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临时夫妻”背后的苦涩

第一篇：农民工“临时夫妻”背后的苦涩

应读懂农民工“临时夫妻”背后的苦涩

“临时夫妻”的扭曲靠什么来矫正文/时言平近日，安徽代表团的“洗脚妹代表”刘丽为农民工群体建言：因长久分居，城市农民工中已大量出现“打工潮下组建临时小夫妻”情况。她建议解决农民工夫妻两地分居问题。（3月11日《京华时报》）

流动人口不能享受正常的家庭温暖，分居的农民工无法享受基本的夫妻生活，这样的痒痛，正是不少流动人口的真切感受。去年，卫生部（现为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的官方数据就显示：我国有80%的外来农民工都处于性饥渴状态。

透过新闻报道可以了解到，面对压抑和苦闷，不少农民工都是通过买春、看情色等方式来进行释放。而刘丽代表所反映的问题，有些让人始料未及：饱受压抑和孤寂的农民工们，竟然突破了道德伦理的边界，冒着家庭破裂的风险，做起了“临时夫妻”以相互慰藉。更令人忧心的是，这还不是孤例，而是“大量”、“普遍”。

面对打工潮下组建“临时小夫妻”的情况，挥舞起道德的大棒显然无济于事。必须承认的是，农民工享受正常的夫妻生活以及家庭温暖，这是基本的人伦，更是天赋人权。但现在，这种权利沦陷了，迫使他们不得不突破道德边界寻找温暖和慰藉。是谁造成了这种伦理和道德的畸变？如果是个例，那可能是个人人格和价值观的问题，但普遍存在于农民工群体，或许我们更应该思考的是：是怎样的社会土壤和情感窘境，造就了这些农民工在婚姻家庭观念上的扭曲。

“临时夫妻”的扭曲背后，是农民工们苦涩和辛酸的生存境遇。为了活计，农民工们不得不离开妻儿、舍弃家庭温暖，外出务工。长期的分居生活，渐渐让家庭名存实亡，因为它缺少基本的温暖和慰藉。如此情境下，家庭观念难免变得模糊，当家庭责任和道德伦理被原始的欲望和本能的需要所超越，那么“临时夫妻”的现象，也就不可避免的出现。

也许，解决这个问题最理想的状态，便是流动人口能够带着妻儿一起迁徙。但在当前的社会环境下，显然是不现实的：以农民工的收入，大部分人并不足以支付昂贵的房租等基本的生活成本；而以农民工身份承载的权利，孩子入学等权利实现更是困难重重，更别说其他保障和福利。因此，农民工群体与家庭的分离的现象，也就必然存在。因为，他们无法在城市里背负着如此沉重的家庭，面对孤寂和压抑，买春释放甚至同样苦闷的人组成“临时夫妻”，也就成为某种不得已的选择。

当然，并不是说“临时夫妻”值得同情和理解，就代表其合理性。“临时夫妻”的扭曲，既然是社会环境所造成的，那么矫正这种扭曲的观念，也就必须先从改善农民工的生存境遇上去求解。从长远来看，关键还是能够改变农民工被城市边缘化的现实，其中包括待遇的提高、权利的平等实现等，比如解决农民工子女平等入学、低城市保障性住房的申请标准，让农民工也能住进保障房。而立足眼前，矫正这种扭曲现象，必须依靠政府和社会为农民工夫妻团聚，享受正常的家庭生活创造机会和条件，比如有些地方和单位，为农民工提供“夫妻房”。

由农民工流入地的“临时夫妻”现象，同样要看到，那些农民工输出地的留守妇女们，她们同样忍受着这种苦闷和压抑。有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农村留守妇女已达4700万人，这类人群由于丈夫在家庭生产生活中的缺位，面临着多重生存发展困境，尤其是长期的性压抑问题。这些“体制性寡妇”，在对苦闷和压抑的忍受中，有些也突破道德伦理以求满足本能需求，不仅仅婚外恋逐渐高发，甚至还上演着“多女共事一男”的荒诞。

