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二元经济模型对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的启示——基于刘易斯模型和托达罗模型
二元经济模型对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的启示——基于刘易斯模型和托
达罗模型
孙淮中
【内容提要】解决中国农村劳动力过剩的问题是新世纪我国一项艰巨的任务,现代化和工业化要求剩余劳动力必须从传统农业中转移出去,本文结合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现状,综合借鉴发展经济学两个模型——刘易斯模型和托达罗模型,提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应选择城乡同时吸纳的模式。
【关 键 词】刘易斯模型 托达罗模型 剩余劳动力转移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凸显出来的一个问题,是我国农业生产率提高的必然结果,是工业化、城市化的必然要求。我国是一个农业人口占较大比重的国家,据统计,农村剩余劳动力约1.5亿之多,如何将农村剩余劳动力从传统农业中转移出去,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农业人口数量众多的国家来说是一项棘手而又迫切的任务,否则,二元经济结构将无法改变,工业化与城市化将只是一句空话。本文拟从发展经济学两个模型——刘易斯模型和托达罗模型入手,结合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现状,就如何转移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提出一些看法。
一、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及其转移的现状
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政府一直注重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问题,并取得了巨大成就,但目前我国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形势依然很严峻。据劳动部资料显示,2001年我国有4.82亿农村劳动力,2002年增加到4.98亿,而且2003-2005年我国每年将新增长劳动力1246万人。依据人口增长趋势预测,我国农村劳动力的总供给规模到 2010年才会停止扩大。据专家科学测算,在农村现有的生产力水平和生产规模下,我国农村只能为1.5亿劳动力提供就业机会,也就是说,在4.98亿农村劳动力中,有近3.5亿属于剩余劳动力。除了已进入乡镇企业、非农产业和大中城市打工的2.3亿人外,还有 1.2亿劳动力处于绝对失业状态,目前仍滞留在农村,这就意味着我国至少有1/3 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不出去。可以预见进入21世纪,中国经济仍然面临着农业劳动力大量积淀、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下的现实,这些依然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形成较大的压力。
二、从刘易斯模型看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
二元经济模型最早由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提出,其目的是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
发展和劳动力转移过程,他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划分为两个部门:传统农业部门和现代工业部门,在农业部门中存在着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这些剩余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为零,甚至是负数,农业是落后的;工业部门以现代化方式进行生产,劳动生产率高。农业部门在维持生存的工资水平上无限度地向工业部门提供劳动力,工业部门因雇佣低工资的劳动力而积累起来的利润可以不断转化为投资,扩大生产规模,吸收更多的农村劳动力,这个过程一直持续到剩余劳动力被吸收殆尽,其结果是工业化逐步实现,农业生产率也不断提高,整个经济获得发展。因此,刘易斯主张发展城市工业来吸收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尽管刘易斯模型存在着理论中假设上的缺陷,如农村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而城市是一种充分就业状态。这与许多发展中国家实际情况不符,另外,他认为,农业部门完全处于被动地位,农业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只是为了工业部门的扩张提供所必需的廉价劳动力,扼杀了农业的作用。但是,在解决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上,该模型仍具有值得借鉴的思想和政策含义。因为我国存在着明显的二元经济结构,城乡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收入差距,而这种收入差距正是我国农业劳动力向城市和工业转移的根本原因和基本动力。而且从长期看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是任何国家经济现代化的必然过程,流入城市的农村人口也确实对城市的发展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繁荣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1996-2005年城乡收入差别变动情况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6)》相关数据计算)
