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红十字会社监委下月拟重新调查郭美美事件[五篇范例]

第一篇：中国红十字会社监委下月拟重新调查郭美美事件

中国红十字会社监委下月拟重新调查郭美美事件新京报讯（记者魏铭言）中国红十字会社会监督委员会拟于5月中下旬，重新启动针对郭美美事件的调查，并邀请社会公众同步参与。调查将在芦山地震救灾后启动

昨天，中国红十字会社会监督委员会新闻发言人王永表示，目前，社监委内部已经对重查郭美美案达成初步共识，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也表示愿意配合这次调查。“现在大家的主要精力还是抗震救灾，待芦山地震灾后的紧急救援救灾基本完成后，红会社监委将启动针对郭美美案的重新调查。”

此前，王永曾以社监委委员身份，数次建议重查郭美美案，并向公众发布。他坦言，此次芦山地震后，第一时间进入灾区开展救援的中国红十字会，却不断遭受公众质疑，甚至遭受网民的谩骂，“让大家达成共识，是决定启动（郭美美事件）重新调查程序的一个主要原因”。

昨天，中国红十字会社会监督委员会官方先后针对三件公众质疑红会事件开展调查、循环公布调查结果。其中既包括子虚乌有的地方红会虚开救灾药品发票案，也包括“有图有真相”的红会工作人员开车中途甩下志愿者的事件。这种陷入质疑、调查和反驳漩涡的日子，从地震后第一天，就不断“重演”。将邀请公众和质疑网友参与调查

昨天上午，红会社监委官方微博以“委员声音”为题，建议重新调查郭美美案，帮助红会恢复名誉。除王永外，社监委委员、中央财经大学教授刘姝威也表示，社监会应重启郭美美事件调查程序，并向公众解释清楚，否则红会的声誉很难恢复。

重查郭美美案，是否真能帮助中国红十字会恢复声誉和公信力？王永介绍，这次重新调查，社监委作为独立的第三方，将邀请社会公众，包括那些曾经关注或质疑红十字会的网友代表，参与调查过程，直接与红十字会相关工作人员“面对面”交流，提出自己的问题。“我相信，这次调查的结果，会比较好”，王永说。

中国红十字会社会监督委员会是第三方独立监督机构，由16名委员组成。所有委员和红会均无隶属关系，也不从红会领取任何形式的报酬。

第二篇：郭美美事件引发中国红十字会信任危机

“郭美美事件”引发中国红十字会信任危机

2011年6月21日，新浪微博上一位名为“郭美美baby”的网友炫富：自称“19岁住大别墅，开玛莎拉蒂”，更吸引众人眼球的是其实名认证信息：中国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此后不久，又有“细心”网友挖出一位与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郭长江同名的微博“郭长江RC”仅关注过数人，其中之一便是“郭美美baby”，因此，有不少人怀疑这个郭美美与郭长江关系不一般，网友们关注的并非仅仅是私人关系，一些网友在看过几条微博后表示，不愿相信红十字会的公益性，怀疑自己的爱心捐款被贪污、挪用，变成了拜金女微博上炫富的谈资。

“郭美美事件”愈演愈烈，恰巧在此前4月份有实名认证的网友贴出了一张付款单位为“上海市卢湾区红十字会”的餐饮发票，这张消费了9859元的发票一经公布，很快被上万博友转发。所以在郭美美事件发酵之后，引发了对中国红十字会的信任危机。