解决农民工夫妻两地分居的问题，消除“临时夫妻”的荒唐，不仅仅是对道德人伦的救赎，更是对人性的敬畏和尊重。很显然，这样的扭曲显然是并不完善的人口流动机制，以及权利尚不能平等实现的体制所造成的，因此，求解的根本，还是在于通过制度的变革和体制的完善，改变农民工破裂的生活境遇和窘迫的权利环境

第二篇：农民工“临时夫妻”现象调查（本站推荐）

农民工“临时夫妻”现象调查

走出家门到大城市赚钱养家，是中国亿万农民工的选择。由于各种因素，很多外出农民工无法携带家眷，夫妻二人长期分居。为了寻求心理与生理上的慰藉，越来越多的已婚打工男女组建起“临时家庭”，成为游走在伦理和法律边缘的“临时夫妻”。

搭伙过日子，“临时夫妻”悄然增多

国家统计局今年5月27日发布的报告显示，2012年中国有超过1．6亿农民工外出打工，其中21岁到40岁的农民工比重超过54%。

近期有媒体称，中国农民工“临时夫妻”可能有10多万人，这一话题引起公众的关注。

事实上，在今年全国两会上，来自农民工群体的全国人大代表刘丽的话就曾“一石激起千层浪”。她说，一些已婚农民工男女结成“临时夫妻”的现象在她身边已经很普遍，这一现象直接造成农村夫妻婚外恋增多，离婚率升高，建议政府加以重视。

半月谈记者调查发现，“临时夫妻”现象在部分农民工输入集聚地区如浙江、上海等地很普遍，并形成群居效应。而引发这种现象的原因——夫妻分居，也有两种模式：一是一方外出打工，另一方留守照顾家庭，由于男方打工收入较高，很多时候都是男打工、女留守；二是夫妻两人异地打工。经济收入、住房和户籍等客观条件的制约，使合法夫妻无法团圆，“临时夫妻”现象由此产生。

和未婚青年恋爱、同居不同的是，打工“临时夫妻”互不问对方家庭情况，互不干涉经济。有当事人称，双方“好聚好散”，没有固定约定，“不过是搭伙过日子”。

样本透视：心灵在矛盾中挣扎

浙江省每年输入近两千万农民工。作为服装生产基地的杭州乔司，是个典型的农民工集聚地，在这里存在大量“临时夫妻”现象。

在乔司的一个出租屋里，记者见到了一对“临时夫妻”张伟和陈丽（均为化名）。由于是周日，俩人没有上班。陈丽坐在床上绣十字绣，一边的张伟则看着电视。十字绣上面有五个字：家和万事兴。在陈丽心里，家有两个：一个远在安徽，一个就在眼前。她没想好，这幅十字绣完成后该挂在哪个家里。

张伟和陈丽承认是对“临时夫妻”，对于这个身份，他们内心挣扎了许久。张伟30岁，安徽阜阳人。2007年，因为杭州工资高，他来到乔司一服装加工厂做小工，妻子在老家照顾孩子和父母。为了多赚钱，张伟只在过年回家几天，平时每周给妻子和孩子打个电话。

“一个人常常觉得孤单无聊。电话里，老婆不说关心我，只是常常要钱，感觉不到夫妻温暖。”张伟说，在一年多时间里，他努力坚守着对婚姻的忠诚，直到遇到陈丽。

陈丽比张伟小两岁，安徽亳州人，有两个孩子，丈夫在老家务农。2008年，陈丽来到乔司服装工厂做熨烫女工。她和张伟在同一条加工线上工作，张伟时常帮陈丽整理服装，清理线头。时间一长，俩人相互产生好感。2009年，张伟向陈丽表明了心意，想要跟她组成“临时夫妻”，表示不会破坏其家庭。

“一开始，我很为难，一边是家里的丈夫和孩子，一边是阿伟对自己的照顾，挣扎了很久。”陈丽说，一个月后，她答应了张伟，理由是丈夫曾经背叛过她，加上周围姐妹不少都组成了“临时夫妻”，过得很幸福，她因此减少了负罪感。

