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章丘胡律师办理离婚案件中遇到的一些财产问题的提前预防建议(小编推荐)
章丘胡律师办理离婚案件中遇到的一些财产问题的提前预防建议。
在很多离婚案件中,牵扯到财物赠与或借父母亲戚的钱购车或者父母出资而财产登记在子女一方名下的现象较为普遍,夫妻关系好没问题,但一旦夫妻关系破裂,对付公堂,往往因为举证问题而产生很多纠纷,甚至因为证人的关系问题造成事实无法查清,无法维护当事人的正当、合法权益,在此,章丘律师胡安昭律师建议当事人应当加强法律防范:
一、举个例子,甲、乙系夫妻关系,甲方的父母出资5万元,乙方的父母出资8万元,共出资13万元支付了首付,房产登记在甲、乙双方名下。甲、乙共同还贷五年,现因感情不和欲离婚。在这种情况下,案件的事实是甲乙双方的父母都有出资,但问题是如何证明甲乙双方父母是否出资以及出资多少的问题。因为在实践中,甲乙双方在向父母借款的时候因为这种父母子女关系碍于情面不会打借条,现在补借条,如果对方申请鉴定,是能够鉴定出是补得,如果双方各申请自己的父母出庭作证,这种孩子让自己的亲生父母作证能不能采信真不好说。指望对方的自认,夫妻都闹到了法庭上,指望对方的自认恐怕也不是那么现实。所以,事实如何查明成了一件棘手的事情。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如果不能对于自己的请求提供证据支持,则承担对自己不利的法律后果。胡律师建议,有这种情况的夫妻双方,在向自己的父母借款的时候,应当当场书写借条,并且让自己的配偶也在借条上签字,而作为父母这一方,当时的大额提款凭证也应当保存好。另外也可以采取另外一种方式,就是夫妻间在购房的时候可以对各自家庭的出资情况写一份协议,写明各自家庭的出资情况,当然,钱还了,还了谁的钱应当双方在这份协议上注明一下,要注意,如果是还得男方亲戚家的钱,应当由男方在双方协议上注明。反之亦然。为什么这么约定,防止万一对方捏造事实,本来还了的钱在离婚的时候说还没还。购房是这样,购车情况也是这样,不再赘述。不要马虎,很多当事人觉得不好意思,但到打起官司来得时候,因为没有证据而自己吃亏,我可是提醒过你的哟。
二、关于父母支付全款买房,而房产登记在自己子女名下的情况,遇到离婚的时候,往往对方就因为房产证的名字而要求分割。出资的这方认为夫妻一分钱都没有出,显然不同意分割。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一方的父母出资,并且赠与给自己子女的情况下,建议写一份赠与协议,如果明确给自己子女一方所有,应当在协议上写明。保留好自己的提款凭证、交款凭证等等。虽是父母子女,该签协议的时候还是要签一份协议。日子谁都想着往好处过,没人想离婚,但感情的问题,能保证今天,谁知道明天会怎么样。所以胡律师提此建议,听不听在您了。
第二篇:关于当前离婚案件中财产分割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关于当前离婚案件中财产分割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婚姻家庭领域里的财产状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离婚案件中财产纠纷越来越复杂,财产种类越来越多,财产争执标的额越来越大。但由于现行法律不够完善、当事人财产约定意识不强等原因,有的财产难以公平有效分割,社会影响不断扩大,亟需引起重视。
一、存在问题
一是当事人不择手段争夺财产。当夫妻感情破裂时,对财产的争执往往寸金不让。有的一方当事人为了达到目的,甚至不择手段,采取各种形式争夺财产。有的一方当事人为了迫使对方在财产问题上作出让步,不惜“鱼死网破”,以掌握对方非法证据或不宜为外人所知的隐私为胁迫点,给对方开出条件,一旦不同意,就扬言一损俱损,鱼死网破。例如,到一方当事人单位“闹事”,不让其“好过”为手段,迫其就范。有的一方当事人在财产分割问题上伪造债务,作假证言。例如,父亲在支持儿子购房时并未有借条,但在离婚时,补写欠条的情况等。有的一方当事人私自售卖共有财产或运用虚开发票、大肆消费、私自卖房等手段隐匿自己的财产。例如,一方当事人从银行现金支取后,另换户头转存另外银行。再例如,一方当事人购买一件一千元的大衣,但通过熟人开具了三千元的发票,以解释财产去向。二是多类财产难以分割。首先,房产分割难。由于婚前婚姻风险防范意识不足,以及目前中国住房现实因素,房屋分割一直是离婚案件中的首要难题。对一般家庭来说,房子就是价值最大的共同财产,又与正常的工作、生活息息相关,因此最受重视。