中国红十字会频频陷入舆论质疑中，一部分人认为郭美美事件的爆发，对于中国的官方慈善组织红十字会本身的形象，无疑是一个极大的损害。显而易见，对于一个从事慈善事业的公益性组织而言，公信力在任何时候都是其最大的价值追求和立身之本，这就必然导致公众对红十字会有着更高甚至苛刻的道德标准。一旦其公信力受到质疑，负面影响不仅深远，而且很难修补。更重要的是，这对于尚在发育之中的公众慈善爱心也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中国红十字会是国内屈指可数的几个官方慈善机构之一，特殊的地位决定了其具有某种标志性的意义，如果人们发现红十字会尚且不能做到洁身自好，那么必然会让公众对所有慈善机构产生一种普遍的不信任感。所以，郭美美事件的发生，完全导致了人民对于红十字会的信任危机，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但是有一部分人持有截然不同的一同态度，在他们的角度来看，红十字会问题不断似乎也并不全是坏事。既然有问题，那么暴露总比不暴露好，早暴露比迟暴露好，这样才有利于及时发现问题并最终解决问题。“郭美美”事件虽然已然被红十字会澄清，但同时也促使我 们反思：如果缺乏应有的透明度，如果信息披露不健全，即便是一起纯属无聊的炒作，也会让公众将信将疑，在短时间内迅速引发网络围观；红十字会并不会因为其地位特殊和所从事行业的高尚而天然具有某种道德优势，如果监督不能到位，红十字会同样也会“疾病缠身”。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是“郭美美”事件，还是“天价发票”事件，都不是偶发的孤立的存在，而是殊途同归地揭示出，我们的慈善管理乃至慈善体制到了必须改革的时候了。

红十字会问题不断还从一个侧面提出了另一个命题，即民间慈善机构如何发育壮大。现行体制下，民间慈善组织从出生到成长，都受到了诸多掣肘，这一现状一方面压制了民间慈善，另一方面间接造成了官方慈善的垄断性，如果“合法”的慈善机构就那么几家，公众没有太多的选择余地，那么像红十字会这样的“宠儿”必然不会有什么忧患意识和太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红十字会被公众质疑并非始于今日，为何迟迟不见改善？因为做好做坏差别不大，也没什么可供参照的对象。给民间慈善松绑，引起良性的竞争机制，不仅能够激活慈善潜力，或许也是倒逼官方慈善机构提升管理水平的一个契机。

任何一个事物的发展都不会是一帆风顺的，慈善事业亦然。当前郭美美等事件只是冲击国内慈善系统公信力的导火索，重建红十字会公信力，如今已成为这个“百年老店”面临的首要问题，中国红十字会应该以郭美美事件作为契机，进行改革，红会去行政化。当前，可以重点从立法和监管上强制红会在公开透明方面迈出实质性步伐，最大限度地减少其行政化色彩。国际慈善事业的发展证明，公开透明、独立性、第三方监督是慈善组织缔造公信力的基础，包括政府立法强制慈善项目和财务公开、新闻媒体监督，以及独立的审查机构如会计事务所对慈善组织的财务进行审查等。由此可见，要处理红会的信任危机，必须要进行有效的改革。

第三篇：其它-论中国红十字会在“郭美美事件”中的危机应对

论中国红十字会在“郭美美事件”中的危机应对

摘要 “郭美美事件”掀起了公众对慈善机构、慈善制度不信任的爆发式宣泄。面对公众对其公信度的质疑和透明化慈善的强烈需求，中国红十字会应该如何力挽狂澜？在一个高曝光率的社会里，危机事件应对变得越来越困难。在基于理论和经验的基础上，本文试图为红十字会重塑公信力提供实用性方法。

关键词 中国红十字会 郭美美事件 公共危机 危机管理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Ａ

2011年，新浪微博上一个名为“郭美美Baby”的女孩，引发了一场民众对中国红十字会的“口诛笔伐”。危机事件发生后，郭美美回应的一条微博迅速将中国红十字会推上舆论的风口浪尖，严重挫伤了包括红十字会在内的中国慈善组织的公信力。本文从公共关系学的角度剖析了红十字会所面临的信任危机，旨在找到帮助中国红十字会重塑其公信力的办法。

一、“郭美美”何以走红——危机事件回顾

实名制实施以前，多数微博用户采用匿名形式参与讨论话题，这使得议程设置的主体逐渐多样化。在微博上，信息往往自下而上传播，话题本身又时常与大多数人的利益或公众的普遍情绪相关，因此更容易主导舆论。“郭美美事件”最初只是在微博的“粉丝群”里引起部分关注，随后，一些人在唏嘘之余开始对郭美美进行“人肉搜索”并挖掘其与红十字总会的关系。这时，作为传统媒体的广播电视和报纸才开始跟进报道。