至今，张伟和陈丽在一起已有4年时间。但是，他们都不想影响与老家“那一位”的关系，毕竟已经有小孩了，所以维护得小心翼翼。他们会按时给家里寄钱，甚至以寄得更多来作为补偿。

不过，很多时候纸是包不住火的。“临时夫妻”发展到最后，造成家庭破裂的例子并不少见。显波的妻子赵颖（均为化名）在四川老家照顾孩子，显波在浙江余杭打工。两年后，显波与打工者刘梅（化名）成为“临时夫妻”。2011年，刘梅怀孕，赵颖知道后赶到杭州质问显波。最终，显波选择与赵颖离婚，和刘梅在一起。

“临时夫妻”冲击婚姻，伤害孩子

招聘网站大谷打工网2012年发布《新生代打工者婚恋交友、两性观念调查报告》显示，打工者普遍觉得“空虚寂寞冷”。这份超过1.8万人参与的调查显示：在已婚夫妇中有62%的人处于异地状态中，一年到头难见面的达13%，仅有38%的人和另一半在同一座城市打工。但是，因为工作地点相隔过远、休假日过少，夫妻双方即使同城打工也难以见面。

对于“临时夫妻”现象，部分网民表示，这种情况不可避免，应该给予理解和同情；也有网民认为，这种婚外情既不合情，也不合法，应该被唾弃。专家分析，这是当前社会环境中打工者正常生理和心理需求的反映，也是陌生环境下道德约束失效产生的结果。

“临时夫妻”带来的危害不可小视。一方面，会对农村传统婚姻生态带来冲击，在一些地方，离婚率达到50%以上，名存实亡的婚姻数量更多；另一方面，会对孩子造成伤害，影响到他们的成长。

一位14岁的河南籍留守儿童告诉记者，自从知道爸爸在外面组建“临时家庭”后，父亲的“英雄形象”在心目中轰然倒塌。“真不想生活在这样的家庭里，从小得不到关心，老爸现在又这么没骨气，觉得很丢脸。”令他更为难过的是，母亲知道这件事后，选择和父亲离婚。他说，自己成了没爹没娘的孩子，对生活也失去了信心。

浙江省社科院调研员杨建华认为，“临时夫妻”现象影响最大的是下一代。父母离异后，很多孩子疏于管教，从而走向犯罪道路。另外，“临时夫妻”会影响到孩子的婚恋观，在未来的婚姻中出现类似行为，形成恶性循环。刘丽认为，消除“临时夫妻”现象，关键在于让打工夫妇能够团聚。她建议，降低城市保障性住房对农民工的申请标准，让农民工住上廉租房，使他们在城市安居乐业。

杨建华则表示，这个问题完全靠政府解决不太现实，政府、社会以及当事人都要一起想办法。比如社会多为他们提供一些文化娱乐活动，解决打工者精神空虚的问题；企业要保障员工的探亲休假权，让夫妇多一些团聚的机会和时间；另外，打工者也要意识到，做“临时夫妻”虽然解决了一些心理与生理方面的需求，但从长远看，必然会导致悲剧的发生。

第三篇：农民工临时夫妻调查：谈不上感情 就是过日子

农民工临时夫妻调查：谈不上感情 就是过日子

深度报道现代金报郑振国2013-05-13 09:45 我要分享 腾讯微博 QQ空间 QQ好友 新浪微博 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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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北洪塘下沈村，由于租金便宜，许多“临时夫妻”租住在这里

写在前面的话

今年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刘丽指出，一些已婚农民工来到城市打工，由于长期两地分居，出现了许多在不影响夫妻关系的情况下组建临时小夫妻的情况。随即，一石激起千层浪，农民工中“临时夫妻”问题，引起了全社会广泛热议。

在当下，我国城市化进程中，人口流动频繁，大批农民工涌入城市务工。然而在城市里的他们，正常的生理需求普遍不能满足，也很难获得和城里人一样的教育、就医、社保，有的甚至连一个住的地方都成问题。在这样的条件下，他们只能选择一方外出打工一方留守家中。“临时夫妻”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产生。