但房子争议涉及到购房款的支付、房权人的共有、产权过户的程序、新旧法律地冲突等相关复杂问题,造成在离婚案件中难以分割。例如,对于按揭房屋财产的分割,《婚姻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对此都没有明确规定,给案件审理带来了很大难度。其次,共同股权分割难。当前,公司股权夫妻共有的情形日趋增多,离婚案件中涉及夫妻股权的分割不断出现。但由于公司利益主体多且法律关系复杂,在实际审理中难以对股权进行合理分割。最后,无形财产分割难。当前现行法律对有形财产给予了相当的重视,而忽略了无形财产的存在。司法实践中常出现夫妻共同财产大部分用于支持配偶一方智力投资。例如,出国深造、读研究生或学习专业技术。当一方学成或尚未学完时另一方提出离婚,这时如果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分割,可分的实物已不多,即使全部分割给“支持一方”,仍然显失公平。
三是假借离婚逃避债务或骗取财产。有的一方当事人通过行政手段假离婚分割财产、逃避债务、规避法律。例如,某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借款买了一辆高级轿车,后来双方协议离婚,离婚时这笔债务还没有清偿。在离婚协议中,双方约定所有的财产归女方,而男方承担债务。当债权人向男方主张债权时,男方却说自己没有偿还能力。还有的一方当事人利用法律漏洞,采取闪婚闪离、多次离婚等卑劣手段骗取对方财产。例如,曹某与丈夫孙某在结婚前将房子和80万企业股金进行了财产公证。约定结婚一年内离婚的,财产归男方所有,结婚一年后五年内离婚的,双方各得一半。但在结婚整一年后,曹某就向法院提出了离婚并提供了孙某与异性暧昧的证据。最终,法院判决孙某支付曹某70万元。再例如,某地50多岁的于女士先后与4名男性结婚,又以各种理由分别向法院提出离婚,每次于某都“合法”分得了一套房产。
二、意见建议
一是完善立法。建议完善房产分割、共同股权分割、无形财产分割、借离婚之名逃避债务或骗取财产等方面具体事项的立法。例如,对于按揭房屋、有限产权房屋、父母购买的房屋等不同情况的房产分割,建议在遵循男女平等,照顾无过错方、保护妇女和儿童权益等一般原则的基础上,充分体现维护国家、集体财产利益,平等,保护售购房双方当事人合法权益的法律原则;对于股份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的分割、独资企业中的财产分割、合伙企业中财产份额的分割、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的分割在双方协商为主基础上对具体问题具体情况进行详实细致的规定;对于知识产权等无形财产建议充分评估家务劳动对于夫妻各自人力资本及其预期利益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对一方因增加人力资本而耗费的成本及取得到预期利益进行分割的同时,对于另一方减损的人力资本予以适当地补偿。
二是提高群众财产约定意识。要利用广播电视、报刊杂志、门户网站等媒体广泛宣传婚前财产约定和公证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提高群众个人财产保护意识。使群众逐渐改变传统思想观念,建议婚姻登记部门在婚姻登记的同时向夫妻双方提供婚姻指导、法律咨询和财产约定服务,鼓励前来登记的夫妻双方进行婚前财产约定或公证。建议夫妻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归各自所有、共同所有或部分各自所有、部分共同所有。三是完善夫妻共同财产清算制度。在夫妻共同财产方面建议建立有效的清算和保障公平制度,公平清算双方当事人的共同财产。例如,对一方名下的财产,另一方应有权调查取证,如果不能给予保证,应该举证责任倒臵即另一方证明自己没有那么多财产。同时,建议制定和实施国家个人财产登记、执行等方面制度,以保障离婚时财产数量的真实可靠、宜于查询以及执行的可行性,进而从制度上改变目前离婚妇女带来的种种不便,避免因一方当事人故意转移、变卖、挥霍财产而造成另一方当事人得不到应有财产份额的问题。
第三篇:关于促进人民检察院在办理直接立案侦察案件中切实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建议
关于促进检察院在办理直接立案侦察案件中切实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看法