从表中可以看出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呈现出拉大的趋势,城乡收入比从1996年2.51提高到2005年的3.22。如果再考虑城市居民所享受的各种社会保障和福利,实际收入差距可能更大,这说明我国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相对差距确实过大,在这种状况下,无论城市中是否存在失业,农村过剩劳动力流向城市都是合情合理的。
从刘易斯模型中,我们可以得到两点重要启示。第一,该模型通过“二元结构论”揭示了城市工业部门与乡村农业部门在结构上、经济上的差异。我国社会经济结构存在着明显的二元性,城市工业部门生产规模大,生产和管理技术先进,劳动生产率高。同时,乡村农业部门还维持在单独劳作中,技术落后,生产效率低下。为了改变现状,根据该模型,大力发展城市工业,加速城镇化进程应是当务之急。第二,该模型指出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能够促进整个国民经济发展,可以将两个部门有机的结合起来,既加速工业部门的资本积累,又使农业部门摆脱了劳动力过剩的困境。因此,我国劳动力从农村进入城市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它对农村收入的增长,对抑制城乡之间、地区
收入差距,甚至于农村内部的收入差距都具有其他政策无法替代的作用。我国一直通过户籍政策、劳动就业政策、教育政策、社会保障政策、土地政策等一系列政策,人为地把城乡划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社会实体,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劳动力的自由流动。然而,刘易斯模型仍在不自觉地发挥着作用,如果一些限制性政策能够被取消,刘易斯模型发挥的作用将更大。
综上所述,该模型应包括以下的政策含义。
1.消除传统的制约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政策制度因素
制约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最基本的制度因素,是长期形成的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既不改变其农村户籍,又不享受城市居民的各种福利制度和社会保障,也不纳入城市就业管理,严重阻碍了农业人口向城镇的合理流动。因此必须予以革除,代之以新的人口登记制度。同时,要打破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封闭的局面,将城镇居民与农民工的就业纳入统一管理的轨道,各级政府部门应取消对农民工进城务工的不合理限制和歧视性做法,为农民工的流动提供信息、政策、法律服务,为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有序转移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2.提高劳动力素质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基础
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认为,人力资本是决定农村剩余劳动力能否转移的决定性因素。人力资本较高,农民从事非农经营的机会多;农民从事非农收入的报酬也相应高。此外农民工技能低,收入少,为维持全家生活就要有更多的农民工进城。夫妻进城的现象很普遍,孩子无人养护和教育,而孩子就是下一代农民工。这使得城市负担迅速加剧,农民工生活条件很差,形成了恶性循环。因此,要加强普及农村九年制教育,增加农村教育经费,加快发展各类职业技术教育,举办各种类型的农民职业技术培训,使农民掌握必要的基本职业技术职能,实现向非农部门的顺利转换。
3.加快城镇化步伐是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根本出路
从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来看,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化最终要靠城镇化来实现,就我国而言,城镇化的发展还有巨大的空间和潜力。一方面要积极发展小城镇,使其中一部分有条件的升格为小城市;另一方面,要稳步发展大中城市。在城镇化的政策取向上,应该鼓励大中城市吸收部分文化素质较高、职业技能较强的农民,而更多的农业人口的转移应以县城与有一定经济发展基础的小城镇为主要空间场所。在整体规划指导下,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引导农村劳动力就近向非农产业转移,农村人口向小城镇集中,特别是促进乡镇企业发展与小城镇建设的有机结合。