2011年，宁波市外来务工人员服务管理工作会议上曾指出，宁波市外来务工人员已达430万，外来人口总量超过温州而居全省第一。当时，宁波市户籍人口为574万，外来人口达430万，占到总人口的43％。其中北仑、鄞州、镇海等市辖区的外来人口已超过户籍人口。

宁波作为浙江省外来人口第一大市，本报记者历时一个多月，先后走访了江北、鄞州、北仑、镇海等外来务工大量聚居的地方，试图真实还原“临时夫妻”这一群体的生活状态，从而希望能引起政府相关部门的重视，正视这个存在的问题，思考如何缓解或解决这个尴尬“存在”。

江北洪塘街道下沈村，这里由于租金便宜，住着几千名外来务工人员。

路边杂货店，30多岁的女老板在被问到生活中是否存在“临时夫妻”时，立马笑出了声，“这个是人家的隐私，怎么会跟别人讲呢？”

上句话刚说完，女老板又转了口风：“有也是很正常的，毕竟一个人在外面打工，来到一个陌生的城市，心里多多少少总是会有些想法的，只是这种事情知道，也不好说的，开门做生意，怕的就是得罪人。”

下沈村的电线杆上，随处可见贴着写有出租房屋信息的小纸条。按照上面的联系方式，我们找到房东沈师傅。沈师傅一听到“临时夫妻”便直言，“这个我早就见惯不怪了，只是这个是人家自己的事情，也不好多管，只要给租金，不弄坏东西就行了。”

之前，沈师傅就将房子租给过一对“临时夫妻”。“一开始我还不知道，以为他们是真夫妻，直到有一天，另外一个女的带儿子出现时，我才知道。”碰到这种事情，沈师傅也不会多说什么，毕竟是人家自己的事情，总不好去拆散人家家庭。

同样在镇海庄市街道兴庄路上，一家小卖部的老板娘告诉我们，“对面那幢办公楼里就有，男的做保安，女的就不知道是做什么的了，一到夏天就经常在我们店门口来乘凉。”

虽说大家早已见怪不怪，但试图让他们讲讲“临时夫妻”的生活状况时，绝大多数人都转过身去，不愿多说。

经过一个多月走访，我们最终接触到了愿意接受采访的“临时夫妻”。

通过当事人的自我讲述，揭开了覆盖在“临时夫妻”上面的那层神秘的面纱，体会到的却是“临时夫妻”背后的辛酸和无奈（为了不影响他们的生活，以下人物均用化名）。

起初只是想找人说说话

后来慢慢慢慢就在一起

老沈，江苏人，2000年来宁波打工。目前他在江北一家机械厂做电工。在工厂里，老沈有一个独自的办公室，里面没有电脑，只有一张写字台。说是办公室，其实说仓库更合适，因为里面到处摆放着一些电工设备，螺丝、螺帽更是随处可见。

在写字台上，放着一本妇科医院的宣传小杂志，里面有一些性方面的报道及情感故事。翻开杂志，我们意外地看到了一行铅笔字：“我爱你，你爱我”。

“无聊的时候，随便写写的。”老沈一把拿过写字台上的杂志，放进抽屉里，看样子他有些羞愧。

老沈的工作不忙，只要厂里的设备不出问题，他基本都没事可做，就一个人待在办公室。

“起初，我和老婆一起过来的，一起做了两三年，但家里孩子没人管，老婆就回家照顾孩子去了。”老沈说，自那以后，他就一人独自在宁波打工赚钱。为了省钱，他很少回家，甚至好几年连春节都没回老家过。

“过年，火车票太难买了，而且回家，人情世故又多，得花不少钱，索性就不回了，在宁波还能多赚点加班工资。”说起这些，老沈非常平静。

说完了家庭，我们都沉默了一会。毕竟，临时夫妻这个话题，对老沈来说还是稍显沉重。

过了一会，大概是做好了准备。老沈低下头，从裤兜里拿出一支红塔山，点燃之后猛抽了几口。他慢慢打开话匣子。

去年，老沈认识了同个工厂里的肖燕。“当时，她在我眼里只是个老实不爱说话的女人。”老沈说，直到有一天，她出租房里的电灯坏掉，叫他可不可以帮忙修一下。老沈爽快地答应了。