律师办理刑事案件的会见难,阅卷难,调查取证难问题(司法界俗称“三难”),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三难”问题的出现和长期存在,不仅极大地挫伤了我市广大律师办理刑事案件的积极性,也使许多被追诉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的保障。为了切实解决律师在办理刑事案件中存在已久的“三难”问题,保障律师依法执业的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及六部委关于实施刑诉法的若干规定,均对律师在各阶段的会见及相关权利作了明确的规定。特别是针对律师在办理检察院自侦案件的侦查阶段以及审查起诉过程中的“三难”问题,最高人民检察院于2003年12月30日颁布了《关于人民检察院保障律师在刑事诉讼中依法执业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规定》对如何有效解决上述问题,作出了比较详细的、有针对性的、操作性强的规定。《规定》的出台,一定程度上使律师在办理检察院自侦案件中的执业权利,有了更为具体的制度保障,它在我国刑事立法的进程上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本人认为,在执行国家法律及《规定》上还有许多不尽人意之处,对律师在办理检察院自侦案件的过程中,仍然人为设置种种障碍,“三难”问题在检察院自侦案件中仍未得到彻底解决。
一、检察院在办理自侦案件中违反规定,限制律师执业权利的行为主要表现在:
1、没有按规定指定专人接收律师要求会见的材料,没有做好相应记录,无人负责、相互推诿现象严重。
《规定》的第一章关于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第二条中明确规定:人民检察院办理直接立案侦查的案件,律师提出会见的,由侦查部门指定专人接收律师要求会见的材料,办理安排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的有关事宜,并记录备查。这就是要求检察机关在办理自侦案件过程中,对律师提出会见犯罪嫌疑人的要求,要指定专人接受材料、办理会见事宜并记录备查,以防止出现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时无人负责、相互推诿的情况。然而,在实际的办案过程中,律师提出会见要求后,检察机关的工作人员往往以“最近忙得很;承办人外出办事不在,回来再通知你;需要领导批准,领导不在家;”„„等等这样那样的答复拖延甚至变相拒绝安排会见。都没有指定专人接受律师会见材料,更不用说做好记录备查了。实践中,律师申请会见一般都需要两次或多次才能获得安排,而且往往有时间和次数的限制;在第二、第三次申请会见时,侦查部门一般都以种种的理由推托阻止会见。
2、没有按规定的时间及时安排律师会见当事人。
《规定》第3条明确规定:人民检察院侦查部门应当在律师提出会见要求后48小时内安排会见;对于人民检察院直接立案侦查的贪污贿赂犯罪等重大复杂的两人以上的共同犯罪案件,律师提出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的,侦查部门应当在律师提出会见要求后的五日内安排会见。但从现实来看,有的侦查员少则三五天,多则十天半个月安排会见。这使律师不能为犯罪嫌疑人提供及时有效的法律帮助,也导致律师在侦查阶段“提前介入”这一立法的初衷难以实现。
3、扩大“国家秘密”的内涵,将许多非涉密案件以涉及国家秘密为由而拒绝安排律师会见。
《规定》第五条规定:对于不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不需要经过批准。六部委《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1条规定:“《刑事诉讼法》第九十六条规定,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应当经侦查机关批准,对于不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不需要经过批准。不能以侦查过程需要保密作为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不予批准。”从而明确了对于 不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不需要经过批准。也就是说,对于不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检察院的侦查部门只有依法履行“安排”的义务,而不享有“批准”的权利。但实践中,我市大多数检察院的侦查部门往往无限扩大“国家秘密”的内涵,无论案件是否涉及国家秘密均以案件涉及国家秘密为由要求必须经过批准才能会见。仍旧采用《批准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决定书》的形式。这种将律师会见由履行“安排”义务变成“批准”权利,违反了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侵犯了犯罪嫌疑人依法享有的诉讼权利。
