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韩俊谈中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
韩俊谈中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
解决“三农”问题要着眼于通过深化改革,从体制和法律上建立保护农民土地权益的长效机制;大幅度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政策和国家财政支出结构,建立工业反哺农业的新机制;加快城镇化的发展,切实打破城乡隔阂,形成城市对农村发展的带动机制;赋予农民平等的发展机会和国民待遇,让公共服务更多地深入农村、惠及农民;在理
顺城乡关系的基础上,发挥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创造性,形成农业和农村经济自身良性发展机制。
从体制和法律上建立保护农民土地权益的长效机制
我国目前正处在从农业为主导的经济向工业和服务业经济转化的过程中。伴随这一进程,城市住房和非农业用地的需求也随之增加,大量的农业土地转化为城市用地。我国是通过国家强行征用的方式而非通过市场化的方式,将土地从农民手中征用过来,然后把土地转让给新的用地者,用于城市用途。而且这种转化通常是被垄断的,这种做法在世界各国是非常鲜见的。国家强制性地将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征为国家所有,农民在得到一定补偿后,便永久丧失了土地的所有权。伴随着中国快速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大批农民变成了失地农民。据估计,目前中国完全失去土地或部分失去土地的农民可能高达4000万—5000万人。国家强制性大量征地造成的农民生活水平下降、就业无着落等问题日益严重,因征地问题引发的社会矛盾不断加剧。
从根本上解决失地农民问题,需要有新的立法和政策,既保证国家建设用地,又要给农民以公平的补偿,给失地农民以妥善的安置。必须完善有关法律,保证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才动用征地权。为了切实保护农民利益,征地补偿必须以土地的市场价值为依据,实行公平补偿,不能以侵害农民利益为代价降低建设成本。必须完善征地程序,保证在征用农民土地过程中土地权利人有充分的知情权和参与权。必须允许农村集体非农建设用地直接进入市场流转。根据现行法规,农村集体非农建设用地不能出租、转让和抵押等。目前法律的规定已大大滞后于经济发展的现实。要修改相应的法律法规,只要符合土地利用规划,只要在严格的土地用途管制控制之上,应该通过市场开发商和土地所有者进行平等的谈判,而且不一定涉及土地所有权的转移。要改变一次性货币安置为主的做法。农民入股也可以,合营也可以。为失地农民建立社会保障是保障失地农民权益的根本途径。
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建立工业反哺农业的新机制
目前中国已进入了工业化的中期阶段。工业化进入中期阶段后,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由农业转变为非农产业,国民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来自于非农产业。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以后,工农关系的基本特征是,农业不再替工业发展提供积累,农业成为接受“补助”的部门,而不是受“挤压”的部门。根据国际经验,此阶段不同国家从各自国情出发,都采取相应措施,以工业反哺农业。尽管现在农村人口还占多数,还不可能像发达国家那样通过大量补贴来解决农民收入偏低问题,但就我们国家的财力来讲,我国在总体上已具备了反哺农业的实力。与国家财力增长相适应,必须增加政府财政支农资金投入总量,形成支农资金的稳定投入渠道。财政支农支出的增长幅度要继续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幅度,政府新增财力的使用要大幅度向“三农”倾斜。
为此应该切实增加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持力度。过去我国农业财政建设性资金中,用于大中型工程的比重较大,而与农民生产和生活直接相关的农村小型基础设施的投入严重不足。在取消农业税以后,要将农村小型基础设施建设纳入各级政府基本建设投资的范畴。
切实打破城乡隔阂,形成城市对农村发展的带动机制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加强农业基础地位、改善城乡关系上做了大量工作,但农业和农村经济在资源配置和国民收入分配中仍处于不利地位,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在发展机会和社会地位方面仍然不平等。由于长期受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体制的影响,在处理农村与城市关系问题上,仍自觉或不自觉地存在“重城轻乡”的观念,甚至以牺牲农民利益来换取城市和工业的发展。
城市的发展,城市很多问题的解决,离不开农业和农村的支持;农村的发展,农业和农村很多问题的解决,更离不开城市的辐射、带动和反哺。与同等工业化程度国家相比,我国城镇化水平仍然有很大差距。目前,发展中国家城镇化平均水平已达40%,发达国家城镇化平均水平则在70%以上。根据城镇化的一般规律,城镇化水平在30%—70%时期是城镇化加快发展的时期,一个国家的城镇化水平达到70%左右才能基本稳定。可以预见,未来20年,我国将处于城镇化加快发展时期。比较乐观的预测是,按照1995年以来城镇化率平均每年增长1.4个百分点的速度,2010年我国城镇化水平为50.6%,2020年达到65%;较为保守的预测是,按照上世纪80年代以来城镇化率平均每年增长0.9个百分点的速度,2010年我国城镇化水平为46.3%,2020年达到55.2%。从就业结构看,随着经济发展速度加快,按每年农业劳动力就业比重下降1个百分点计算(1981—2001年的20年间,农业劳动力占社会总劳动力的份额年平均下降1.3个百分点),到2020年,农业就业比重将由50%下降到35%左右,产业与就业结构偏差将进一步调整。未来20年,如果发展战略和政策选择得当,工业化和