下班后，老沈跟着肖燕一起去了她住的出租房。从那开始，两人每天晚上都会打电话聊天。“那段时间，每天都想着早点下班，不为别的，就为有人可以聊聊天。”老沈说当时的感觉像谈恋爱一样，但又不敢往那方面想。

除了电话，两人也会一起出去逛逛街，但基本属于只逛不买的那种。这种说不清楚的距离，让老沈和肖燕都很满足，毕竟，不用再一个人待着房间里发呆了。“逛的时候，开心的同时，其实也很紧张，生怕遇到熟人。”老沈说，一开始两人都不敢走得太近。

去年8月份的一天，肖燕得了重感冒，打电话给了他。老沈放下工作赶忙来到医院，陪肖燕挂了整整一天点滴。挂完所有点滴时天色已黑，老沈自告奋勇送她回家。

这一送，老沈直到第二天早上才从那里出来。“那天晚上，她抱着我，不让我走，结果两个人就睡在了一起。”老沈说，早上天亮的时候，自己就慌乱穿好衣服跑了出去，然后去工厂上班。

之后那一整天,老沈都有意躲着肖燕。

工厂就那么大一点,两人还是碰面了。“她没说什么，就对我笑了一下，就走开了。”老沈说，当时自己心里像吃了蜜一样甜。从那以后，每个礼拜他都会去肖燕那里三四次，一开始还会聊会天，到后面就一见面就直接躺床上了。

“和我有关系之前，她已经好几年没夫妻生活了。”老沈说，肖燕的丈夫在云南打工，两人过年才能见次面。其实，老沈自己又何尝不是这样？

然而，每当身体上得到满足之后，老沈就不自觉地点上一支烟，埋头猛吸几口。

“每当夜里自己一个人醒来的时候，一直睡不着，心里一直感到自责，心想这样做能对得起谁？能对得起自己的家人，自己的老婆吗？心里特别矛盾，想离开她，但又有些舍不得。”老沈心里的那份愧疚，让他很受伤。

今年春节，老沈还是过不去心里那道坎，回到老家跟老婆摊牌了。“离婚了，老婆闹得死去活来，儿子、女儿都不认我这个爹了，有什么办法呢，事情都已经做了，我什么都没要，一个人又回到了宁波。”老沈说，现在连老家都回不去了，老家那边都在讲他的笑话，外面乱搞女人，现在能做的就是把每个月赚来的钱寄回老家。毕竟，儿子永远都是自己的儿子。

与此同时，肖燕也离婚了。如今，他跟肖燕同居了。但两人并没有结婚，因为他们彼此都不敢确定，两人的关系到底能够维持多久。

怕被人发现不敢同居

一有时间就去小旅馆

虽说都是临时夫妻，但相比老沈的需求，他的朋友建国则更为直接。

建国是山东人，来宁波快十年了，人长得非常魁梧，在工地里做小工。如果老沈还有一些感情在里面的话，建国却过得更为干脆——满足性需求。建国的生活远没有老沈来得舒服，除了下雨天，基本上每天都要干活。干完活，他就只能待在几十个人一间的工地宿舍里。“跟老沈一样，老婆在老家带孩子，只能一个人出来赚钱。”建国说，每当一个人难受的时候，就特别想让老婆孩子也一起过来。但随后仔细算一算成本，就暗自否定了。

“儿子过来上学，三个人得租房子，这里消费这么高，工资根本不够。”建国告诉我们，来宁波一年多后，他通过QQ找了一个女的，对方也有了家庭。跟老沈不一样的是，他们并没有住在一起，而是平时电话联系，只要双方一有空，就去城中村那些小旅馆开个钟点房，价格很便宜，就十几块钱。

做完事情后，双方又各自回到自己住的地方。“她也是住在工厂宿舍的，大家其实就是彼此需要，租房子太费钱了，还是这样省。”建国说，他们彼此都不会问对方家里的事情，合的来就在一起，哪一天感觉合不来了，就不再联系了。

