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执政党兴衰史鉴-权威专家

第一篇：世界执政党兴衰史鉴-权威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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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观看、下载本课程，请联系QQ1219258993，保证全网最低价当今世界综合国力的竞争，很大程度上在于政党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的竞争。二十世纪后十几年，世界政党政治中最为引人深思的现象是，在一些国家和地区，一些曾经长期单独连续执政的大党老党纷纷失去执政地位。发生这种现象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有无共同的规律可循？对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有何借鉴？这些问题很值得我们关注。江泽民、胡锦涛同志对此非常重视，多次要求有关方面加强研究。为此，我社特邀参与该课题研究的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的部分专家学者撰稿，搜集大量珍贵图像资料，精心制作《世界执政党兴衰史鉴》系列电视专题片，分别就日本自民党、苏联共产党、印度国大党、印尼专业集团、中国国民党和墨西哥革命制度党执政失败的原因进行剖析，供各级党政领导及相关教研人员参考。揭示世界执政党失败教训 展现世界政坛之风云变幻

党政领导干部和相关人士不得不看的专题电视系列片该系列专题片由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主任王长江教授和世界政党比较教研室主任姜跃教授担纲主编及撰稿。解说真切犀利，发人深省。图像资料生动丰富、珍贵翔实。可作为组织有关加强党的执政能力、执政理论建设培训教学活动以及进行先进性教育等主题学习时的高层次参考教材，也是关注政党建设问题人士的难得的重要参考。共七集：

1、《自毁前程的日本自民党》；

2、《自酿苦酒的苏联共产党》；

3、《自取其咎的中国国民党》；

4、《自毁基业的印度国大党》；5《自败家门的印尼专业集团》；

6、《自吞苦果的墨西哥革命制度党》；

7、《世界执政党兴衰史鉴结语》。全片七集共约120分钟，全套2片VCD光盘，整套发售。珍藏精装版（内附全片完整解说词文字版）定价180元。简装版定价120元（无解说词）。

1、《自毁前程的日本自民党》（视频欣赏）

2、《自酿苦酒的苏联共产党》

3、《自取其咎的中国国民党》

4、《自毁基业的印度国大党》

5、《自败家门的印尼专业集团》

6、《自吞苦果的墨西哥革命制度党》

7、《世界执政党兴衰史鉴结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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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世界执政党的兴衰史及给我们的启示

世界执政党兴衰以及给我们的启示

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生物工程***班

107710**赵**

当今世界政局风起云涌，美资产阶级仍处于霸主地位。从荷兰称霸世界到美国独大，纵观世界各政党的发展史，让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到政党一旦出现脱离群众、滋生腐败，其离灭亡的日子则不远了。

当今世界的200多个国家中，除了约20个国家没有政党之外，都有政党的组织存在。据统计，目前世界上较有影响的各类政党约有6000个。有的一个国家一个政党，一般的是一个国家几个、十几个政党，最多的一个国家就有300多个政党同时存在。20世纪后期，世界形势和各国政党政治发生了复杂而深刻的变化:一些长期执政的大党、老党相继失去政权;在同样的背景下，另一些执政党经受住种种冲击和考验，至今仍继续执政。

值得我们更深入思考的是前苏联，因为其在解体之前是共产党执政并且可与美国抗衡。但是后期出现的问题未能及时得到解决而致使一个超级大国灭亡，前苏联出现的很多问题，中国共产党也慢慢浮现，如何使中国不蹈覆辙，是每一个中国领导人以及广大群众所警醒的。叶利钦1996年也承认：现今的俄罗斯已超过了意大利，成为国际社会最大的黑手党王国。2005年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国情咨文中慨叹：“苏联的解体，是20世纪最严重的地缘政治灾难，对于俄罗斯人民来讲，它是一场真正的悲剧。”很多俄罗斯专家学者也得出这样的结论：苏共失败、苏联解体，使俄罗斯经济、社会发展倒退了几十年。社会丑恶现象泛滥，1996-2000年梅毒患者增长25倍。据有关材料介绍，70%多的俄罗斯人对苏联解体感到惋惜。