三、托达罗模型对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的借鉴
托达罗模型与刘易斯模型在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分析上有着很大的不同,托达罗从发展中国家农村人口流入城市和城市失业同步增长的矛盾出发,提出
了自己的人口流动模型。他认为,由于城市中失业的存在,农村劳动者在决定是否迁往城市工业部门工作时,就不能仅仅考虑城乡的实际收入差异,而且决定于城市的就业概率,即他在城市中找到工作的概率有多大,也就是取决于城乡预期收入水平的差异,差异越大流入城市的人口越多。由于发展中国家二元经济机构决定了较大的城乡收入差距,而这又导致了农村人口源源不断地涌入城市,造成城市劳动力市场严重失衡,使失业问题越来越严重。由此,托达罗认为仅仅依靠工业扩张,使农村人口不断涌入城市并不能根本解决当今发展中国家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大力发展农村经济,缩小城乡差距才是最有效的办法。
与刘易斯模型相比,托达罗模型是建立在假定存在城市失业的基础之上的,因此其更接近我国的现实国情。进入20世纪90年代,我国同许多发展中国家类似的劳动力市场遇到了严峻的挑战:一方面,产业结构调整和国有企业改革导致大量的城镇职工下岗;另一方面,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农村劳动力大量流向城市,使得国内的就业压力受到了空前的压力。首先,由于国有企业长期以来效率低下,为了走出困境,减员增效势在必行,同时,我国又处在产业结构调整和资本规模深化阶段,传统产业对劳动力需求缺乏,导致了大量的结构性失业,城镇失业率迅速攀升。在这种情况下,单单依靠工业扩张,使农村人口不断涌入城市并不能解决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况且,托达罗模型还认为,对于每个新创造的工作岗位,将会有2-3个农民迁入城市,反而使城市失业问题更加严重。同时我国城市化水平和速度偏低,例如,全球城市化水平已接近50%,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约42%,我国在20世纪末的城市化水平仅为30.9%,远低于发展中国家水平。另据相关资料所得,1960年、1980年、2000年我国城市化水平分别为19.7%、19.4%、31.0%,由上可见,1960~1980年我国城市化20年没有进展,1980~2000年在经济高速增长的情况下,每两年才增长一个百分点。在我国城市化水平低下,城市化进程缓慢的情况下,考虑到刘易斯模型的种种制约因素,单纯依靠刘易斯模型来解决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是不现实的,还得借助于托达罗模型,既不能把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全依赖城市,也不能仅仅依靠农村自身,而应选择城乡互动、同时吸纳的模式。
综上所述,该模型应包括以下的政策含义。
1.大力发展农村经济,逐步缩小城乡差距。
大力发展农村经济,逐步缩小城乡差距是托达罗模型的政策主张之一。在农村经济发展方面,政府应改变重工业轻农业的发展战略,要加大农业的投入;注重减轻农民负担,调动农民发展农业的积极性。加快农业生产结构调整,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农业,如蔬菜、花卉、水果等,发展劳动密集型产品有利于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改善农民收入。支持农业科研开发和技术推广应用,提高农业生产率和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总之,要引导农民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发展大商品农业、科技农业,吸引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实现农业收入较大的增长。在农村建设方面,注重农村的综合建设问题,加大农村的道路、桥梁、邮电、水利、农田等基础设施的资金投入,发展农村卫生文教事业。同
时,加强工业反哺农业,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切实缩小城乡差距。
2.乡镇企业和第三产业是吸收现阶段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主要途径
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和第三产业,不仅可以提高农业生产率,实现农业现代化,农业工业化;而且成为吸引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主要途径,缓解了人口流动带来的压力,既提高了农民收入,也发展了农村经济,缩小了城乡差距。为此,应大力发展乡镇企业,特别是以农副产品为原料的加工业,多发展劳动密集型优势产业;注重推进乡镇企业产权制度的改革,为乡镇企业注入新的活力,提高乡镇企业的规模、效益和水平,进一步发挥乡镇企业在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方面“蓄水池”的作用。另外,应加快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尤其是第三产业的发展。进一步建设农产品批发市场,建立和完善农村劳动力、资本等要素市场;推动交通通讯、金融保险、技术推广、信息服务等行业在农村的发展;依据不同条件开发农村房地产和旅游观光等产业。