如果看到那个女人跟别的男人有过密的动作，心里会不会不舒服？

“讲不舒服是假的，但要说很难受，也是没有的，其实大家一开始在一起的时候，就知道谁也甭想对方对自己有什么责任这些玩意，这根本就不现实。”建国说得很直白，老婆不在身边，他又是一个正常的男人，去洗头房不但费钱，而且又不安全，找这个，大家彼此都有需求，彼此也不讨厌，就在一起了。

让人有些吃惊的是，建国跟在家里的老婆关系非常好，很恩爱。

只要一回老家，建国肯定会给老婆买一堆东西回去。“自己在外面做这种事，心里总是会觉得亏欠。”建国说，每次买东西给她，看到她开心的样子，心里也多少会好受一点。

在宁波这些年，建国先后找了近十个女的，一起过过“临时夫妻”生活。

对建国来说，“临时夫妻”很简单，根本没什么感情，有的就是彼此对性的需求，如同相互帮忙一样的简单和平常。除了对老婆的愧疚外，建国丝毫没觉得这样做有什么不对。

住在一起谈不上感情

一起搭伙过日子罢了

跟老沈、建国不同，江西人丽娟却找了一个男人，而且还住在了一起。

丽娟，在镇海329国道旁边一家小菜馆当服务员。为何独自来宁波打工，丽娟说，老公在河南一建筑工地打工，前年儿子上了高中，听老乡讲宁波工作机会多，待遇也不错，就来了。

来到宁波，人生地不熟的，租不到合适的房子。为了省钱，她跟一个男老乡国良合租了一间房子。租的是那种仓库隔成的房间，面积比较大，有近30平方米。一个房间里，放了两张床，床跟床之间拉着一张红色床单做遮挡。独自在外的生活远没有她想象的那么简单。“工作苦点累点倒不怕，在老家，干农活还要苦，怕就怕晚上，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丽娟说，国良家里也有老婆孩子，再说孤男寡女住一起，又不好表现得过于亲密。

一开始，丽娟做饭的时候都会多做一点，留给晚归的国良。这个举动对早来宁波几年，一直独自生活的国良说，让他感到了家的温暖。

去年中秋节，国良厂里发了箱粽子。下班后，他买了一些熟食和啤酒，拎上粽子急忙回到家中。

让他失望的是，丽娟还没有下班回家。国良先把粽子煮上，然后坐在房里抽烟，虽然肚子饿得直叫，但他还是忍住了，并没有先剥个粽子吃吃。

晚上9点多，丽娟带着一身疲倦回到家中。“看到锅里冒着热气的粽子，还有桌上的饭菜，心里热热的。”丽娟说，一个人在这么大的城市，生活又是在最底层，心里的那种感觉，真的说都说不出来。

那天，两个人喝了很多啤酒，也讲了很多话，聊得非常开心。丽娟起身想去自己床上睡觉时，国良一把从后面抱住了她。

“起床后，前天晚上的美好感觉立马没有了，坐在床上不停地哭，脑子想的都是对不起丈夫和儿子。”那天，丽娟故意很晚才回家，她怕国良还没睡。

开门一看，国良早就躺在床上。丽娟衣服都没脱，轻手轻脚爬到了自己床上，躺在被窝里，她怎么也睡不着。

“说没有需求，那都是假话。”丽娟说，那个晚上，他其实并没有睡着，后来又爬上了自己的床，她再一次选择了默认。

从那以后，虽然帘子一直没有拿掉，丽娟却再也没有睡过自己那张床。

两人如同夫妻一样生活，但谈不上有感情。一起的时间越来越久，丽娟心里反而有了一种更加清晰的感觉，“他对我的生理需求远大过感情。”

也正是因为这个，每当丽娟打电话给老公或家人时，国良便会自觉地走出房间。同样，国良打电话时，丽娟也会默默地走开。

每到春节，两人便各自回家过年。过完年，他们又先后回到宁波，再次住在一起。说起这种生活，丽娟自己也知道不对，但心里又似乎很难摆脱，为了孩子，在外打工总比家里赚得多。