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将为解决中国“三农”问题提供难得的机遇。
推进城镇化一定要与解决“三农”问题紧密结合,妥善处理城乡关系,切实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结构,形成城市对农村发展的带动机制。为农民进城就业创造更多的机会,为农民进得来、留得住创造更好的制度环境,是城市带动农村的最重要的体现。要对现行的一些政策措施进行清理,清除农民进城的障碍,降低农民进城的“门槛”,疏通农民进城的渠道。要高度重视依法保护进城务工农民的合法权益,重视提高农民的就业能力。要调整城市建设的思路,放宽农民进城就业和定居的条件。城市的财政支出和各种公共服务不能仅考虑城市户籍人口的需要,应该有效服务于全社会。城市政府应把在城市有固定工作和住所的进城农民视同常住人口对待,应把外来人口对住房、就学、医疗等设施的需求纳入城市建设规划。要进一步放宽农民进入大中城市就业和定居的条件。在大中城市的农民只要有合法固定住所、稳定职业或生活来源,应给予办理城镇常住户口,逐步实行以居住合法、固定职业为户口准入条件。农村居民在城镇落户后,在子女就学、公共卫生、社会保障等方面应享受与当地城镇居民同等的待遇,履行相应的义务。让外来人口逐步融入城市,有利于城市各种服务业的发展,也有利于城市社会的和谐。
赋予农民平等的发展机会和国民待遇,让公共服务更多地深入农村、惠及农民
目前,农村教育、卫生等社会事业发展明显滞后,城乡居民享受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差距进一步拉大,已经成为我国现阶段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过程中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这些问题不解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也会落空。
加快实行免费义务教育。现在农村义务教育投入中政府投入已占了大头,即使这样,也应该清楚地看到,这种投入还是低水平的,远不能满足农村义务教育发展的要求。实行“以县为主”的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主要是把过去乡镇用于发放教师工资的资金上收到县财政,由县财政统一发放,这种做法对保障教师工资发放有明显的效果,但这项政策从总体上看仍囿于现行体制框架之内,未能从根本上解决义务教育体制的城乡分割问题。实行“以县为主”的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后,学校公用经费依然严重不足,预算内补助虚列现象普遍,危房改造资金仍然存在较大的缺口。教育债务负担沉重,偿还难。要真正落实中央提出的把农村教育作为整个教育工作“重中之重”的要求,真正实现政府办农村义务教育,必须按照建立公共财政体制的要求,加大中央和省级财政的转移支付力度。
改善农村医疗条件,提高农民医疗保障水平。农村卫生事业虽然有所改善,但是医疗价格不断攀升,农民医疗负担重,有病看不起,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现象很普遍。从调查看,医疗支出已经成为农村居民一项沉重的经济负担。在全部调查农户中,医疗支出占消费性支出的8.5%,大病户家庭则占了30%左右。目前90%以上的农民属于自费医疗群体。新型合作医疗的保障水平还很低,平均补偿比例仅为30%,即使农民参加了新型合作医疗,还远远不能解决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问题。从总体来看,政府农村卫生投入严重不足。1998年—2002年,政府农村卫生资金投入总量由110.34亿元增长为151.16亿元。同期,政府对农村卫生机构投入占财政支出比重由1.02%下降为0.69%。国务院已经提出,到2010年,要在全国农村基本建立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农民人人享有初级卫生保健,卫生服务水平进一步提高,主要健康指标达到发展中国家的先进水平。实现这一目标,中央和地方政府都要进一步增加对农村公共卫生体系的投入。当前,特别需要认真研究如何完善新型合作医疗的相关政策。
完善对农村困难群体的救助体系,逐步提高农村社会保障覆盖面。对这些丧失劳动能力的特困人口,要实行社会救济。要进一步加大各级政府对医疗救助的支持力度。要完善农村“五保户”和重病重残人群的供养、救助制度,逐步提高供养、救助标准,完善救助方式。在具备条件的地区,要加快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在有条件的地区,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
发挥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创造性,形成农业和农村经济自身良性发展机制
全面繁荣农村经济不能仅仅依赖城市的带动和工业的支持。农民占我国人口的大多数,即使城市化能够顺利推进,能够缓解农村发展面临的困难,2020年农村至少还会有5亿以上的人口,2030年至少还会有4亿以上的人口,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仍然是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在理顺城乡关系的基础上,农村最终要通过深化改革,发挥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创造性,加快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进程,加快农村二、三产业和小城镇的发展步伐,逐步缩小与城市的差距。
必须确保我国粮食安全。从中长期来看,我国粮食产量增长在总体上还不能满足消费增长的需要,每年均有缺口,产销自给率将会下降。1996年在罗马联合国世界政府首脑粮食会议上,我国提出我国粮食自给率为95%,进口约占5%。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粮食供给不能指望过度依靠国际市场,尤其是口粮,粮食自给率要保持在一个合理的、可承受的水平上。确保粮食安全应包括三项具体目标:一是保护和稳定提高粮食生产能力,确保粮食基本自给水平;二是通过进出口调剂、库存吞吐,最大限度地保证粮食市场供求平衡;三是保障特殊群体的食品安全。