面对公众的质疑，中国红十字总会于2011年6月28日召开新闻发布会，向媒体通报了有关“郭美美”事件以及其审计报告中披露的有关“红会超标采购420余万元”等问题。但传统中用以应对危机公关并行之有效的新闻发布会，在解决此次危机事件时，却远远没有起到预期中的作用。

二、“红十字会”何以狼狈——危机产生原因剖析

（一）公关应对欠妥。

从危机情境的沟通原则来看，一条行之有效的重要法则是要与媒体保持良好的关系，以维持组织与公众之间的纽带。然而，在现代信息传播手段的推动下，这种“纽带”不但没有给红十字会以缓冲的机会，反而将其在与公众的直接对话中，暴露出的种种不规范操作揭示出来。

现代媒体所掌握的把事件迅速放大的能力，使由信息不对称导致的信息真空更容易被谣言、误传和诽谤所充满。一旦媒体污染蔓延，公众对局势的认知就更容易转变成现实。因此，在缺少证据的情况下，红十字会的辟谣声明不仅没有缓解公众情绪，反而使**升级。同时，红十字会于2011年6月28日下午召开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仅邀请六家媒体参加，且将大量闻讯而来的记者挡在门外。既是新闻发布，就应该足够公开，这种不够坦荡有所保留的做法，自给了谣言的产生和传播更大空间。

红十字会虽然解释了其总会和商业系统红十字会的关系、审计署认定的采购超标等问题，但如何对各分支机构进行监督、采购超标问题的详细解释、报案后的案件进展情况等公众期待了解的内容，都没有提及。这就忽略了危机公关中极为重要的一环--建立有效的信息沟通机制。红十字会简单地把公众被视为可操纵的目标，假定人们会无条件地接纳它传达的信息，必然达不到与公众的良好沟通效果。

（二）信任链断裂——缺乏自律与公民冷漠的内外困境。

对于公众而言，红十字会的存在一直是看得见摸不着的：一方面，大量募捐资金和财政拨款流向那里；另一方面，红十字会又甚少向外界说明其善款使用的情况。其实，在很多国家，政府代管红十字会，或行使监督权都是常见的，可是，唯独中国的红十字会异化成为一种与权力体系结合甚密的官办组织。那么，是什么滋生了中红会的“官本位”，打破了慈善

机构的道德底线？

近年来，公共危机事件频发，有些学者认为这是因为“社会转型产生了利益分化与财富分配不公”。也有学者认为，中国现已进入风险社会，即各种危机事件形成一种制度化的存在，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公民权利意识觉醒，但也间接导致个人公民采取较为极端的手段来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但在笔者看来，“市场化转型”或“公民意识觉醒”都不能成为解释中国红十字会的官本位状态的根本原因。对于中国红十字会本身来说，其公信力之所以如此脆弱，源于其组织本身自律不严；而后，尽管屡屡曝光的各种“丑闻”开始侵蚀公民对它的信任，鉴于这些污点尚且影响力微弱，都没有引起红十字会的足够重视。此外，就外部社会环境来讲，我国公民社会尚未形成，公民对社会监督活动的参与程度原本就不够，一旦社会对红十字会的“冷漠”态度变成一种普遍现象，仅靠政府的监督和尚未完善的问责机制根本不足以迫使其形成良好的自律机制。于是，灰色地带逐渐扩大，为中国红十字会的“官本位”滋生提供了温床。

一直以来，中国红十字会的日常管理机制都不透明，与公众之间的良性互动也少。于是，以致在“郭美美事件”爆发后，中国红十字会与公众间的信任链的迅速断裂，且在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其公关活动不但都没有发挥正功能，反而带来了负效应。