对于心里的那份愧疚，丽娟只有每个月给儿子汇钱的时候，心里才会舒畅一些，真正感觉到快乐。

(现代金报)

第四篇：农民工临时党支部规章制度

大丽高速公路28合同段

农民工临时党支部规章制度

总 则

一、为了进一步规范农民工临时党支部的学习工作制度，增强农民工党员的意识，努力提高党支部的理论水平，确保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省委、省政府及上级部门的决定在工作中得到及时有效的贯彻执行，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特制定本制度。

二、农民工临时党支部成立的目的，是为了提高农民工党员的思想政治理论素质。党支部成员要在整个政治理论学习中起好带头作用，做出表率。

三、农民工临时党支部工作中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坚持不懈地加强学习思想政治理论知识，树立坚定的政治理想和政治信念：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紧紧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方针；

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从项目部施工队的实际出发，创造性地贯彻中央、省委、省政府及上级有关部门的方针政策；

农民工党员应认识到农民工临时党支部成立的现实意义，争取在公路建设一线积极开展“创先争优”活动，发挥党员先锋模范带头作用。

学习制度

四、大丽高速公路28合同段将抓好自身建设，增强党支部凝聚力。临时党支部始终坚持把加强自身建设、服务党员群众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有针对性地组织农民工党员利用业余时间进行安全生产、实用技术、外出务工人员权益保护等知识培训，使农民工党员尽快掌握岗位技能，成为岗位工作的行家能手。开展职业道德教育，引导农民工“遵纪守法做事，诚实守信做人”，严格执行公路建设各项规章制度，努力建设平安工区。开展法律知识教育，增强农民工的维权意识和模范守纪意识。

五、加强管理引导，发挥农民工党员模范作用。根据农民工党员流动性大、不便于管理的实际，临时党支部建立了动态信息台帐和农民工党员档案。积极引导农民工党员立足本职“创先争优”，结合本职工作，围绕理想信念、理论学习、履行职责、服务群众、工作作风、组织纪律、廉洁自律、道德修养等八个方面向群众做出了公开承诺，进一步激发了农民工的生产积极性，形成了党员示范、群众跟随、热火朝天抓生产的良好风气。

六、学习的方式是坚持以自学为主，适当组织集体交流。理论学习以参加项目部党支部小组活动为主，每年组织二次集中学习交流。

七、农民工党员的职责：

（一）制定贯彻执行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和省委、省政府及上级部门重大决定的具体措施；

（二）讨论怎样更有利于项目建设，并对工程建设中的工作提出意见；

（三）严格按照党员标准来要求自己，并协助项目部把工程进度赶上去。

（四）按照中央、省委、省政府和上级有关部门要求，在农民工队伍中抓好党的建设和党风廉政建设，带动农民工干好本职工作。

组 织 原 则

八、农民工临时党支部要认真贯彻执行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领导农民工按上级的有关要求进行施工。

九、民主生活会制度

1、支部每半年召开一次民主生活会，交流思想，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转变作风，增强团结，促进工作。

2、民主生活会要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充分发扬 党内民主，发挥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的积极性、创造性。

3、民主生活会要将重大问题提交广大党员讨论，充分听取党员意见，集思广益，改进工作。

4、在民主生活会中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作自我批评要不夸大，不缩小，批评别人要根据事实，不能道听途说、无中生有，切实做到摆事实、讲道理，与人为善。

5、民主生活会应该以正面教育和自我批评为主，避免出现过火斗争和无原则的纠纷。

6、通过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要达到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增进团结的目的。