继续支持乡镇企业、农村二、三产业和以县城为重点的小城镇发展,加快县域经济发展,拓展农村劳动力就业和农村人口转移的渠道。2003年我国农村有4.9亿劳动力,其中转移到乡镇企业的有1.35亿。在可预见的将来,即使有越来越多的农民进城,农村劳动力供大于求,就业不充分的问题还将长期存在。扩大农村劳动力就业,必须多形式、多层次、多领域全面展开。要挖掘农业内部的就业容量,进一步拓展农村二、三产业的就业空间。县域经济是城乡经济的结合部、汇合点,加快县域经济发展步伐,对于推动城乡经济的协调发展具有战略意义.
第二篇:复件 韩俊:农村最需关注七大问题
解读农村最需关注七大问题:低价征地最伤农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部长韩俊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指出,当前农村急需解决七大问题。
农村家庭教育负担沉重。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对全国2000个农户的访谈,每个家庭的教育开支平均值为5975元,占到总收入的30%,成为农村家庭的最大支出。在目前义务教育投入体制下,县级财政勉强能负担起教师工资,中央和省财政能补贴部分教师工资和学校建设资金,但留下的缺口全部都交给学校自己解决。一些农村中小学校长反映:义务教育现在已经成了“学校的义务”。
农民看病难、医疗保障程度低。据调查,农民因病致贫、返贫现象仍大量存在。农民一次大病平均花费7000多元,差不多是一个家庭一年的全部收入。自2003年下半年起,新型合作医疗制度开始试点,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大病户的医疗负担。但大多数大病医疗费的补偿比例在20%到60%之间,病人自付费比例依然很高。目前新型合作医疗的保障水平还很低。中央已经提出,到2008年,要在全国农村基本建立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和新型农村医疗制度。实现这一目标,中央和地方政府都要进一步增加对农村卫生的投入。
财政支农资金难以统筹使用。财政支农资金对农民急需的水利和道路等小型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持力度远远不够。“十五”时期以来,政府新增财力的使用在逐步向“三农”倾斜,财政对农业投入的绝对量在大幅度增加,但支农资金的使用管理存在诸多问题:投入渠道多,资金分散,难以形成合力;支农资金挤占挪用现象普遍;政府投入重农业“大动脉”,轻“毛细血管”。在取消农业税以后,多数地区还难以将农村小型基础设施建设纳入各级政府基本建设投资的范畴。农村中小型基础设施建设是目前我国农业投入方面的一个薄弱环节。
城市对农民工“经济接纳,社会排斥”。目前,在我国加工制造业、建筑业和服务业的从业人员中,农民工已分别占68%、80%和50%。总的来看,当前关于农民工的政策和管理制度还没有真正摆脱城乡分割体制的影响。农民工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问题比较突出,特别是拖欠和克扣民工工资的现象比较普遍。农民工进得了城,但留不下来的问题仍很突出。低价征地是当前损害农民利益的最突出问题。低价征地已成为新时期“以农养工,以乡养城”的一种新形式。来自江苏的调查表明,在全省农地转用增值的土地收益分配中,政府大约得60%~70%,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得25%~30%,而农民只得5%~10%。我国正处在快速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大量农业土地转化为城市用地。据估计,目前失去土地或部分失去土地的农民高达4000万~5000万人,引发的社会矛盾不断加剧。从制度和法律上保证农民的土地权益是当前工作重点。
农村金融机构难以满足农民的信贷需求。当前,亲戚朋友之间的私人借贷仍是农村资金融通的主要渠道,大约只有1/5的农户能够从正规农村金融机构获得贷款支持。目前调查结果表明,农户从农村信用社获得5000元以上的借款困难较大。应进一步完善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政策。进一步完善 邮政储蓄在农村地区吸收的资金留在农村。
市场谈判地位低,自我服务组织的发育缓慢。目前,农民在生产前签订购销合同(订单)的不多,多是先生产农产品,再寻找收购者。销售行为分散,有组织的农民很少。据调查,目前各类农民合作组织普遍存在规模不大、发展速度不快、管理制度不健全、改组、解体过于频繁、稳定性较差等问题,在为农民提供技术、信息、资金、产品加工和销售等服务方面发挥的作用还很有限。(黄蕙)
来源:新华社/瞭望新闻周刊
第三篇:「谈经济发展」
谈经济发展金句摘编
要行简政之道,切实转变政府职能,继续大力削减行政审批事项,注重解决放权不同步、不协调、不到位的问题。
我们要厚植创新沃土,营造敢为人先、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充分激发企业家创新精神,调动全社会创业创新积极性,汇聚成推动经济发展的磅礴力量。
要坚持廉洁履职,认真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严厉整治各种顶风违纪行为。加强行政监察,推进审计全覆盖。以减权限权、创新监管等举措减少寻租空间,铲除滋生腐败土壤。
从国际上来看,主要是世界经济深度调整,复苏乏力。从国内看,长期积累的矛盾和风险进一步显现,经济增速换挡、结构调整阵痛、新旧动能转换相互交织,经济下行压力加大。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也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支撑和根本要求。
在新一轮的国际竞争格局重塑中,创新已成为国家竞争力的核心所在,必须牢牢抓住创新这个牵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牛鼻子”。