结 语
综上所述,刘易斯模型和托达罗模型尽管存在着一定的适用条件,但综合而言,刘易斯模型及托达罗模型在研究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这个难题上仍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关键在于我们在实践中如何正确、合理地来应用这些模型。一方面,我们应该承认我国城乡收入存在着巨大差距的客观事实,认清城市化的要求和趋势,借鉴刘易斯模型,引导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但不能急于求成;另一方面,我们应根据我国农业人口众多的实际情况,遵循托达罗模型,积极发展农村经济,实现劳动力的就地安置,缩小城乡差距。也就是说,在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问题上应采取城乡互动、同时吸纳的方式。总之,如何引导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使之能够顺利地为我国经济发展服务,是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应该关注的重要课题。
(作者:苏州大学商学院)
第二篇: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关于刘易斯模型和托达罗模型的分析
发展经济学作业
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关于刘易斯
模型和托达罗模型的分析
经济学0701班
张媛
07100301
4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关于刘易斯模型和托达罗模型的分析
我国是一个农业人口占较大比重的国家,据统计,农村剩余劳动力约1.5亿之多,如何将农村剩余劳动力从传统农业中转移出去,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农业人口数量众多的国家来说是一项棘手而又迫切的任务,否则,二元经济结构将无法改变,工业化与城市化将只是一句空话。拟从发展经济学两个模型——刘易斯模型和托达罗模型入手,结合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现状,就如何转移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提出一些看法。
从刘易斯模型看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
二元经济模型最早由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提出,其目的是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和劳动力转移过程,他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划分为两个部门:传统农业部门和现代工业部门,在农业部门中存在着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这些剩余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为零,甚至是负数,农业是落后的;工业部门以现代化方式进行生产,劳动生产率高。农业部门在维持生存的工资水平上无限度地向工业部门提供劳动力,工业部门因雇佣低工资的劳动力而积累起来的利润可以不断转化为投资,扩大生产规模,吸收更多的农村劳动力,这个过程一直持续到剩余劳动力被吸收殆尽,其结果是工业化逐步实现,农业生产率也不断提高,整个经济获得发展。因此,刘易斯主张发展城市工业来吸收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尽管刘易斯模型存在着理论中假设上的缺陷,如农村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而城市是一种充分就业状态。这与许多发展中国家实际情况不符,另外,他认为,农业部门完全处于被动地位,农业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只是为了工业部门的扩张提供所必需的廉价劳动力,扼杀了农业的作用。但是,在解决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上,该模型仍具有值得借鉴的思想和政策含义。
从刘易斯模型中,我们可以得到两点重要启示。第一,该模型通过“二元结构论”揭示了城市工业部门与乡村农业部门在结构上、经济上的差异。我国社会经济结构存在着明显的二元性,城市工业部门生产规模大,生产和管理技术先进,劳动生产率高。同时,乡村农业部门还维持在单独劳作中,技术落后,生产效率低下。为了改变现状,根据该模型,大力发展城市工业,加速城镇化进程应是当务之急。第二,该模型指出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能够促进整个国民经济发展,可以将两个部门有机的结合起来,既加速工业部门的资本积累,又使农业部门摆脱了劳动力过剩的困境。
综上所述,该模型应包括以下的政策含义。
1消除传统的制约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政策制度因素