诸多学者认为导致前苏联解体有以下五个方面：第一，经济没有搞上去，使社会主义逐渐失去了凝聚力、吸引力和竞争力。国强民富是民众对执政党的基本要求，经济停滞、不发展，人民就会失去信心；第二，政治上高度集权、缺乏民主、法制不健全，这是外国共产党执政经验教训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党内民主的缺失是导致党的领导人缺乏优患意识的重要原因。党内始终没有建立自下而上的监督制约机制，因此不可避免地形成特权阶层，党一旦成为特权利益的代表，就会失去执政基础；第三，苏共在理论上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思想战线上纵容资产阶级自由化，丧失了意识形态域的主导权；第四，教条主义禁锢了理论创新。无产阶级政党要取得革命和建设的成功，必须把握时代特征，立足本国实际，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第五，苏共没有把党的组织建设好，丧失了党的先进性。苏共中央蜕化变质了，不可能把各级基层组织建设好。苏共基层组织丧失了先进性，在群众中已无凝聚力、号召力、战斗力，不能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党员质量下降，严重脱离群众，不能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胡锦涛同志曾指出，我们要“认真借鉴和吸取世界上其他共产党自身建设的经验教训，注重研究和借鉴国外其他执政党加强执政能力的有益做法”。

前苏联以及其他世界各国的执政党的兴衰史给我的其实有以下几点：

1、执政党必须必须与时俱进，适时调整党的理论、纲领和政策，以符合国情民意，不断提高党的创新能力。比如说，英国工党在布莱尔当选主席之前的18年时间里，工党一直处于在野的地位。其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工党的纲领政策不适应变化了形势，已经不被英国民众所认同。1994年，布莱尔被选为工党领袖之后便向全党发出号召:要具有改变自己的勇气。通过改革，英国民众看到一个全新的工党，工党重新激发了生机和活力，并于1997年夺回了失去了18年的权力，重掌执政大权，2001年又继续执政；

2、执政党必须把发展经济作为首要的任务，同时要解决好公平与效率的问题。可以肯定地说，一个不能发展经济的执政党，是不可能长期执政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施罗德的下台，已经有力地说明了这一点。施罗德下台的主因是无法交出一份让德国人民满意的经济成绩单。目前，我们的基尼系数已超过国际警戒线。如果贫富差距解决不好的话，将严重影响党的先进性，影响党的执政地位，这也是我们党目前遇到的巨大挑战；

3、执政党必须从机制上保证党和群众的密切联系，不断扩大夯实党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具有较强的整合能力。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体现在两个基本方面：一是党应当充分代表和反映人民群众的关系；二是党支持人民做国家的主人。苏共的问题也恰恰出在这两个基本方面。它们导致了党和它所代表的群众之间的矛盾和隔阂；

4、执政党必须努力推进党自身的现代化，真正实行党内民主，增强自身的吸引力和凝聚力。一个缺乏党内民主的政党，是不可能长期执政的，苏共的垮台为此做了最好的注解。“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党内民主，是提高政党形象，增加政党吸引力的最佳手段，是政党保持先进性的前提。因此，我们党应该大力借鉴西方政党在实现党内民主方面的某些做法，吸取苏共在党内民主上的深刻教训，健全党内民主制度、确保党员的民主权利，激发党的生机和活力；