世界经济有望继续复苏,但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很多,主要经济体政策调整及其外溢效应带来变数,保护主义加剧,地缘政治风险上升。
我国经济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还有很多坡要爬、坎要过,需要应对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风险挑战。
当前我国物质技术基础更加雄厚,产业体系完备、市场规模巨大、人力资源丰富、创业创新活跃,综合优势明显,有能力有条件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
当前世界经济正处于关键时刻。应坚持和衷共济,顺应多边主义和全球化大趋势,遵守和协商完善国际规则,加强宏观经济政策沟通协调,共同为世界经济增长注入正能量。
更大力度推进结构性改革。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加大制度创新,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激发创业创新活力,发展新兴产业,提高劳动生产率,更好保护知识产权,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为促进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创造更好条件。
维护以自由贸易为基石的多边贸易体制。解决贸易不平衡问题不能相互关门,而是要更大力度开门,扩大相互开放,实现互利共赢。
增强世界经济增长的包容性。努力创造更多高质量就业机会,使社会保障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提升发展的公平性和普惠性。继续推进金融监管改革。着眼促进实体经济发展和防范金融风险,加强宏观审慎管理和系统性风险防范。
要推进招商引资大提效。要推进项目建设大提速。要推进园区建设大提升。
今天的投资力度就是明天的发展速度,今天的投资结构就是明天的经济结构。
始终把招商引资作为一号工程,进一步完善招商工作机制,强化分析研判,坚持产业链招商、优化区域招商、探索重资产招商、实施全员招商,充分依托现有龙头企业和产业基础,深入挖掘和包装一批上、下游产品,把相关配套企业引进来,补齐产业链条短板。
要加快建立土地供应优化服务机制,统筹好土地手续办理工作,压缩审批时间,确保项目在最短时间内落实建设。要继续做好项目的协调调度,严格领导包保和秘书服务工作机制,从立项审批、土地征迁、要素保障、证照办理等关键环节入手,全力破解制约项目建设的共性和个性问题,促进项目建设提速。
力提升特色园区承载能力,在基础支撑、龙头带动、集聚发展上下功夫,增强核心竞争力,尽早实现满园满产。
主动对接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要求,协同推进传统产业升级和新兴产业发展,引导企业加快清洁化制造、智能化改造、多元化创造、品牌化打造步伐。
群众获得感更多。精准精细做实产业帮扶、就业帮扶文章,有力地带动了贫困村、贫困户持续增收,群众生活水平蒸蒸日上。
群众幸福感更强。坚持民生优先,致力民生改善,顶住财政支出紧张的巨大压力,不折不扣落实各项惠民政策,因地制宜实施扶贫“微建设”项目,不遗余力解决好群众最关心、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让更多的群众用上了放心电、喝上了安全水、走上了宽敞路、住上了明亮房,真正把民生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群众生活得更加舒心、更加便利。
群众满意度更高。坚持沉下身、沉下心,用心用情与群众结对子、抓帮扶,进村入户解难题、出点子,务实的作风、扎实的工作,得到了群众的真心“点赞”,增强了群众脱贫信心,密切了干群鱼水关系,形成了党委政府凝心聚力、干部群众携手并进的生动局面。
要坚持绿色发展战略不动摇,把绿色作为城市底色、发展主色,构建完善绿色产业体系、经济体系,争创绿色发展新优势,开拓贫困县绿色崛起小康路。
我们坚持观大势、谋全局、干实事,成功驾驭了我国经济发展大局,在实践中形成了以新发展理念为主要内容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
推动高质量发展,是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是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必然要求,是遵循经济规律发展的必然要求。
推动高质量发展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确定发展思路、制定经济政策、实施宏观调控的根本要求,必须加快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政策体系、标准体系、统计体系、绩效评价、政绩考核,创建和完善制度环境,推动我国经济在实现高质量发展上不断取得新进展。
“稳”和“进”是辩证统一的,要作为一个整体来把握,把握好工作节奏和力度。
要推进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变。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重点在“破”、“立”、“降”上下功夫。
要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完善国企国资改革方案,围绕管资本为主加快转变国有资产监管机构职能,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
加强国有企业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推动国有企业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健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
要支持民营企业发展,落实保护产权政策,依法甄别纠正社会反映强烈的产权纠纷案件。