制约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最基本的制度因素,是长期形成的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既不改变其农村户籍,又不享受城市居民的各种福利制度和社会保障,也不纳入城市就业管理,严重阻碍了农业人口向城镇的合理流动。因此必须予以革除,代之以新的人口登记制度。同时,要打破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封闭的局面,将城镇居民与农民工的就业纳入统一管理的轨道,各级政府部门应取消对农民工进城务工的不合理限制和歧视性做法,为农民工的流动提供信息、政策、法律服务,为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有序转移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提高劳动力素质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基础
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认为,人力资本是决定农村剩余劳动力能否转移的决定性因素。人力资本较高,农民从事非农经营的机会多;农民从事非农收入的报酬也相应高。此外农民工技能低,收入少,为维持全家生活就要有更多的农民工进城。夫妻进城的现象很普遍,孩子无人养护和教育,而孩子就是下一代农民工。这使得城市负担迅速加剧,农民工生活条件很差,形成了恶性循环。因此,要加强普及农村九年制教育,增加农村教育经费,加快发展各类职
业技术教育,举办各种类型的农民职业技术培训,使农民掌握必要的基本职业技术职能,实现向非农部门的顺利转换。
3加快城镇化步伐是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根本出路
从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来看,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化最终要靠城镇化来实现,就我国而言,城镇化的发展还有巨大的空间和潜力。一方面要积极发展小城镇,使其中一部分有条件的升格为小城市;另一方面,要稳步发展大中城市。在城镇化的政策取向上,应该鼓励大中城市吸收部分文化素质较高、职业技能较强的农民,而更多的农业人口的转移应以县城与有一定经济发展基础的小城镇为主要空间场所。在整体规划指导下,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引导农村劳动力就近向非农产业转移,农村人口向小城镇集中,特别是促进乡镇企业发展与小城镇建设的有机结合。
托达罗模型对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的借鉴
托达罗模型与刘易斯模型在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分析上有着很大的不同,托达罗从发展中国家农村人口流入城市和城市失业同步增长的矛盾出发,提出了自己的人口流动模型。他认为,由于城市中失业的存在,农村劳动者在决定是否迁往城市工业部门工作时,就不能仅仅考虑城乡的实际收入差异,而且决定于城市的就业概率,即他在城市中找到工作的概率有多大,也就是取决于城乡预期收入水平的差异,差异越大流入城市的人口越多。由于发展中国家二元经济机构决定了较大的城乡收入差距,而这又导致了农村人口源源不断地涌入城市,造成城市劳动力市场严重失衡,使失业问题越来越严重。由此,托达罗认为仅仅依靠工业扩张,使农村人口不断涌入城市并不能根本解决当今发展中国家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大力发展农村经济,缩小城乡差距才是最有效的办法。
与刘易斯模型相比,托达罗模型是建立在假定存在城市失业的基础之上的,因此其更接近我国的现实国情。进入20世纪90年代,我国同许多发展中国家类似的劳动力市场遇到了严峻的挑战:一方面,产业结构调整和国有企业改革导致大量的城镇职工下岗;另一方面,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农村劳动力大量流向城市,使得国内的就业压力受到了空前的压力。综上所述,该模型应包括以下的政策含义。
1.大力发展农村经济,逐步缩小城乡差距。
大力发展农村经济,逐步缩小城乡差距是托达罗模型的政策主张之一。在农村经济发展方面,政府应改变重工业轻农业的发展战略,要加大农业的投入;注重减轻农民负担,调动农民发展农业的积极性。加快农业生产结构调整,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农业,如蔬菜、花卉、水果等,发展劳动密集型产品有利于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改善农民收入。支持农业科研开发和技术推广应用,提高农业生产率和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总之,要引导农民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发展大商品农业、科技农业,吸引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实现农业收入较大的增长。在农村建设方面,注重农村的综合建设问题,加大农村的道路、桥梁、邮电、水利、农田等基础设施的资金投入,发展农村卫生文教事业。同时,加强工业反哺农业,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切实缩小城乡差距。
2.乡镇企业和第三产业是吸收现阶段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主要途径