4、限制甚至禁止律师向当事人了解案情,将“可以”派员在场变成“必须”派员在场。
《规定》第6条明确规定:律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时,可以了解案件以下情况:犯罪嫌疑人的基本情况;犯罪嫌疑人是否实施或参加与所涉嫌的犯罪;犯罪嫌疑人关于案件事实和情况的陈述;犯罪嫌疑人关于其无罪、罪轻的辩解;被采取强制措施的法律手续是否完备,程序是否合法;被采取强制措施后其人身权利、诉讼权利是否受到侵犯;其他需要了解的与案件有关的情况。但从实际执行的情况来看,我们很多律师都反映在某些地方的检察院办理贪污受贿等刑事案件,即使律师被批准会见,会见权也受到极大的限制。如侦查人员限制谈话内容,有的只让问“在里面怎么样?还好吧?”等无关痛痒的话,一旦涉及案情,侦查人员便立即打断律师与当事人的谈话,并催促说时间已到。并时不时的警告犯罪嫌疑人不得乱讲,警告律师不得谈具体案情;律师和犯罪嫌疑人的谈话经常被打断或阻止;禁止律师记录等等,使律师会见仅仅起到代替家属探监的作用。另外,会见时,侦查部门往往不分案件具体情况和是否需要,均派员在场,将“可以”派员在场,变成了“必须”派员在场。有些时候即使没有侦查人员在场,但侦查人员也要将会见的场所选择在有安装监控设施的地方,整个谈话过程还被录音、录象监控之下,使整个会见活动蒙上浓浓的阴影,就连会见的律师也强烈的感觉到缺乏一种基本的安全感。可想而知,这样的会见显然是达不到它真正目的的,这样也使律师会见形同虚设,变的毫无意义。
5、没有主动听取律师对案件的意见,即使律师对案件提出意见,承办人员也大都置之不理。
《规定》第二章关于听取律师意见第十条和第十二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在侦查终结前,案件承办人应当听取受委托的律师关于案件的意见,并记录笔录附卷。人民检察院审查移送起诉案件,应当听取犯罪嫌疑人、被害人委托的律师的意见,并记明笔录附卷宗。从这一规定的本身来讲,确实充分体现了最高检察机关对律师意见的尊重,有助于律师在侦查阶段和审查起诉阶段更好地行使自己的职能,从而为刑事案件的合法、公正的审判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但从实践看,温州地区的大多数检察院及其工作人员,远远没有做到规定的要求,极少主动的去听取律师对案件的意见,非但如此,有些承办人员对律师已经提出的意见不仅不记录在卷,更甚者把律师的所有意见都弃置不顾,这样做的结果是,检察官经常把一些本来存在重大缺陷、不具备起诉条件的案件移送审查起诉,这既浪费了司法资源,同时也增加了犯罪嫌疑人被审理、定罪的风险。
二、针对检察院在办理自侦案件中违反规定限制律师执业权利的行为,笔者的建议是:
1、检察机关应当切实转变观念,认真积极的贯彻落实《规定》的基本要求。虽然,从检察官和辩护律师的诉讼职能定位上看,双方存在着对立的一面,但在保证法律的正确适用、维护被追诉人合法权益的方面,二者的目标是共同的、一致的。因此,检察官应当积极转变“把律师视为异已,认为律师参与刑事诉讼活动就是钻法律空子,替坏人说话,挑检察机关毛病”的错误观念,充分认识律师在刑事诉讼活动中的积极作用。
2、检察机关应当设立专门接待会见的窗口,派专人统一接受律师的申请和安排律师会见,并做好记录备查。而不应再叫律师去找具体的办案人员。这样既可以避免办案人的推诿,也可以使办理结果有据可查。
3、市、县(市区)两级检察机关应严格执行《规定》,在规定时限内安排律师会见,对非涉密案件不得以任何借口设置报批程序,并不得使用《批准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决定书》。真正让律师会见变“批准”权利为“安排”义务。逐步将目前的每个案件都派员在场向不派员在场转变。真正做到听取并着重律师对案件提出的意见。
4、检察院应当设立或指定受理律师投诉的窗口或部门,制定一套严格的责任追究制度,并及时向社会公示。要让那些怠于履行职责或违反《规定》的检察人员受到应有的责任追究,真正保障律师依法办理刑事案件的权利。