全面实施并不断完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破除歧视性限制和各种隐性障碍,加快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
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坚持质量兴农、绿色兴农,农业政策从增产导向转向提质导向。
只有恢复绿水青山,才能使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
一手抓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一手抓新兴产业引进培育,优化产业结构,提升产业层次。
积极推进政策下倾、权力下放、财力下移,全面提升镇域经济。
要以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大力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新型职业农民,大力推行绿色生态循环种养模式,大力发展田园休闲观光农业,加大农业品牌创建力度,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实现新突破。
要积极实施“三乡”工程,大力发展农村的新产业、新业态,实现乡村经济多元化。
要大力整治农村人居环境,大力开展农村垃圾治理、生活污水治理及农村厕所改造三大工程,全面推进美丽乡村建设,争取明年率先打造出一批美丽乡村示范点。
要始终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既谋发展,更惠民生,锲而不舍把民生实事办好。
以整村推进、产业发展、金融扶贫、健康扶贫等精准扶贫“组合拳”,下足“绣花”功夫,切实抓好扶贫对象进退有序的动态管理,确保脱贫攻坚扎实推进,按期完成。
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战略,大力实施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加大乡镇教育支持力度,实现城乡教育协调、均衡发展。
深入实施全民参保计划,建立健全覆盖全民、城乡统筹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加强基层便民服务体系建设,全面提升基层服务群众能力。
发展环境的好坏,不仅直接影响投资者的利益,还直接影响和决定一个地区的发展前景和发展后劲。
必须把优化经济发展环境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做到以环境促开放、以环境促发展。
要在严格落实上级部署的改革任务的基础上,结合实际突出抓好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改革,在“破、立、降”上深挖细磨,坚决破除一切不合时宜的体制机制弊端,推动政府加快向服务型政府转型。
集中精力攻克体制机制顽疾,聚焦“放管服”、非公经济、金融和投融资、农村等领域重点突破、精准发力,不断提高行政服务效率,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
良好稳定的社会环境是地方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基础,是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的保障。
要积极营造全社会遵法守法的良好环境,坚决规范各类行政执法行为,杜绝重复执法、多头执法和“一刀切”等执法现象,减少对企业的干扰。
实现高质量发展,关键还在于发挥党的领导核心作用。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驰而不息改进作风,让各级干部从文山会海中解脱出来,从迎来送往中解脱出来,从日常锁事中解脱出来,把心思用在干事业上,把精力投到抓落实中,做到事事有人管、件件有落实。
51-
从国际国内看,全球经济迎来“换挡提速”,增长日趋强劲。我国经济进入新时代,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增长,增长重心“从需求侧转向供给侧、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从总量增速转向民生福利”,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
52-
要进一步健全更加科学的考核机制,在推荐提拔上要公正公道,不要论资排辈、不要掺杂感情,对潜心谋事、扎实干事、善于成事的干部优先重用,倡导多劳多得,让流汗的人不流泪、吃苦的人不吃亏,切实营造出干事创业的深厚氛围。
53-
要以不解决问题,就是最大的形式主义;不化解矛盾,就是最大的官僚主义为导向,从具体问题查起,从具体节点管起,从具体对象改起。
54-
中央的大政方针,不仅是我们做好工作的“指路明灯”,同时也是我们争取政策的“真金白银”。
55-
2018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中央将出台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改革措施,有利于增强市场活力,释放制度红利,激发创新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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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后一个时期,国家将把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做好“三农”工作的总抓手,在农业发展、农民增收、农村基础设施改善等领域带来更多利好,为县域经济增长提供新的动力。
57-
把发展着力点引导到创新驱动、提高质量效益、保障改善民生、解决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上来,不盲目追求高速度。
58-
把“稳”和“进”作为一个整体来把握,在经济增长、经济政策、社会就业、物价运行、社会大局上求“稳”,在结构调整、方式转变、改革开放、质量效益、人民生活上求“进”,确保稳得牢靠、进得有力。