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和第三产业,不仅可以提高农业生产率,实现农业现代化,农业工业化;而且成为吸引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主要途径,缓解了人口流动带来的压力,既提高了农民收入,也发展了农村经济,缩小了城乡差距。为此,应大力发展乡镇企业,特别是以农副产品为原料的加工业,多发展劳动密集型优势产业;注重推进乡镇企业产权制度的改革,为乡镇企业注入新的活力,提高乡镇企业的规模、效益和水平,进一步发挥乡镇企业在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方面“蓄水池”的作用。另外,应加快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尤其是第三产业的发展。进一步建设农产品批发市场,建立和完善农村劳动力、资本等要素市场;推动交通通讯、金融保险、技术推广、信息服务等行业在农村的发展;依据不同条件开发农村房地产和旅游观光
等产业。
结 语
综上所述,刘易斯模型和托达罗模型尽管存在着一定的适用条件,但综合而言,刘易斯模型及托达罗模型在研究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这个难题上仍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关键在于我们在实践中如何正确、合理地来应用这些模型。一方面,我们应该承认我国城乡收入存在着巨大差距的客观事实,认清城市化的要求和趋势,借鉴刘易斯模型,引导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但不能急于求成;另一方面,我们应根据我国农业人口众多的实际情况,遵循托达罗模型,积极发展农村经济,实现劳动力的就地安置,缩小城乡差距。也就是说,在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问题上应采取城乡互动、同时吸纳的方式。总之,如何引导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使之能够顺利地为我国经济发展服务,是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应该关注的重要课题。
第三篇:托达罗模型对化解中国就业问题的启发
托达罗模型对化解中国就业问题的启发
首先,我们需要了解一下中国的就业形势,时下的就业状况不容乐观,据2010年11月的普查结果显示,中国内地总人口近13.4亿,全国劳动力资源人口为9.2亿,比十年前新增一亿人,就业劳动力7.8亿,劳动力资源利用率为85%,人口就业率为58.6%(其中部分在农村和农业方面表现为隐性失业),在城镇就业的劳动力比率为41%,在村镇就业的劳动力比率为59%。从上述数据不难看出,我国现在面临高达15%的失业率,就业问题亟待解决。综合来看,我国现在的就业形式严峻而复杂,主要有以下特点:一是劳动力供大于求的总量性长期矛盾十二五期间城镇每年新增就业岗位900万个,而每年新增需就业人数2500,失业人口逐年增加;二是就业的结构性矛盾,青年失业人数剧增,下岗职工再就业困难,县域就业问题突出(不含农村);三是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现已转移农村劳动力2.4亿,但仍有1亿多农村富余劳动力,将给城市就业带来巨大压力;四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尤其是大学生)的就业问题,从高校扩招以来,大学毕业生数量剧增,供给远大于需求,知识人才失业严重;五是隐性失业问题,机构臃肿,劳动力利用率低异常普遍。
托达罗人口迁移模型强调,人口迁移不只是对收入差距的反映,主要是对预期的收入差距的反映,而预期收入差距主要由城乡实际收入差距和获得城市就业机会的可能性组成。当从事农业产业的劳动力认为预期的城市收入会高于其在原有部门的收入时,他就会选择进行转移。虽然托达罗模型仅仅是分析了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转移的问题,但是我们仍然可以从其中得到许多启发,可以帮助解决我国当下的就业问题。
托达罗模型提到,如果政府盲目的采取措施降低城镇失业率,这将会适得其反,会吸引更多的劳动力转移向农村,从而进一步恶化问题。从根本上来分析,导致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根本还是两个字——不均,城乡之间的差距是导致迁移的原动力,我国的二元结构体制将城乡居民从收入水平、社会保障、福利以及地位等方面区分开来,导致了两个阶层间的巨大差距,城市成为了农村人向往的圣地,给转移提供了动力。因此,追根溯源我们需要优先解决的不是盲目提高城镇就业率,而是缩小城乡之间的差距,这需要从多个方面入手。首先要改变城乡就业机会不均等的情况,要在增加城镇就业岗位的同时注意创造农村和农业部门的劳动岗位,发展乡镇企业,将工厂开到村里去,提供面向农民的岗位。其次要重视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村的居住环境,发展农村地区的服务业,增大农村的公共基础设施尤其是交通、电力、供水、医疗等投入,总体上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再者,提高对农村福利保障的投入,改革医疗卫生保障体系,让农民得到基础的保障;四是改革户口体制,消除农村城镇居民地位的两级分化,改变人们的等级观念。
