进城打工，相对来讲，对农业、农村、土地、农民等不是那么熟悉。另一方面，他们渴望进入、融入城市社会，而我们在很多方面还没有完全做好接纳他们的准备。新生代农民工年龄在18岁到25岁之间，以“三高一低”为特征：受教育程度高、职业期望值高、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高、工作耐受力低。笔者以河北正定县为个案，探究新生代农民工精神生活现状，以寻求改善新生代农民工精神生活的对策。
新生代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现状
收入无保障、工作流动性大、精神生活匮乏，这是新生代农民工时刻面临的三大问题。干不长、频跳槽，发展空间小、努力成效低，这是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与工众网工众研究中心联合组成的农民工就业趋势课题组概括的当下农民工的就业趋势，同时也是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匮乏的根源所在。笔者对于正定县的217名新生代农民工进行走访调研，专项调查“新生代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状况”。结果发现他们文化生活单调、娱乐方式单一，婚恋交友范围狭窄、与异性接触少，生活压力不断增大、心理健康少受关注。另外，此次被调研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文化水平普遍较低。根据调查问卷显示，217名农民工中大专文化水平的仅有22人。
文化生活单调，娱乐方式单一。农民工具有很大的流动性，而工作地点鲜有流动性文化设施，工作性质特殊，休息权得不到尊重，加班普遍存在，因此，新生代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时间被挤压，空间得不到物质支持。35.8%的农民工在工余睡觉，15.1%参加体育活动，39.4%看电视(自带)，37.8%打牌，9.2%看书看报，22%上网。在农民工进城之前，他们已经基本完成了农村文化的社会化。进入城市后，农民工虽然获得城市文化的再社会化，但是由于城市文化具有开放性和流动性特征，而乡村文化有着比较孤立保守和封闭的特征，这两种文化的巨大差异所引起的冲突导致许多农民工在短时间内无法适应城市的文化生活。
婚恋交友范围狭窄，与异性接触少。农民工作为社会弱势群体，时常被拖欠工资，劳动安全也少有保障。统计数据中，男性农民工占68%，女性占32%，性别原因导致从事工种的差异，男性多从事建筑业、重工制造业等职业，女性多从事餐饮服务业、家政服务业等职业，从而出现性别比例差距较大的问题。71%的农民工不愿意回乡结婚。农民工自己认为称得上社会交往和联系的对象中，绝大部分属于农民工同质群体的成员，只有很少的一些农民工把城里的熟人和他人算作他们与之交往和联系的对象。
受过一定教育，期望得到进步。新生代农民工受过一定程度教育，因此很多人对精神文化生活有着较高的需求，但由于收入较低，他们只能选择比较廉价的文化消费方式。30.9%的人在工作之余学习，62.8%的人希望所在单位提供一些培训机会。
文化消费比重低，文化消费成本低。据调查显示，样本地区农民工每月的文化消费在11～30元的有32.5%，31～50元的有25%，相对于每月1000～1500元的月收入，最高只占5%。在文化活动的消费方面，新生代农民工大多选择消费成本低的项目，多以简朴型或无偿消费为主，这也体现了新生代农民工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双重贫乏。
对于未来迷茫，缺乏奋斗目标。新生代农民工多数没有务农经验，他们希望告别农村生活，但城市高昂的生活成本与他们综合素质的欠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使他们的“城市梦”逐渐破碎。58.3%的人没有明确的目标，未来不想回农村。
新生代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困境产生的原因
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困乏的原因有很多方面，主要缘于历史与现实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
首先是国情因素。中国的基本国情主要是人口多底子薄，且大部分的人口集中分布在农村地区。在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很多农村劳动力离开自己的故土，远赴城市打工，农民与土地的分离造就了大批农民工。大量农民工涌向城市，也是社会经济发展及转型期的必然产物。
其次是经济因素。一是经济结构。中国传统的二元经济结构是农民工文化消