59-
牢固树立“一家人、一条船、一盘棋、一首歌”的团结意识、合作意识、大局意识。
60-
不折腾、不懈怠、不犹豫,一张蓝图干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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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把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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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严密防控政府性债务风险,按照全口径、全覆盖的要求,大力开展政府性债务清理核查,摸清债务底数,建立定期报告制度,党政主要负责人对报送债务数据真实性、完整性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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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强化问题导向、底线思维,对社会稳定、安全生产、生态环境等重点行业、重点领域、重点区域风险,做到早识别、早预警、早处置,防患于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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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加快培育农业龙头企业,带动贫困人口持续增收,保证现行标准下的脱贫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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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政务服务“一次办结”改革,推行“一窗受理、集成服务、限时办结、全程监督”的政务服务工作机制,进一步简化办事流程,压缩审批时限,真正实现政务服务事项“马上办好”“一次办好”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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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从严规范行政行为,开展优化经济发展环境监督测评和窗口服务明查暗访,严肃查处“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和“索、拿、卡、要”等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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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进一步推进“放管服”改革,建立最严厉的问责制度、最严格的限时办结制度和最严肃的服务承诺制度,营造廉洁透明、务实高效的政务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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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强化招商引资引智引技引创,以更宽的视野、更实的措施、更大的作为,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69-
进一步厘清政府与市场、行政与服务的关系,充分发挥财政引导资金“四两拨千斤”的杠杆作用,激发发展活力。
70-
要抢抓国家战略契机,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县工作的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推动乡村加快振兴。
71-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持续加大民生投入,切实解决好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72-
要以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全方位、全过程靠前抓服务、抓落实,推动项目加快建设、竣工投产。
73-
要坚持以旬保月、以月保季、以季保年,放手大干、埋头苦干、真抓实干,确保进度和质量,为完成全年工作赢得主动。
第四篇:农村经济发展
1、农村经济发展战略研究的意义经济发展战略的引导地区或国家经济建设和发展的基本前提,是农村经济发展的根本保证。1.1农村经济发展战略研究有利于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科学合理的农村经济发展策略是引导农村经济发展的根本保证。农村经济发展的相对落后的客观存在要求农村应该拥有科学合理的农村经济发展策略。农村经济发展战略研究有利于依据农村实际情况作出正确的发展策略,促进农民增收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农业生产结构和经营模式的转变,有利于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意识的改观和农村经济的发展。1.2农村经济发展战略研究是政府管理的客观需要农村经济发展必须依据科学合理的发展册落的引导和支持。农村作为我国落后地区,以政府为主体引导农村经济发展的模式短期不得改变。政府作为农村经济发展策略制定的主体单位,必须依据农村经济发展实际生活情况做出科学合理的经济发展策略,农村经济发展战略研究是政府管理农村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