这些措施可以间接改善其他问题,当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的到解决,城镇就业压力就会减小,结构性问题将得到解决,再就业压力减小,知识者就业压力减轻,同时,城乡差距缩小后,大学生就业将得到缓解,毕业生们将不再会拒绝去县乡工作,知识及劳动力的分布将更加均衡。
托达罗模型在解决我国就业问题上将是行之有效的指导理论,也必将帮助我们改善就业现状。
第四篇:基于托达罗模型修正的城市化进程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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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托达罗模型修正的城市化进程再认识
作者:黄天柱 王飞 余啸
内容摘要:我国在城市化践行进程中摸索发现托达罗模型存在着诸多方面的缺陷和不足,本文通过简要介绍托达罗模型并对其缺陷进行分析论证,研究发现我国城市化进程中该模型凸显的缺陷,即户籍制度、就业政策以及土地制度等对农村经济和农民群体没有起到促进作用,在此基础上,根据国情、结合“十二五”规划要求,提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加强社会基础保障和调整完善产业结构等政策建议,对我国全局性的稳步推进城市化进程具有借鉴意义。
关键词:托达罗模型 反城市化 就业 劳动力转移
托达罗人口流动模型概述
托达罗(ToDaro.美.1969)模型的基本观点是:人口从农村迁移至城市,由于城乡收入差距和城市就业概率的大小,即城乡预期收入水平的差异。这种迁移会给城市带来更大的就业压力,如果城市拓展少量的就业机会,会引来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供给,导致更多的失业,使得城市失业现象更严重。基于上述理论观点,托达罗主张应该有区别地发展农村和城市,有区别有针对性地发展教育,重视农业和农村的发展,鼓励农村的综合开发,增加农村的就业机会,改善农村的生活条件,以减少农村人口对城市工作机会和收入情况的预期,从而限制人口的城市化迁移(黄志宏,1999)。
我国学者对托达罗模型的实证分析
周天勇(2009)对托达罗的实证分析提出了不同观点和看法,他认为,首先,托达罗模型没有对流入城市的劳动力的收入做差异化的微观分析;其次,托达罗模型忽略了劳动力的就业与就业结构对应;最后,由于农村隐蔽失业现状严重,农民的实际工作时间比率很低,其外出打工造成的空白完全可以由其他家庭成员替代,外出的机会成本为零,这点托达罗模型忽视了。胡雪萍(2004)提出,托达罗在其理论假设中提出假定发展中国家不存在剩余劳动力,农业边际生产力始终是正数,这与发展中国家的我国现状极其不符,事实上,我国的农村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还有一些学者认为,迁移者作为经济人是理性的,其在城市等待就业机会的同时,会考虑自己在城市的生活成本,如果经过权衡发现得不偿失的时候,会做出理性的回乡选择,而非像托达罗模型认为的那样总是由农村流向城市。
托达罗模型存在的主要缺陷验证
托达罗模型系统分析了农村人口流动的动因、决定因素和对城市与农村的影响等,并且首次提出了“就业概率”,是对传统人口流动模型的重大修正。但仍存在以下缺陷:
第一,托达罗模型中提出“城市提供更多的工作机会无益于解决农村失业问题,应当发展农业,扩大农村中的就业机会,以缩小城乡之间的不平衡,减少农村中愿意迁往城市的人口数量”。但是该模型没有考虑到农村人口收入的增加对城市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根据凯恩斯主义观点,随着农村人口收入的增加,消费也逐渐增加,这相当于扩大了工业产品的销售市场,拉动了城市工业经济的发展,又扩大了城市的就业机会,使城市对劳动力需求大量增加,吸引农村劳动力迁入城市,形成良性循环(崔民初,2002)。
第二,托达罗模型观点中还提出“越贫困的地区农民迁移的动机越大,即贫困的地区有更大的迁移潜力,因此会有更多的劳动力转移迁移出来”,然而笔者在利用数据回归分析之后,得出了与之矛盾的结论。
选取陕西省丹凤县商镇10家农民住户近十年人均收入Y、人口数X1、月可支配收入X2,建立函数模型Y=β0+β1X1+β2X2+μ,用eviews模型回归可得结果,如图1和表1所示。
回归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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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0.9755677936+104.3145898*X1
+0.402189905*X2
由于R2=0.979727接近1,所以回归方程拟合了大部分样本数据,拟合优度较好。
F检验:由表1可知F-statistic=
362.4430,查自由度α=0.05的F分布表得F(2,15)=3.68。F-statistic=362.4430>F(2,15)=3.68,所以总体回归方程是显著的,即人均支出Y与人口数X1和家庭月可支配收入X2之间存在显著的线性关系。
t检验:查t分布表,t0.025(15)=2.13,表1中│β0│=0.032173<2.13,所以β0迁移吸引力对人均收入Y没有显著性影响。β1=16.27592>2.13,所以人口数X1对Y影响显著β2=3.456776>2.13,月可支配收入X2对Y影响显著。这就否定了托达罗的第四点假设论断。
托达罗模型在我国城乡统筹政策中的缺陷
(一)户籍制度表现出“二元”歧视
户籍制度是为管理控制城市人口流动和城市规模与利益分配稳定的重要措施,这样不仅使得城乡之间更加突出的表现出地理上的二元特征,同时还使农村劳动力的自由移动受到极大限制,外来务工人员在城市就业、就学方面无法得到与当地居民平等的机会和待遇。
