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修泽：分配制度改革应有三个“提升”范文

第一篇：常修泽：分配制度改革应有三个“提升”范文

常修泽：分配制度改革应有三个“提升”

150年前，德国人拉萨尔曾抛开所有制问题，单纯“在分配问题上兜圈子”，并把这一思想写入《哥达纲领》之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此进行了批评，认为应该超越分配问题，从更深层次的制度层面来思考问题。今天，中国的情况与当年德国虽不可同日而语，但是，“超越分配，深入实质”的思维，对我们仍然具有一定的启示。基于此，我在这里提出收入分配改革的三个提升。

第一个提升：由促进经济发展切入，向促进人的自身发展提升

收入分配问题，有一个“工具论”和“实质论”的区隔问题。所谓“实质论”，就是真正站在“人”自身的立场，来谋求促进人的自身解放和每个人自由的全面发展。目前中国的收入分配格局如此失衡，从人的角度来研究，反映了人权的某种缺失，特别是劳权的缺失。我们只要研究一下最近这些年劳动者报酬在整个初次分配中比重的大幅下滑，就可以明显看出。这里牵涉如何看待“中国劳动力成本低廉优势说”的问题。对此应一分为二。一方面，中国确实劳动力成本低廉，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外贸的增长及其外汇储备的增加，很大程度上与此有关，对此“优势”不应简单否定；但另一方面，也必须冷静地看到：这里确有劳动力价格被低估和扭曲的问题。而劳动力价格被低估和扭曲的实质，则是中国劳权的弱化。至于少数企业的低工资，已经跌破了文明的底线。上述“劳动力成本低廉优势”，同时也是一种“低劳权的劣势”，是利润蚕食工资。因此，现在讨论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必须提升到人权特别是劳权的高度，要有保障人权特别是劳权的制度安排，使劳动者有尊严地劳动和生活。

第二个提升:由分配制度改革切入，向产权制度改革提升

分配问题涉及深刻的产权制度，主要涉及如下三个：

1、土地制度。目前，中国社会的财富流向，第一位向哪里集中？经过大量的事实调查和资料分析可以看出，第一位的集中点是房地产行业。这里的原因固然很多，但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的土地制度存在严重的缺陷，具体表现为“双重垄断”：一方面，面对土地的拥有者（特别是农民的土地），权力部门是“垄断买方”，土地要转换性质，必须首先“卖”给政府，而且价格较低，农民作为土地拥有者的地位未完全实现。另一方面，面对“购房群体”这一最终消费者，权力部门又是上游要素——土地的“垄断卖方”，消费者要购房实际上必须先从政府处购买土地。这就导致利益分配的扭曲，在权力与资本合谋中，房地产企业获取较高的收入。

2、资源产权制度。与房地产行业相类似，另一个财富流向的集中地是矿产资源开发行业，比如人们议论的煤老板暴富问题。为什么煤老板这些年迅速暴富？这与矿产资源产权制度缺失有很大的关系。突出表现在资源价格成本构成不完全，导致利益不合理分配。目前，中国资源企业的成本，一般都只包括资源的直接开采成本，而像矿业权有偿取得成本、环境治理和生态恢复成本等尚未完全体现，形成不完全的企业成本。可以说，“不完全成本”是目前煤炭行业取得暴利的最主要原因，也是“煤老板”们超常致富的奥妙之一。

3、垄断性经营制度。目前，中国垄断性行业改革相对滞后，有效竞争机制尚未形成。一是市场准入环境不宽松，进入壁垒障碍依然严重。二是支配市场的原垄断企业与新进入企

业不对等，使得有效竞争难以实现。特别是垄断性行业国有资本“一家独大”的问题依然严重，民营资本进入困难。可以说，当前社会热议的“收入向垄断性行业倾斜”的问题，与上述产权制度改革滞后有直接瓜葛。

解决以上三个方面问题，都不能只停留在收入分配层面，而应由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切入，向产权制度改革提升。

第三个提升：由财富创造和分配机制转型切入，向政府和社会方面的转型提升

财富创造和分配机制转型，不可避免地要触及政治体制和社会体制转型问题。为什么在初次分配中劳动者收入比重下降？为什么劳权明显弱化？关键在于劳动力要素所有者还没有完全掌握自己的命运，还缺乏一种制度性的安排。目前来看，资方力量（含国有资本）在一些地方还比较强大，相对来说劳方的力量比较薄弱，没有形成“劳资谈判”协商的机制。虽然一些企业也有工会，但是在关键之处，人们看不到工会的力量。这就涉及深层的体制改革问题。还有，政府自身的转型更是刻不容缓。我们讲了多年的建立“官员财产申报制度”，至今未见全面启动，这也涉及深层的政治和社会体制改革问题。

（作者为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教授）

第二篇：中国经济转型提升的方向(常修泽-人民日报)p

中国经济转型提升的方向2013年4月20日星期六

中国经济转型提升的方向（常修泽-人民日报）

常修泽《 人民日报 》（2010年11月26日07 版）

改革开放30多年来，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深入发展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显著特征。在发展新阶段，在继续推进这“五化”的基础上，着力实现人本、绿色、创新、协调发展将成为中国经济转型提升的显著标志。对此，应做深入研究。