第五篇:农村经济发展
农村经济发展调查报告
我国是农业大国,农业为我国在封建时代树立世界大国的地位提供了最为强大的战力,但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农业经济中不适合的生产关系逐渐成为中国发展的净瓶,也是导致十九世界中国落后挨打的根源。现阶段社会主义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华民族世界民主之林就必须首先解决农村经济发展问题。
当前我国农村经济发展正在全面推进,进展迅速,势头良好,然而,在农村经济发展的进程中还面临一些突出问题。如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农村留守儿童问题,农业土地问题,农村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问题等等。
从根本上来说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和转移是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核心问题。我国有4.97亿人的农村劳动力,占全国劳动力总量的65%。如何让更多农村劳动力充分就业,是实现农民增收的根本途径。从“十五”农村劳动力供给的变化趋势及我国农村人口的平均年龄看,近期内农村劳动力供给仍将继续增加,但增势将趋缓,外出务工已成为农村劳动力就业的重要实现形式,外出劳动力的规模将继续扩大,对农民增收将发挥重要作用。但也存在诸如农村就业人员接受专业技能培训的比例较低,农村就业人员的文化素质有待提高,农业就业人员劳动年龄偏大,农村从业人员的产业结构有待进一步优化等问题。
促进我国农村经济的全面发展及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必须加快研究和努力解决这些突出问题。
(一)改革和完善农村土地制度
促进我国农村经济全面发展,必须加快农村土地制度的创新,进一步完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这是因为,促进农村经济全面发展必须以居住集约化为突破口,使各地农村的土地利用达到集约和节约的目的,这在客观上要求节约的土地进入农村工业用地流转;农业生产的规模经营,土地在经营大户手中集中,在客观上也要求土地流转;我国正处在快速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大量农业土地转化为城市用地,在客观上要求从制度和法律上保证农民的土地权益。所有这些都要求加快改革和完善农村土地制度。
改革农村土地制度,一是要明晰土地所有权主体,即土地农民所有制,真正实现“耕者有其田”,使农民的土地权益从根本上得到保护。二是要合理界定土地使用权主体的权利范围。合理界定土地使用权主体的权利范围最主要的是要明确农民土地使用权为物权而不是债权,其涵盖承包权、经营权、抵押权、入股权、继承权和转让权等权能,是具有交换价值的独立资产。使用权的物权化包括法定化、固定化、长期化、可继承化和市场化。三是要完善土地征用制度。一方面,要坚决维护集体土地的合法权益,使集体所有的土地在法律上取得与国有土地平等的地位;另一方面,要积极推进农村集体非农建设用地直接进入市场流转。四是要严格土地制度的管理。要采取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严格控制农业用地转为非农业用地,防止耕地总量降低到最低警戒线以下;对征地中的违法行为尤其是对政府在征用土地中的违法行为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坚决遏止政府谋利的“圈地之风”和集体谋利的“流转之风”;建立合理的土地资产和收益的分配机制,保护农民赖以生存的土地资源和农民的根本利益。
(二)加大力度发展村级集体经济
促进我国农村经济全面发展,村级集体经济是基础,也是解决“钱从哪里来”的重要来源。据调查,一般规模较大的行政村年刚性支出需15万元左右,规模相对较小的行政村也不少于10万元。但目前我国农村大多数村级集体经济现状都不乐观。究其原因,一是受政策性制约,企业改制断了收入,税费改革少了收入,招商引资没了收入;二是经济发展空间小,受制于有限的土地资源、资金和自然资源;三是财政转移支付入不敷出,不可预见性支
出不断攀升,正常运转难以为继。村级集体往往经济薄弱、无钱办事,已成为农村经济全面发展的突出难题。而在我国欠发达地区则几乎还谈不上村级集体经济。一些村级经济不只是零,很多是负数,甚至负债累累。没有村级经济,建设新农村就失去了一个重要支柱,这个问题亟待破解。因此,必须加大力度促进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引导农民参与农村公益事业建设,稳步推进村级债务化解工作,不断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为农村经济全面发展提供物质条件。尤为重要的是,必须加快发展农村股份合作经济,推进农村集体经济的股份合作制改革,使新型股份合作经济组织成为农村经济全面发展和农民增收致富的新亮点。
(三)动员和鼓励工商企业参与农村经济建设
促进我国农村经济全面发展,必须建立“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长效投入机制,广泛动员和大力鼓励工商企业参与农村经济建设是一条重要而有效的途径。因此,很有必要为工商企业参与农村经济建设搭建一个有效的平台。对于工商企业资本参与农村经济建设,应该采取财政补贴、贴息、减免税费等方式给予鼓励和支持;对于工商企事业单位对农村的纯公益事业的捐助性投入,应给予税前列支政策激励;要鼓励和引导城市工矿企业和战略投资者到农村建设工业原料基地,兴办农产品加工、流通企业;对农产品加工企业的增值税抵扣应与一般的工业企业一样,享受公平税负,解决增值税高征低扣的不平等待遇问题。鼓励工商企业参与农村经济建设,使工商企业与农民群众能够达到“双赢”,防止“工业剥夺农民”现象的发生。
(四)积极推进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