5、检察机关和律师协会之间应当加强沟通,以增进检察官和律师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尊重,及时地沟通双方有关依法保障律师执业权利和规范办理刑事案件的工作动态和信息,监督彼此之间的工作;同时,还可以建立一套对刑事法律研讨、学习的机制,定期组织检察官和律师对刑事法律疑难、热点问题进行讨论。这样,检察官和律师之间的沟通便得以进一步加强,双方之间的理解和尊重定会得以增进,《刑事诉讼法》的价值目标也一定会更好的实现。
第四篇:关于转发陕西省西安市《 关于办理离婚、房产案件中有关户粮分立、迁转和房产变动问题的联合通知》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商业部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关于转发陕西省西安市《 关于办理离婚、房产案件中有关户粮分立、迁转和房产变
动问题的联合通知》的通知
法(民)发[1985]5号 1985年03月21日
各省、市、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公安厅(局),城乡建设环保厅(房地产管理局),粮食厅(局),云南、青海省商业厅:
兹将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安局、粮食局、房地产管理局一九八四年十一日十月《关于办理离婚、房产案件中有关户粮分立、迁转和房产变动问题的联合通知》,稍加修改后,转发给你们,请参照办理,并注意在实践中总结经验。执行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亦请及时报告我们。
一九八五年三月二十一日
附:关于办理离婚、房产案件中有关户粮分立、迁转和房产变动问题的联合通知
各区、县人民法院、法庭,各公安分局、县局、派出所,各区、县粮食局、粮食中心店、机关、居民粮油管理所、农村粮食购销站,各房地产管理分局:
近年来,法院判决或调解的离婚案件当事人和房产纠纷案件当事人在办理户粮分立或迁转、房屋产权变动手续方面出现了一些问题。案件当事人之间因离与不离、子女抚养、财产分割等问题意见常不一致,法院判决或调解后,一方当事人在办理户粮分立或迁转、房屋产权变动手续时,常因另一方当事人拒不交出原户、粮簿和房屋权状,致使这些手续不能及时办理。有的当事人因无户、粮关系,影响子女上学,长期购买议价粮、油;有的当事人因得不到房屋权状,不能对其房屋行使占有、使用和处分权;为办理这些手续,他们到处奔走,往往无济于事。这些情况,严重地影响了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甚至导致矛盾激化。为了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为四化建设创造一个安定团结的环境,特作如下通知:
一、关于户口分立、迁转。
(一)离婚当事人可持原户口簿和法院的判决书或调解书到当地公安派出所办理分户或迁转手续,当地公安派出所应依据法院的判决或调解书,按照分户、立户的规定予以办理;
(二)如一方当事人不愿交出原户口簿,经公安派出所动员说服无效的,可按判决或调解书办理分户或迁转手续,并在户口登记簿上注明分户日期和原因。
二、关于粮食关系的办理。
(一)离婚案件当事人可持原购粮证和分立、迁转的户口证明及法院的判决书或调解书到粮管管所办理粮食分立、转迁手续。当地粮管所应依据户口证明和法院的判决书或调解书予以办理,迁出粮食关系;
(二)如一方当事人拒绝给原购粮证,另一方当事人可持户口证明和法院的判决书或调解书到当地粮管所办理迁出粮食手续,粮管所据此予以办理,并通知粮店停止供应原购粮证上已迁出人的口粮,在底册上予以注明。
三、关于房屋产权变动
(一)法院在办案时,应先收取原房屋权状。如果需要变动,在结案后随判决书或调解书一并发往房屋所在地房管部门;如果因其他原因未收到原权状的,法院在协助执行通知书上注明原权状作废;
(二)房管部门在接到判决书或调解书后,应依据法院的判决或调解书,按照房屋管理有关条例的规定,办理房屋产权的转移、变更登记手续;
(三)本通知下达前,一方当事人拒绝交回原权状的,由原审法院在协助执行通知书上注明原权状作废。房管部门应依据法院的判决和协助执行通知书予以变动。
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西安市公安局 西安市粮食局 西安市房地产管理局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