(二)就业政策表现出弱导向性
政府出于对显性失业的重视,却忽视了隐性失业,从而面对城市居民就业和再就业的压力时,对外来的农民工采取差别化的就业政策,伴随的结果一是不平等的就业机会;二是城市中有诸多为就业及再就业提供服务的机构组织,而农村却很少享受到这样的服务;三是由于户口等因素差异,使得农村劳动力的薪酬福利水平低于城市劳动力;四是由于思想观念等因素影响,很少提供给农民工再培训的机会;五是就业政策的区域排他性。以上这些因素影响着城市和农村的均衡发展,加剧了二元效应,进一步拉大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
(三)城乡分割导致资源利用障碍
城乡分割(范恒山等,2009)是指在推进工业化、城市化的过程中,将城市和农村两个地域单元独立开来,往往以发展农业来支持工业积累,以落后农村来支持城市优先发展。在这样的理念指导下,城市公共物品有财政保障,而农村公共物品投入则长期不足。首先,这种分割理念认为城市发展是中心,从而忽略了对乡镇个体发展的统筹与全局性协调,进而造成乡镇发展布局不合理,重复建设严重。其次,乡村这种不规范的发展运行体制带来较大的分散性,与之伴随的工业污染和生活污染分散化,加大了环境压力,阻碍本地经济发展和城市化推进。最后,由于乡镇企业所能获取的各种资源有限、规模有限、市场狭小等缺点,使其无法发挥规模经济效应,未能实现资源的最大利用效率。
(四)土地制度分散化导致要素价格扭曲
我国的农村土地制度极大地限制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城市化流向。主要表现在:第一,土地使用权转让困难限制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我国《土地管理法》第15条第二款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有本经济组织外的单位或个人承包经营的必须经过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并报县人民政府批准”。这为土地转让设立了障碍,限制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影响生产要素的有效配置。第二,有限的土地资源呈分散化分布,无法规模耕作经营,导致稀缺的土地资源生产率更低,不利于推动经济发展和城市化建设。另外,稀缺的土地并没有极大地用于城市化和工业化发展,而是由分散、传统、保守的农民进行分户经营耕作,这种模式显然未充分发挥有限土地资源的价值。
推进我国城市化进程的政策建议
(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全局性地稳步推进城市化进程
因地制宜地统筹城乡建设。将城市和乡村作为整体,根据其各自的优劣势进行分析和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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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促进农村的城镇化,提升农村的整体性、群聚性,减少由于分散而带来的管理成本和不经济性。城市乡村各自根据分别显著的优势采取格局特色的发展模式,最终实现城乡一体化(崔晓旭,2011)。科学可持续地发展乡镇企业。乡镇应该引进资金,利用当地的人力资源,引进科学的管理方法,建立当地所有的企业,以实现价值最大化。同时吸纳剩余劳动力,提高农村人民生活水平。并且乡镇企业具有本土化性质,使得其在污染治理、减污减排方面会有较大的自觉性。
(二)加强社会基础保障建设,建立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
无歧视公平的完善城乡居民社会保障体系。不仅使非农业人口得到全面保障,还应该保障农业人口享有该项权利。放松农业与非农业户口的划分,逐步完善农村医疗体系改革,推进农村养老保险等尝试。简单的“输血型”扶贫政策应尽快向“造血型”扶贫政策转变。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构建畅通便捷的乡村交通网络,最大可能的为其提供便利的与外界沟通机会。完善水利基础建设以及进一步提高农业的硬件和软件水平。加强农村的教育基础设施建设,建设图书馆及文化室等,丰富人民生活,缩小城乡差距。应加强乡村的卫生计生机构、消防设施、污水垃圾回收处理设施,使其尽可能与城市文明接轨。
(三)优化产业结构,实现优劣势互补的高效产业模式
优化产业结构。将广大的富余劳动力从有限的土地中解放出来,使其从事第二、三产业。对于不能形成规模的土地资源,应该合理地使其为商业所用,以创造更大价值,弥补规模不经济带来的潜在损失。在产业升级方面,要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以最大限度吸纳劳动力。统筹城乡产业布局(曹科学等,2012)。促进产业间的相互融合与促进,一是做大城区主导产业;二是加快农业的集约化发展;三是加快产业集聚步伐,促进块状经济发展,不断壮大区域经济、城镇经济实力。
本文结合我国城市化进程和“十二五”规划精神,通过对托达罗模型的实证分析,发现这一理论的不足与诸多缺陷已经很难适应当今中国国情和政策实践需要。因此,西方经济学界的诸多经济理论和经济原理根植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现实,我国的理论创新与实践发展需要辩证看待,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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