十、组织生活会制度

1、每半年召开一次组织生活会，并形成大会记录。

2、每名农民工党员都要在农民工队伍中起到模范带头作用，组织工人开展党员生活大会，传达中央、省委、省政府的文件精神。

3、农民工党员要根据批评意见，制定整措施，支部要落实专人监督整改，并在一定范围内通报组织生活会召开情况。

第五篇：“高薪”农民工背后秘密：每天工作12个小时以上

“高薪”农民工背后秘密：每天工作12个小时以上

2013年07月15日 10:40来源：人民日报 李薇 殷梦昊

农民工月收入近万元的传闻不断，他们的真实工作状况如何

“高薪”农民工的一天

近日，关于“农民工工资逆袭白领”等传闻不断。有网友晒出建筑工地的“民工工资单”，最高过万元，最低也有5000多元。农民工的真实工作状况真像网友晒出的那么“美好”吗？6月28日，我们跟随在北京通州区朝阳北路地铁6号线在建工地打工的黄登玉一起出工。

清晨5点半，黄登玉就起床了。看了一眼还在熟睡的儿子，他轻声走出了家门。老黄来自四川广元农村，今年38岁。2011年这个地铁工程开工后，老黄就在工地附近租了这个十几平方米的房间，一个月480元的房租。这个地方原来是个工厂厂房，现在二层改造成了出租屋，下面是仓库。

6点15分，老黄到达了6号线地铁北京物资学院站工地。没带家属的农民工基本都住在工地旁边的宿舍里，有的工友还没吃完饭，今天的早饭是米粥馒头。老黄最早出来打工时只有14岁，小学还没毕业。从1997年起，他辗转在北京和广州之间，参与地铁修建，算是农民工中的技术工。

6点半，老黄作为3号井班组的组长，给同组的十几个工人交代了今天的工作任务后，就戴上安全帽下井了。

扶着扶手走下临时搭建的四五层铁梯，到达工作地点。工作井有20多米深，黑暗阴冷，墙边几个白炽灯发出刺眼的灯光。灯光下烟尘飞扬，气味刺鼻。他们走上靠铁架子搭起来的木板上，开始悬空作业。他们负责的这段地铁工程已经完成了初衬挖土阶段，进行到二衬阶段，高四五米的拱形通道已经用一些钢筋搭好。今天白天的任务是要用铁丝绑扎钢筋，然后晚上立拱架、打混凝土。

早上9点，井下的工人们正干得热火朝天。有人拿着锤子敲敲打打，有人拿着电焊焊接铁板。井下气温不到20摄氏度，阴冷潮湿，可他们额头上都已经布满了汗珠。黄登玉一边绑着钢筋，一边时不时关心大家的工作进展。他们大多数是普通工人，还有钢筋工、电焊工、模工。

“初衬挖土的时候最辛苦，纯体力活儿，现在已经算轻松的工作了。干这活儿年龄不能太大，一般过了45岁身体就跟不上了。”对此，老黄很有几分自豪：“我呀，身体棒，两三年不会生病一次，就算生病了也照样出工。”

中午12点，上午的工作告一段落。工人们从井里出来吃午饭，他们只有半个小时的时间。趁吃饭的时候，我们和老黄聊了聊。老黄说，如果每天都出工，他一个月能拿到7000元。听起来不低，但这是建立在高强度的劳动基础上的。他每天工作12个小时以上，一个月没有一天休息日。工期紧时，一年365天，一天也不休息。去年春节，他就是在工地上过的年。何况，老黄是拥有多年经验的熟练工，如果普通工人还拿不了那么多。

“我们干活都是临时性的。今天跟这个老板，明天也许会去另外一个地方。”黄登玉说，一般一项工程干完不一定能接上下一个活儿，常常要等两三个月找活儿，这段时间就是没有收入的。“说白了农民工就是干的苦力活儿，我们怎么能跟人家坐办公室的比呀！”

12点25分，老黄刚放下碗筷又赶去工地。下午他没下井，在上面轧钢筋。这个活儿很费力，需要两个人一起把两指粗的钢筋抬起来放在机器上，再用双手把钢筋牢牢按住，用机器轧出弧度。长期在工地的工作已经让他的手掌长满了厚厚的茧子。

下午6点半，一天的工作结束了。工人们陆陆续续地从井下上来，老黄也向家走去。晚上9点左右上床睡觉，明天又是满负荷的一天。(李薇 殷梦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