费水平低的最根本因素。中国实施的户籍制度决定了新生代农民工这一边缘性群体的形成，也就是说即便农民工群体在城市工作及生活，但户籍身份始终是农民，从而造成很多农民工只能在城市从事收入低，或者说同工不同酬的工作。另外，社会保障体系无法完全覆盖到农民工群体，由此，造成了新生代农民工成为既不同于传统的农民工，又不完全等同于城市居民的边缘性社会群体。二是收入。由于收入低的原因，农民工在精神文化生活方面的开支及消费支出偏低。因此，农民工基本文化生活满足的前提首先是按时拿到工资、减轻工作强度。只有在充分保障农民工物质需求的基础上才有可能追求更高层次的精神文化生活。
再次是社会因素。受户籍制度及相关保障制度的影响，农民工在城市很难被接纳。另外，某些城市居民缺乏对农民工及农村生活的了解，对农民工往往会表现出很强的戒心及歧视行为，而很多农民工面对城市居民带有强烈的自卑情绪。因此，受到受教育程度及职业技能等因素的影响，农民工在社会交往方面往往处于劣势。当农民工遇到不公平待遇时，由于缺少自我排解的精神文化生活的慰藉，其生产及生活积极性往往会受到不同程度的挫伤。这一方面不利于农民工自身的健康生活，另一方面也可能会给社会带来负面影响。
改善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现状的对策
《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民工文化工作的意见》中提到，至2015年，形成相对完善的农民工文化工作机制，建立相对稳定的农民工文化经费保障机制;将农民工文化服务切实纳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使农民工文化活动常态化、有特色;实现广大农民工对公共文化服务的满意度明显提高。现就调查所反映出的新生代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存在的问题，提出几点对策思考：
一是制度建设方面。首先是改善城乡二元户籍管理制度。户籍制度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生存之路，政府应积极改善城乡二元户籍管理制度，取消城市用工方面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种种限制及带有歧视性的规定，使新生代农民工能够以积极的姿态融入城市生活，为其精神文化生活保障提供制度支持。其次是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及就业制度。在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方面，政府应加强对其的监督与管理，切实履行劳动法及劳动合同法等对农民工权益保障方面的规定，为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构建提供有力的物质前提。另外，应积极调整就业制度，建立竞争有序的城乡一体的劳动力市场，保障新生代农民工工作的合法权益。
二是文化建设方面。一要增加流动性文化设施的建设，大型制造企业等农民工生产生活密集区参照本地公共文化设施建设标准，配套建设固定文化设施，建筑工地等农民工临时性聚居区配置临时性文化设施或提供流动服务。二要建设社区化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与新生代农民工的日常生产、生活相联结、相融合。不能脱离人们生产和生活的实际需要。
三是社会建设方面。首先，积极培育公共精神，使新生代农民工和谐融入社会。城市政府在制定相关政策法规时也可通过听证会等形式充分征求农民工的意见，还可以以一定的比例吸纳农民工进入城市各级人大、政协等组织之中。在社会融入、自我治理、公共参与中培育新生代农民工的公共精神。通过均等化的公共文化服务，使新生代农民工增强其共同体意识或“家园观念”，充分感受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暖。其次，积极提倡全社会积极参与。一方面应充分发挥农民工组织的优势，通过积极协调相关部门，定期组织相关会议进行相互交流和研究，为政府出台更具有操作性的政策提供前瞻性思路。另一方面应加强农民工组织建设及上下互动交流活动。同时，要积极组织和提倡开展符合农民工发展特点的文化娱乐活动，鼓励农民工发挥自身的精神文化动力自发主导娱乐活动的制作，从
而有效地开创出符合新生代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发展特点的文化内容和形式。最后，建议达到一定规模的企业，要建立图书室等文体设施。举办一些免费的科普知识班或者文化、技能、管理等学习班，实现青年农民工希望改变和提高自己的知识结构、提升就业能力、增加就业收入的愿望。
结语
关注农民工的精神文化生活，是一项关乎我国长远发展的战略举措，改善农民工的业余文化生活已成为确保社会稳定、打造和谐社会必不可少的一环。社会有责任保障农民工群体的各种权益，满足其精神文化生活需求。
（作者单位：中共河北正定县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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