（三）双重定位下行政监管的豁免。

以事件发生时的法律制度来看，像中国红十字会这样影响力广泛的组织却一直处于“免于登记”的地位。“免于登记”是相对于我国《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所确定的“双重管理”制度而言的，“双重管理制度”即对社会团体实行业务主管单位的“批准”管理，以及登记管理机关的“登记”管理，通过这种制度对社会团体加以接受外部监管的义务以规范其社会活动。但红十字会是该条例第三条规定的“由国务院机构编制管理机关核定，并经国务院批准免于登记的团体”，因此这种“双重管理”的外部监管制度却不适用于中红十。这种“免于登记”的制度设计一方面是来自国家对其类似于“免检产品”的充分信任，另一方面则来源于中国红十字会一直以来“民事”与“官办”的双重定位。以“民事”地位而言，《红十字法》第二条明确了“中国红十字会是从事人道主义工作的社会救助团体”，强调了其为民事的非政府组织，且其作为民事主体发生法律关系的相关案例也不胜枚举。而以“官办”地位而言，红十字会虽然不是我国现行法律规定的行政主体，即“行政机关，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但其“行政性”的烙印却非常显著。以社会救助团体的“资合”而言，红十字会的部分经费来源于“人民政府的拨款” ；而以其“人合”而言，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属国务院直属的副部级单位，中国红会从中央到县乡一级，层层与政府体系接驳。其名誉会长是当地政府的一把手，会长是政府主管文教的行政副手，大部分理事由政府部门及国有企业的负责人兼任。这种“行政性”既使得中红十的活动对于政府依赖性强，更使得政府作为社会团体的外部监管机关缺乏对中红十监管的动力。

总的说来，对于中国红十字会这样具有公募资格，掌握大量资金的社会救助团体，利益的诱使与自律行为的天然劣性使其处于高风险之中。而基于其“行政性”，对其外部监管的明确弱化甚至是豁免，不仅为内部的腐朽提供了温床，也使得公众的猜疑在慈善阳光化的诉求未能实现情况下不断累积。最终，“郭美美”事件作为导火索，引爆了中国慈善组织的大范围信任危机。

三、慈善真相背后——危机公关应对措施

（一）积极制定《慈善法》，强制披露以保透明慈善。

我国现有《公益事业捐赠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基金会管理办法》、《基金会管理条例》等与慈善相关的法律法规。这些法律法规分业而治，如《公益事业捐赠法》主要是为规范捐赠行为而制定，意在保护受赠人或者受益人的权利。这些各有具细的法律法规缺乏对慈善事业全面的规定，突出弊端便是缺乏科学、相匹的权利、义务设置，不利于我国慈善组织定位与体系构建，以及系统性资源分配。

而勉强算得上全面规定的《社会团体登记条例》，对慈善组织的定位，权利、义务设置与实际需求也不相一致。该条例于1998年发布实施，不仅年代久远，同时也带有浓重的“官本位”色彩。以社会团体的设立批准而言，它对于普通社会团体适用了较高的准入要求，却对带有浓重“行政性”的社会团体予以免于登记等优待。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我国慈善组织的实际准入壁垒，若继续适用该条例，既不利于中国红十字会这样官办的民间慈善组织清楚定位，独立慈善，自我改良；也不利于草根慈善组织的发展壮大，使得“慈善垄断”难以消除。

因此，系统性地制定《慈善法》成为了法治社会下，维持良好的慈善活动秩序与进一步发展慈善组织的一致需求。但《慈善法》的制定并非一朝一夕之事，首先要解决的就是此次危机突出表现的对透明慈善的强烈诉求。当然，透明慈善的推动仅靠慈善组织的自觉自制，或是由信任危机的爆发被动推进均是不适宜的，且会造成口诛笔伐的非和谐社会现象。因此必须由法律法规自上而下强制要求中红十进行有效披露。