5、执政党必须解决腐败问题，保持政治上的清明。苏共党内腐败现象有两个特点：第一，大量侵吞、贪污、盗窃国有财产。这种现象被称作“谢洛科夫现象”。他是苏联大将，勃列日涅夫时期任内务部部长。他把内务部从国外进口的9辆豪华车中的5辆留给自己，分别给自己的儿子、女儿、儿媳和老婆使用。他把一桩重大投机倒把案起获的赃品据为己有，价值25万卢布。他在全国各地盖别墅无数，分给自己的亲属享用。他在家中雇佣裁缝、厨师、摄影师、建筑师、按摩师、传记记者，为女儿雇家庭佣人，所有开支均从内务部报销；第二，腐败在干部委任制的前提下发生，表现为腐败分子的不法行为有组织地进行。苏联干部制度中的委任制和变相委任制，造成了广泛的任人唯亲和结党营私现象。勃列日涅夫本人就喜欢任用和曾经他一起工作的人，被老百姓称为“第聂伯彼得罗夫斯克帮”。而我国贪污腐败问题也较为严重，官员个人素质不高，易受大环境影响，权钱交易也时常发生。加强官员清廉执政教育，采取有效的监管机制是当下必须做的。

国外政党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就如同一面镜子，给我们提供了诸多有益的启示。我们的党员和领导干部要居安思危，具有优患意识、责任意识，深刻吸取世界上一些政党兴衰成败的教训和经验，积极探索执政党建设的规律，在不断变化的复杂形势下，保持党的先进性，从而永葆党的执政地位。

第三篇：2019国家公务员考试时政热点：中国扶贫 世界可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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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国家公务员考试时政热点：中国扶贫 世界可鉴

《习近平扶贫论述摘编》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十八大以来，总书记站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战略高度，把脱贫攻坚摆到治国理政突出位置，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作出一系列新决策新部署，推动中国减贫事业取得巨大成就，对世界减贫进程作出了重大贡献。

中国的减贫经验可以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有益借鉴。今年6月2日下午，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本扬率老挝党政高层代表团，赶赴中国湖南湘西花垣县十八洞村。他此行的目的是，重走总书记5年前走过的路线。

5年前的深秋，习近平在十八洞村首次提出“精准扶贫”思想。5年后的初夏，本扬在十八洞村，亲眼目睹了中国贫困偏远地区的扶贫成效，“我们要认真学习借鉴中方‘精准扶贫’的做法和经验，争取到2020年摆脱国家欠发达状态”。

从一个生产大队的党支部书记，到一个泱泱大国的最高领导人，习近平有着深厚扶贫情结，始终牵挂着贫困群众，关心和思考着扶贫工作。用他自己的话说，40多年来，我先后在中国县、市、省、中央工作，扶贫始终是我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我花的精力最多。目前，他已走遍全国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

习近平的扶贫情结，是中国扶贫事业的缩影。“善为国者，遇民如父母之爱子，兄之爱弟，闻其饥寒为之哀，见其劳苦为之悲。”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农民“打土豪、分田地”。现在，领导广大农民“脱贫困、奔小康”。改革开放以来，中国7亿多人口脱贫，当之无愧是世界上减贫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世界上率先完成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国家。

这个成就，足以载入人类社会发展史册，也足以向世界证明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中共十八大以来，截至2017年末，全国农村贫困人口从2012年末的9899万人减少至3046万人，累计减少6853万人(这一数字超过法国人口总量)，减贫幅度达到70%。年均脱贫人数1370万人，是1994年至2010年间年均减贫人数的两倍多。世界银行行长金墉说，中国扶贫开发经验值得其他中等收入国家借鉴。

反贫困是古今中外治国理政的一件大事。中国不只“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也“为世界谋大同”。中国在致力于自身消除贫困的同时，始终积极开展南南合作，力所能及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的援助，支持和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消除贫困。

“到2020年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是我们党立下的军令状。”习近平代表中国共产党立下庄严政治承诺。

中国扶贫开发工作已进入啃硬骨头、攻坚拔寨的冲刺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能够确保到2020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做到脱真贫、真脱贫。

作为世界第一大政党，中国共产党言出必行。(作者 正 楷为本报编辑)更多公务员考试信息关注文山中公教育信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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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伍秉鉴：安海历史上的世界首富