促进我国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要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的投入,推进农村社会事业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我们党实行的一系列富民政策促进了农民收入增加,但农民的生活还不富裕,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尚未建立,大部分地区农村面貌变化相对较小,一些地方的农村还不通公路、群众看不起病、喝不上干净水、农民子女上不起学。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农村社会事业发展落后,是城乡发展失衡的重要原因。建设新农村要把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发展农村社会事业,作为加强对农业和农村发展支持的重点。加大对节水灌溉、乡村道路、人畜饮水、农村沼气、通讯通电、医疗卫生设施、中小学校舍及教学设备、农民培训相关的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等的投资。国家应该改革目前城乡二元公共产品供给政策,把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由农民投资建设为主变成以国家财政投资建设为主,让农民在公共产品享用上能够获得“市民待遇”。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要始终坚持农民自愿、政府支持、项目支撑的原则,采取农民出工出力、社会扶智扶资、市场方式运作的办法,把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搞好。
与城乡之间经济上的差距相比,农村社会公共事业发展滞后的矛盾更为突出。促进农村社会公共事业发展,最主要的是要抓紧解决农村教育和卫生发展存在的突出矛盾。如果不加快农村教育卫生事业的发展,不但不能解决农村现在的贫困,注定将来还会贫困。加快农村社会公共事业发展,除增加对农村社会公共产品的投入外,还要加大农村公共事业改革的力度,以改革促发展。通过增加投入与改革并举推进农村教育的发展;加大政府对农村卫生的投入,把增加公共卫生资源和加快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重点放到农村,引导农村建立医疗保障;加快构建最基本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立以家庭保障为主,与社区保障、国家救济相结合的农村基本养老保障体系。
(五)加大对农业和农村发展的金融支持
农村金融机构难以满足农民的信贷需求,资金极度稀缺是制约当前农业和农村发展的重要因素,也是我国农村经济全面发展的资金瓶颈。据调查,亲戚朋友之间的私人借贷仍是农村资金融通的主要渠道,大约只有1/5的农户能够从正规农村金融机构获得贷款支持。农户从农村信用社获得5000元以上的借款困难较大。加大对农业和农村发展的金融支持已成为当务之急。加大对农业和农村发展的金融支持,应走出一条着眼长远,着力根本,整体
推进农村金融改革创新,完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适应我国农村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需要的农村金融发展的路子。一是要深化农村金融体制的改革和创新;二是要充分发挥政策性金融支持“三农”的作用;三是要增加商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对“三农”的信贷投放;四是要鼓励发展农村多种所有制金融组织,建立多种形式的抵押担保机制,积极发展农业保险。其中信贷资金是农业投入的重要来源,应充分挖掘潜力。加大信贷资金对农业和农村的支持可采取提供财政贴息或支持贷款担保,鼓励商业银行向农业提供贷款;建立政策性农业信贷体系;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鼓励农村信用社向农业贷款;发展民间信贷,鼓励民间信贷资金投入农业;将主要来自农村的邮政储蓄用之于农等具体措施。同时,应建立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以分担农村金融机构的贷款风险。
(六)加快推进“省管县”的财政体制改革
实行“省管县”财政体制的直接动因,是推动县域经济良性发展,为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提供有力的经济支撑。“省管县”的财政体制比较早地出现在浙江。近些年来,浙江经济的强劲发展,县域经济的活跃越来越引人关注,县域经济的发展和壮大已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有力支撑。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浙江省一直没有实行真正意义上的“市管县”的财政体制,而是长期坚持“省管县”的财政管理体制。因为“市管县”的财政管理体制有着明显倾向性,它主要是为市里服务的,县市成为了地级市的“附属行政单位”。一些市的市政府为了在短短任期内搞出政绩,往往集中县市财力建设地级市,从而富了一个地级市,穷了诸多县和乡镇,形成“市压县”、“市卡县”、“市吃县”、“市刮县”的局面,进一步加重了县域经济发展的困难。新农村建设投资巨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由于欠账太多,老的投入没完成,新的建设又需要大量资金,同时,由于缺乏长期投入机制,资金难以得到保障,县级政府明显“力不从心”。因此,我国要把实现分税制规范化作为改革和完善财政体制的关键环节,建立中央、省和地方规范化的三级分税制,加快提高分税制的法制化和体系化水平。而加快推进“省管县”的财政体制改革,发展和壮大县域经济是势在必行,已经迫在眉捷了。
上述问题以及一些解决办法只是个人对现阶段农村中存在的经济发展中的问题的看法,只供参考而已,但这也不失为解决农村经济发展问题的一种方法,希望对我挚爱的祖国有所帮助。
注:上述对农村经济发展的部分观点来自中共中央党校经济学教研部曹新教授,部分来自百度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