强制披露制度的建立可以借鉴香港红会的透明慈善制度。对于中红十现今仅由国家审计署每年审计政府拨款这一项资金收支而言，强制披露制度应该增设对募集的善款和层层上缴的会费的审计，具体可以要求中红会对捐款人的捐赠与用途，设定固定的内部账户，分开记账。除此之外，为了防止政府失灵的弊端，审计主体应多交由社会，由第三方审计公司进行审计，并在出现与实际情况与审计结果存在出入的情况下更换审计公司，避免共同寻租。另外，为了使得社会大众可以作为广泛的监督主体，募款对象为全社会公众的中红会每年的财务收支情况、项目执行情况等不应仍依照《中国红十字会法》仅向理事会报告，而应增设其向公众公示的义务，这也与公募基金的一般披露要求相一致，具有合理性。

（二）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

组织在应对出现的风险问题时，首先应寻找并理解公众情感的动因，而后再通过一系列负责任的行动来与公众期待保持一致，重建信任度。

危机发生时，人们往往更倾向于相信负面信息，因为恐慌、愤怒的心态更加符合他们的心理期待。想要降低由人的思维与行动差异带来的负面影响，就需要让双方看到沟通过程中彼此在同一问题的逻辑假设与推演上的差异，减小防范和控制危机产生的难度。所以，危机管理过程中，至关重要的一步便是主动将有关信息全盘托出。其实，当公众对红十字会财务状况产生疑虑时，最好的办法是将经过审计署审计的财务报告上网，把掌握的全部信息诚实地公布出去以澄清误解。除了审计，鉴于红十字会之前按照《基金会管理条例》规定所公布的年报中，存在着严重的内容滞后与粗陋，笔者在此建议红十字会可以主动提出成立独立的财务委员会，聘请专业的会计师等，主要对中红十及其分会等的财务状况进行随机抽查，同时要求其成员不得参与中红十其他工作，以此实行有效内部的监控。

（三）政府在公共危机应对中的角色。

转型期的中国政府仍然不可避免地带有科层制的痕迹，一方面，政府内部仍存在权利与制度的割裂；另一方面，协调机制的不完全又或者是部门间缺乏合作意愿又带来大量的管理漏洞。危机一旦发生，而政府又难以突破行政权限以及其带来的问责约束时，仅靠组织层级间单薄的信任机制来应对风险，必然难以化解公共危机。那么，政府应如何在公共财政束缚和公共服务需求膨胀的双重压力下，催生出高绩效的治理模式，与非营利组织共同铸建其社会信任？

笔者认为，在以追求公共价值为终极目标的前提下，政府应更多地关注公共服务的实质。考虑到中国政治和社会的宏观背景，以及其不算发达的公民社会，想要在短期内完全实现政府透明、信息共享恐怕不太可能。国外较为成功的经验是，政府以外的其他行动者往往能够与政府相互补充，优化其僵化的契约式监督管理，培养广泛的公民参与。所以，政府应充分

利用其自身权威、独占性资源和公正中立的形象，寻找并召集合适的行动者，从而更有效地化解公共危机。

四、结语

如何预期“信息真空”的产生并为填补它做好准备，使得信息的流动向着有利的方向发展成为危机公关管理过程中至关重要的一步。我们必须意识到，全盘托出给组织的信誉资产带来的长远价值将远远高于短期的经济或法律成本，而且使组织更易获得社会的理解。即使组织无法准确回答公众提出的问题，也要提供现有的与危机有关的全部信息，让公众成为组织危机处理过程中的一份子，和组织一起寻找危机和答案。□

（作者：胡丹菲，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本科在读，研究方向：政府公共关系，比较政治学；张梦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注释：

向德平、陈琦.社会转型时期群体性事件研究.社会科学研究.2003年第四期.刘少杰.改革社会管理体制，化解风险型社会矛盾.科学社会主义.2010年第3期.参见《社会团体登记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２５０号））第三条第三款“下列团体不属于本条例规定登记的范围：

（一）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人民团体；

（二）由国务院机构编制管理机关核定，并经国务院批准免于登记的团体；

（三）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内部经本单位批准成立、在本单位内部活动的团体。”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第二十条“红十字会经费的主要来源：