2010年12月3日，位于晋江安海石狮巷51号的伍氏宗祠，迎来一个操着广东话的中年男人———伍秉鉴八世孙伍凌立，他带着房谱，到这里认祖。这也是伍秉鉴家族一百多年来第一次回安海老家祭祖。这次寻根之旅，再次向世人证明这样一段史实：在1834年的中国，世界首富伍秉鉴，老家就在晋江安海石狮巷。

伍秉鉴是广州十三行首富，据伍秉鉴自己在1834年统计，所有田地、房屋、铺店、钱庄，以及与英美两国贸易的商业资本，约值2600万两白银。在清末，这是世界上单个商人拥有的最大一笔财富。所以，西方学者当时就称他为“天下第一大富翁”。

名人：伍秉鉴（1769—1843年）

籍贯：晋江安海石狮巷

成就：1801年，伍秉鉴继承伍家怡和洋行的业务。伍秉鉴是个商业奇才，在他经营怡和行时，同欧美各国的重要客户都建立了紧密的联系。他既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官商，又懂得依靠西方商人的贸易发财致富。他的商行在当时同外商联系最为紧密，可以在东印度公司、散商和美商中左右逢源。在伍秉鉴手中，怡和行迅速发达，一些西方学者称他是“天下第一大富翁”。1834年时，伍家自己估计，他们的财产已有2600万两白银。在清末，这是世界上单个商人拥有的最大一笔财富。在产业经营方面，伍秉鉴不仅在国内拥有地产、房产、茶园、店铺等，还大胆地在大洋彼岸的美国进行铁路投资、证券交易，甚至涉足保险业务等领域，使怡和行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跨国财团。

留迹：在安海石狮巷51号的伍氏宗祠，也是伍秉鉴先祖伍符龙的宗祠，藏有广州十三行伍氏房谱。

伍秉鉴后人安海寻根

这是一次迟到了一百多年的归乡。

2010年12月3日，来自广州的伍秉鉴八世孙伍凌立，带着几代人的愿望，从广州来到安海，展开了他的寻根之旅。在海峡两岸伍氏宗亲会的帮助下，他终于找到了安海伍氏宗祠族谱，圆了几代人的梦想。

“错不了的，我们的祖先伍秉鉴，就是从这里出去的！”在安海伍氏宗祠，54岁的伍凌立，迫不及待地打开随身携带的广州十三行伍氏房谱，与安海伍氏族谱一对照，发现两本族谱所记载的分支与名字相吻合时，心里石头终于落下。不枉此行的他，当场将自己带来的房谱，送给安海伍氏宗祠。

伍秉鉴的祖籍地——位于安海石狮巷伍氏宗祠（也叫伍氏家庙）

“从我们的房谱上看，伍秉鉴那个年代，广州伍家与安海联系密切，到清末两方走动少了，至今断了五六代，至少有上百年没有来往。”伍凌立说，这次他是带着一颗赤诚之心回家乡寻根问祖，安海伍氏宗祠内没有伍秉鉴的牌位，也没有文献，十分可惜，他希望今后能将部分广州伍家资料带回这里。对于伍秉鉴，晋江人知之甚少。虽然同时代的一些英国和美国的日记作者记下了与他所进行的一些商业交易，但是几乎没有西方人见到他在家或在港口之外其他地方的样子。这位伍富翁是长什么模样的？他又是做什么的？伍凌立向记者提供的广州十三行伍氏房谱上，有一张国外的油画，画的就是伍秉鉴。伍秉鉴近年来被央视、《广州日报》等媒体称为清朝“世界首富”。

早在2001年，《亚洲华尔街日报》评选过去1000年来全球最富有的50个人，有6个中国人入选：“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忽必烈、乾隆的宠臣和珅、明朝的大太监刘瑾、民国时期的宋子文，还有一位就是伍氏家族的伍秉鉴———“十三行”怡和行的掌门人。“伍秉鉴是这6人当中，唯一一个靠经商贸易发财致富的商人！”伍凌立说，从十三行房谱上看，伍秉鉴是安海人，早在明末清初，伍秉鉴的祖先伍典备（也叫伍符龙），就从安海来到武夷山，以种茶为业，于清康熙年间移居广州。这与安海伍氏族谱所说的“祖伯叔典华典修典和任粤东潮州府理刑，典备自少经商粤省”相一致。