更加重视以人为本：中国经济转型提升的核心价值

继续推进由“物本”向“人本”转变。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快速增长，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但也形成了过于追求GDP增长的“物本”发展理念和体制惯性。目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正在从以满足人的生存需要为主的生存型阶段，转入以追求人自身发展为主的发展型阶段。如果说在生存型阶段着重追求GDP指标具有合理性，那么，在发展型阶段就应更加重视人自身的全面发展。

从横向和纵向两个方向提升“人”的内涵。马克思在谈及未来新社会的本质时深刻指出，它是比资本主义社会更高级的、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促进“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要求我们在经济社会发展新阶段进一步提升“人”的内涵：横向上扩到边——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纵向上贯到底——超越“当代人”思维，着眼于代际公平。

由“单向度需求之人”向“多向度需求之人”提升。如果说前30多年人的需求向度还比较简单的话，那么，在发展新阶段人民群众的需求越来越具有多样性、升级性、公平性和可持续性的特点。因此，应更加重视以人为本。这里的“人”不应是“单需”之人，而应是“多需”之人，包括物质需要、精神需要、生命和健康需要、参与政治和社会生活需要等；不仅要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物质成果，而且要共享文化成果、社会成果和政治成果。

抛弃“人本工具论”，树立“人本实质论”。“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2000多年前的管子能提出这样的思想是很可贵的，但其出发点是称霸。与这种“人本工具论”思想不同，我们所讲的以人为本是真正站在人自身角度的“人本实质论”。中国经济转型提升，在核心层面上必须树立人本实质论。对于各级领导干部来讲，这个问题尤为重要。

绿色革命和创新革命：中国经济转型提升的战略标志

推动绿色发展。当前国际上对生态环境问题的关注度越来越高，我国发展的资源环境约束日趋严峻，这给中国经济转型带来巨大挑战。在此背景下，必须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推动绿色发展。绿色发展，不仅仅是一个绿色增长问题，而是一个包括绿色增长、绿色产业、绿色能源、绿色城市、绿色消费、绿色文化等的完整的发展体系。中国政府已经提出行动目标：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作出这样的承诺是负责任的——不但对中国负责任，而且对世界负责任；不但对当代负责任，而且对后代负责任。如何破解“绿色发展”道路上的难题？

中国经济转型提升的方向2013年4月20日星期六

惠等机制设计激励创新。

内外、产业、区域、城乡四大协调：中国经济转型提升的结构特征

内外结构：由出口导向向消费主导、内外联动转型提升。后国际金融危机时期，我国发展面临的国际环境更加复杂。无论是全球经济再平衡，一些发达国家减少消费、增加储蓄、扩大出口，还是各种贸易保护主义抬头，都凸显了过于依赖外需拉动经济增长的脆弱性和不可持续性。构建内需外需协调拉动经济增长的新模式，一方面需要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以实现尽可能大的战略利益；另一方面需要着力挖掘内需潜力，特别是扩大居民消费需求。

产业结构：由工业立国向产业协同转型提升。我国仍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工业占较高比重有客观原因，但第三产业发展滞后已成为制约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短板。第三产业发展滞后主要是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不足。2007年，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占全部服务业的比重只有45％，占GDP的比重不到20%，而发达国家的这两个比重分别为60%—70%和43%左右。由工业立国向产业协同转变，应以发展现代服务业为切入点，高度重视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作用，放宽市场准入限制，推进产权多元化，在市场性整合中扩大企业规模，促进现代制造业与服务业互动发展。

区域结构：由板块崛起向区域协调转型提升。我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是以“四大板块”即东部率先、西部开发、中部崛起、东北振兴为主要载体的，侧重于从抑制地区发展差距扩大方面推动区域协调发展。这是适合我国发展现状的，应继续推进。今后完善区域经济结构，应在以下几方面加强研究和谋划：第一，更多考虑各地区具体的发展定位、产业分工以及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进一步理顺“四大区域板块”与“四个主体功能区”的关系。第二，这些战略形成于不同的历史时期，针对的是上世纪80—90年代以及本世纪前10年的区域发展现状，在本世纪20—30年代如何发展，需要有升级性的战略考虑。第三，这些战略主要是以省级行政区域为基础的，还应在区域战略和政策的细化和具体化上下功夫。此外，促进区域协调发展，除了考虑生产力差异因素，还应重视空间布局因素和民族人文因素。以空间布局因素为例，“主体功能区”就是优化空间布局的一个新构思，它立足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现有开发密度和开发潜力，在统筹考虑全国开发情况的前提下，明确区域发展的战略布局、功能定位，有利于发展空间布局相对均衡。城乡结构：由城乡二元结构向城乡一体发展转型提升。我国的城乡二元结构问题，除了发展的问题，还有深刻的体制性问题。破除城乡二元分割体制的突破口，宜选在使符合条件的农民工享有与城市居民同等权利方面。为此，应改革创新相关体制，加快农民工身份转换。首先应考虑让技术型、稳定就业的进城务工人员成为户籍制度改革的先行者，然后再逐步扩大共享范围。下一步，在城镇化发展格局上可按“立体网络型”来展开，即以大城市为中心、中等城市为骨干、小城市及小城镇为基础，以大带小、协调并举，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