（一）红十字会会员缴纳的会费；

（二）接受国内外组织和个人捐赠的款物；

（三）动产和不动产的收入；

（四）人民政府的拨款。”

参考文献：

[1]姜平.贾洁萍.孔庆兵著，公共危机管理与突发事件应对.红旗出版社，2011.敬乂嘉主编，.网络时代的公共管理.复旦公共行政评论（第七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2]沈国琴，社会团体登记制度反思.北方法学，2010（1）.[3]魏东云，蒋光清，刘航潮主编，公共关系心理学.人民军医出版社.2006.[4]赵来军主编.公共危机与社会治理.城市风险与公共安全研究（第一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5][英]迈克尔·雷吉斯特，朱蒂·拉尔金著，谢新洲，王宇，鲁秋莲译.风险问题与危机管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关键词：中国红十字会 公共危机 危机管理

第四篇：复盘 郭美美事件导致中国红十字会捐款减少反应中国民众道德的进步还是退步 南信VS河海

复盘：南京信息工程大学VS河海大学

郭美美事件导致中国红十字会捐款减少是体现当代中国道德的进

步还是退步

2011年的郭美美事件将中国红十字会，甚至整个中国的慈善行业推向了风口浪尖。一个20岁出头的年轻女孩，在微博上炫耀她的豪宅名车，珠宝首饰，而这个女孩的微博认证偏偏是“中国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强大的中国网民人肉出了这个女孩的所有信息，并将批判的矛头迅速转向中国红十字会。尽管红十字会尽力撇清和郭美美的关系，几位红十字会的大佬也跳出来澄清事实，但红十字会内部存在的各种问题也被细心的网友挖掘出来，多笔捐款去向不明、内部监管不力、复杂的商业合作关系等问题也浮出水面。郭美美事件发生后，中国红十字会收到的捐款数量骤降86﹪，中国慈善行业的发展进入了短暂的冷冻期，同时也是重要的转型发展时期。

看到这个辩题的时候，我觉得双方对当代中国道德的定义以及对衡量道德进步与退步的标准肯定会存在分歧与争议，郭美美事件导致中国红十字会捐款减少作为既定的事实没有争论的必要，而这个事件与当代中国道德的关系是双方需要重点论证的。

一、辩论过程纪录

正方南京信息工程大学代表队的立论：首先他们提出了郭美美炫富暴露了红会确实存在着道德问题，但红会的道德问题不是当代中国的道德问题；随后他们提出了衡量道德进步的两个因素：

一、之前民众乐善好施，在事件发生后意识到自己应该查账，查出了问题且越查越多，了解情况后公众选择减少捐款，发现问题后自我检查与更正，这是公众道德意识的觉醒，标志着道德的进步；

二、郭美美事件发生后六部法规颁布规范慈善事业，道德作用更加广泛、更加强化也说明了道德的进步。

反方河海大学的立论：首先批驳正方使用个例来代表全社会的道德情况，随后提出衡量道德进步的标准：作为国家良心代表的慈善事业是否与现代社会相适应；国家道德的退步体现在红十字会等慈善机构的道德退步，主要原因有：①行政化的管理方式②财务不透明③慈善事业组织化的不成熟。

反二质询正一：

1、衡量道德意识觉醒与道德促进作用的变化标准是什么；

2、能不能论证郭美美事件发生之前公众的道德问题；

3、个人能否论证国家道德情况。

正二质询反一:

1、“郭美美事件导致中国红十字会捐款减少是体现当代中国道德的进步还是退步”与“郭美美事件体现了当代中国道德的进步还是退步”有什么不同；

2、看待道德问题是否应该看公众的态度与应对方式；

3、道德作用变广是不是体现着进步。正三小结：

1、红十字会的道德问题是双方共同承认的前提，支出反方论证对象错误；

2、发现问题与质疑才能体现进步。

反三小结：

1、公众态度不等于道德；

2、道德的作用在整个事件中没有体现；

3、目前慈善机构暴露出的问题才是讨论的重点。正三质询：

1、是不是因为红会体制没变，跟不上时代就是道德退步；

2、民众之前不去检查现在去查，态度变化，体现了进步；

3、是否承认民众发现问题就是进步。

反三质询：

1、不捐钱就是道德觉醒吗（乞丐的例子）；

2、民众的选择是多样的，哪一种代表了进步；

3、是否承认民间慈善事业的举步维艰体现了退步。

正二盘结：提出了公众社会的道德制约作用。

反二盘结：

1、支出正方无法论证事件之前的公众道德；

2、个例与整体；

3、慈善组织的进步。

自由辩论的争论焦点：

1、慈善组织的道德能否反应中国整体的道德；

2、道德作用变广是不是说明了道德进步；

3、没有达到要求是不是退步，标准是什么；

4、问题产生与解决问题何者更能表明道德进步与退步。

二、总结与点评

首先看一下双方的立论，正方提出的判断道德进步与否的标准是看民众对此事件的态度与应对方式，为此他们提出了，公众之前不了解情况，所以乐善好施，现在知道了内部的问题，采取一系列措施保障我的捐款，当大部分人都意识到这个问题并采取措施的时候，这就是公共道德意识的觉醒，一种道德的进步，另外正方提出了道德的作用，举出了六部慈善行业法规，但是这与道德作用有何关系，又如何说明了道德的进步，正方时间仓促没有很好的说明。

然后看一下反方，反方的立论很有意思，他们将道德表述为国家良心，慈善事业就是国家良心的代表，他们将慈善事业的退步等同于国家道德的退步，衡量的标准就是是否与现代社会相适应，随后他们又论述了慈善事业的问题与不足，藉此论证了道德的退步。

辩题中郭美美事件是“因”，反映出中国慈善事业存在的种种问题，民众捐款数量减少是“果”，是大部分民众对当前慈善机构存在缺乏道德意识与责任意识的问题而做出的应对。在立论中，正方更侧重于“果”，从民众对此事件的态度中去论证道德进步，反方更侧重于“因”，从慈善机构及慈善事业的问题中剖析道德退步。双方的判断标准与逻辑推论都是可以接受的，能够做到自圆其说，但感觉双方都没能从“因”和“果”的整体来分析论证己方道德进步还是退步的观点，整体上的把握是有所欠缺的。并且，正方在立论中不停的举例子，给人的感觉是在陈述某件事而不是论证一个辩题，正方一直说什么什么就是道德进步，但是其中的逻辑关系并没有明显的体现出来；反方陈述了道德退步=慈善事业出现问题，但后面的立论又去说慈善事业出现了什么问题是什么原因，对于为什么划“=”没有详细论证，个人感觉这才是重点。

进入质询阶段，双方的质询都很有意思，很多都是围绕着正方的观点来的，正方希望通过质询来巩固自己的观点，反方希望通过质询攻击正方的观点。首先我们看一下反方的问题，他们质疑正方用个例代表普遍；要求正方论证郭美美事件前的公众道德水平来与事件发生后的对比来说明“公众意识觉醒”；要求正方论证提出的“道德作用变广”。反方整场几乎都是在提这几个问题，正方始终无法做出准确有力的回答。正方也很有意思，他们的提问大都是希望反方承认公众的应对方式体现了道德意识觉醒，体现了道德作用广，体现了进步，很少有问题去攻击反方。就个人看来，双方如果去仔细论证自己的观点都是有难度的，正方固然很难说明郭美美事件前公众对待慈善的态度来与事件发生后去对比，也不容易论述自己方提出的所谓道德的力量，但反方提出“当代中国的道德表现为国家良心——慈善事业是国家良心的代表——慈善事业出现了问题——当代中国道德退步”的逻辑线索也大有值得商榷之处，为什么慈善事业可以代表国家道德？为什么慈善事业出现问题可以说明道德退步？如果按照反方的思路，比赛辩题与“郭美美事件反映当代中国道德进步还是退步”有什么区别？