靠出口福建乌龙茶发家 伍秉鉴的发家史令人无法想象。

1686年春节后，广东巡抚李士祯在广州颁布了一项公告，宣布凡是“身家殷实”之人，只要每年缴纳一定的白银，就可作为“官商”包揽对外贸易。令李士祯想不到的是，这一公告竟会在一个世纪之后为中国催生出一位有着闽南血统的世界首富。

1783年，伍秉鉴的父亲伍国莹，一个曾在另一行商首领潘家做账房的安海人，创立了元顺行。1801年，32岁的伍秉鉴接手了怡和行的业务，伍家的事业也开始快速崛起。1813年，伍秉鉴凭借过人的手腕和无可匹敌的家业，成为广州十三行总商之首，此后数十年间未曾有变。所谓的“十三行”，实际只是一个统称，并非是13家，多时可达几十家，少时则只有4家。清政府只允许“广州十三行”和外商做生意。

“那时候的怡和行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跨国财团，地产、房产、茶山、店铺和巨款，而且在美国投资铁路、证券交易和保险业务等。”伍凌立说，在伍氏家庭中，以伍秉鉴与其儿子伍绍荣最为著名。在他们任行商期间，同欧美各国的重要客户都建立了紧密的联系。在福建，伍家还拥有庞大的茶山和地产，开设了数家银号。

“茶叶贸易才是伍秉鉴最主要的业务。他的发家，靠的是出口福建乌龙茶！”对鸦片战争与福建茶叶外销关系颇有研究的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教授庄国土表示，清代，很多晋江人到武夷山承包茶园，他们本身既是种茶人，也是制茶者。1760年以后，十三行主要负责中国与西方的贸易，其核心商品即是茶叶。福建茶叶需从广州出口，行商独享茶叶出口业务。当时十三行中，闽籍者半数以上，包括两个最著名的行官伍秉鉴和潘启官。

“当时，中国最著名的出口贸易产品就是茶叶，而且欧洲人对茶叶质量十分挑剔，但伍家所供应的茶叶却被英国公司鉴定为最好的茶叶，并标以最高价出售。”伍凌立也很认同庄国土教授所说的观点。伍凌立说，伍秉鉴凭借其家族崛起时遍布武夷山的优质茶园，以怡和行号为商标的箱装茶叶，畅销伦敦、阿姆斯特丹、纽约和费城等世界著名城市。在国际市场上，凡是伍怡和牌的茶叶，就能卖得出高价。1813年，怡和行取代同文行成为广州十三行的领头人———总商。

“晋江自古是个茶乡，尤其是灵源山茶和紫帽山金粟洞岩茶很有名气，但伍秉鉴做茶叶贸易，主要是武夷山的乌龙茶。”伍凌立说。

住宅取“安海乡”思故土

“这就是伍家花园，是一座可与《红楼梦》中的大观园媲美的园林建筑。”在安海伍氏宗祠，安平伍氏宗亲会副会长伍远程，摊开广州十三行伍氏房谱上刊载的一幅油画，对记者说。油画上的伍家花园，便是伍秉鉴的住宅，环境优美，曲径通幽，其中有社岗、荷塘、三桥、土地祠、宗祠等建筑，规模宏大。据说，这是一座可与《红楼梦》中的大观园媲美的园林建筑，中央的大厅可摆筵席数十桌，后花园还有水路直通珠江。钦差大臣、总督巡抚、外国使节经常于此会晤。

伍秉鉴时期的伍家花园，名为“安海乡”

“1830年前后建的伍家祠堂，还写有怀念安海的联对，我从史书上看到，联对有几个字是‘永世不忘闽籍’。”伍凌立告诉记者，伍秉鉴故居在今天的广州海珠区海幢公园左侧溪峡一带，并建有伍家祠堂；当时的广州城还有条溪峡街，是为纪念当年从安海过来的伍家先祖，清朝时期的广州地图还可以看到这个街名。然而今天，除了一条“伍家祠道”，曾经的繁华也只能在史料中寻觅了。

“伍家花园名为‘安海乡’，可见伍秉鉴十分怀念家乡，并没有忘掉祖辈是从安海移居广州的。”伍远程说，伍秉鉴的故土情结，跟郑成功对台湾省“安平镇”的命名是一样的。

从史料上看，伍氏家族初居广州西关（今广州荔湾区），后在广州河南（海珠区海幢公园一带）安家。在广州，流行着这样一个说法：“宁要河北的一张床，不要河南一间房。”这是因为，当时的达官贵人及富豪都居住在河北，而在河南居住的，多是寻常百姓。因而，广州河北不仅是城市的中心，更是一个身份的象征。伍家为何把房子建在河南呢？ “这与伍秉鉴行事低调有关。”伍凌立说，伍秉鉴也曾经花费巨资换来了一顶三品顶戴，变成了朝廷命官。不过，他那顶红色的顶戴，从不在公众场合戴出来炫耀，只是在自己生日的时候偶尔戴一下。国际市场很认他的账

1834年，伍秉鉴拥有资产折合白银2600万两，可谓富甲天下。

“伍秉鉴的名号就是价值就是品牌，国际市场很认他的账。伍秉鉴和当代的商人思路一样开阔，他在美国展开铁路投资、证券交易、保险等业务。”对安海历史文化颇有研究的安海文化人高俊仁说，那时，洋人们很尊敬伍秉鉴，称他为伍老爷，他还收美国旗昌洋行老板约翰•福布斯做了干儿子。

高俊仁说，在伍家中，至今仍流传着伍秉鉴为了中国商人争足面子的故事。一美国商人和伍秉鉴合作，由于经营不善，欠了伍秉鉴7.2万两白银债务，但他没能力偿还，所以无法回到美国。伍秉鉴听说后，马上叫人把借据拿了出来，对他说：“你是我的第一号‘老友’，你是一个最诚实的人，只不过不走运。”说着就把借据撕碎，向对方表示他们之间的账目已结清，对方可以随时回国。伍秉鉴的这个举动让中国商人的名声在美国脍炙人口。在伍秉鉴的贸易伙伴中，就有当时的美国首富约翰•雅各布•阿斯特。承担大量清朝债务

1840年6月的一天，英国人的战船开到了广州城外的港口，鸦片战争爆发了。伍秉鉴的国际贸易在英国人的炮火硝烟中走下坡路。

据传，晚年的伍秉鉴，甚至愿意把80%的财产捐给政府，只求政府允许他结束怡和行，安度晚年，但仍然未被允许。战争临近，伍秉鉴积极募捐，出资修建堡垒、建造战船、制造大炮。纵然如此，清朝政府仍全线溃败。清军与英军签订《广州和约》，以600万银元巨款，赔款赎城，伍秉鉴一人出了其中的110万。

1842年，鸦片战争以中国战败结束。清政府战败后，与英方签下了极不平等的《南京条约》。清政府下令行商偿还英方债务，伍秉鉴就承担了100万银元。据伍秉鉴自己估算，在鸦片战争中，伍家损失了不下210万两白银。1843年9月，一代世界首富伍秉鉴，溘然长逝，终年74岁。一百多年过去，伍家的后人四处散落。

“很多伍家后人在海外，我爸爸以前是留美学者，新中国成立后，才回来建设祖国。”伍凌立说，时过境迁，他与大多数伍家后人失去了联系，十年前他还是从广州荔湾区地方志要来一份伍氏族谱，才知自己是伍秉鉴第八代世孙。2006年，他重修了族谱。前段时间，他参加在宁化举办的海峡两岸伍氏宗亲会，才寻到安海宗祠认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