在质询过程中，有一些观点提的很好，一、正方有意识的区分了“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两个阶段，在正方的立论中，公众发现问题并积极寻求解决方法解决，这种更加理性的判断与寻求体现了道德的进步，而反方只是发现问题，问题是慈善组织自身的问题，无法论述出公众道德退步的问题；

二、正方对反方衡量退步的标准有疑问，达不到时代的要求是不是退步呢？慈善组织在过去一直都是这个样子，只是郭美美事件前我们普罗大众不了解，慈善组织并没有变化，怎么是退步呢？

三、反方质疑正方，今天我知道红会在欺骗我所以我不捐钱，这是任何一个正常人的正常反应，如何看出他的道德意识的觉醒呢？这几个点双方在自由辩中也着重交锋。

最后说结辩，反方的结辩用了大篇幅将他们的逻辑重新梳理了一遍，阐明了慈善组织的道德与公众道德的关系，巧妙的填补了之前的一些漏洞，相比之下，正方的结辩并没有很好的回答本场比赛中针对正方的一些问题。整体来看，反方无论从技巧、逻辑还是临场表现来看都略胜正方一筹，他们的长处也是我们需要努力学习的。

三、细节评析

看一下反方二辩对正方一辩的质询：

反二：对方辩友您方衡量道德进步的标准是什么？

正一：有两点，一是道德意识的觉醒，一是道德作用的增强。反二：对方辩友既然提到了道德意识的觉醒那么您方能否论证在郭美美事件前公众就是盲目的、无知的？

正一：我们只能说之前公众没有形成一个群体性的声音。反二：好，郭美美事件固然是一个群体性的事件，但您方并不能论证事件前后公民的理性有了质的提升是吗？好我们再来看下一个问题，今天您方认为考察公众的道德水平应该是看整体还是看个体？

正一：应该是从整体考虑。

反二：好，今天郭美美事件发生后公众群体中有人选择捐有人选择不捐，那么究竟是哪一种行为论证了您方观点呢？

正一：今天我们看到慈善组织的账目不公开，我的捐款不能落到实处，所以我们会采取其他的方式来进行慈善。

反二：所以您方今天的论述只能论证个人道德而无法论证公众整体的道德。

反方的质询十分有力，直接批判了正方的衡量标准，既然提到了道德觉醒，那么必然会有前后的对比，而正方确实很难论证事件之前的道德情况；对于个体整体的问题正方的回答确实无法令人满意，这个问题其实不难，整体是由个体组成的，整体的考量不能离开个体，大多数个体的选择与判断决定了整体的走向与水平，正方却是用个体去印证整体，是不明智的。

我觉得这个盘问提问的角度非常好，如果赛前缺少考虑很容易出现接盘时的疏漏而影响整支队伍的体系与发挥，正方没有很好的意识到自己逻辑中的某些漏洞，回答的并不好。

再看一下正二对反一的一个问题：

正二：对方辩友今天我们去论证一个不道德的事情有多么不道德有什么意义？我们更应该去论证它的应对方式不是吗？今天我们看到公众的道德判断与理性选择是不是说明了进步呢？

反一：不是，举个例子，今天老师批评我导致我学习进步，我们说我的学习是进步的，但老师批评我，这说明我是退步的。

首先，这个例子举出来我不知道反方的用意何在，这是个非常没有用的类比，正方完全可以借力打力，把例子拆分出因果来说明郭美美事件导致公众捐款减少的事件，反方的例子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论证正方的观点。其次，双方又开始争论问题、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三者的关系与何者更能论证己方的观点，我觉得双方必须都要同时考虑三者并作综合分析，正方忽略问题本身大谈解决之道，对个体的考量多于整体；反方直接无视公众将慈善事业拔高到国家道德的高度，用整体压倒了个体，我觉得这是双方共同疏忽的地方，个体与整体、前因与后果的关系处理是不完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